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9 農民運動

 

第四章 農民運動

 

   武漢時期，中共在農村中的活動，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農民鬥爭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勢為最猛烈。

   中共因為缺乏這一方麵的知識和經驗，在發動之初，領導的步驟頗不一致， 運動開展以後，也無力予以控製。因而農民運動，竟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證券的一個主要因素。

   中共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點，並不在農民鬥爭應采取激進或緩進方式的問題，而是 農民運動發動後如何維係國共合作的問題。如果中共堅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別是要維持反蔣陣線，支持武漢左派政府，就應該將農民鬥爭，局限在組成武漢陣營的主要勢力所容許的範圍以內。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中共就應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一樣，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

   當時共方—從莫斯科到中共各級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大都支持前者。不過有的主張糾正這一運動的過激行動，以維係武漢的陣營；有的認為不算過激，對國共合作不會有重大的妨礙。

   所謂農民運動過激，本是指農民運動發生了左傾的蠻幹行為而言的，可是當時這個名詞的含義相當複雜。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對者有意誇大其詞；其實，這些“過激”行動也包括 了農民的正當要求在內，根本不能說是過激行動；不過，在實行上亦確有過左偏差傾向。又由於農民的狹隘意識所引致的不應有或者可以避免的舉動，當時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將這些事態嚴格的分別出來，一一予以具體解決。

   當時中共在武漢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時調整這一運動，因為不少中共同誌覺得農政部長雖由共產黨員擔任，但政權還是國民黨的， 我們並不應以在朝的身份來約束群眾的行動，可是中共的整個政策，又使自己的命運與武漢政府休戚相關，如果這一運動使武漢政府蒙受不利的影響，同樣也就打擊了中共。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雖然認為農民運動的過激行為是應當予以糾正的；但一直以能組織這樣廣大的農民群眾而自傲。

      我們大致有這樣的一種錯覺，以為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民鬥爭發展起來了，中共的勢力就可以深植在各個鄉村的基礎上，既具有不易摧毀的力量，又可以進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

   其實，這是不對的。農民勢力要能穩固，土地問題要獲得解決，最主要的還是要有擁護農民利益的政權為之保障。至少也要農民的組織極為堅強，有足夠的武裝力量為後盾，才能逼使政府當局向農民的要求讓步。否則舍本逐末，徒具轟轟烈烈的形勢，終歸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較之中國曆史上所發生過的農民暴動自然遠為進步。過去的農民暴動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幫會等等落後意識的影響，往往為野心家所利用，來實現其個人篡帝立國的抱負。中共則受著共產黨國際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這種理論的影響， 並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組織辦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傳統，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目的固然也在奪取政權，卻也具有真正改良農民生活的堅強意識。

   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是中 共發展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嚐試，這個運動當時雖然失敗了，但後來事實證明中共確能在這個失敗的教訓中，獲得了不少的寶貴經驗。

   為了便於說明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首先追溯一下在國民黨革命中農民運動史的發展， 實有必要。在中共方麵說來，陳獨秀先生是首先注意農民問題的人，他在五四時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義和團式的運動，是守舊落後而含有迷信觀念的（見陳獨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頁至四五八頁）。後來，他一直堅持這種觀點， 不願中共聖潔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動觀念所影響。可是中共的領導者們，包括陳獨秀先生在內，對於國際和國內農民運動史的發展，沒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沒能及時形成一個明確的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的政綱。

   中共同誌中最先從事農民運動的是彭湃，這個出身於世家的知識青年，在陳獨秀先生思想影響之下，於一九二一年首在廣東的海陸豐，從事組織農會，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麽土地革命，也沒有農民暴動的想法，而隻是要解除一些農民的切身痛苦，從此，廣東的農民運 動，日漸發展起來，跟著也發現了不少的新問題。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間擴大會議，根據農民運動在廣東已有較大 規模的發展的事實，製訂了農民運動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釣要點在經濟方麵是減租減息，要求農民所得不少於收獲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反對預征錢糧及 苛捐雜稅等。在政治方麵，農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縣長民選，民團不得逮捕審判農民等。 在組織方麵，強調農村聯合戰線，規定農民協會的組織不準大地主和高利貸者參加，但應團 結雇農、佃農、自耕農與中小地主，對並非作惡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關係，對劣紳土豪大地主則予以反對，等等（農民運動決議等全文見《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九十六頁至一一五頁），這些決議，是中共意圖發動農民，成為國民革命中一項重要勢力 的現實想法。

   中共在廣州的同誌們對中共中央七月間這種農運政策表示了反對意見。廣東區委根據在 廣東積累起來的國共合作和農民運動的經驗，主張不應因國共合作而阻礙了農民鬥爭，應不 顧一切使之發展，以求土地問題的更高階段的解決。他們強調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國民 黨內讚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這樣的左派固然很少）。這種見解，意味著將革命的重心由 國民革命轉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則以國民革命仍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為基本理由，否定了廣東區委的這種較激進的主張。

   共產國際很重視農民土地問題，這是列寧主義的特色。在共產國際的好漢們看來，似乎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真實而又神秘的內涵。“沙法諾夫在一九二一年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所 發表的演說，就曾強調這一點。但莫斯科對於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的具體情況及其與國民革命的關係，一直沒有弄清楚。蘇俄土地問題專家們曾先後在廣東武漢等地從事實際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漢政府垮台，也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鮑羅庭對農民土地問題所表現的主張，大體是以中國的政治氣候為轉移。

   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孫中山先生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國有等主張，未為孫先生所采納。一九二五年，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鮑羅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密切合作，鞏固廣東的革命專政這一問題上。再也沒有提過甚麽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中 全會以後，他對國共合作前途已不感樂觀，又從新強調土地革命。上述廣東區委的主張，就曾獲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達武漢以後，他所注意的是反蔣陣線的形成，因而又不重視農民土地問題了。

   鮑羅庭在中國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達武漢以後，和我談到農民問題，曾表示現在革命的危機，是有人要拋棄孫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這種企圖實現了，一切都將完蛋。他 還肯定的說：“現在土地革命的時機沒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條件。”他專心在策劃反蔣，因而主張糾正農民運動的過激行動。從鮑羅庭的這些態度看，不僅他個人修正了他前此在廣東時（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態度，而且莫斯科對中共的指導一直也是以完成國民革命為重點，土地革命的政策就顯得動搖不定了。

   國民黨重視農民問題有過於工人問題。孫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 地權的溫和主張。一九二四年改組的時候，孫中山雖沒有接納鮑羅庭那種激進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卻製定了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不少國民黨人覺得 他們應向農民爭取廣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農輕工的觀念。（例如：國民黨的文件中總是 先“農”後“工”的稱為“農工運動”；中共的文件中，則先工後農的稱為“工農運動”，即 為一例。） 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的政策，頗有表現。

   農民協會組織章程的要點，是孫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早有農部的組織（遠在中共中央有農民部組織之前），各 級黨部也先後建立同樣的機構，國民黨中央曾陸續撥出可觀的經費，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 派遣許多農運特派員，分赴各地推進農運等等工作。不過事實上國民黨的農運工作多委派中 共黨員實際執行，尤以基層工作為然。 國民黨在農民運動上與中共一直處於竟爭的地位。兩黨在農民政綱上，基本上雖沒有多大出入；但國民黨人總認為農民運動應由國民黨名副其實的加以領導；而中共表麵雖然推重 國民黨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

   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中共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鬥爭，直接爭取農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說來，國民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畏俱農民鬥爭，對於土地革命，更視為過激行動，這與 國民黨人多出身於小康之家大有關係。 上述一切，是中共內部和國共之間，為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這一糾纏不清的問題爭論不 休的一般概一況。這也就是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不能獲得適當解決的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快，規模也最大。農協組織是由各鄉各區各縣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遞層發動起來的。北伐前夕，湖南的農協會員已有約二十多萬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省七十九個縣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個縣 市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人數達一百卅六萬餘人之眾（詳細數字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二 五八頁至二六二頁。）。一九二七年二月間，會員人數又增 至二百萬人，據後來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是五月間的數字） 達四百五十一萬人（見前書第十八頁）。這些數字雖不一定精確，但農協會在湖南之被視為龐大組織，則為當 時人們共有的感覺。

   湖南農運較之廣東湖北各省尤為熱烈，其中原因頗多。例如湖南曆經南北戰亂，農民所 受的痛苦極深；地主的民團勢力多為軍隊所收編，因而發展農民協會所遇到的阻力較為薄弱， 而且國共兩黨在湖南的組織相當得勢，左傾氣氛又極濃厚。中共湖南區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農運工作；湖南中共組織的創始人毛澤東一直重視農運，曾多次進行農村調查，並為湖南的農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湖南農運也多少承襲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經驗。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學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農運的概況。他指出湖南農民在近代史上有過兩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國，一次便是現在的運動；而這兩次大翻身，頗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則前者遠 遜於後者，目前已鬧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真能為農民解決些問題。

   這個省份的農運是緊隨著北伐軍進展的優良時機而發展起來的。國共兩黨在湖南各縣鄉 的分支組織，為了支援北伐，積極擴大農協。而農民對於北伐確也有過顯著的貢獻，一時獲 得各方麵的好評。各縣政府多係依靠農協的支持，來完成戰時動員人力物力的任務。各縣鄉 的地主民團勢力多轉移到了農協的手裏，它們不僅擁有少數的槍支，而且有以十萬計的梭鏢 隊，於是農運也就隨著這種組織力量的增強而洶湧起來。等到北伐軍進到湖北以後，湖南恢 複平時狀態，農協鬥爭的目標，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紳的頭上去了。

   一九二六年底湖南農民運 動過激之說，乃開始在武漢流傳著。 湖南農運代言人毛澤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認為湖南農民打擊土豪劣紳為過激手段的言 論，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參加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回到武漢，即提出了兩句“名 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這顯然是湖南農民廣泛打擊土豪劣紳的辯護 詞。他雖承認湖南農運有些“過正”，但認為這是為了“矯枉”而不得不然。他的這種說法代 表了湖南同誌一般的左傾情緒。後來他的湖南農運報告，也是根據這種觀念寫成的。

   我當時曾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來諷刺他的這種說法。我向他說到的大意是，所謂“有土皆 豪代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紳士，難道也 “劣”嗎？所謂“矯枉必須過正”，為甚麽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 抑是永久的“過正”？等等。他是個不肯認輸的人，隻是大笑一陣，說這不過是為了當前實 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

   湖南的中共同誌們，多和毛澤東相似，隨著農運的進展，頗有左傾急進的見解。他們之中，有些人根本就抱著“矯枉必須過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憤慨，極力將 農運推向左麵去，更多的人覺得開始時必須用較急進的方法，才能推動農民的鬥爭。但等到 鬥爭已經大規模的發展了，他們又不願為了國共合作，而把左傾趨勢扭轉過來。此外，中共 同誌們還有一種傳統的想法：“右傾最要不得，左傾總是不壞的。”他們不會想到，在激烈的 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傾蠻幹，並不容易，又為必要。等到這種左傾蠻幹，已經蔚為一時風氣 以後，要糾正它就戛戛（jiá困難的形容詞）乎難矣。更何況中共的湖南同誌們，事實上無力完全控製全省農協的 活動。

   湖南農運之所以過激，主要表現在“反對土豪劣紳”、“減租減息”、“穀米阻禁”和“破 除舊習俗”等各方麵行動上。 湖南農協運動最有聲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紳”的工作。打土豪劣紳的辦法包括 “逮捕、監禁、審判、算賬、罰款、戴高帽遊鄉、殺豬、糶（tiào賣糧）穀”等等。 槍斃土豪劣紳，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樁，就是以舊學著稱的湖南清末遺老葉德輝之被處決。其它如砸毀轎子，剪掉長衫等帶侮辱性的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審判土豪劣 紳的方式，多係舉行群眾大會進行。在大會中，隻要有一個人認定被審判者是土豪劣紳，往 往無人敢加以反對。懲罰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過。這與法國大革命時，國民會議審判 貴族的情景，大同而小異。

   反對土豪劣紳原係國共兩黨的共同政策，農民運動的興起，也必須以壓抑土豪劣紳的勢力為前提。但如果由農民自下而上廣泛的自動的執行起來，那就不僅如毛澤東所說的“有點 兒亂來”了（見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十八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而且，也形成了無政府的恐怖狀態。

   我隻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證明。 李立三的父親被一個鄉農民協會當作土豪劣紳處決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李立三的上 了年紀的（看來是六十多歲）父親來到了武漢。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幾次一同進餐，也談 過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溫文爾雅、態度嚴肅、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認 他是逃到武漢來避難的。他也表示他願跟著他兒子的主張走，不反對農協會的一切。不久， 他拿著他兒子親筆致湖南負責同誌的信，擔保這位老人不會有反對農協的態度和行為，高高 興興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後來消息傳來，李立三的擔保保並無任何兌現，這位老人仍被本鄉 的農協“幹”掉了。

   李立三的父親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問可知了。李立三是一個湖南籍的著名共產黨 員，他擔保他父親的信，似也由湖南區委轉到了澄陵縣的農協會去了，而竟不發生效力，這 不特顯示出中共湖南區委會對於農協控製力的薄弱，也證明反土豪劣紳的風氣已到了瘋狂的 程度。

   李立三遭逢了這個變故，一時顯得甚為難過，但他咬緊牙關，再也沒提過這件事。我 也曾為之傷感良久，並曾設想過，如果這種遭遇落在一位國民黨員或者一位北伐軍的軍官身上，他對於農協的憤恨將是不共戴天的。

   在農協勢力膨脹之下，以不交租不還債來代替減租減息，成為普遍的現象。國共兩黨和 農協的原來政策並不是不交租不還債，而隻是主張減租減息，規定租額，佃農所得至少應占 收獲額的百分之五十，銀錢借貸年息不得超過二分或三分，借穀年息不得超過一成（這是中國共產黨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宣言聲明決定的（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農民運動》，第三二三頁）。這種 減租減息要求的實現，是農民生活實質的改善；按照當時的情況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 情的發展，往往不會就在適當的地方止步，何況並沒有人強調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減租減息就逐漸激化成為不交租不還債了。

   不交租，使農村中的租佃關係陷於混亂狀況。地主們自然覺得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出了問 題，佃戶們也會覺得他們所沒有交付的租額，將來究竟怎樣處理也不能確定，這對於生產準 備和生產情緒都會有影響，這種狀況在個別地區，如長沙附近的霞凝鄉，竟發展到“丈田插標”準備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這顯然超越了武漢政府當時權力所能做到的範圍。

   不還債，更使農村金融陷於窒息的狀態，農村中有錢出借的人，帶著他們的資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產者，也因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項，這樣，在資金極度短絀的湖南農村中，許 多窮苦的農民，就失掉了流通資金以維生產的機會了。

   “穀米阻禁”是鄉村中缺乏糧食的窮苦人民壓抑糧價的一種傳統願望。他們的狹隘心理 是希望本鄉的糧食不外流，因而能夠買著賤價的食糧，並不懂得照顧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狀態。這種“阻禁”也並不是中共的湖南同誌們所讚成的，不過他們最初沒有加以阻止這種 “阻禁”的發展，等到“阻禁”的惡果已經表現出來了，才設法糾正，已經不免貽人以口實 了。

   “穀米阻禁”辦法是為了阻止地主們將糧食外運，是阻止資金外逃的有效手段。當時， 縣與縣之間，區與區之間，乃至鄉與鄉之間，多不準糧食出境。至於運出省境以外，則須經 省農民協會的許可。可是湖南這個產米之區，需要輸出糧食來交換各種日用必需品，如食鹽、 布匹之類，鄉村的農民在糧食不能出境的情況之下，也就無力購進其他的東西，這無異自己 切斷了經濟的動脈。而且城市的商業，軍隊的糧食供應，乃至軍人們的糧食走私都在受到這 種辦法的阻礙。其結果不僅軍官官吏和商人們對於這個辦法深惡痛絕，連鄉村中也有不少的 農民抱怨不已。

   破除鄉村舊習俗，是中共認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這是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說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鄉農協在執行破除舊習俗的政策時，則不免流於強迫蠻幹了。當時毀廟 宇、打菩薩、拆祠堂和推翻族長製度，鼓動婦女反對夫權，逼寡婦改嫁，強迫婦女剪發，禁 止抬轎子等等，都當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現，雷厲風行的執行著，甚至還發生過為了節省糧食 而禁止喂雞、節省靡費而禁止演戲等不合理的現象。 以上這些激進的強迫辦法，曾引起不少農民的不滿，更予反對農民運動的人們以有力的 借口。他們高唱農民協會是不孝祖宗、欺神滅道、主張公妻等等的組織。這與曾國藩以破壞 中國道統來攻擊洪秀全的法門，如出一轍。

   中共方麵也未料到農民意識的激進主義，在湖南 竟鬧到火勢燎原的地步，一時顯得手忙腳亂。 湖南農民運動最為激進，其他各省都較緩和（湖南周圍各省的農運不若湖南的發達，可從鄰近幾省參加農協的農民數量看出一個輪廓。依據農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調查編製的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全國會員的總數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廣東隻有 七十萬人，江西隻有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十七人，廣西隻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見一斑了）。湖北農協組織的發展，雖比江西等省較 為先進、但仍遠落於湖南之後。湖北農協會員人數在一九二六年底為二十八萬餘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為八十萬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從這個數字看來，不僅會員在數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發展的時間也較遲。

   湖北國共兩黨的組織，對於糾正農民的過火行為頗為注重， 各縣區鄉的農協雖也發生過不少反土豪劣紳的行動，但多交由國民黨部所組織的土豪劣紳審 判委員會處理，很少徑自加以處罰。其他如減租減息、穀米阻禁，以及破除舊習俗等項，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樣激烈。因此，當時農運過激之說，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紳和遭到農運打擊的人們紛紛逃到武漢及其他較大城市，訴說他們的遭遇和見聞。 農運行動過激的聲浪逐漸高於反蔣的呼聲，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黨政的上層人物雖仍側 重於談論反蔣問題，但街談巷議則多流傳著農運過火的故事。有的認為農運既然過火，那末 農運就根本要不得。這種議論，中共認為是土豪劣紳在從中作怪，可是不少國民黨人物受到 這種傳說所影響，或多或少的對農運產生了反感。中共的同誌們和一些革命意識較堅定的人， 雖不否認農運做得太過分了，但認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對農運。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麵對農運的高潮，顯得左右為難。他在湖南的僚屬告訴 他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幹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內，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 就寸步難行。有人訴說他所需要的軍糧因農協的阻攔運不出來，所需要的軍餉因為縣稅收受 農運的影響銳減而無法籌措。更多的軍官和官吏們，向他訴說他們在鄉間的家屬曾遭到農協這樣和那樣的打擊，不用說，唐生智對農運的反感與日俱增。但他是反蔣的支柱，為了維持 反蔣陣線，也隻好暫時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農運的激進行為可以由國共兩黨黨部設法糾 正。

   軍官們因為家屬受到農運的打擊，對農運乃產生反感。北伐軍官們多係湖南籍，也有出 自鄉村的殷實之家；有的因身為軍官，有錢有勢，便在鄉村買田置地，成為暴發的地主。有 些軍官的親屬，因為家中有人帶兵，也就倚勢在鄉村中作威作福。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 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這句當時在武漢流行的話，確是切合當時的實情。軍官們不 僅從鄉間接到許多壞消息，而且他們的親屬也有從鄉間逃到軍隊裏來，擔任軍中的文職工作， 也就使軍人的反感更為火上加油了。軍官的反農運的呼聲，一時陡然高漲起來。 鮑羅庭為了團結反蔣勢力，不得不重視軍官們的情緒。他強調農運和土地革命應不侵犯 革命軍人家屬及其土地財產為前提。各有關方麵對鮑羅庭這種主張，也紛紛表示讚成。但在 進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廣，困難多端。譬如革命軍人家屬就有狹義的與廣義的解釋之不 同，狹義的解釋，隻包括革命軍人的直係親屬；至於廣義的，則要求將親屬範圍擴大到旁係 姻親。這又引起了從事農運的積極分子的不滿，他們認為如果將軍人家屬算在土豪劣紳以外， 而且又采用廣義的解釋，則在湖南就根本沒有土豪劣紳可以反對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軍人 家屬已經被農協侵犯了，要想補救更為棘手。農協的負責人覺得如果一一翻案，農協將要垮 台。 事態在議論紛紜之中，沒有一種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轉或控製。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來到武漢的中共湖南區委委員夏曦、郭亮等人商量過這些問題。 我向他們指出湖南農運雖然轟轟烈烈，可是沒有武力做後盾，也沒有組織農民蘇維埃政權的 計劃，現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著農運的威脅，日漸右傾，農運卻在左傾，在這種各走極端 的情勢下，是會出亂子的。如果要維持農協與軍人合作的話，在農運方麵就要采取行動，縮 小土豪劣紳的範圍，並糾正其中的偏差。他們當時雖讚成我的建議，但回去以後也沒有力量 或者沒有盡力去促使這些建議的實現。

   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以後，對於這個問題也是議論紛紜。大致可分兩 說，一是主張深入革命，乘勢將農運推到土地革命的階段去，不應受農運行動過激之說的影 響；二是認為為了農運本身的順利發展，糾正某些偏激行動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終於通過決 議，采取行動，糾正其中的過激行動；指令湖南區委實施。但它並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驟，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團去湖南督促執行，因而這個決議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沒有主動的扭轉向左發展的農運趨勢，任何人都顯得無能為力了。新成立的農政 部在譚平山主持之下，忙著調查農運狀況，草擬一些有關條例。國民政府所設置的土地委員 會卻在那裏討論沒收土地的辦法，對於所謂經濟的沒收—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抑 或是政治的沒收—限於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等類的問題議論不休。國共兩黨的聯席會議， 除了談論一些農運偏激情況以外，也沒有人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而一切糾正農運的設想， 都顯得緩不濟急，或者隻是紙上談兵。

   武漢人民由於對農運的反感，各種傳說一直不脛而走，有人說國府主席譚延闓在鄉間的 親屬被農協侵害了，有人說唐生智部的師長何鍵的父親被農協拘捕了。這些傳說，用意是要 證明農協是在“革”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勢下，農民激進主義的代言人毛澤東，卻在 寫他那篇著名的《湖南農運調查報告》，並埋頭在那裏訓練農運幹部，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他是一意要將全國農運循著湖南的路子推進，走到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區委畢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他們雖曾對我表示過要糾正偏差，而事實上他們一直是追隨農運的左傾方向前進。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劉嶽 峙曾在報上發表一個農運計劃，主張以和平建設來解決農村的糾紛，要求各地農協接受國民 黨的領導，傾全力於農產物的增加和農業的改進。劉嶽峙是當時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國民 黨內組織了左派小團體名為“左社”，與中共的湖南同誌們一向合作無間，因而他能擔任農民 部長這個職務。他的這種主張自然含有不滿中共農運方針的意味，可是農業增產和農業改良 確也是湖南中共農運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應該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納，可是中共湖南區委 對劉嶽峙這種主張，都斥之為右派的言論，予以嚴重的打擊。並利用他們在國民黨湖南省黨 部屬於多數派的地位，公開開除劉嶽峙等人的國民黨籍（關於開除劉嶽峙國民黨籍一案的經過，李銳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見注三引同書第二八六頁—二八七頁）一文所記，雖因立場關係，有些歪曲事實，但可供參考）。這件事證明了他們是粗暴的違反 了中共中央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他們在領導農民鬥爭中，忽視了增加生產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誌們否定了像劉嶽峙這樣的緩和農村鬥爭的主張，仍捧著孫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繼續發展農民鬥爭，他們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誌一樣，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者，是群眾運 動的愛好者。他們擁護所謂國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但似乎絕未想到，農運既 然動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基礎，將會產生一些甚麽樣的後果，他們既沒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圖，也缺乏萬一唐生智或者他們的部下以武力反對農運，又須如何應付的預計。隻是 在那裏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人多勢大，認為反對者決不敢輕舉妄動。

   湖南農協並無武裝鬥爭的準備。它雖擁有以萬計的挨戶團，以十萬計的梭鏢隊，但武器 落後，組織也不符合軍事需要。農民武裝本是富於地方性的，當時湖南一般農協的工作者， 隻著眼於利用這些單薄的武裝來保衛他本鄉本土的農協，無論在物質基礎上或訓練指揮上， 都沒有形成戰鬥部隊的打算。中共湖南區委也不重視強化農民武裝的工作，沒有盡力動員軍 事同誌去掌握這些農民武裝和形成有效的指揮係統。所以後來在中共內部檢討工作時，湖南 農協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評：“鬥爭確是激進的，武裝準備卻是落後的。” 這個擁有全省人口半數以上的農協所掀起的驚天動地的農民運動，竟受到了駐守長沙的 許克祥團所轄約一千槍杆發動的馬日事變的打擊，就開始土崩瓦解了。

   這股農運激流在湖南像山洪暴發似的奔騰而來，轉瞬之間又頓告消沉，其間的因果關係，實非偶然。中共從這 個慘痛經驗中，學習了“唯有武力才能對付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共此後銳意建立紅軍，堅 持遊擊戰爭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農運基礎，也就轉化為後來遊擊戰爭的基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