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7 鮑羅庭抵漢

 

第二章 鮑羅庭抵武漢 

 

   武漢的反蔣運動，是鮑羅庭到達武漢以後才開始的。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鮑羅庭不滿 蔣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後的種種安排，但他大體上對蔣還表示容忍讓步，以彌補國共之間幾瀕 破裂的關係。但一到十月間，在廣州舉行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之時， 反蔣的鋒芒開始顯露出來，這似乎得到鮑羅庭的支持。等到鮑羅庭到達武漢以底認為反蔣時 機業已成熟，不再隱藏他的反蔣決心了。這一反蔣運動，自然是以各方反蔣的傾向為基礎而 決定的，由限製和削減蔣氏權力開始，進到武漢政府與蔣氏正式對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鮑羅庭偕同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以 國民黨中央暨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的名義，到達了武漢，籌備遷都事宜。國府主席譚延闓等則正率領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全體人員隨後遷來武漢。

   當我到漢口舊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訪問鮑羅庭時，他正在客廳接見賓客，我便在他的辦公室內先與隨同他一道來的張太雷同誌晤談。張太雷首先向我說：“鮑羅庭真有幾手， 一席話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著說明，鮑羅庭在下船後，即偕同歡迎他們的唐生智，同車 馳至唐的總指揮部。他們開始談話，由他從旁任翻譯。鮑羅庭劈頭便向唐生智說：“誰能忠實履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就能成為中國最偉大的人物。”唐生智聽了這句話，似乎喜出望外， 將身體扭動了幾下，欣然回答道：“我願意這樣做。”鮑羅庭接著說了一些如何忠實履行孫中 山先生主張的話，不著痕跡的將他已不信任蔣，轉而將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來。唐生智因而 向鮑羅庭懇切表示：“一切願聽指揮。” 張太雷認為鮑羅庭對唐生替這篇不平凡的談話，不是甚麽外交詞令，而是具有聯唐反蔣的決心的表示。

   他還指出鮑羅庭此一行動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雖然毫無所知，但他確實知道鮑羅庭對蔣的不滿有增無已；此次他們路經江西，曾於當月七日在廬山與蔣會商， 看鮑的神情，可以推測談話結果必然是不圓滿的。他對一個初見麵的唐生智，就有這種露骨 的表示，足見他對蔣氏是如何深惡痛絕了。

   不一會，鮑羅庭踱到辦公室來了。他親切的和我握手，噓了一口氣說：“好了，我們又在 一個新地方晤麵了。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們談到武漢一般情況時， 他說：“廣州我已住膩了，我對武漢很感興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漢仍處在外國兵艦的炮口威脅之下。” 我們的話題因而轉到有關外人在武漢的動態問題上。鮑羅庭表示對武漢的一切，都感滿 意；但對外人的動態，今後則應加強注意。

   我於是向他推薦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辦事人員。後來這位青年便替他做調查外人動態的工作；而中共湖北區委方麵也因經費不足，樂得把這項工作推由鮑羅庭直接負責。

   在此期間，不僅鮑羅庭等新來的人，在從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區委會也在忙著 部署這類的事；並且從武昌搬到了漢口。鮑羅庭認為湖北區委的工作範圍，因為國民黨的中樞移到了漢口，已經不僅是湖北一省的事務，他要求我們立即搬到漢口來，以便和新來的國民黨中樞要人，能經常保持接觸，把握整個局勢的發展。我們接納了鮑羅庭這個建議，作了 一番新的布置。

   鮑羅庭和我討論一般政策問題，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 會議（以下簡稱“聯席會議”）組成以後。聯席會議為何要急於組成，職權為何，已否得到蔣 的同意等等，鮑羅庭事先都未和我提過。

   等到聯席會議舉行之後，鮑羅庭才向我表示：在廣 州時，他曾說過北伐打到北京，國共便要分家；現在看來，分家之事已經大為提早了。我問 他為甚麽有這種看法，他說是憑他的嗅覺，而他的嗅覺是特別靈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點：一、蔣氏占領了江西之後，正銳意經營東南，以奪取南京、上海為目標；這種東進方針，將與蘇俄日漸疏遠，而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浙江一帶的買辦資產階級， 尋求妥協。蔣的這些活動，是經由黃郛（fú古代城圈外圍的大城）鈕永建等人從中拉線的。二、蔣氏一直要建立他個人 的軍事獨裁，將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完全置於掌握之中，反對汪精衛回國複職；這些已引起國 民黨大多數中委的反對，這次和他同來的國民黨中委，一致不讚成蔣的這種野心，因而成立 了一個聯席會議，俾（bǐ使）中樞大權不致為蔣個人所操縱。三、蔣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 就要發動一個反共運動，以取悅於帝國主義者和資產階級。

   鮑羅庭很注重軍事實力。他說到大多數的軍隊也都對蔣不滿。唐生智的反蔣態度，固不待說；鄧演達和第四軍的多數將領，將積極支持汪情衛；譚延闓的第二軍，朱培德的第三軍， 程潛的第六軍也都是一向不滿蔣的；第七軍在軍事發展上，與蔣也有許多矛盾；而且馮玉祥 已解西安之圍（馮玉祥的國民軍自一九二六年春為奉直聯軍所敗，便向西北退去，馮本人赴蘇俄考察。他的第二軍之 李虎部和三軍之楊虎部則退守西安，為吳佩孚部所包圍；一直等到馮玉樣帶著蘇俄顧問，自俄歸國，決心參 加國民革命，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師，西安被圍已達八月之久。據馮玉祥說，當時他的作戰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圍而出潼關”兩條路線，後因李大釗先生的建議，他才決定采用往西安出潼關的計劃，卒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圍。（見馮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頁，上海教 育書局民國三十六年初版。）），他的軍隊一出潼關，又是蔣的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從軍事實力上 看來，蔣的獨裁前途，自是荊棘叢生的。

   鮑羅庭這些看法，是他反蔣的出發點。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政策上的大轉變。反蔣的基本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躊躇；但在力量的對比上，我倒覺得鮑羅庭的看法，有點過於樂觀。

   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漢一般人眼中看來，唐生智應更不如蔣介石，唐是一個投靠 革命的軍閥，他的部屬多是一些舊軍人，蔣究竟是一個老國民黨員，而且有黃埔的革命青年 軍官做基礎。蔣與其他各軍的關係，固然不好，但唐與其他各軍的關係，也是有缺陷的。他 與二、六兩軍早有夙怨，與第四軍又有門戶之見，假若由他出來團結反蔣軍人，恐怕將事倍 功半的。

   其次在黨部和民眾方麵，雖然左派聲勢浩大，但畢竟缺乏有力的領袖。汪精衛能否 回國，回國後能否硬幹，都有問題。反蔣運動定要做到甚麽程度，以及應采急進抑或緩進步 驟，也都值得研究。 鮑羅庭對於我所提出的疑問，似乎無法解答。他隻是強調現在問題的中心所在，是我們 不得不這樣做。一因為我們既然看清楚了蔣的反革命的意圖，總不能袖手旁觀。他為聯唐政 策解釋，說唐較優於蔣的一點，是唐同情於工農運動。他預料汪精衛在適當時機就會回國， 在大致上他不會像過去那樣的軟弱。至於團結反蔣勢力一點，他自信他的靈活手腕，必然奏 效。

   鮑羅庭的個性很強，他在廣州時，遇事不與廣東區委商量，獨斷獨行。他到漢口來後， 態度總算客氣了一些。他把握著最高的決策，很少遷就我們的意見；至多也隻是禮貌上征求 我們的同意而已。但他對湖北區委所領導的工農運動，卻沒有妄加幹涉。他之所以如此，也 許是他隻長於運用策略，其他則似非他之所長。而且事實上武漢的情況也不是他這個初來者 一時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鮑羅庭的政策之下，武漢局勢將有重大的變化，這是很顯然的。我隻有將這些實況， 報告中共中央，請求鄭重考慮，以期步調能夠一致。我說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 速來武漢。但中共中央在反蔣可能發生的後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給予我的指示， 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見，隻是讚成而已。可是後來，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顯然又與武 漢方麵的步調。並不完全一致。

   聯席會議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務是籌備在武漢建都事宜，並非以反蔣為重點。不過它多多少少有以中樞自居的傾向，因為聯席會議的委員們，覺得在遷都的過程中，不能使中樞的職權一時中斷，應把握時機，於籌備建都的任務之外，暫行負擔起中樞的臨時責任。但在蔣 氏看來，這無異是與他的權力對抗。

   徐謙被選為聯席會議的主席。他是個基督徒，以能代表馮玉祥的身份而當選為國民黨政 府委員。他與國民黨並無深厚淵源。他是一位熱情的演說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聯 席會議的工作最初表現得茫無頭緒，委員們大多忙於參加會議，發表動人的演說。

   委員們的許多演說，大都說明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意義，要求人們擁護國民黨中央的領 導。在這種氣氛之下，黨部和民眾團體方麵根據十月間國民黨中央和各省市黨部代表在廣州 舉行的聯席會議的決議，進而提出了“歡迎汪精衛回國”、“要求汪蔣合作”、“提高黨權”等 口號。這些聲浪意在對蔣氏過份龐大的權力，稍予抑壓，但在蔣氏看來，迎汪回國複職，就 無異是直接反對他。

   鄧演達在武漢行使總司令職權，采取了擁護聯席會議的態度。他是總司令武漢行營的主 任，原應奉蔣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並非蔣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譚延闓 一樣，認為國民黨革命不能是軍人所唱的獨腳戲。也許他對蔣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過一些 反感。他尊重聯席會議的決議；於是，總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傳工作，有了一些改變，如“擁 護蔣總司令”的口號已改為“擁護中央的領導”。因此，蔣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鄧演達所主持 的總政治部，開始指責總政治部的宣傳不當。

   鮑羅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蔣意向，那時似還未對外公開出來。他在忙著協助聯席會議建 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財政等類問題，而且負財政責任的宋子文， 和負外交責任的陳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們之間可以無所不談。財政混亂狀況的解除和 外交困難的應付，確也是聯席會議急待解決的問題，鮑羅庭從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聯席會 議有積極的表現，俾能提高其職權；事實上也就是削減總司令的權力。

   收回漢口英租界一幕，是聯席會議第一次遇到的嚴重考驗。國民政府的對英外交，原是 最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發生英艦炮擊萬縣，死傷以千計的中國人的事件，激起 武漢方麵的反英情緒。英國的政策一向是反對國民政府的，而國民革命的反帝運動也就是以 英國為主要對象。“外國人有好有壞，蘇俄最好，德國次之，英國最可惡”這句話，成了當時 武漢人們的口頭禪；在“集中目標反英”的口號之下，連反日情緒也顯得鬆懈了，武漢方麵 就沒有發生過抵製日貨的運動。

   十二月二十六日，漢口曾舉行反英市民大會。此次大會是因天津上海兩地的英租界發生 壓迫國民黨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當局曾封閉那裏的國民黨市黨部，逮捕了國民黨員十 七人，轉交給張作霖，其中七人並為張作霖槍斃了。上海英租界當局又封閉了《民國日報》 —國民黨機關報。此外，總稅務司英人安格侖借款給張作霖作對付北伐軍之用的消息，正在 盛傳著。因此，那次武漢市民大會曾通過反英決議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漢舉行慶祝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大會。武漢市到 處都有宣傳隊在活動，反英宣傳也是其中之一種。三日下午左右，總政治部所轄中央軍事政 治學校武漢分校的宣傳隊，在江漢關附近，毗連英租界的廣場上，集合了不少的民眾，舉行 講演會。駐紮匯豐銀行的英水兵出動幹涉，死傷民眾多人。這事件立即震動了武漢。

   我於事件發生後約一小時，到達肇事地點。那時衝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禦工事後麵。我目擊一群英水兵憑著工事，持槍對著那些糜集在廣場的群眾，作射擊姿態。 徐謙立在一張臨時安置在廣場中的桌子上，背向著英租界的防禦工事，不理會英軍槍口的威 脅，向群眾激昂慷慨的演說，宣布國民政府反帝反英的決心，籲請民眾分別離去，靜候政府循外交途徑來解決。當時群情憤激，“向租界衝去！”的呼聲在高喊著，眼看更嚴重的衝突 就要發生。我深知此時決不可與英租界發生衝突，便立即在廣場上找著一些群眾團體的負責 人，勸他們遵照徐謙的指示，領導民眾離開廣場，情勢才逐漸緩和下來。

   憤激的民眾高喊著 口號，結隊向國民政府大廈請願去了。 當時，我們為了避免再發生意外事件，特分別通知各民眾團體，以後宣傳活動，暫時不 可進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誌的電話報告，謂工會的宣傳隊已有 幾隊人衝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從各路口湧到租界去。我即以電話詢問李立三，他和其他工 會負責人對此還全不知情，他說總工會的負責人將立刻趕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發生。 我又以電話通知聯席會議的一位委員，告以情況，當時，並表示我將采取的處理方針。他讚 同我的做法，並派員趕到現場維持秩序。 我放下電話，立即驅車赴英租界。此時街道上已擠滿了人群，正向英領事館行進，但還 沒有發生甚麽激烈舉動。等到我趕到英領事館門前時，聚集在那裏的群眾已經不少了。我找 著在場的一些首腦人物，囑咐他們要約束群眾，不可有任何暴動，不得損害外人生命財產， 不得與巡捕衝突等等。我旋即進入英領事館，看見一二十個民眾團體的首腦人物聚集在樓下 的大廳裏，似乎是在等候上級的指示，我同樣告訴他們要嚴守秩序。英領事館的職員們都己 退避到二樓，在樓梯口上立著一個英籍職員，態度倒也不顯得驚慌。我走上樓梯，和他握手 為禮；告以不會有甚麽意外事件發生。他就將我的意見轉告在二樓的他的同事們。這樣，一 觸即發的緊張場麵，似是緩和下來了。

   不一會，李立三等人也趕來了，他們告訴我英租界內並無激烈的騷動，沿途隻看見有幾 處玻璃窗被打碎了。他們已分別通知各工會負責人，勸告市民退出租界。他們也聽說駐在匯豐銀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艦。因此，估計大致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緊接著，孫科等國民 政府委員也來到了，我把適才的經過情況，簡略的告訴了他們，他們就上二樓和英領事談話 去了。 這就是武漢民眾直接行動，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後，便開始了中英談判的階段。

   在民族怒火燃燒之下，武漢民眾竟能嚴守秩序，對英作堅強的表示，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刮目相看；這證明中國民族運動已進入了更有組織的形態。

   英國的外交本是很靈活的，他們從 上海的五卅運動和廣東的省港罷工中所獲得的教訓，似覺得一味采取高壓政策，將造成中英 間的深仇大恨，這對英國是不利的。也許他們覺得盡可以利用國民革命內部的矛盾，來瓦解 這個民族陣線，用不著承襲已往的政策。

   我目擊事態業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便離開英領事館，驅車去找鮑羅庭。他獲知了事件的 經過情形之後，很欣慰的向我說：“幸好避免了一場衝突。”他還指出雖然現在並無向日租界 作同樣示威的跡象，但仍應通知各民眾團體，嚴格約束群眾，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動。 鮑羅庭的這些話，原係我們的既定政策，用不著再有甚麽討論。此後，武漢民眾對日沒有甚 麽激昂的表示，就是我們這種政策的結果。 這次外交的勝利，也提高了聯席會議的聲望。

   一月四日，聯席會議接受了各民眾團體所 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對英四條件（條件全文見宋雲彬著《中國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頁—第二四八頁，新知書店，民國三十七年港版），安撫了民眾的激昂情緒；同時展開對英的談判。外交部長 陳友仁與英領事交涉結果，協議組織漢口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派中國軍警維持英租界秩序 等。

   漢口收回英租界的舉動，振奮了全國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發生了工人與 英水兵衝突的事件，鄧演達由漢口趕程往九江，與九江英領事交涉的結果，照漢口的前例， 派少數中國軍警，於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

   後來，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兩天， 陳友仁與英國駐華公使代表歐瑪利，先後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協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協定及照會。至此，漢口九江兩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這也可以說是聯席會議一個重大的成就。

   對英外交的緊張，並沒有緩和當時革命內部的糾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廣州的國民政府宣布停止辦公，實行北遷。十二月三十一日， 譚延闓、張靜江等率領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職員，到達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正式公告遷都武漢；立即開始辦公。可是一月三日，蔣氏忽電武漢，主張國民政府 暫設南昌。因之便爆發了著名的南昌與武漢間的建都之爭。

   建都之爭和漢口收回租界的行動，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當時武漢聯席會議的要人們對於 蔣氏的主張，大大不以為然。他們奔走相告，遷都武漢是早已決定了的事，何況外交如此緊 張，武漢又是籌款中心，如何能將國民政府改設南昌。聯席會議討論的結果，曾電複蔣氏， 表示不讚成有這種驟然的改變。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蔣氏曾到武漢，意圖說服在武漢的要人，但不得要領，失望地返回 南昌去了。蔣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問題應以戰略與軍事發展來決定，此時長江下遊的軍事正 在進行，國民政府應暫設南昌。俟南京光複後，再依孫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見，建都南京。並 且聲言，這是南昌舉行的國民中央政治會議所一致決定了的；要求聯席會議的要人們遵行。

   聯席會議的要人們則認為建都武漢原係根據蔣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議，經過 國民黨中央與國民黨政府委員們一致同意決定，並經正式公布了的。觀在無論在外交上，在 財政上，在軍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這個改變；即使遷都南京的話，將來也可以 經過一次中央全體會議的決定，再行由武漢遷往不遲。 由於這個爭執相持不下，也由於蔣氏這次到武漢來，歡迎的場麵雖然盛大，但一般情緒 總不能算是熱烈的；所有“擁護國民黨中央領導！”“歡迎汪精衛回國複職！”等呼聲，都使蔣 氏感覺刺耳。蔣氏懷著悵惘的情緒回到南昌以後，便專對武漢的要人出些難題，向宋子文索 款的電報，如雪片飛來。這樣一來，更使雙方的距離愈趨愈遠了。

   建都的爭執發展成為雙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訐（jié揭發隱私攻擊短處），武漢方麵有種種謠傳，如譚延闓被蔣扣留 在南昌，不讓他到武漢執行職務；張靜江則因害怕武漢革命氣氛之高漲，所以留戀南昌，陰 謀破壞建都武漢的既定政策；蔣氏則誌在獨裁，企圖對國府置之於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麵則紛傳武漢的聯席會議組織之不合法，不過是共產黨藉之以作為反蔣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內部糾紛至此已達危險邊緣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壽華來武漢，了解武漢方麵的內情和我們的做法。我將武漢南昌間爭執的內幕及其嚴重性詳細的告訴 他，要求他轉達中央，速謀應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漢南昌間的爭執可能發展成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共的分裂，甚至發 生武裝衝突。目前雙方已各走極端，征之已往史實，蔣氏是會不顧一切蠻幹下去的，鮑羅庭 也不會再行采取妥協步驟。現在是中共中央急起應變的重要時機了。

   我向他說明，現在仍有兩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調停人地位，以緩和武漢南昌間的 爭執，使問題局限於談判範圍之內。就目前實情觀察，這點恐不易做到；即使試行，最少也 要整個中共中央速來武漢，先與鮑羅庭商談，才能進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讚同鮑羅庭的既 定政策，積極準備力量，堅決予以貫徹。在我看來，不管中共中央願意與否，事實上恐非走 第二條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釋目前中共的步驟是相當淩亂的，武漢方麵已有許多問題不易解決。湖南方麵 農民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已引起武漢內部的不安；這與鮑羅庭緩和武漢內部矛盾一致對蔣的方針，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組織處於對蔣鬥爭的前線，領導力薄弱，我無法照顧。 廣東更是一個重要據點，我在這裏卻無法與之取得密切聯係。在馮玉祥方麵工作的中共黨員 我又一直無法聯絡。要解決這些問題，都非中共中央速來武漢不可。

   我建議中共中央不必過份重視上海方麵的工作，因為上海究竟是帝國主義的堅強基地， 如果蔣氏占領了上海，可能要屠殺中共黨員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裏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 中共中央如果搬來武漢，可以加強湖南、湖北、江西、廣東至西北等區域工作的領導，積極 武裝工農群眾，來應付這場生死攸關的鬥爭。

   汪壽華這個青年同誌（原名何金亮）係留俄學生，曾在海參威華工中做了幾年的工會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主委，直接領導 上海工運。他雖然很能幹，但不免少年氣盛，將事情看得太簡單。

   他曾向我誇耀上海八十萬 有組織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的經過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國民黨員鈕永建、吳稚暉等對中共的態度良好，已組成一個國共聯 席會議；一切工作都在聯席會議協商解決。上海的青幫首領杜月笙等與中共關係也很密切， 他幾乎每天都要與杜月笙見麵；上海沒有流氓搗亂工會的事件發生。他說明中共中央對於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認為如果北伐軍打到上海，上海必將在中共掌握之中。

   他這些話，顯 然沒有充分了解武漢與南昌間爭執的嚴重性和上海社會的實際情形。我曾嚴重的警告他，這 是一種極有害的幻想；既沒有覺察帝國主義的利害，也為蔣介石的假麵具所欺騙了。 汪壽華應允將我的意見轉達中央，他個人並極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還向他說到許多 事是不能用通訊方法解決的。上海武漢間幾次來往的人，都沒有達成任務；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虛此行。

   誰知汪壽華到達上海之後，我的建議又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最可痛的是這位 天真的汪壽華本人在該年四月十二日清黨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廳中，被綁走斷送了性命。

   二月間，威金斯基繼汪壽華之後，由上海來到了武漢；這似是我從上海方麵得到的僅有 答複。他此行目的，是來和我與鮑羅庭商談對蔣政策。但他除與鮑羅庭爭吵了一場之外，不 能有甚麽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討，不僅沒有澄清中共內部的混亂，甚至是貽誤了時機。 威金斯基在武漢考察了一般情況，似乎特別受到俄顧問加侖等人的影響，提出了與鮑羅 庭不同的意見。他向我表示革命陣營內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則，將無以對付北方軍閥及帝國 主義的雄厚勢力。對中共與工農運動，也是不利的。他說到在武漢的俄顧問中有些不同意鮑 羅庭的作法，並且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蔣介石究竟不是陳炯明，鮑羅庭更不是孫中山。” 他提議讓他去南昌一趟，與蔣尋求諒解，以避免革命內部的過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問，但不妨一試。我著重指出反蔣 陣線包括一些不可靠的舊軍人和動搖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勝利了，局勢也未可樂觀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夠使目前武漢南昌間的對立狀況，稍微緩和一下，讓中共能夠多一點準 備的機會，也是值得的。不過事態發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過高的希望。

   幾天之後，從南昌回來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簡單的說：“事態已無法挽救了。”在鮑羅 庭的辦公室中，他們兩人又展開了爭論。鮑羅庭似是以列寧自況，指斥威金斯基充當了反對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維夫那種工賊的角色。他說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達到預期 目的，反動搖了反蔣陣線，增長了蔣的氣焰，損傷了我們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譏， 指出鮑羅庭的做法並不是甚麽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為；其結果將不利 於中國革命和蘇俄在中國革命的地位。 鮑羅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動的，因而特別指出我與威金斯基主張的不同，以 減少貫徹他的主張的阻力。

   他說明白我雖也不願革命內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蔣已勢成騎虎，不能退縮；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遷來武漢，集中力量來應付這場鬥爭。而 威金斯基卻一味在那裏唱反調和搖擺不定。鮑羅庭最後還是勸告威金斯基，說他的調子事實 證明是唱得已經遲了，現在是不能有所選擇了，如果大家同心協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結局 也許不會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樣惡劣。 威金斯基終於無法扭轉鮑羅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這裏，是無法限製鮑羅庭的行動的。他確認中共中央有迅速搬來武漢和立即籌備召開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必要。他後悔他這次確實來遲了，以致無能為力。他應允回上海與中共 中央商討，以謀妥善解決。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後，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傾向。它依然留戀著上海，等到它後來搬到武漢時，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災 難之後；同時，武漢也已到了“夕限無限好”的時期，難於有所施展了。總之，在後來國共 這一幕大打鬥的鬧劇中，共方領導上的無力和內部的紛歧，暴露無遺；而蔣介石將軍卻在那 裏采取主動，獨斷獨行的幹下去；勝負之數是毋待龜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