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3 中共的煩惱

 

第十一篇  三.二零中山艦事件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煩惱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後，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多半為留在國民黨內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寧曾說過“人不如雞”，當雞被置在一個粉筆所畫的圈子內，它會自己跑出來；但人卻往往會站在自己用粉筆所畫的圈子裏，跳不出來；以這個譬喻來形容當時中共中央的處境，實在貼切不過。

   當中共中央討論我“廣州之行”的報告時，都覺得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與海廣州間的爭論有直接關係。大多數中共中央人員，以陳獨秀為首（包括我自己），都認為根據鮑羅庭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合並為一的所謂進攻政策，發展下去，不外兩個結果：一 是中共霸占國民黨中央的領導硬幹下去，身居領導之銜，卻無軍事實力做後盾，國民黨黨員 包括左派在內都會群起反對；終將因樹敵太多，形單勢孤，不在國共紛爭中垮台，也會被帝 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優厚勢力所摧毀。二是中共軟化下來再也不談獨立的政治麵目，將自身也變為國民黨左派的一分子，專為現在廣東的左派領導捧場，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辦法，降格之外還要自食苦果。

   如果否定鮑羅庭的意見，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進行下去，勢將走到退 出國民黨之一途。何況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原則之下，改采黨外合作的方針既不可能，又無多黨組成的國民會議或聯合政府這一套辦法可資憑借。

   在這種尷尬局麵中，我們之間的意見也有分歧之處。彭述之曾斥鮑羅庭慫恿廣東區委同 誌反對中央決議，是破壞中央領導的行為。他並且質問我為何不將中央決議公開發表出來， 並命令廣東區委同誌遵照執行。這些話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對我的不滿。瞿秋白則有相反的看法；他稱許我在廣州時，能持重視廣東同誌意見的態度，認為既能大體貫徹中央的主張， 又能不暴露內部的分歧意見。

   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接到廣東區委會的一份文件，指責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 大會前所采取的退讓政策；主張改用向右派進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認為這個文件是在我離開 廣州以後，他們根據鮑羅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們多數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納這個文件的建 議。 我們討論的結果，決定等候共產國際指示；對廣東區委會的文件，也暫不予以反駁。

   這 時，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鮑羅庭又將繼之回國；他們顯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徹底的商討。中共中央沒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這種討論，但又勢必等候他們討 論後的指示；這使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憾事。雖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傳 統，對此似也隻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情況，獨立自主的速決速行，而要聽命於遠在莫斯科、 對中國實情又十分隔閡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切困難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幹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維諾夫、卡未尼夫的聯合反對派，正展 開了激烈的鬥爭；因而莫斯科對中國問題似未能全神貫注；我在上麵所說過的廣東方麵的一 些急待解決的問題，莫斯科方麵一直都沒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鮑羅庭等重來中國，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以後；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了。

   中共中央所麵對的困擾，除了上述的這一主要政治問題之外，還有負責人之間情感上的 隔閡問題。我們這些負責人，性格各別，生活情調也不盡同，例如當時彭述之的羅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檢行為，卻成為我們內部分歧達於表麵化的始點。我在這裏簡略敘述一下，也 許可以從中看出中共成長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後幾天，由於蔡和森的主動，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傳部辦公 處，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及其秘書鄭超麟等均住在那裏），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議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蔡係在我離滬前幾天到北京去的，大約與 我同時返滬），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

   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 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製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 要求中央準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

   這件有關私人生活的事，我們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時似不便表示意見。經過一度沉默 之後，陳獨秀先生開始讚許蔡向的結合，表示不願見他們因此而離異。繼而他批評彭述之不 能自我約製，有傷同誌的親愛關係。他準許向警予的請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這件事，就他們幾個人的個性看來，也並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個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個工作特別艱苦的同誌。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個短時期，我們兩人的睡房隻隔著一層木板（那時向警予到別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會整 天不講話，埋頭閱讀和寫作；當他接觸到有趣味的文句時，就獨自發出格格的笑聲。

   他患有 嚴重的氣喘病；病發的時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風箱，呼呼作響；但他從不聽人勸告， 中止工作，好好養病。他往往記不起吃飯，進膳的時間當然不規律，他室內的書刊報紙，堆 得亂七八糟，沒有秩序，甚至不夠清潔。他疲倦了，會不解衣不脫鞋，倒在床上就睡；一會 兒，又骨碌地爬起來繼續工作。

   每當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還在那裏寫文章看稿子。他常為了思索一個問題，在房裏 踱來踱去；他穿的那雙粗劣的皮鞋，發出沉重的聲音，吵得我這個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時因此索性起來幫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點休息；有時我們兩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我們間的友誼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覺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這種生活習慣，是 會有損於伉儷樂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潑多情的女子，受中國禮教觀念的束縛頗深，不苟言笑，表現得十分 莊重。她養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謀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雖是較早期 的婦女工作領袖，但論年齡還是不到三十歲的少婦。她老是一本正經，態度嚴肅，使那些同濟（同舟渡水）的婦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給她封了一個“老祖母”的綽號。

   她的這件桃色事件公開以後，她個人的聲望和中共所領導的婦女工作都受到損失。多數 的婦女同誌們批評她的感情是關不住了，終於潰決了；也批評這種“老祖母”式的領導是不 夠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實上，她從此喪失了在婦女中的領導地位（向警予此後在黨內再沒有擔任中央的領導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國民黨所害 了）。

   彭述之則有類於風流才子，在處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輕鬆而有節調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經的在進行說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綽號；有時也談笑風生，引人入勝，流露 出風流才子的本質。在共產黨立場上所封的“孔夫子”綽號，是具有譏諷意味的；是指他這 個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現出的一種矜持的說教姿態。他主張提高黨權，也有點孔夫子“尊王攘夷”的派頭，他似以陳獨秀先生為“天子”，中共其他老幹部為“各路諸侯”，而他自己 則負有“強幹弱枝”的重責。

   在這個戀愛風波發生以後，他仍照常工作，若無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態度。 彭述之的行為引起了瞿秋白對陳獨秀先生公開地表示不滿，認為他領導無方。恰巧那時我的快要臨盆的太太為了安全分娩和進修起見，約於三個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暫時成 了單身漢；同時我在閘北的辦公地點，頗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當時住在法租界，是 比較安全的地區，中央的機構也多遷往那裏；因而我被安排暫與瞿秋白同住； 因此我有機會 聽他傾訴有關這方麵的不滿意見。

   瞿秋白是一個將夜作晝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個涉獵甚廣的學者。他久患肺病， 又患有失眠症。每當我午夜就寢，正是他讀書開始的時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時，早報業已 送來，他的閱讀工作才告一結束。接著，他看完報紙，和我共進早餐；他往往愛談起前夜閱 讀過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讀完整本的書，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後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覺。

   下午二時以後，是他處理工作和寫稿的時間。我們一同共進晚餐時，他總要喝幾杯老酒；餐 後，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閑談，談得高興時，他口沫橫飛，時常會噴到我的臉上來；我常想到，我是陷在肺病細菌的濃霧裏，我沒有染上肺病，似也是個奇跡。

   他的太太楊之華，飽經生活曆練，性情溫柔而活潑。她依照秋白的生活節奏來處理家務， 井井有條，連他的女傭人也覺得這是一個安靜的高貴之家。她是中共黨員，雖然擔任著婦女 運動的部分領導工作，頗為忙碌，但她總是設法使秋白在整個上午睡得很安靜。在我與秋白 枯燥無味的政治性談話中，她往往會說一些輕鬆風趣的話，使我這個短期住客，也有賓至如 歸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滿意彭述之的。他批評彭述之理論修養和政治經驗都不夠，不配擔任中共 中央的領導工作；尤其指責彭的宣傳工作領導得不好。他認為由於彭述之的行為不檢，使兩 個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與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擊；並破壞了同誌間的親愛關係。他 明白表示象彭述之這樣的人，不應留在中共中央，應派到地方機構，做些艱苦的實際工作， 以資磨練。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對陳獨秀領導的不滿。他譏諷陳獨秀的領導是“秀才”氣味的“家 長”製度，但為了袒護彭述之，又不能維持“清白家風”。他雖然佩服陳先生的經驗和學識， 但指責其政治領導，不夠潑辣；既不能獨行其是，堅持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又不願遷就鮑羅 庭的作法，表現得猶豫不定和軟弱無力。

   書生氣味更甚於陳獨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鮑羅庭的作法。他認為鮑羅庭是在中國工作的 蘇俄人中最能幹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國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會有 多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事實出現；深信共產國際不會變更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 他雖不否認鮑羅庭在工作中有些缺點，但堅持中共中央不應采取反對鮑羅庭的態度。而現有 的國共關係，實已勢成騎虎，不容中途變更的。

   瞿秋白的這些意向，似是他後來取陳獨秀而代之的張本（預先安排）；但我當時並未覺察到這一點。 我和他之間仍有政見上的不同，我認為如果不在適當時機，將國共關係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 合作，泥足（巨人）隻會愈陷愈深。不過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領導的主張，支持他明白表示出來，不要 將問題埋在心裏。瞿秋白卻不肯直接與陳獨秀先生商談這些問題，要求我轉達；我也答應了。

   我向陳獨秀先生委婉談到瞿秋白的意見，並表示我自己也讚成將彭述之調離中央，加強 中央的集體領導。陳獨秀先生的反應不佳，他拒絕了我的建議；又說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許瞿秋白這類張牙舞爪的作風。他批評瞿秋白說話和做文章常是模棱兩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確堅定。他否認中央內部有甚麽政見的分歧，也不願因私生活上的事來貶抑彭 述之。他仍主張一切聽候共產國際的指示。

   我並未因此與陳獨秀先生展開爭辯；我隻請他多加考慮而已。但我確為這件事感覺不快。 我想到陳先生的話也含有責備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將陳先生的話轉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這件事的解決，不必過於匆遽（jù 匆忙急促），假以時日，自會有轉圓餘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並采取了反擊對策。

   中共中央內部在流傳著謠言， 說我和瞿秋白企圖建立聯合反對派。用意是將陳先生比作斯大林，將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作托洛茨基、季維洛夫、卡未尼夫的聯合反對派。蔡和森對我與陳獨秀先生談話的內幕一無 所知，也被牽涉在內，因為他確是對彭述之破壞他們夫妻關係之事深懷不滿。

   正當中共領導層發生困難的時候，整個革命形勢也在激劇的逆轉。首先是接近國民革命 的國民軍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機於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殺示威學生；繼之是廣州 發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軍將領郭鬆齡得到馮玉樣的支援，發動了反張作霖的戰 爭。十二月二十三日，張作霖得到日本的軍事協助，殲滅了郭鬆齡的進攻。接著就是國民軍 與奉軍的正麵衝突，進而演變為張作霖與在鄂的吳佩孚聯合圍攻國民軍的局麵。當馮玉樣的國民軍駐兵天津大沽口，設置防禦工事，以抗拒張作霖的海上進攻時，日本根據辛醜條約大沽口不得設防的規定，炮擊大沽口的國民軍，並會同簽訂辛醜條約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國，於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拆除防禦工事。 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漸漸不能支撐。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後，國民軍重要據點的 天津已在三麵包圍中；由山海關進攻的奉軍和由山東進逼的直魯聯軍—李景林、張宗昌部— 均抵達天津附近；沿京漢路北上的吳佩孚軍於攻占河南之後，前鋒也已達石家莊；同時國民 軍又遭受列強的幹涉；因放棄天津，向北京退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學生在國共兩黨領導之下，因抗議列強幹涉中國內戰， 要求取銷辛醜條約，舉行示威請願運動。當學生隊伍群集在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廣場的時 候，段祺瑞命令衛隊開槍；擊斃四十餘人，傷百餘人。當時北京是由國民軍衛戍的，段祺瑞 之敢於這樣做，顯然是鑒於正在退卻的國民軍大勢已去，因而屠殺學生向奉係勢力討好；並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強的要求。

   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眾的憤怒。 中共中央討論這個緊急局勢之時，頗有手足失措之態。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雖有蘇俄 為其援掖（扶持），而反對馮玉祥的則不僅有張作霖、吳佩孚的優勢軍事實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強的支撐。這個聯合的反動勢力高唱“反赤”，而這個口號的作用是在於孤立和分化革命陣線， 使反帝運動不能抬頭。

   國民黨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逕（jìng直接了當）指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運動為赤化運動，到處誣蔑破壞。我們估計要重整五卅運動的精神，予反動勢 力以迎頭打擊，是有點形格勢禁（受形勢的阻礙或限製，事情難於進行）的。

   緊接著廣州又發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變。這件事對中共說來，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當 時上海各報紙都用大字登載著：“中山艦圖謀不軌”，“蔣介石扣留俄顧問”，“逮捕共產黨”， “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認為又是帝國主義者造謠。等 到這些消息被證實了以後，我們深覺這件事發生在整個局勢逆轉的時期是十分嚴重的。

   然而中共畢竟是成長了；我們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要求，使我們有排除萬難的決心。 我們無暇再談鮑羅庭與中共中央間的歧見，也不再計較領導內部的分歧問題；大家都聚精會 神商討對策，來挽救這個局勢。 我們商討的結果，認為無論三月二十日的事變是由廣州同誌們的左傾錯誤所引起，或者 由於國民黨內部領導權的爭奪，再或是由於蔣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勢力的影響，改變了他的 政治態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總應采取讓步的妥協態度，來穩定廣州的局勢。

   具體的說， 我們要維持汪蔣合作的局麵，繼續對蔣采取友好的態度，並糾正廣州同誌們的一些拖延未解 決的左傾錯誤（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過）。我們一致覺得現在蔣介石已先發製人；我們舍妥協 政策而外，實無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並決定派我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的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陳獨秀先生在 說明這個決定的時候，指出我是最適當的人選，並賦我以全權；似是為了衝淡我們之間所有 過的芥蒂。彭述之也對我表示推崇，擁護我去相機處理一切。根據這個決定我又一次赴穗， 擔負著比前次更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