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2 國民黨二大

 

第三章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六年一月間，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洋溢著使人樂觀的左傾氣氛，但事實上卻忽視了實際問題的解決。這固然是汪情衛領導作風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及汪精衛等三方麵意見不一致，而又不能獲得適當的調協，有以致之。

   我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海輪繞過香港，直達廣州（因省港罷工海輪不停香港）。 我為了獲得鮑羅庭的諒解，首先找他懇談。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頗為不滿。我將中 共中央關於廣州政策的決定和與國民黨中派人物孫科等會談的經過通知他；並且表示中共中 央和我自己都認為應當首先和他交換意見，如果他讚成這些決定，據以對廣州的現行政策有 所修正，也應由他采取主動，我自己則不擬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們之間有意見 分歧之感。

   鮑羅庭對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說到廣東在過去半年中，經曆了一場艱苦 的奮鬥；如非他和廣州的同誌們緊急應變，也許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著質問我：“為甚麽廣 東方麵將那些陰謀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驅逐出去了，現在卻又要將他們請回來？”他 表示考慮幾天再行討論；但對我這次先和他商談的步驟卻表示欣慰。

   鮑羅庭雖不讚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據此所采取的行動，但似覺得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 產國際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閑視之。他表示要先問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體 決定。他對已往沒有將廣東情況詳細報告中共中央，並承認對外的宣傳解釋工作做得不力， 以致引起隔閡一點，表示歉意。我答應他先了解廣東實況，過幾天再行討論。

    當時廣東局勢的演變千頭萬緒，要在幾天之內獲得全麵了解，談何容易。中共廣東區委 會各負責人雖大都抱樂觀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認當前局勢潛伏著的危機。 他們所談的要點， 大致如下：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是革命與反革命流血鬥爭的重要訊號。廣東的中共 同誌，認為廖案的發生，不外兩種因素：一是親共與反共之爭；二是國民黨內部權利之爭， 無論如何，這表現了中國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養，動輒以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

   廖的被刺，胡漢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楊劉問題解決後，七月一日國民政 府成立，胡漢民因而失勢。廖仲愷當時是扮演著“梁山泊豹子頭林衝”的角色，支持汪精衛 接替胡漢民負最高責任。廖係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與鮑羅庭以及中共人士來往密切，而且在 厲行財政統一政策之下，得罪了一些與胡有關係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誌認為胡漢民本人 及其親信那時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沙基慘案發生以後，大家都要求一致對外。但 胡派居然刺殺多年戰友，動搖了廣東政府的基礎，這是不能寬恕的。

   廖案發生後廣州驟然進入恐怖狀態，廣州要人中除譚平山、蘇兆征仍照常在群眾中露麵 外，其餘的人不無草木皆兵之感；汪精衛並曾勸告譚平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時鮑羅庭卻 力持鎮靜，提出組織三人特別委員會（汪精衛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特別委員會的組織，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 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的。其實，這隻是形式上的決定；實際是由鮑羅庭所主張。胡漢民所作《革 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載《東方雜誌》三十周年紀念專號）一文說：“其時精衛亦在汝為（即許崇智）處， 力主邀鮑羅庭來，他說：‘必須請鮑先生來，大家共同研究’，鮑羅庭來後，便說：‘應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 會辦理此事’。於是開臨時會議，由鮑羅庭提出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三人為特別委員，將當時黨部政治 委員會議國民政府各機關職權，一律交特別委員會統製。”這是可信的。），局勢才安定下來。

   他們說到許崇智部之被整編，是因為許部成分複雜，其中高級將領缺乏明確原則與立場； 有些有軍閥思想，有些與胡派接近，至於指其與陳炯明勾結，則係莫須有的罪名。也有人說 這是因為後起的蔣介石亟謀擴充實力，借此機會，將許部改編隸其麾下；由此確立他在軍事 上的領導地位。

   十月間，廣州局勢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更形穩定了。當時重占東江惠州一帶的陳炯明部， 向廣州進逼；南路鄧本殷部進攻廣州附近江門；中山縣又為土匪袁帶部所盤據。這些意圖傾 覆國民政府的反革命軍事進攻，多有香港的奧援（暗中支持）。香港當局那時是用“以華製華”的方法， 對付反英中心的廣州。蔣介石將軍率部再度東征，消滅了陳炯明部。朱培德、李濟琛、陳銘樞等部也肅清了鄧本殷和袁帶的叛亂。涉嫌勾結陳炯明的熊克武部又為譚延闓、朱培德解除 武裝。由於這些軍事勝利，廣東算是統一了（隻瓊崖一帶尚有鄧本殷的殘部）。

   這是廣東多年動亂以來第一次的統一，國民黨人額手稱慶之餘，總常常向我津津樂道廣 東當時的局勢。軍隊已編成了六個國民革命軍，統由軍事委員會指揮；國民政府的政令已能 通達全省；稅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麵也有收獲；國民革命的基礎，可以說是奠定了。廣州的 中共同誌也同樣欣慰有加，覺得中共所領導的工農群眾，曾在統一廣東的工作上有過重大貢 獻；而且認為這是鮑羅庭政策的成功。

   國民革命勢力雖在擴展之中，但國共關係仍是一棘手問題。最明顯的，是黃埔內部青年 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對立。加入前者的黃埔學生多係政治工作人員，其領導分子多 具有中共黨籍，絕大部分左傾。後者的成員則多係國民黨籍的軍官，領導分子多持堅決的反 共態度，又在黃埔以外發展組織，如廣州大學的孫文主義學會自命為“斯梯克（仇恨）”黨，顯然是 要用暴力手段，對付共產分子。

   陳延年認為孫文主義學會的組成和擴大，與青年軍人聯合會之工作不力大有關係。青年 軍人聯合會最初想包括全體黃埔學生，來對付黃埔以外的舊式軍人；並且也得到蔣校長的支 持。後來，這個組織在中共黨員領導之下，發生了左傾的偏差，征求會員嚴加限製，有些黃 埔學生沒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請加入者，竟未獲得批準。這就引起了一部分國民黨籍的學生 的反感。陳延年又表示，孫文主義學會氣焰如此高漲，背後也似獲得蔣校長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似是孫文主義學會的經典。陳延年告訴我這本小冊子曾譯成英文送給鮑羅庭看，鮑羅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國民黨立場說話，未可厚 非；鮑並指出他對甚麽事都有辦法，隻有解決國共糾紛他無能為力。因而陳延年除了指斥戴 季陶和孫文主義學會為新右派之外，別無他法。

   我聽了陳延年上述這些話，不免有點生氣。我指出鮑羅庭所說的是廢話，解決國共糾紛 為根本之途，對此問題無能為力則一切都屬空談。我還反問他：“鮑羅庭這種避免接觸根本問 題，以不了了之的手段來拖延，是否由於對共產國際將國共兩黨混為一體的政策，根本失去 了信心之故！”陳延年默不做聲，似不願參加討論，但認為要想出辦法來。

   另一方麵，中共正領導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活動，省港罷工委員會是一個聲勢赫赫的龐大 組織；數以萬計的罷工工人正集居在廣州市那些被封閉的煙館賭館舊址裏和一些公共建築物 內。委員會除幹事局等正常的機構外，還設有會審處，審判破壞罷工、偷運糧食接濟香港和 私賣敵貨的犯人；同時附設有監獄；對於敵貨的處理，設有拍賣處。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水 陸偵緝隊的組織，擁有隊員二千餘人，步槍四百餘支，小艇十二艘；他們分駐各港口，執行 封鎖香港的任務。此外還有法製局築路委員會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 的職權。

   當時在廣州的中共同誌，多以能領導罷工機構而自傲；覺得較之一九一七年俄國工人蘇 維埃還更有效率；但確沒有取國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圖。國民黨右派人物卻斥之為“第二政府”， 認為它包藏著中共在廣州實行共產製的野心。中共中央則本著國共合作、共同努力於國民革 命的意向，亟謀對罷工委員會的活動有所調整。

   我曾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與廣州同誌商討這個問題。當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向香港所提出 的條件分為兩大綱要：第一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對滬案所提出的十七條；第二是直接針 對香港的六項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 減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應依形勢變化降低要求條件，與香港當局協商解決，盡 早結束這次罷工。如果罷工結束，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也就不必要了。所謂“第二政府”之 說，也可不攻自破。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和主持委員會的中共黨員鄧中夏等人，都讚成我的主張。但他 們都說香港方麵始終對協商解決罷工一事，沒有明確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麵真願意協商，他 們隨時準備談判。自然，在條件方麵也預備作若幹讓步。

   他們還進而指出，由於省港罷工，加上罷工工人糾察隊檢查各港口，對香港實行經濟封 鎖，不特使香港遭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使廣東的叛軍，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於罷工 工人參加了肅清內奸、鎮壓反革命、支援作戰和杜塞走私以裕稅收等工作，更使廣州革命政 權日形鞏固。因此，國民政府當局多認為罷工是有利的，即反對罷工的人，也隻能說罷工委 員會權力太大，卻不能抹煞它對革命的貢獻。罷工工人方麵以曾獲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 生活也相當安定。不過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廣州及其附近地區也得不到外貨的供應，有些 地方頗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損失；農民的農產品，無法出口銷售，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實行出入口“特許證”辦法。規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的 船貨，可準其直來廣州”。特許證規定由國民政府外交部廣東省政府商務廳公安局會同罷工委 員會共同簽字發出。這個辦法實行以後，美日等國的商船相繼要求領證直航廣州。於是，上 海廣州間和暹（xiān）羅（泰國舊稱）廣州間等航線，逐漸恢複。廣州江麵每日出入口船隻多至四十餘艘。這個辦 法在“孤立英國”、“增加政府稅收”、“工商聯合”、“工農聯合”、“安定人心”等方麵，都收 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農民協會與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間的糾紛。在發展中的農民協會，常因減租減息和一些其他的經濟問題與地主發生爭執；尤其重要的是農民協會屬下的農民自衛隊與各縣 地主所領導的民團，發生武裝衝突。不是農民自衛隊圍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團殺害農民協 會的負責人。各縣政府處理這些糾紛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麵；也常指斥農民協會簡直成為第 二政府，侵犯了各縣政府的職權。

   當時任廣東省民政廳長的古應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縣地主民團勢力。廣東的中共同誌 將他視作眼中釘，認為非去掉這個右派古應芬，農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張太雷告訴我，鮑羅 庭近來也學得圓滑了；對古應芬支持反動分子事不願過問。張太雷認為鮑顧問不說話，農村 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可是鮑又似覺力有未逮（dài到及之意），不願卷入漩渦。因此，國民政府對農村既無一 致的政策，若幹鄉村便成了兩派勢力的比武場所。

   我原約定與鮑羅庭在幾天後商談雙方歧見問題。鮑羅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麵的複電， 可以表示意見了。因而由他主動約集我和廣東區委會主要負責人陳延年等舉行會議。 鮑羅庭首先發言，他對廣東局麵表示樂觀。指出在對外關係方麵，由於罷工委員會組織 的嚴密，香港方麵一切破壞的陰謀都沒有成功。他預料香港當局不久將與廣州當局談判解決 罷工問題；有恢複雙方正常關係的可能。至於其他各國，如美、日等國的商船，早已直接開 到廣州，進行經常貿易；而且日本方麵開始與國民政府商談海南島田獨鎮鐵礦開采問題，國 民政府並準備給予開采權。根據這些情況，他指出列強現在不得不承認國民政府業已穩固這 一事實。

   關於廣東內部的狀況，他認為基本上已經統一，不會再有叛亂發生；汪蔣合作的局麵也 不會因外間的挑撥，而產生破裂。廣西軍人對國民政府的關係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為國民 政府屬下的另一省區。廣東四周並沒有甚麽軍事力量，足以危害廣東的安全。現在政府稅收 月有增加，並可望大量增溢。他認為在這個穩定的基礎上，民政的整理、各軍訓練等主要工 作，都可望順利進行。

   根據這種樂觀的看法，他認為國民黨左派與中共仍應向右派勢力進攻，以期廣東局麵獲 得進一步的鞏固；此時決不應退讓，因為退讓政策會助長右派的氣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團 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國民黨左派本身是相當脆弱的，需 要和中共合攏一塊，才能形成一個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認搖擺不定的中派占多數，但反對以 向右派讓步的方式，去聯絡中派。他主張強迫中派追隨左派，要他們無條件的擁護國民政府 和廣州的國民黨中央。他譏諷中共中央與孫科、葉楚傖、邵元衝等所成立的協議是要不得的 安撫政策。 他還進而號召廣州的中共同誌，反抗上級的決定。他說不應當無疑問的遵守中共中央的 決定。

   廣東區委會負責人根據他們對廣東情況的真實了解，是可以對這種決定，提出修改的 意見的。 我當時覺得鮑羅庭這篇演說漏洞頗多，立即加以答辯。我首先承認廣東的局勢是穩定了， 也說到中共中央並不抹煞廣東同誌促成這一局勢的功勞；但對前途的展望不如在廣東的同誌 這樣的樂觀。就是根據我這幾天的考察，也證明廣東內部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

   我指出中共中央與孫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協議是合理與必要的；因為聯絡中派以攪垮西山 會議派的組織，就是向右派勢力進攻的一個主要方法。我曾反問鮑羅庭，除了這種分化的辦 法以外，所謂國民黨左派與中共合為一體的說法，是否含有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應在國民黨第 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包辦國民黨中央委員席位的意義在內？所謂強迫中派追隨左派和進攻 右派的說法，又應如何實行？ 我的這些問題都是鮑羅庭難於置答的。因而我更說明中共還在幼齡時代，沒有人參加國民政府，也還沒有執掌政權的經驗，更沒有掌握軍事實力。中共黨員還沒有任高級軍官的， 在國民革命軍中，也多係負擔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視為軍中的附屬品，未能直接掌握軍 隊。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我們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國民黨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強中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接著我要求在廣州的同誌們不要將中共中央的政策，視為退讓的政策；應認識到這是中 共自謀獨立發展和鞏固國民革命陣線所必要的措施；不應要求修改，而應切實執行。而且在 這次（第二次）國民黨代表大會中，我們應一致主張建立一種國民政府的製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來處理問題。最低限度要將汪蔣合作的領導重心，在製度的基礎上鞏固起來， 便不受外間挑撥的影響。

   我還提出了三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消除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狀態； 這兩個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並為一；二是應主動的謀求省港罷工的結束；如果罷工委員會一時 不能結束，也應在國民政府法律範圍內活動；三是我們要求國民政府采取更明確的政策，支 持農民運動的發展；改組各地地主民團的武裝，使之成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農民的武裝，以 清除各地的武裝衝突，並滿足農民減租減息的經濟要求。

   我曾向鮑羅庭說：“開除西山會議派和使中共黨員增加在國民黨中央的比重，並不算是甚 麽真正的革命進攻；如果能實現我上麵所說的各點，特別是使農民勢力在鄉村中居於優勢， 才是實際的革命進攻。” 鮑羅庭並未答複我的問題。廣東區委同誌們似不願卷入我和鮑羅庭之間的辯論，沒有人 多發言，就散會了。

   事實證明廣東區委的多數負責同誌是站在鮑羅庭一邊的；他們尤其反對 中共中央與孫、葉、邵等人所取得的協議，認為是對右派退讓的明證。他們雖不視我為退讓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覺得我多少對廣東情況有所了解，並寄予同情的人。但總感覺我的 意見，含有退讓的氣味。

   張太雷向我所說的話，似刻畫出鮑羅庭當時的處境。他指出鮑羅庭在這裏與汪蔣等人一 同奮鬥，相處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況下，隻有鮑才能平息國民黨內部可能發生的矛盾，穩 定現有的領導。不過近來鮑羅庭精神上頗感不安，在處理廣東各項問題上，往往遭遇困難， 又被右派所反對；而莫斯科和這裏的一些俄國軍事顧問，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現在中共 中央的決定更使其大傷腦筋。他還進而說到鮑羅庭在這裏花了兩年工夫，才把廣東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個人來接替這個顧問職務，是很難有適當人選的。

   我曾向張太雷保證，中共中央並沒有要撤換鮑羅庭的意思。我自己來廣州一切首先就商 於他，也是為了尊重他。中共和孫、葉、邵等人的協議，也強調要他們遵守孫先生聯俄容共 的既定政策。這些似乎都不致使鮑產生不安於位之感。但張太雷仍感不滿足。他指出西山會 議公然開除鮑羅庭、汪精衛和中共黨員；因此，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應首先來一個示威性 的反擊；其中一項是應造成熱烈擁護鮑顧問和汪蔣領導的氣氛。他認為隻空洞要求中派遵守 孫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體的要求他們擁護廣州現有的領導，是十分不夠的。

   這時，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開幕，而中共對此所應持的政策，我們—中共中央與 鮑羅庭及廣東區委會之間—迄未取得協議。在中共中央方麵，既已與國民黨中派有所協議， 自不能中途變更。

   在鮑羅庭方麵，又認為這是退讓，須予修正；而在時間上又已不容許往複 協商。我這個當事者處在夾縫中，隻有使這種歧見不過份暴露於外而已。

   孫文主義學會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從速解決。但陳延年等總覺得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黃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較早的組織，而孫文主義學會卻是未經正式許可的新右派的產物；如果這兩個 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並，都不免是讓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對我的主張，似采取拖延的辦法。他曾向我解釋，這件事要等在黃埔負責的周恩來回來後，才能處理。那時周恩來正在汕頭兼任 東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來廣州。陳延年認為他深得蔣介石將軍的信任，兩個團體的 負責人對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蔣提出處理辦法是較妥當的。

   其他如結束省港罷工問題，這是廣東方麵不能單獨解決的。果如鮑羅庭所說，那時香港 方麵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來廣州，試探解決的途徑。這種談判因雙方意見距離甚遠，拖 延時間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的時候，香港方麵似覺得已無談判之必要，便中斷了 這種接觸。

   至於農民與地主間的衝突問題的解決，後來隻是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通 過了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作為點綴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開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由汪精衛所領導的；但實際 上，他沒有完成他所擔負的任務。在大會舉行以前，我曾將我們與孫、葉、邵等商談經過， 和中共中央采取這種行動的意向，正式向汪說明。他除了和我親切寒暄一番而外，對我所說 到的，並不作具體的表示。他那時一切事多與鮑羅庭商談，即對國共關係問題，也不例外； 也許他覺得通過鮑羅庭較為妥當。

   鮑羅庭對於這種現狀也許是引以自傲的。當我向他說到要強化大會的領導重心的時候， 他說大會有法定的主席團可以領導，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後說話，並沒有甚麽要顧慮的或要重 新討論的事。鮑羅庭那時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認為有退出國民黨的傾向；他堅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與左派親密結合；但也看不見中 共這樣做的前途。

   他沒有中共逕行奪取國民黨領導的想法；隻要求中共的勢力做國民黨左派 的基礎（他並明白說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雖進退兩難，但對自己的政治手腕， 卻頗能孤芳自賞。他認為廣州局勢能由他調排，一切自有辦法。

   大會舉行的前夕，莫斯科來了一個很長的電報；鮑羅庭將它翻譯出來，乃是一篇反對帝 國主義的大理論。正當我和鮑羅庭閱讀這篇電文時，汪精衛來了。鮑羅庭不加解釋，將電文 交給他；他也沒有等讀完全文，就說內容很好，可作大會宣言的資料。後來，這篇文章果然 成為這次大會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衛走後，鮑羅庭很得意的向我誇耀，說一切事情經他安排，都能不費唇舌的順利解 決。我卻感覺有點不滿足，曾追問鮑羅庭，除了這個電報外，莫斯科是否還有別的具體指示。 他回答說：“沒有。”並說一些實際問題，莫斯科大致信任我們能夠協商解決。這顯示當時莫 斯科對於中國局勢並沒有敏銳的感覺，隻能聽任於鮑羅庭的相機處理。

   大會在汪精衛領導之下，發表了大會宣言，通過了黨務報告，接受總理遺囑，彈劫西山 會議派，以及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商人運動等決議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會的改 組精神再度表現。

   汪精衛是位動人的演說家，表演得頗為精彩。他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雖然冗長，但他 那充滿熱情的詞藻語調，獲得不少的掌聲。尤其是他多次所強調的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在曆次 戰役中，熱血流在一起，凝結成一塊，早已不分彼此；既能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為同一目 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語句；為當時人們所樂道。 然而他並未以同樣熱情的口吻，號召廣東以外的國民黨員，不要走西山會議派的道路， 共同團結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下，一致合作。這似是他演說中的美中不足之處。

   蔣介石將軍是第一次參加這種盛會的；頗有自命不凡之態。一月一日新年的群眾大會上， 他穿著引人注目的鬥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歡呼；軍事領袖的姿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使汪 精衛等為之失色。他在黃埔所舉行的招待全體代表的茶會上，也顯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氣派。 他在大會上所發表的軍事報告，指出國民革命軍已近十萬人，強調一年來軍事上所獲得的成就。他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確定了他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

   在一般代 表心目中，他與汪精衛是兩個重心；前者是軍事的，後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經覺得汪蔣之 間能否合作無間是有疑問的。 “尊蔣抑汪”是西山會議派破壞廣東局勢的重要策略；事實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鮑 羅庭慎重討論過這個問題。鮑羅庭曾含糊其詞的表示汪蔣兩人性格確有不同，汪善解人意， 觸類旁通；但要他負起責任的時候，常表謙遜和退縮。蔣則所知不廣，但卻勇於負責；目前 兩人還沒有甚麽芥蒂。在我們之間任翻譯的張太雷，更進而說隻有鮑羅庭折衷其間，才能維 持汪蔣合作的平衡。

   中共黨員以國民黨各地黨部代表資格出席這次大會的，人數約占全體代表的四分之一（據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一六六頁—商務印書館出版）稱：“此次大會完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全體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產黨員約占五分之三。”這不特與我所記憶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與當時中共中央的決策是相左的）， 但也不能有甚麽積極貢獻鞏固左派的領導。

   任這次大會中共黨團書記的是高語罕，他在黃埔 任政治教官；這次在大會中是中共的主要發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動的演說家，堪與汪精衛的 美妙詞調唱和。他在言詞中對國共雙方不分彼此，使會眾有一團和氣之感。他知道中共內部 對國共合作的根本問題，仍無明確的決策；因而對許多可能引起爭論的問題，避而不談。

   在國民黨內，居然存在著一個中國共產黨，這是國民黨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謂左派，亦 不例外。這次大會中，大多數代表對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懼之心。開明的國民黨代表，往 往也要說幾句話，表明其純粹國民黨員的立場。 我經常出席大會，但並非代表，而以第一屆候補中央委員的身份到會，坐在大會的中央 委員特別席上。

   坐在這個特別席上的人寥寥無幾；我記得好像隻有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不過 她並非中央委員，而是大會特別邀請的來賓。第一屆中央委員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沒來出席， 有的擔任了大會的職務。總之到會的第一屆中委不及全體的一半，這一事實，似也引起過一 些人的傷感。

   我是負責指導中共黨團的活動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黨團委員和中共廣東區委會 多數的意見。中共的同誌們也和一般國民黨人一樣，多認為這次大會不過是一個熱鬧的場麵， 避免提出足以引起爭論的問題。我自己著重對於國共關係作些必要的解釋，如在國民黨內存 在著中共黨團的問題，是最使國民黨人不安的；我曾發表一件致國民黨員書，指出中共黨團 在國民黨內的活動，並非破壞國民黨的團結，恰恰相反，是為促進國共之間的團結。

   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以前，汪精衛曾約我在鮑羅庭那裏會談。他提出了一張他所預擬的 二屆中委名單，征求我們的同意。鮑羅庭一言不發，我細看了這張名單，是所謂左派和與汪 有關係的人占多數。我覺得他並未尊重中共中央爭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孫科外，葉楚 傖、邵元衝等均未列入，至於中共黨員則除第一屆者均列入外，還增加了在國民黨內任重要 職務的吳玉章、董必武、惲代英、楊匏（páo古代的八音之一）庵等人。 我對於國民黨內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說，隻有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對於提名中共黨員 為國民黨中委者表示意見。我提出中共黨員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沒有在國民黨內擔任職務，不 必再當選，其餘中共黨員也可以斟酌減少幾個，以符中共中央不願多占國民黨中委名額的原 旨。 汪精衛當即表示反對，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總理在世時遴選出來的，應當繼續當選。 我向他委婉解釋，指出現在的名單中，有些第一屆中委的名字並不在內；那末中共黨員也退 出幾個，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衛看見鮑羅庭仍不說甚麽，也就不再說下去了。這樣，第二 屆中委名單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會選舉中委的時候，被放逐了的胡漢民竟以最多的票數當選（胡漢民以全體代表的票數當選，汪蔣均較胡少一票，本應列為各中委之首；後經大會秘書長吳玉章商 得汪精衛同意，將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蔣之後）。這事令人啼笑皆非； 胡氏的當選固由於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數，至少足以證明代表中並無堅決反胡的人。我的同誌中即有人根據這一事實，說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讓的；因為左派失去了廖仲 愷以後，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讓，即有被瓦解的危險。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於此。

   大會剛要閉幕的時候，鮑羅庭告訴我，汪精衛對中共中央頗表不滿；一則因為中共中央 與孫、葉、邵等的會談，無異對反對廣州的人物討好；再則中共在這次大會中采取消極態度， 不願卷入國民黨的鬥爭，有不支持左派的傾向。鮑羅庭向我說這些話，顯然是借汪的名義來 打擊我。

   我承認我並未貫徹中共中央的主張；但我也指出，汪精衛並沒有事先和我詳細商談，以 取得協調。我還轉而指責鮑羅庭，說他除了反對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見外，並沒有提出建設性 的具體意見；對這次大會所持的態度，也不算是積極的。最後，我表示這裏的一些問題，亟 待解決，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請求中共中央作最後決定。

   鮑羅庭告訴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問題須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處理。 他預料廣東的工作在汪蔣合作之下，可以正常進行，不會因他的暫時離開，發生甚麽影響。 他還說到這次大會已經獲得良好的成績，大體上與中共中央的主張也沒有甚麽重大的出入。 至於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問題、罷工結束問題和農民運動的問題等，一時 都不會影響大局，等他從莫斯科回來後，那時莫斯科上海廣州間的意見趨於一致，再行處理 不遲。

   誰知事態變化之速竟出乎鮑羅庭的預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廣州之後，一切都 脫離了他的掌握，一切都變化了。其實，在第二次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蔣介石將軍即對黃 埔內兩個團體對立的狀態，發表過演說，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態度；而鮑羅庭和中共的反應 是太遲鈍了；以致“三二零”的不幸事件，終於上演。這些往事，即使現在看來，似也不能 責備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處理不當，主要是由於鮑羅庭的太過自信，沒有掌握時機，在這次 大會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