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九（崇新嶽 百思峰 ）

 

（37）

　　10月7日晚上，王秀珍與在北京的馬天水秘書房佐庭通了電話。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所以10月7日那一天，我們沒有打聽到什麽重要的情況，就在不安當中度過了。

　　10月8日的大清早，李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情。

　　李文靜對王秀珍說了以後，王秀珍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裏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就是打不通。

　　我們商量以後，決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在上海的王洪文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裏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

　　這個時候，我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的神態十分反常，沒有講了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

　　這種種跡象就使得我們很憂慮，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以及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一起分析形勢。這個時候，市委常委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房佐庭告訴他們說：會議不準往外打電話。房佐庭在電話當中傳回來一句暗語，說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這樣我就跟他們幾個人議論：“房佐庭沒有胃病，他說‘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說：“幾個老帥，像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說到這裏他不再說下去了，但是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說幾個老帥可能已經發動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下手了，我心裏是同意廖祖康這種分析的。

　　我想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過去說過的關於軍隊的一些話。張春橋說“軍隊靠不住”，姚文元說“軍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說“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我想：現在軍隊也許已經把槍口對準了張春橋他們了。

　　我們幾個人覺得形勢非常嚴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王少庸接著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我說：“下午我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負責人吹吹風。”

　　（38）

　　這樣，10月8日那天下午，我們分成兩個地方進行“打招呼”和“吹風”。10月8日，王秀珍給遼寧省委副書記魏秉奎打了電話，還要魏秉奎給當時正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裏打電話摸情況，都沒有摸到進一步的情況。

　　10月8日晚上，我主持召開了上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會議，我說：“就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們大家都要有精神準備。”

　　王秀珍告訴我說：她和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約好了，今天下午繆文金乘飛機趕到北京去摸情況。如果摸到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話，就打電話傳一句暗號來，說：“我娘心肌梗死。”

　　王秀珍說：剛才繆文金已經打來電話，傳來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號，我聽了心裏一驚。我想：果真出事了，張春橋9月28日的預言應驗了，他所說的“大考驗”的時刻真的來到了。

　　這個時候，我自己給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打電話，證實了文化部的於會泳、錢浩亮、劉慶棠他們幾個人和江青之間的電話聯係也中斷了。我把這個情況給大家說了以後，大家議論紛紛。

　　正在這個時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來了電話，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去，準備當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在電話當中傳來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樣就進一步從公安部那裏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

　　過了一會，劉慶棠又打電話來了，是我的秘書張家龍接的電話。劉慶棠在電話裏麵說：“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

　　這個時候，王洪文的秘書蕭木突然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蕭木這麽一說，大家就一片混亂，生怕有人來抓。我就宣布：“我們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召開了一個具體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參與策劃的有幾個常委：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拄、張敬標，朱永嘉，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

　　我在會上征求大家的意見，我說：“下一步看怎麽辦？”

　　朱永嘉首先發言，他先是指名攻擊了華國鋒同誌，然後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星期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

　　我聽了朱永嘉的發言，知道他的話是有依據的。他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39）

　　我們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在上海策劃武裝叛亂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是張春橋的指令和我們打仗的資本。張春橋9月28日的指令當中就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姚文元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當時我認為姚文元講的很精辟，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理論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就遵循了姚文元這個顛倒黑白的暴力論。

　　就在10月8日晚上這個策劃武裝叛亂的會上，王秀珍說：“我白天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談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2千5百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有3萬1千人分散待命。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著說：“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能形成一個拳頭。”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隻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廖祖康具體提名：把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張宜愛、警備師師長李仁齋帶在我們身邊。

　　在策劃會上，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說這樣可以調動工人的隊伍。這件事情就由廖祖康自己去辦了。

　　在策劃會議上麵，我們具體地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我們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我負責，抓總的和準備輿論，最後行動的命令由我這裏發布，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

　　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後，我就當場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師師長李仁濟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拄、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我在會上當場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40）

　　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3千5百人集中，3萬1千民兵待命。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寫好以後，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麵交給了王秀珍。

　　我當時估計，中央很可能就近調六十軍來抓我們，我們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們的確也作了準備。馬天水最後一次批的給民兵增發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閱過的，這一次光是半自動步槍就發了3萬5千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後，休息了一會兒，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從二號指揮點打了紅色的保密電話到一號指揮點要我接聽電話。廖祖康說：王秀珍跟馮國柱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台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

　　我答應了，而且掛了電話以後，我又親筆寫下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令：“電台由李仁齋同誌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誌的指揮。”寫好以後，我讓秘書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我當麵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然後我聽到他去打電話，進行布置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了，隻處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張春橋過去多次引用過《紅樓夢》當中的一句話，就是“赤條條來上無牽掛”，用來開導我們，啟發我們。張春橋多次說過“準備殺頭”這樣的話，用來對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氣節教育。當我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我確實是準備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豁出一條命去幹了。我替“四人幫”賣命，與人民為敵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及時地挽救了我。

　　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具體組織者和指揮者主要是我，我對黨對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我完全願意認罪服法。

　　另外，上海市委常委、寫作組長朱永嘉在1976年底的交代材料寫道：1976年9月下旬，張春橋曾通過徐景賢和肖木給上海傳過兩次話，張春橋對肖木說：”現在批文件與過去不同了，沒有人把關了。”

　　張春橋對徐景賢說：“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樣有威望的領袖是不可能了。”張春橋還說：“上海還沒有經曆過如林彪上台那樣的考驗，如果我有什麽事情，總是要連累你們的。”

　　怎樣才能經受這個最嚴峻的考驗，無非是舉行“反革命武裝暴亂”。10月8日到13日上海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就是沿著張春橋這兩次講話的思想邏輯發展過來的。

　　（41）

　　10月8日下午3時，我去康平路小禮堂開會，會議由徐景賢主持，參加會議的有王秀珍、馮國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景賢說：“給大家通一個氣，馬天水7日去北京開會，通不上消息。房佐庭打電話回來，說是‘老胃病發了’，估計中央可能出事。”

　　另外王秀珍還要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去北京打聽消息，並約定暗號，如果情況嚴重，就說‘老娘心肌梗死’，同時王秀珍還對公安、民兵作了部署，準備反革命的武裝暴亂。

　　10月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小禮堂，在場的有徐景賢、王秀珍、馮國柱等，他們向北京打電話，探聽消息。後來繆文金打電話來“老娘心肌梗死”，這樣大家認為是右派政變。

　　當時我跳出來說：“我們得準備鬥，搞成巴黎公社，維持幾天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

　　王秀珍在會上說：“民兵已經動員了。先動員2千5百人，3萬1千人待命，要發槍發子彈，連夜搞巡邏。”

　　徐景賢和馮國柱、張敬標商量後，宣布幾項決定：一、現在開始準備武裝暴亂；二、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與馮國柱去民兵指揮部，徐景賢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園；三、部隊方麵要做一點工作；四、張敬標仍留在辦公室值班。

　　散會以後，我立即到《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台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張春橋他們可能出事了。市委決定，不發中央的消息，隻發自己上海的消息，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至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還沒有來得及討論。

　　10月12日晚，在上海的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召集部份人員開會。這時，從各方麵來的消息，都證實“四人幫”是出事了，於是又重新提出10月8日晚上那個方案，口號是：“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要出動民兵保護報社電台，封鎖交通要道，港口隻要沉一條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機場去幾輛大卡車，便能封住跑道，還問了全市煤、電、糧的情況。

　　我經曆的反革命武裝暴亂過程，大概就是如此。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事情暴發在上海，根子是在“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上。

　　當時中共上海市委《朝霞》雜誌總編輯陳冀德(女)，在1977年交代說：“10月9日上午，聽朱永嘉說：徐景賢、王秀珍與在北京的馬天水通了電話了。馬天水說：他們三個(指王、張、姚)身體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籌備一個重要會議。

　　我聽後，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當時我對朱永嘉說：“要是馬天水說了謊，這個玩笑可是開得不大不小。”

　　（42）

　　王知常說：“馬老是老幹部了，說謊不至於。”因為聽到了這樣的消息，思想上不像10月8日那樣緊張了。

　　10月10日下午3時，朱永嘉通知我到寫作組開會。在場的有王紹璽、蕭木、顧澄海。朱永嘉說：徐景賢、王秀珍兩人已去北京了。他們臨走時約定，一到北京馬上打電話給上海，好讓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結果等到晚上9點多，還沒有接到徐、王的電話。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馮、王、張分析這種情況很反常，氣氛又緊張起來。

　　到半夜1時左右，朱永嘉又從大院裏帶來消息，說他已和徐景賢通了電話，徐景賢叫大家不要動，等他們回來再說。王知常馬上說：“時機又錯過了。”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賢一定是投降了。他們大家都投降，我也決不投降。”

　　10月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辦公室裏一邊整理東西，一邊對在場的王知常和我說：“你們也收拾收拾，準備坐牢吧。”

　　就這麽束手就擒，實在不甘心，也對不起張、姚兩位首長。我說：“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對不起他們的事。”

　　這時，徐景賢再次從北京打電話來，要上海不要動，一定等他們回來。我想：“肯定是出問題了，但究竟情況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

　　晚上，朱永嘉從大院裏帶來了確切的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他說美國之音和英國BBC已經廣播了。聽他這麽一講，我的情緒很激動，講了許多攻擊黨中央的話，我說：“中央出了這麽大的事情，與上海的關係又這麽密切，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市委成員卻都是從外電消息中知道的，這叫什麽黨內原則？事情早已發生，卻一直把我們蒙在鼓裏，這就叫馬列主義？這就叫光明正大？”反黨情緒猖狂至極。

　　10月12日下午，朱永嘉對我說：馮國柱已被他說服了，也準備幹了。我因為平時聽朱永嘉講過，馮國柱這個人待人處事比較圓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蕭木到辦公室來，說警備區的李寶奇已經回到上海，但另外兩個司令員一點消息也沒有。

　　朱永嘉說：“糟了，李寶奇是鄧小平的人，看來問題肯定出在軍隊。”

　　當時我們的確像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我說：“主席去世了，我們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塊去死吧。”

　　蕭木說：“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長的，主席的人也是向著他們一邊的。”

　　晚上，朱永嘉開完常委會回來，大叫上當了，說：“現在幹也坐牢，不幹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樣幹起來，還能頂他幾天，造成世界影響。”

　　（43）

　　我當時思想混亂，想幹，又不知怎麽幹。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時，張春橋、姚文元接見我的講話記錄本和照片全燒了。因為燒得比較慢，張春橋寫給我的信件和我給他寫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鍋爐房去燒的。

　　原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回憶說：10月12日晚上8點半鍾，馮國柱等四個常委召集了總工會和寫作組，以及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十餘人，到康平路開會，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會議氣氛非常緊張，並且吵吵嚷嚷的。在混亂的吵聲中，朱永嘉突然站起來，兩手把袖子卷起，態度十分囂張，拋出了要在13日之前幹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口號是四個還我：“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要民兵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

　　王知常接著說：“現在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麽大幹，要麽不幹，口號是‘四個還我’。”

　　蕭木急急忙忙地說：“現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馬天水他們回來，就來不及了。”

　　王少庸態度極其囂張地說：“我提出把全市搞癱瘓了，請大家考慮。”

　　陳阿大接著說：“把上海搞癱瘓很方便，隻要把電網一破壞就行了。”

　　馮國柱態度積極地接著說：“我補充一條，明天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到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給扣起來。”

　　我不理解，問馮國柱：“為什麽要扣馬、徐、王三人？”

　　馮國柱說：“你不懂，他們三個回來，也可以代表市委下投降命令的。”

　　這時有人很明確地說：“馬天水是軟骨頭，徐景賢是動搖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個人都可能投降了！”

　　會上還有人叫嚷，要封鎖長江航道和機場。馬振龍的態度極其囂張，又哭又鬧，並且說：“現在就要幹，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說：“上海帶一個頭，外省市也會跟上來的，這樣就迫使他們放人”。朱永嘉並且極其反動地提出：“如果被鎮壓，失敗了，那麽像巴黎公社一樣，曆史上也會記上我們的業績的。我們這樣幹了，也對得起幾位領導了。”

　　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我們和蕭木共同起草宣言，派民兵占領電台，向全世界廣播我們的宣言。要幹就大幹！現在不幹，將來會在曆史上留下慚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裝叛亂方案以後，馮國柱要每一個人表態，廖祖康接著讓每個人，點著名的要表態同意朱、王兩個人提出的方案，到會的人都表了同意幹的態度。

　　（44）

　　1976年10月13日，“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們已經從外國媒體得知北京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他們又急又慌，急忙開會商量對策。朱永嘉、王知常等激進分子提出立即武裝起事，但多數人還是認為應該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這三位核心人物回來後再最後拍板，因為他們三人已預訂10月13日上午11時飛抵上海。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在北京已經被多次談話，他們知道大勢已去。據當時負責此事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周啟才回憶說：1976年10月6日晚8時，黨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四人幫”後，決定於當晚10時在北京玉泉山九號樓葉劍英元帥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

　　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散會後，汪東興找我談話，指示說：“給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打電話，通知他們今天立即來北京，中央領導同誌有事找他們談。你通知完後，安排好專機去接他們，到北京後，住在京西賓館。”

　　我在五號樓要總機值班人員接上海馬天水和周純麟的保密電話。先接通了馬天水的電話。我對馬天水說：“我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周啟才，中央領導同誌指示我給你打個電話，請你今天上午來京，有事找你談。”

　　馬天水問：“周局長，談什麽事，中央領導同誌講了嗎？”

　　我說：“沒講。”

　　馬天水又問：“徐景賢、王秀珍同誌去嗎？”

　　我說：“沒說要他們二位來。”

　　馬天水又問：“上海還有別人去嗎？”

　　我說：“還有警備區周純麟司令員。”

　　馬天水說：“我通知周司令。”

　　我說：“不麻煩你了，總機正在給我接周司令員的電話。”

　　我在電話中告訴馬天水，中央辦公廳上午將派專機去接他們，專機到達上海機場後，會同他們聯係具體登機時間。周純麟司令員是受“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骨幹分子排擠的。

　　在給上海打完電話之後，我同中央專機主管部門聯係，安排好去上海的專機，又同京西賓館聯係，安排了馬、周來京後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馬天水和周純麟到京，入住京西賓館，當天中央領導同誌沒有找馬天水談話。10月8日下午，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央政治局同誌，在玉泉山五號樓同馬天水談話，周純麟司令員參加。華國鋒在會上講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講了中央對他們采取措施，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

　　（45）

　　馬天水聽後，態度頑固，對抗中央決定，幾次提出對“四人幫”應作為黨內問題處理。馬天水的錯誤言行，受到了中央領導同誌的嚴肅批判，對他也進行了耐心的幫助教育。周純麟司令員也對他進行了批評和勸告，但馬天水並無悔改之意。

　　華國鋒看了看表，說：“今天就談到這裏吧!”並對馬天水說：“你回京西賓館後，立即給徐景賢、王秀珍打電話，告訴他們明天來京開會。”

　　然後華國鋒對我說：“老周，派車，你送馬書記回京西賓館。”華國鋒同時向我使了個眼色，我當時領會，是讓我當麵看著馬天水給上海打電話，我會意地點了點頭。

　　送馬天水到京西賓館後，我也跟著上了樓，一進門他就對秘書說：“給我要徐景賢的電話。”

　　不一會兒，徐景賢的電話接通，秘書將話筒遞給馬天水。馬天水說：“我是老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來京開會，有飛機接你們。”

　　對方問了一句話，我聽不清楚（徐景賢問：“四位首長好嗎？），馬天水說了一句“很好。”

　　對方又在問話，馬天水說：“來京見麵再談吧！”說完，馬天水放下了電話。

　　我返回玉泉山五號樓，把馬天水給徐景賢打電話的情況，向華國鋒、汪東興做了匯報。

　　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來到北京後，與馬天水、周純麟一起，參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號樓召開的“打招呼會議”，聽了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講話。馬、徐、王聽後，感到大勢已去，不敢輕舉妄動，以卵擊石。他們圖謀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在中央強大威力震懾下被挫敗。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會議上，華國鋒、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了上海問題的嚴重性，並向他們交代了政策，進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們當場表態：“回上海後，一定傳達貫徹好中央粉碎‘四人幫’以及這次‘打招呼會議’的精神，做好穩定上海局勢的工作。”

　　王秀珍還哭了起來，說上了“四人幫”的當，受了“四人幫”的騙，並揭發了王洪文、張春橋的所謂“問題”。

　　1976年10月13日上午，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到上海。原上海市委《朝霞》雜誌總編輯陳冀德回憶說：10月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錦江小禮堂開會。當我和王知常、王紹璽、蕭木走到會場門口時，隻見警衛森嚴，並且不準蕭木進門。我感到很緊張，以為蕭木要被抓了。

　　（46）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到場時，還與到會者逐個握手。我厭惡地想：“你們還有什麽麵孔來見大家？”

　　馬天水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徐景賢傳達了主席對“四人幫”的一係列批評。當時，許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黃濤指著馬天水和徐景賢大罵：“叛徒！叛徒！出賣了我們啦！”

　　陳阿大跳起來喊著：“老子他媽的拚了！”

　　徐景賢勸阻說：“你們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亂鬧，否則將會加重他們四人的罪行。暫時想不通，慢慢會想通的。”

　　馬天水也扳著手指說：“兩條原則：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鬧也不準鬧。你們聽清了沒有？今天每個人都得表態，不然就別想回去。”

　　幾個常委帶頭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別人也跟著說了類似的話，我沒吭聲。朱永嘉催我表態，我說：“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我說完站起身就走了，回到寢室關上門整整哭了一夜。

　　因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上海後，還是能夠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因此他們暫時還是上海的領導。10月24日上海舉行百萬人規模的“熱烈慶祝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慶祝大會，馬天水主持了該大會。會後給北京發出的賀電寫道：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被徹底粉碎的特大喜訊傳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騰起來了！連日來，全市一千萬軍民湧上街頭，結隊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10月27日，中央宣布上海市委改組，蘇振華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倪誌福任第二書記、彭衝任第三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則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後來徐景賢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王秀珍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馬天水因為患了精神病，被免於起訴。

　　從曆史來看，中國的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這些地方的“革命性”最強。中國近代的革命，大致爆發在這些地方，因此也可以考慮與這些地方人的性格比較“強悍”有關。上海一帶人的性格一般比較溫和，不太“敢”造反。如果“四人幫”的基地不是上海，而是湖南、湖北這些地方，情況恐怕又會不一樣。

　　（47）

　　至於“四人幫”被捕後的情況，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回憶說：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點到1977年4月10日淩晨，“四人幫”一直被隔離於由八三四一部隊管轄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區段。在整個隔離期間，按戰備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嚴密結合的安全警備措施，嚴格出入製度。每天定時放風，進行空氣過濾，紫外線消毒，保持地下空氣新鮮，濕度、溫度適宜。

　　“四人幫”進入隔離點初期，焦灼不安，飲食無常，不服管教，無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為甚。在江青隔離室內，有一張較寬大的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扶手沙發椅子，地板上鋪有化纖地毯，衛生設備齊全，有立式臉盆、坐式馬桶、較大的浴缸。

　　江青穿著原來的衣服，不戴任何械具，生活條件是好的。但她還是不時找茬，嫌菜鹹、菜硬、菜老，說屋內有風。江青拒絕室內衛生自理，拒不掃地、擦桌子、刷馬桶，特別是對原來在她身邊工作的護士馬曉先，更是白眼相對，怒氣滿臉，甚至仍以“首長”自居。她還別有用心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這樣。”過了幾天，江青寫信給黨中央告狀，中央沒有理睬她。

　　姚文元進去之初，不停地探問：“這是誰叫你們幹的？這是什麽地方？”甚至借開飯的機會，聽到汽車聲響就往外跑，想看個究竟。當監護人員阻止他時，他竟謾罵監護人員。

　　一個月後，王、張、江、姚的生活基本正常了。當時規定他們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為高於機關工作人員的水平，由中南海東八所機關食堂供應，開飯由專人管理，汽車送飯。早餐備有稀飯、饅頭、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葷一素一湯，米飯、饅頭等，水餃、麵條、大餅、油條等花樣經常調換。

　　張春橋曾有幾天不吃飯，隻喝一點水，問他：“要絕食嗎？”

　　張春橋說：“不是絕食，有點感冒。”

　　經部隊衛生員診治，張春橋幾天後恢複正常。不苟言笑的張春橋對年輕的衛生員說：“小同誌不簡單，真把我的病給治好了。”

　　張春橋每天看書的時間不少，主要是看《毛澤東選集》，看得很仔細，點點畫畫，眉批不少，有時也翻看《列寧選集》。除看書外，每天張春橋都在室內走走轉轉，低頭或者仰首長思。有幾次他往室內地漏裏倒水，問他為什麽這樣做，他說：“氣候幹燥，地漏有臭氣，用水澆濕好一點。”

　　王洪文進去後的兩個多月，每天每餐隻喝一碗稀飯，吃一點小菜。問他為什麽？他說：“吃多了腸胃不舒服。”兩個月後，他逐漸習慣，吃飯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書，也不多活動，隻是呆坐著。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有時晚飯剩下的飯菜，他自己留下來，午夜加熱後做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澤東選集》或者《列寧選集》，他時常在室內走動，彎腰甩胳膊，活動四肢。在“四人幫”中，他是話最多的一個。在隔離期間，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錯。

　　（48）

　　江青後期飲食一直正常，她願吃洋蔥頭，喜歡吃蘋果，並提出要吃點粗糧，吃點長纖維的菜。在隔離期間，她時而看看《毛澤東選集》，躺著的時間比較長，有時候熟睡，有時候似睡非睡，她還每天在室內打一兩次太極拳。江青同監護人員中的女同誌有時也說幾句，比如：“小同誌我要喝點水”。有時她也問：“是不是鄧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鄧小平叫你們幹的？”這些都被監護人員頂回去了。

　　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江青清晨起來就坐在床上，翻看《毛澤東選集》，注視著封頁上毛主席的像，長時間地默然沉思，不時掉下眼淚，有時淚流滿麵。江青此刻在想什麽，我們不得而知。

　　黨中央決定將“四人幫”移交國家司法機關懲辦。1977年4月7日晚，汪東興召集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北京市長吳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和我，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交接工作會議。汪東興交代了任務，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項準備工作，八三四一部隊要完成押送任務，北京衛戍區作必要時的接應。

　　秦城位於北京西北部昌平境內，距中南海75公裏，汽車中速單向行駛，需1小時10分鍾。為縮小知密範圍，押解人員沒有重新組織，隻是把原來各行動小組的人員集中起來，采取隱蔽、深夜突然行動的方案，對“四人幫”分批逐個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點開始行動。第一個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押上防彈車，坐在後排當中，左右仍是原來隔離他的霍際龍、吳興祿，二排坐著兩位手持衝鋒槍的隊員，組長李廣銀坐在司機旁。防彈車的前後，各有一輛警備車，坐滿全副武裝處於臨戰狀態的行動隊員。車輛出中南海東門直奔秦城，一路暢行無阻，淩晨1時10分到達秦城，交接雙方辦理手續，移交隨身攜帶的雜物。王洪文被獄方帶進一間寬敞明亮、有抽水馬桶的牢房，並立即換上犯人穿的號衣，開始他的鐵窗生活。

　　4月9日淩晨3時，車輛回到中南海，第二個被押送的是張春橋。同王洪文一樣，他被押進保險紅旗車，在前後警備車的警戒下，沿著預定路線，於淩晨4時許移交給獄方。張春橋依然一言不發，板著一副陰沉僵硬的麵孔，被押進牢房。

　　4月10日零點，開始了第二天的行動，第三個被押送的是江青。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在臨上車之前，對江青說：“今天要換個地方。”

　　江青沒吭聲，緩緩地走進洗手間，上完廁所後，站在鏡子前梳頭。江青的頭發就是在那時，還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間後，江青很順從地上了車。她原來的女護士馬曉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監護她的女同誌陳世冠坐在前車上，她負責江青的衣服雜物的登記管理。

　　（49）

　　江青一路無話，到了秦城下車時，周圍站了不少監獄的工作人員，有的是來工作的，也有一些是專門來看熱鬧的。江青抬著頭，腳步挺快，不時向兩邊張望。兩名女獄警帶著她進了牢房，換了號衣。馬曉先、陳世冠向監獄長和女獄警介紹了江青飲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緒，並交接了衣服雜物。關押江青的牢房與“四人幫”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樣，房間較大，通風、采光、衛生設備都比較好，是秦城監獄中一流的牢房。

　　4月10日淩晨3點，姚文元最後一個被押送，在執行過程中，他無異常反應，比較順從。

　　至此，在八三四一部隊隔離監護187天的“四人幫”，於1977年4月10日淩晨5時前，全部移交秦城監獄關押，八三四一部隊勝利地完成了黨中央交辦的重大政治任務。

　　武建華雖然沒有明說“四人幫”的隔離地點，但根據他的敘述分析，“四人幫”是關押在位於中南海內的戰備用地下防空洞。他們在這裏關押了半年之後，才被送到秦城監獄。關押在中南海的地下防空洞，屬於限製行動自由的“軟禁”，但不屬於“坐牢”，而關入秦城監獄，那就是名副其實的坐牢了。

　　1976年10月6日晚抓捕“四人幫”的行動，隻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少數人知道，包括李先念在內的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因此，在抓捕“四人幫”結束後，華國鋒和葉劍英立即緊急召集在北京的全體政治局委員開會。

　　毛澤東逝世後，留下三位中央副主席：華國鋒、王洪文和葉劍英。現在王洪文被抓，華國鋒和葉劍英兩位副主席，是有資格召開政治局會議的。

　　這次緊急會議於10月6日晚於在北京玉泉山葉劍英的住處召開，這有兩個考慮：第一是出於安全性的考慮。因為剛剛抓捕“四人幫”，北京市內情況複雜，還不夠安全，因此在北京郊外的玉泉山開會比較安全；第二是出於威懾性的考慮。因為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事先並沒有與眾人“通氣”，萬一有人在這次會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反對意見，這也很難說。

　　一般來說，人在自己的地盤裏，膽子就比較大一些；到了別人的地盤，膽子就會小些。北京玉泉山是中央軍委的所在地，是葉劍英的地盤，而且是在葉劍英的住處開會。其他人來到葉劍英的住處開會，如果想要提出反對意見，總不會像在人民大會堂裏開會那麽的膽子壯，所以在玉泉山葉劍英住處開會有一種無形的威懾力。

　　（50）

　　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當年參加會議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周啟才回憶說：1976年10月6日晚9時15左右，汪東興親自用保密機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對我說：“那四個人的事，今晚已經解決了，進行得很順利。中央決定，今晚10時在玉泉山九號樓葉帥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現在國鋒同誌和葉帥已離開懷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員去那裏開會，你馬上去玉泉山九號樓安排布置好會場，做好各項會務工作。”

　　我急速上車，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車行至西郊機場路段時，我透過車窗，不斷向前後張望，在視線內沒有看到來玉泉山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車。但為了防止誤事，我催司機再加快車速。我到達玉泉山九號樓葉帥住地，是晚上9時40左右。葉帥的警衛、秘書見我來了，引我進入葉帥臥室。

　　這時，華國鋒和葉帥並坐在葉帥臥室床沿上，正在商議事情。見我來了，華國鋒說：“老周，情況你知道了吧？”

　　我說：“東興同誌在電話中向我講了，知道一些，讓我來向您和葉帥報到，聽候指示。”

　　華國鋒說：“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就在葉帥會客廳召開，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我說：“好。”我走出臥室，華國鋒和葉帥繼續交談。

　　我到會客廳同葉帥秘書、警衛及服務人員一齊動手，把會客廳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會議會場的布置形式。因減少了“四人幫”四個座位，會客廳原有的沙發也夠用。按照新的情況，麵向會場並列擺了兩個沙發，每個沙發前麵放了一個茶幾，這是準備給華國鋒和葉帥用的。

　　我們很快就布置就緒了，這時離開會時間還有七、八分鍾。我走出會客廳，站在葉帥住地門口，迎候前來開會的政治局成員。

　　出於安全、保密和環境條件考慮，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車子到達玉泉山後，都在安排好的停車場下車，隨員也在停車場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參加會議的每位成員要走一段路，才能到達九號樓會議廳。他們下車後都步履匆匆地於10時前到達了會場。

　　晚10時整，我向汪東興報告，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已全部到齊，原定的開會時間已到。汪東興指示我去葉帥臥室報告一下，請示華和葉帥是否按時開會？

　　我進入葉帥臥室，向兩位首長報告了上述情況。華國鋒聽後看看葉帥，葉帥說：“人到齊了，就按時開會，咱們去會場吧！沒談完的事，還可以在會上談。”

　　華國鋒先從坐的床沿上站起來，並伸手扶著葉帥站起來。出臥室門時，華國鋒請葉帥先走，葉帥讓華先走。最後是兩個人手挽著手，肩並著肩，同步走出臥室，麵帶微笑並莊嚴地進入會議廳，分別坐在預先布置好的兩個並列的沙發上。華國鋒麵向會場居左，葉劍英麵向會場居右。

　　（51）

　　出席這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倪誌福、吳桂賢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會議。

　　開始，華國鋒請葉劍英主持會議並講話。葉帥說：“這次會議應該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討論批準的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責無旁貸，你就主持開會吧！”

　　華國鋒說：“那我就先講幾句，再請葉帥主講。”

　　華國鋒說：“這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這樣晚的時間，在玉泉山九號樓葉帥住地召開，是由於事關重大，形勢非常，為了有利於高度保密，確保中央安全，決定采取這樣的措施，這是十分必要的。”

　　華國鋒接著說：“我現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時，中央已在中南海懷仁堂拘捕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據他們篡黨奪權的嚴重罪行，分別向他們宣布了由我簽署的中央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對毛遠新實行了保護審查，‘四人幫’在北京的幾個骨幹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衛戍區根據中央指示解決的。”

　　華國鋒介紹實施這一重大行動的過程，說：“葉帥親臨懷仁堂正廳現場，同我一起坐鎮指揮。東興同誌按照預定方案，組織指揮參戰人員具體實施。由於決策正確，精心組織，高度保密，措施得當，整個行動過程進行得很順利。對中央新聞單位，我們選派了耿飆同誌帶領精幹的工作組進駐，掌控情況，把好關。”

　　華國鋒又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野心由來已久。毛主席在世時，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毛主席逝世後，他們認為時機到了，變本加厲、急不可待地進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他們利用控製在他們手上的宣傳工具，大造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輿論，篡改毛主席的親筆指示，偽造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他們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製指揮的武裝力量，並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

　　華國鋒最後說：“種種跡象表明，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為了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不被他們篡奪，中央采取了堅決果斷的措施，用非常的手段，穩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取得了重大的曆史性勝利，為黨為國為民除了一大害。”

　　華國鋒的話音剛落，葉劍英強調說：“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而未來得及解決。毛主席逝世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和囂張氣焰更加猖狂，他們正在準備動手了。”

　　（52）

　　接著，葉劍英嚴正指出並分析道：“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一場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況下，采取什麽樣的鬥爭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這個反革命集團徹底打掉，又要保證首都北京和全國局勢穩定，這是一步險棋。”

　　葉劍英繼續說：“怎麽走好這步險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萬無一失。經過我和國鋒同誌及東興同誌幾次個別交談，統一思想認識，決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針，用在懷仁堂召開中央常委會的形式，對‘四人幫’采取行動，實行隔離審查。在決策和實施這一重大行動過程中，保密問題重之又重，知密範圍很小，參與人員十分精幹。實戰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未放一槍一彈，即迅速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取得了預期的勝利。”

　　葉劍英又說：“許多老同誌、老領導，特別是聶帥和徐帥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曾通過各種方式向我表達這種強烈願望，提出要采取堅決措施打掉這個反革命集團，絕不能讓他們的篡黨奪權陰謀得逞。這次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必將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軍隊完全擁護和支持黨中央的這一重大決策。”

　　華國鋒插話說：“這場粉碎‘四人幫’鬥爭的勝利，我們的葉帥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

　　葉劍英說：“不能這樣講。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毛主席的遺願。毛主席逝世後，你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國務院總理，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決心，你不拍板，做起來就難啊！正是因為你下了決心，你拍了板，做起來就相對容易了。”

　　葉劍英又說：“在這場同‘四人幫’的鬥爭中，東興同誌具體對行動方案組織實施，勝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八三四一部隊的參戰人員也為黨為人民做出了很大貢獻。”

　　汪東興插話說：“葉帥過獎了。在這場同‘四人幫’的決戰中，我是在國鋒同誌和葉帥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做了應該做的一些事情，為了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給我的政治任務，是完全應該的。”

　　葉劍英最後說：“在中央，我們從組織上解決了‘四人幫’問題，這是第一步，是初戰的勝利。地方上還有些‘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分子要清理，更艱巨的任務是徹底從思想上肅清‘四人幫’的餘毒和影響，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多方麵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成員，在聽取了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講話之後，歡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斷決策，一致通過了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

　　（53）

　　華國鋒說：“毛主席離開我們快一個月了，妄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黨中央及時果斷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勢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議，請我們葉帥擔任黨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葉帥德高望重，長期在中央協助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處理國際、國內重大問題，多謀善斷，有多方麵豐富的實踐經驗，思想政治理論水平很高，在危難時刻，兩次挽救了黨。”

　　葉劍英起來大聲說：“國鋒同誌這個提議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歲了，且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工作麵窄。經過慎重考慮，我提議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他年齡比我小20多歲，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民主作風好，能團結同誌，尊重老同誌。他現在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認為他是比較合適的人選。這個擔子是不輕，我們大家可以協助。請大家考慮。”

　　經過認真討論，與會政治局成員完全讚成葉帥的意見，一致通過了由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

　　最後，安排了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在這一非常時期，為了便於及時研究處理可能出現的各種複雜和重大問題，決定出席這次會議的全體政治局成員和隨行人員，都住在玉泉山。並從10月7日開始，迅速向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傳達黨中央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的幾項重要決定。

　　這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從10月6日晚10時開到10月7日清晨4時多，曆時6個多小時，順利結束。散會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李釗等，引領中央政治局各成員和隨行人員，分別進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樓房間內休息。

　　10月7日上午8時30分，華國鋒主席在五號樓會議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首先由汪東興匯報了今天清晨他給外地4位政治局成員通電話的情況，他說：“根據華主席、葉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散會後，我分別給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賽福鼎同誌打了電話，向他們通報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情況，和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做出的幾項重要決定，他們都表示讚同中央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的措施，同意國鋒同誌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

　　接著，會議研究決定了召開“打招呼會議”的事情，開始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來北京參加“打招呼會議”，會議地點在玉泉山五號樓，來京與會人員住在京西賓館。

　　（54）

　　中央分批、分期召開的“打招呼會議”於10月14日結束，每次會議由華國鋒主持，華國鋒、葉劍英做主要講話，李先念、汪東興和其他與會政治局成員在會上也時有講話和插話。幾次會議主要講話內容，大體相同，會議氣氛熱烈，達到了統一思想、穩定局勢和解決問題的目的。

　　華國鋒在講話中，用大量充分事實列舉了“四人幫”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進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講了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做出的幾項重大決定，講了要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係，也講了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華國鋒講話時，手上拿著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集十二省講話。”一份是江青要求印發“風慶輪”問題的材料，毛主席的批示“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

　　華國鋒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會上向大家做了傳達。然後，著重講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華國鋒說：“毛主席寫的這件三句話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後，我向主席匯報了我處理的幾件事情和幾個省的一些問題，聽取主席指示時主席寫的。”

　　華國鋒說：“當時主席說話已經困難，有的話我聽不明白，聽不清楚。主席要秘書拿來紙和筆，寫了這三句話給我。前兩句是主席聽我匯報工作後的指示，後一句是對我個人講的。毛主席逝世後，‘四人幫’急於篡黨奪權，他們密謀策劃，把毛主席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的工作指示，篡改成‘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在報紙上大造反革命輿論。”

　　這裏順便講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員許世友司令員參加了最後一次打招呼會議，他在會上痛斥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並說：“在毛主席治喪期間，我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腰裏都揣著手槍。如果‘四人幫’膽敢在會上鬧事，搶班奪權，我就斃了這夥壞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決定下發中央文件，將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事件通知全國各級黨組織，並要求迅速傳達到全體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10月20日成立了以華國鋒主席為領導的中央專案組，負責審查“四人幫”的罪行。專案組下設專案辦公室，汪東興兼辦公室主任。12月10日，向全黨全軍各級黨組織下發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罪證材料之一》，全國掀起了揭批“四人幫”罪行，清查“四人幫”骨幹的高潮。

　　原北京市長吳德也回憶了這次會議，說：10月6日晚10點多鍾，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地召開緊急會議。會議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黨中央主席，討論中央《16號文件》。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一、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二、通過《16號文件》，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通報黨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和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