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十（崇新嶽 百思峰 ）

 

（305）

 

　　林彪飛往廣州的方案，必須是在他們的意圖沒有暴露之前，才有可能實施。現在林豆豆已經把他們準備飛廣州的事情告密了，林彪此時再飛廣州，等於是自投羅網。因此，現在林彪的飛機隻能飛往外國。

　　接下來的問題是：林彪飛往哪個國家呢?從北戴河的地理位置和三叉戟飛機的航程來看，可以飛到的外國有三個(北朝鮮除外)：南朝鮮最近，日本次之，蒙古再次之，直接飛到蘇聯是不可能的。南朝鮮和日本是美國的盟國，蒙古是蘇聯的盟國。

　　單從逃命的角度來看，林彪從北戴河飛往最近的南朝鮮是最安全的路。南朝鮮不僅距離近，而且很快就飛出中國國境進入公海，到了公海上就不會有被中國戰機擊落的擔憂了。林彪到了南朝鮮之後，可以轉去台灣。1971年蔣介石還健在，他肯定非常歡迎“反正”的林彪，因為中共的二號人物林彪來降，等於給蔣介石一個非常大的麵子，而林彪一家在台灣一定會得到非常優厚的生活待遇。

　　當然，蘇聯也非常歡迎中共的第二號人物林彪投奔過去，這個理由在前麵的文章中提到過。不過從北戴河飛往蒙古，比飛往南朝鮮危險得多，一來因為大部分時間將在中國上空飛行，有被擊落的危險；二來是航程較長，麵臨燃油不夠的危險。事實上，林彪的座機正是因為燃油不夠而迫降失事的。

　　林彪選擇去比較危險的蒙古，而不是去比較安全的南朝鮮，這就說明林彪不單單是為了逃命，他還想要與毛澤東繼續進行“戰鬥”。一旦去了台灣，林彪就不可能再回大陸；而去了蘇聯，林彪還有可能回到大陸的。再者，林彪去台灣，就意味著背叛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而去蘇聯，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周恩來熟知林彪的為人，所以周恩來可以預料到林彪的飛機起飛後將飛往蒙古，而不會飛往南朝鮮。

　　綜上所述，周恩來在9月12日晚11時半得到林彪開槍傷人，強行離開北戴河的時候，就預料林彪一定要趕往北戴河機場，預料到林彪的飛機一定會強行起飛，而且預料到林彪的飛機一定會飛往蒙古。這個時候，周恩來的行動就決定了林彪的命運。因為林彪從北戴河趕到山海關機場，需要近一個小時，在這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周恩來完全有時間做出不讓林彪出走的措施。

　　周恩來真的要想不讓飛機起飛，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命令警衛山海關機場的部隊，立即把住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的潘景寅等9名機組人員扣押起來，或者幹脆把這9人押上汽車，緊急轉移到其他地方去。這樣林彪一行人到了機場，找不到飛行員，飛機自然也就無法起飛了。

　　在林彪從北戴河出發到機場的這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周恩來顯得頭腦糊塗，不知所措，亂打電話。一會兒給吳法憲打電話，一會兒給李作鵬打電話，一會兒給汪東興打電話，一會兒給張耀祠打電話，顯得非常忙，其實都沒有忙在點子上，偏偏就忘了給毛澤東打電話。其實周恩來此時是故意“裝糊塗”，故意裝得對林彪的行為不知所措，這樣才能為林彪爭取到最寶貴的時間。

　　（306）

　　周恩來這麽做的動機，在前麵已經分析過。毛澤東遲遲到林彪的飛機起飛之後才知情，這並不隻是周恩來的問題，汪東興和張耀祠也有問題。汪東興和張耀祠都是長年跟隨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和親信，和毛澤東非常熟，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根本不需要通過周恩來。汪東興和張耀祠都是在9月12日晚11時半左右得知林彪開槍傷人和強行離開北戴河之事的，那麽這兩個毛澤東的親信，為什麽在關鍵時刻偏偏不向毛澤東匯報呢？

　　這就顯出這兩個人的私心了。汪東興和張耀祠這次跟隨毛澤東去南方，完全知道毛澤東的南巡講話，也完全清楚毛澤東將要拿掉林彪了。這樣一來，汪東興和張耀祠不得不想另外一個問題：林彪被拿掉之後，誰來接替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置呢？從當時的各種情況來分析，汪東興和張耀祠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林彪倒台後，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置將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將是未來的王儲。

　　當時周恩來還沒有發現癌症，那時周恩來的身體非常好，人們普遍認為比毛澤東小5歲的周恩來，將比毛澤東活得長。汪東興和張耀祠既然預料到周恩來的未來，那麽當然清楚，王儲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王儲，將來到了周恩來時代，那一定要吃苦頭的。

　　汪東興和張耀祠看出周恩來猶豫來，猶豫去，就是不想報告毛澤東。如果他們兩人違背周恩來的意思去報告毛澤東，那就要大大地得罪周恩來，以後在周恩來手下的日子將會不好過。所以汪東興和張耀祠都不願得罪周恩來，周恩來猶豫，他們也跟著猶豫，大家都不去向毛澤東匯報。

　　直到林彪的飛機起飛，汪東興覺得再拖下去實在無法向毛澤東交待了，所以才趕緊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民大會堂到毛主席那裏，我也從中南海南樓到主席那裏，我們在主席那裏碰頭。我叫張耀祠同我一起去，我們和周總理幾乎是同時到了毛主席那裏。”

　　汪東興向周恩來明確提議報告毛澤東，周恩來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趕緊去毛澤東那裏報告。當時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汪東興距毛澤東住處的距離，比周恩來近得多。盡管如此，汪東興和周恩來還是“同時”到了毛澤東的住處。

　　汪東興是故意這麽做的，如果汪東興先到毛澤東那裏單獨匯報，周恩來難免會懷疑汪東興在毛澤東麵前講了什麽不利於自己的話。現在汪東興和周恩來一起進毛澤東的門，汪東興就是要在這件事上，讓周恩來對自己完全放心。

　　汪東興和張耀祠這兩名毛澤東的親信，在關鍵時刻卻怕得罪他們想象中的未來王儲周恩來，這也是造成毛澤東很晚才知道林彪出走的關鍵因素之一。

　　（307）

　　從林彪的角度看“九一三”事件，可以分為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第一、9月12日下午4時左右，毛澤東的專列抵達北京站，毛澤東返回中南海遊泳池住處；

　　第二、9月12日晚7時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人乘林彪的三叉戟專機離開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別墅；

　　第三、9月12日晚8時左右，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

　　第四、9月12日晚9時左右，林立果到達北戴河林彪別墅，立即與林彪等人密談。

　　第五、9月12日晚10點30分左右，林豆豆在向中央告密，林彪第二天南下廣州的計劃敗露；

　　第六、9月12日晚11點30分左右，林彪一行人打傷警衛員，強行離開北戴河別墅前往山海關機場；

　　第七、9月13日淩晨0時30分左右，林彪的三叉戟專機強行起飛；

　　第八、9月13日淩晨2時左右，三叉戟飛出中國國境進入蒙古，三叉戟在中國國境內飛行大約1個半小時；

　　第九、9月13日淩晨2時30分左右，三叉戟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迫降失敗，機上9人全部死亡。

　　從周恩來角度看“九一三”事件，也可以分出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第一、9月12日晚8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部分政治局委員和有關部長參加的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會議；

　　第二、9月12日晚10時40分左右，周恩來接到汪東興的電話，得知林豆豆告密的林彪南下廣州計劃，但半信半疑；

　　第三、9月12日晚11時，周恩來打電話給海軍政委李作鵬，查問山海關機場上是不是停有林彪的專機。李作鵬查後向周恩來匯報，林彪專機的確在山海關機場。這時周恩來感到林豆豆所說的不是空穴來風，開始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第四、9月12日晚11時多一點，周恩來打電話給司令吳法憲，問是不是他把林彪專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吳法憲說不是他調的飛機，他也不知道這件事。這樣周恩來就判定吳法憲與此事無關；

　　第五、9月12日晚11時20分左右，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聲稱林彪要乘飛機“動一動”，葉群很可能在電話中向周恩來“交底”；

　　第六、9月12日晚11時30分左右，周恩來給李作鵬打電話，下令停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不準起飛，除非有周恩來等四人的批準；

　　第七、9月13日淩晨0時30分左右，周恩來得林彪一行人強行離開北戴河別墅前往山海關機場；

　　第八、9月13日淩晨0時30分左右，周恩來得知林彪的專機強行起飛；

　　第九、9月13日淩晨0時50左右，周恩來從人民大會堂趕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匯報林彪情況，毛澤東的指示是：“天要下雨，娘要家人，由他去吧。”

　　第十、9月13日淩晨1時10分左右，周恩來離開毛澤東住處，回到人民大會堂，指揮處理林彪事件的各種問題。

　　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的時間大約為20分鍾左右，毛澤東除了“由他去吧”的指示之外，沒有再發出其他指示，而是把處理林彪事件的全權，全部交給了周恩來。

　　（308）

　　關於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毛澤東的警衛員陳長江回憶說：

    9月13日1時許，剛剛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來。周恩來從人民大會堂來到中南海遊泳池，我到門口迎接，總理與前來迎接的汪東興簡單低語幾句，然後一起進毛主席臥室。

　　大約過了20多分鍾，周恩來、汪東興出來說：“主席說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東興請示周恩來：“主席怎麽辦？他的安全問題……”

　　周恩來略一思索，說：“先轉移到人民大會堂，那裏條件好一些，以後看情況再定。”

　　我們把周恩來送出門，他匆匆乘車回人民大會堂去了。盡管這裏距西花廳隻有幾百米，周恩來也沒有回家。

　　毛主席從臥室出來，我看他的臉色很不好看，顯得筋疲力盡，又很生氣。我在他身邊這麽多年，從未見過毛主席這種臉色，但他什麽話也沒說。毛主席還是乘坐他那輛吉斯牌轎車，出中南海西門向人民大會堂駛去。到了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又住進老地方118廳。

　　周恩來不時過來與毛主席交談，報告最新情況。淩晨2時，林彪坐的三叉戟飛出國界，便從雷達上消失了。我們經曆了一段極為擔心的時間，不知道三叉戟飛到哪裏去了。

　　“九一三”事件對於毛主席來說，無疑是個難以承受的巨大打擊，他的內心充滿難以言狀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嚴重損害，從此毛主席的身體每況愈下。頭幾天，毛主席沒有合眼，除了說“天要下雨”幾句外，再也沒有說過話。一連幾個月，他精神都不好，臉色蒼黃，吃飯睡覺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動和警衛戰士說話，甚至不想見任何人。我真的擔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嗎？

　　據陳長江回憶，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的時間並不長，隻有20分鍾左右。大約在9月13日淩晨1時10分前後左右，毛澤東就把處理林彪問題的全權交給了周恩來，然後周恩來匆匆離開毛澤東的中南海住處，回到人民大會堂擔任處理林彪事件的總指揮。值得注意的是，9月13日1時10分的時候，林彪的三叉戟還在中國境內飛行，三叉戟是在9月13日2時才飛出國境的。這也就是說，在林彪尚未“出國”之前，毛澤東就已經把處理林彪問題的全權交給周恩來了。

　　毛澤東緊急從中南海轉移到人民大會堂，這是因為林豆豆報告說：林立果準備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所以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就把毛澤東緊急轉移到人民大會堂118廳。

　　另據陳長江回憶，毛澤東的身體在“九一三”事件後“每況愈下”，這件事對毛澤東的打擊是極大的。

　　（309）

　　十一、9月13日淩晨1時20分左右，周恩來回到人民大會堂，全權處理林彪事件。

    周恩來處理林彪事件的第一件事，是向正在中國境內飛行的二五六號飛機上的林彪喊話。對此李德生回憶說：

    1971年9月12晚，我從北京軍區趕到人民大會堂， 參加周總理主持的一個小型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會議進行到晚上10點多鍾，突然，工作人員把周恩來請出去了，周總理一直沒有回來。

　　直到午夜12點過後，周總理對我說：林彪乘飛機跑了，要我立即趕到空軍指揮室，代替他坐鎮指揮。當我趕到空軍作戰值班室時，二五六號飛機正在向北飛行，已越過承德，到了內蒙古自治區上空，我立即將飛機飛行的方向和準確位置向周總理報告。

　　周總理要求與空軍作戰室的調度員講話，周總理問：“如果我們用無線電向二五六號飛機呼叫，他們能不能聽到？”

　　調度員說：“能聽到。”

　　周總理說：“我要對潘景寅講話，請給我接上。”

　　調度員說：“他開著機器，但不回答。”

　　周總理說：“那就請你向二五六號飛機發出呼號，希望他們飛回來，不論在北京東郊機場或西郊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

　　但是，調度員稍後報告周總理：“他不回答。”

　　眼看飛機要出國了，我請示周總理怎麽辦？要不要派飛機攔截？

　　周總理告訴我，毛主席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周總理還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來怎麽向全國人民交代？”

　　周恩來喊話請林彪“回來”，並沒有向毛澤東請示，這是他獨自做出的決定，但林彪沒有理會周恩來的喊話。

　　周恩來處理林彪事件的第二件事，是下達全國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然而在13日淩晨3時左右，一架直升機違反禁空令，從沙河機場起飛，向蒙古方向飛去。這架飛機就是周宇馳等人劫持的飛機。

　　周恩來得到匯報後，立即指示迫降或打掉這架飛機的。據李德生回憶說：淩晨3時15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正向張家口飛去。

　　周總理指示：“這架飛機，無論如何不能讓它飛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決不能讓它飛走！”

　　我問沙河機場：“為何在接到禁令後，還讓飛機上天？”

　　機場報告說：“周宇馳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調度室就讓直升飛機起飛了。”

　　我立即命令北京空軍部隊起飛八架殲六戰鬥機攔截直升機！夜航作戰，全憑機上雷達導航，而殲六戰鬥機和直升飛機速差非常大，又是從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飛行的直升飛機和各種地麵物體都反映在飛機雷達上，如滿天繁星，八架飛機都沒有找到目標。

　　後來隻好采取地麵導航殲六飛機，指示目標位置，向目標開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對直升飛機造成威脅，迫其降落。

　　（310）

　　這時候，喪心病狂的周宇馳竟向陳修文開槍射擊，陳修文壯烈犧牲。周、於兩犯開槍自殺。同逃的李偉信在集體自殺時朝天開槍，沒有死，被民兵捉祝後，他供出了駕機外逃的經過。

　　由李德生的回憶可見，周恩來處理周宇馳飛機時，也沒有請示毛澤東，而是果斷直接命令迫降和打掉。毛澤東為什麽把處理林彪問題的全權交給周恩來呢？因為林彪出走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按理說，毛澤東應該親自處理這件事。從曆史上來看，凡是遇到重大事件，毛澤東都是親自處理的，比如劉少奇的事，從開始的《評海瑞罷官》，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到把劉少奇開除出黨，都是毛澤東親自指揮和策劃的。再看林彪發起“突然襲擊”的1970年廬山會議，這對於毛澤東來說，也是一件突發的重大事件。毛澤東是怎麽處理的呢？

　　第一、立即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970年8月25月下午，江青、張春橋等人到毛澤東處告狀後，毛澤東立即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並在8月26月和8月27日，連續三天親自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處理廬山會議問題；

　　第二、除了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大局上把握方向之外，毛澤東還在會下，不停地找人個別談話，打通思想。據中央文獻出版社編的《毛澤東傳》記載：從1970年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裏，九屆二中全會各小組一直休會。毛澤東不分晝夜地找人談話或開小會，進一步了解情況。在這期間，毛澤東每天工作達十二、三個小時，有時到淩晨兩、三點鍾才返回住所。

　　毛澤東處理重大事件是一貫做法是：一、召開政治局會議；二、找人個別談話或開小會。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的南巡中，毛澤東也是不停地找人談話，做思想工作。

　　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這麽重大的事情，毛澤東卻沒有親自主持過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或常委擴大會議，處理林彪事件的會議，全部是由周恩來主持的，毛澤東隻是聽取周恩來的匯報，也不做出指示，除了“天要下雨……由他去吧”這句話。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毛澤東過去一貫的做事風格。

　　而且，毛澤東在林彪出走後，也沒有找人個別談話，這也是十分異常的。毛澤東的警衛員陳長江回憶說：九一三事件後，毛主席的身體每況愈下。頭幾天，毛主席沒有合眼，除了說“天要下雨”幾句外，再也沒有說過話。以後一連幾個月，毛主席精神都不好，臉色蒼黃，吃飯睡覺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動和警衛戰士說話，甚至不想見任何人。

　　（311）

　　為什麽毛澤東在林彪問題上，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也不找人個別談話，而是全權交給周恩來處理呢？因為林彪暗殺毛澤東、出逃外國，是黨內鬥爭曆史從未有過的事情，這些事，隻能說明林彪是一個“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野心家陰謀家。而毛澤東卻把林彪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當作自己的“親密戰友”，並在《黨章》中寫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因此，在林彪事件上毛澤東肯定是有錯誤的，是有責任的。

　　周恩來苦心替毛澤東開脫責任，在林彪成為黨的接班人問題上，周恩來多次說：“林彪成為接班人是有曆史原因的，是當時黨內形勢發展的結果。要曆史的、辯證的，發展的看問題。”

　　周恩來可以這麽說替毛澤東開脫責任，而毛澤東本人卻不能這麽說替自己開脫責任說，因為毛澤東本人這麽說，是無法讓人心服的。因此，毛澤東如果召開會議處理林彪問題，或者找人談話談林彪問題的時候，首先要麵對一個難題：就是毛澤東必須在林彪問題上做自我檢討，否則就說不過去。

　　一個領導人在自己的部下麵前自我檢討，本來就是很丟麵子的事，而毛澤東的部下們，大部分是比他小十幾歲甚至二十幾歲，是可以當毛澤東兒子的小字輩。讓毛澤東在這些小字輩麵前自我檢討，更是讓毛澤東感到顏麵盡失，如果說感到“尷尬”，那是不夠份量的，可以說感到“狼狽”。

　　毛澤東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特別是他在文革中已經被林彪捧上神壇，成為“一句頂一萬句”的聖人；現在毛澤東一下子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墮落到要向自己的部下自我檢討的地步，這個心理落差也太大了。因此，毛澤東很難拉下麵子，在自己的部下麵前自我檢討。

　　當然，毛澤東一句自責的話不說，也說不過去，所以毛澤東就用自己的拿手好戲，在接見外國朋友的時候，在外國朋友麵前說幾句自我檢討的話，然後再把這些自我檢討傳到高官們中間，就算毛澤東的自我檢討了。比如1971年11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總理範文同時，在談話中承認自己在林彪問題上犯了錯誤，然後指著陪同會見的周恩來等人，說：“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

　　此時周恩來當然要給毛澤東麵子，趕緊說：“我們也犯了錯誤。”

　　在毛澤東得知林彪出走的消息，首先當然是“震驚”，但馬上他又想到對應的方法。毛澤東很快意識到，這次他被林彪“坑”苦了，他已經無法親自處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毛澤東親自處理林彪事件，肯定會是“越描越黑”，越處理越沒麵子，越處理越喪失威信。還不如把此事全權交給周恩來處理，毛澤東在威信上的損失，要比他自己親自出麵處理少得多。

　　（312）

　　因此，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20分鍾談話之後，他就馬上決定，林彪的問題全權交給周恩來處理。毛澤東做出此決定的時候，林彪的飛機還在中國境內，還沒有飛出國境。早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就已經把林彪問題全權交給周恩來處理了，可見毛澤東的反應還是極快的。

　　毛澤東在處理林彪問題上的唯一指示，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那麽為什麽毛澤東會做出這樣的指示呢?這應該從兩個方麵來看。

　　第一個方麵是毛澤東的政治鬥爭底線。毛澤東雖然搞過很多政治鬥爭，整過很多人，但毛澤東的整人還是有底線的，就是“一個不殺”。按照毛澤東的觀點，人犯錯誤的動機有兩種：第一種是“為自己”犯錯誤，比如貪汙腐敗等。毛澤東對“為自己”犯錯誤的人，毫不手軟地“殺”，最著名的是建國初毛澤東親自簽署槍斃貪官劉青山和張子善。

　　因為劉青山和張子善是曾立過不少的功勞，不少人向毛澤東說情，希望從輕處罰這兩個人。毛澤東卻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兩人，才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毛澤東認為人犯錯誤的第二種動機，是“為革命”犯錯誤。不管是左傾、右傾、路線鬥爭、主義之爭，都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是出於對革命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因此，毛澤東認為，犯了路線錯誤的人，包括彭德懷、劉少奇這些人，都是“為革命”犯錯誤。對“為革命”犯錯誤的人，毛澤東的處理原則是撤職、批判，但不殺。彭德懷、劉少奇等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老幹部，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處理的。

　　按照毛澤東的標準，林彪是犯了路線錯誤(那時毛澤東還不知道林彪有暗殺他的“五七一工程”)，因此林彪也是“為革命”犯錯誤，那麽林彪當然也就不該殺了。如果毛澤東下令打林彪的飛機，那就等於是下令殺林彪，這就超過了毛澤東路線鬥爭的底線，因此毛澤東要放過林彪不殺。

　　毛澤東不打林彪飛機的第二個方麵，是考慮到這件事造成的社會影響。“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在一次高層會議上說明林彪事件，有人寫條子詢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座機打下來?”

　　周恩來看了條子後，非常認真地解釋說：“我在此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敢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的座機打下來嗎?他是九大黨章上寫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麽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嘛!”

　　周恩來這樣解釋之後，台下熱烈鼓掌表示信服。周恩來又說：“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麽非要阻攔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了錯誤，還可以給他當一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都很寬宏大量，我為什麽非要置林彪於死地呢?”

　　（313）

　　周恩來的解釋，其實也反應了毛澤東擔心的社會影響。把林彪的座機打下來，不僅周恩來沒法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毛澤東也同樣無法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如果毛澤東下令把在中國境內飛行的林彪座機打下來，總得有個理由吧?畢竟林彪當時還是黨章上寫的接班人，沒有合適的理由不行。

　　如果說林彪叛國罪，證據在哪裏呢?隻要林彪的飛機在中國境內飛行，或者林彪的飛機在國內墜毀，就不能給林彪叛國罪的罪名，因為林彪畢竟沒有出境嘛。當林彪的飛機飛出國境，叛國罪是成立了，但到了國外的飛機，中國方麵是不可能派戰機或導彈追到外國去打的。

　　因此，毛澤東指示不打林彪的飛機，第一方麵是出於毛澤東的政治鬥爭底線，第二方麵是出於沒有合適的理由。

　　我們再轉回來說周恩來處理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淩晨1時10分左右，周恩來從毛澤東住處出來之後，馬上回到人民大會堂，全權處理林彪問題。13日淩晨2時，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出國界，從雷達熒光屏上消失。13日淩晨3時，周恩來緊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召開緊急政治局會議。

　　據李作鵬回憶：

    從12日23時到13日淩晨0時55分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我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事件的全部過程。此後我雖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但翻來覆去怎麽也睡不著，滿腦子都是：林彪的飛機強行起飛了。為什麽強行起飛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覺得有問題。

　　我剛剛躺下兩個多小時，13日淩晨3時，秘書來報告說：政治局通知召開緊急會議，立即到人民大會堂。由於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從床上爬起來，穿好衣服就趕往大會堂。

　　邱會作也回憶說：

    13日淩晨3時許，秘書叫醒我說：“總理通知，在人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要你立即去。”我因剛吃了安眠藥，腦袋暈暈忽忽的。

　　我們大概等了近3小時，於13日早6時，天都快大亮了的時候，政治局的會議才開始的。周總理隨即進入大廳，葉劍英、黃永勝、李先念、吳法憲等人也跟在總理後麵進來了。周總理剛進來時，我觀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別，他看起來不光是疲勞的問題。但我萬萬沒想到，竟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恩來本來是準備在淩晨3時左右開會的，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們通告林彪飛機出境之事。由此可見，周恩來辦事的行動是極為高效迅速的。林彪的飛機淩晨2時出境，淩晨3時周恩來就通知政治局委員們來開會。就在周恩來準備開會的時候，在3時15分，忽然來了報告，一架直升飛機違反禁空令起飛，向蒙古方向飛去。這樣一來，周恩來不得不推遲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集中精力處理這架直升飛機。

　　（314）

　　關於又有一架直升機違禁起飛蒙古方向一事，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說：

    9月13日淩晨3時15分，北京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向張家口方向飛去。李德生立即將這一突如其來的情況報告周總理。總理果斷地指示：“迫它降落，不聽就打下來，決不能讓它飛出去。”

　　於是空軍先後派出八架飛機攔截。因天黑沒有找到這架直升機，空軍調度室一片緊張，總理在大會堂內等待著。這架被周宇馳等人劫持的直-五飛機，攜帶大量文件向北飛，企圖追隨林彪逃往國外。智勇雙全、具有高度覺悟的駕駛員陳修文識破了他們的企圖，機智地騙過他們，把飛機飛回北京，將飛機降落在懷柔縣境內。

　　接近地麵時，陳修文與周宇馳等搏鬥，被周宇馳槍殺。周宇馳等爬出飛機，狼狽奔逃，被趕來的部隊、民兵、群眾追進莊稼地裏，團團圍住。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料已無法脫逃，約定一起自殺。周宇馳、於新野當場斃命，李偉信朝天空放一槍，保住性命，被戰士、民兵捕獲，留下這一活的口供。

　　關於周宇馳等人劫持飛機之事，周宇馳的女兒周向紅回憶說：

    因為當時我在廣州上學，沒有和家人一起親曆北京9月12日那一夜，但是從家人的描述裏，我了解到9月12日發生的事。

　　9月10日，我二叔接到父親拍去“母親病重”的電報後，帶著三歲多的堂妹從外地趕到了我家。二叔是父輩兄弟中唯一的大學生，1957年剛上大學就趕上“反右”，所以二叔曆來對政治沒興趣，淡泊名利，被父親劃入屬於政治上不要求進步的一類人。二叔問父親：“媽沒病呀，你怎麽拍電報說媽病了？”

　　父親說：“最近要開九屆三中全會，開四屆人大，這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會，形勢比較緊張。我因為和林立果的關係，已經卷到他們的糾紛裏去了。今後我就顧不上家，也顧不上管媽了，你把媽帶走。以後你要多照顧弟弟、妹妹們。”

　　這個“他們”是誰，當時二叔沒問，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諱別人問。二叔問：“我什麽時候走？”

　　父親說：“不著急，先在北京玩玩，過兩天再走。你不用惦記我們，我們跟林副主席到廣州去。家裏你想拿什麽就拿，有獵槍嘛，你拿走。”父親知道自己弟弟的愛好槍。

　　二叔看父親情緒一點也不緊張，就像平時的樣子，也沒覺得情況很嚴重。他倆談話時間很短，談完後父親走了，看來父親是專門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樣安置母親的事情來的。

　　9月12日晚上父親又回來了，他跟二叔說：“你和媽準備準備，收拾收拾東西，明天早上有人給你們送車票來，把你們送到車站。我們也收拾東西走，然後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廣州。”

　　說著父親把家裏所有的積蓄大概有三千元，給了二叔，說是讓他以後用來照顧老母親。父親和母親收拾東西時，二叔不放心，就過去問他：“到底怎麽回事啊？”

　　父親說：“你不要問。我已經登上曆史舞台，我是下不來了，隻有盡力去幹了！”

　　（315）

　　二叔聽了父親的話，知道哥哥這回真的是卷進政治漩渦裏去，想出也出不來了。

　　母親在旁邊一邊收拾，一邊也說：“他們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斬盡殺絕！”

　　父親接著母親的話說：“他們也好不了，將來也會有人收拾他們！”

　　母親是個醫生，是個非常本分老實到木訥的傳統女性，家都交給婆婆管。母親很信任父親，也從來不過問父親的事情。我聽了二叔的描述，很難相信他講的是我媽媽。但二叔的話我是相信的，父親要是不跟母親“交底”，母親怎麽跟他走呢？

　　後來父親在裏屋接了一個電話，我估計是林立果讓父親“北上”的那個電話，父親才顯得有些著急了。父親匆匆忙忙帶著母親和我的哥哥和弟弟走了，家裏就剩下二叔陪奶奶。

　　誰知沒過多久，父親他們又回來了，父親自己上樓來。二叔問他：“你怎麽回來了？”

　　父親說：“吳法憲在機場呢，走不了了。”二叔當時也不懂“吳法憲在機場”是什麽意思。

　　父親要馬上開車送二叔去火車站，並且說：“你把向陽(周向紅的哥哥)帶走吧！我把你們送走，你們買明天早上的車票走。媽就留下吧，要不家裏沒個人。”

　　在去車站的路上，父親在車上說：“到時候什麽都顧不了了！誰也顧不了了！”

　　我父親開車從火車站回來，在我家樓下讓母親和弟弟下車，車沒熄火，馬上又開走了。母親很不放心，匆忙中問了他一句：“什麽時候回來？”

　　父親的回答淹沒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裏，母親隱約聽他說了一句：“別等我了！”這句話就成了父親留給母親的臨終遺言。

　　據我哥哥回憶，父親在9月12日晚上已經有了赴死的準備。因為沒走成，父親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前途叵測，肯定是凶多吉少。從西郊機場回來的路上，父親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過去都說，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我現在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了。”他是準備去死了。

　　於新野叔叔的愛人李雯阿姨也告訴我們：她在1971年暑假結束回西安第二軍醫學院以後，收到過於新野叔叔在“九一三”之前發自一封廣州的信。信上說：如果以後有什麽事，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口氣挺內疚的，他也準備去死了。

　　據周向紅回憶，早在9月10日，周宇馳就準備好南下廣州之事，把自己的母親托付給弟弟，可見“南下廣州”這件事是早就策劃好的。本來在“南下廣州”計劃中，周宇馳等人也是帶著家眷一起去的，所以周宇馳事先對他妻子“交底”了。

　　（316）

　　沒想到因為林豆豆的告密，林立果緊急通知周宇馳改為“北上”，於是周宇馳立即帶著一家人直奔北京西郊機場，在那裏他們似乎也事先準備好“北上”用的飛機。但這時吳法憲已經親自到西郊機場去查飛機，這樣他們準備好的“北上”用的飛機，就不能使用了，周宇馳隻好又把一家人帶回家來。

　　此時周宇馳做出破釜沉舟，劫持飛機外逃的決定，他把弟弟送到火車站，並且把自己的大兒子托付給弟弟；而他的妻子和小兒子，以及他母親，就隻好留在家裏了。周宇馳在路上說：“我現在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了。”他已經準備好去死了。

　　關於周宇馳劫持飛機之事，林彪專機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回憶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其實涉及了兩架飛機。除了256號三叉戟之外，還有一架是被周宇馳劫持的3685號直升機。但是很多年來，關於這架直升機的故事卻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這架直升機的一位親曆者陳士印，是我在航校時的同學。1971年春，空軍參謀長胡萍找到直升機團，說空軍首長要求，在首長(林彪)身邊要培養一名直升機飛行員，這位準備學習直升機的人就是周宇馳。雖然周宇馳在空軍的身份隻是司令部黨委辦公室副主任，但他與林立果的親密關係眾所周知，作為直升機團副大隊長的陳士印，被指定擔任訓練周宇馳飛行的指揮員。

　　9月13日淩晨1點多，正在熟睡的陳士印被周宇馳的電話叫醒。周宇馳讓於新野用車把陳士印接到空軍指揮學院的小樓裏，周宇馳拿出一張白紙讓陳士印看，上麵是紅鉛筆寫的歪歪斜斜的幾個字：“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麵沒有紅頭，下麵沒有紅章。周宇馳說有重要任務，讓陳士印開直升機去北戴河給林彪送文件。

　　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3人在空軍指揮學院辦公室匆匆忙忙裝上一大堆東西後，拉著陳士印趕到沙河機場。因為很長時間沒有飛直-五型直升機，陳士印覺得沒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

　　周宇馳拿著這張林彪手令，騙過了機械師打開直升機，也騙過汽車連連長給3685號飛機加了油，最後騙過場站調度室給直升機放飛。淩晨3點15分，3685號直升機起飛。其實那時候，周恩來總理已經向全國發出了“禁空令”。

　　陳士印和陳修文當然不知道這一切。直-五駕駛艙隻能坐3個人，陳修文坐在左邊正駕駛員的位置上，陳士印在右邊駕駛，周宇馳坐在陳士印的後麵。他關掉了通話開關，又熟練地關閉了航行燈和機艙所有燈光，說是任務絕密，要保持靜默飛行。

　　3685號直升機起飛後，周宇馳讓兩位飛行員向張家口方向飛。飛行員質疑：不是到北戴河執行任務嗎？周宇馳認為不可能再繼續瞞下去，才拿出一張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命令兩位飛行員飛烏蘭巴托。

　　（317）

　　陳士印後來告訴我，他們當時對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並不了解，在他們看來，周宇馳是要叛逃，這是他們堅決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們一邊飛一邊想對策。

　　其實，這架3685號飛機當時已經處在地麵雷達的監視下，張家口一帶機場8架殲擊機已經起飛。陳士印回憶，他和陳修文也隱約看到了在飛機周圍閃過的小飛機的影子，他們告訴周宇馳有飛機攔截，當周宇馳慌忙伸著脖子往外看的時候，飛行員趁這個間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飛機航向表往回擰了180度，並巧妙地操縱飛機向後轉彎。就這樣，直升機調轉機頭開始返航。

　　淩晨4點50分左右，到達官廳水庫上空。北京城內的燈光依稀可見，周宇馳頓時意識到被騙了，他方寸大亂，先是掏出手槍要跟兩個飛行員拚命，又讓他們衝擊釣魚台國賓館，飛行員回答說：釣魚台附近都是高炮，還沒飛到就會被打下來。

　　直升機漸漸飛到懷柔上空，天已經亮了。陳士印說他在沙峪一帶看到河灘上的一片開闊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時已經飛了3小時，周宇馳也知道剩餘油量已經不可能飛出國境線，所以沒有再阻止落地動作。當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時，陳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轉身，想奪周宇馳的槍，結果周宇馳順手一槍近距離射中他的左胸。

　　飛機落地後，坐在後客艙的於新野和李偉信登著梯子上來了。他們看見陳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發生了衝突，於新野立即將槍口對準陳士印準備射擊。陳士印從眼睛餘光裏發現有人上來，趕緊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馳的兩隻手正使勁抓著他的肩膀，陳士印趴下的瞬間槍響了，於新野的子彈射過來，打穿了周宇馳的手腕。周宇馳大叫：“打著我了!”陳士印說他趁亂推開右艙門，跑了出來。

　　陳士印跑了後，於新野和李偉信架著受傷的周宇馳從飛機上爬下來，跑到一處玉米地裏，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相約自殺。3個人都掏出手槍，周宇馳、於新野倒下了，而李偉信衝天打了一槍，活了下來。我聽說李偉信後來在上海從事建築業，據說生意做得還不錯。

　　據康庭梓轉述陳士印的回憶，周宇馳等人的直升機，並不是強行起飛的，而是通過正常手續由調度室給直升機放飛的。那時候周恩來已經對全國機場下達了禁空令，可是為什麽沙河機場給周宇馳的直升機放行呢？那就是因為有“林彪的手令”。

    李德生回憶說：淩晨3時15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正向張家口飛去。

　　我問沙河機場：“為何在接到禁空令後，還讓飛機上天？”

　　機場報告說：“周宇馳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調度室就讓直升飛機起飛了。”

　　（318）

　　所謂的“林彪手令”，據陳士印回憶，就是一張白紙，上麵用紅鉛筆歪歪斜斜寫幾個字：“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林彪9月8日”，上麵沒有紅頭，下麵沒有紅章。林彪寫幾個字，沒有紅頭，沒有紅章，就可以讓機場違反周恩來發出的禁空令，破例讓飛機起飛。可見當時林彪在一般人中間，還是有相當威信的。林彪順便寫個紙條，就是副統帥的命令，機場的人不敢不服從。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林彪坐的三叉戟飛機升空後，剛開始航向不明，後來才把航向調到飛往蒙古。有人推測說：林彪在三叉戟升空之後，還沒有確定航向，飛了一段時間後，才下決心飛往蒙古。

　　根據周宇馳等人劫持飛機的行動來看，他們一上來就要飛往蒙古。周宇馳劫持的飛機與林彪的飛機不約而同地飛向同一個地點，這說明他們事先已經商約好飛往蒙古的“北上”計劃。所以林彪的飛機，並非在起飛之後才臨時決定去蒙古，而是早就準備好去蒙古了。

　　周宇馳的飛機淩晨3時左右起飛，在天上飛了3個小時，早上6時左右降落。周宇馳的飛機降落後，周恩來才一塊石頭落地，開始主持緊急政治局會議，宣布林彪飛機出境之事。

    關於周恩來召開這次緊急會議的作用，邱會作回憶說：

    總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較遠，因此，它既沒有說他和吳法憲、李作鵬想辦法阻止飛機起飛的情況，也沒有說主席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話。總理有政治態度的話，都是在9月14日確認林彪摔死之後。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周總理對大小問題都做了具體的布置。周總理把所有緊急的問題都處理完了，最後鄭重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來了，並已進住中南海。”但總理並未宣布毛主席什麽時候進住中南海的。

　　江青無頭無腦地說：“昨天下午，我巳經到中南海把主席臥室的窗戶打開了，換了空氣。室內也做了衛生消毒處理。”

　　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江青也根本不會知道毛主席的行蹤，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價。

　　周總理用帶有調侃的語調說：“啊？我是在主席回到豐台以後，才知道這一情況的。”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之後，不僅不臉紅，而且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

　　從13日淩晨3時，到下午5時半，曆時15個小時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此結束。

　　（319）

　　據邱會作回憶，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們(李德生等人除外)，包括江青在內，都不知道毛澤東已於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可見毛澤東這次南巡行動的保密工作，的確是非同尋常的。不過毛澤東當時並沒有發現林立果的暗殺行動，他這麽做隻是出於一種直覺性的防範，或者叫做革命鬥爭經驗吧。

　　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於9月13日晚給在毛澤東寫信匯報。周恩來在信中說：現呈上政治局與總參共同擬定的緊急戰備指示，參加者有春橋、文元、永勝、法憲、登奎等人，請主席審批。現與各大軍區有通電話，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電話。江青參加了第一次會談，現已入睡。今日(13日)淩晨6時半迫降的直-五飛機，被壞人打死一，自殺二，活著二，繳獲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京軍區、衛戍區部隊均己進入部署位置，機場均有陸軍駐紮，手中亦有機動兵力，便於機動，一切請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說：9月14日上午11時，已忙碌了40多個小時的周總理，顯得格外疲倦，在我們的一再勸說下，才服了安眠藥，上床休息。總理躺下後，很快便發出了輕微的鼾聲，我們終於鬆了一口氣。

　　14日下午2時，服務員叫我們接電話，說是王海容問總理在什麽地方，她有重要情況要向總理報告。我們叫醒總理，報告了王海容電話的內容。總理叫她馬上來大會堂，並讓我到門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邊走邊著急地問我：“總理在哪裏？”

　　我說：“先進去吧。”

　　總理已在衛生間漱口，秘書紀東接過王海容手中的信，總理催他快念。信中說，一架軍用飛機在蒙古失事，機上9人全部遇難，其中有一婦女，機號256。

　　總理聽後拿過電報，穿著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118廳。他們談得很久，約下午4時，總理才離開。政治局的全體成員已轉到福建廳，總理向他們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會場馬上變得一片輕鬆。總理叫人準備飯，他們要好好吃一頓飯了，還破例喝了茅台酒。

　　林彪一行人“摔死”的消息，中國方麵是9月14日下午才知道的。周恩來拿著這個消息，與毛澤東兩人單獨談了兩個小時。此後，毛澤東還是沒有露麵，由周恩來全權處理林彪事件。

　　（320）

　　9月14日下午，周恩來得知林彪一行人在蒙古機毀人亡之後，先把這個消息報告毛澤東，與毛澤東單獨談了兩個小時。晚上，周恩來向政治局全體成員宣布林彪“摔死”的消息。

    邱會作回憶說：晚上開會時，總理宣布：林彪乘坐三叉戟飛機，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墜毀了，機毀人亡，飛機上9個人都死了。

　　張春橋聽到周總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後，親自到外間服務台拿出了一瓶茅台酒和幾個杯子，他手拿著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幹一杯！”

　　張春橋給每人斟了一杯酒，並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好工作。”張春橋走到總理跟前時，也說了什麽話，但我沒有聽清楚，總理沒有站起來同張春橋碰杯。

　　李作鵬也回憶說：“上海幫”那幾個人得知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興高采烈。張春橋特地買了瓶茅台酒與政治局成員碰杯，表示熱烈慶賀。葉劍英看到他們的這種表演說：“沒有什麽值得高興的，沒有什麽值得慶賀的。”

　　姚文元紅著臉說：“難道這不是好事嗎？”

　　葉帥嚴肅地提高嗓音說: “是好事，也是醜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叛國逃跑，在國內、國外將產生什麽影響？”這幾句落地有聲的話，駁得他們啞口無言，低頭不語。

　　周恩來宣布了林彪的死訊後，連日來的緊張氣氛一下子鬆了下來。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回憶說：當時最緊張的情形剛剛過去，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政治局成員還留在人大會堂集體辦公。當時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總理匯報，見總理獨自一人坐在他臨時的辦公室裏發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兩人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麽事情悶悶下樂，便進去好言勸慰。

　　開始時，總理隻是聽著，一言下發。後來當聽我說到：“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

　　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其間曾幾度哽咽失聲。

　　我們兩人見總理哭得這麽傷心，一時下知說什麽好，就站在一邊陪著。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麽簡單，還沒有完……”，下麵就什麽也不肯再說了。

　　毛澤東流淚的事情聽過很多，不僅毛澤東身邊的警衛員多有回憶毛澤東流淚之事，就是蒯大富等人也回憶說，毛澤東當著他們的麵流淚。然而周恩來卻是一個極少流淚的人，很少聽說周恩來流淚的故事。像紀登奎回憶說的，周恩來在林彪死後，失聲痛哭的情況，是極少見的。

　　（321）

　　周恩來為什麽流淚呢？人們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在我們看來，周恩來的流淚，第一個原因可能是悼念林彪這位“親密戰友”。在文革中，林彪沒有整過周恩來，沒有為難過周恩來，相反在不少地方對周恩來還伸出援助之手。現在林彪死了，周恩來不能不為此傷心。

　　周恩來流淚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感謝林彪用自己的生命，幫了周恩來一個“大忙”。本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實力對比是相差較大的，林彪的死，使毛澤東的威信大損，周恩來的威信上升。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的實力已經與毛澤東勢均力敵了，毛澤東再想打倒周恩來，已是不太可能了。

　　當然，周恩來流淚的原因可能還有很多，這裏就不一一分析了，下麵接著說周恩來處理林彪事件。

　　9月15日，從周宇馳劫持的直升飛機上繳獲的“罪證材料”，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不少與林彪四大金剛黃、吳、李、邱有關。

    邱會作對此回憶說：

    9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會場中間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間擺著一個大搪瓷盤子，裏麵放著一個大黑本子，本子上有兩頁白紙，貼著很多碎紙片拚起來的有數行紅字的一張條子。這就是號稱林彪寫給黃永勝的那封信，信上寫道：“永勝同誌，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誌麵洽。 敬禮！林彪。”

　　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這裏的，我現在能記得起來的不完全。信是用紅鉛筆寫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寫的，但疑點一看就能看出來。當時就有人提出：“這是手跡嗎？”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後，搖了搖頭，表示懷疑。看完我一抬頭，看見周總理就在我旁邊，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沒有說話。黃永勝氣得坐在那裏不說話。

　　毛澤東看到這些材料後，對“四大金剛”產生了懷疑。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已經繳獲的林彪一夥的罪證材料判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與林彪、葉群等人關係密切，非同一般。對此，毛澤東告訴周恩來：“看他們十天，叫他們坦白交待，爭取從寬處理。老同誌，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好了就行。”

　　9月16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先傳達到省、軍級高官；9月18日，《通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

　　9月21日，中央成立林彪、陳伯達專案組，由紀登奎和汪東興領導。毛澤東閱批：“同意。”

　　9月23日，毛澤東向周恩來詢問黃永勝“四大金剛”的情況。周恩來本來是“想”保這四個人的，但毛澤東下決定要拿掉這幾個人。

　　（322）

　　關於周恩來處理黃永勝等人的情況，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說：

　　林彪等已葬身於蒙古的溫都爾汗。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已是六神無主，他們沒有主動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動，銷毀證據，對抗中央。毛主席決定把他們四人抓起來，這項決定由周總理執行。

　　9月24日上午8時，李先念率團去越南訪問，去機場送行的有邱會作。逮捕他們四人的行動需秘密進行，為不引起外界反應，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後。

　　24日早晨7時50分，周總理到了首都機場。紀登奎等已到候機室，邱會作也坐在那裏。和往常一樣，總理與他們相互握手就座。李先念到後，我緊隨在周總理的身邊警惕著周圍的動向。李先念登上飛機，向送行的人們揮手告別。

　　周總理轉身對紀登奎、邱會作說：“9點鍾在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其實紀登奎知道開會的內容，邱會作也接到開會的通知，但他卻不知道今天的會對他是個什麽結果。

　　9時，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先後到會，與邱會作一塊坐在福建廳。9時10分左右，周總理、葉帥、紀登奎走進福建廳。他們從沙發上站起來。周總理等和他們四人一一握手。就座後，周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宣布：“中央決定對你們四人隔離審查，希望你們與林彪劃清界線，交待你們的錯誤。”

　　周總理指出他們四人從廬山會議到這次林彪叛逃期間的所作所為。總理沒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個策略。總理說：“林彪叛逃後，毛主席等了你們十天，希望你們覺悟，主動向中央交待問題。你們不僅沒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聯，銷毀證據，完全站在黨中央的對立麵。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斷然措施，把你們分別隔離起來。這便於你們交待問題，也便於中央對你們進一步審查。”

　　總理接著說：“你們放心，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事，你們的家屬、孩子不會受到牽連，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

　　就這樣，比較順利地把林彪的四員幹將抓了起來，消除一大內患。這也是林彪事件後，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動。

　　據邱會作回憶說：

    9月17日下午4時，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總理說：“剛才，我同黃總長打電話，他理發去了。現在，我把要同他說的話，先同你說一下，等會兒你到山上去同他說一下，我現在就去睡覺了。”

　　周總理說：“你告訴黃總長今晚召開一次各總部、軍兵種首長會議，把三北情況很好研究一下，並要盡快落實。告訴黃總長可不許撂挑子呀！”

　　我回答說：“總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黃總長報告。”

　　周總理又說：“會作呀，你的水平怎麽這麽低呀，你怎麽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說：“總理呀，我不隻是水平低，我的覺悟也很低。對現在發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說不清楚，更是寫不請楚。”說完，我的眼淚就隨之流下來了。

　　（323）

　　“啊!”總理叫了一聲，有些吃驚地說：“你還說不清楚？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思想，這是不對的，你的事沒有多少，黃，吳麻煩一點，黃總長是橫豎看不起江青。你過去同我說過的那些問題，現在證明你說的是對的，對那些問題，我是不會忘記的(總理說到這裏，我的心裏很感謝他)。最近兩、三天內，我會抽時間來找你談，你的情況我還會同毛主席談。據我現在了解的情況，你們是沒有什麽問題的，我是保你的。一會你見到黃永勝，也要給他做工作，盡快向主席表示態度。”

　　我說：“這個時候做黃的工作有難度。總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釁，黃是個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總理說：“你去做工作嘛！批陳整風會上，黃不肯檢討，說他在廬山沒有發言，還跟我們講黨性原則。後來，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檢討，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我說：“好，照總理的指示辦。”

　　接完總理的電話，我一時感到輕鬆多了，說;“這下好了，總理保我了。”

　　約6點半鍾的樣子，我同黃永勝見麵談了話。這次談話是“九一三”之後，我們第一次談話，也是此生我們最後一次談話。

　　兩人坐下來之後，反而沒有立即說話，這時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最後還是黃永勝開了口。

　　黃永勝說：“老邱啊，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不會多了。”

　　當我講了周總理的態度後，黃永勝說：“話是這麽說，文章不一定這麽做喲，總理做不了這個主，江青不會罷休的。”

　　黃永勝接著說：“我們反江青、張春橋，有道理嘛！不頂住文革小組那一套，不行嘛！況且，張春橋還是個板上釘釘子的叛徒，不讓江青插手軍隊，是怕軍隊亂了，這也不對嗎？”

　　當時黃永勝對林彪是十分有氣的，他說到這裏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然後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圖的牆前，大聲疾呼：“你跑什麽跑，害死人呀！”

　　黃永勝喊完坐下來後又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們還沒有吃夠苦頭？我看，林彪的下場就是反江青的結果，現在該輪到我們頭上了。”

　　黃永勝說著說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說：“說這些王八蛋幹什麽，算了，不說這些了。”

　　黃永勝又換了一個話題，說：“老邱呀，我們是什麽時候認識的？”

　　我說：“我在江西蘇區就知道你，我剛參軍時，你就當團長了。”

　　我們倆你一言我一語，從江西蘇區、五次反圍剿、長征路上、延安、熱河、東北、遼沈戰役、平津戰役……說著說著，我們都開始流淚，邊說邊流，黃永勝則大哭起來，當談到我們在敵人的炮火下生死與共的情景時，兩人淚眼相望，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但心裏痛快極了。

　　（324）

　　9月18日下午3時，總理又給我打電話，問昨天晚上戰備會議情況，轉問黃永勝的精神狀態。總理問：“黃總長的情緒怎樣？”

　　我說：“怎麽好得起來，總的來說是悲觀的，還做了最壞的打算。”

　　總理問：“主要是什麽問題？”

　　我說：“最主要的是，他說隻知道難受，不知道‘病’在哪裏。林彪給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負擔很重的問題。”

　　總理說：“你同黃總長再談—下：光難受不行，還是要好好想想，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你還要告訴他，過去你和他同我談過的問題(指江青攻擊總理之事)，我是不會忘記的。”

　　根據邱會作的回憶，在9月23日毛澤東發話抓“四大金剛”之前的9月17日，周恩來還是想保他們，特別是想保黃永勝，讓邱會作去做黃永勝的工作，希望黃永勝主動向毛澤東和黨中央負荊請罪，交代問題，爭取寬大處理。可是黃永勝卻很“硬”，拒不認錯，還說：“我們反江青、張春橋有道理嘛!”這樣一來，周恩來也沒法保他們了。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9月24日，早6時去東郊機場送李先念出訪越南。送走李先念後，總理主動對我說：“8點鍾福建廳有會，知道嗎？傳達主席的指示。”

　　我回答說：“知道。”

　　總理又說：“我就直接去大會堂了，你還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說：“那我也不回家了。”

　　總理說：“你不回家，還不給胡敏打個電話？”

　　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把我們抓起來，隨即笑著對總理說：“給她打電話幹什麽，不用。”

　　總理說：“那好吧，到大會堂，我們先談一談。”

　　一踏進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變了。福建廳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辦公地，今天變成了法場。東邊隻有兩張單人的沙發，南邊四張沙發，北邊還有兩排若幹張沙發。廳內沙發後麵有若幹警衛人員像西安臨潼兵馬俑的泥人一樣，麵無表情地站立在那裏，每個人手扶著腰上的手槍。葉劍英、李德生、紀登奎、張才千、劉賢權在北麵的沙發外站著，他們對我視而不見，我也沒有同他們打招呼。

　　我是第一個到福建廳的，不久，吳、黃、李先後到了，他們進來時，同我的神情幾乎一樣。

　　大約9時，總理在楊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廳。看上去，總理心情沉重，很疲勞，步伐也不十分穩健。楊德中有意坐在總理和我們之間，這種坐法就是為了“安全”，把總理和我們分開。楊德中是中央警衛團政委，專門負責總理安全保衛工作的。楊德中這種做法，在我們來看是多餘的，在他來看是必要的。

　　總理坐下之後，首先喝了一口茶，並掃了我們一眼，即開口說：“主席對你們的問題有決定，政治局內部的意見也很尖銳(指江青一夥)，這樣就隻好先對你們采取一些措施了。黨內發生過許多重大問題，毛主席都處理得很好。這次對你們的問題會處理得更好。”總理的講話很平靜、很客氣。

　　（325）

　　總理說到這裏又喝了一口茶，並略微思考了一下，說話時前後並不很連貫。總理說：“出事都十天了，你們幾個人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什麽原因？這樣，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你們暫時離開工作的崗位，認真考慮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你們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林彪叛國，造成很大的被動，上了黨章嘛，幾乎要毀掉我們的黨。”

　　此時，吳法憲支吾地說：“我昨天晚上向主席、總理寫了一個報告，淩晨五時送出去的。”

　　總理對吳法憲的話沒有做任何表示。總理接著說：“主席說等了你們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時間，你們怎麽一個字都沒有給主席寫？”

　　我們都默默無語。寫什麽呢？難啊。關於廬山會議的檢討，在主席那裏已經過關了，主席還跟我們開玩笑。在主席那裏檢討過關以後，我們沒有犯新的錯誤，“九一三”的事，的確一無所知。寫什麽呢？總不能說我們也搞“政變”吧？實際上，我們被關起來以後，主要挖我們的就是“政變”問題。

　　然後，總理先問了黃永勝幾件事，主要問的還是前幾天的那封林彪給黃永勝的信，黃永勝完全否認，態度很強硬。總理不好再往下說，從座位上起來，一邊說：“你先走吧。”一邊走上來和黃永勝握手，並叫吳忠跟黃永勝走。

　　接下來，總理問吳法憲：“林立果大學沒有畢業，就當了什麽副部長，林彪的子女都在你們空軍工作。空軍搞得很亂，你吳法憲是有責任的。你把空軍搞得一塌糊塗！”

　　總理剛問完，吳法憲就站起來說：“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我們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同誌，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

　　因為吳法憲提到了軍委辦事組反江青的事，李作鵬突然大聲說：“吳法憲胡說八道！是他自己討好林彪、葉群。”李作鵬心裏認為，反江青算什麽錯？李作鵬激動得不能自已。

　　總理沒有顧及李作鵬，馬上對吳法憲說：“你也走吧。”並與吳法憲握手，由楊俊生跟吳法憲走了。

　　總理又坐下來對李作鵬說：“不要急，有充分的時間讓你們考慮問題。”

　　李作鵬走時，總理也上去與李作鵬握手。

　　總理有些生氣地問我：“你怎麽也搞進去了？”我沒有吭聲，也沒有正視總理。接著，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邱會作妻子)給林豆豆、林立果找對象的事講了一下，我向總理做了檢討。

　　我走前總理和我握手，我含著淚對總理說：“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總理那雙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說：“好。”

　　我就要離開福建廳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我雙手握住總理的手，從肺腑裏吐出一句話：“希望再見到總理！”

　　總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氣說;“到那裏去，好好住下！”

　　（326）

　　據邱會作的回憶，周恩來明確說，抓他們四人是“毛主席”的決定，並說毛澤東等了“四大金剛”十天。毛澤東等“四大金剛”十天，這裏麵應該包含有周恩來說好話的因素。可是這十天來，“四大金剛”一言不發，一字不寫，沒有任何表態。

　　其實周恩來在這十天中間，特別提醒他們四人，甚至明確讓邱會作轉告黃永勝，說：“見到黃永勝，也要給他做工作，盡快向主席表示態度。”可是黃永勝四人沒有理會或者沒有理解周恩來讓他們向毛澤東“表示態度”的意思。不過對於黃永勝這些軍人來說，他們的確也不會政治家的那種“表態”，想不通就是想不通，這樣也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

　　周恩來處理完林彪的“四大金剛”，林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在毛澤東的十次路線鬥爭中，與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彭德懷等人被批鬥，被監禁，但沒有被開除黨籍；與劉少奇走資派司令部的鬥爭，隻有劉少奇一人被開除黨籍，王光美等人都沒有開除黨籍；而與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有林彪、葉群、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等7人被開除黨籍，這是建國後高官開除黨籍人數最多的一次。

　　林彪的問題與劉少奇大不一樣，涉及的人極多。劉少奇的秘書、警衛員等，都沒有因劉少奇的倒台而受到處分；可是林彪的秘書、警衛員等人，都受到了隔離審查，貶官下放等處分。正因為林彪涉及到如此多的人，黃永勝曾不滿地大喊：“你(林彪)跑什麽跑，害死人呀！”

　　在林彪事件結束之前，再回顧一下林彪事件的整個過程。這裏主要著眼於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麽非要拿掉林彪呢？要理解這個問題，要追溯到毛澤東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如果毛澤東不搞文革，是不可能與林彪發生衝突的。

　　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是來自三個“不滿”：第一、對劉少奇以及劉少奇為代表的走資派的不滿；第二、對國家政治體製的不滿；第三、對黨員幹部隊伍的不滿。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前麵已經講過很多，這裏不再贅述。

　　毛澤東對國家政治體製的不滿，主要是毛澤東不滿蘇聯式政治體製。新中國建國時，由於種種原因，照搬了蘇聯的一套政治體製，但毛澤東卻對蘇聯式體製很不滿意。蘇聯式體製的最大特點是“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都在黨的領導之下。然而毛澤東卻認為蘇聯式體製的弊病很大，會導致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甚至會導致修正主義。毛澤東認為蘇聯之所以變修，根本原因就在政治體製上。

　　（327）

　　因此毛澤東搞文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政治體製的改革。毛澤東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就是打破“黨的一元化”領導體製。毛澤東在文革中，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於蘇聯體製的新政治體製，比如革命委員會、三結合領導班子、非黨員群眾參加整黨、工農兵大學生、赤腳醫生等等，都是蘇聯體製完全沒有的東西。再比如王洪文這樣的普通工人當副主席，陳永貴這樣的普通農民當副總理，也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

　　毛澤東在1967年說：建國18年了，我們脫離了群眾。1949年到1952年群眾歡迎我們，那個時候幹部吃住很簡單，吃小米飯，住帳篷。進城後搞薪金製，群眾就不歡迎我們了。搞薪金製，搞軍銜製我從來就反對，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係群眾。1952年以後群眾對我們冷淡了，我們黨脫離了群眾，群眾不歡迎了，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變我們脫離群眾的問題。

　　毛澤東對幹部隊伍的不滿，主要是不滿幹部隊伍貪圖安逸享樂，脫離群眾。因此毛澤東試圖通過文革，對黨員幹部進行一次徹底的整頓。毛澤東在1969年說：你是共產黨員，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裏麵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啥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製，就是吃飯有個定量。現在進了城，這個進城，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麽好了。

　　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每一個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眾裏頭進行整頓。要經過群眾，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的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對於毛澤東的“三大不滿”，那麽林彪的看法如何呢？在對劉少奇不滿方麵，林彪與毛澤東的看法是一致的，這點兩人之間沒有矛盾。

　　在對政治體製不滿方麵，林彪的看法就與毛澤東相左了。從各方麵的情況來看，林彪認為當時的政治體製並無大的缺陷，甚至覺得很不錯。因此，林彪對毛澤東搞政治體製改革，不是袖手旁觀，就是消極抵製，這樣一來，就與毛澤東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了，也就引發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

　　在對幹部隊伍不滿方麵，林彪的看法也是與毛澤東相左的。林彪認為幹部隊伍，特別是軍隊的幹部隊伍，是很好的，根本不需要整頓。

　　所謂“整黨”，實質就是“整人”，整黨越徹底，整人就越多。不“整人”的“整黨”，完全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走過場。不少人一提起“整人”，就有不好的印象，其實對“整人”應該辯證地看。

　　一個黨要保持純潔性，就必須經常地把混進黨內的不純分子、壞分子清除出去，這就是“整黨”。不用“整人”的手段，怎麽把那些不純分子和壞分子清除出去呢？因此，“整人”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擴大化就不好了。

　　（328）

　　林彪在曆史上，一直是不願整人的“老好人”，如果讓林彪這樣老好人來領導“整黨”，那麽整黨肯定會變成一種蜻蜓點水的走過場形式。因此，林彪這樣的“老好人”，是擔當不起“整黨建黨”重任的。

　　另外，要想完成“整黨建黨”，領導人必須做到鐵麵無私，六親不認，對親朋好友一視同仁。如果領導人的私心重，把人情帶到“整黨建黨”中，對自己的親戚照顧一下，對自己的好友放鬆一下，那麽下麵的幹部就會上行下效，大家都講人情，都照顧自己的親朋好友。這樣一來，“整黨建黨”也就隻能整幾個毫無背景的人，隻打蒼蠅，不打老虎。不少人批評毛澤東不講人情，六親不認，然而要完成“整黨建黨”這樣的工作，還非要靠毛澤東這種不講人情的六親不認之人。

　　從各方麵來看，林彪是講人情的，對自己的老部下格外關照，整黨絕不會整到自己的老部下頭上。因此在毛澤東看來，林彪這種性格的人，如果成為接班人，肯定不可能完成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毛澤東之所以欣賞張春橋，就是因為張春橋不講人情，敢整人，這樣的人才能擔當起“整黨建黨”的重任。

　　綜上所述，在毛澤東看來，林彪的政治理念、人品性格，都不足以托付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因此，林彪不是稱職的接班人，林彪必須拿掉。盡管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曆史上對毛澤東的貢獻很大，但要想成就宏偉事業，必須鐵麵無私，六親不認，就是“親密戰友”也要拿掉，這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要拿掉林彪，而林彪卻不甘願被掃出曆史舞台，於是一場圍繞著接班人的攻防戰就展開了。在毛、林下的這盤攻防大棋中，林彪走的棋是先聲奪人，毛澤東不得不被動應付，毛澤東遇到他政治生涯中最棘手的敵人。直到南巡講話，毛澤東以為這次可以先聲奪人了，但沒想到林彪出手更快，來一個叛逃，搞得毛澤東陷入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使毛澤東不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都受到重大的打擊。

　　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回憶說：當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幹將後，我明顯地看到，主席的身體、精神不如從前了，一下子變老多了，他後悔選定林彪作為接班人。毛主席對國家的前途命運苦苦思慮，白發驟增，我們無不為毛主席的身體而焦慮。

　　毛澤東的警衛員陳長江回憶說：“九一三”事件對於毛主席來說，無疑是個難以承受的巨大打擊，他的內心充滿難以言狀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嚴重損害，從此毛主席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2年1月初，毛主席參加陳毅追悼會，從八寶山回來毛主席就病倒了，1月13日突然休克，時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這以後，毛主席的身體一直沒有恢複過來。

　　毛澤東的身心受到巨大創傷，就是林彪“同歸於盡”戰術想要達到的目的。因為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他已無法全麵主導中國的政事，之後中國政治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就是周恩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