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讀到李白的千古名句《朝發白帝城》，都會心儀中國的長江三峽。
長江三峽是指重慶奉節縣白帝城起，蜿蜒約200千米至湖北宜昌南津關，由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組成。沿途地形險峻，山川秀麗，古跡眾多，其中有20世紀末落成的世界最大的水利項目——三峽工程。
建三峽水利工程的起因，與長江洪災有直接關係。長江屬於雨洪河流，造成洪水的主要原因是暴雨。若遇上遊及中下遊暴雨同期，洪水重疊，全流域就會出現洪澇災難。史載可上溯到公元前185年西漢呂後執政時期，此後直到1911年，在2000多年中共發生較大洪災214次，平均約10年一次，而且近代有加劇的趨勢。例如20世紀發生了1931年、1935年、1949年、1954年、1998年、1999年大洪水。
1949年前，常常因為洪水暴發而形成饑荒、瘟疫，動輒死亡幾萬人乃至十幾萬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洪災造成的人員傷亡大幅降低，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損失總量卻越來越大。
過去，由於上遊水庫蓄洪能力不足，中遊缺少足夠容積的調洪、滯洪場所，河道泄洪能力又不強，當洪水增量與河槽泄量嚴重失衡時，勢必造成堤防潰決，洪水漫溢成災，尤其是在湖北湖南的荊江河段、洞庭湖區、武漢市等處，洪水風險最大。
湖北宜昌長江段以上流域的洪水流量至關重要，也就是說，隻要宜昌發生特大洪水，就會對中下遊地區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在宜昌以上河段選擇合適壩址，興建一個能夠調蓄長江洪水的特大型水庫，就可使長江中下遊地區很大程度上免遭洪水災害，三峽壩址正好符合這一條件。
1919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最早提出建設三峽水利工程的設想。
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就準備建設三峽水利工程。1932年10月，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主持組成了一支勘測隊。這支勘測隊開展了為期兩個月的勘查和測量，最後擬具《揚子江上遊水力發電測勘報告》。1944年，美國墾務局設計總工程師、水壩專家薩凡奇（John Lucian Savage）到三峽實地勘查後，提出了《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即著名的“薩凡奇計劃”。1945年5月，國民政府啟動了實施三峽水利工程計劃的籌備工作，該工程確定為全國水電的第一優先項目。
1946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與美國墾務局正式簽訂合約。初步進行了壩址及庫區測量、地質調查與鑽探、經濟調查、規劃及設計工作等。1947年5月，在國共內戰中麵臨崩潰的國民政府，中止三峽計劃的實施，撤回赴美的全部技術人員。
新中國成立後，長江兩岸年複一年的人水之鬥，令當時的每一位領導人寢食難安。1956年，毛澤東在《水調歌頭·遊泳》中暢想“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在三峽修建水庫，以“畢其功於一役”。
1958年2月，周恩來率團就三峽工程問題進行實地考察。同年3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做了關於長江流域和三峽工程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明確提出：“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應當積極準備，采取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
然而，進入1960年，由於中蘇交惡，存在戰爭風險，毛澤東明確否定了三峽水利工程的上馬，但是對三峽大壩的勘察卻一直沒斷。1970年，周恩來建議先在長江葛洲壩修建水利工程，作為三峽水利工程的實驗工程。1988年葛洲壩水利工程全部建成。
文革結束後，三峽水利工程再次提上議事日程。
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以1767票讚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讚成票隻占總票數的三分之二左右，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大所通過的得票率最低的議案。
1994年，三峽水利工程在宜昌三鬥坪鎮宣布正式開工。2006年，三峽大壩最後一倉混凝土澆築完畢，全長2309米、設計高程185米（正常水位175米）、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的長江三峽大壩全線建成，登攀當今世界水利工程的巔峰，讓毛澤東“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的神話落地成實。
三峽水利工程自籌建起，就與各種爭議相伴。早期的意見多偏重於經濟和技術因素，普遍擔心經濟上無法支撐，技術上難以實現，移民難度極大，爭議還包括泥沙淤積、誘發地震、改變庫區氣候、引發幹旱等。到了19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關於三峽水利工程的爭論更加廣泛，涵蓋了政治、經濟、移民、環境、生態、文物、旅遊等各個方麵。
反對工程上馬者不乏其人，其中最堅決的當屬清華大學水利係教授黃萬裏，他是民主人士黃炎培之子、著名水利工程專家，曾以一己之力反對上馬三峽水利工程“榮登”清華大學三大右派“桂冠”。直至2001年離世時，他仍對三峽水利工程耿耿於懷。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曾任水電部副部長、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也強烈反對三峽水利工程，是反對派中的鐵杆人物。
三峽水利工程主要有三大效益：防洪、發電、航運。
防洪是三峽水利工程的核心效益。 曆史上，長江上遊河段及其多條支流頻繁發生洪水，每次特大洪水時，宜昌以下的長江荊州河段（荊江）都要采取分洪措施，不得已用淹沒鄉村和農田，來保障武漢的安全。三峽水利工程建成後，其巨大庫容所提供的調蓄能力，對長江流域的防洪產生巨大貢獻，不但使荊江河段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提高到了“百年一遇”，基本解除了上遊洪水對武漢市、洞庭湖區以及江漢平原的威脅，也有助於洞庭湖的治理和荊江堤防的全麵修補。
三峽水利工程的經濟效益主要體現在發電。它是我國西電東送工程中的巨型能源點，非常靠近華東、華南等電力負荷中心，所發的電力將主要售予華中電網的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重慶市，華東電網的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以及廣東省的南方電網。
早期，有人曾經認為工程建成後，其強大的發電能力將會造成電力過剩，供大於求。實踐證明，即使三峽水電站全部建成，其裝機容量也僅是國家總裝機容量的3%，並不會對國家整體的電力供需形勢產生多大影響。而且自2003年起，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電力供應緊張局麵，煤炭價格飆升，三峽機組適逢其時開始發電，在它運行的頭兩年裏，發電量均超過了預定計劃，供不應求。
三峽水電開發是中國可持續發展，尤其是清潔能源開發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截至2012年年底，三峽累計發電量6291億千瓦時。按中國目前平均發電能耗每千瓦時約300克標準煤（2011年的供電煤耗是330克標準煤）計算，三峽水利工程的水電部分累計節煤超過2億噸，累計減排二氧化碳5.5億噸以上，相當於1.5億噸碳當量。如果未建三峽工程，而以現有基於化石燃料的最優火電技術滿足同等電力需求，則會每年新增二氧化碳排放約8500萬頓。三峽電站平均約1000億千瓦時的年發電量，也相當於每年節約5000萬噸煤，大大減少了空氣汙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於此同時，無論是火電或核電都要消耗大量的水資源，而水力發電則能兼能顧之、兩全其美。實際上，燃煤發電及煤化工消耗掉我國15-20%的水資源，與其他民用部門爭奪有限水資源的趨勢刻不容緩。
曆史上，船舶自三峽向上航行的難度非常之大，並且宜昌至重慶之間僅能通行三千噸級，所以三峽的水運一直以單向為主。到三峽水利工程建成後，該段長江將成為湖泊，水勢平緩，萬噸輪可從上海通達重慶。而且通過水庫的放水，還可改善長江中下遊地區在枯水季節的航運條件。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三峽大壩帶來的庫區泥沙淤積、壩下河道衝刷、移民、生態環境以及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的影響等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現在看來，三峽水利工程之功潤當代，但能否利澤千秋呢？曆史需要驗證，我們將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