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海拾貝（42） 曆盡磨難多半世

 

42. 曆盡磨難多半世

 

    人一生大概也就隻有耄耋之年。如果我的有生也在這個範圍的話，就有必要對走過的約三分之二的曆程回顧總結，因為它是我一生中貢獻家庭、貢獻社會的重要階段，更因為它讓我千錘百煉曆盡滄桑。

 

    我出生在一個“小土地經營”成份的家庭裏，因為在毛澤東時代不是依靠對象，父母親在人前謹小慎微、逆來順受的熏陶，使我從小養成了中規中矩、不越雷池半步的性格。

 

    一踏進小學校門，就迎來了火熱的“大躍進”，大煉鋼鐵，超英趕美，在這樣浮躁的時代打造人生基礎，免不了腳下鬆軟，後繼乏力。沒兩年，“低標準”年代接踵而至，人都餓得腿發軟、心發慌，生命尚且不保，其外一切都是多餘。又過了三四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且不說人人自危，個個狂熱，僅因此斷送了學業就讓我遺憾終生。

 

    十五六歲的年齡，正是長知識、長身體的時候，學校停辦了，隻好無條件地返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的家鄉地處淺山區，鄉親們祖祖輩輩土中刨食，靠天吃飯。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星星點點支離破碎，都纏繞在山腰嶺坡上或河穀深溝中。春種秋收，犁耬鋤耙，曆來靠肩扛人抬，說不清種了多少輩子的耕地有的連路都沒踩通。土地分一年兩熟和一年一熟兩種，一年兩熟的是相對肥沃的黃土地，用來種植小麥、玉米等趕茬莊稼；粘性的紅壤或貧瘠的沙土，被鄉親們稱為“兔子不拉屎”的土地一年一熟，栽培能填飽肚皮的既耐旱又高產的紅薯。

 

    當時，我們生產隊的紅薯地都分布在高穀堆、駝嶺、馬河嶺、白窯嶺、杜嶺等處，光聽這些地名就知道來往是多麽的艱難。待到時令過了霜降，麥苗鑽出地麵，一天冷似一天時，栽種一年的紅薯該收藏了。那時大家早上出工時都空著肚子，個別的捎一些蜀黍麵幹餅子，也有的帶一些紅薯麵硬饃，大部分因口糧有限則空手上陣。因為這些地塊離村裏較遠，必須采取速戰速決不留後患的方針，隊長就動員全村男女老少傾巢出動，一口氣把這一片的紅薯全部刨完，這時最早是九點以後，晚點兒也就到了11點多鍾，才開始分給各家各戶。隊長根據好賴搭配的原則給每家劃一片（或段），然後個人動手把每一瓜紅薯上粘結的土塊清理幹淨，拾入籮筐，待隊長過完秤，才上肩膀擔回數裏之外的自己家中。如果天公不做美，陰雨連綿與收紅薯季節不期而遇，那野地荒嶺上的寒冷，清理紅薯時的泥濕，擔紅薯時的路滑，肩頭壓磨的疼痛，再加上饑腸轆轆，各種滋味輪番交織，讓我不止一次的想起出自陶淵明筆下的成語“饑寒交迫”。

 

    當時，我似乎走進安徒生作品中，成了賣火柴的小女孩：從手中钁頭的反複起落中，我多少次期望自己能穿雙擋土的深腰靴，因為濺起的土塊不斷擠進鞋襪中實在太麻煩；雙手抹得僵硬還不能使濕泥包裹的紅薯幹幹淨淨時，我幻想過自己的手上也有一雙禦寒手套，破一點也無所謂，遲早是要被泥土沾髒的；在多少次肩挑重擔、饑腸轆轆地往返於坡陡路滑的羊腸小道上時，我曾想：如果把食品壓縮成藥丸大小隨身攜帶，吃幾粒就頂一頓飯，那麽，鄉親們不就解脫了嗎！農民不就“解放”了嗎！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想入非非。

 

    家鄉當時送給我的“禮物”不光是山窮的艱辛，更多的則是水盡的苦澀。

 

    華北平原年降水量本來就少，家鄉所處的嵩山又是不保水的石灰岩結構。地表水少，地下水位又低，決定了生我養我的家鄉曆來缺水，其程度達到了奉水若神明的地步。在“春雨貴似油”的季節種上莊稼，到了收獲的季節，是豐收？還是歉收？或者是絕收？這要決定於老天有沒有下雨的心情，下得雨合不合時令。所以，風調雨順曆來是父老鄉親最虔誠的期盼，人定勝天是最鼓舞人心的口號。

 

    遵照毛主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指示，生產隊曾多次組織打井開發地下水，由於恒心不夠，或者說力量有限，一钁一鍬挖出的井筒都變成了殘酷的幹窟窿，至今仍向人們訴說著孤獨和無奈。地下水不露麵，就改挖保齡球模樣的水囤屯積地上水。水囤倒是挖了不少，但普遍采用的內塗白（石）灰層外刷紅礬的防滲技術太落後，結果辛辛苦苦屯積的雨水時間不長就漏得所剩無幾，遇旱時仍舊一籌莫展。結果，這項“措施”也慘遭淘汰，費力勞神挖成的水囤有的被廢棄，有的已填平。

 

    在體現“一大二公”的年代中，林縣紅旗渠精神風靡全國。由於我們的7隊（椅子圈）與後寺河水庫隻隔一個山頭，大隊推舉我舅舅崔廣鬆掛帥調集各中隊的勞力開山鑿洞，決心牽來天河落人間。經過一個冬春的頑強奮戰，終於讓山兩邊的光線在歪歪扭扭的山洞中相遇。緊接著，架設提水泵，開挖盤山渠，一係列的配套工程緊鑼密鼓。正當鄉親們盼水想水望眼欲穿時，鄧設計師改革國家政治體製，變30多年的大集體成各自為政的小家庭，群龍無首，鄉親們引以自豪的引水壯舉變成了勞民傷財的爛尾工程。至於20多年以後，國家又投進資金進行改造，讓現在的家鄉通上簡易“自來水”，圓了人老幾輩的盼水夢，此乃後話。

 

    當時，不但我們大隊的引水工程功虧一簣，就連幾個相鄰公社興師動眾修建的後寺河水庫及相配套的東西盤山水渠，以及開封地區調集幾個縣勞力修建的陸渾灌區等，都是以轟轟烈烈開場，不了了之落幕，讓群眾的滿懷希望落空成無可奈何的歎息。

 

    莊稼無水可澆也就算了，無非是聽天由命，天旱絕收時依賴國家救濟，但老百姓的日子還要過，一日三餐、洗洗涮涮沒有水萬萬不行。當時，我們村僅有的一口數十米的深井經常配合老天耍“威風”：隻要天一旱，它要麽惜水如油，十次八次掏不出一桶水，要麽幹脆“罷工”，來個滴水不供。鄉親們逆來順受，有的肩挑水桶到數裏之遙的水地河擔水，有的牽牛套車奔赴十裏之外的北官莊機井上拉水，全村沒有人不為用水發愁的。我家住在村外，與擔紅薯比別家都遠相反，老宅周圍還殘留一眼好賴存半囤子水的老水囤，隻要當年發洪水，就能幫我家延緩一陣兒缺水的困窘。與今天消毒過濾的自來水相比，囤子裏的水質確實不敢恭維：暴雨剛過，打出的水是淡黃色的，沉澱一段時間，裏邊的小生物就上下浮遊，要食用就必須加熱煮沸。即便這樣，隻要有水可用就已經謝天謝地了，誰還敢奢求水的成份構成呢？

 

    道完了山窮水盡曆練的歲月，再說說特定時代烙印的人生。

 

    我們夫妻1977年結婚，1978年大兒子鵬博出生，當時國家就宣傳“計劃生育”。老實說，我們當時確實沒有“計劃”的意識，國家也隻是大力提倡，並沒有相應配套的政策措施，更上不到“基本國策”的高度。還因為我嶽父母家沒有兒子，深受封建習俗“無後為大”的重壓，非常希望我們早生二胎。1979年，二兒子鵬飛如約呱呱墜地，雖然計劃生育的風聲越來越緊，罰款的消息此起彼伏，但我們緊跑慢趕，總算逃過了這一關。

 

    愛人安排了工作，兒子戶口農轉非以後，國家的相關政策越來越緊，不管什麽情況，生過二胎必須“結紮”，絲毫沒有回旋的餘地。受“男人是家庭頂梁柱”習俗的影響，被迫無奈的愛人躺上了縣醫院的手術台。那天晚上，我在手術室外苦苦等候，相鄰的幾個手術室內不斷傳來女人的慘叫聲，當有人沒心沒肺的議論“這是梅玲的聲音”時，我再也壓不住心底的憤怒，幾十年教師生涯中從沒有髒字出口的我破口大罵這慘無人道的政策，如果當時有炸藥包在場，我一定會像董存瑞一樣舍身上前，與殘忍的相關人員同歸於盡。

 

    兔子不急不咬人，人逼急了也瘋狂。

 

    毛澤東時代，實行過中小學的免費教育，尤其是上大學，幾十年來國家都是大包大攬。當時，雖然沒有惠及我，但我深信遲早會有這一天。沒想到1997年，我的兩個兒子高中畢業，正待跨入大學校門的時候，我國的高等教育破釜沉舟，改免費教育為家庭承擔全部費用，把人才按計劃分配變為任人唯親的所謂雙向選擇。恰巧，從97年開始，在鄧設計師調整產業結構思路的引導下，原先紅紅火火的國營企業每況愈下，效益一年不如一年。這下可苦了我們這些工薪族，工廠發不來工資，兩個大學生還要負擔，怎麽辦？見別人都“八仙過海”，愛人就利用自己從事過縫紉的一技之長，抬上家裏的縫紉機上了街，我也抽空趕去幫忙。結果一幹就是七年，不但保證了兩個兒子的大學學業，度過難關後還略有節餘，又改善了家庭的基本條件。在這當中，國有企業的虧損態勢飛速猛進，待崗、輪崗、下崗、分流、內退等等聞所未聞的怪事接踵而來，讓幾十年工齡的老工人都不知所措，我也從中飽嚐了世態炎涼。

 

   被毛澤東思想熏陶的過去幾十年裏，我一直認為社會主義祖國是生活的靠山，共產主義社會是精神的支柱，共同富裕、共同進步是人類的終極理想。沒想到鄧設計師這麽一折騰，一部分人發“國難財”先富起來了，平民百姓被拋棄了。失望之餘，讓我想起了滿世界流傳的《國際歌》：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