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海拾貝（35） 教育學院再鍍金

 

35. 教育學院再鍍金

 

    公元1987年8月，我終於如願以償的擠進了夢寐以求的高等學府，坐進了鄭州教育學院八九屆曆史二班那神聖的教室。

 

    當時的院長是趙延洲，是一位樂於助人的學者，我縣回郭鎮人。科主任蘇敏，年富力強，世界現代史教得遊刃有餘。班主任張培基，一位嚴以律己的兄長型管理者，他能讓枯燥的古漢語深入淺出，讓學生欲罷不忍。中年教師還有一個任八八屆班主任的女老師陳今曉，精明強幹，帶我們的世界近代史。教中國古代史的席占魁教授是一個老教師，他不但課教得詼諧輕鬆，引人入勝，而且人和藹，心善良，頗受學生愛戴。記得入校不久的金秋十月，天突然變寒，淫雨綿綿，大意的我因缺衣而瑟瑟欲抖，席老師見狀，在課堂上就要把外衣披我身上，全班同學都感動地不得了，更讓硬心腸的我熱淚盈眶。教中國近代史的劉廣明和教世界古代史的常霞，都是年輕教師，課堂藝術雖然有待完善，但後生可畏，來日方長。

 

    進校以後，出於珍惜學習機會的動機，利用自己筆頭的字體還說得過去的優勢，我對諸如辦板報之類的公益活動積極主動，被班主任指定為班長。說實話，我願當班長是認為相聚相識五湖四海的求學者是一種緣分，為同學們做力所能及的服務一定有外人體驗不到的樂趣。其實，中小學生中的班長，多是一種榮譽，而大學裏的班長，卻擔負著管理班級的重要責任，尤其在我們離職進修集體中任“班頭”，由於不存在畢業分配中的“近水樓台”問題，更沒有什麽“油水”可撈。事實上，當時院方工作安排，確實走得是學生處——班長——學生這條路線，而大學裏包括班主任在內的所有教師沒課時絕對不進校門。

 

    當時的同學雖大部分有教師經曆，但入道不久的年輕者居多，自由散漫的習氣時不時沉滓泛起：嬉樂無度、夜遊不歸者有之；漠視校規班紀、總在老師開講之後姍姍來遲者不乏其人。我年齡略長，體味的世態炎涼多一些，忍不住愛用“如果你的學生也是這樣”來提醒甚至批評幾句，引起了一些同學的反感，產生了班長改選的動議。

 

    選舉的結局很有戲劇性。當寧夏同學馬之迎當選時，他堅辭不受，直言不諱地勸告大家：誰當班長都要管理，都要得罪人。與其大動幹戈改選班長，不如靜思己過改變幼稚的想法。班主任因勢利導，強調了紀律的重要性之後，仍推我繼續“出山”。因此，在其後的兩年之中，不但再沒人提改選一事，而且年輕人自由散漫的行為大為收斂。

 

    為了增加曆史知識的直觀性，老師曾幾次陪我們外出參觀：在綠城鄭州，我們走進風格迥異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教堂，撩起過她們玄妙神秘的麵紗，在久遠厚重的商城遺址上感悟過滄桑巨變。到九朝古都洛陽，大家參觀設置在地下的古墓博物館時都感覺呼吸受阻，在龍門石窟那目不暇接的雕像群裏爭相抱過豐滿的佛腳。在古滎陽，史前文化仰韶遺址，古戰場虎牢關，漢代冶煉的巨型鑄鐵等，一處處古跡前都留下了同學們求知的身影。到人傑地靈的鞏義，唐三彩、宋瓷窯址的璀璨奪目，宋代七帝八陵墓群那恢宏的氣勢，仿佛讓我們這些莘莘學子感到了曆史的囑托，聽到了時代的召喚。

 

遊龍門時部分師生合影（第三排右數第二為班主任張培基） 

 

 我和文體委員李二楷（左）班主任張培基（中）遊龍門

 

 

    要說當時最難以忘懷的，是至今仍讓西方政治家耿耿於懷的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6.4” 事件。

 

    當曆史的腳步跨入1989年6月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中由胡耀邦逝世而引發的反腐敗、反“官倒”的大學生風潮隨當時的氣溫步步攀升，大有箭在弦上之勢。

 

    盡管當時的官場腐敗遠沒有今日“前腐後繼”那麽嚴重，但大學生以敏銳的目光預感到它禍國殃民的嚴重後果，不惜荒廢學業，冒險絕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抗爭。

 

    北京的學潮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尤其讓我們這些嫉惡如仇的大學生們蠢蠢欲動。雖然我親身經曆過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運動”、“學潮”之類的容易引起社會動蕩的過激行為已缺乏“激情”，但還是參加了學生會組織的鄭州市大中專學生聲援北京學潮的集體大遊行。我之所以介入其中，一我是班長，參與、組織同學們的集體行動是我的職責，尤其是這種大型的外出活動，安全是我的首要責任。實際上，我當時一直身處隊伍的末尾，擔負“收容隊”的重任。二是我們的大遊行曾事先上報鄭州市公安局，領到了執法部門的“許可證”，是合法的集體活動。當時的遊行氣勢雖不能與名垂青史的“五四”、“二七”運動相提並論，但所到之處，交警配合，車輛讓路，過往行人駐足側目，就連每一個緊鎖的中小學校門縫隙中，都擠滿了熱切的小腦袋。

 

    遊行隊伍在省政府院裏稍事停留就宣告結束，應該說沒取得什麽實質性的成果。但之後的幾天裏，同學們火熱的激情仍繼續升騰，多人幾次動員我帶領大家親赴北京。見我婉言拒絕，同學劉發胤幹脆就大呼“打倒班頭白繼周！”對這種玩笑性質的舉動，我無奈地表態：打倒了不怕，重爬起來嗎！

 

    我班的一夥女同學，平常透精透能，有一股“巾幗不讓須眉”的豪氣。也不知當時腦筋轉錯了那根筋，稀裏糊塗擠上鄭州火車站的夜車要往北京。誰知天亮後憑窗一望，自己竟北轍南轅，“蒞臨”信陽——走反了方向。回來後不但自覺喪氣，還被我班“須眉”抓住“辮子”，使勁挖苦了幾天。 

 

 
 

 

鄭州教育學院八九曆史二班畢業照（1989.7) 

 

（前排左二：班主任張培基；左四：中國古代史老師席占魁；左七：院長趙延洲；左十一：科主任蘇敏。
後排左十：擔任兩年班頭的本人白繼周）

 

 

       盡管當時的全國人民都以善良樸素的願望去關注、支持“6.4

 

事件”，但最後還是以學生運動非法而告終，還導致中國共產黨的

 

總書記趙紫陽不堪學生絕食之苦出麵對話被扣“反黨”罪而身敗名

 

裂。官方定論：學生運動有政治背景，受壞人指使，是“資產階級

 

自由化”，妨礙大局穩定。我無權對這些大道理褒貶臧否，但令我

 

至今想不通的是，年輕學生勇於反腐敗、反“官倒”，錯了嗎？“6.4

 

事件”在天安門廣場持續了四五十天，政治家們是拿不出化解良策，

 

還是有意激化矛盾讓動用槍杆子強行驅趕師出有名？這些小事讓我

 

永遠無法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