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27. 難忘成婚終身事
提起結婚成家，今天的年輕人一定會想到“高朋滿座、美酒飄香、猩紅的地毯、誠摯的祝福”等隆重熱烈的場麵，但1977年我25歲成婚時，心中卻憋屈著難言的苦澀。
“內當家”劉梅玲，原是西北工業重鎮蘭州城裏的“千金”。她1954年初在天水城出生，不久就隨父母遷居甘肅省會，雖然自覺生不逢時，生活學習差強人意，但還是養成了城市人那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在那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時，她隻是個小學在校生。在隨後兩年的初中生涯裏，她多是手舞紅語錄，足蹈忠字舞，走南闖北，活躍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裏。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受爺爺曆史的影響，更因固執爸爸的錯誤拖累，在1968年底稀裏糊塗將城市戶口遷回老家河南省鞏縣北山口公社白窯大隊黃瓜峪村，跌入當時人人都避之不及的社會最底層農民群體。我這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子弟才得以和尊貴的城市千金相識、相愛、相伴終生，應驗了“千裏姻緣”這句老話。
黃瓜峪是一個百十口居民的小山村，被一條難得見水的小河及一道曲龍拐彎的山穀垂直相交分割成3快，村民依山勢階梯狀而居。所以，“出門就爬山，上工不離肩，下地沒有路，吃糧靠老天”是當時最真實、最貼切的寫照。麵對如此嚴酷的生存條件，她曾勇敢地抗爭過，也曾無奈地逃避過，甚至多少次想到了輕生，但父母的養育之恩最終難以割舍，一個鮮活的生命鬼使神差般得以延續。
經過幾年煉獄般的洗禮，她終於用眼淚調和堅強鑄就了腳下堅實的路基，走入了令同齡人側目的民辦教師隊伍中。公元1973年，經大隊黨支部書記夫人介紹，教師中我倆的關係首次越過了同誌間的雷池，又經過4年馬拉鬆式的相互了解，1977年6月6日，我們終於攜手走進了神聖的婚姻殿堂。
婚禮是幸福的，過程是難忘的：
6月份正是農村收麥的季節，放麥假的小學生由我領著拾麥，但在校的初中生我還要去上課。記得當時我把小學生領到地頭分配完任務，然後就見縫插針地回家往作新房的窯洞內粉刷白灰。我剛把粉刷工作全麵展開，就聽大隊支書在對麵山頭上高聲喊叫我的名字，公開責備我領導不力。原來是小孩子不聽話，沒幹多長時間就亂成了一窩蜂，我趕忙停下手頭的活兒再去安排。當時我想，支書明明知道我正籌備婚期，還這樣高聲大氣讓人出醜，不近人情到了何種地步？我當時真是氣得七竅生煙。
婚期的當天，學校領導沒人問沒人管，還是我自己把上午第一節的課和別人對調到第四節，趕出空子把新娘娶回了家。我當時就憋著一肚子火，把劉梅玲領進大門，連天地宗親都沒拜，就撇下她獨自上學校了，要不是由森叔（支書的三弟）喊得緊，婚禮有可能因此而夭折。
“內當家”後來教訓我說，我如果也向你學，你能不辭而別，我就揚長而去，看你怎麽辦！我細細一思量，真是這個道理，頓時出了一身冷汗。
冷靜下來以後，我認真思忖了婚期中出現的紕漏，發現不都是別人的錯。如果我能事先抽出些時間多與他人溝通，多作一些“外交”方麵的“斡旋”，盡管當時政治大氣候咄咄逼人，也不至於會在結婚成家的大事中出現這麽多不順。
年輕不諳事，往事多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