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門奇石
職業: 外科醫生 業餘愛好: 旅遊, 文學, 京劇, 工作之餘喜歡寫些懷舊散文, 隨筆
隆冬時節，難得的天氣稍稍轉暖了，和煦的陽光灑向大地，給人絲絲暖意。正當我們在院子裏邊曬太陽邊聊天的當兒，幾個鄉下農民用一付門板抬進來一個病人，我與一位護士跟著把病人抬到病床上。這病人又瘦又黑，呼吸微弱，一動不動，要不是兩個眼珠還在轉動的話，我真要懷疑抬進來的是個死人了。這人個子一定很高，因為躺到床上後，他的兩隻腳已經伸到櫟樹做的床架外了。我開始詢問病史，幫他作體格檢查。病人穿的一件黑呢大衣，雖說髒得泛起油光，但可看出這大衣料子不錯。當我把他大衣扣子解開一看，不由人大吃一驚，原來裏麵除了一條百孔千瘡的絨褲外，未穿任何衣服，那大衣裏子上麵爬滿了白色的蟲子，旁邊的護士驚叫起來：“啊！這麽多的虱！”說來慚愧，我從未見過白虱，那次總算大大的開了眼，我忍住了病人身上難聞的氣味，小心翼翼地當心白虱爬到身上來，急忙把體格檢查做完。那時醫院連個X光機也沒有，憑我學到的知識，這個病人是胃穿孔，應該進行手術治療。我對送病人來的幾位農民講，快送城裏人民醫院去開刀，在這鄉下小醫院隻能等死。那幾個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大眼瞪小眼，不吱一聲；後來一個人小聲道：“我們也作不了主，問問大隊看吧”。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接通了大隊部的電話，答複是隻能在本地看，大隊裏沒有錢，醫院裏不收就抬回去！我聽了很氣忿，就問誰是家屬，幾個人的眼光集中到一個瘦瘦的個子矮矮的人身上，這人的臉突然紅了起來，結結巴巴的說，他沒有家屬。我把情況向院長匯報後，院長請示鄉民政，答複也是在我們
醫
院先看起來。在萬般無奈之下，我隻好硬著頭皮把病人收下來。
因為護士怕白虱，沒辦法隻好我自己給病人打針輸液。送他來的人一個不留心都走掉了。天黑後大隊派來陪病的人才到，這人是個瘸子，右手又是隻有臂膀沒有手的，據他自己介紹是大隊的治保主任，解放前地下黨住在他們宅基上，他給他們放過哨。解放後按理應該安排他當個官，因為不識字，所以安排在大隊當治保主任。那年月，農村裏的人窮得吃了上頓沒下頓，連個小偷也沒有，治保主任也就沒事幹，所以大隊派他來陪病人，每天給一斤米。這個病人挺可憐的，而且隻是在我們醫院掛掛鹽水，打打止痛針，不過是拖日子罷了。我從一個醫生的角度，實在有些於心不忍，所以空下來經常去看看他，在治保主任和他斷斷續續的介紹中，總算了解了個大概。這病人是江蘇鹽城人，從小就跟村上人到了上海，在油條店裏做大餅油條；解放後進廠當了工人，娶了妻子，有了三個小孩。六零年國家困難，他帶頭報名全家下農村，當時在紗廠做工的老婆不願下鄉，給他死磨硬纏，在一片鑼鼓聲中，他們全家戴著大紅花糊裏糊塗的就到了鄉下，憑著一股熱情積極爭取下鄉的他到了鄉下才傻了眼，三間毛坯房，屋頂上的茅草發了白，薄薄的一層，這房不擋風不遮雨，鍋瓢碗盞全無（當時的情況與六十年代後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待遇真有天淵之別）。這些還不是大問題，最棘手的是夫妻倆從沒幹過農活，每天起早摸黑，渾身酸痛回家來，三個孩子大的才十歲，最小的四歲，成天在泥裏打滾，髒得象小叫花子；他老婆本來就不願下鄉，這麽一來，吵架就不可避免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以後逐漸升級，開始動武，不到半年，這個家就破碎了。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卻遇頂頭風，另一個人的加入使這個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家庭徹底瓦解。生產隊裏有個光棍，說起來和他老婆是蘇北老鄉，小時候隨著父母到這蘇南水鄉種客田，父母早已去世，因為家裏窮，三十出頭的人還沒有娶親，看見這家上海下來的人不會幹農活，就經常給他們幫忙；剛巧夫妻倆由怨生恨，他老婆一來二去就跟這光棍好上了，開始還是偷偷摸摸的，過不幾時這個光棍就登堂入室，堂而皇之的住進了他家，儼然像個主人；他倒被趕到了外麵堂屋裏安了一個竹塌住下來，這時他才真正懊悔當初這個“風頭”不該出，但已無可挽回。他也曾寫信向原單位陳訴困難，要求回上海，可惜十多封信換來一個答複：“上海沒有政策，安心在鄉下務農。”他隻好在這淒風苦雨中捱日子，還處在那種尷尬地位，直至這次發病。送他來醫院的那個瘦瘦的矮個子就是他老婆的“漢郎頭”（當地人對姘夫的稱呼）。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我真恨自己不會開刀（當初我是幹內科的，也因了這個病人，後來下決心改行幹了外科），隻能看著他等死，但嘴上還要安慰他：“不要緊，掛掛鹽水就會好的”。每次他總要對我說：“謝謝儂，蔣醫生，儂真是個好人！等阿拉毛病好了，回到上海，儂一定要到阿拉家裏白相，阿拉一定好好報答儂”。他的感謝更使我難受。
他入院的第五天吧，那天天氣特別冷，天陰沉沉的，空中飄著雪花。病人的神誌有些不清了，我替他把取暖的鹽水瓶換上熱水，看著鹽水一滴滴滴下去，我的心也在向下沉。他的眼睛睜著，嘴唇微微的翕動，好像在喊：“回上海，回上海”。半夜，護士來叫我，說童富貴不行了，我起來一看，病人臉色蠟黃，脈搏微弱，血壓下降，氣若遊絲。我叫護士打了兩針強心針，這也是聊盡醫生的職責罷了。淩晨四點鍾，他終於脫離苦海，走了。頭天晚上，他告訴我，他是獨子，父母親苦了一世，希望他這輩子又富又貴，所以起的名字是富貴，可現在又苦又窮，說著說著，兩行濁淚從眼中流下來。
夜間大隊部沒有人，電話也不通，瘸子治保主任隻好一腳高一腳低趕回去通知。早晨大隊裏派來一條水泥船，他老婆也來了，看上去人倒蠻清秀的，在醫院裏醫生護士的睥睨下她哭得很傷心。幾個人七手八腳幫他穿上那件黑尼大衣，放在竹塌上抬到船上，這時候大片的雪花落下來，落在他那件黑尼大衣上，就像特為綴上去的白花。
突然我腦海裏冒出唐代民間詩人張打油的一首打油詩：“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河灘邊的老榆樹上，兩隻寒鴉嘎的一聲飛起來，船櫓劃破水麵，漸漸遠去，鵝毛似的雪片還在紛紛揚揚的下著，天空和大地一片白茫茫。
外記：
七十年代後期，隨著插隊知青返城的政策得到貫徹，童富貴的老婆和孩子總算把戶口遷回了上海，她本人也回到了原來的工廠；隻是她後來的丈夫隻能繼續留在鄉下。那瘸子治保主任文革期間被人揭發出來曾經出賣地下黨，所以不但治保主任的職務被革去，還吃盡了苦頭。文革結束後才給他平了反，並且安排在一個單位當每天喝茶聊天的三把手領導，不久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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