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麵山下的姑娘
你為誰放著群羊
淚水濕透了你的衣裳
你為什麽這樣悲傷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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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聽到這如怨如訴的歌聲,我總不由得潸然淚下,青春時代那段刻骨鉻心塵封的往事就會浮現在腦海。那是1957年,我正在上醫學院二年級,學院裏多次發動我們向領導向黨提意見,當年校領導在會上反複說這是為了幫助黨改進工作,而且再三聲明言者無罪。我平日從不對政治感興趣,隻想好好學習,畢業後當個好醫生。係裏的團支部書記動員我,說應該積極參加對學院領導對黨提意見,這是要求進步的表現,不能走白專道路。這樣反複對我教育,我挖空心思也寫了幾張大字報,其中一張闖了大禍。因為我不知從那裏聽說好多領導幹部(包括我們學院的黨委書記)進城當官以後都把鄉下的黃臉婆休掉,重新找了年輕貌美的城裏姑娘,所以我那張大字報的名稱就是“請看今日之陳世美”。也許是為了賣弄我那麽一點點肚皮裏的貨色,據要好的同學小陳告訴我說,同學們看了我寫的大字報都誇我寫得頗有文采,我聽了不由得沾沾自喜,很滿足了我小小的虛榮心。隨著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麽》的發表,如火如荼的反右運動開始了,於是批判我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的向我襲來,當初誇我大字報寫得有文采的小陳也許是為了擺脫與我關係密切的嫌疑,根據我倆私下的閑聊加油添醬揭發我,於是我榮膺一頂右派帽子。據後來有人透露內部消息說本來係裏念我年輕無知,沒有把我評為右派,後來調查出我家庭出身有問題以及有海外關係,於是右派分子這頂帽子就妥妥的戴到我的頭上。小陳因為揭發右派分子有功,畢業後留校,因他出身好,此後官運亨通,成了學院付院長;不過世事難料,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走資派與牛鬼蛇神一起被批鬥戴高帽遊街,不知怎麽的還蹲了幾年大牢。
不久,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就下來了,我被發配到內蒙古勞教。與我同時發配到內蒙的右派還有幾個,不過學生右派就我一個,我們在場部集訓過後被分散到各鄉各分場,於是在半押送下我來到了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的一個偏遠嘎查(村)。我自幼兒生活在城裏,跑得最遠也不過是從家鄉的城市到了學校所在的另一個城市而已,如今卻來到離家千裏之外的內蒙古,離開了城市的喧囂,進入廣袤無垠的大草原。在此之前,關於草原的印象就是小時候讀的那首樂府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如今真的來到了這裏,開始感覺還真不錯,抬眼望去,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碧綠的草浪隨風起伏,像是給大地鋪上了一幅綠色的天鵝絨地毯。藍天白雲下,草原延伸至天際,白色的羊群散布其間,宛似藍色海洋上的點點白帆。幾條牛在低頭吃草,不時甩動著尾巴,幾匹高頭大馬悠閑地漫步,時不時會發出長長的嘶鳴。蒙古包散落其間,傍晚時升起嫋嫋炊煙,此時不由想起一句古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當然這兒是草原,不是沙漠;而且這首詩的頭一句“單車欲問邊”,似乎是為我說的,自然當年王維那是出使去塞外,我可是被發配到草原的。
我被安排住在一個破舊的蒙古包裏,旁邊有一大片地用木柵欄圍著,晚上牛羊群就會趕到這裏過夜,我與它們為鄰,在萬籟俱寂的草原之夜,隻有牛兒反芻胃裏的草發出的咀嚼聲和馬匹的響鼻聲打破了寧靜。雖然在這裏非常孤獨,但避開了人世間的告密,出賣,還有鄙夷的目光,在這兒我的右派身份沒有人在乎,估計善良的牧民也未必會懂得什麽是“右派”。我來的時候,隻有村主任阿拉坦巴特爾“接待”我,後來知道這個名字在蒙語裏的意思是金子般的英雄。他是一個看上去很憨厚壯實的蒙古漢子,他叫我跟著老牧人阿都欽(意思是牧馬人)學著放羊。阿都欽老人看上去巳經很老了,應該有70來歲了吧,後來方知才63歲,他早年死了妻子,就一個女兒,很早就嫁到另外一個旗去了,因離得遠,也很少回來看他。老人見來了個搭伴的很高興,他才不管什麽右派不右派的。老人年輕時幫商隊趕過駱駝,所以漢語說得很好,也許這也是村主任按排他帶我的原因吧。
村主任安排我跟著阿都欽老人去放羊,我還覺得這工作簡單,又不累,可幾天下來就發現不是那麽回事。羊群在草原上吃草,是經常得走動的,當一片草地上的草吃光了就得趕著羊群往別處有青草的地方去,這就得我們兩人不仃地驅趕它們。我以前在電影中看到牧馬上騎在馬上趕著羊兒很是瀟灑,實際完全不是這樣,老人年輕時在商隊趕駱駝時有一回從山坡上摔到溝裏把髖部跌壞了,從此不能騎馬;我又是初來乍到,連怎麽把腳套進馬蹬子也不懂,這樣就隻能邊走邊趕,白天還好,晚上要把羊群往圍場裏趕,可得好好費工夫,一天下來我累得整個骨頭架子似乎都要散了。好得老牧人對我很同情,把大部分工作都擔去了。因見我成天悶悶不樂的樣子,就開導我說,當年蘇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還不是回去了,小夥子總有一天會回到自己家鄉的。老牧人年紀雖然大了,卻有一付好嗓子,會唱不少蒙族民歌,放羊時他不時引亢高歌,最常唱的就是嘎達梅林,不久我也學會了:“南方飛來的小鴻雁啊,不落長江不呀不起飛。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是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天上的鴻雁從南往北飛,是為了尋求太陽的溫暖喲------北方飛來的大鴻雁啊,不落長江不呀不起飛。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是為了蒙古人民的幸福------”每當唱著唱著,我情不自禁想起遠方的家,幾時我也能像北方的大雁向南方飛去,不由得潸然淚下。
生活就這麽平平淡淡的過去,我在這舉目無親的地方,想起我的父母親,因為這裏的荒漠,交通的不便,所以很少接到家中來信。杜甫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如今雖沒有烽火,家書亦難得見,不由得想起王安石同情明妃所說“尋聲欲問塞南事,隻有鴻雁年年飛,家人萬裏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我跟著阿都欽老人放牧快兩個月了,老人對我就像對他的孫子一樣,讓我在這兒感到了些許的溫暖,可惜村主任見我已能單獨放牧了,就讓老人去另一個更遠的牧場了,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一個。
我來的時候是春天,現在已到了夏天,夏日的草原很美,早晨的空氣格外清新,還混雜著青草的芳香,在晨光熹微中,微風拂麵,好似年幼時母親用手輕輕撫摸著我的臉厐。慢慢地,一輪紅日從遠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萬道霞光把遼闊的草原鍍上了一層金色,草葉上的露珠兒在陽光下似一顆顆寶石熠熠生輝。星星點點黃色的小雛菊、紫色的薰衣草以及其他叫不上名的花兒點綴著整個草原,如在綠色的地毯上鑲嵌著色彩斑爛的圖案。仰望湛藍的天空飄著形態迥異的朵朵白雲,想起了小時候學會的歌:“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麵馬兒跑。”因為附近牧場的草被羊群吃得差不多了,現在每天得把它們趕往較遠的山坡下那片草地。有一天早晨,我正往山坡那麵趕著羊群,突然耳邊響起一陣悠揚的歌聲:“對麵山下的姑娘,你為誰放著群羊,淚水濕透了你的衣裳,你為什麽這樣悲傷-----”。我循著歌聲望去,隻見在一群羊群中有一個姑娘正揮動著一根小小的鞭子驅趕著羊群,在她的腳下有一隻黑色的牧羊犬,在稍遠的山坡上還有一匹棗紅馬在悠閑地啃著青草。慢慢地我走到了山坡下,這姑娘穿著淺藍色的蒙古袍,腰間束著一條粉紅色的腰帶,鵝蛋形的臉上一對靈動的眼睛,長長的睫毛忽閃忽閃的,麵上露出笑容,我按照蒙古人的禮節雙手合掌在胸前,用學會不久的蒙古語說“他塞拜努”,她也紅著臉回複我“你好”。我自來到草原,每天除了阿都欽老人外,很少見到人影,今天難得見到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漂亮的會說漢語的姑娘,真的非常高興,就老著臉坐到姑娘旁邊的草地上。她告訴我她叫阿茹娜,我知道在蒙語中是“美麗的”意思,正是人如其名,很是漂亮,我也報了我的名字。這天的太陽不是太老辣,風從山坡上吹來,把草原掀起一陣綠色的波浪。她告訴我,她曾在旗裏的中學上過初中,因父親的突然過世隻得輟學,為合作社裏放羊。我告訴她我從上海來,當然我沒有告訴她我還是個右派,其實告訴她她也不明白什麽是右派,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麽就糊裏糊塗地當上了右派。經過簡短的交談,相互間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她告訴我一些草原上的趣事,我也對她談起大上海的高樓、黃浦江、外灘的大輪船、大世界的遊樂場-----我侃侃而談,以前我從沒在女同學麵前說過這麽多話。時間在不經意間似流水般的過去,自打我來到草原上,一直是度日如年,沒想到這天隻覺得時間過得是這麽的快,也許正如我上高中時一個同學所說的,有次我問他《相對論》是什麽,他解釋我聽:“譬如說,當你在車站上等一個同行的朋友而車又馬上要開了,而你的朋友還沒到,你就會覺得等待的時間這麽慢;假如有一天你與久未謀麵的朋友相聚時,明明時間已過了不少,而你卻感到好像才過了一會兒,這就是相對論最簡單的解釋。”也不知是不是我那同學不懂裝懂胡說,不過用來解釋我那天與她的初次見麵倒是頗相宜的。
整個夏天,我就在這個夏季牧場上放牧,阿茹娜的家就在牧場附近,我被邀請去她家作客,她的母親是一位中年蒙古大媽,按說年齡不大,但歲月的滄桑在她臉上刻著深深的溝壑,額吉(蒙語中母親的意思)對我很慈善,招待我奶茶奶豆腐,有時候還烤了羊肉,阿茹娜教我用小刀把肉一小塊一小快切下,這就是蒙古族招待客人的手扒肉。傍晚,在遼闊草原西部的天空, 晚霞把草原映照成一大片色彩斑爛的薄紗,把羊群趕回圈裏後,我與阿茹娜相約坐在山坡上,草原上的風輕輕地吹過,帶著絲絲涼意,夾著青草的芳香。月亮升起來了,是那麽的明亮,阿茹那唱著蒙族的民歌,聲音悠揚動聽,我們一起仰望著星空數著星星,兩顆年輕的心越靠越近,我們一起放牧,一起看日落日出。阿茹娜的騎術很好,她騎在馬上馳騁,矯捷優美的身姿映襯在藍天,白雲,綠草茵茵的大地,是如此的美麗動人。她手把手地教會了我騎馬,雖然開始時動作笨拙。她帶我去那達慕大會,這是蒙古族的盛會,大會上除了傳統的賽馬、摔跤、射箭,最吸引人的就是青年男女歡快地邊唱邊隨著悠揚的馬頭琴聲翩翩起舞。隨著夏季的過去,也許就是在這草原上,愛情跨越了民族、時間與距離,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本是灰暗的日子。我倆立下了誓言,待我的問題解決後,我們一起回到上海舉辦婚禮,我們一起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幸福的日子過得飛快,一轉眼遷移到秋季牧場已經一個多月了,牧場上的草漸漸的枯黃了,場部因為我不懂得如何讓羊群過冬,所以又讓阿都欽大叔回來了。大叔每天忙著冬季牧場的準備,那天晚上我把羊群趕回圈裏時發現少了一隻,阿茹娜要陪我一起去找,我說還是我一個人去吧,她也好回去幫她媽幹些家務。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整個草原黑黢黢的,我摸黑走上了山坡,有一次也是走失了一頭羊,我就是在山坡上找到的。我走上山坡,腳下的一塊石頭一滑就從山坡上滾了下去,我疼得動彈不得,不久居然睡著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我突然聽到了阿茹娜那條牧羊犬的吠聲。憑了我以前學過的一些基礎醫學知識,估計骨折了,我把我的懷疑告訴了阿茹娜,她把我扶上馬, 拿了條毯子披在我身上,連夜把我送到場部醫院。經檢查,是右前臂肱骨骨折,幸虧是裂縫骨折,醫生給我打了石 膏,又留下觀察了一天,第三天我們就回到了阿茹娜家。我在這裏舉目無親,阿茹娜母女待我勝似親人,我甚至有些暗暗慶幸,因了這骨折,才讓我與阿茹娜母女有了這麽長時間一起生活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我慢慢恢複了手的功能。有天上午,場部來人通知我說我原單位發函過來要我回去,對這突然其來的消息,我狐疑不定,也不知是福是禍。接下來的幾天,我就開始整理行裝,實在也沒有什麽行裝,倒是她們母女忙著為我準備了不少秋天在草原上采摘的蘑菇野果及肉幹等等。我對阿茹娜說,到上海辦好事我就會回到她身邊,她深情地告訴我,不管我今後的處境如何,她都會等著我。第二天清晨,她與我一起騎馬送我到了火車站,列車啟動了,她追著火車向前跑,一邊向伸頭窗外的我揮手,直至追不上,還佇立在那裏,她頭上的紅頭巾慢慢看不見了,我無奈地把車窗關上,不想這追著火車跑的一幕竟是她留給我的最後一瞥。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我終於又回到了故鄉,當我叩開門,父母一見我就大驚失色,說此前剛給我一信叫我別回來,我告訴他們說沒有收到,當年草原上郵路很不通暢,所以郵件丟失的事經常發生,一陣驚恐過後,父親才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了我。原來我們斑上有個同學與我一樣被評上右派,因了他家庭出身好,所以沒有去勞教,就留在學校打雜,當然書是不能讀了。今年他家裏得到內部消息,說有一部份右派要提前摘帽,為了爭取立功得到摘帽的機會,他就向公安部們舉報說我書寫反動日記。這寫日記我自初中一年級起就寫了,同學之間知道的人不多,不想他居然為了早日把右派這頂桂冠摘掉,不惜以這下三濫的手段誣蔑我。公安部門就找我父母一定要交出我的日記,因為解放後我家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在日記中確實記了一些牢騷話。把日記交上去以後,我父親通過在公安局要好的朋友打聽到說寫這種反動日記的人很有可能被當做現行反革命,何況我又是右派。我在家中躲藏了三天,與父母親商量結果,若是我去學校報到一定凶多吉少,不如出國去,因為我父親的大哥在美國經營古玩生意,很賺了些錢,夫妻倆膝下無兒無女,本來就想讓我去美國上大學。父親有個弟弟,解放後三五反前他一看苗頭不對,就去了香港,所以想叫我先到香港叔叔處再設法去伯父處,不過以我當時的情況想通過合法手續去香港是完全不可能的,思來想去隻有偷渡一法。好得我叔父在廣州有十分可靠的朋友,可以通過他找到蛇頭偷渡出去,事情決定後,父親就很快行動。我把這兩年在內蒙的情況詳細告訴了父母,也把與阿茹娜私訂終身的事說了,並說在出國前我想潛回內蒙與阿茹娜告個別,待我在國外立足後再行為她設法,我父親聽了很生氣,直罵我糊塗,說是什麽時候了還想這不著調的事。我沒辦法,隻得寫了一封長長飽含深情的信,讓我爸等我到了香港後寄去。
若是說經過九死一生我偷渡到了香港有些誇張的話,說千難萬險確是並不過份。不管怎麽說吧,幾經周折,我終於來到美國考上了一所醫學院,那時在美國讀醫沒有如今那樣難度高,畢業以後,我在美國的一家醫院執業。在美國,不管是上學還是上班,我日夜思念著我的心上人,我寫了不少信,通過香港叔父轉寄,但一直未收到回信。後來國內十年文革,我與國內更是斷了音訊,當年若是家中收到海外來信,就會被安上裏通外國與特務的罪名,越是音訊不通,我越是思念阿茹娜母女。好容易撥開雲霧見青天,中美建交,國內改革開放,胡耀邦在任中央組織部長期間,為300多萬的冤假錯案平反,其中包括55萬右派分子,有些領導人質問胡改正得太多,胡的回答很簡單:“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麽不嫌多。”父親打電話告訴我,我的右派以及後來的所謂現行反革命罪都已得到平反,我聽了父親電話中激動的聲音卻高興不起來,在我青春大好年華,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不得不亡命天涯,蹉跎歲月二十餘載,我是有國難投,有家難奔,如今我可以堂而皇之的回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春天我回到了日思暮想的祖國,回到了我的故鄉,父母親已年逾古稀,多年的精神壓抑,兩老的臉上布滿了歲月的滄桑。回國後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阿茹娜母女,在我飽受世人白眼,生不如死的時候,是她們給了我人世間的溫暖,給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氣。從父母處沒有得到阿茹娜的一絲半點兒消息,於是在家裏待了幾天我就登上了去內蒙的飛機。下了飛機,我一下就無所適從,原來的國營牧場從1969年開始就改成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兵團裏後來來了知識青年,1975年兵團解散後,其下屬的農場和連隊又轉為地方農牧場。經過二十多年漫長的歲月,要打聽當年一個普通的牧民家庭其難度可想而知,但想找到阿茹娜的願望支撐著我,我走遍了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的所有縣市鄉村,不放過那怕一丁點兒的線索。後來在當初我所在的縣民政局,有一位年老的幹部悄悄告訴我,文革期間,內蒙古發生過所謂的“人民黨事件”,涉及許多人,有些人因為相互間人際之間的矛盾,也被誣蔑為“人民黨”,好多人被迫害致死,死後屍體隨便丟在草原上,被野獸吃掉。當年有不少右派被發配到內蒙勞教,當地牧民凡與這些人有過過往的也被作為“人民黨”批鬥迫害,文革結束後一些人獲得平反,但死去的群眾就不了了之了。因上麵不讓透露真實的情況,何況文革期間亂哄哄的,所以在民政局的檔案中根本就找不到相關的材料。當年我到美國不久,就從國內傳來大饑荒的消息,香港的叔叔經常給上海的父母寄些吃食,我也曾托叔父設法叫我父母給阿茹娜寄點去,但叔父轉來父親的信告訴我他曾按照我留下的地址多次寄過信,但都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如今從這位幹部口中得知這麽一個消息,估計阿茹娜與她母親難免受我牽連,一定凶多吉少,令人肝腸寸斷。我費盡心機找到了當年我與阿茹娜一起放羊的山坡,她們家原來的那間木屋不見任何蹤跡,整個草原也變了模樣,有些成了沙漠,有些成了城鎮,我在山坡下挖了些泥土,把它們帶回到美國。我在草原上徒步尋找,想找出一些兒當年的珠絲馬跡,我心中默默地沉吟:“為了尋找愛人的墳墓,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隻有傷心地哭泣,我親愛的你在哪裏?叢林中有一株薔薇,朝霞般地放著光輝,薔薇薔薇我要問你,我的愛人可是你?------”
我的父母因年事已高,不願離開他們自幼生長的故鄉去美國隨我生活,於是我隻得每年回國探望,直至兩老先後去世。每年回國,內蒙是我必去的,那裏有我青春留下的愛情,我最親愛的阿茹娜,而今我也已年逾九旬,來日無多,估計今生是再也找不到阿茹娜——我親愛的戀人,但願人世間真有天堂,我親愛的阿茹娜,請在天堂裏等著我!
後記:時常有人在我麵前抱怨說生不逢時,我聽了頗不以為然,我覺得自己是生得逢時:父母幸虧沒有早生我幾年,反右那年我剛進中學,中學生是不評右派的;我又十分慶幸我沒有再晚生幾年,因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我剛參加工作,所以這兩場青年人的青春劫都被我逃遁,不過因為我界於這兩類年輕人中間,所以與他們中的一些人很熟,對他們當年的遭遇很同情,所以也深得他們的信任,願意把他們當年經曆的一切毫無保留的告訴我,並同意我把他們作為主角寫下來,不過不要用他們本人的名字。於是我就以第一人稱把這些陳年往事記述下來,也許因我聽的時候沒有聽明白;或者因為我的理解能力,若有與他們所講的有些小小出入,也隻能請文中的主人公與願意浪費寶貴時間看我這些拙作的讀者致我誠摯的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