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之戀
《宋城之戀》由作家出版社在中國發行
清晨，天剛蒙蒙亮，一層薄薄的曉霧，彌漫在整個京城裏。霧色籠罩下的汴河，如夢幻中的一條銀帶，蜿蜒曲折地伸向了遠方。
汴河邊的河堤上，有幾匹馬兒正撒著歡向南奔跑著。騎在最前麵那匹馬上的是一位姑娘，姓孟名冬潔。跟在她馬後的，是一輛由兩匹馬拉著的四輪大車。車前坐了三人，分別是趕車的夥計、管賬的先生和打雜的隨從。車上裝有幾個長方形的木箱子，箱上蓋著油布，再用粗繩從四邊牢牢的捆緊了。四輪馬車的後麵，還跟有一匹馬。馬上之人姓劉名雲龍，身著一身勁裝，從打扮上看像是護衛。
這行色匆匆的幾個人，正要去給趙府辦一趟差事。
孟冬潔原是真定人士，年方一十九歲，長的麵似芙蓉，柳眉鳳眼，身姿窈窕，玉立亭亭，秀美之中透著一股英氣。她頭上烏黑的秀發，挽成了流雲髻。身上內穿白色的低胸長裙，外罩天藍色的絲織輕紗。騎在馬上一路奔跑而來，衣衫上的環佩叮當作響。
孟冬潔的父親孟兆雄，曾是真定府的都統。兩年多前，宋朝的軍隊北伐遼朝，孟兆雄隨軍出征，不幸在燕京附近的盧溝河同遼軍作戰時受了重傷，不久便以身殉國。後來，孟冬潔跟隨母親郭氏搬離了真定，來到東京居住。孟家原來尚有些家底，母女倆兒便在城南租了一戶獨院居住。隻可惜郭氏因為丈夫的早逝而變得心衰力竭，一年後也撒手人寰。孟冬潔孤身一人，不再方便一個人獨住。好在孟兆雄生前與趙家有舊，就托情住進了趙府，平時幫府裏做些雜差。
孟冬潔雖是一名女子，卻自小隨父習武，能使雙刀，還善用飛鏢暗器。搬進趙府後，雖然趙家並不指望她辦什麽差，可大戶人家中，平時各式各樣的繁雜事務，數不勝數，總沒有忙完的時候。孟冬潔是個勤快賢惠的女子，但凡能幫上手的，她就盡量去做。
跟著馬車後麵的劉雲龍，剛二十出頭，長得高大魁梧，健壯剛猛。一張臉上粗眉豹眼，寬額方口，看上去頗有幾分威嚴。劉雲龍原是孟兆雄的親隨，通曉武藝，使得一手的好棍棒。孟兆雄生前對他有恩，在離世之前，將孟冬潔母女托給他照看。他跟隨著她們一路來到京城。當孟母去世後，又隨孟冬潔一起住進了趙府。平時，他除了負責看家護院外，也幫著應付生意上的各種差事。
常言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一行人一早風塵仆仆地出門，也是因為生意上的事。
原來，趙家在京城和江南等地，經營著瓷器和布料生意。這些人今兒要辦的事，是把馬車上的幾箱瓷器，裝上汴河中的漕運船隻，將它們運往江南的揚州。待會兒到了漕運碼頭後，瓷器就將被裝上了漕船，而劉雲龍和馬車上的那名從人，則會跟隨漕船一路下江南。等船到揚州後，他們再把船上的這些瓷器卸下，交給當地負責趙家生意的經手人，由他們將這些瓷器銷往江南各地。同時，還會把從揚州買入的絲綢布料等裝上漕船，再由劉雲龍一路押解著運回東京。等這些絲綢布料運到京城後，自有趙家的人將它們分銷到城內的多家布鋪裏。
有人會問：難道京城中的皇親國戚也要做生意嗎？其實這並不奇怪。
按理說，宋朝對待皇室宗親從來是體恤有加，敘祿從優，每年在布、粟、炭、茶、酒、廚料等諸多生活用需上都發給皇俸和恩賞。可是，對於事事講排場、花錢大手大腳的皇族們，想要在京城裏過上體麵的生活，光靠那點皇俸和恩賞完全是杯水車薪，壓根兒不夠用。別看他們是龍子龍孫，表麵上尊貴、高傲，可說到底也是肉體凡胎，一樣需要經營生計，再加上他們常有一大家子的人要養，這上上下下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通常來說，開國皇帝第一代的皇族近親大都能有個封號，即便是被封個藩王到了外地，吃喝花費還是用不著愁的。可他們的子子孫孫就沒有那麽幸運了。經過幾代的繁衍之後，後代兒女變得數目眾多，朝廷根本管不過來。
趙廷美的這一支，雖然也算是皇族近親，可到了這一代早已沒有藩王的爵位，跟當朝宋徽宗皇帝這一支趙光義的血脈，關係也不再那麽緊密。而且，趙廷美的後人還是私自搬回京城的，朝廷不僅沒有追究，還賞了個官做，這已經是皇恩浩蕩了。再想奢求從朝廷得到額外的皇俸和恩賞，根本是無法指望的。因此，對於在日常生活上數目龐大的花費，趙卓府裏必須想辦法自己去解決。
馬車上裝的要運往江南的瓷器，包括了幾箱汝窯瓷器，另外還有一箱官窯的散件。
宋代的瓷器，首推“汝、鈞、官、哥、定”五大名瓷。汝窯因產於汝州（今河南汝州市）而得名，非常珍貴。這幾箱汝窯瓷器，都是趙府派專人前往汝州收集和購買的。而這一箱官窯，則更為稀有。通常，官窯燒製的成品僅供宮廷內部使用，根本不會在市場上流通。隻有那些宮廷置棄不用的，方才有可能被收集到，然後散入各地民間供人購買和收藏。
宋代的汝窯瓷器，被稱為“宋瓷之首”。汝窯在燒製時所用的土質極為細潤，成品的胎體一般較薄，器胎以灰白色為主，深淺有別，與燃燒後的香灰相似，稱為“香灰胎”。汝窯多以瑪瑙為釉，坯體釉厚而聲如擎，並會隨著造型的轉折而變化，呈現出濃淡深淺不同的層次。釉麵常開有裂紋，形成錯落有致的細小開片，稱為“蟬翼紋”。汝窯的造形以洗、爐、尊、盤等為主。色彩以天青、粉青為上，天藍更彌足珍貴，有“雨過天青雲破處”之譽。汝窯因其造型古樸、工藝精湛，素為內庫所藏，被人視若珍寶，故有“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之說。
宋代的官窯瓷器，是由朝廷專門設置的窯廠燒製的，一般僅在宮廷中使用。官窯的造型大方，用料講究，釉質中常添加有品質上乘的翡翠、瑪瑙等玉粉，以釉色之美、紋裂之俏為追求的境界。官窯中常見的色彩有天青、粉青、月色、炒米黃等。同汝窯相比，官窯製胎的瓷土含鐵量較高，燒製時更多地采用了墊和支墊相結合的方法，使燒成的官瓷胎體更加淳厚勻潤，肥若堆脂，撫之如緞玉，攥之似出油。成型後的官窯瓷器，釉麵常開大裂紋片，胎骨微露，器物口微微泛紫，瓷器足部無釉，呈鐵黑色，稱為“紫口鐵足”。官窯瓷器，物象潤澤大氣，紋片靈動飄逸，根本無需任何雕飾和彩繪，僅憑藉自身的釉色和紋片之美，就能達到神韻天成的美學境界。
北宋的汝窯和官窯，曆來為人追捧。隻可惜，宋人沒有用器物陪葬的習俗。故此，傳世的北宋汝窯和官窯器件的數目少而又少，現在全世界加起來也不足百件，因此極其珍稀貴重。
這些瓷器，要通過漕運從水道運往江南。宋代的水道運輸十分發達，東京的物資運輸，基本上是仰仗漕運。為了管理好漕運，朝廷設置有發運使，專門負責管理和督道水道運輸。漕運所用的船，稱漕船。漕船所載運的糧和米，稱漕糧和漕米。駕駛漕船的軍士和民夫，稱漕軍和漕夫。當時，全國單是專職從事漕運的漕夫，就多達幾萬人。東京城內人吃的糧食，主要都是依靠漕運從江南運輸而來。宋人張方平在《宋史·食貨誌》中記載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
說起漕運，就必須要講大運河。大運河是隋煬帝時期開鑿的一條人工河流，從大業元年（605年）開挖，總共征發和使用了上百萬的民工，前後挖掘了六年才完成。
大運河共分四段：第一段叫廣通渠，引渭水從隋朝的都城大興城（今陝西西安）到潼關，長約一百多公裏。第二段是通濟渠，從洛陽西苑引穀水、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今河南滎陽縣）引黃河水東南流，經成臬、中牟、開封、陳留、杞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宿縣、靈壁，到盱眙北，連通淮河。同時，還開通了山陽瀆，引長江水經揚子（今江蘇儀征縣）到山陽（今江蘇淮安縣）與淮水相通。第三段是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清河，北通涿郡（治薊城，今北京）。第四段是江南運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南至餘杭流入錢塘江，長約四百公裏。整個大運河全長共兩千多公裏，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河流水係，對隋朝和其後多個朝代的物資交流和沿河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過極其重要的作用。
唐朝以後，大運河通濟渠的這一段被稱為汴河。汴河是連接黃河和淮河兩大水係的重要水路通道。它不僅流過東京，而且還從西到東橫貫了京城，為京城的物資運輸帶來了無窮的便利。在這條煙波浩瀚的汴河上，一年四季舟船不斷，往來如織，非常繁忙。
汴河給東京帶來的不僅是運輸上便利，還有說不盡的浪漫與風情。其實，一個城市如果恰有河流穿城而過，那麽這個城市必定會因此而平添無窮的魅力。假如將城市比作是一個女人，彎彎的河道便是她嫵媚多姿的曲線。從汴河邊放眼望去，兩岸風光旖旎，景色秀麗，綠草如茵，花紅柳綠，到處彌漫著花草芳香的氣息。
汴河兩邊的堤壩，是隋煬帝時期修建的，稱為隋堤。隋堤之上，種植著疊翠成行的楊柳。十裏長堤，柳色如煙，景色宜人，美不勝收。唐朝詩人白居易曾寫過一首《隋堤柳》來讚美隋堤上的景色：“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裏，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
孟冬潔這行人正是沿著隋堤縱馬一路向南，前往汴河在城外漕運的碼頭。
此時，天空中的曉霧尚未散盡。汴河的河麵上，蒸騰起一層白色的水汽，顯得朦朦朧朧。如煙的曉霧漫上隋堤，將兩行翠柳籠罩在淡淡煙霧之中。霧裏懸垂、搖擺著的柳枝，半含白霧，半含蒼翠，風情萬種，美輪美奐，構成了一幅柳色迷離的絕妙風景圖。隋堤的這個景致，乃是東京八景之一，喚作“隋堤煙柳”。
不久，孟冬潔等人來到了漕運碼頭，開始卸貨裝船。自有管賬先生前去辦理貨物的漕運手續。他很快就同碼頭上的發運監兌官簽立好了合同，並交付了漕運所需的銀子。隨後，漕夫們將幾箱子瓷器從馬車上小心地卸下，經由監兌官驗收了貨物後，再把箱子裝上漕船。
由於劉雲龍和那個從人要跟隨著漕船下江南，此時開始將兩人的行李裝上船。他們的行李不多，除了隨身的衣物外，都是一些路上吃的酒食。有一壇燒酒、兩隻嫩鵝，還有一些炊餅，都是前幾日準備好的。
宋代的中原人以麵食為主。這些用麵粉做成的食品品種繁多，常見的是“餅”。宋代的餅有三種，分別是燒餅、湯餅和炊餅。宋人黃朝英在《緗素雜記》記載說：“凡以麵為食具者，皆為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瀹而食者，呼為湯餅；蒸籠而食者，呼為蒸餅。”燒餅又稱胡餅，是用火烤出來的。湯餅是用水煮出來的，類似現今的麵片湯。炊餅又稱蒸餅，之所以稱“炊”而非“蒸”，是為了避宋仁宗趙禎的諱。《水滸傳》裏，武大郎叫賣的就是這種蒸出來的炊餅，類似現今的饅頭。
不遠處，幾艘烏篷船靜靜地泊靠在碼頭邊。船的篷頂被水霧染濕了，泛著幽黑的光亮。這幾艘船的船尾處，一縷縷炊煙嫋嫋升起，飄然地扶搖直上，消失在濕濡的空氣裏。
劉雲龍把行李裝上船後，就走下來跟在碼頭等候的孟冬潔道別。這一趟下江南，來回少說得要一個多月。每次劉雲龍接這樣的差使，都是半喜半憂。他喜的是：能有機會到江南走一圈，感受和了解那裏的風土人情；他憂的是：一別京城這麽久，他心裏總有許多放不下的事。
“我走後，凡事你都要小心。”劉雲龍來到碼頭邊的用木板搭成的露台上，對等在那裏的孟冬潔囑咐說。
孟冬潔望著劉雲龍嫣然一笑，很聽話地點頭答應了。她同劉雲龍相伴了多年，彼此間十分熟悉。劉雲龍長她幾歲，從來都把她當成妹妹看待，對她關心備至，疼愛有加，讓她非常感激。
孟冬潔拉起劉雲龍的手握了一下，也囑咐他說：“雲龍兄，你一路需多加小心，早去早回。”或許是覺得離別的氣氛太過沉重，孟冬潔開個玩笑說：“揚州十裏煙波，風雨婆娑，你可不要迷失了呀。”
可惜，劉雲龍卻有些不解風情。他的嘴張了張，也沒能說出半句可心的話來。每當這種時候，劉雲龍總是不知道該講些啥才好。於是，他又錯過了一次軟語調情的絕好機會，隻是傻笑了一下，便轉身上了那艘漕船。
唉，真笨呀！身後的孟冬潔不禁地搖了搖頭。不善言詞也罷了，在這種離別時刻，連抱我一下，都不懂麽？
沒過多久，所有的貨物都裝上了船。駕船的漕夫解開了係在碼頭上的纜繩，收起了踏板，然後將船推離了岸邊。劉雲龍跟那個從人立在船尾，同岸上的孟冬潔揮手而別。
漕船劃離了碼頭，沿著汴河向南駛去。孟冬潔立在岸邊，佇立遙望，隻等到那條大船在汴河中化作了一個小黑點，消失在遠遠的天際間。
孟冬潔望不見船了，才折身往回返。她來到碼頭的拴馬樁前，看見劉雲龍剛才騎的那匹馬也不在了。她心想，一定是管賬的先生不願多等，一待貨物裝上了船，就一個人騎著劉雲龍的馬，隨著那輛馬車一起回城了。
孟冬潔騎上了自己的馬，一個人沿著汴河的隋堤慢慢地往城裏走。此時，她的心裏卻如那隋堤上煙柳，飄飄浮浮，半遮半掩。
興許是被這曉霧蒙蒙的風景所感染，孟冬潔的心情感到十分惆悵。世事茫茫，人生的際遇漂泊不定，讓她感到非常無奈。想想自己也真是苦命，父母這麽早就撒手離去，留下她一個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孟冬潔非常渴望能早日找個如意郎君，可是在這茫茫人海當中，誰才是她的真命天子呢？
要說那劉雲龍，倒是個熱心腸的人，對自己極其殷勤與愛護。可是，他雖然對人有情有意，卻太過憨厚老實，沒有一點聰明和機靈勁兒。
前幾天，自己聽說他要下江南，便有意想成全他，讓他在園子裏推著自己蕩秋千。按理說，這送上門的機會，哪個男人不懂得利用？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解風情，自始至終憨憨的，不懂得該如何下手。這情商，可真是讓人著急呀。這不是有緣無份麽！
而那位趙家公子，倒是十分可心。隻可惜，我雖有心，他卻無意，讓人好生尷尬。他的心思，如那茫茫的深穀，實在讓人琢磨不透。以前，自己曾有意無意地試探過他幾次，可每次都如同是往深穀中投下了一枚石子，一點回響都聽不見。對於這種總是裝不懂的聰明人，那才更是讓人無可奈何呢！
東方漸漸地升起了一道霞光。在隋堤的林蔭道上，孟冬潔騎著白馬，跑得時緩時疾。她天藍色的衣袂飄然地起伏著，宛如一隻蝴蝶在林間翩躚飛舞。
再來說趙卓，這天他可是有不少正經的公務要辦。
趙卓在朝廷的樞密院裏掛了個閑職。平日，他一早就得去樞密院，和同仁們一道商討和處理軍機要務。
要想明白宋代的樞密院是個什麽部門，就得先弄清當時作為中央政府機構的朝廷是如何構成的。
宋代在前期時，不再沿襲唐代的三省六部製，實行的是二府三司製。二府指的是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分別掌管著國家的政務和軍務；三司指的是度支、戶部和鹽鐵，掌管著國家的財務。《宋史·職官誌》中記載：“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又說：“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中書門下的平章事為宰相，另設有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互不統屬，使得政、軍、財三權分立，分散了宰相的權力。
元豐五年（1082年），由於朝廷的冗員過多，行政的效率低下，當時的皇帝宋神宗趙頊進行了官製改革，史稱“元豐改製”。元豐改製撤銷了中書門下，恢複了唐初的三省製度，設置三省長官尚書左仆射、右仆射為宰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代行侍中的職權；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代行中書令的職權。同時取消了參知政事，改設了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為副宰相。元豐改製的意圖是使官與職相符，以便提高行政的效率。
政和年間（1111 - 1118年），宋徽宗任命蔡京為宰相。蔡京自稱太師，總領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之事，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太宰和少宰，由太宰兼門下侍郎，少宰兼中書侍郎。這樣的設置，使得朝廷的權力再次被集中在宰相的手中。
宋代的樞密院相當於現今的國防部，但隻掌管著軍政和軍務，卻無權直接掌兵去統領軍隊。宋朝初期，樞密院下隻設有兵、吏、戶、禮四房，後來才增至為十二房，分別是北麵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閱房、廣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支馬房和小吏房。
《宋史·職官誌》在講樞密院的職能時這樣記載：“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凡侍衛諸班直、內外禁兵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以升揀、廢置揭貼兵籍。有調發更戍，則遣使給降兵符。除授內侍省官及武選官、將領、路分都監、緣邊都巡檢使以上。”又說：“即事幹大計，造作、支移軍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軍、三路沿邊帥臣、太仆寺官，文臣換右職，仍同三省取旨。”
到了宣和四年（1122年），宋朝出兵討伐遼朝。當時的宰相王黼又在三省設置了經撫房，專門負責邊事，由宰相直接領導，不再經由樞密院，從而削弱了樞密院掌管軍務的職能。
那天早上，趙卓用完早膳，穿戴好了官服，就徑奔樞密院而來。
宋代的官服，剛開始時沿襲晚唐的服飾，後來才逐漸細分為祭服、朝服、常服、時服，戎服和喪服。官員們在不同的場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飾，常用的是朝服和官服。
朝服是官員們在上朝麵見皇帝時穿戴，通常是外穿朱衣朱裳，內穿白色羅中單，頭戴進賢冠、貂蟬冠或獬豸冠，身掛錦綬、玉佩，腳穿白綾抹黑皮履，手中要拿著記事用的笏。官員們因官職的高低不同，在服飾的搭配略所不同，主要體現在禪衣、錦綬和頭冠的區別上。
官服也叫常服或公服，比朝服要簡單不少。通常是曲領大袖，下裾加有橫襴，腰間束以革帶，頭戴襆頭，腳穿靴子或革履。衣服的顏色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綠色，九品以上則用青色。
北宋的樞密院在東京皇城的南區。皇城內分為南、中、北三個區：南區有禁中、中書省、門下省、樞密院、秘書省、明堂、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十三閣等；中區是皇帝上朝理政的地方，主要有大慶殿、垂拱殿、崇政殿、皇儀殿、龍圖閣、天章閣、集英殿等建築；北區則是後宮，是皇帝和嬪妃們的起居之所。
趙卓在樞密院裏的官名是武翼大夫。要講清楚這是何種官職，就得從宋朝的官職是如何設定的說起。
宋代是把官員的官名與職權相分離。一般官員們都有“官”和“差”兩個頭銜，有的還有“職”的頭銜。“官”是他的等級待遇，憑此得到相應章服和俸祿；“職”是一種榮譽性質的虛銜；而“差”才代表他實際的職責和權力。
宋朝的官品采用九品製，每品分正、從兩級。文職自四品起、武職自三品起又各分上下。所以文職共有三十階，武職共有三十二階。元豐改製後，又將官名重新劃分，定出文官三十七階，武官五十二階。宋徽宗政和年間，武官的官階被調整成為五十三階。
趙卓的武翼大夫，屬於武官中第三十四階，在當時相當於正七品的官職。宋代實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武官的級別同文官比起來一直偏低。象朝廷“三衙”的長官，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的都指揮使，往往也隻掛個四、五品的官銜。以趙卓剛二十出頭的年紀，又從未征戰過沙場，能被授於武翼大夫，除了他自身具備的德行和武功外，不能說同他皇室的身份沒有關係。
要知道，宋朝雖然官吏的數目眾多，但基本上是官少吏多。正是由於官員的數量有限，在行使行政權力時人手不夠，所以才不得不增添吏職來代替。當時，吏和官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大多數的吏員奮鬥一輩子都做不成官員。吏員大都是一身緇衣，稱為“黑衣人”。
《水滸傳》裏的宋江在上梁山前，擔任的是鄆城縣押司。押司是衙門裏的書吏，也就是書寫文書的人員。雖然吏員也屬於官吏階層，卻被真正的官員士大夫們瞧不起。宋江也隻能通過走先上梁山造反，再被朝廷招安這條路，才爬上了官員階層。如果按書中所寫，宋江在被朝廷招安後，帶著他那幫梁山好漢們南征北戰，立下了赫赫戰功，結果使得大部分的兄弟姐妹們戰死沙場。可最後宋江又被朝廷封了個什麽官呢？不過是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這在當時也就是個六、七品的武官。
宋代的樞密院裏設正、副樞密使，相當於現今的國防部正、副部長。其下還設有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若幹人，負責各房的具體軍務。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同知、簽書之類的輔官，相當於現今國防部的參議或者助理。
趙卓的武翼大夫一職，是沿承舊官中的供備庫使。在樞密院裏，他供職於在京房，主要任務包括協助上司執掌行殿前步軍司事、聯絡各路邊防及畿內、以及安排支移兵器等軍務。此時的樞密院，雖然職責較之前已有減弱，可依然有不少的在職官員。
在樞密院的在京房，跟趙卓一起供職的是周恭延和王序禮。周恭延是在京房的副承旨，趙卓的頂頭上司，人剛過四十，為人圓滑老到，城府很深。王序禮是武經大夫，是沿承舊官中的西京左藏庫使，在武官中屬第三十二階。他的年齡比趙卓年大了幾歲，性格非常開朗，愛說愛笑，不似趙卓那般老成持重。
今日，三人湊在一起，先是閱覽著來自邊防和畿內的最新奏報，以及樞密院下發的幾份內參。其中有兩份從河北東路與河北西路的奏報，裏麵都請求朝廷盡快給他們支移、發送軍糧與器械的請求。在樞密院下發的內參中，指示各房的長官對河北兩路的奏請進行研討，立爭在入冬前實施完成。
周恭延把幾份奏報和內參攤在王序禮和趙卓的麵前，捋著長髯說：“兩位請看，朝廷已下旨責令我等盡快籌措和發送軍糧、器械去河北兩路。如此看來，恐怕要不了多久，你二人當中就得有一位出趟遠門了。”
一般情況下，樞密院裏的官員是用不著被外派公差的。然而，各路的府、州、軍、監常有這樣那樣的軍務，需要朝廷派人前去監察、督辦、協助或調研。其中，軍糧和器械的調配，每年都會有幾次外出的差事。
王序禮把那幾份奏報和內參拿在手裏翻看著，笑著對趙卓說：“看來是有關軍糧和器械的。這供備上的事，恐怕還得勞駕賢弟去辦這趟差呀。”
趙卓聽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周恭延和王序禮雖然都是樞密院裏的武官，可兩人其實都是文職出身，並不會武功。在宋朝的樞密院裏，從文職起家的官員有很多，就連當朝樞密院最高的兩位長官，領樞密院事童貫和蔡攸，也都是文職出身。趙卓比周恭延和王序禮都年輕，精力非常充沛，也喜歡出外到各地走走看看。所以每當遇到外出的差事，趙卓接手的次數比較多。
趙卓思忖了片刻，然後說：“這次我希望是去河北西路。前年我剛到過河北東路，對那幾處的州、軍已有了幾分了解。河北西路卻還從未去過，如果剛好有趟差事讓我能過去看看，倒也是求之不得。”
周恭延很親熱地拍了拍趙卓說：“讀萬卷書，行千裏路嘛。讀書和遊曆，都是人求知的好途徑。我倒是希望在我年輕的時候，也能有這樣的機會，多出去遊曆一番，好多長點見識。”他端起了桌上自己的杯子，呷了一口茶，又接著說道：“河北西路，共四府、九州、六軍、六十五縣，可供遊曆的山水多得很呀。”
周恭延所講的“路”、“州”、“軍”、“縣”指的又是什麽呢？
原來，宋代的地方設置與現代有所不同，一般分為：路、州、府、軍、監和縣。路是地方最高一級的行政單位，相當於現今的省。一路之中共設有四司：安撫司執掌軍事及民政，稱為帥司；轉運司執掌財政和糧食轉運事務，稱為漕司；刑獄司執掌司法、刑獄、監察，稱為憲司；常平司執掌常平倉及貸放錢穀等事宜，稱為倉司。路通過並設的四司，將行政、司法和財政分開，使之既互不相涉，又相互製約，各司均由朝廷直接負責管理。
路之下，分有府、州、軍和監，是地方第二級的行政單位。府與州同級，但地位比州稍高。之所以以府為名，主要是示其重要性。通常府都是地方經濟、政治或地理的特殊之地，又分為京府和普通府。各府的最高行政長官為知府。州的組織機構基本上與府相同，其在經濟、政治和地理上比府稍弱。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為知州。軍和監則按大小分為兩類，一類與府、州平級，隸屬於路；另一類則與縣平級，隸屬於府或州。一般來說，軍設於國家軍事要衝，而監則設於國家重要的礦物產地，兩者最高行政長官為分別為知軍和知監。
縣是地方的第三級行政單位，是隸屬於州的基層的組織機構。最高行政長官為知縣。
北宋本來在全國有二十四路。宣和末年時，又設置了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從而增加到了二十六路。路下設有四個京府，三十個普通府，兩百五十四個州，五十九個軍，四個監，以及一千兩百三十四個縣。以河北西路為例，其下設有真定，中山，信德，慶源四個府。河北西路的治所就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縣）。
趙卓拿過那些奏報和內參，一邊仔細地瀏覽著，一邊有些憧憬地說：“我常聽人說：花花真定府，錦繡太原城。真定和太原，一東一西地夾在太行山的兩邊，我真的都想去看一看。”
在古語裏，“花花”即“華華”的意思。“花花真定府”，指的是當時的真定府，乃是華北平原上的一個繁華都會。“錦繡太原城”，則是指太原的山光凝翠、川容如畫，象錦繡般的美麗。
“真定可是蜀漢名將趙子龍的故鄉呀。”王序禮接過話說。他瞅著趙卓，又說：“真定府我去過一次，那裏乃是‘三山不見，九橋不流’。”
原來，真定府在曆史上曾先後被稱為“恒山郡”、“常山郡”和“中山郡”。恒山、常山、中山，這三個名字裏都有山字，可真定卻地處大平原，周圍根本沒有山，故稱“三山不見”。“九橋不流”是指真定城內有九座石橋，橋下的經常幹涸，沒有一年四季流淌。
趙卓聽了，笑道：“還是仁兄的見識廣。這次我也要去瞧瞧。”
三人談論了一陣後，又各自去忙自己負責的公務。趙卓一直忙到了午時，才將手頭較為緊急的事情處理完。他用完了午膳，突然想起了今兒晚上要去徐府赴宴。
趙卓心想：聽武立講，徐家新得了一幅範中正的畫作。這賞畫品茗，自然好雅興。可若是單看一幅畫，未免顯得單調而不夠盡興。我何不去秘書省一趟，從那兒借出一幅畫作帶上，也好讓這幫朋友們欣賞一下內府裏的珍藏。
秘書省是古代專門管理國家藏書的中央機構。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後，當時天下的藏書幾乎付之一燼。宋代之前圖書，因為都是通過手抄的方式在簡帛上撰寫的，因此那些留存下來的圖書十分珍貴。自漢朝以來，朝廷曾多次下詔求書，並把求得的書藏於宮內秘府。“秘書”一詞，由此而來。宋代初期，秘書省主要從事祭祀祝版之類的工作。元豐改製後，又承擔了著作、日曆、會要、實錄等工作，主要負責國家的文書檔案、維持曆法、重大事件的紀要等事務。後來，由於宋代發明了印刷術，圖書的數量急劇增加，秘書省逐漸開始隻藏珍貴的書籍、畫冊和文稿等。
秘書省就在皇城的南區，離樞密院不遠。趙卓到了秘書省，翻閱了一陣裏麵的庫藏，從中借出了一幅當今皇上宋徽宗所繪的《鸜鵒圖》。按規矩，秘書省裏大部分的珍藏都不外借，但有少數的藏品允許官員們短期借閱欣賞。
趙卓從秘書省借出了畫作後，又返回樞密院。等他做完了當日的公務後，已是下午未時三刻。他一個人從皇城的東華門走出來，早等候在那兒的仆人趕緊從拴馬柱解下他的馬，牽馬過來把韁繩交到他的手來。
趙卓正想騎上馬回家，卻突然記起今日開封府要張榜一批絲綢的“買撲”。他打算過去看看，估價投標。想到這兒，趙卓把那幅畫作交送仆人送回家，自己騎上馬朝城西南的開封府衙而去。
宋代時的買撲，究竟指的是什麽呢？原來，買撲就是投標、競爭買賣的意思。單從字麵上看，“買”是買到的意思，“撲”是“爭到曰撲”的意思，也就是競爭的意思。
宋代的市場經濟十分發達，在各種的商業行為中，以投標競爭的方式來締結商約的情況非常普遍，買撲便是其中的一種重要形式。買撲或賣撲既可以由官府籌辦，也可以由民間發起。買撲的對象，大到官府管控的地方稅物承包經營權、官營工商業承包經營權、以及不動產所有權或使用權等，小到平民百姓的車馬宅院、衣物玩偶等，都能通過買撲或賣撲來完成。
由官府籌辦的買撲過程，跟現代商業合同的締結方式十分相似，分為估產定價、出榜曉示、實封投狀、拆封定標四個步驟。通常是由官府先定出底價，然後出榜曉示，召人承買。在出榜曉示時，官府並不公布自己的底價，而是由承買人“任便著價”。承買人將自己願意出價格密封後，投入官府所設的密封櫃裏，稱為“實封投狀”。待投標期滿後，官府開櫃拿到所有投狀人的投標文書，再按照各人所出價格的高低確認中標人，稱為“拆封定標”。開標和定標都要遵循嚴格的程序，以確保公平競爭。為了規避商業風險，投標人在中標後，除了需要用自己的家產做擔保外，還須召別人一同作保，稱為“共通抵當”。如果此後中標人因為經營不善，出現了虧本以至破產，就需將其所抵押的資產沒收充公。
由平民百姓自發的賣撲活動，更是多不勝數。《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禦街遊人嬉集，觀者如織。賣撲土木粉捏小象兒，並紙畫，看人攜歸，以為獻遺。”在當時，連在大街上賣個泥捏的小玩意兒，都可以通過賣撲進行，可見有多普及。
宋代買撲或賣撲的行為，是市場經濟的雛形，體現了公平和自由競爭的價值觀，在當時是領先於世界的。
趙卓用了約半個時辰，才從皇城來到了開封府衙外。
開封府位於包公東湖的北岸，是東京官吏行政和司法的衙署。北宋名臣包拯包青天，以前就是在這裏辦公的。開封府衙儀門外的高牆上，有一處專用的張榜欄。今日，張榜欄上張貼了那批絲綢買撲的諸項條款。
趙卓將買撲的條款一一讀了，心裏在猜測著官府的底價。他打算回府後，跟賬房先生仔細地商量，然後讓他趕緊準備估價投標。
此時，已過了申時。趙卓不想誤了晚上去徐府赴宴，於是連忙掉頭朝家裏趕。
在回府的路上，趙卓騎的那匹馬跑得有些吃力。他知道，這匹馬已經開始變駑了。為此，他早就找馬販子去吐蕃買幾匹好馬，如今定金都付出去兩個多月了，可馬匹卻還沒見運來。一想到這事兒，趙卓不由地微微皺起了眉頭。
前麵說過，宋代的商品經濟十分發達。如果單就國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可以堪稱華夏文明曆代當中最富庶的一個王朝。
先從國家財稅收入上看，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國民收入的總量是11600萬（貫石匹兩），這個數目還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經比唐朝的最高歲入年份的天寶八年（749年）的5230萬（貫石匹屯）高出了兩倍還多。宋朝之後的明朝，國民收入還遠低於北宋末年。明人郎瑛曾感慨說：“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明朝）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到了清朝，包括所謂的“康雍乾盛世”所在的年間，國民收入的總量也還低於北宋末年的數目。直到洋務運動興起之後，清朝的工商業才逐漸崛起。在將近八百年後的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的歲入總量突破了兩億兩銀，才總算超過了宋朝的紀錄，可要是按人口平均來講，則還是稍稍落後。
再從財稅結構上看，熙寧年間（1068 - 1077年），北宋的農業稅在國民收入的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隻有30%，國家收入的大部分都是來自工商業稅。這是曆代王朝都沒有過的事，除非北宋全國的工商業高度發達，否則不可能呈現這樣的財稅結構。
宋朝工商業的發達，又使得國家能夠藏富於民。宋之富庶，連宋人自己都感歎。宋真宗朝宰相王旦曾說，“國家承平歲久，兼並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貫）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東京城裏，連幾百貫的家產都算不上一個中戶。腰纏十萬貫以上的土豪，在大街上扔塊石頭或許便就能砸中一個。明朝人王鏊在《震澤長語摘抄》中說：“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明朝）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何故也？”
宋朝的國民收入高，官員的俸祿與其它朝代相比也要豐厚的多。元豐改製之後，北宋的官員領雙俸，既有“本俸”，又有“職錢”。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的補貼，如“餐錢”（餐飲補貼）、“薪炭錢”（燃料補貼）、“芻粟”（養馬補貼）、“傔人衣糧”（保姆補貼），以及“養廉錢”（職田租金）等。北宋的一名知府或知州的月薪，連本俸、職錢加上各種補貼，折合成現在的購買力，一年要超過上百萬人民幣。以致於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驚呼說“宋製祿之厚！”到了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時期，官員不僅收入更高，人數也達到了頂峰。全國共有官員近五萬名，是漢朝的六倍，唐朝的兩倍。
宋人的國民收入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同國家所采取的經濟政策緊密相關的。要講清楚北宋末年的國家經濟政策，就無法跳過蔡京這個人。
蔡京，字元長，北宋權相。熙寧三年（1070年）進士及第，先從地方官做起，後任中書舍人，改龍圖閣待製、知開封府。崇寧元年（1102年），為右仆射兼門下侍郎（右宰相），後來官拜太師。他前後共四次為相，長達十七年之久，其四起四落的經曆堪稱古今第一人。蔡京一生所追求的從政理念，即相權與皇權共治天下，這也是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們夢想的理想政治格局。
然而，《宋史》將蔡京列入《奸臣傳》，對他的評價是：“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就是說：就算是把你殺了，都不解恨！有人說蔡京的麵像：薄有梟雄之霸氣，周有奸臣之淫欲，令有宦官之陰暗。
蔡京究竟是一位千年奸相，還是個治國天才，後世眾說不一。他是北宋改革家和文學家王安石的學生。宋神宗、宋哲宗兩朝，他在新舊兩黨之間遊刃有餘，無論是新黨還是舊黨都認可他的執政能力。就連極為反對王安石變法改革的司馬光，都稱讚蔡京說：“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就是說：如果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樣盡心盡力的工作，又何愁天下不治呢？
蔡京極其擅長書法。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之說。這裏的“蔡”，指的就是蔡京和他的弟弟蔡卞。蔡京的文章也寫得極好，著有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記》一卷、《太清樓侍宴記》一卷、《延福宮曲宴記》一卷，同時編有《宣和書譜》二十卷。以致於《四庫全書提要》中說：“宋人之書。終於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與欠！”
蔡京不止是個書法大家，更是個經濟學的天才。人們稱蔡京的經濟學思想源於《易經》。《周易·豐》中說：“豐亨，王假之。”《周易·豫》中說：“豫大有得，誌大行也。”這兩句話裏的“豐、亨、豫、大”四個字指的是：在太平安樂之年，國家富強，君德隆盛時，隻要順應天理而推崇盛大，就不必擔憂慮天下的財物不豐。
根據“豐、亨、豫、大”的之說，蔡京創立了一套前無古人的經濟學理論。這套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大家都應該多花錢，這樣才能讓社會產生出更多的財富。如果大家都舍不得花錢，那麽社會上就會有許多人沒錢可賺。因此，政府應該盡可能地擴大財政赤字，以國家的力量興建大型的工程，從而刺激經濟的發展，給整個社會帶來繁榮。
蔡京的這套經濟理論，同一千多年後西方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熟悉凱恩斯這位被稱為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的人都知道，他所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法、愛因斯坦所發現的相對論，一起並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界的三大革命性的突破。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同樣認為：如果消費者停止了消費，生產者就無法賺到錢，那麽便隻好壓縮生產；而生產一旦被壓縮了，就會造成工人的失業；而工人的失業則會使消費的進一步減少；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將會造成了經濟和社會的危機。
根據“豐、亨、豫、大”的理論，蔡京提出：宋朝應當從上到下盡可能地多花錢。皇帝宋徽宗要帶頭花錢，興修園囿、宮室。地方官府各級也應擴建官衙、興修水利。這樣以來，百姓有錢賺了，便不會再去惹事生非，還能給國家多交稅；國家收了稅，府庫會越來越充盈，也就可以花更多的錢。如此，則天下太平，百姓富足。
蔡京為相時，在經濟上做了幾項重要的改革。其中的一項，就是將之前由官府壟斷專營（稱“禁榷”）的鹽、鐵、酒、茶等物品的經營權放開，把生產、運輸和銷售等環節留給民間，走市場化的道路。他下令廢黜了官營的手工業工場、鹽場、茶場、酒場，讓本來禁榷製度下的產品的生產、運輸、銷售由民間自定。私商的經營者隻需在中樞朝堂領取稱為“錢引“的營業許可證。私商在獲得錢引之前，必須按照合同場法跟官府簽訂經營合同。這種做法轉變了官府在專賣領域中的壟斷，恢複了市場定價的職能，通過市場調節實現了公平化的交易。
另外一項改革就是幣製改革。宋代的前期，一千個銅板才是一貫，市麵上流通的“小平錢”很夠分量，一枚銅錢重五銖。當時，國家還允許私鑄貨幣。蔡京在第一次拜相不久，就在陝西路鑄行“當五大錢”，讓這一枚銅錢可以當做五枚小平錢使用。崇寧二年（1103年），他又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鑄行“當十大錢”，以一當十，同時還禁止私鑄貨幣，廢黜了此前所有的非官方貨幣。到了後來，國家幹脆印製造紙鈔，稱為“交鈔”。
蔡京是個執行力很強的人。在多年殘酷的政治傾軋中，蔡京經過曆練而成為了政治高手。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第三度為相，被複為太師，封爵楚國公，賜第京師。此時，他的門生故吏遍布朝廷，勢力極大，使得他更可以放手實施更多的改革。蔡京在鼓勵人們多花錢享樂的同時，也大力推行社會救助製度，興建了居養院、安濟坊、慈幼局和漏澤園等慈善救濟機構，把對社會上弱勢人群的救助工作製度化、規模化，這在古代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對於蔡京所采取這些改革措施，後世一直褒貶不一。不過在當時，這些政策確實搞活了國家的經濟，給北宋王朝帶來了大量的財政收入，百姓家庭的財富也有所增加。當然，任何經濟政策都會有利有弊。就拿幣製改革來說，靠鑄大錢能給國家斂財，但同時也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物價上升，引發通貨膨脹。而且，人在富裕之後，如果不加以適當的引導，就容易變得窮奢極欲，形成腐敗的社會風氣。
蔡京在生活上同樣是奢侈享樂。宋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裏記載：蔡京的家在破敗之後，府裏的一個婢女流落到了民間，自稱是蔡京家中的廚子。達官顯貴們聽說了便爭相聘請，希望能吃上宰相家的菜肴。然而這位婢女卻說自己並不會做菜，在蔡府時隻負責做包子。不會做菜那做包子也行，可婢女還是不會。再一問，原來她是隻管給包子“鏤蔥絲”的。蔡京府裏做包子，連切蔥絲都有專人負責，分工如此之細，可見那時人生活的精致。
這裏不得不說，鏤蔥絲的“鏤”字，用得十分傳神！在此之後，京城裏便出現了一種新的托詞。據說有個翰林學士不會寫楹聯，於是他就自嘲說“在下是翰林院中鏤蔥絲者也”。
宋朝的社會風氣非常開放，人的錢多了，很容易就會縱情聲色。宋代去青樓買春稱為“狎妓”，對普通人沒有限製。對官員的約束雖然比唐代要嚴，但仍然允許官員和幕僚們挾妓遊湖，甚至偕客同逛青樓，隻是不能私侍枕席。在宋代，“狎”字乃親近輕慢之意，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嫖”字。那時的青樓女子，大都從小受過琴棋書畫方麵的培養，其中不乏才思敏捷之人。如果要填詞作賦，按物題詠，不一定會輸於文人雅士。
說到宋代的“狎妓”，不妨講一段宋徽宗與李師師的逸事。在當年，李師師是京城花魁，由於受到了宋徽宗的垂青，就連梁山頭領宋江，想要歸順朝廷而不得其門，都得偷偷潛入京城，借助李師師才搭上了宋徽宗的線。
提起李師師，其實她原本十分苦命。她是東京永慶坊染局工匠王寅的女兒，剛出生不久娘就不幸離世。爹爹以菽漿代替乳汁喂她，居然讓她活了下來。一日，爹爹抱她到寶光寺“舍身”祈福，僧人問她：你可曉得人世間的疾苦？ 她聽罷大哭。僧人用手為她摩頂，她立刻就止住了哭聲。僧人覺得她和佛門有緣，因為那時人們都稱佛門弟子為師，故給她起名“師師”。
師師四歲時，王寅獲罪，死在了獄中。她無家可歸，被送入了當時的“慈幼局”，後被娼門的李姓婆婆收養，從此改姓李。李師師漸漸長大後，出落得美豔照人，不但精通各種曲藝，還獨善小唱。小唱就是執板唱慢曲，聲調重起輕煞，聲音軟美，又名淺斟低唱。到了政和年間，李師師已是名滿京城，成了當紅的青樓名妓。不光遠近的名人雅士紛紛慕名求見，就連當今皇上都時常悄悄地幸駕光臨。
李師師究竟有多美，已無從考證。宋人所著的《李師師外傳》中，記載了一段宋徽宗與韋妃的對話，從側麵描述了李師師的容貌氣質：“帝（宋徽宗）嚐於宮中集宮眷等宴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李師師），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按照宋徽宗的解釋，如果讓李師師跟上百名妃姬、宮女都褪去容妝，白衣素顏地混在一起，那她清麗姿韻的品質，在眾人中依然會鶴立雞群。由此可知，李師師的超凡脫俗，乃是來自容貌之外的氣質。
按理說皇上的馬子，誰還敢再去親近？可還是有膽大之人，寧可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正是名滿天下的詞人周邦彥，風流不羈，依舊同師師過從甚密。一日，周邦彥又跑去同李師師幽會，不巧皇上突然駕臨，情急之下，他隻好躲藏到了床下。宋徽宗走後，周邦彥從床底下鑽出來，乘興作了一首《少年遊》。其詞曰：
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這周邦彥，乃婉約詞集大成者，最善寫閨情、羈旅。詞中所言，正是他當時龜縮在床下所偷看到的情景：宋徽宗把一藍子從江南使快馬運到的新橙賞給李師師。但見李師師用一雙比雪還白的纖纖玉手，拿著一把光亮如水的並州果刀，將一隻新鮮的橙子切開，分一半給宋徽宗。屋裏的錦繡帷帳，剛好溫熱；燃著香的獸形香爐，細煙繚繞。一對男女，對麵相坐，調弄起了手中的絲竹管弦。一直玩到了三更時分，李師師才輕聲問道：官家今晚在誰那兒安寢？城樓上已敲響了三更，路上結霜了，馬蹄容易打滑，不如就在此歇息？如要回宮，可要小心，街上的行人不多了。
想那周邦彥，狼狽地躲在床下，無奈的妒恨和深深的醋意實難言表。可他不愧是一位詞作高手，竟能在忍辱偷生之間，填出了如此的絕妙好詞。要知道這樣的寫實鋪敘，即便是用一大段文字都不容易寫出意境來，而他隻用了寥寥幾句，語氣上一慢一緊，一冷一熱，就將這對兒男女的心思，寫得神行兼備，躍然紙上。
誰知這首《少年遊》，後來被李師師度成了曲。有次她一時高興，便彈唱給了宋徽宗。宋徽宗一聽，就知道詞裏說的正是那天晚上在李師師家中的事。他本人也是填詞高手，明白此詞的作者乃是一位高人。追問之下，李師師不敢隱瞞，隻好說出填詞人是周邦彥。
宋徽宗聽了大怒：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竟敢躲在床下，想偷看寡人和師師的春宮圖。這不是找死的節奏嗎？他當即下旨，將周邦彥貶出了京城。
李師師畢竟是一位有情之人。她想到周邦彥因自己被貶，心裏終是不忍，於是心生一計。一日，待宋徽宗又臨幸時，李師師彈唱起了周邦彥新填的一首《蘭陵王·柳》的詞。當唱到詞中“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之句，李師師禁不住地梨花帶雨。
宋徽宗聽了這段曲，心也軟了下來，覺得周邦彥確實是個人才。宋徽宗想到量他一老朽之人，來見師師無外乎隻為了填詞度曲，既然現已有悔改之意，便赦免了他，召他回京城，派做專管樂舞的大晟府提舉，也算是人盡其才。隻是這周邦彥，卻不怎麽會做官，晚年又被逐出了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