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之戀
《宋城之戀》由作家出版社在中國發行
此時，金朝同宋朝開戰的消息還沒有傳開。因此，東京城內的民眾們尚未感到緊張，平時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受到影響。
臘月一到，年關將至，人們習慣在臘月裏祭祀神靈、置辦年貨，為新年的到來做準備。
那日正逢初一，徐玉婉和鍾韻兒起了大早，一起去城裏的大相國寺裏燒香求佛。她們還準備隨後順道去寺東門外的集市，置辦一些年貨。
東京大相國寺，是東京城內的皇家寺院之一，也是我國佛教的十大名寺之一。自古以來，名氣較大的寺院多建於名山之中，因此有“深山藏古寺”之說。大相國寺則不同，它處在人煙稠密、繁華熱鬧的東京城內。
大相國寺初建於南北朝時期，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曆史。天保六年（555年），北齊文宣帝高洋為了標榜其建國之功，在東京修建了“建國寺”；唐朝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李旦為了紀念自己以“相王”的身份即帝位，遂敕令改建國寺為大相國寺，以彰佛德，並賜“大相國寺”匾。從此，“大相國寺”寺名被一直沿用。唐昭宗大順年間（890年 - 891年），寺院遭火焚毀，後來又被重建。
到了宋朝的建隆三年（962年），寺院又遭火災。宋太祖下令重建，並在新的大相國寺建成後，把從廬山東林寺運來的五百尊銅羅漢像安置在其中。至道元年（995年）時，宋太宗又下令對大相國寺進行擴建，直到鹹平四年（1001年）才完工。宋徽宗在位期間，大相國寺達到了曆史上最鼎盛的階段。寺院同轄六十四個禪和律院，內有僧侶千餘人。
《水滸傳》裏講到：花和尚魯智深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先在五台山的文殊院落發為僧，後因壞了寺院的清規，隻好前去投奔大相國寺安身。魯智深初到東京時，“看見東京熱鬧，市井喧嘩，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行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麵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
用“端的好一座大刹”來形容東京的大相國寺，是十分貼切的。當時的大相國寺規模宏大，占地有五百多畝。寺院的山門高聳、正殿高大、庭院寬敞、僧房櫛比，乃是東京城裏最大的寺院。由於大相國寺內僧侶眾多，魯智深隻被安排個看菜園的活。不過，這也讓他為了收服一群經常來偷菜的潑皮們，將菜園內的一棵垂楊柳連根拔起，從而演繹了一段“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傳奇故事。
當時，大相國寺緊臨著汴河。寺門前乃是城內汴河上的一個碼頭，正居交通的衝會要道，因此成為一處熱鬧的民間活動場所。
宋人王栐撰在《燕翼詒謀錄》中記載：“東京相國寺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大相國寺雖是皇家寺院，每月都有幾天會對民眾開放。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記載：“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期間。”
每當大相國寺對民眾開放時，寺院中就會人頭攢動，前來燒香拜佛的人，絡繹不絕。寺門外兩邊的大街上則更加熱鬧，擺攤賣貨的、買物購食的、會友閑逛的，諸色人等，無所不有。另外還有各種戲劇、雜耍、說書等民間的活動和表演。時人用“金碧輝映，雲霞失容”來形容大相國寺。
今日，徐玉婉和鍾韻兒很早就到了大相國寺。清晨的寺院裏，殿宇磅礴，鍾樓巍峨，梵宇清幽，古樹蕭疏，一派古樸肅穆。
寺內的資聖閣裏，佛祖端坐，麵相莊嚴。資聖閣前，人們焚香祈禱。鼎盛的香火，讓資聖閣的內外香煙繚繞。
嫋嫋升起的一炷炷青煙，帶著香客們許下的心願，沿著資聖閣的閣簷，徐徐地向上攀升。當青煙爬上屋脊後，便被清風吹散在空氣裏。仿佛是在告誡人們，世間種種的凡塵雜念，不過都是人們在自尋煩惱，它們如同沿著閣簷攀延而上的青煙，終將消失地無影無蹤。資聖閣前香煙繚繞的景致有個說法，喚作“資聖熏風”。
徐玉婉和鍾韻兒各自點燃了三隻香，插入了資聖閣裏前的香爐中，然後，兩人進入閣內，跪在佛祖前的蒲團上，雙手合十默默地許願，虔誠地為自己和家人們祈福。
當兩人專注地祈福時，佛對她們講：每個人所見過的人，經過的事，走過的路，各有其因，各有其道。前生五百次的凝眸，才換來今生一次的擦肩。緣起緣盡，緣聚緣散，一切都是因為緣分而已。
在資聖閣莊嚴和肅穆的氛圍裏，徐玉婉和鍾韻兒暫時忘卻了滾滾紅塵中的煩惱，牢記住隻有隨心、隨性、隨緣，心靈才能得到清靜和安寧。
“鐺！”一聲雄渾的鍾聲突然傳來，震得剛入靜的兩人同時睜開了微閉的眼睛。
原來，是大相國寺裏的鍾樓上敲響了晨鍾。這第一次猛叩就發出了巨大的轟響，震得鍾樓頂上青瓦間的斑斑白霜都微微地發顫。
“鐺！鐺！”接連又是兩次猛叩。這雄渾悠揚的鍾聲，響徹四方，引得寺內外的人們都駐足聆聽。霜天之下的禪宗勝地，用洪亮震耳的鍾聲，曾經喚醒過多少世人，讓那些或魂顛夢倒、或渾渾噩噩、或貪得無厭、或暴虐凶殘的人，從混沌和迷惘中醒來，重新端正自己的心性。大相國寺的這個景致，乃是東京八景之一，喚作“相國霜鍾”。
當徐玉婉和鍾韻兒走出了資聖閣時，鍾樓上的晨鍾剛剛停止敲擊。鍾鳴的餘音嫋嫋回響，聲韻不絕。
徐玉婉假裝著駐足傾聽，回頭對鍾韻兒一笑，說道：“你聽這鳴鍾的餘韻，可正是應了你的名字。鍾韻兒是也！”
鍾韻兒卻搖了搖頭說：“這鍾聲卻是太過雄渾了，象是佛道在感召和喚醒世人。”她沉思了片刻，又俏皮地說：“倘若我也是一隻鍾的話，發出的聲音便會清越得多，不似這般的震耳發聵。”
徐玉婉聽了，立刻說：“原來，你的鍾卻是女人味的韻兒。莫不是那編鍾麽？”
“編鍾有何不好？”鍾韻兒說道，“編鍾的聲韻，清越而優雅、舒緩而淡定，自有一種處亂不驚的清靜與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秘。我便做編鍾好了。”
兩人一邊說著閑話，一邊朝寺外走去。她們出了寺門，便轉入東麵的繡巷，打算在那裏買一些繡品和繡線。
北宋時，東京城中的手工刺繡就很出名了，後人稱之為“汴繡”。宮廷裏，設置有專門負責刺繡的“文繡院”。宋朝的史官們在《宋會要》中記載了文繡院的建立：“令鍛煉織、紉縫之事，皆各有院，院各有工，而於繡獨無。欲乞置繡院一所，招刺繡三百人，仍下諸路選擇善繡人，以為工師，侯教習有成，優與酬獎。詔依，仍以文繡院為名。”作為官辦的繡院，文繡院選聘善繡的工匠，教授繡技，培養人才，專為皇宮貴族們繡製官服、衣裝、繡品，被為“官繡”。宋徽宗年間，又設置繡畫專科，並分有山水、樓閣、人物、花鳥幾類，因而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繡工。
不僅在宮廷裏，宋代民間的刺繡也十分普遍。東京城內，相國寺的東門外有一條繡巷，是繡工們聚集的地方。《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宋人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記載：“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並為一景，謂之一年景。”
繡巷中有專賣繡品的市場，裏麵各式各樣的繡品玲琅滿目。對此，明人屠隆明在《畫箋》中評價宋代繡畫時稱讚說：“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台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一、二絲，用針職發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豐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回不可及。”
徐玉婉和鍾韻兒在繡巷裏買好了繡品和繡線，徑直回到了家中。隨後，兩人坐在院裏的石桌邊一起刺繡。
冬日裏，暖暖的陽光明媚而不刺眼，照得人好是舒服。
她們取出繡布，先在上麵用工筆畫好稿本，然後再依照著畫稿刺繡。在兩人麵前，擺著十幾種各色的繡線。隻見她們的十指上下翻飛，靈巧熟練。到了黃昏時分，便各自繡出了一幅繡畫來。
徐玉婉繡的是一幅駿馬飛奔圖。在繡布上，繡著一匹栗色的駿馬，昂首翹尾、奮蹄飛奔。對駿馬的身子，徐玉婉采用了長短針和套針，按照退暈刺繡法繡製，使得馬身上顯出了健壯的肌肉。對馬的鬃毛和馬尾，徐玉婉則采用並針加毛針，使駿馬看起來有奔騰而去的動感。
鍾韻兒繡的是一幅鴛鴦戲水圖。繡圖中的一對兒鴛鴦，並遊在池塘之中，引頸擊水，追逐嘻戲，非常悠閑自得。另外，鍾韻兒還在池塘中繡了幾片荷葉，荷花上還有雙蝶飛舞，顯得十分有情趣。
鴛鴦乃是結伴成對，雄的稱鴛，雌的稱鴦，“止則相耦，飛則成雙”。晉人崔豹在《古今注》中說：“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嚐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匹鳥。”由於鴛鴦終生一夫一妻，千百年來一直是夫妻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的象征。
鍾韻兒見了徐玉婉的駿馬飛奔圖，稱讚道：“好一幅駿馬飛奔圖！此馬四蹄騰飛，大有一日千裏之勢。”她仔細地又看了一回，說：“隻是，圖中這匹栗色的駿馬，怎地同趙公子的那匹如此相似？莫不是有意而為之吧？”
徐玉婉見被鍾韻兒說破了，一時惱羞成怒。她拿過鍾韻兒的鴛鴦戲水圖，盯著看了一回，說：“好一幅鴛鴦戲水圖！莫非繡的正是你跟文濤不成？隻是，戲水乎，沐浴也。卻不是二人共浴麽？”
鍾韻兒聽了，也不言語，伸手就去要擰徐玉婉的胳膊，卻被她及時躲過了。兩人隻好各指著對方，兀自取笑了一回作罷。
見天色漸漸地黑了下來，兩人收拾好東西回了屋。徐玉婉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問鍾韻兒道：“我聽人說，這些日子你常去找府上的賬房先生學管賬，此事當真？”
“確有此事。”鍾韻兒點頭承認說。她把那些繡品放在桌上，解釋說：“我可不想隻學女紅。這管家理財的本事，我也打算學上一手。將來一旦持家了，要想把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都籌劃好，量入為出，勤儉持家，必須要懂得管家理財。”
“沒想到你的心思如此縝密。”徐玉婉誇獎道：“人都說：男主外、女主內。女人學會了管家理財，才好自立。”
“當然。”鍾韻兒答道。她故意停頓了一下，又打趣地說：“要不，隻怕有的男人會以此為借口，娶個能幹的妾回來。到時候攆都攆不走，豈不是慘？”
徐玉婉聽了，不禁嗬嗬地笑了起來。等她止住了笑，才說：“這個著實好笑！婚姻也得用心去經營，才能讓它變成幸福的歸宿，自古如此。”
“你跟趙公子的事，又想作何打算？”鍾韻兒突然問道。
提起趙卓，徐玉婉的臉上又現出了一片愁雲。趙卓離開京城已經將近一個月了，至今杳無音信。今日在大相國寺的資聖閣內，她還在默默地為他祈福，盼望他能早日歸來。現在，她除了等待之外，又能做什麽呢？
“隨緣吧。”徐玉婉緊鎖眉頭，沉默了半晌之後，才終於答道。
徐玉婉此時的心境，正有李清照的一首《一剪梅》說得最好。其詞曰：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在東京的南郊，宋徽宗這幾天正在城外的圜丘（天壇）主持郊祭大典。今年是宋徽宗在位的第二十六個年頭。宋朝的祭天大典，每隔三年舉辦一次，通常是從十一月丙戌開始，一連持續多日。
宋徽宗在郊祭期間，有關金朝入侵宋朝的消息，已經零星地從邊境傳入了京城。然而，這些消息並沒有被立即奏報給宋徽宗。《續宋編年資治通鑒》中記載：“十一月丙戌，郊，上靉下壇，而虜將入寇，左右秘之不以聞，恐妨恭謝。”盡管如此，上蒼還是又給宋徽宗帶來了一次不祥的暗示。這本書中還記載：“南郊禮畢，禦郊宮端誠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鴞正鳴於殿屋，若與讚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
起初，宋朝的朝臣們還以為金朝的入境隻是一次局部行動，因此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十一月二十五日，金朝的東路軍進入了宋朝的邊境，清化縣通知燕山府說：“金人擁大兵前來，刦掠居民，焚毀廬舍。”燕山府知府蔡靖一邊布置禦敵，一邊使快馬奏報朝廷。可由於在過去的兩、三年裏，金宋兩朝在燕雲地區曾有過不少次的摩擦，所以剛開始，宋朝並沒有料到這一次金朝是要同自己全麵開戰。
到了十二月初，金軍從東西兩路入侵的消息接連不斷地傳來。當時的知樞密院蔡攸、宰相白時中和李邦彥卻依然在研判著形勢。三個人每天一早去都堂裏議事，到很晚才回家。但是，對金軍入侵的消息，他們卻隱匿不報，認為此時朝廷正在舉行郊祭慶典，最好不要破壞了喜慶的氣氛，等消息確鑿之後再說。這樣一直等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貫自太原回到了東京，帶來金朝同宋朝全麵開戰的確鑿消息，朝臣們這才明白出大事了。
剛開始，宋朝的朝臣們還想通過同金朝談判來阻止兩朝的戰爭。十二月十七日，完顏宗翰派譴使臣到了東京，宋朝的兩位宰相白時中和李邦彥接待了金使。當金使向兩人通報了金朝“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的消息，並要求宋朝割地稱臣後，白時中和李邦彥竟然還存有幻想，依然向金使詢問“如何才能緩師？”
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在城郊的祭祀典禮舉行完畢。這時，從河東、河北兩地發來的有關金軍入侵的奏報，如同雪片一般地傳入了京師。不久，郭藥師投降金朝的消息也傳入了東京，朝臣們這才感到情況危急，無法再繼續遮掩下去了，於是他們趕忙奏報給了宋徽宗。
宋徽宗聞訊後大驚失色。他當即返回內宮，招集諸位朝臣們問計，要求他們上書陳獻利害。
由於蔡京對於宋朝收複燕京的計劃始終說三道四，宋徽宗在聽取了多位朝臣們意見後，還想再找蔡京問計。《鐵圍山叢談》中記載，宋徽宗對宦官梁師成說：“北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須問他否？”可是，“師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宋徽宗本來想向太師蔡京問計，卻不知是何原因，被梁師成阻止了。
金朝突然背盟，出兵大舉入侵北宋，無疑使得宋徽宗心智大亂。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宋徽宗不可能不去考慮以下的這些問題：對於金宋兩朝突然開戰的這個驚天事件，宋朝事先居然毫無防範和準備，他該如何向朝野交代？宋金兩朝如今兵戎相見，再想要重歸於好，又談何容易？而一旦演變成曠日持久的戰爭，必然會使無數的臣民們慘遭塗炭，他該如何承擔這個曆史的罪責？金軍在起兵後一路勢如破竹，來勢極其凶猛，值此危機存亡之時，他該如何去調兵遣將、抵禦來犯的金軍？宋朝在河東、河北諸地乃至東京周圍，防備都十分空虛，萬一金軍一路殺到了東京城下，京城能守得住嗎？
這許許多多的頭緒，要想在短時間裏理清並做出正確的決定是不太可能的。但有一點很清楚，宋徽宗作為宋朝的皇帝、天下第一人，此時應該做的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帶領宋朝的臣民們保家守土，全力抗擊金朝的野蠻入侵。
然而，在這個國家和個人的命運都處於危機的時刻，宋徽宗卻利令智昏，不僅沒有勵精圖治，反而下出了一生中最臭的一著棋：禪位。
那麽，宋徽宗究竟又是如何作出禪位的決定呢？
在得知金軍入侵宋朝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便立刻下詔，從全國各地調集勤王之師前來京師護駕。這無疑是個正確的舉措。除此之外，宋徽宗還馬上做了另外一件事：任命皇太子趙桓為開封牧。
趙桓是宋徽宗唯一的嫡長子，生於元符三年（1100年），母親是宋徽宗的元配顯恭皇後王氏。趙桓九歲時，年僅二十五歲的王皇後便因病去世了。趙桓自小品行端正，但舉止拘謹，同宋徽宗的性情與愛好迥異。雖然有不少人都認為，宋徽宗最喜愛其實是同自己的誌趣相投的三子趙楷。然而，當趙桓長到十二歲時，宋徽宗在就將他立為皇太子，之後也沒有廢立過，應該對他還是比較寵愛的。這一年，趙桓剛好二十六歲。
宋徽宗在這個時候任命趙桓為開封牧，當然是有用意的。開封牧、尹，以前宋太宗趙光義和宋真宗趙恒都曾擔任過，乃是帶有儲君的意思。宋徽宗此時任命皇太子趙桓為開封牧，應該說是已經有自己動身南逃的打算，想讓趙桓留守京城來抵禦金軍。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丁巳，禦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誌，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製諭此意。”由此可見，任命趙桓為開封牧，完全是宋徽宗本人的主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徽宗召趙桓入朝，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魚，賜給他“排方玉帶”。按朝儀的規定，排方玉帶隻應為帝王所擁有，非臣子可佩帶。宋徽宗這樣做的目的，估計是想向朝臣們表明，在皇太子趙桓留守京師期間，可以用皇帝的身份發號施令。
隨後，宋徽宗還賜給了趙桓兩位宮嬪。後人據此認為，宋徽宗此時就有了禪位的想法。因為，當年宋徽宗在即位前，向皇後不僅力排眾議、堅持擁立他做皇帝，而且也曾賜給他了兩位侍女以示恩寵。
當天，宋徽宗召集三省和樞密院的官員們一起議事，共同商討退敵之計。大臣們的意見此時非常分歧。有的主張盡快同金朝議和；有的認為應該固守京城，待四方的勤王之師到達後，再向金軍發動反擊；還有的則直言京城不可守，最好先行南撤，暫避鋒芒。
此時，宋朝最精銳的部隊都駐紮在西夏邊境，從河北、河東到東京之間，並沒有多少可以機動的部隊。鑒於此，宋徽宗從一開始就有讓皇太子趙桓留守京城，而自己則南逃淮、浙的計劃。
發生了金朝對宋朝開戰的大事，宋徽宗必須給自己的臣民有個交代。大臣宇文虛中給宋徽宗進言，讓他先發布《罪己詔》，同時罷免不得人心的“花石綱”等諸路置造局等，以求收取和籠絡人心。《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宇文虛中建議說：“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誌，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奭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對於宇文虛中的這些建議，宋徽宗完全答應了。
《罪己詔》，乃是古代帝王在國家出現重大的災難時，向朝野檢討自己過失的一種文書，在前朝中也曾經有皇帝曾經采用過。《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宋徽宗在《罪己詔》中痛批自己：“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誌。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同時，他還號召自己的臣民們：“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製；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又一次聚集朝臣們到都堂問計。此時，宋徽宗已明確地表達了南逃的意願。朝臣們見他去意已決，隻好開始安排隨他南下的扈從臣僚，並請求宋徽宗在離開京城後，由皇太子全權代理朝政。宋徽宗同意了這個請求，同時要求朝廷三省和樞密院的官屬都留在京師，隨皇太子禦敵。其餘的諸司也都不可離京。
通過和朝臣們的商議，宋徽宗還做了如下的幾項安排：任命姚古為京畿輔郡兵馬製置使，從速率領精銳的西軍來京城勤王護駕；任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宣諭使，讓他立即赴河北、河東兩地傳達聖諭，以求穩定那裏的軍心和民心；任命李鄴以給事中的身份北上出使金朝，看看是否有可能同金朝議和。
當晚，給事中吳敏來到玉華閣覲見皇上。當時宰相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以及執政的張邦昌、蔡懋等人都在。當眾位大臣們奏完事，宋徽宗正準備離開時，吳敏突然上前說有要事想單獨向宋徽宗麵奏。
吳敏之所以要求單獨向宋徽宗麵奏，是想委婉地向他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從國家和社稷的安危著想，宋徽宗應該考慮直接傳位給皇太子。吳敏的這個建議，乃是前天他同自己的好友太常少卿李綱共同商量的結果。
李綱認為，發生了金朝同宋朝開戰的大事，宋徽宗不傳位不足以招徠天下的豪傑保家守土。他還舉出了唐朝唐肅宗李亨靈武登基作為例子。
原來，唐朝天寶年間發生了安史之亂。唐玄宗李隆基在長安陷落前倉惶出逃。途中，本來和唐玄宗同行的太子李亨被百姓們所阻留，與他分開了。隨後，唐玄宗任命李亨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領朔方、河東，平盧節度使，負責平叛，自己則繼續往西逃。756年七月，李亨在靈武即位，史稱肅宗，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改年號為“至德”。
李綱覺得，當時如果李亨不登基建號，就不足以複興唐朝。當今的情況同那時的相似。因此，宋徽宗應該考慮直接傳位給皇太子趙桓，這樣才有利於國家社稷的早日複興。
宋徽宗從吳敏那裏聽到了李綱的言論後，決定召李綱入朝詳細稟奏。《宋史》中記載：“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雲：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據此可知，宋徽宗禪位的決定，既有內因，同時也是由於大臣們的推波助瀾。
十二月二十三日，朝臣們把金朝的一封檄書進呈給宋徽宗。這封檄書是童貫自太原帶回京城的，之後一直沒敢拿給宋徽宗看。檄書中指責宋朝“貪婪無厭”、“遽瀆誓約”，還痛批宋徽宗趙佶“包藏禍心”、“昏迷不恭”。朝臣們在這個時候讓宋徽宗看金朝的檄書，其實是有催促他早下禪位決心的用意。
宋徽宗果真在看完金朝的檄書後，“涕下無語”。《續資治通鑒》中記載，宋徽宗此時心有不甘地說：“我平日性剛，不意金人敢爾！”他“忽氣塞不省，墜禦床下。”朝臣們趕忙把宋徽宗扶起來，召禦醫送來湯藥，讓宋徽宗喝下。宋徽宗喝了藥後，半天才醒來。他醒來之後，便命大臣們寫禪位詔書。禪位詔中說：“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這時，皇太子趙桓來到宋徽宗的禦榻前，“慟哭不受命”。趙桓的生親顯恭皇後王氏此時已不在人世，宋徽宗於是請鄭皇後前來勸說趙桓即位。鄭皇後來了之後，對趙桓說：“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讬汝也。”
然而，趙桓卻依然力辭不受。宋徽宗遂命內侍扶擁趙桓去福寧殿登基。趙桓“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隨後，趙桓還是三翻五次地竭力推讓，直到當晚才在朝臣們再三的勸說之下，奉詔即位，廟號欽宗。
宋徽宗從十二月十九日得知金軍入侵的消息，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便禪位給皇太子趙桓，前後不過四天時間。作為一個聰明絕頂的皇帝，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就做出了如此重大的抉擇，其中必然有著深層的原因。
後人大都認為，宋徽宗之所以要禪位是因為貪生怕死，沒有一國君主的擔當。還有人說，宋徽宗此時在位已經二十六年，因此厭倦做皇帝了。這些說法，故然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禪位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宋徽宗當時也才不過四十四歲，正值盛年。對於禪位這等大事，他居然僅花了四天時間就下定了決心，這其中是否會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呢？
對於宋徽宗內心的真實想法，外人永遠都無法知曉了。如果非要去猜的話，一個比較可能的原因，是宋徽宗根據自己對金朝實力的了解，在聽取了朝臣們的獻策以及經過自己的研判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東京必不可守。
從政和五年（1115年）馬植向宋徽宗獻“聯金滅遼”之策，到此時的宣和七年（1125年），整整有十年的時間。在此期間，宋徽宗和朝臣們從開始謀劃與金朝的結盟，到宋朝兩次北伐遼朝，再到通過談判從金朝手中接收過來燕京地區，後來又對燕京地區進行了將近兩年的治理。在此過程中，有關金朝的各種消息，包括金朝的國力與軍隊戰鬥力，應該說宋徽宗是宋朝中了解最多的幾個人之一。他在得知金軍入侵的消息後很快就認定：在金朝東西兩路大軍的夾攻之下，東京必失。唯一可行的辦法，隻有先行從東京撤離，之後再徐圖收複。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宋徽宗在禪位之後，對剛即位的宋欽宗和他的朝臣們說過這樣的話：“他人不知，我知此虜不可當也。予既往東南，教他皇帝去陝右下兵，圖收複。”
如此看來，宋徽宗之所以這麽快就下決心自己從東京撤離，甚至不惜馬上禪位給太子的原因，主要還是出於對金朝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忌憚。他似乎已經認定：東京不久將會陷落。而宋朝要想立於不敗，就必須去經營東南和陝右地區。如果說，宋徽宗在作出禪位的決定時有任何理性思考的話，或許這便是其理性思考的基礎。
從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宋欽宗趙桓開始禦臨崇政殿親政。《宋史》中記載：“是日，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重日相蕩摩久之。”當天，文武百官入朝向宋欽宗道賀。
宋欽宗隨即下詔發布一係列的任命：封少宰李邦彥為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副之；封太子詹事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封吳敏為中大夫、門下侍郎；封種師道為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製置使兼都統製；封步軍都指揮使何灌為河北河東路製置使兼副都統。同時，他還封立妃朱氏為皇後，並且依照前朝新皇登基的慣例，發布赦書大赦天下。
在隨後的幾天裏，宋欽宗每日都召見大臣們，同他們一道商議如何應對國家眼前所麵臨的危機。當時的朝臣中，主要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這兩派人常為是戰是和爭吵得不可開交。在宋欽宗所召見的大臣中，有一個關鍵的任務，那就是太常少卿李綱。
李綱曾於政和二年（1112年）進士及第，官至監察禦史兼權殿中侍禦史。宣和元年（1119年）時，東京發了大水，李綱上奏朝廷，認為此乃上天對國家內憂外患的警示。宋徽宗看了奏折，認為李綱的評論不合時宜，於是將他貶謫出了京城。直到宣和七年（1125年）七月，李綱才又被召回朝中任職，此時他已經四十三歲。
李綱是堅定的主戰派。《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他對宋欽宗建議說：“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定，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宋欽宗非常欣賞李綱，不久就下詔任命他為兵部侍郎。
從李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朝當時對金人開戰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十分清楚。有一部分朝臣甚至對金朝抱有幻想，以為既然宋徽宗已經禪位了，金朝或許會停止其南下的行動，轉而同宋朝進行和談。由於金朝在起兵後，曾經譴使來東京通告宋朝，因此宋朝此時也派出使臣隨金使北上，希望能同金朝達成議和。
正是在這種帶有期盼的氛圍中，宋欽宗手詔河北、河東諸州軍，要他們對金軍的行動不得輕舉妄動。《三朝北盟會編卷》中記載，宋欽宗的手詔說：“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時，使命交馳，歡盟無間，止緣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亡，致誤朝廷結怨鄰國，已致興師，既往難追，宜尋舊好，除已遣使知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使司務在持重，母得輕舉。”
然而，不久朝廷就接到探馬報告，說金軍依然繼續馳騁南下，已經快要逼近黃河了。由於黃河上的大橋是通往東京的門戶，要想保衛東京，就必須守住浚州黃河橋的這個要衝。當時，東京城內能機動的禁軍僅有兩、三萬兵馬。宋欽宗於是命梁方平率領其中的七千名騎兵匆忙出發，去黃河北岸的浚州防守大橋。
按理說，京師裏的禁軍，應該都是些精兵強將。可是，由於天下承平日久，此時的禁軍早已不堪戰事。《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不少禁軍的士兵連馬都不會騎：“軍士行者，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
同時，宋欽宗又下令讓步軍都指揮使何灌領兵二萬，奔赴黃河南岸的滑州，與梁方平一道守衛黃河，使金軍不能渡河。其實，早在宋徽宗禪位之前，就曾命令過何灌率禁軍去浚州防守。然而，何灌曾經跟隨童貫北伐遼國，見識過遼朝騎兵的凶悍。他不同意把禁軍的主力調出京師去同金軍進行野戰。他擔心，萬一這點兵力不多的禁軍在城外被金軍擊垮了，等到金軍殺到東京城下時，朝廷便會更加無兵可用。因此，他遲遲不肯帶兵出城。這次，由於宋欽宗催得緊，他不得不去，可是兩萬兵馬直到出發前也沒湊齊，隻好臨時招募了一些民兵來充數，其戰鬥力之差便可想而知了。
有人也許會問，《水滸傳》裏的林衝是八十萬禁軍的教頭，東京不就該有八十萬禁軍嗎？其實不然。
宋朝軍隊的數目，在宋仁宗趙禎的慶曆和皇佑年間達到了峰值，全國總兵力過百萬，其中禁軍的確有八十萬之多。後來，由於曆經王安石的變法裁軍，到了宋哲宗和宋徽宗朝時，宋朝的總兵力最多也隻有八十萬，禁軍大致約有六十萬。然而，當時禁軍的主力卻不在京城附近，而是分散駐紮在西北同西夏相鄰的邊境上。河北一線隻在燕京附近有幾萬兵馬，從燕京到東京之間的州郡裏，每處不過幾千、上萬人而已。此時，東京附近的總兵力不過十萬人，其中精銳的也就隻有二、三萬。這就是為什麽麵對金軍兩路十幾萬驍勇騎兵的大舉入侵，宋徽宗和部分的朝臣們會認為京城不可守的原因。
由於此時京師禁軍的主力都被梁方平和何灌帶走了，東京城的防守變得更加空虛，而各路的勤王之師還都沒有到達。於是，宋欽宗趕緊再次向全國各地的諸路帥司下達了勤王的詔令。他在詔令中說：“金人犯邊，諸道兵馬合入衛畿甸，除沿邊防守禦人外，令京東京西淮南西浙帥司，於正兵並不係正兵內精選驍銳，及招募武勇，委兵將官，星夜部發，赴姚古使喚。”
這時，金朝同宋朝開戰的傳聞，已經在京城裏慢慢地散播開了。緊接著，又傳出了宋徽宗內禪、皇太子登基的消息，這下一來，便更加引發了朝野的動蕩，使得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麽事。不少人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擔憂，期盼天下能夠早日重歸太平。
那天清晨，徐佳和起床後要去廚房用早膳。他剛出屋門，便覺得一陣寒氣迎麵撲來。他抬頭望去，隻見院裏樹木的枝梢上都披著一層白霜。當徐佳和走過院中的長廊時，看到父親正背著手在院裏踱步。
“家父！”徐佳和叫道。他趕忙走過去，又問：“外麵這麽冷，如何一個人在此？”
徐伯鑒回過頭，見是兒子，沒有馬上回話。他若有所思地又踱了幾步，才慢騰騰地走回徐佳和的麵前站住。四目相對，徐佳和吃驚地發現，父親在這幾天裏衰老了許多。
徐伯鑒緊鎖著眉頭，把將手裏攥著兩份公告遞給徐佳和說：“這兩份公告，你可都讀過麽？”
徐佳和接過來一看，原來其中的一份是宋徽宗的禪位詔書，另一份是宋欽宗剛剛發布的赦書。
《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宋徽宗在禪位詔書中說：“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內乂安，二十有六年。恭惟累聖付托之重，夙夜祇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計。皇子桓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鬯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為心，釋此重負，大器有托，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予治。”
宋欽宗在赦書裏這樣說：“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裏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禦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基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
宋徽宗的禪位詔書和宋欽宗發布的赦書，之前已在京城各處張貼公告，徐佳和早就讀過了。這時，他又匆匆地瀏覽了一遍，然後憂心重重地望著父親問道：“對當前動蕩的時局，家父如何看待？”
徐伯鑒依然沉思著沒有開口，過了半天，突然反問道：“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徐佳和思考了片刻，回答說：“此次女真人突然渝盟，從邊境舉事，京師震動是難免的。”他瞅了一眼父親，見他還在等自己的下文，才接著說：“隻是，太上皇突然內禪，實在出乎人的意料。而在這份禪位詔書中，對因何要禪位卻言語不詳，讓人多有不解呀。”
徐伯鑒聽了，攆著胡須點了點頭，答道：“我也在想此事。按理說，道君皇帝乃是剛強之君。此時突然內禪，該不單單是因為懼怕女真人。可惜，詔書中沒講清楚為何要內禪給東宮，難免會讓人猜疑。”
當時，宋徽宗在《罪己詔》剛發出不久就禪位，的確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解和疑惑。京城內外，各式各樣的傳聞沸沸揚揚、接連不斷，有人甚至猜測他是遭到逼宮才被迫退位的。
“當今朝野上下，人心不安。隻是不知時局會壞到何種程度？”徐佳和小心翼翼地問。
徐伯鑒歎了口氣說：“唉，如今外有金寇入侵，內有太上皇禪位，此乃多事之秋呀。國家一旦動蕩起來，想要重新歸於安定就難了。至於會壞到何種程度，沒人能說得清楚。”
徐佳和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地問道：“家父，您覺得女真人能攻到京城嗎？”
“這個難說。”徐伯鑒的神情非常嚴峻。他沉思了片刻，又說：“女真人心懷狼子野心，此次傾舉國之力，兵分兩路入侵我大宋，我料其一定不會輕易罷手。倘若兩朝自此交惡，天下就難以再重歸太平了。”他朝四下打量了一陣，又深深地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原想著能在這個院裏頤享天年，看來或許是個奢望了。”
“不至於吧。”徐佳和脫口而去。在徐佳和看來，大宋朝正繁華似錦，而且擁有百萬雄兵。就算是金人兵強馬壯、一時間或許勢不可擋。可是一旦兩朝長期地對峙下來，女真人不見得能占到什麽便宜。“難道還會變天麽？”徐佳和不以為然地問道。
徐伯鑒望著兒子，一字一句地說道：“我大宋自建朝以來，一百多年間，經過幾代人勵精圖治、治國理家，才有了今日的太平盛世。”他停頓了片刻，神情暗淡了下來，又說：“隻是，世間萬物的演化，乃隨‘勢’而變。天有其勢，為日出月行；地有其勢，為冬去春歸；人有其勢，為趨利避害。盛極必衰，自古如此。我朝之勢，在如日中天之後，難保不會自此衰落，而終至夕陽西下呀。”
徐佳和聽了，不禁皺起了眉頭。他覺得父親似乎過於悲觀了。“外麵冷，我們進屋用膳吧。”他勸父親說。
兩人終止了交談，一起朝膳廳走去。
用完早膳，徐佳和一個人心事重重地離開了家，去往城南的太學學堂。當他進到學堂裏，就看見有多位太學生們圍成一團，正在嘁嘁喳喳地爭論著什麽。
徐佳和走上前一看，原來這些太學生們正在討論是否要給朝廷上書。為首的那位言辭激烈的長者，徐佳和認識，乃是太學生的陳東。
陳東生於元祐元年（1086年），家裏自五世以來，都以儒嗣其業。政和三年（1113年），他以貢士入太學。如今，陳東已將近不惑之年，卻仍然未入仕，依舊是一名太學生。陳東為人倜儻負氣、灑脫不拘，時常大膽地抨擊朝政。不少熟人都覺得他的言論太過激烈，擔心會株連自己，時常有意地躲開他。
此時，陳東在人群裏慷慨地說道：“金人如此猖獗，國家衰弱至此，全是因為奸臣當道，政局腐敗。如今，新皇登基，百廢待興，正是朝廷鏟除腐敗、重振朝綱的大好時機！我等應稟陳聖上，廢除奸黨，銳意革新、中興我大宋。”他環視圍在自己四周的其他太學生們，大聲地問道：“我現已草書一封，準備明日伏闕上書給皇上，要求處死‘六賊’。有誰敢與我同去？”
陳東所提到的“六賊”，指的是宋徽宗朝中的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和朱勔六位重臣。在這六人當中，蔡京和童貫前麵已經提到過。兩人都是前朝太師，權傾一時，長期把持著朝政。另外的四個人，按照《宋史》中的記載，這裏也分別做個說明。
王黼，早先隻是通議大夫，後來連升八階而官至宰相。宣和四年，王黼為伐燕之事設經撫房，由三省直接控製軍權，獨攬軍政要務。在收複燕京的過程中，他與童貫曾鼎力合作。在燕京被收複之後，宋徽宗賜他玉帶，加官為太傅，進爵為楚國公。王黼善於巧言獻媚，粉飾太平。不過，當宋欽宗還是皇太子時，王黼曾因為想動搖其太子的地位而結怨過他。
《宋史》中對王黼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原來，以前每當遼朝的使臣造訪宋朝時，宋朝的官員通常都會帶著遼使繞道走，讓他們不知道由遼朝邊境到達東京的實際距離。而且，在宴請和犒賞遼使時，也都盡量低調而不奢華。而王黼則相反，或許是因為他對收複燕京過於心切，當金朝的使臣造訪東京時，他卻讓人帶領金使沿著官道走，從而讓女真人知道了從燕京到東京的直線距離。當宴請和犒賞金使時，又過於講究氣派和奢華，讓女真人滋生了侵宋之心。
梁師成，原本是一名宦官，卻善於揣測和逢迎聖意，為宋徽宗所龐信。他曾官至檢校太殿，凡禦書、號令皆出其手。有人懷疑他曾仿照宋徽宗筆跡，摻雜在頒布的詔書中，外人無法辨別真偽。當時，因為梁師成的權勢很大，貪汙、受賄、賣官、鬻職之事無惡不作，就連蔡京父子也得去諂附他，因此時人稱梁師成為“隱相”。當宋徽宗禪位時，梁師成曾持反對的意見。
李彥，與同朝的楊戩都是宦官。宋徽宗在位時，非常寵信他們二人。楊戩曾被任命為彰化軍節度使，後官至太傅。他與李彥在京東西路和淮西北路等地區的州縣裏，製定法令更新百姓的田契，逼迫百姓租佃廢棄的荒山、堤堰等土地，以便給朝廷增收租賦。租額一旦簽定下來後，即使發生了水旱、蟲災之類的災害也不能減免，使得當地許多的百姓深受其害，稱為“西城所”。宣和三年（1121年）時，楊戩病死，李彥繼為大內總管。他又把楊戩在之前收括的田地並入西城所，共得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宋史》中記載說：“由是破產者比屋，有朝為豪姓而暮乞丐於市者”。李彥還曾指使官員杖死良民千餘人，引起了京東、淮西地區民眾的反抗。
朱勔，曾任威遠節度使，也是宋徽宗的寵臣。他為了迎合宋徽宗追求奇花異石的嗜好，在蘇州設立了應奉局，花費大量公家的財物，搜求花石，再通過“花石綱”用船從淮河、汴河運回京城，給江、淮百姓帶來了沉重負擔。朱勔在討好宋徽宗的同時，還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巧取豪奪，廣蓄私產，生活糜爛，激起了極大的民憤。當年，江南方臘揭竿造反時，打得就是誅朱勔的旗號，結果一呼萬應，旬日之間，就聚眾數萬人，可見當地民眾對朱勔的痛恨。
陳東向朝廷伏闕上書的建議，得到了太學生們的支持和擁護。大家覺得，太學生們作為國之棟梁，在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刻，當然應該挺身而出、齊心協力地為國效力。他們群情激昂，一邊討論，一邊謄寫了給朝廷的奏疏，要求懲戒“六賊”，以謝天下。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太學生們的奏疏裏寫道：“……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敗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朆，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太學生們寫好了奏疏後，紛紛在後麵簽名。大家相約，第二天一早就同去宣德門外伏闕上書。
第二天早上，宋欽宗正在延和殿裏跟大臣們商討國事，忽然接到奏報說，有一群太學生們在宣德門外伏闕上書。
宋欽宗讓人把太學生們的奏疏取過來，仔細地讀了一遍後，心中非常高興。對於太上皇所主持和實施的聯金滅遼的“海上之盟”，宋欽宗一直持反對的意見。
不僅如此，太學生們在奏疏中所列的“六賊”，都是前朝的重臣。宋欽宗覺得，正好借懲處這六人收回他們的權力，這樣做既能使自己立威，又能讓部分的民怨得以發泄。這六位前朝的臣子，都是宋欽宗所不喜歡的人，更不要說王黼和梁師成，以前曾打算動搖他太子的地位，因此跟他尚有私仇未報呢。
不過，要對這六人下手，還須再等些時候。眼下，要緊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除了要布置抵禦金軍、守衛京城這樣的頭等大事，宋欽宗還得盡快更改年號。更改紀年的年號是新皇登基、君臨天下的一個標誌，稱為“改元”。如今新年將至，“改元”之事是萬萬拖不得的。
對於宋欽宗登基後的第一個年號，朝臣們經過商議，決定取名為“靖康”。“靖康”兩個字中的“靖”字，是“平定”的意思，源於《詩經》裏的“日靖四方”之句。“康”字是“安康”的意思，源於《尚書》裏的“永康兆民”之句。“靖康”，就是希望國家能夠在新皇宋欽宗的領導下，靖難安康，使天下重新歸複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