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塵封的曆史，一段無人提起便永遠消失的往事。作為一個尚存的見證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它記錄下來。
昆明主要的幾個基督教會，循道公會有在金碧路的錫安堂，內地會有在武成路的三一堂，聖公會有在東風西路的約翰堂和在文林街的文林堂。迄今其他教堂尚在，而文林堂已片瓦無存。
這裏先對現存的幾個教堂作一簡單介紹。
錫安聖堂位於昆明市金碧路中段南側，始建於1922年。1947年作了較大的改建。十年“文革”，該堂被工廠占用。1993年再建，坐南朝北， 北端設計為抱廈式三開正門，仿倫巴底式門廊裝飾半圓拱頂和兩個對應裝飾立柱。正門外兩側設計為城堡式建築連體側樓，正立麵用藍玻璃組合成通高的狹長裝飾窗。禮拜堂內加大前低後高的坡度，使觀眾席位每一個座位都有非常好的視覺效果。禮拜堂南端為四層結構，為昆明市基督教 “兩會”辦公地點。
1993年新建的錫安聖堂（張本美提供）
三一聖堂位於昆明市原武成路西段，始建於1916年。最初建成的三一聖堂，整體為一土木建築結構。禮拜堂坐北朝南，南端第三層門樓係全木結構，在1966年的一場大火中焚毀。2004年11月底，新的三一聖堂建成。 新建成的三一聖堂為整體鋼混建築，仿哥特式建築式樣。占地麵積1700平方米，建築麵積四千餘平方米，可容納兩千餘人。
焚毀前的三一聖堂，始建成於1919年。（劉鼎寅提供）
聖約翰堂位於昆明市東風西路東端昆明百貨大樓西側巷口(今東風西路96號，此段路舊稱萬鍾街)，始建於 1915年。抗日戰爭時期，隨著美國空軍進駐昆明，美軍中一些信徒每周都到該堂做禮拜，昆明聖公會亦改為從屬美國聖公會係統。該堂過於狹小，1944年擴建之後仍感擁擠。1947年拆除重建，1948年落成典禮時還由主教黃奎元宣布該堂為美軍在華助戰的紀念堂，並在堂的大門正麵牆壁上用大理石金字在左右兩邊分別用中、英文鐫刻成“紀念在華殉職盟軍將士碑”。以記念在抗戰中犧牲的美國飛虎隊17位飛行員。1986年重新開堂裝修時，這兩塊記念碑被加玻璃罩覆蓋，予以保護。
2004年9月，昆明聖約翰堂作為危房拆除，昆明市基督教 “兩會”準備在原址上重建新的聖約翰堂。
始建於1915年的聖約翰堂（劉鼎寅提供）
紀念在華殉職盟軍將士碑（陳秀峰、熊思遠提供）
犧牲的飛虎隊17位飛行員，其中有兩名是英國籍，有一名是瑞典籍，14名是美國籍。當時17位飛行員的骨灰包掛在教堂內牆壁兩側，1948年美國駐昆領館撤走時帶回美國。
提到基督教，你可能會聯想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但這頂帽子也太過抽象，當你知道以下故事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些基督徒的所為是很難用一種政府的行為或功利的行為來加以解釋。
抗日戰爭時期，在山西陽城傳道的英國基督徒艾偉德（Gladys Aylward），為了拯救敵戰區100多個處於危難之中的孤兒，以自己瘦弱的身軀，帶著孩子們翻山越嶺，穿過日軍封鎖線，經過27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安全的彼岸陝西扶風。她被稱為“中國孤兒的母親”。
100多年前，英國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放棄倫敦郵政銀行1000鎊的年收入，來到中國西南貴州畢節的苦寒蠻荒之地—石門坎，毫無保留地為石門坎的苗族人獻出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柏格理及同工創製了苗族文字，翻譯出苗文聖經，創辦了烏蒙山區的第一所小學，並率先開創雙語教學、男女同校。他們建起了遊泳隊、足球隊、舉辦運動會。他們還建立了當地第一所西醫醫院、中國第一所麻風病院，培養出貴州第一位醫學博士。
抗戰時期，曾有美國援華飛行員被日軍擊落在該地區，當地苗族人把他救下，並能用熟練的英文與他交流；據1945年國民政府的文化普查，漢族人每10萬人中隻有2.19個大學生，而烏蒙山區的苗族每10萬人中竟然達10人之多。
柏格理及同工在二三十年內，把這個全國最蠻荒的山區變成了苗族文化聖地，創造出苗鄉的文化奇跡。
2016年3月2日，應美國紐約愛樂樂團、英國倫敦愛樂管弦樂團邀請，來自雲南富民縣的“小水井合唱團”走上了美國和英國的舞台。他們演唱了《茨崗》《C小調合唱幻想曲》《哈利路亞》等世界名曲，以及《小河淌水》《彩雲追月》《長街宴》等雲南民歌。“小水井合唱團”用其善良和淳樸的美聲唱法，唱出屬於自己的聲音。
其實，小水井合唱的淵源可追溯到本世紀三十年代，1937年澳大利亞籍傳教士郭秀峰將福音傳入小水井村，並於當地設立了教會和唱詩班，許多老人都學會了高難度的多聲部合唱，並一直傳承至今。
遠的不說，民國以後，中國政府一再表示對各宗派一視同仁，基督教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中美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達到一個新的高潮，除庚子賠款的返回，美國民間企業家和教眾康慨解囊，除了在中國傳道事工之外，並致力於各種社會事業，如建設大學、醫院、書局、救濟院、孤兒院等。比較著名的中學早期有煙台中學，後期有培正中學、培道中學等，大學則有燕京大學、嶺南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湘雅醫學院、華中大學、震旦大學、津沽大學、輔仁大學和靜宜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
回到主題，1939年，正是中國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時候，國內各大學多遷往西南各省。此事引起香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教何明華（Ronald Hall 英國紐加素人）的注意。何明華十分關注中國的教育，尤其重視學生的工作。何主教親臨昆明選址開堂，看中西南聯大附近昆明文林街上的一棟房子，租為教堂。由趙紫宸主持，白約翰協理。白約翰是英國人，在華南有過學生工作的經驗，並長於文學，善於寫作。在他給差會工作報告中，曾將雲南民俗風情描寫得非常生動。
1940年初，由教會出資舊幣9200元購得產權並改建，取名文林堂。戰時的昆明，文林街雖是一條小街，可西通西南聯大，東接雲南大學，北臨昆師北院，是文化人雲集之地。文林堂成了大學師生的基督教活動中心，這期間參加禮拜的師生可達300人以上。光是聯大的基督教協會會員已達40人，包括社會學係的教授潘光旦、機誡工程係教授殷祖瀾等。
1941年底，趙紫宸將堂務交由張紹桂負責白約翰協理，張亦是西南聯大講師，就便在聯大設學生顧問處，資助困難學生，並解答學生的心理問題。
除了周日的佈道，文林堂常舉行音樂會和各種講演，來的自然是大學名家，劉叔雅先生和吳宓先生推出的《紅樓夢》就轟動一時！一日，吳宓先生在街頭漫步，見一家飯館掛著“瀟湘館”的招牌，頗為不悅，徑自找到老板，“能不能我給你一些錢，你把這名子改了？”因為林妹妹會不高興的…
那個年代，文林街處處是大師的身影，沈從文，老舍，金嶽霖曾在文林堂一側金雞巷的小客廳聚會，據汪曾祺回憶，金嶽霖談興正濃，突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說著從後脖領處捉出一隻跳蚤，甚為得意。教授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湯用彤先生一身布衣，在文林街小館吃鱔魚米線的情景竟讓一位哲學係的女生感覺很滑稽。
值得一提的是，聯大最年輕的教授，語言學家張清常，在音樂方麵亦有較深的造詣。聯大校歌，男女聲四部合唱的曲譜就出自張清常之手。張先後指揮過聯大及其附中的5個歌詠隊。除了校歌，還演唱過黃自的《旗正飄飄》，賀綠汀的《遊擊隊歌》， 劉雪庵的《長城謠》，德沃夏克的《念故鄉》，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的《花的圓舞曲》以及舒伯特的名曲《鱒魚》。
據張清常回憶：“當時在聯大附近大西門內的文林街有個文林堂，是基督徒聚會的地方。每逢周末晚上那裏便用留聲機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唱片，有時我深夜偶然路過那裏，若斷若續的貝多芬的交響樂每每將我吸引而不忍離去。實際上，那時的留聲機的聲音既單薄又微弱，在院內屋裏播放而在大街上聽，即使是夜深人靜時，所能聽到的也隻是交響樂裏的一些最強音，要靠聽者用自己的音樂修養來連綴它才成為樂章。由於聽者專心致誌地捕捉任何一點微弱的音符，精神高度集中，調動自己每一個腦細胞的最高功能，對樂曲的印象極其深刻。在戰爭年代，這就算是我，一個窮教書匠最高的精神享受樂。 ”
大半個世紀過去，你不能不感歎，這文林堂前，文林街上，這中國一代文化精英靈魂遊蕩過的地方，大學與教堂共存，是怎樣一種包容和自由！
時間推到1949年前後，雲貴聖公會已由英國聖公會係統轉為美國聖公會係統。時任中華聖公會雲貴教區主教的黃奎元以美方聖克利司通主日學兒童捐贈款7000美元重建文林堂。
80年代殘破的“文林堂”外觀（張衛民提供）
新建的文林堂位於文林街115號，為兩層樓灰磚西式建築。兩條窄窄的小巷分隔開兩邊的民宅。大門右手邊是兩排整齊的長方形窗子，一樓窗外還嵌有綠色的鐵護欄。三角形屋頂豎有一灰色的十字架。拱形的大門上部為半園形彩色玻璃天窗，下部是兩扇寬敞的雕花木門。
為了便於與美方溝通，英語能力強的湯山英與江漢章頗為黃奎元所倚重。1949年7月，湯山英赴美巡回演講籌款返回後即任文林堂堂長、主持佈道。同年11月調惠滇醫院任院長，11月底江漢章牧師繼任文林堂堂長後10天，雲南宣告和平解放。
湯山英與江漢章早年都曾就學於上海聖經翰大學文學院及神學院，有著長期在聖公會教會工作的經曆並在多所大學裏擔任過英語教職。
解放初期，雖然與美國聖公會的聯係已被切斷，但在宗教政策方麵相對寬鬆。江漢章作為宗教界人士曾擔任過省人民代表 、市政協委員並響應政府號召，積極開展基督教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
在自治方麵，每年經全體信眾醞釀，推出董事會人選。以1957年9月的文林堂簡訊為例：“產生下列7名為我堂新任董事：劉繼武（董事長）、譚坤山（書記兼會計）、葉俊鬆、肖國鈞、朱邦英、張雲卿和劉振海等7位同道。” 每月第一主日舉行聖餐大禮拜後，召開董事例會對本堂今後聖工及聯係工作提出意見。
在自養方麵，籌辦養雞場；開發自製雪花膏、皮鞋油；開辦鋼琴培訓班等等，用以維持教會的運作，亦可補貼家用。據檔案記載，1955年8月至1956年8月收入88386元人民幣，而1956年9月至1957年8月收入126526元人民幣，淨增43.15%。收入雖不多，仍在文林堂、雲南大學和師範學院組織青年團契，給困難的青年學生提供部分獎學金。當然，後來這也成了在學生中搞迷信活動，用小恩小惠拉籠腐蝕青年的罪狀。
在自傳方麵，每周日進行例行禮拜並設立聖餐日；在救主受難日、複活節與聖誕節都舉行紀念禮拜。由江漢章牧師佈道。參加該堂活動者計51人。實際經常參加禮拜約25人
可能是長年從事教會工作，較深的沉浸於基督教的理念之中，湯和江在政治上卻十分幼稚。湯山英在美的巡演中，有人提問，如紅軍佔領了全中國，中國將成為什麽樣子？湯答道，中國永遠是中國！江漢章也一直超然於政治，認為隻要誠懇待人，做好教會工作就好。二人最後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了。
1949年8月，毛澤東在《“友誼”還是侵略？》裏說“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很快就切斷了中國社會原有的與美國的多渠道民間聯係。 雲貴聖公會與美國聖公會關係密切，教會中人與美國傳教士多有往來，在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中無疑是清理的重災區。1955年湯山英被判5年勞改，1959年江漢章被送勞教，文林堂從此永遠關上了那扇沉重的大門。
最後應該提及的是，1957年昆明宗教界高層，各教堂主理牧師集中學習交代問題，約翰堂的劉華翰因反革命罪行被批捕。到1958年，各教堂聚會和講道已不再被允許，處於封禁狀態，教堂被劃歸昆明房管局。1979年三中全會之後宗教政策有所鬆動，原有教會房產歸還昆明市基督教兩會管理。教會恢複禮拜後，能夠開堂的隻有錫安聖堂、三一聖堂堂和聖約翰堂三間教堂了。
文革後期，我從農村回來的時候，曾特意去文林堂看了看，小禮堂已被分隔成許多小間，被革命群眾占為居所。90年代末的文林街擴建工程中，文林堂最終被徹底拆除，在文林街的曆史中劃上了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