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河，喜樂的河，
緩緩地流進我的心窩。
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
頭上的烏雲，心中的憂傷，
全都灑落。”
生命的河也許充滿了淒冷的風雨，生命的河也許沐浴著溫暖的陽光。生命的本質應該是起伏跌宕，氣象萬千。
老一輩藝術家謝晉和秦怡一直在我心中。能觸動我的不是他們那過人的才華和絕世的容顏，而是他們對智障和患病孩子的深愛和無怨無悔的付出。這裏閃現的是人性之光，迸發出的是悲苦人生中頑強的生命力！
著名導演謝晉創建了一個獨立而龐大的藝術世界，但回到家，卻是一個常人無法想象的天地。他和妻子徐大雯結婚後生了4個孩子，其中兩個兒子阿三和阿四都是智障。謝晉和妻子為了阿三和阿四可是操碎了心。
餘秋雨曾回憶說：
“他有時也會帶著兒子出行。我聽謝晉電影公司總經理張惠芳女士說，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輛麵包車，路上要好幾個小時，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謝晉過一會兒就要回過頭來問：“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嗎？”“阿四要不要睡一會兒？”……每次回頭，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我曾多次在他家裏吃飯，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圍著白圍單、手握著鍋鏟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萊塢明星、法國大導演、日本製作人，但最後謝晉總會搓搓手，通過翻譯介紹自己兩個兒子的特殊情況，然後隆重請出。這種毫不掩飾的坦蕩，曾讓我百脈俱開。
“在客人麵前，弱智兒子的每一個笑容和動作，在謝晉看來就是人類最本原的可愛造型，因此滿眼是欣賞的光彩。他把這種光彩，帶給了整個門庭，也帶給了所有的客人。”
秦怡喚兒子金捷“小弟”，小弟是“乳名”。小弟在“文革”期間受到驚嚇，患上精神分裂症並且終生未愈。秦怡不忍心把兒子送進精神病院，從此幾乎一生把兒子帶在身邊。
1979年，秦怡在海南拍《海外赤子》，因為拍攝時間長，便讓小弟一起同行。高達40多度的高溫使兒子變得煩躁起來，開始動手打人。每次拍片回招待所，小弟就抓著母親往死裏打。為了怕臉被打傷影響拍片，秦怡隻好抱著頭、捂著臉、彎著腰，任由他打。在無法管束的情況下，秦怡把小弟送進精神病醫院治療。住了半年多，小弟的狂躁症狀終於穩定了下來。兒子想家心切，說：“媽媽，我好了，你讓我回家吧，我保證今後不會再打人了。” 說也奇怪，從那時到現在，20多年過去了，小弟再也沒有打過人，病情也漸漸穩定了。而這個奇跡的背後，除了藥物的作用外，不知浸透了母親多少心理和情感的撫慰。
小弟從小就喜愛塗鴉。一次秦怡偶爾發覺兒子對繪畫的興趣，給兒子買了紙筆，又請老師上門輔導，並盡量擠出時間陪兒子學畫。試著用“丹青療法”，讓他靜下心來，這一招果然奏效。遇有好天氣，秦怡就陪他上附近的衡山公園去寫生。
秦怡對兒子的付出，讓到上海訪問的國際影星施瓦辛格十分動情，他用25000美元買走了小弟的一幅畫《衡山公園寫生》。他說：“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國影星，她的表演真、善、美。同時她又是一位偉大的母親，為了患病的兒子，她做了太多太多。”
令母親高興的是，小弟也在為慈善事業添磚加瓦，已創下了三十多萬元的好成績。
謝晉走了，阿四不知道，他不能理解“死”。他發現，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彎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門邊。
小弟病逝，秦怡白發人送黑發人，結束自己42年與兒子相依為命的生活。小弟留下的最後一幅畫作是《我愛我的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