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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悲觀情緒在最近幾個月四處湧動，而對“中國崩潰”的憂慮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經通過各大股市衝擊了全球各國。看似幾乎每個人都在做空中國。
人們很顯然有足夠的理由去憂慮：GDP增長大幅放緩;企業負債率創下曆史新高;貨幣匯率下滑;股票市場極為動蕩;同時資本正以驚人的速度流出國門。而問題是為什麽發生這種情況，以及中國是否能在一切為時已晚之前解決這個問題。
流行(也是官方)的觀點認為，中國正在向GDP增長放緩的“新常態”轉變，轉而由國內消費而非出口來支撐整個經濟。和往常一樣，有一係列經濟研究成果來證明這一概念的正確性。但這種解釋，雖然唾手可得，卻隻能提供虛假的安慰。
中國的問題並非在於其“正在轉型”，而是國家部門正在扼殺私營部門。國有企業享有的廉價土地，廉價資本以及優待政策削弱了私營企業的競爭力，因為後者麵臨高額的借貸成本，往往需要依靠親朋好友實現融資。其後果是許多民營企業已經脫離了自身的核心業務，轉而投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投機。
中國家庭也遭到了擠壓。在短短15年間，家庭收入與GDP的比率從70%下降到了60%。除非中國家庭都能從經濟增長帶來的獲益中取得自己應得的份額，否則很難想象如何能發起一股消費熱潮。很顯然，中國必須采取大膽的措施來釋放私營部門的活力並刺激居民消費。
中國過去已經證明了自身擁有消除重大扭曲從而促進增長和吸收多餘債務的能力。在1980年代後期，GDP增長的下跌(年人均增長率在1989年達到2%的低點)，不良貸款總額的上升催生了對中國經濟崩潰的預期。但崩潰並未發生。相反，中國政府推出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各行業的大規模私有化，取消價格管製和廢除保護主義政策和法規。
國家私營部門的年均生產率有所增長，而國有部門的生產率增長更快。這種生產率的增長貢獻了約三分之一的中國GDP增長量——後者的增速也加速至兩位數。在此期間，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堪稱另一個大膽的邁進——也是實現這一成功的主要因素。
然而這一回，中國政府所麵對的任務在各種政治及社會約束因素的影響下變得複雜了。當前中國所需的經濟改革需要政治改革作為前提;但這些改革又被可能引發相關社會後果的擔憂所阻礙。如果中國要避免經濟衰退，就必須徹底改革其治理體係——以及背後支撐這一體係的理念——同時也不能觸發過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對此的好消息是，中國在這方麵有良好的記錄。畢竟使中國實現了35年經濟繁榮的原因就是根本性的思想轉變。這種轉變強調經濟發展高於一切，而那些經濟增長的領頭羊則受到保護、推崇，甚至在必要時，得到赦免。
如今正需要一個類似的意識形態轉變，隻是這一次的重點必須放在體製發展方麵。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基於效率的提升，生產率提高和創新——隻能在一個有效的製度框架實現，這需要在政治和監管體係上實現根本性的變革。隻有克服既得利益，建設更加高效的官僚機構，並通過法治牢牢束縛，才能使中國所需的改革得以推進。
讓事態更為複雜的是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矛盾——城市和農村人口之間，產業之間，以及私營和國有部門之間。群眾抗議和社會動蕩的可能性阻礙了政府當前實施變革的決心。但隻要各方能協調一致，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讓更多的人得以分享更大的一份經濟蛋糕，還有更透明的治理和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中國政府就能會強化其合法性和可信度。這反過來將強化當局確保穩定的能力。
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驗表明，國家是可以從當前的困境中奮起的。由於重大改革進程隻完成了一半，中國還有巨大的潛力去實現基於效率和生產率提升的穩定增長，而不僅僅是依賴消費。一旦關鍵的扭曲因素得到消除，同時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和人才——得到更有效地分配，中國就能繼續向高收入水平進軍。
中國政府可能會在初始階段麵臨困難;畢竟最難的事情莫過於對自己動刀，而實現對症下藥則更難。但是如果經濟惡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也就不得不采取行動。在西方，好年景可能是危機的溫床;而在中國，危機恰巧是良好局麵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