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 為什麽隻有中國能一直向著天下為公前進

範勇鵬：為什麽隻有中國能一直向著“天下為公”前進

發布人: 吳夢琦  發布時間:202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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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第一集：天下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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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勇鵬：

今天我就跟大家來聊一聊黨和中國政治傳統的關係問題，這方麵有很多值得展開談的方麵，比如黨的製度建設、戰略思維、治國理念，都包含著很多中國政治的傳統因素。今天我想從理念方麵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首先我們來講第一個字——“公”，就是“公共”的“公”。

中國共產黨特別喜歡講究一個“公”字，我們從文獻裏邊看到，比如早期的李大釗、毛澤東都喜歡講“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裏邊也講到了“天下為公”這個詞，今天我們還經常講“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講“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還講“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包括我們的入黨誓詞，裏邊也有一句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這背後都是一個“公”字，“天下為公”這四個字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理念的一個關鍵詞。

談起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之間的關係，肯定是離不開“公”這個字的，“天下為公”這個觀念來自哪？我認為它來自中國的曆史傳統。

“天下為公”是中國政治傳統的獨特觀念

我去過一些國家，不管到哪兒都會去華人區，那麽很多地方的華人區都會有一座懸掛著“天下為公”的牌坊，而且往往是孫中山先生的手書，似乎這四個字已經刻在中華民族的基因裏，不管我們遷移到哪，都會帶著這個“公”的理想落地生根。這個字，它就反映了中國政治傳統裏邊的一個獨特觀念。

日本曆史學家溝口雄三他就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他說這個“公”字在中國不僅僅指公家、公室，而且衍生出了一個新的含義，就是“公共性”。同樣使用漢字的日語裏邊卻沒有這層含義。以我自己對世界曆史的了解，似乎在其他文明裏邊確實也沒有見到和我們中文裏邊這個“公”字完全對應的這樣一種詞。

比如英語裏的public，我們把它翻譯成“公”，但其實它並沒有我們中文意義上的這個“公共性”的含義。它最初指的是幾層含義，大眾的、公開的、廣場的、政府的等等。我們習慣用中國人的觀念來理解這個詞，實際上它的含義是大有不同的。

比如像“大眾”，“大眾”不一定是公共的，因為不同的大眾群體他會有自己的私利。所以比如今天我們看到西方的這種利益集團政治和身份政治，它很多都是代表大眾裏邊的一部分人的私利。

比如“公開的”也不一定是“公”。美國這些西方國家的政體裏邊，它的權錢交換是可以合法化、公開化的，雖然公開了，但仍然是一種大私。比如我以前在觀視頻講過，美國的反腐它的一個神器就是法律。跟我們通常理解的不一樣，它是通過不斷地立法，把各種各樣的腐敗行為給合法化，讓它成為一種公開的權錢交易。

“在廣場上發生的”也不一定是“公”，比如廣場政治它會帶來黨派鬥爭，在這個小規模城市國家裏邊，黨派為了私利鬥爭而不惜犧牲社會整體利益的例子，舉不勝舉。

比如意大利哲學家馬基亞維利，他有本書叫《佛羅倫薩史》，在這個書裏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佛羅倫薩城市共和國，在幾百年的時間裏邊內鬥不已。另外宗教因素也會進一步地加劇派係，可以說在西方曆史上黨派之爭就是政治生活的主流現象。

相比起來，在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裏邊，黨爭被視為一個極壞的現象。一旦黨爭成風，往往王朝就要衰敗了。今天西方的政黨政治仍然如此，也就是說“party”這個東西，它就是公然地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權利和利益，它並不符合中國人對“公”字的定義。

那麽最後“政府”是不是一定代表“公”呢？也不一定。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因為在我們的曆史經驗裏邊，比如像國家機關、地方政府這樣的東西，它是和私人實體完全不同的一種公共實體。但是在西方，特別是中世紀末期以來，比如像歐洲的國家，城市、地方政府、教會甚至法院，它在法律上都是一種私權實體，是私人法人，所以它適用於規範私人契約和財產關係的司法，這一點和我們中國東周以前的狀態有點相似。

美國它也是產生於這樣一種政治基礎。美國最早的13個殖民地，它在法律地位上其實都是私人法人，所謂的聯邦製和代議製，就是這些法人結合成更大的法人的一種法律和政治工具而已。另外今天世界上多數國家，其實它的政府和我們的曆史大不一樣，它是由私人公司演變而來的。

比如很多的拉美、非洲、南亞、東南亞國家，在曆史上都不存在，或者是不以現在的國家形式存在，是西方的殖民者在當地建立了貿易公司，比如像英國、荷蘭這些國家的東印度公司等等，這些公司奠定了他們的製度和國家的基礎。

後來是隨著這些人民的反殖民化，殖民地的獨立才逐漸演變成國家。那麽在這些以私權為曆史根基的文化裏邊，他們對“公”這個字的理解顯然跟我們是非常不同的。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追求公共性

我們中國人很早就有了對這種公共性的追求，在《禮記》的大同篇裏邊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句話承載著中國人幾千年的夢想。天下、國家應該是公共性的，而不是任何個人或者人群的私產，更不可能是私有的法人實體，而是天下蒼生所共有的。就像《呂氏春秋·貴公篇》裏邊所講，“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這種“公”的觀念後來還升華到哲學層麵，發展出了一種大公無私的聖人觀念。

比如像老子講的“聖人不仁”，比如像韓非子也認為自然界是沒有感情的，對任何東西都不分親疏，那麽如果人能夠做到像天地一樣無私，你就達到了聖人的境界。所以韓非子講“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體現在政治理想裏，就是統治者不能有所偏私。

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漢文帝即位的時候，他來到長安的渭橋邊，當時的太尉周勃想私下跟漢文帝說句話，宋昌就攔到前麵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什麽意思？就是說你要講的是公事，那麽就敞開地言。如果說你講的是私事，那麽王者是沒有私事的。所以其實言下之意很清楚了。當然客觀上它是利用公共性的原則想來樹立新皇帝的權威。

第二個例子就是明代的名臣王用汲當時給皇帝上了一個奏折說：“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而他其實也就是想用這種公共性的理想來規勸皇權。

但是這個夢想在中國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在今天世界上多數地方到現在依然沒有，人類社會都是從極小的家族和部落群體發展起來的，一直到國家的產生，都是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私有製度。

比如在原始社會，雖然普遍存在這種所謂的部落公有製，但是一旦超出了部落的範圍，那麽大家之間就是敵我的關係，是可以互相掠奪屠殺的，叫“強者恒強，弱者愈弱”。人們總體上是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那麽為了改善人類的生存境況，逐漸產生了對公共性權利的需求。所以像我們熟悉的這些大禹治水、神農氏、有巢氏、燧人氏，甚至像愚公移山這樣的傳說，它其實都是反映了這樣一種需求。

那麽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家大多數也是從這種原始狀態來推導國家和政治秩序的起源的。有一點非常遺憾的就是我們國內的政治教科書或者政治課堂上，老師們一講國家起源通常都是從霍布斯、盧梭、洛克他們所謂的社會契約論來講起，講所謂的自然狀態。

其實我們中國的古人很早很早都談過這方麵的問題，比如像管子就認為聖人就是為了“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柳宗元也說“強有力者出而治之”，所以他講“用號令起而居臣什伍之法立。”還有黃宗羲，更是強調公共性的需求。他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所以我們看到“興公利，除公害”就是中國國家的一個基本使命。

國家的公共性是逐漸演進的

但是國家的公共性它是逐漸演進的。比如說我們在周代采取的是封建製度，經過文王、武王到周公三次大的分封基本上成型，雖然周的這個天下製度有一定的公共性，諸侯在自己的國中也有一定的公共性，但是這個封建製度在本質上仍然是基於宗法血統和私人的權利義務關係的。

比如《左傳》開頭就講鄭莊公為周平王卿士，也就是說他在鄭國是國君，他到了周王廷則是周平王的臣屬，回到封地又有自己的一套宗法卿士，在這樣一種等級依附體係之下，人是不平等的。

所以國家也不像我們今天認為的是一種公器，比如在周代就存在一種叫鄉遂製度，有國人和野人之別。

那麽野外的這些野人或者鄙人就不需要當兵，隻需要提供一些公共勞役或者貢獻一些食物。那麽這一點很巧，就像近代之前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搞過類似的製度，比如說穆斯林就當兵不納稅，非穆斯林就納稅不當兵，它背後是一種什麽理念呢？就是說隻有當兵的你才是國家的主人。所以在這樣的體係下，這個“天下”不完全是“公天下”。

不過要說明一點，就是人們特別喜歡把西周的封建製和歐洲的封建製來做對比，但是其實中國在西周的公共性程度就已經遠遠高於西歐的中世紀了。比如說西周講究天子建國，隻有周天子可以封建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另外天子直接來操縱諸侯的建國，甚至連都城都要由天子派人來幫助建設。天子還保留對大中型諸侯的重要官員的任命權。

比如按當時的規矩，大國三卿都要由天子來任命，次國三卿裏邊有兩個卿要由天子來任命，其實就都是要確立天子對天下的一個共主地位，已經具有國家權力的公共性特征了。

而在歐洲封建時代，這個分封權是不局限於國王的，比如像在法蘭克、德意誌這些地方，大小貴族都可以一路向下分封，最後形成大家熟悉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這樣一種現象。有時候國王隻是貴族裏的第一人，而不是真正的天下共主。

王國維就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西周“天子之尊，非複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這一點跟歐洲是非常不同的。錢穆先生也很早就指出，中國的西周封建與歐洲封建製是不同的。

那麽後來到了東周，禮崩樂壞，戰亂頻發。最開始是“政出天子”，後來就變成“政出諸侯”，再往後就變成“政出大夫”。

司馬光在編《資治通鑒》的時候是從晉國三家分晉開始的，為什麽？因為晉國當時封趙、魏、韓三家為諸侯，實際上就是壞掉了我剛才講到的諸侯不得專封諸侯的規矩，從此開始公室衰、私門興。所以孔子當時講“是可忍孰不可忍”。那麽諸子百家在這個時候都表示了對這種私權割據的不滿和對理想社會的設想。經過戰國時期的一係列改革，最終由秦統一了天下，初創了第一個具有普遍公共性的國家製度。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秦本身它不是出於公心，秦始皇想的是什麽？是我一家一姓永遠統治天下，這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私心。但是我們中國曆史的規律發展到這裏，已經展現出了推動公共性實現的強大邏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隻不過是借著秦人的手來實現。

後世王夫之就講過一句話，說“天以其大私以行其大公”。

具體來講，比如像秦它廢除了貴族，讓天下人都成了百姓。當時秦的博士淳於越就跟秦始皇提過建議，說“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後來司馬遷也說，說“使秦無尺寸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

另外，秦還廢除了基於私人權利關係的封建製，建立了具有公共性的皇帝製度和官僚製度。這個官僚製度很有意思，它在國家管理者選拔上不斷地進行試錯，最終達到了越來越靠拚考試而不是拚爹的這種科舉製。這種主要通過考試和吏部來選官的製度，到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還都沒有達到。

在財政上和國家治理上，秦也廢除了基於人身的等級結構，逐漸轉向了基於土地來征收賦稅和設置行政區劃的原則。西周晚期就開始形成了王室和國家之間的區分，也就是我講的公私之分。後來發展到戰國秦漢，逐漸形成了成熟的皇室私庫與國家公帑之間的區別。

所以我們毛澤東主席有一首詩裏邊就講“百代皆行秦政法”，說的就是秦所奠定的這種公共性國家模式。

中國古代國家一直在跟各種私的力量競爭，包括諸侯王、巨商大賈、士家大族、地方豪強、割據勢力，背後當然有統治集團的這種私利，有權利和利益的鬥爭，但是客觀上我們看到國家的公共性是在緩慢上升的，當然也有不同時期的倒退。

比如民國時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時期，私的力量開始占上風。比如當時有句話叫“蔣家天下，陳家黨”所謂的四大家族，這都違背了中國人幾千年的這種公共性理想。

當然曆朝曆代它都脫不了地主士大夫和官僚集團的專製，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我們才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公共性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初步實現了“天下為公”的夢想。

我們的製度和發展都還不完美，但是隻有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才會向著“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目標前進。

從古至今絕大多數地方仍然是私權橫行的天下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其他的國家不是這樣嗎？的確如此，我就以歐洲為例跟大家講一講，比如像古希臘、古羅馬，我們都知道它是以係統性的奴隸製為經濟基礎的，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性國家。

另外羅馬的製度它也是以羅馬城的城邦政治、羅馬人的軍事征服和聯盟體係為基礎的，並沒有建立起秦漢這樣發達的公共官僚製度。後來到西歐中世紀的這種封建製度，它就更加倒退了，幾乎完全是以領主、封臣和農奴之間的這種私人權利關係來維係鬆散的政治組織。

歐洲封建製度的基本原則就是私權和私權之間的契約。我們知道在古羅馬時代曾經盛行那種非常宏大的公共工程，但其實羅馬崩潰之後，這些東西消失了將近一千年，一直到近代，才產生了國家要提供公共基礎設施的觀念。

法國著名史學家布洛赫就發現一個現象，說西歐的國王們到12世紀才產生了國家要負責公共事務的觀念，才意識到我這個國家是要有公共性的，我需要來維護國內的和平，我要去修路、去建橋。

隨著歐洲封建製度開始向現代官僚製國家進化，西方世界也開始產生了一定的公共意識，但是它同時也遇到了一個資本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又是一種非常強調私權的社會，因為它是以財產權和契約法製為基礎。

大家看一看今天所謂的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天天講的都是產權、契約、自由、法製、公民社會等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在現代社會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些概念的本質就是私人的利益和權利，需要由公共性的國家來加以調節製約。

很多人喜歡講把公權力關進籠子，公權力確實是需要製約的，但是我們也要意識到，公權力如果關起來了，放出來的是什麽權力？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等於是直接在封建製度的底座上嫁接了一個現代的代議製度，說白了就是用一種現代私權繼承和取代了中古時代的私權。

所以今天西方的製度和中世紀的封建私權製度之間有很強的親緣關係。

比如像代議製、選舉製這些東西，表麵看非常現代，實際上原本它是貴族製度的典型。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帶著封建思想和封建等級的胎記。其實不僅僅是歐洲，在中國之外的幾乎所有地區，包括像中東歐、俄羅斯、日本、土耳其、印度、美國等等這些地方，都長期停留在私權製度的階段。

我們古代的這種公共官僚製度和科舉這樣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方式，在所有這些地方都是到18世紀之後才出現的，到19世紀甚至晚至一戰之前才基本成型。其中美國是最晚，美國大概是到1883年才建立了文官製度。

但是即使到今天，多數國家的文官製度還仍然保留有貴族遺風。為什麽這麽講？西方的文官製和中國的官僚製有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它分政務官和事務官。事務官代表著現代性、代表著理性國家和技術官僚，而政務官或者所謂的民選官員、民選政客，它則代表著封建或者資本特權等級。

比如日本的政務官背後就是有非常深厚的家族和等級的背景的。

另外美國它的任命官員這樣一群人背後也充斥著大資本家的代表。所以不管表麵看起來怎麽平等，怎麽公共，它無非都是為了掩蓋這些國家權力結構的私權性。

今天幾乎所有國家的文官製度都存在這個問題。

放眼世界，今天絕大多數地方仍然是資本和地主私權橫行的天下。隻有我們中國中國共產黨不忘天下為公的初心，堅定不移地追求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和共產主義。從我們去年的抗擊疫情，脫貧攻堅全麵小康，一直到我們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有這些東西如果離開了我講的“公”字，我們都很難去真正地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