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美高層論壇全場熱議中國，作為唯一在場的中國媒體人發現了什麽？
核心提要
1.從阿斯彭安全論壇現場嘉賓對所謂的“中國版珍珠港”提問的反應來看，美國政策精英們普遍認為，討論中美之間的熱戰不具有現實意義。而美國軍方和國會高層也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類比過於簡單化——“冷戰時期像是玩國際象棋，今天像是在玩魔方。”這構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兩條基線。
2.在對華關係方向上，“修昔底德陷阱”等宏觀國際關係理論已經少有人討論。美方學界和國會代表都突出了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希望借此了解中國的外交決策，甚至直接就政治社會話題施壓。另一個關鍵詞是“經濟戰爭”，即美國在“小院高牆”之後，將使用更廣泛的經濟政策和手段，弱化對手的經濟能力。
3.在戰略方向上，美國希望聚焦中國，但是現實情況並不允許。在俄烏、哈以等多個衝突存在的情況下，美國試圖以“邊走路邊嚼口香糖”來處理多個目標，但前景也並不樂觀。同時，美國希望深度團結盟友實現“綜合威懾”，但受限於財政支出，也受限於2024年選舉特朗普上台的影響，前景堪憂。
4.關於中美競爭的未來，目前華盛頓仍以防禦性的情緒為主。但是根據和其下一代決策者接觸的經驗，他們具有更強的事業心、更加具象化的思維方式、也更習慣於質疑習以為常的假設，可能出現一些變數。而加強下一代人力資本投入，促進中美政策界更多交流，可能是未來中美良性競爭之道。
作者丨鳳凰網國際主筆 侯逸超
發自美國華盛頓
“感覺怎麽樣？作為中國人你會很有壓力嗎？”對麵的喬治城大學女生Elizabeth關切地問我，神色溫和。
“沒關係，我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我苦笑一聲。
來到12月7日的華盛頓阿斯彭安全論壇之前，我猜到中國話題會很流行，但是沒有想到會無處不在，而且批評占98%（全場誇中國的兩句：政府效率高、AI應用牛）；我也猜到自己會是少數派，但是沒有料到會成為絕對少數——在場唯一的中國媒體人。
為什麽要在大冬天跑到美國首都，來聽一場“單方麵”的論壇？阿斯彭安全論壇匯集了當今美國安全戰略界最關鍵的政策精英——白宮關鍵幕僚、各部委的實權事務官、關鍵席位的國會議員、資深安全學者、主流媒體記者以及下一代的決策者，知道他們的想法，對於我們展望中長期的中美關係至為重要。
那麽本次討論有哪些新的趨勢？筆者試圖在前方進行簡單總結。
中美關係的邊界——熱戰隱喻震驚全場 冷戰類比也遭反駁
由於論壇恰好在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紀念日舉辦，所以二戰太平洋戰爭的記憶頻繁被提起，加上中國作為“房間裏的大象”，熱戰的聯想並不少見。
上午10點，論壇的高潮來了：在英國外相卡梅倫的爐邊談話環節，福克斯電視台的女主持人詹妮弗·格裏芬直接提問，“今天是珍珠港事件紀念日，你認為中國（發動）的珍珠港事件會是什麽樣的？”
根據筆者現場觀察，前幾秒還在侃侃而談的卡梅倫倒吸一口涼氣，然後結結巴巴地回答，應該謹記曆史教訓，“但是中國……我要說的是在我任首相的時候，英中建立了積極的關係，我們試圖在貿易等目標上協作，收獲良好的經濟收益。”總算把話題撇開。
午餐期間，同桌的嘉賓主動問起筆者感受，法國學者Snejana提到，這個主持人犯下了大錯(blunder)，進行了非常無禮和冒犯的提問，這對於中國非常不友善，同桌的兩位美國參會者也表示讚同。我說：“這位女主持人是福克斯新聞台的，也不奇怪。”她表示，那就能夠解釋了，她還提供了一個細節——“在我那一桌穿製服的軍人，聽到這個提問，明顯都愣住了。”臨走時她還反複和我說：“我們不要戰爭……”
由此看來，直接討論中美的熱戰仍然有相當的禁區。
可以交叉驗證的是的是其他幾位軍界代表的發言，比如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布萊恩·芬頓將軍以及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弗盧努瓦(Michèle Flournoy)都認為，中國是當前最重要的戰略對手，但是要避免與中國爆發核戰爭。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瑪拉·卡林被問到“國防部難道不是專心打仗嗎？”也表示，“我們要威懾並阻止戰爭，威懾失敗了再想著打贏。”
那麽他們如何看待中美“冷戰”的說法？
美國負責核武器計劃的戰略司令部司令安東尼·科頓表示：“我不太願意用‘冷戰’這個詞，會讓民眾本能地轉向過去的案例，這一次，全球包括中美之間有著經濟上的依存。” 當主持人再次引到熱戰的可能性上，他問道：“一戰前也存在經濟上的依存案例，這到底能不能避免戰爭？”科頓直言自己並不懂，就把皮球踢了回去。
一向對華強硬的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吉姆·裏施，也反對冷戰的類比，他提到冷戰時期像是玩國際象棋，而今天像是在玩魔方。而且美國的戰略對手是兩個（中國俄羅斯），強國和其他國家的差別也不像冷戰時期那麽明顯，所有這些都讓冷戰看起來像是主日學校的野餐一樣（形容其實很簡單）。
總的來看，雖然美國精英大多持有對中國的負麵敘事，但也基本認可熱戰和冷戰都不是可行的對華選項，這似乎是目前的兩條基線。
那麽他們傾向於采用什麽手段呢？
理論的終結——宏觀國際關係分析淡出，政治和經濟“戰爭”成為核心手段
根據筆者的觀察，主要從外交和軍事手段，轉移向政治和經濟的杠杆，更加細致、微妙而精準。
這也體現了關於中美競爭的理論基礎的變化。印象中，此前關於中美關係的討論更多源於經典的國際關係大理論，比如基辛格的均勢平衡，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近年來，尤其是今年來，中美都已經明確把對方視為自己最大的外部威脅，理論爭議已經基本上塵埃落定。接下來就是要比在中美競爭中如何做好自己、少犯錯誤、影響對方。
拜登政府把這種微妙狀態形容為所謂的“管理競爭”，即競爭不可避免，但相互依存的條件下也不能撕破臉皮。
第一場中國論壇名為中國挑戰：競爭與共存，主持人開場提到，中美兩國在舊金山達成的協議這是一次真誠的融冰，還是一次意義有限的接觸呢？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都不是，而是拜登政府的既有對華策略的展開，具體來說就是第一，通過基礎設施和工業建設增強自身；第二，升級經濟工具比如出口管製和投資審查；第三，聯合盟友與中國競爭。當前的第四個支柱就是接觸（engagement），包括半年來美國一係列部長訪華和APEC高峰會晤，都旨在為緊張形勢降溫，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比如工作組，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易明認為，這不是美國政府的讓步或者脆弱，而是希望尋找下一階段與中國一起工作的方法。
論壇上精英的政策建議可以歸納為兩類：通過更為微妙的政治社會方式影響民眾，以及更具體的經濟戰爭策略實現威懾。
比如易明提到了自己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包括目前房地產等經濟問題，以及不同階層的分化流動情況，可見其工作之細。
美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跨黨派“中國特別委員會”成員羅伯·惠特曼(Rob Wittman)則更進一步，他提到自己在研究中國的少子化和經濟話題，聲稱現在中國的“咄咄逼人”是一種找補權力的邏輯，他所謂的結論是要采取堅定的發聲策略，直接影響中國民眾的思維。這其實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風格，值得警惕。
另一重點在於“經濟戰爭”。美國政府背景的安全公司MITRE高級副總裁達納·傑克遜提到，之前為了應對中國，美國政府采用了很多外交、情報和軍事上的跨部門和跨國合作，製定了整體性的威懾策略（Integrated Deterrence），但是“采用經濟杠杆和經濟威懾太少了”，他稱美國需要考慮“經濟戰爭”，也即是弱化對手的經濟能力使其無法發動戰爭。這個詞的語氣明顯重了不少，雖然內核無非還是要保護經濟安全，包括供應鏈、製造業、金融、創新等等方麵。
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伊麗莎白·羅森貝格也就這一點進行了補充，她提到財政部也正在成為對外工具，尤其是軍事手段和外交手段不太好用的時候，在廣泛的中間地帶，經濟都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被問及如何平衡經濟效益和國家安全時，她直接稱有張力才能製定好的政策，一些演習模擬的極端場景有助於思考不同議題的優先級。她也並不諱言，在“小院高牆”之後，將使用更廣泛的經濟政策和手段，比如重新擁抱產業政策，發掘製造業優勢，發展“一帶一路”替代品與中國競爭。她還自嘲道：在財政部有一批人創造財富，另一批人摧毀財富。
當然，經濟上的威懾在在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爐邊談話中也有表現，她基本繞開了自由貿易的說法，提出了要增加考慮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民主”維度，並且再次推廣其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作用。其實，排除中國在外的IPEF就可以視作一種準戰爭戰略。
當然就中國民眾關心的關稅問題，筆者也在戴琪演講後專門采訪求證，戴琪的回答是“我之前從沒有回答（記者）這個問題，所以也不能回答你”。
帝國的兩難——優先議題難優先，團結盟友沒有錢
在全天的8場主題分論壇上，2個和中國直接相關，未來挑戰、戰略環境、人工智能、青年視角等4個和中國間接相關，另外2個分別聚焦哈以衝突和俄烏戰爭，從中可以看出中國議題非常吃重，但問題在於美國的戰略界依舊很難聚焦。
“雖然我們把中國定位為主要的的威脅，但是現實世界並不配合。”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弗盧努瓦無奈提到，目前美國的精力被俄烏戰爭、哈以衝突、朝鮮、伊朗、恐怖主義等等涉及美國和盟友利益的議題分散很多。
怎麽辦呢？弗盧努瓦也隻好說，我們要邊嚼口香糖邊走路(chew gum and walk at the same time，指一心二用同時做兩件簡單的事情——編者注)把自己的“帶寬”保持在一定限度，並且聚焦於最具後果的威脅。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瑪拉·卡林在下午的論壇上也說了一句：“我們聚焦中國……（然後）我們可以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維持對北約的投入、為50多個盟友和夥伴提供支持、在烏克蘭的認真投入、在中東對以色列的支持、並且在人道主義議題上努力……”
就連主持人都忍不住吐槽，我們同時嚼的口香糖是不是太多了？
目標分散是表象，根源還是實力的製約。或者說是美國長期道德理念和現實利益的的糾纏。
比如參議員裏施提到，當年烏克蘭可以擁有核武器，但是美國提供保證讓其放棄核武裝，所以應該對烏克蘭負有更多道德責任。另外，在談到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時，主持人也天然提問，我們（美國）施加哪些壓力？是不是我們出售的導彈造成了平民傷亡？
全球霸主的格局還在，但是越來越力有不逮。
典型案例是，共和黨眾議員羅伯·惠特曼雖然咄咄逼人，聲稱要團結盟友遏製中國，但是他作為撥款的經手人也不得不坦言：目前美國有33萬億美元的國債，財政已經在懸崖邊。所以即使有意願去幫助盟友，也沒有能力去做。
那麽如何應對？當天第二場中國相關論壇“回應中國：綜合威懾，一大於多”的主題討論中，“綜合威懾”就是他們的解決方案，重點包括國內各部門的整合以及與海外盟友的整合，美方官員強調的是後者，就是通過和盟友的外交、經濟、情報和軍事合作，讓盟友們更願意分擔防衛成本。
這一舉措或許真的有效果，惠特曼眾議員提到，自己年中到訪日本等盟友時，日方表示：“我們不能太多依賴你們，我們是為了我們自己努力，希望你們也能用科技來引導我們。”
但是惠特曼沒想到也被來自《金融時報》的主持人將了一軍，主持人直接發問，“近一年半以來印太區域的海上演習明顯增多，日本也倍增了其軍費，這些變化來自於什麽？是應對中國的崛起？是應對俄烏戰局？還是應對美國大選特朗普上台的風險？你們共和黨怎麽想？”來自共和黨的惠特曼有些尷尬，他承認目前共和黨往往短視，並且的確引發了盟友們的質疑，這是目前的困難所在。
以筆者的觀察，美國在維持承諾和資源有限的矛盾中暫時沒有更好的方法，目前與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簽署防務協議，也隻是解一時之渴，沒有持續的資源投入，霸權的收縮早已注定。
競爭的未來——更活躍的青年領袖 會比上一代更好嗎？
總體來看，中國是一個被太多討論的話題，但呈現的事實並不客觀，立場並不充分。會後和阿斯彭戰略小組的工作人員閑聊，她表示：“現在美國的整體情緒會比較防禦性（defensive）一些，希望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也歡迎參加明年的夏季論壇”。
同時一位《外交政策》的編輯也安慰我，“華盛頓嘛氣氛就是這樣的，其他地方對中國可能不一樣。”
如果說哪些內容給我留下正麵的積極印象，反而是美國人對於新環境的靈活態度，包括國防部和軍方都強調：要在新的人工智能環境下，加強對於人力資本的投入，讓未來一代更好適應新技術環境下的安全競爭。
說到人力資本，筆者也見到了三十餘位美國青年專家——他們都隸屬於阿斯彭“崛起領袖”（rising leader)項目，比如白宮首席副國安顧問費恩（Jon Finer）就曾經是項目學員。
他們往往在白宮、國防部、國務院、空軍學院、海岸警衛隊、核心智庫等要害部門任職，並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在30-40歲的年紀，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視野與另辟蹊徑的研究成果，比如如何與拉美重新接觸、如何留住年輕多元化人才等等。
筆者和他們聊天的時候有一個假設，可能在青年一代的決策思路會和老一代有所不同，帶著這樣的問題，筆者簡短訪談了5位青年領袖，來自國務院年輕外交官Rowe表示，兩代人會有區別，年輕外交官可能更渴望、更急切(eager)做出成績。空軍學院的Kelly認為，年輕人的特點就是不說大詞或者特別宏觀的表述，都比較具體生動。
這一點在與來自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委員會（DIB）的年輕人聊天時得到了驗證，他在形容台灣議題擦槍走火的風險時，直接給我看了一張動圖——APEC上拜登的座車差點壓到了一名海軍陸戰隊禮兵，幸好在關鍵時刻禮兵躲開了……
也有青年領袖表示，年輕一代往往會質疑一些習以為常的基本假設（fundamental assumption)，但是當我問起關於中國的基本假設是不是都對呢？他們表示，其實現在美國流行的很多關於中國的說法他們都很認同。不過他也覺得似乎有些不對，又補充道他們的選拔較為多元化，所以也常常就一些話題辯論得不可開交。
其實這些身居要職政策精英，多少給人一種疏離感，他們對於來自“最大威脅”的媒體人也難免警覺。
直到論壇結束後的酒會，我和一位來自海岸警衛隊的黑人青年領袖攀談，他提到自己也要在太平洋很多地點執勤。我想到之前新聞就調侃一句，“那是不是第七艦隊太忙了，才害得你們這麽累？”（此前第七艦隊因為疲勞出現多起事故——作者注）他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連連大笑點頭。
正在此時，一位懷孕的女性青年領袖Camilla過來祝酒，聊起她的孩子明年2月將要出生，現在在肚子裏已經活潑得令她困擾，我們閑聊了好長一陣，這些個人話題也讓人感覺，原來他們也沒有想象的那麽刻板。
華盛頓這幾天的天氣並不好，論壇進行時波托馬克河邊陰翳欲雪，白宮巡邏直升機也不時轟鳴而過，增加了幾絲壓抑的氣氛。但現場的討論也並非如臨大敵，嘉賓們還有心思開著玩笑，論壇結束之時，夕陽穿透雲層，將整個華盛頓的天空染成金色。
希望Camilla的孩子未來能夠在更光明的環境中成長，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