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曆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國家價值觀，這種國家價值觀對於國家政策和行為具有巨大影響，也深深影響著人類曆史。國家越是強大，這種影響力越大，也越持久。正因如此，研究國家價值觀及其影響就成為必要。本文以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為研究對象，試圖考察美國價值觀及其演變軌跡與影響，並分析其對我國價值觀建設的啟示。
一、美國價值觀的形成與演變
美國的國家價值觀即美國價值觀，是美國自建國以來所秉持的核心價值觀及其在國家政策製度和國家行為中彰顯出來的價值理念的總和。考察美國價值觀，需要深入美國的發展史。本文以重要文獻和重大曆史事件為依據，具體分析美國價值觀的形成和演變曆程。
1．美國價值觀的形成期(1620—1787年)
美國價值觀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從一部分自歐洲抵達美洲的清教徒們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開始，到美利堅合眾國成立結束。我們將從三個重要文獻入手進行考察。
第一，美國價值觀的"史前孕育"：《五月花號公約》(1620年11月11日)。之所以選擇《五月花號公約》作為研究美國價值觀的起點，主要是該公約代表了美國在獨立前最早的"價值觀"文本，此後的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這一文本的展開、深化和規範化。《五月花號公約》中提出："我們，下麵的簽名者，相互莊嚴地在上帝和彼此的麵前立約組織公民團體……我們將擬製並訂立最合乎和最有利於殖民地福利的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令、規章、條例及官職。"[3]
該公約的字數雖然不多，但是蘊含著幾個重要的關鍵詞：上帝、公民、公正、平等、法律，等等。這些關鍵詞勾勒出美國立國的基本價值原則，也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自由主義和新教倫理，其中也包含著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廣為傳播的契約精神。可以說，自由主義和新教倫理構成了美國價值觀的基因。
第二，美國價值觀的"觀念形態"：《獨立宣言》(1776年7月4日)。美國在獲得國家獨立以後，亟須向民眾明晰表達國家的理念和價值觀，以便更好地凝聚民心，使國家迅速進入穩步發展的軌道，《獨立宣言》承擔著這一使命。《獨立宣言》呼籲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4]
這一段文字闡述了美國價值觀的觀念形態——自由主義。這一價值觀與洛克的自由主義精神高度契合。在洛克看來："為了正確理解政治權利並追溯其起源，我們必須考察人類原來處於什麽樣的自然狀態。那是一種完美的自由狀態，人們在自然法範圍之內，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法采取行動，處理自己的財產和人身，而不必聽命於別人或仰賴於任何人的意誌。"[5]9"人們在加入社會時，盡管他們放棄了在自然狀態中享有的平等、自由和執行權，將它們交給了社會，由立法機關根據社會利益的需要予以處理，但這隻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每個人自身及其自由和財產；社會權力或他們建立的立法機關的權力永遠不能超出公共利益的範疇。"[5]114為了避免權力過於集中，洛克強調"如果是同一批人既有製定法律的權力，手中又有執行這些法律的權力，這會對人性的弱點構成極大的誘惑，使他們攫取權力，從而他們會使自己免於遵守自己製定的法律，並在製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與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相一致，這樣他們就逐漸享有了與共同體其他成員不同的特殊利益，而這是與社會和政府目的相違背的"[5]131，"當民眾發現立法機關的行為與他們的委托相違背時，民眾仍然享有撤銷或變更立法機關的最高權力"[5]137。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對於自由、平等、人權的渴望和對於政府權力的警惕。
第三，美國價值觀的"製度表達"：《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87年9月17日)。作為意識形態核心層次的國家價值觀，隻有通過製度和政策體現出來，方能轉化為硬性的約束力。《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簡稱《美國憲法》，是美國的根本大法，集中體現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該憲法在費城召開的美國製憲會議上獲得代表的批準，並在此後不久被當時美國的13個州的特別會議批準。根據這部憲法，美國成為一個由各自擁有主權的州所組成的聯邦國家，同時擁有一個聯邦政府來為聯邦的運作服務。《美國憲法》製定的目的有兩個——限製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這是美國國家價值觀的法製化確認，它以憲法的方式確認了自由主義國體和政體：三權分立、聯邦體製、憲法至上、人人平等。這也從製度上確證了美國國家價值觀，為美國國家價值觀的發展提供了牢固的法製保障。
《美國憲法》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成文憲法之一。此後，許多國家以美國憲法為範本而製定本國憲法，例如1791年製定的波蘭"五三憲法"。法國大革命也受到了《美國憲法》的極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通過對日本的占領和對製定憲法的指導，對《日本國憲法》也產生了明顯影響。需要強調的是，美國憲法修正案是美國憲法的重要補充，截至1992年，美國共頒發了27條憲法修正案，這些修正案體現了美國法律的時代性。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重大不同在於，它剛剛建國時的社會生產力就在於當時資本主義世界中處於比較先進的水平，即使是在殖民時期，北美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都是相對較高的。人們談起"美國夢"時，往往談起《五月花號公約》和新英格蘭清教徒們的"奮鬥史"，似乎美國的曆史正如《五月花號公約》留給人們的印象那樣美好。實際上，美國的建立和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肮髒的東西"，其中尤為典型的是對印第安人的種族屠殺和對非洲黑奴的販賣。據記載，1703年，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獲賞40鎊；1720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後，當地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一百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五十鎊！"[6]這些血腥的曆史往往被人刻意忘記了，"美國夢"也早已被各種美好的意識形態話語重新包裝。
2．美國價值觀的發展期(1787—1945年)
國家價值觀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並非一成不變。美國價值觀就是如此。美國建國以後，其價值觀中的自由主義基因一直圍繞著其國家利益而搖擺不定，在對外交往的實踐中表現為孤立主義和幹涉主義，二者在美國國家發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門羅主義(1823年)：孤立主義與幹涉主義的雙重意蘊。選擇門羅主義作為這一階段的起點，是因為正是從這個時候起，美國開始關注如何處理與美國以外的世界的關係。1823年12月2日，美國第5任總統詹姆斯·門羅在致國會谘文中宣稱：美國將不幹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或它們之間的戰爭；美國承認並且不幹涉歐洲列強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護國；歐洲列強不得再在南北美洲開拓殖民地；歐洲任何列強控製或壓迫南北美洲國家的任何企圖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敵對行為。[7]他還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
門羅主義帶有明顯的孤立主義的特征，但同時蘊含著霸權主義的基因。一方麵，美國通過門羅主義，不願意參與其他地區的事務；另一方麵，美國也不願意他國染指美洲(這為其後來在美洲的霸權奠定了基礎)。表麵上看，門羅主義起到了防止已獨立的拉美國家再次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的作用——從客觀結果來看也是如此；但是實際上，這是在宣布拉丁美洲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不允許他者涉足。因此，門羅主義是美國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調整，也是其對外擴張政策的基礎。它意味著美國自建國以後所奉行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再局限於國內社會治理，而是延伸到國家的對外政策，其國家價值觀演變為：為了追求自由，有必要拓展國家的生存空間和勢力範圍。美國所奉行的自由主義總體上服從於國家利益的需要，這構成了美國價值觀發展的基調。
第二，黑船事件(1853年)：美國價值觀的"遠東試驗"。黑船事件是美國最早把觸角伸向美洲以外並謀求國家擴張的重大曆史事件之一。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裏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貿易。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之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
美國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基礎，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法，迫使日本打開了國門(亦稱"黑船開國")。這一事件的實質是美國價值觀在遠東的一次試驗，其影響非常深遠，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得德川幕府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這也直接導致日本國內改革派的崛起，最終導致明治維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此後與中國發生的戰爭，深刻改變了東亞的格局，甚至影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從這個意義上講，黑船事件對亞洲乃至世界曆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三，美西戰爭與門戶開放原則(1899年)：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局部擴張。19世紀末，美國在經濟實力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領頭羊，為攫取更大的國家利益，美國開始"靠實力說話"，不惜在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發動戰爭。美西戰爭(1898年4月—1898年8月)是美國發動的第一次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1898年4月，古巴30年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美國借口本國"緬因號"戰艦在哈瓦那港爆炸，向西班牙宣戰，進攻西班牙殖民地。美國利用海軍優勢，在菲律賓的馬尼拉海灣消滅了西班牙艦隊。最後西班牙戰敗求和，與美國簽訂《巴黎和約》。《巴黎和約》規定，西班牙將菲律賓、關島和波多黎各讓給美國，美國付給西班牙2000萬美元作為"補償"，古巴形式上宣布獨立，實際上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這次戰爭使美國奪取了大量殖民地，並強化了美國向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1899年，美國政府先後向英、俄等6國政府提出在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貿易機會均等的照會，即美國在承認列強在華"勢力範圍"和已經獲得的特權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其主要內容有：對任何條約、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幹涉；各國貨物一律按照中國政府現行稅率5%征收關稅；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各國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對他國船隻、貨物等不得征收高於本國的費用。
門戶開放原則與門羅主義遙相呼應，其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維護美國的擴張利益。門羅主義隻是意味著美國不插手歐洲事務，但並不意味著美國不插手其他地區事務。實際上，門戶開放原則的提出，是美國為了防止出現西方列強中的任何一方"獨霸"中國的現象，而絕不是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門戶開放原則把美國的遠東霸權戰略隱藏在冠冕堂皇的國際道義旗號之下。通過門戶開放，美國逐步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中國，為其後在亞洲的擴張打下了基礎。時至今日，門戶開放依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則(如美國所聲稱的"南海自由航行")。
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價值觀的"穩中求進"。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雖然在綜合國力上已經成為"世界老大"，但還沒有獲得與其國力相匹配的國際聲譽。正是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不僅在實力上而且在國際聲譽上真正成為"世界老大"。事實上，美國並不急於把"世界老大"的帽子戴在頭上，而是在價值觀層麵保持"穩中求進"的策略，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態度基本相同：戰爭前期采取的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與交戰雙方同時做生意；隨著戰爭的擴大化，其國家利益受到影響，最後被迫加入其中一方。1914年9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呼籲國民："從思想到行動都應該采取不偏不倚的態度"[8]。芝加哥一家報紙甚至感謝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此時，美國國內可以說是孤立主義盛行。
不過在貿易方麵，美國與協約國的貿易量要大過與同盟國的貿易量。到1917年4月美國參戰前，美國華爾街的銀行給予協約國的現金貸款達到20億美元，但是給予德國的貸款隻有2700萬美元。緊密的經濟聯係也是美國加入戰爭的重要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美國於1939年通過了新的《中立法》，但很快於1941年3月通過了《租借法案》，向盟國提供物資。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終於直接參戰。至1944年，通過《租借法案》接受物資的包括各英聯邦國家、蘇聯、自由法國、中國等38個國家，總值達500億美元。
3．美國價值觀的擴張期(1945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迅速成為世界上的超強國家，並與蘇聯形成兩極對立格局。經過40餘年的冷戰，美國終於在美蘇爭霸中贏得了勝利，美國價值觀得以充分彰顯。但是與此同時，美國價值觀遭遇新的挑戰。這一挑戰是來自外部世界還是來自美國價值觀自身，是值得反思的。
第一，冷戰時期：在美蘇爭霸中堅守美國價值觀。兩次世界大戰不僅使資本主義陣營內部格局發生了重組，也催生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麵的戰略對手——蘇聯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使得美國國家價值觀麵臨新的挑戰。於是，"熱戰"還沒完全結束，冷戰就悄然開啟了。冷戰期間，美蘇在各個領域展開競爭。其中，美國特別重視文化和價值觀領域的競爭。對於文化和價值觀的重視可以看作對美國價值觀的堅守。美國學者羅伯遜寫道："美利堅民族今天常常被看成一個大寫的個人。個人的品質、美德和理想歸屬於國家。美國人仍然講著美利堅民族的故事，仍然相信美利堅國家的團結、偉大目標和最終命運。這些故事的主題常常是有組織的大規模行動，常常是體現了民族主義和自由理想的戰爭。……在美國神話中，戰爭表現了這樣的信念：隻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心甘情願地為所向往的目標貢獻自己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美國人就能做到想做的一切，能夠締造諸多國家或重建諸多社會，能夠加速進步，給世界帶去自由和民主。"[9]這是美國人自己的邏輯。
第二，蘇東劇變之後：美國價值觀的世界霸權。蘇東劇變以後，美蘇爭霸格局被打破，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擁有名副其實的世界霸權。這種霸權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在沒有強大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依靠"一超"地位，更多的是通過"硬權力"而不是"軟權力"來解決國際爭端。據統計，自1990年至1999年，美國對外軍事幹涉達56次，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1995年的"波黑維和行動"、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1999年對南聯盟長達兩個多月的空中打擊等。[10]此外，還有2003年推翻薩達姆政府並攫取石油資源的伊拉克之戰、推翻利比亞總統卡紮菲以及旨在推翻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戰爭(這一行動由於俄羅斯的介入才未能得逞)。可以看出，自"9·11"以後，美國在國家安全方麵更加追求絕對安全。無論是麵對恐怖主義的威脅，還是麵對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美國都顯得十分焦躁。因此，在中國東海、中國南海、東北亞等地區不斷針對中國編織封鎖網。這也是美國價值觀的自然延伸。
第三，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價值觀秉持"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唐納德·特朗普執政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價值觀在實踐層麵的必然結果。自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以來，其施政風格已逐步為世人所了解，總體上與其在競選時的口號是一致的，即"美國優先"。他的執政理念和基本思路體現在其頒布的一係列法令和采取的行動中：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職當天宣布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中退出；1月25日，特朗普簽署兩道行政令，要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名為"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的行政命令；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7月5日，特朗普下令廢除"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DACA計劃)；9月28日，特朗普宣布美國2018年財年擬接收難民4.5萬人，為1975年以來最低；10月12日，美國務院發表聲明稱，美國將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以上還遠不是特朗普政策的全部，但從中已經可以看出其政策的價值取向。特朗普的確是在兌現其在競選期間承諾的"美國優先"的口號。"美國優先"包含著幾個相互關聯的觀點：一是"美國優先"是衡量一切政策是否必要的標準，此外沒有別的標準；二是對現行的國際協定，隻要是認定美國在其中"吃虧"了的，都必須退出，無論該協定多麽重要；三是對於美國的國內政策，也要按照是否符合"美國優先"的標準來決定是否有必要廢除或者重新製定。以"美國優先"標準來衡量國際和國內政策，特朗普的政策邏輯可謂"一脈相承"。從實際效果來看，特朗普的政策常常引起多方麵的質疑和批評。但是特朗普顯然並不太在意這些，這倒符合其"敢於冒險"的個性和"重商好利"的做派。
縱觀美國曆史，可以看到其中蘊含著美國的信條，即深信"國家的偉大有賴於為自由而創造安全的世界"[11]。由此可以將美國價值觀的特征歸納為：以自由主義和新教倫理為核心價值觀並滲透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領域，從"美國至上"的根本原則出發，逐步從孤立主義走向幹涉主義和全球霸權主義。
二、美國價值觀對世界的影響
從長時段來考察，美國價值觀對於世界的影響既有積極方麵，也有消極方麵。大致說來，美國國家價值觀對於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麵。
第一，美國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建立起一套以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政治理論體係和權力運行體係，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建構和權力運作提供了參照，也為美國對外幹涉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體製：英國的君主立憲製、法國的以共和製為基礎的總統製、德國的總理製、日本的天皇(首相)製、美國的兩黨總統製，還有其他國家的政治體製。這些政治體製體現了資本主義與各國具體曆史文化相契合的特點。美國以其一貫標榜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對外傳播美國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眾多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冷戰期間美國價值觀的廣泛傳播對於蘇聯意識形態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產生了重大影響。時至今日，在美國對外行使幹涉主義過程中，"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武器。其中，"自由"是核心，"民主"是手段，"民主"為"自由"服務。正如有學者所說："如果美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為其霸權行為提供了思想基礎的話，民主則為其霸權行為提供了製度基礎，使美國人在國家的旗號下團結對外。"[12]在此，我們要認清美國價值觀及其國際道義原則的虛假性。在美國看來，無論怎樣的價值觀，隻有在與美國國家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會得到遵守。
第二，美國從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出發，構建了一係列國際規則，這曾經對維護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美國話語霸權常常成為美國打壓其他國家的工具。
目前，在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的全球性國際組織大多是由美國主導的，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也有些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由美國所主導，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些組織有的對於促進世界的和平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時至今日，這些國際組織仍然是世界各國處理各種矛盾與問題的重要平台。問題在於，美國為了自身利益，倚靠其超級大國地位，常常淩駕於國際組織之上。比如，2003年，美國繞開聯合國對伊拉克發動了戰爭，法國、德國、俄羅斯堅決反對使用武力，中國主張通過聯合國途徑和平解決，阿拉伯世界也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但都無濟於事。事實證明，美國的單邊行動給中東國家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將會給中東地區帶來更多的矛盾與衝突。
第三，美國依靠強大的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帶動了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時"美國至上""美國例外"的心態和行為嚴重損害他國利益，這在客觀上不利於世界和平發展。
美國在建國時就處於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階段，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以及在其基礎上建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都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相上下，這也是美國人常常引以為豪的優良"國家基因"。從工業化水平來看，美國在1900年就超過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科技發展更是突飛猛進，其超強的創新能力更是助推了美國的領先地位。其中尤為突出的是1993年美國對於"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與推動。但是，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使命觀深深影響了美國人對自己或對外部世界的看法與態度。美國政府正是打著實現這種使命的幌子，對其他國家進行幹涉。比如，"棱鏡門"事件折射出美國單邊壟斷互聯網資源帶來的弊端，也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形象。
第四，美國發達的文化產業為世界各國提供了豐富的文化產品，同時也傳播著美國價值觀。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對外行使霸權的武器之一，影響到世界的和諧與穩定。
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提出"軟權力"與"硬權力"概念以後，很多國家政要和學者對此予以了高度關注，學界對"文化軟權力""文化軟實力"的研究日益深入。這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美國的文化權力及其影響。人們發現，美國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塑造世界秩序，並通過不同的手段加強對這種秩序的控製，而文化正成為美國對外行使霸權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20世紀90年代的電視《泰坦尼克號》在催人淚下的同時也賺取了大量美元，更是贏得了無數青年人對於美國價值觀的認同和信仰。在《超人》《蜘蛛俠》等美國大片中，人們常常看到美國被打造成為"世界拯救者"的角色，其中塑造的美國"世界領導者"形象不言自明。許多年輕人在觀看美國大片以後，以為美國的現實就如美國大片那樣"美好"，心中充滿了對於美國的種種神往，有人甚至在網絡上留言"美國是人類的希望""美國是人類的燈塔"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美國電影的影響，從而內心充滿了對美國的盲目崇拜，這類現象值得高度重視。美國在世界各地策劃的"顏色革命"，正是以年輕人作為主要的滲透對象。
第五，美國倚靠其強大的軍事實力"維護"著世界秩序，但是其雙重標準、多重標準和霸權主義飽受批評，美國對世界的積極影響正在被其不當行為抵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軍事布控幾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軍事基地曾達5000多個(其中近半數在海外)。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軍事戰略的調整以及駐在國人民的反對，美國雖然減少了軍事基地的數量，但其規模依然龐大。這些基地是美國"維護"世界秩序的重要支點。
問題在於，為了維護所謂的"自由"和世界秩序，美國意欲發展強大的軍力以消滅威脅因素，但這反過來激起了更多反對力量，從而給世界帶來更多不安全因素。事實證明，美國追求自身絕對安全的想法和以暴製暴的做法，不僅沒有給自身帶來真正的安全，而且給國際社會帶來了災難。2016年10月，中央電視台"重訪利比亞"采訪組在利比亞進行了為期1周的采訪。受訪者表示，現在的敘利亞並不比5年前的更好。[13]而在接收敘利亞難民方麵，美國的所作所為也飽受批評。據聯合國統計，截至2015年9月，敘利亞的逃難人數已經超過400萬人，其中大部分人前往土耳其、黎巴嫩等周邊國家，美國隻接納了其中約1500人。[14]顯然，美國在承擔國際責任方麵與國際社會的預期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三、幾點啟示
1．美國曾經對世界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但"美國優先"邏輯蘊藏著深重的危機
各國擁有各自的價值觀，沒有哪個國家能將自身的價值觀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樣板。不同的國家價值觀之間，既有交叉與合作的機遇，也有矛盾與衝突的風險。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曾經是現有世界秩序的構建者和維護者，但現在已經成為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和國際危機的始作俑者。從美國價值觀來看，就其根本而言是為了本國自由而無視他國自由。美國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世界秩序，但是這個秩序本身更多的是符合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而不利於新興國家。上述理念和做法對世界和平起到的更多的是負麵作用。正如一位美國社會學家所指出的："一個美國人終其一生而追求某種安全感，而他對個人主義的不可割舍又使這種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國民族就像美國個人一樣，在物質、社會和道德方麵都作出自我破壞來追求某種安全感，但卻永遠無法獲得它，因為美國不是試圖通過平等與合作來贏得安全，而是試圖獲取優勢並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世界許多地區。"[15]
分析"美國優先"邏輯的後果與影響，需要把握兩個視角：一是國家利益，二是國際責任。從國家利益來看，美國以本國利益作為政策的出發點，這似乎無可非議，每個國家都會這樣。從國際責任來看，每個國家都應該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所以從國際責任的視角來考察，不難發現"美國優先"邏輯存在道義上的重大缺陷，勢必會帶來嚴重後果。按道理，美國應該高唱"美國使命"或者"美國責任"才是，也就是說，美國應該考慮如何為世界發展作出貢獻，而不是逃避美國應盡的責任。更為糟糕的是，基於"美國優先"邏輯，還能推演出"白人優先""白人至上""基督文明至上"，等等，類似的種族歧視思潮已經在美國國內出現了。
在實踐上，"美國優先"也會助長霸權主義。在處理國際矛盾和地區糾紛時，美國完全可能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到處行使霸權主義——按照"美國優先"的邏輯，隻要是與美國擴張的國家利益不符，美國就可以輕易地給對方安上一個"不民主"或者"支持恐怖主義"的名號而出麵幹預。於是，霸權主義就被包裝起來。不僅如此，"美國優先"邏輯還會產生惡劣的示範效應：既然美國可以"美國優先"，那麽其他國家都可以仿效，於是就會出現"日本優先""俄羅斯優先""歐洲優先"等想法和做法。這是因為，一個原本有能力領導世界的國家放棄其"道義高地"而選擇了"市儈利益"，整個世界的製度規則都將會受到傷害(比如，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將會嚴重削弱全球氣候治理的效果，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將給世界和平帶來災難性影響)，進而影響國際道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優先"論可以休矣。
未來的世界不可能總是美國一家獨大，美國一手遮天的做法既不符合世界的利益，也不一定有利於美國自身安全。事實上，麵對不斷發展的世界形勢和國際問題，美國越來越力不從心。更多國家發揮作用，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發揮作用，以及眾多國際性組織發揮作用，成為未來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2016年11月16日，習近平在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致辭中指出："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堅持以人類共同福祉為根本，堅持網絡主權理念，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推動網絡空間實現平等尊重、創新發展、開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標。"[16]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總部發表講話時指出："人類也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17]這些理念應該成為世界各國推動全球治理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
2．任何價值觀都需要在實踐中得到體現，高勢位的價值觀還需要高尚的實現方式
在美國價值觀的演變曆程中，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等逐步成為美國價值觀的主要內容，這些價值觀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寶貴精神財富。但是這些價值觀本身需要在實踐中得到體現，從而彰顯其價值導向作用。比如，民主既是價值性目標，也是工具性目標。作為一種價值性目標，民主意味著對民眾權利的尊重和維護；作為一種工具性目標，民主是民眾追求自身權利的程序和手段。我們不能隻看民主的形式，更要看民主的實質及其在實踐中的體現。毫無疑問，各國的曆史傳統和發展水平不同，導致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的民眾對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認知和認同程度都不同，這些價值觀實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講，包括美國價值觀在內的任何國家價值觀都具有一定的階級性、曆史性和民族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對於那些把西方價值觀特別是美國價值觀標榜為"普世價值"的做法都應該給予高度的警惕和堅決的批判。
托克維爾的經典名著《美國的民主》曾經把美國的民主運作看作國家政權運行的典範。但是，麵對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中民眾的反感，美式民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公平參選的虛偽性、計票製度的局限性、選舉過程的腐敗性、競爭手段的荒誕性，都呈現美國民主政治的劣根性。早在1870年，馬克·吐溫就在小說《競選州長》中揭開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光鮮外衣，對其劣根性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畫。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選民對於希拉裏和特朗普兩位候選人的排斥，折射出美式民主的尷尬。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需要從美式民主的理論預設中進行檢討和追問。事實上，美式民主並非真正的民主，參選人能否獲勝幾乎取決於財富的多寡或壟斷集團支持的力度，其實質是金錢的投票權。因此，"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各國都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然而，美國對自身民主政治的缺陷不加以反思和改進，還在不遺餘力地向其他國家兜售，這種荒唐邏輯背後的險惡用心值得國際社會警惕。
3．國際話語權的獲得要依靠國家實力，更要依靠國際道義
當今世界，話語權之爭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的重要內容。2015年10月5日，美國、日本和其他10個泛太平洋國家在亞特蘭大召開的部長會議上就《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達成基本協議後，奧巴馬聲稱，美方不能讓中國等國寫下全球經濟規則，美國應該製定這些規則。[18]特朗普當選後雖然放棄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但是奧巴馬所宣揚的理念——"世界規則隻能由美國來書寫，絕不能由中國來書寫""未來一百年仍然隻能由美國來領導"——仍然存在，即使是特朗普，其競選口號也是"讓美國再次強大"。
從根本上講，國際規則的製定是基於國家實力對比與權力博弈的，但是國際道義不可或缺。在美國國家價值觀演進的曆程中可以看到，美國經曆了一個從"規則遵守者"向"規則製定者"角色的轉變，其中的關鍵是國家實力。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國家實力的增長、國際話語權的獲得與國際發展大趨勢大致是同一個過程，美國現在正憑借其超強的國家實力破壞國際規則。對於快速發展的中國來說，要獲得國際話語權，一方麵要繼續加強自身的綜合國力，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持(硬權力)；另一方麵要符合曆史發展的大趨勢，占據國際道義的製高點(軟權力)，在遵守國際道義的基礎上逐步提升國際話語權。
4．認清資本主義的本質和時代性特征，牢固樹立"四個自信"
美國價值觀是資本主義邏輯的縮影。透過美國價值觀及其發展演變，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階段性和時代性特征。認清資本主義的本質，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美國價值觀的實質，認清其現在和未來。當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世界仍然處在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階段，現在的美國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霸主，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其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認清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言論和各種"退群"行為，也更能理解為什麽西方國家總是喜歡炒作"中國威脅論"：一方麵，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和政治體製不同，擁有近14億人口的中國不在基督教文化圈內，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預設，社會主義製度最終是要以消滅資本主義製度為目的的，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自然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極大威脅"；另一方麵，西方國家喜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其"逢強必霸"的邏輯，無論中國走什麽道路，隻要中國強大了，必然也會走擴張與霸權之路，從而打破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美夢。這或許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最大的擔心。實力是國家話語權的最重要的依據。列寧曾在論述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時指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他的根據。"[19]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警示我們：要想避免被帝國主義入侵，就必須讓自己強大起來。這一點對於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而奮鬥的中國來講，具有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美國曆史上的"國家利益"問題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