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治與民主 張維為的中國模式

良治與民主 兼論張維為的“中國模式”

    作者： 鄭若麟     今日中國雜誌社

4月份美國最大的新聞其實不是總統大選，而是美國“民主之春”運動。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從費城自由獨立鍾出發，遊行前往兩百多公裏以外的首都華盛頓，最後聚集在白宮麵前進行示威。運動持續二十多天，遭到美國當局的鎮壓，共有上千人被捕。美國主流媒體如CNN、紐約時報等對此或不置一詞，或輕描淡寫地一晃而過。我問了問這一段時間來自法國的朋友們，很多人對此運動亦“完全不知情”。看來法國媒體也不認為這是值得上20點的晚間新聞的“新聞”。這場運動打出的旗號是“民主之春”(Democracy Spring)，目標非常明確：要求美國實行真正的民主。

確實，對歐美媒體而言，就在美國竭力向全球推廣“民主”、導致出現“阿拉伯之春”、“烏克蘭之春”之類的運動在世界很多其他地區頻頻出現之際，在其國內卻也同樣爆發出要求“民主”的“民主之春”運動，令人大跌眼鏡。

這場運動使我想起一位中國的著名學者、上海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他在一次著名視頻演講“中國人，你要自信”(自去年在互聯網上發布以來，已經有上億中國人觀看了這一視頻)中提出，用“專製”還是“民主”來衡量一個國家，早已不再適合用來評論今天的世界。他認為，真正“放之天下而皆準”的標尺，應該是“良治還是劣治”(或良政和劣政)。如果在美國這個西方最大的“民主國家”內部，居然也爆發了“民主運動”，顯然是國家治理出了問題。事實上，一個民主體製的國家也有可能是一個“劣治國家”;而一個非民主國家，隻要是“良治”，那麽這個國家很有可能比體製上的“民主”但治理上的“劣治”國家從實質上而言要民主得多，民眾所享有的實質民主也更多。

法國學者伊格納喬·拉莫內(Ignacio Ramonet)在一篇影響甚大的文章《量身定製的民主》(Démocratie sur mesure)中有這樣一句話：“華盛頓一貫以‘非民主體製’來貶低其敵對國家……而惟一能夠逃脫這一詆毀的條件，就是‘自由選舉’。”(Washington a pris l’habitude d’avilir ses adversaires en les qualifiant systématiquement de « non démocratiques »,... Seule condition pour échapper à cette marque d’infamie : organiser des « élections libres ».)拉莫內一針見血地挑明了兩點：一是“民主”不是學術之爭，而是道德之戰;二是“民主”被簡化為“選舉”。於是，高舉“選舉”大旗，便占據了道德高地。正因為如此，今天在法國，特別是某些“漢學家”，一談到中國，就一定是在那裏爭論中國到底是專製國家、還是威權國家;一定是在那裏拿著“民主的鞋”來套“中國的腳”，來量一量中國離“民主”還有多遠。他們無法理解和解釋的是，為什麽離“民主”如此遙遠的中國，卻恰恰因為其超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良治”而寫下其“光榮三十年”、恰恰是目前世界上最為成功的國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將張維為教授三部曲中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推薦給了當時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我不敢肯定習主席是部分還是全部讚同張教授的觀點，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通過這本書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崛起正在傾覆“現代化即西化”的“西方常識”。中國正在走出一條“曆史的終結”之後的新的發展道路。有趣的是，恰好提出“曆史的終結”論點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與張維為在上海曾就此問題有過一場著名的辯論。此後，福山先後發表了多篇文章，也開始討論“良治”的問題。

張維為在他的書中提出一個“中國模式”的概念，即中國自己根據其特有的曆史和文化傳統，在全球化的今天，發展出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曆史和民情的發展模式，並認為“中國發展模式正在全麵超越西方選舉民主模式”。

應該承認，“中國模式”概念在中國和國際上都存在著爭議。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發展就是借鑒了西方國家的早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並不存在特有的“中國模式”;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未來必將走向西方現行的“民主加市場經濟”模式。但張維為通過其對比上百個國家的發展道路、特別是對比中西方政治製度和經濟模式、並對中國發展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製度安排深入研究之後提出，中國確確實實走出了一條中國特有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而且他提出，這條道路正在經濟總量、百姓資產、社會保障、科技創新、製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六個領域超越美國。

從總體上而言，相對於西方的多黨製選舉民主，張維為提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有四個領域與西方不同：一是政黨不同，中國是“國家型政黨”(a state party)，代表的是中國民眾的整體利益;二是民主製度不同，中國采用的是“協商民主”，包括決策領域的“新型民主集中製”;三是國家領導人產生方式不同，中國是“選賢任能”(meritocracy)，是“選拔+選舉”(所謂“選拔”，實質上就是通過製定一定的道德和才能標準，遴選出領導候選人，然後才是間接選舉產生)，其特征是逐級間接選舉、提拔，並受到任期限製(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領導人，都最多隻能連任兩任即十年);四是經濟體製不同，中國采用的是計劃與市場共存的“混合體經濟”。

這裏特別應該強調的，是中國式的協商民主實質上要比西方的選舉民主要廣泛得多。西方的選舉民主主要局限於政治領域，特別是被鎖定在最高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上。中國的協商式民主貫穿於整個社會。集中表現在任何大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要廣泛征求民眾意見，並通過協商，達成廣泛一致以後再演變為方針政策。中國最為有效和著名的，就每五年一次的經濟“五年計劃”。中國的“五年計劃”包括地方、全國各個層麵，每五年通過上上下下反複谘詢、論證，製定出一個五年計劃，隨後執行。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就是通過這種名符其實的協商民主而實現的。對比西方通過選舉後上台的國家領導人幾乎無一例外地“無法做到選舉承諾”相比，中國的“五年計劃”幾乎一步一個腳印，都能夠實現。因為中國的五年計劃不是一個政黨的政治家臆想出來的，而是通過全民和精英共同研討出來的，因而具有非常現實的可行性。

西方詬病中國最激烈的，就是中國的領導人產生方式——非直接普選。中國采用的是“選賢任能”製度，是一種“選拔+選舉”的製度。一方麵，要當選為中央層麵的領導人，都必須擔任過兩個省份領導人的工作曆練。也就是說，必須有實際領導上億人口(中國的省份人口大多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等規模的國家)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麵，還要通過黨內或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並有五年一個任期、不得連任兩任以上的任期限製。這樣的製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目前的國家領導人都有豐富的執政經驗和能力，並保證了政權的穩定過渡。這種“選賢任能”的“選拔+選舉”的製度經過事實證明是非常有效、也是符合目前中國發展的需求的。盲目、機械地用“非直接普選”來質疑中國政權，是非常荒謬的，是一種“民主原教旨主義”。事實上，張維為提出，國家治理是“良治”還是“劣治”才應該是衡量一個政權好壞、優劣的標準。

張維為還提出，西方選舉民主體製解決了政治權力的平衡問題，卻沒有解決資本力量、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問題。其結果是資本力量超強，使民主演變成一種“錢主”;這直接導致美國出現“占領華爾街”運動和4月份在美國出現的“美國民主之春”運動。99%與1%的矛盾趨於激化。

而中國事實上卻成功地解決了資本力量、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問題，因而中國30年來的“良治”舉世共睹。中國不僅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中國民眾的實際財富增長也是非常迅速的。張維為曾舉中國西南財經大學2012年的一份《中國報告》指出：中國家庭淨資產總值當年為69.1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的57.1萬億美元。

中國肯定還有很多問題。認識中國也有很多角度。但張維為教授的角度對於法國學者來說，很有可能比較新穎。目前張維為的書已經有了英語、日語、韓語乃至阿拉伯語版，很可惜迄今沒有法語版。在法國似乎還沒有一家出版社對其三部典感興趣，可能認為這是“中國官方話語”。張維為說，三十多年來，西方對中國做了很多悲觀的預測，我做了很多樂觀的預測。西方的預測幾乎都錯了，我的預測都對了。驕傲的法蘭西學者是否也應該留意一下這位中國學者的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