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揚係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後附文章刊於2019年4月9日觀察者網。
人大重陽係列講座 No.187
文揚：重新解讀中華文明是時代的要求
《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新書發布會
廣土巨族是中華文明的空間特征，延續至今是中華文明的時間特征，而在這兩個特征背後更為本質的屬性，則是天下型定居文明。一部中華古文明曆史，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建構和形成曆史。建國後70年的當代中國，仍是曆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仍保持在中華5000年大曆史的延長線上。“中國奇跡”的發生本質上就是廣土巨族規模的現代國家成功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而高速經濟增長正是天下型經濟體在享有了和平環境和政治穩定兩大外部條件下固有潛力的充分釋放。為此，人大重陽係列講座邀請到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文揚老師，重新深入解讀中華文明。
時間: 2020年1月10日(周五) 14:00-15:30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602會議室（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大街59號文化大廈6樓，人大東門往北100米）
主講嘉賓：文揚，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早年在中國海軍服役，艦載武器係統工程專業研究生，曾任海軍司令部參謀。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新西蘭中文《先驅報》主編、新西蘭華文文化沙龍主席、海外華文傳媒協會理事、《新西蘭聯合報》社長、英文報紙The United Press社長。2009年與寒竹合著時政專著《中國力》。2017年創造的“廣土巨族”概念產生了很大影響。2018年7月出版著作《人民共和國》。以觀察者網“70年對話5000年”係列文章為基礎，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的新著，在2019年的最後一個星期麵世了。
主持人：武音璿，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際合作項目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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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
看不懂春秋戰國，就看不懂中國和世界
自周朝之後，中國就是一個“天下國家”，與普通國家有著根本上的區別，所以，在涉及中國曆史上各種重大的國家問題時，不能簡化到與普通國家相提並論。
由於“天下國家”數千年曆史有一個“平天下”的“總事業”貫穿始終，而且取得了很大的“總成績”——“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存續和發展、“廣土巨族”的形成——這就決定了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麵的獨特性。例如，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一個曆史之謎的中華政商關係，就需要在“平天下”的事業中破解，而且會發現其獨特性的根源深藏在三千年前的商周之變當中。
“天下國家”，或稱“內含天下結構的國家”[1]，區別於城市國家、邦國和王國等，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獨有的也是必然的產物，而“平天下”這一事業則是“天下國家”獨有的也是必然的使命。因為這一事業的本質，就是對“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護，確保它不解體，不滅亡。
《呂氏春秋》曰：“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2]又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3] 即是說，“平天下”的事業，在於通過“天下為公”實現全天下範圍內的安國、安家、安身。
周朝初期，以政治單位的層級結構和政治倫理的禮樂製度為核心，周王室（宗主國）為頂級，封國和服國（諸侯國）為第二級，士大夫采邑（貴族領地）為第三級，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內含天下結構的“天下國家”。然而，盡管是一個極具創新性的製度設計，細密而嚴謹，繁複而有序，“鬱鬱乎文哉”，卻還是太超前於當時的時代了。
管仲曰：“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4]老子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5] 意思是，“天下國家”是一個整體秩序，這個秩序對全天下每個政治單位包括每個人都是有要求的，必須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可以自行其是。
很顯然，這太理想化，隻在非常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中才可能實現。
1、春秋戰國時期貫穿了三大曆史進程
事實上，周朝初期的天下，還遠遠不是一個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甚至大部分地區都還屬於化外之地。化外之地漸次開化，先後融入定居文明區，最終合並成為“天下國家”的組成部分，這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所完成的。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回看春秋戰國時期這段對於中華文明存續和發展至關重要的時期，會發現這五百多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渡期，也不是諸侯稱王稱霸故事、諸子百家爭鳴故事等流傳至今的曆史典故所能概括的。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實際上並行地貫穿著三大曆史進程，而正是這三大曆史進程的先後完成，才共同促成了秦朝的統一和秦漢帝國的建立。
第一個進程是國家的兼並和集中，數百個林立的小邦國，合並成為了七個大國，最終又統一成為了一個超大國家。
第一個進程是國家的兼並和集中，數百個林立的小邦國，合並成為了七個大國，最終又統一成為了一個超大國家。
周初封建，“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6]，但這七十一個分封國，其實隻是當時全天下邦國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按《逸周書》的說法，在封國之外， “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7] 。
關於這些臣服於周朝的前殷商小邦國，或者就是小部落，沒有留下多少文字記錄，人們隻知道周朝曆史到了《春秋》記事的時代（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隻剩下十幾個方圓數百裏乃至數千裏的大國存世，絕大多數小邦國或部落都在過去的幾百年裏被兼並融合了。再到戰國時代，又完成了一輪大淘汰，隻剩下了七個更大的國家。
從七百多到七個，集中度99%，這是在幹什麽呢？如此劇烈的兼並融合，其曆史意義是什麽呢？
春秋時期形勢圖
小國被大國吞並、國家數量越來越少的兼並集中進程，世界曆史上不乏其例，也最容易納入現代的國際關係理論框架加以解釋。例如查爾斯·蒂利的“國家製造戰爭，戰爭創造國家”的民族國家理論等。但是，如果隻看到國家，甚至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簡單理解為相當於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行為主體，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曆史本質和意義。
很多學者都忽視了這一點：春秋戰國諸侯國的特殊性在於，它們雖然都已是典型的領土國家，但是在觀念意識中，“天下”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就是群雄割據的所有領土國家的總和。因此，每個諸侯國都天生自帶複興天下的使命，各國君主都被告誡其言行要取信於天下，通過施行仁義“天下可運諸掌”。所以，就其本質而言，每個諸侯國都是在周初“天下國家”解體之後進入了“據亂世”階段但仍然懷抱“太平世”理想的一個小型“天下國家”。
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曆史演進是帶有方向性的，國家的兼並和集中也隱含了某種目的性，並不是隻服從於叢林規則。到了戰國晚期，七國無一不建政府、定法製、備官守、設郡縣，本質上已屬於同一種製度甚至同一種風俗文化的“現代國家”，相比周初時參差多態、類別不知凡幾的七、八百個邦國部落，已經高度發達，既不屬於同一類別，也非處在同一水平。
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確有一個“戰爭創造國家”的進程貫穿始終，但這八百年卻是“天下國家”從早熟到成熟、從理想到現實的一個具有自身演化邏輯的階段性曆史運動。而無論是歐洲近代早期，還是當代世界體係，並沒有 “天下國家”這樣一個曆史背景，與春秋戰國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個進程，是散布於東亞大陸的眾多蠻夷戎狄族群大規模同化融入華夏族群 。
第二個進程，是散布於東亞大陸的眾多蠻夷戎狄族群大規模同化融入華夏族群 。
周初封建，在山東北封齊太公，南封魯周公，開始有了齊國和魯國。但齊國和魯國所在地區的原住民分別是萊夷和東夷，再往南的淮水流域還有淮夷，在建國早期，新移民與原住民相互爭地，殺伐不斷。所以，齊魯兩國的發展壯大過程，同時就是夷人被同化的過程。及至齊桓公九合諸侯、尊王攘夷、救燕國滅山戎那個時期，齊國內部的族群同化融合應早已完成。
晉國始祖是成王幼帝叔虞，始封於河汾以東的太原，該地的原住民是“群狄”，即商周時的獫狁、鬼方、鮮虞及後世的丁零、敕勒、鐵勒、突厥等。《詩經·六月》所記周宣王遣尹吉甫“薄伐獫狁，至於太原”[8]，《左傳·昭公十五年》所記晉大夫籍談有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9]等，即反映了晉初周人農民與遊牧戎狄錯居雜處、互有攻伐的情況。
及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為晉侯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10] 。晉獻公時號稱“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11]，大量的狄人部落如皋落氏、驪戎、耿、蒲、屈等，都在這一時期先後被滅國。
再說秦國。與周人東進的方向正好相反，原屬東夷居於曲阜的秦人，在商朝末年從山東穿越中原來到西北，取了周人故地。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秦人贏姓，始祖是東夷白帝。西遷時，贏姓的一支去了山西，成了後來的趙國；另一支去了甘肅和陝西，就是後來為周孝王養馬，並“分土為附庸”的秦贏。秦仲被封為西陲大夫，為周王室“保西陲”，歲歲攻伐，到秦文公五世中有三君死於戎難，曆時四百餘年與西戎混居雜處，相互融合。經過春秋戰國時期，西戎整體即已全部被秦、晉、趙等國同化。《後漢書》中所記的西戎，隻剩青海諸羌。[12]
楚國更不必說，連是否正宗的黃帝世係都大可懷疑，所謂帝顓頊之後、唐祝融之後、夏昆吾之後、殷彭祖之後、周始祖曰熊繹等各種認祖歸宗都是自稱的，無法考證，總之與中原族姓世係有別。建國之後，在南方不斷融合百濮百越“群蠻”，在中原則將漢陽一帶周初姬姓諸封國吞並殆盡。經過數百年同化融合，無論從種族上還是文化上講，楚國整體上還是更接近於荊蠻。也是到了齊桓公稱霸的時期，楚國崛起成為大國之一。
所以，若以齊桓公的霸業高峰時期為階段標誌，如公元前664年率大軍滅山戎孤竹之年，此時距周初分封諸侯過了大約三個半世紀。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齊和晉，是中原對外擴張消滅戎狄，而秦和楚，則是蠻夷向內同化融入中原。最終的結果是一樣的，都是華夏族的擴張和對蠻夷戎狄的同化。
第三個進程，與種族融合進程相一致且更為本質的一個進程，就是定居文明區域的同步擴大。
第三個進程，與種族融合進程相一致且更為本質的一個進程，就是定居文明區域的同步擴大。
一些學者認為，華夏族與蠻夷戎狄的區別，並非是種族上的，而是由生產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如拉鐵摩爾，他的“移置理論”（theory of displacement）認為，在北方草原地帶過著遊牧生活的戎狄部落，實際上是被很早就居住在農牧交界線附近的邊緣人口“推動”出來的，是定居的農耕社會人口和土地不斷擴張的結果。
也就是說，這些戎狄部落不過就是當初邊緣人口中那一部分更能適應大草原自然環境的人群而已，種族上並沒有根本的差別。《史記》曰：“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13]也是一個佐證。
現代中國的農牧業分界線示意圖
周朝以遷居到岐下周原的周人氏族為文明主幹，周人繼承後稷、公劉的稼穡傳統，推進農耕，發展農業，所以，當開始實施“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武裝殖民政策後，基於農業經濟的定居文明就在一個很短時期同步擴大到了各地邊疆。這應該是在那個曆史時期最大的一次定居文明圈的擴展。七十一個諸侯國，就是七十一個定居文明核心區，這應該沒有問題。然而，農民集團在全天下範圍內進行武裝墾殖，這一戰略性擴張行動的另一麵，必然是對於全天下先前的采集者、狩獵者、放牧者部落領地的戰略性搶占和掠奪。
對於采集者、狩獵者、放牧者們來說，原本自由自在、居無定所、四處遊走的生活，變成了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居住下來，每日在一片固定的田地裏耕種，或在一座固定的房子裏繅絲織布的生活，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巨大轉化。究竟有多麽巨大？用尤瓦爾·赫拉利的話說：
人類曾有長達250萬年的時間靠采集及狩獵維生，並不會特別幹預動植物的生長情形……農業革命所帶來的非但不是輕鬆生活的新時代，反而讓農民過著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狩獵采集者的生活其實更為豐富多變，也比較少會碰上饑餓和疾病的威脅。確實，農業革命讓人類的食物總量增加，但量的增加並不代表吃得更好、過得更悠閑，反而隻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產生一群養尊處優、嬌生慣養的精英分子。普遍來說，農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頭來的飲食還要更糟。[14]
蠻夷戎狄融入華夏的過程，實質上也就是這個轉變過程，並無其他。因為一旦定居下來，從事重複的農耕和養殖生產活動，就是一整套的新道德和新風俗，文明發展的速度也隨之加快，城市開始出現，成為定居文明的主要標誌。
反映在漢字上，“國”與“野”相對，《說文》段注：“歫國百裏曰郊”，“郊外謂之野”；而“文”也與“野”相對，《論語》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中的含義是，隻有武裝邊界之內的國才有定居文明，而邊界之外的野，既可以是農耕也可以是遊牧或遊獵，處於荒蠻世界。
分封初期，最靠近“天下之中”的魯、衛、宋、鄭、陳、蔡各國，或是先王故都，或是文物重地，曆經數百上千年文化浸潤涵養，已成華夏族的人文淵藪所在，聲教衣冠名區。相對於晉楚齊秦燕吳越等邊疆國家，在這些中原小國裏見不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15]各部落，也沒有“被發左袵”、“斷發文身”等風俗，文化上都是“君子國”，血統上都屬“正宗”，也就是農耕定居文明的核心區。《論語》記：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6]
中原地區定居文明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景象由此可見一斑，與邊疆地區的荒蠻麵貌迥異。
但是，春秋戰國五百年的曆史大勢，卻是文化高人一等的定居文明核心區注定被半開化的邊疆大國先後滅國。晉楚中原爭霸、齊秦東西二帝，核心區的老貴族國家都先後成了大國霸政的犧牲品。如果拋開國家的表象，僅從蠻夷戎狄被同化並轉入農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先後順序上看，其規律即表現為：率先轉入定居的地區一定會出現文化和經濟上的昌盛，但尚武精神也迅速消失，國力隨之衰落，隨著晚近轉入定居的地區在四周崛起，國力增強，前者終將被後者征服吞並。
這一可以被簡要歸納為“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勝”的規律，不僅隻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實際上貫穿於全部人類文明史。從古埃及古蘇美爾覆滅到雅利安征服古印度，從古羅馬帝國亡於北方蠻族到蒙古大軍橫掃歐亞大陸，從東胡女真入主中原到歐美列強統治全球，各文明曆史概莫能外。本係列在後續篇章中還會詳細闡釋，這裏暫不贅述。
綜合以上，春秋戰國時期的無與倫比之處在於，這五百年裏包含了國家的兼並集中、種族的同化融合以及定居文明區域的層層擴大這三大曆史進程。而秦朝大一統的實現，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國家的建立，則是這三大曆史進程共同的結果。
最終，通過這三種曆史進程為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最佳條件，並在“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勝”曆史規律的作用下經過上千次戰爭決出了秦國這個“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 [17]的終極勝利者，天降大任於斯人，由它一舉完成了大一統曆史使命，重建了周初開創的“天下國家”。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的中國人應該認識到，春秋戰國時期這些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曆史運動，在整個世界的文明史上，不僅在當時是空前的，直到今天也還是絕後的。翻遍世界曆史，找不到任何可以與之相比的時期。
2、西方學者至今看不懂春秋戰國時期
西方學者看中國，一直都有很多難解之謎，甚至研究越多，謎團反而越多。導致這種情況出現，本不是因為中國問題有多神秘、多難懂，歸根結底還是西方學者自身的問題。概言之就是兩大先天缺陷：一個是老毛病，就是先入為主的“西方中心論”立場，用西方文明做標準評判其他文明；另一個可以叫做不由自主的“現代中心論”立場，用現代社會做標準評判古代社會。
進一步講，這兩個先天缺陷是一病二症，因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個沒有曆史的現代文明，其巔峰隻出現在近代之後，所以偏於“西方中心論”也必然同時偏於“現代中心論”。結果就是，大多數的西方學者，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他文明，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曆史，兩個偏向疊加之後表現為：在麵對最具曆史特性的中華文明時完全混亂，就像是帶著一副近視眼鏡遙望高山大川，怎麽看也是模糊一片。
這裏不得不提到數年前由四位頂尖學者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國史》。無論這部被認為代表了“新史學”中國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學術成就，獲得了多少讚譽，被多少名牌大學當作教科書，它的先天缺陷卻是如此的顯而易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該書直接截斷了春秋戰國及其以前的這段曆史。作者之一陸威儀在他編寫的第一卷《秦與漢》中寫道：總體來說，秦和漢兩個帝國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古典”時代，如同古希臘和古羅馬之於西方。和“古希臘——古羅馬”地中海時代類似，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和其他時代明顯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國這個最早的統一時期，了解其完成統一的具體過程，我們就無法理解本書所要講的內容。[18]
《哈佛中國史》主編卜正民（左）和“秦與漢”作者陸威儀（右）
這段話裏，曆史觀的先天缺陷和內在荒謬一目了然：第一，秦漢不是中華文明的“古典”時代，夏商周才是；第二，秦漢之於中國，完全不同於古希臘和古羅馬之於西方，兩者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第三，秦漢不是中國最早的統一時期，從“天下一統”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漢是第二次；第四，沒有春秋戰國時期，就沒有秦漢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後者就好像天上掉下來的，這不是曆史，是童話。
當然可以爭辯說，學術研究，各有道理，陸威儀的辯護是：（前帝國時期）的人，要麽以“秦人”“齊人”“楚人”為人所知，要麽以其他諸侯國國名命名，或者以某個特定地域命名，比如“關內人”。公元前3世紀，秦的征伐把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聯結起來……[19]
這個理由單薄得像是開玩笑。本係列在前麵講了，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國家”，秦漢建立的也是“天下國家”，都不是普通王國或帝國，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獨特的也是必然的產物。而整套“天下”體係和政治結構，則是周初的創造，並經過周朝八百年，特別是春秋戰國五百年三大曆史進程的反複糅合塑造，最終才孕育出現代化的“天下國家”秦和漢。
這是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的重大事實，周朝初期形成的“德治天下”和“協和萬邦”偉大理想，直到今天的現代世界還遠遠沒能實現。三千年來誰著史？三千年前誰領先？為什麽故意無視呢？將中華文明中的秦漢對應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臘古羅馬，同稱“古典時代”，表麵上看似乎也算一種學說，但在人們頭腦中產生的實際效果是什麽呢？
在中華這邊，秦漢距今隻有2000多年，原本的5000年文明史被一下子截掉了3000年，少了一大半；在西方那邊，古希臘古羅馬本是包括西亞和北非在內的古代地中海社會一部分，一旦被並入了所謂“西方文明”，原本隻有1500年文明史的西北歐社會又接上了另一個社會的1500年曆史，最後結果，好像西方文明史比中華文明史還要悠久，還要連續！
70年對話5000年，對於西方學者明顯屬於“西方中心論”和“現代中心論”雙重錯亂的問題，實際上沒必要再平等討論，隻能徹底揚棄。環顧中國曆史研究領域裏西方學術霸權留下的一個個“精神殖民地”廢墟，中國學者還有大量的撥亂反正工作要做。
另一個說明“精神殖民地”貽害嚴重的例子，是歐美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就是運用基於近現代歐洲曆史經驗的國際關係理論模型，研究中國曆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並使用比較曆史學的方法進行相互對照，試圖找出為什麽中國的秦朝實現了統一，而歐洲始終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
關於這項研究，出了不少學術成果，有人強調地理因素，有人強調文化因素，有人強調支配和製衡或進攻和防禦的平衡因素，但都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係副教授許田波2008年完成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一書，代表了歐美學術界在這個領域的學術前沿。
《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
該書基於如下基本假設：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和近現代歐洲在很多方麵有相似性——起源於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封建社會，有著頻繁的戰爭，經曆了封建體製的垮台和官僚體製的形成，有一個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等，因此可以運用比較曆史學、以國際關係理論和行為主體性（agency）為核心的理論方法進行對比研究。
研究的結果是：之所以近代歐洲的曆史演進形成了一個多國平衡的局麵，而中國卻走向了統一，是因為春秋戰國中的列國采取了“自強型改革”和“聰明的”軍事外交策略，而歐洲國家卻都采取了“自弱型權宜措施”的對應和相對“笨拙的”外交策略，所以前者的國家力量越來越強大，最終迎來了秦國的統一，而後者則由於“實施‘自強型改革’之晚和推行‘自弱型權宜措施’之早，繼續使歐洲偏離強製型軌道”，而失去了武力統一的機會。[20]
不能說該書中使用的“競爭性邏輯的動力學”理論模型不學術，長達42頁的中西文參考文獻目錄令人肅然，書中也不乏精彩論述和深刻洞見，但總體上，這項研究卻又是雙重錯亂的典型。
由於“西方中心論”立場，作者將不具備對稱性的中國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西方兩者硬塞進比較曆史學的對稱性案例研究框架當中，於是不得不忽略大量的差異性，勉強求得一個簡化對比中的簡化結論。又由於“現代中心論”立場，作者實際上是在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下來分析春秋戰國的曆史發展，完全喪失了曆史感。
趙鼎新教授在針對該書的一篇書評中指出，“受到對稱性比較曆史學方法一些固有局限的限製，采取這一方法的學者一般重比較而輕曆史，或者說他們的曆史敘述往往缺乏很強的時間/空間感。”[21]
以上兩個例子都說明，如果不改變中國曆史研究中的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哪一種“新史學”，都是死胡同，出來的研究成果也都是誤人誤己。
何為基本的出發點？既然世人公認，隻有中華文明是唯一從最初的原生文明延續發展至今沒有中斷的文明，那麽理所當然，也隻有中華文明最適合當作一種標準，用來對比其他文明，進行各種衡量，並描述出人類文明史的一般發展規律。
在這個標準中，春秋戰國這一曆史時期的本質就是：它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在這一獨特文明自身的發展邏輯中，夏商兩代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成型階段，周朝八百年是封建製“天下國家”發展階段，從秦朝開始是郡縣製“天下國家”發展階段。
按唐代柳宗元的看法，在製度演進上，郡縣製取代封建製為勢所必然，也是“公之大”之後的自然結果：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製，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22]
從“勢不可”到“勢之來”，從“私天下”到“公天下”，從周事“失在於製，不在於政”到秦事“失在於政，不在於製”，歸根結底，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自有的製度演進邏輯，隻有中國人自己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中心論”曆史觀的幹擾，今天的中國學人斷不該連唐代古人那點見識都沒有。
從柳宗元到現在，中華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又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演化了1200年，並成功匯入了全球化時代。立足於當下世界回看從“勢不可”到“勢之來”、從“私天下”到“公天下”的曆史發展大勢，難道不是來到了“世界之所以革之者，其為製，公之大者也”的新時代了嗎？而包括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公之大”，不正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嗎？
從周初的“天下國家”，到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屬於“天下”型定居文明的三千年演進脈絡，不是從《聖經》敘事到“現代性”這個西方文明演進脈絡，兩者在“公天下”大勢還是“私天下”大勢的區別中涇渭分明。其實，反觀西方文明，無論是真實的1500年，還是虛假的3000年，都沒有經曆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發演進曆史，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全球的“天下”時代為全人類指出共同發展方向。
反之，今天倒是應該運用中國“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標準，重新看待、重新衡量西方這一個最晚轉入定居文明的新生社會。
參考文獻：
[1]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2]《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貴公》
[3]《呂氏春秋·卷二十六·士容論·務大》
[4]《管子·牧民》
[5]《道德經·五十四章》
[6]《荀子·儒效》
[7]《逸周書·世俘解》
[8]《詩經·小雅·六月》
[9]《左傳·昭公十五年》
[10]《左傳·莊公十六年》
[11]《韓非子·難二第三十七》
[12]李零：《我們的中國》
[13]《史記·匈奴列傳》
[14]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
[15]《爾雅·釋地》
[16]《論語·子路第十三》
[17]見《戰國策》
[18]【加】卜正民主編，【美】陸威儀著，王興亮譯：《哈佛中國史-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
[19] 【加】卜正民主編，【美】陸威儀著，王興亮譯：《哈佛中國史-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
[20]【美】許田波著，徐進譯：《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
[22]柳宗元《封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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