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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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空間理論、地緣政治學創始人拉采爾，可以說，是他毀滅了後來的德國。
生存空間理論、地緣政治學創始人拉采爾 Friedrich Ratzel 1844 – 1904，可以說，是他毀滅了後來的德國。
希特勒的國師：生存空間理論大師豪斯霍弗爾 Karl Haushofer，1869—1946
生存空間（德語：Lebensraum），是1897年源自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提出的國家有機體學說，之後提出了生存空間的概念。他利用生物學概念與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生物類比的方式研究國家政治。他將國家比擬做具有生命的有機體，如同生物一樣，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一個健全的國家透過武力侵略，擴張領土來增加生存空間是必然的現象。
生存空間提出之後，在二戰前夕的法西斯主義者之間很受歡迎，軸心國開始大力提倡這樣的理念，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後，生存空間也成為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為德意誌帝國向中歐和東歐地區的擴張提供了依據[1]。
定義
生存空間（Lebensraum）作為政治詞語，指一種被納粹和其他民族主義者，如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的理論（生存圏、生空間），認為一個民族應當盡可能地擴張自己的生存領域。
起源
19世紀，德國生物學家奧斯卡·佩舍爾（Oscar Peschel）在1860年的評論中使用了生存空間一詞。1897年，人種學和地理學家弗裏德裏希·拉采爾在他的《地緣地理學》一書中使用了該詞。1901年，拉采爾擴展了他的論文“ Lebensraum”。
一戰期間，英國對德國的貿易封鎖導致德國的糧食短缺，德國非洲殖民地的資源無濟於事。這導致戰爭期間德意誌帝國對生存空間的支持增加。
拉采爾說，社會發展主要受到其地理狀況（生存空間）的影響。拉采爾稱，德意誌帝國（1871-1918年）要求海外殖民地，多餘的德國人應移居海外。
地緣政治
生存空間由納粹主張，試圖將歐亞地區的劣等民族清洗，才能擴張優等人種的所在地
拉采爾的隱喻概念被證明對瑞典政治學家和政治家魯道夫·契倫產生了特別的影響。在1917年的政治專著中，凱勒創造了以下術語：地緣政治（由其地理領土引起的國家的狀況和問題）。其理論包括“政治”（影響國家權力的經濟因素）和“民主”（由國家族群組成引起的社會問題），以解釋成功管理和管理國家所要考慮的政治細節。他對德意誌帝國的政治有很大的智力影響。
種族意識形態
希特勒說，“不可避免的擴張”的國家社會主義地緣政治將扭轉人口過剩的局麵，提供自然資源，並維護德國的國家榮譽。在1925年的《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提到了生存空間的概念。
政治地理學中生存空間概念的演變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lebensraum in political geography
侯璐璐1, 
, 劉雲剛2, *,
地理科學進展 2019 , 38 (5): 637-647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5.002
1.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 廣東省城市化與地理環境空間模擬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275
2. 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廣州 5106311
HOU Lulu1, , LIU Yungang2,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摘要
生存空間是拉采爾創立現代政治地理學之初提出的核心概念,與國家有機體一起構成人類有機體空間政治的分析框架。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派繼承並發展了國家有機體的概念,同時吸收了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等思想,將生存空間改造成為服務法西斯空間擴張的理論工具。二戰結束後,地緣政治學被唾棄為惡學,而生存空間也被抨擊為惡學之鑰。80年代後期,新政治地理學從批判視角審視生存空間與法西斯的關係,生存空間的理論價值重新得到重視。論文通過梳理生存空間從提出、興盛、沒落到複蘇的發展曆程,旨在揭示這一概念在理解政治地理學研究模式、認識人地關係、探索空間治理、製定區域決策等方麵的重要價值,為中國未來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 生存空間 ; 拉采爾 ; 政治地理學 ; 地緣政治學 ; 生活圈
Abstract
Lebensraum is a core concept that Friedrich Ratzel created while he first founded political geography. In 1901, based on the study of anthropogeography, Ratzel came up with two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spatial politics, "lebensraum" and "national organism," and the word lebensraum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ince then. Haushofer, Ratzel's student and a used-to-be soldier devoted to national interests, contributed to the use of lebensraum in geopolitics and military science. Along with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geopolitics, lebensraum was developed into a geopolitical concept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country system, which served a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asc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German geographer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lebensraum research. With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neither lebensraum nor geopolitics escaped from condemnation. Treating lebensraum as a weapon speaking for fascist states, Anglophone geographers tried to keep away from it, leading to its abandonment in the West. Due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 an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the West, some Japanese geographers took up the study of lebensraum from a regional planning perspective since the 1960s. With political geography back into humanism view since the late 1980s, lebensraum liberated from the darkroom of German geopolitics, and 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more geographers aware of the enormous theoretical value behind the concept.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ebensraum,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status and role of lebensraum in understand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geogra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space governance, and decision making of human agency.
侯璐璐, 劉雲剛. 政治地理學中生存空間概念的演變[J]. 地理科學進展, 2019, 38(5): 637-647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5.002
HOU Lulu, LIU Yungang.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lebensraum in politic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5): 637-647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5.002
在人文地理學、特別是政治地理學的研究中,時常出現生存空間(living space)、生活空間(life space)等概念。追溯其理論淵源,皆出自“政治地理學之父”拉采爾(Ratzel Friedrich)提出的“Lebensraum”。《人文地理學詞典》將Lebensraum譯為“生存空間”,指“生命有機體生存的地理區域”(約翰斯頓等, 2004),而這一概念一般被看作是德國法西斯侵略擴張的理論來源。不過,最新研究表明,Lebensraum概念的價值被極大輕視了。如一些學者指出的,Lebensraum是現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基石,其概念的演變是政治地理學發展曆史的縮影,也是其他領域與政治地理學研究展開對話的原點(Smith, 1980; Abrahamsson, 2013; Klinke et al, 2018)。忽視拉采爾的Lebensraum,也就等於錯過了當代政治地理學思辨的關鍵入口(Barua, 2018)。因此,梳理Lebensraum概念是理解當代政治地理學研究脈絡不可或缺的一環。
拉采爾的Lebensraum概念在動蕩的20世紀發展變化,但其實關於其概念發展演化的討論並不多見。究其原因：一是文獻有限,相關文獻大都集中在二戰前,以德文、日文、英文為主,中國學者較少接觸;二是受政治地理學術圈大環境的影響,新政治地理學興起後,諸多傳統研究迫於曆史壓力紛紛改弦更張。20世紀90年代開始,Lebensraum才逐漸回到歐美地理學者的研究視野,並形成了一係列新成果。2018年,由英國牛津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瑞典索德頓大學波羅的海與東歐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專輯“Lebensraum and its discontents”發表,標誌著Lebensraum概念的學術回歸(Klinke et al, 2018)。本文在此背景下,對經典文獻進行再次解讀,深入認識Lebensraum概念的起源、發展曆程,為中國政治地理學研究的開展及理論化提供參考。
1 拉采爾與生存空間
1.1 一個生物地理學概念
拉采爾早年主要研究人類遷移、文化發展和人地關係等,他在代表作《人類地理學》(1882—1891年,共3卷)中探討了自然屬性對曆史發展和人類遷移的影響(Lossau, 2009),表現出對地理空間要素和人類集體行為活動之間關係的重視。1897年德語版《政治地理學》出版,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政治地理學著作,被認為是現代政治地理學的奠基之作。書中提出政治地理學體現的是政治行為的空間屬性,需要回答人類作為有機體的基本單元及其空間規律的問題(Ratzel, 1903)。拉采爾認為人類政治行為及有機體行為都依賴於作為生物物種形成的民族集體,故而政治地理學對人類有機體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對國家有機體的研究,並進一步提出了“國家有機體論”(Ratzel, 1903)。
1901年,拉采爾在《生存空間論:生物地理學研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Lebensraum”一詞,意為(作為生物的)人類有機體生存及發展的地理區域(Ratzel, 1901)。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直至2018年才首次由地理學者Tul'si Bhambry完整地譯為英文並刊出。拉采爾通過生物與地理關聯的分析框架,將Lebensraum構建為一個生物地理學概念,研究包括“地球上的生命與空間”“地球表麵的變化與生命的發展”“控製空間作為一種生命屬性”“征服抑或殖民?”“生命密度、棲生地和物種”“空間對生活的追溯效力”“空間的競爭”“邊境地區”“維護生存的廣闊空間”“新的生存形態發展中的空間現象”“起源中心或保護區?”等11個部分(Ratzel, 2018)。
翻譯者T. Bhambry認為,拉采爾論述的關鍵是“生活”(leben,life itself,包括“生”和“活”2個部分),這是拉氏理論中諸多術語的前綴。相應地,Lebensraum所代表的空間也涵蓋了“生存的空間”(living space)和“營養的空間”(feeding space) 2部分。在生存空間的概念分析中,拉采爾從生活社區(lebensgemeinschaften)、生活分層(lebensschichtung)、生活階段(lebensstufe)、生命密度(lebensdichte)、生命傳播(lebensverbreitung)、生命分布(lebensverteilung)、生命梯度(lebensgefäll)等方麵討論了有機體如何進行生與活的組織(Ratzel, 2018)。從這些方麵看,日本地理學界將Lebensraum譯為生活空間實際上更接近拉采爾所提概念的原意。
拉采爾的生存空間討論涉及邊界與邊境、空間範圍、新生存空間的形成過程等當代政治地理學持續關注的話題。拉采爾認為邊界不能被理解為一條簡單的分界線,而應該是邊緣地區(Ratzel, 1903),隻有當將邊界作為空間區域提取出來時,才能理解其作為生命遷移戰場的地位(Ratzel, 2018)。
此外,拉采爾對人的遷移十分關注。他認為移民等因素會促進新的生存空間的產生,此過程包括空間變異、邊界模糊侵蝕、孤島/飛地形成3個階段(Ratzel, 2018)。他的遷移研究多以中立的、描述性的方式開展,在許多論述中甚至表現出對“種族純化”的譴責,他認為“純的種族”和“混合種族”並沒有明確的價值判斷,很多被邊緣化的人群是值得保護和保留的(Klinke et al, 2018)。這種對民族多樣性的評價顯示出拉采爾先於時代的人道主義思考。
綜上,拉采爾的生存空間概念是基於生物地理學背景形成的,關注空間對於生物的“生的保障和長的可能”2個作用,進而將空間分為生存空間、營養空間2個部分,其內涵和理念與戰間地緣政治學派打造的生存空間存在巨大差異,不能將二者簡單等同。
1.2 國家有機體的生存空間
國家有機體是拉采爾將生存空間用於揭示人類社會政治空間規律的概念,他將國家理解為具有生物地理屬性、為生存空間而奮鬥的有機體(Klinke et al, 2018)。
首先,人是地理環境的產物,人與空間相互作用。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和生長,是人類像其他生物一樣適應環境的結果。拉采爾認為“每一個宗族、部落乃至國家都有2個層麵的內涵——人及其領土空間,……人的政治行為是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而做出適應的”(Semple et al, 1911)。人類的一切行為活動和社會發展都受環境製約,這種製約體現在4個方麵,即生理上的製約、心理上的影響、物產豐歉盈缺對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以及對人類遷移和分布的決定性影響(Ratzel, 1989)。
其次,民族國家是人類有機體運轉的基本單元。拉采爾將國家與自然界中的生物種群類比,認為國家是附著在地球上的一種(生物)有機體,是“地表有確定組織的人類集團所占據的政治地域”(Semple et al, 1911),國家特征深受為其提供生存環境的領土及區位的影響,國家有機體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一定的空間。
第三,國家有機體處於不斷生長的過程中。國家有機體與其他生物一樣也具有幼年、青年、壯年、老年等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生長在空間上有3種表現：一是國家的邊界,其變化是多個國家相互競爭形成的幾何空間,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表現(Klinke et al, 2018);二是領土的穩定性,反映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領土穩定性越強(Ratzel, 2018);三是空間的生長,國家生長的同時,民族集體不斷尋求邊界的外移與空間的擴大(Ratzel, 1901)。
最後,生存空間的平衡狀態通過自然演進實現。國家有機體對生存空間的爭奪,就像生態係統中的相互作用一樣自然而然地發生(Murphy, 2018)。通過淘汰不適應世界體係發展的有機體,不同國家控製的生存空間範圍也同步變化(Ratzel, 1901)。世界體係中國家有機體的生態位包含2個層麵,自然位置和政治-地理位置。正如所有生物為了生存和繁衍必須在自然環境中找到自己的生態位一樣,民族/國家也必須在政治環境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弗林特等, 2016)。但不應該認為每個移民物種都必須剔除一個土著物種才能生根(Ratzel, 2018)。
拉采爾從人地關係出發,提出國家有機體的概念來解釋人類有機體政治行為的空間規律,強調國家發展和政策製定中地理空間要素的重要性。他首次將抽象的國家概念與具象的地理空間相結合,使得地理要素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中受到了空前的重視。雖然今天看來拉采爾的國家有機體理論似乎有一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Murphy(2018)通過對其著作《政治地理學》和拉采爾論文的研讀發現,拉采爾的研究一直努力避免這種傾向。同時,拉采爾在對待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方麵表現出難得的進步性,他駁斥了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和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的生物種族主義(Smith, 1980),他反對種族純化,認為移民是使社會群體更具競爭力的過程(Ratzel, 2018)。
2 20世紀上半葉的惡學之鑰
2.1 地緣政治化
20世紀上半葉是生存空間研究大發展時期,也是地緣政治學派改造並歪曲生存空間的關鍵時期。拉采爾的理論不僅在德國引起了巨大關注,也被其學生帶到了其他國家。1911年,他的學生森普爾(Ellen Churchill Semple)在美國出版了《地理環境之影響：以拉采爾人類地理學為基礎》一書,係統介紹了拉采爾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主要成果,包括空間概念、邊界、國家的遷移和成長,國家空間發展中海陸間的過渡以及水資源、山地和平原等在國家空間發展中的作用(Semple et al, 1911)。
1916年,瑞典政治學家契倫(Johan Rudolf Kjellén)在《作為有機體的國家》中進一步發展了生存空間論(Tunander, 2001)。他認為,對占據有限空間的國家來說,通過殖民、吞並或征服來擴大其領土是絕對必要的(Kjellén, 1916)。1920年,《關於地緣政治學體係的基本問題》的發表標誌著研究國家有機體空間行為的地緣政治學的確立(Kjellén, 1920)。由此開始,地緣政治學派將生存空間中注入諸多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色彩,強調國家有機體的進化過程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側重於探索國家在空間及資源競爭過程中的生存之道。契倫利用國家有機體與生存空間構建了地緣政治研究5要素：地緣環境(reich, 由生存空間和軍事戰略形態組成)、民族人民(volk, 國家的種族觀念)、經濟平衡(haushalt, 生存空間內的自給自足)、法理社會(gesellschaft, 國家組織和文化訴求的社會方麵)以及政府治理(regierung, 政府的存在形式,其行政機構和軍隊能夠保證人民安寧與協調)(Holdar, 1992)。
拉采爾的另一位學生豪斯霍費爾(Karl Ernst Haushofer)從軍事學與政治學視角加強了生存空間的地緣政治屬性,並構建了世界生存空間泛區體係。1913年,豪斯霍費爾最先將生存空間理念用於日本戰略形勢的研究,完成了題為“大日本的軍事力量、世界位置及未來思考”的博士論文。豪斯霍費爾認為生存空間應被當作地緣政治研究的核心,提出地緣政治學“是國家有機體取得生存空間的政治行為的科學基礎”(Whittlesey, 1943)。他依據一戰至二戰期間世界各國國力的變化構建了泛區域模型,分為美洲泛區域、歐洲-非洲泛區域、俄羅斯-印度泛區域、亞洲-太平洋泛區域(圖1)。此種劃分方式明確表達了地緣政治學派的歐洲中心觀,每個泛區域都涵蓋了地球上各種緯度地帶的生態資源,在經濟上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從而避免跨區域戰爭;在區域內部,根據弱肉強食的發展規律,某一個先進國家應主動尋求成為本區領導者的方式(Haushofer et al, 2002),他認為主動的戰爭是解決區域內部爭端、劃定生存空間、決定泛區領袖的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擴張主義的擁護者門德爾鬆(Erich Mendelsohn)曾言“超級大國是創造新的生存空間所必須的”(Bashford, 2007),而地理學家奧托·摩爾(Otto Maull)則在其著作中堅稱“德國不僅應該被認為是空間中的有機體,更應該被定位為空間中生長出來的有機體”(Maull, 1925)。
圖1 豪斯霍費爾的泛區域模型示意圖及各泛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對比①(① 數據來源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統計集(1948—1960)》;考慮到1939年蘇聯國內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圖中采用的是蘇聯1838年的經濟數據。)
Fig.1 Haushofer's pan-regions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
契倫、豪斯霍費爾等通過將生存空間與民族、國家的捆綁弱化了其生物地理屬性。地緣政治化的生存空間抓住了帝國主義對外擴張和領土征服的政治綱領精神,並把這一綱領描述為民族健康成長的必要條件,從而實現綱領合法化。相關研究成果在歐美及日本等國迅速擴展(小川琢治, 1928)。1941年,日本地政學協會成立,並以《地政學》雜誌為大本營介紹歐美地緣政治學進展(高木彰彥, 2009)。1942年,日本規劃師石川榮耀提出國家有機體對外、對內雙向的空間生長模式,他認為國家既可以通過對外擴張實現擴大營養空間的目標,也可以通過合理的內部規劃引導內部空間生長(石川栄耀, 1942)。Lebensraum在日語中譯法較多,如生活空間、生存空間或生活圈、生存圈等,二戰後生活空間與生活圈的用法更為常見。
2.2 帝國主義的實踐
曆史學家費希爾(Fritz Fischer)認為,到1914年,生存空間已經是德國《九月計劃》②(② 九月計劃(Septemberprogramm)由一戰時期的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提出,闡述了德國的戰爭目標及德方狀況。)提出領土吞並和安置方略的主要靈感來源(Fischer, 1961)。然而,生存空間的概念似乎在一戰期間並沒有使用,而是在1918年之後很快廣泛流行起來的(Klinke et al, 2018)。作為希特勒的參謀,豪斯霍費爾對納粹主義成型產生了重要影響(Heske, 1987)。雖然拉采爾傾向於將此概念用於作為有機體的政治國家,但2次世界大戰期間,地緣政治學派常常將主體篡改為民族或人民。在德國,這種循序漸進的帝國主義實踐通過2步展開,首先是人口轉移和民族清洗,然後是農業殖民化以及重建真正的德國生存空間(Blood, 2010)。納粹德國通過對外戰爭積極擴展空間實體,同時通過驅逐、奴役和殺戮其他種族霸占空間資源(Hitler, 1999)。
作為駐日大使的豪斯霍費爾將泛區域模型帶到日本後,日本為成為亞太泛區域的領袖展開了一係列謀劃。1927年,田中義一的《對華政策綱領》寫到“確保遠東之和平,舉日華共榮之成果,為我對華政策之根本。至於施行之方法,鑒於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與滿蒙,自當有所區別”(引自粟鳳榕, 2008)。1940年的《基本國策剛要》提出建立“整個大東亞地區的皇國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同年9月提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所需要的生存圈問題”,建立超越主權國家結構的地域聯合體,引領“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石川栄耀, 1942; 安達宏昭等, 2016)。
生存空間競爭並沒有加速世界演進,反而激起一股股民族反抗的巨浪。隨著二戰法西斯國家的全麵潰敗,不論是德國的生存空間還是日本的共榮圈構想都徹底崩塌。可以說,從未有任何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像生存空間一樣產生了如此深重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提到德國地緣政治、生存空間等概念都足以讓地理學者們戰栗不安。
2.3 沒落與批判
自1904年拉采爾離世後,生存空間與地緣政治研究迎來了異常火熱的40年。地緣政治學派打造的生存空間論更青睞國家政治軍事視角,特別是諸如豪斯霍費爾等兼具政治家、軍事家的多重身份,進一步推動了生存空間研究的戰爭導向。雖然這期間也有難得的人文思想的光芒,如石川榮耀對有機體內生型空間生長的思考,但總體來說,生存空間論是二戰後學界口誅筆伐的對象,以豪斯霍費爾為代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亦受到地理學家的唾棄(帕克, 2003)。地理學界大多將其作為服務於法西斯的工具加以抨擊,視其為導致二戰的罪魁禍首之一(Taylor, 1976),甚至有學者提出豪斯霍費爾應與生存空間一起對戰爭的爆發負責(Herwig, 1999)。二戰結束後的30年,以地緣政治和生存空間作為關鍵詞的著作幾乎絕跡,隻偶爾在政治地理學和政治教科書中片段式地出現(Murphy, 2017)。時至今日,我們仍需反思古典地緣政治學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傾向給世界帶來的深重災難,以批判性思維審視這段曆史,回歸學術導向的政治地理研究。
3 人本主義的回歸
3.1 生存空間的意義再考
隨著批判地緣政治學的興起及新政治地理學的重建,生存空間作為政治地理學傳統概念重回學術討論中。一方麵,學者們開始反思生存空間作為學術概念與作為地緣政治策略的關係。有學者認為拉采爾提出的生存空間概念對政治地理學發展是有重要貢獻的,隻是被政治和軍事力量歪曲和利用了,其產生的惡果並不能完全歸咎於理論(Glacken, 1962);生存空間是基於學術追求和探索人地關係問題而提出的概念,如果不加批判地應用於目的導向的意識形態構建,極易產生負麵的乃至災難性後果(Smith, 1980);德國地理學者提出的生存空間與納粹德國鼓吹的生存空間存在明顯的非連續性與概念差異(Giaccaria et al, 2016)。另一方麵,世界的發展已經證明生存空間的2個核心問題,即有機體單元及其作用規律,已不能僅僅停留在國家尺度上排斥性地競爭物質空間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人類技術的革新,人口增長對空間的需求不再簡單地等同於競爭更多的物質空間,是否值得通過戰爭的方式獲得空間,需要重新討論(Simon, 1989);通過將拉采爾與契倫的生存空間概念進行比較,提出地理學應回歸到將生存空間作為生物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複合化的內涵(Abrahamsson, 2013),而不是將其簡單視作國家機器追逐利益的載體。
重新審視生存空間概念的提出,作為研究人類有機體與空間領域關係的概念,有機體單元是決定其作用規律的關鍵。地緣政治學派對人類有機體的民族屬性深信不疑,將人的生存發展與國家的生存發展等同,從而將生存空間的研究尺度禁錮在“國家間體係”,國家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合法的政治權力的領域空間(弗林特等, 2016)。新政治地理學研究對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及領域合理性提出了質疑與反思。有學者認為現代主權國家絕不是自然實體,而是曆史的產物(Jackson, 1990);國家領域性是一種安全與機會之間關係的平衡(Gottmann, 1975);人類關係中的領域性是一種有意識的空間控製策略,空間不是控製的目的,而是實現控製的工具(Sack, 1983)。當國家作為人類有機體基本單元的合理性被打破後,生存空間的作用機製也開始走出國家尺度,區域、地方、城市都有可能成為政治行為的有機單元,而主體功能也從國家所承載的物質保障、環境安全轉變為不同尺度下的人地關係協調與空間生長效益最大化。區域有機體或城市有機體等研究的複雜性超出了傳統國家間競爭與合作的模式,成為西方政治地理學研究的熱點話題(Martin, 2010)。
3.2 日本的生活空間論
如前文所述,日本是亞洲最早開展生存空間研究的國家,並形成了體係化的生存空間策略。戰敗後,日本的地理學者選擇盡量規避戰間常用的國家有機體、生存空間與生存圈的概念,轉向剝離國家有機體對象的生物地理概念。“所謂生活空間,不過是二戰後日本地理學有意規避Lebensraum的說法,以與服務侵略戰爭的地政學概念相區別”(伊藤喜栄, 2004)。
生活空間論集中於討論國家內部的生存空間、營養空間的塑造。上田篤認為,與空間數量的拓展相比,空間質量的提升是提高生命權力的最佳方式,空間藍圖應綜合考慮生存與發展的社會需求(上田篤, 1967)。“生活空間倍增計劃”通過空間多樣化建設,使原來單一的居住空間、購物空間、文化空間、教育空間等空間實現倍增,從而實現合理的生活分層與梯度分布(金日, 1999)。高橋伸夫通過對地方生活組織和空間關係的研究,得出不同組織有機體空間活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規律(高橋伸夫, 1990);荒井良雄等(1996)則關注以家庭為有機體單元的圈層結構。生活空間論在日本空間實踐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生活圈的建設中(圖2),經過前後5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已經形成了從國家到區域再到地方的多尺度生活圈嵌套體係,實現了從區域到地方的生活空間的良性運轉(荒井良雄等, 1996)。通過生活圈中的自助、互助、共助、公助體係,實現生存圈的供給保障、營養圈的共贏共生(伊藤喜栄, 2004; 劉雲剛等, 2016)。
圖2 日本的生活圈係統
注：參考伊藤喜栄, 2004繪製。
Fig.2 Life circle system of Japan
3.3 最新研究進展
現實社會中生存空間的廣泛應用與理論探討的稀缺形成鮮明對比。在冷戰時期的西德、內戰時期的拉美、乃至今天的泛伊斯蘭主義構建的國家願景中,生存空間一直被持續不斷地提及。相比之下,生存空間的學術研究卻被束之高閣。英文成果寥寥可數,僅有的如對拉采爾生平著作的梳理(Smith, 1980)、拉采爾理論在德國殖民想象中的地位與作用(Bassin, 1987)、生存空間概念內涵的辨析等(Abrahamsson, 2013; Halas, 2014)。蘇聯解體後,德國政治地理學在後蘇維埃時代的俄羅斯備受關注,生存空間被詳細介紹和討論(Dugin, 1997)。
現有的政治地理話語體係中,生存空間始終難以擺脫消極視角,即把民族和國家作為有機實體的還原主義、鼓吹帝國主義擴張、霸權統治、種族清洗等,甚至於這個概念的德語屬性都十分容易喚起人們的負麵情緒(Klinke et al, 2018)。因而,生存空間常被用以描述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政策與行動,如國外媒體對中國釣魚島政策的報道③(③ Lebensraum and China, Asia Sentinel, 2012-09-20, http://www.asiasentinel.com/politics/lebensraum-and-china/。)。通過回顧1919—1939年期間,德國對拉采爾生存空間與空間動力學的接納與反響過程,Murphy(2018)發現,拉采爾對地理環境作用於人類能動性的決定性影響是十分謹慎的,拉采爾並不是空間/環境決定論者,但這種特質在魏瑪和納粹時代的動蕩中被有意識地抹除了,政治鬥爭的緊張化曲意簡化了拉氏生存空間的複雜性。
Chiantera-Stutte(2018)認為生存空間不僅僅是達爾文主義生存鬥爭的描述,更提供了一種從有機體視角分析生命政治的方式,以福柯的生命權力理論來審視拉采爾的觀點,可以發現概念背後是對政治地理學通過關懷人口、政治文化的生物化、權力/知識聯係3個步驟來實現將個體納入人口、將文化融入自然、將政治融入科學。此外,拉氏生存空間的討論中已經注意到死亡對生命政治的重要意義,他把國家看作一個有機體,堅持政治地理學家必須是“病理學家”(Klinke, 2018)。實際上,拉采爾的研究視角與當代超人文地理學(more-than-human geography)的很多觀點產生著共鳴,如生命的空間本體論、動物的活動性和生活世界的製圖等(Barua, 2018)。
4 結論與展望
生存空間是政治地理學的核心概念,由於戰爭時期的刻意歪曲和利用,相關研究一直近乎停滯。通過對拉采爾的生存空間內涵的回溯與發展曆史的梳理,可以發現拉氏生存空間與地緣政治學改造的生存空間存在諸多差異(表1)。拉采爾將生存空間作為生物地理的衍生概念,強調生命權力的重要意義,強調作為自然界組成部分存在的人類有機體需通過對“生”“活”的合理製度化安排,形成高效的生存空間與發展空間。雖然拉采爾將主體設定為國家有機體,但其研究並不存在明顯的生物種族主義傾向,他認為日耳曼民族是空間動態模型的一環而非主體,他既不排斥猶太人,也不反對移民。所以,在德國拉氏政治地理學思想一直被視為與納粹地緣政治主張相左。戰間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從概念主體、種族屬性、有機體作用規律、終極願景等多方麵對拉氏生存空間進行了改造,特別加強了生存空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解讀,提出民族國家作為動物屬性的有機體,享用物理空間與資源具有顯著排外性,空間有限、排斥無限,強大的民族應主動開啟戰爭以推動空間演進。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政治地理學的複興,拉氏生存空間才逐漸與臭名昭著的戰犯理論分離,其理論價值與研究意義成為地理學者關注的主題。在政治地理學出現後的1個多世紀中,生存空間在特定曆史背景與地理思潮下不斷演變,形成了3種主要流派,即以國家有機體政治行為為主的地緣政治學派、以生存空間引導規劃實踐的空間實踐學派和以拉采爾理論學術討論為主的新政治地理學派(圖3)。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人類的生存發展需求超越了單純的國家間競爭,終極圖景不再是一個超級大國,而是一個多元多級的複雜有機體。其中有機體的運轉機製、生存與發展實現平衡的路徑、民族問題與空間動力等課題的研究,都需要我們認識、理解並合理利用生存空間及相關理論。
圖3 生存空間的概念演變
注：作者繪製。
Fig.3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lebensraum since the 1900s
表1 拉采爾與地緣政治學派的生存空間比較
Tab.1 Comparison of lebensraum between Ratzel and geopolitics schools
| 項目 | 拉氏生存空間 | 地緣政治生存空間 | |
|---|---|---|---|
| 主要背景學科 | 生物地理學、政治地理學 | 政治學、軍事學 | |
| 研究時段 | 1897年至今 | 1904—1945年 | |
| 定義 | 人類有機體在其範圍內生存與發展的地理區域 | 民族國家有機體在世界範圍內生存與發展的地理區域 | |
| 空間特征 | 邊界 | 生命在空間中移動的自然戰場,在相互競爭中演化 | 明確的、強製的,由國家軍事力量決定,根據地緣環境不斷變化 |
| 領土空間 | 空間具有雙麵性：空間越廣,保護性越強;空間越小,靈活性越強 | 空間越大,生存保障越高 | |
| 多元性 | 種族的多元與雜融能提高其競爭力 | 種族主義,崇尚種族純化 | |
| 運轉規律 | 自然演進 | 強者主導戰爭,優勝劣汰 | |
| 終極狀態 | 巨型有機體 | 強國占有(並領導)的泛區域 | |
注：資料係作者整理。
中國地理學者對生存空間的介紹與研究十分有限。原華榮(1982)認為,以人口密度、人均資源和自然條件為標誌的生存空間是反映人口與地理環境的概念,人類的活動是為擴大生存空間服務的;封誌明(1993)提出生存空間是一定時期內、能夠維持一定人口生存與發展的要素整體。基於空間實踐的生活空間研究也極少考慮政治地理學視角,一般將生活空間作為與生產空間相對應的、居民日常行為活動的空間載體或場所總和(王開泳, 2011; 陳振華, 2014; 申悅等, 2017)。而國內政治地理研究常將生存空間與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的生存空間等而視之,對概念內涵及理論演變缺少關注,與國際上對生存空間的批判性研究、前沿議題及空間實踐等方麵都存在較大出入。這種認知差異常常成為中外學者學術交流的障礙,特別是在使用政治地理、地緣政治、生存空間、國家有機體等相關概念時,容易引起西方學界的誤解與恐慌。類似地,西方對中國生存空間的評議也一定程度反映出學術背景的差異。當我們嚐試開展相關研究時,基於學術史意識,對曆史的追溯是必要的,概念的本土化構建也是必須的。未來針對生存空間的研究可從3個方麵著手：一是對拉氏生存空間內涵與理論的深入解讀;二是基於批判地緣政治的生存空間反思,通過多尺度視角解讀當代中國的政治地理行為與現象;三是學習借鑒日本新派地理學的研究成果,開展人本導向、共生共贏的生活圈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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