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 當代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曾任美國尼克鬆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福特政府國務卿。
1923年5月27日，基辛格生於德國菲爾列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隨父母遷居紐約。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殺中，基辛格至少有13個親戚被送進了毒氣室。對此，基辛格的傳記作者之一沃爾特.伊薩克森評論說，基辛格的幾乎所有個性特征—他的哲學悲觀主義、他的信心與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傷害而覺得空虛、以及他的因渴望讚譽而顯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場曆史災難。基辛格到美國後，他父母把他送進了華盛頓高級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有5000學生，其中猶太人很多，當時基辛格的最大願望是畢業後做一名會計師。但是，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卻改變了基辛格的命運。1943年，基辛格加入美國國籍，不久應征入伍，在美國陸軍服役。在軍隊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國裔的列兵克雷默爾，後者成為發現基辛格的第一個伯樂。在他與基辛格的初次交談中，克雷默爾就認定基辛格是一個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隊—美軍第84師被派赴歐洲戰場。第二年初，他們開進了德國。由於克雷默爾的建議，基辛格被調到師部擔任德語翻譯，軍銜也從列兵提升為軍士。在二戰的最後幾個月，他從第84師調到第970反諜報部隊，並被任命為陸軍中士參謀。1945年3月，基辛格還被任命為接管德國被占領城市的官員。在其任職期間，基辛格表現了卓越的行政能力，並克服了對德國人的報複心理而謹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權力。
戰爭結束後，基辛格回到了美國。1947年9月，他根據《士兵權利法案》獲得獎學金並進入哈佛大學政治係學習。在哈佛讀書期間，基辛格榮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奧特做他的導師。埃利奧特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是哈佛的一個傳奇人物，為黑格爾的信徒。他教授給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並成為發現基辛格的第二個伯樂。1950年，在埃利奧特教授的指導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為《曆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這篇本科論文長達377頁，埃利奧特教授僅看了前100頁，就提筆批了“最優”。基辛格的論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為他的論文篇幅過長，學校被迫製定了“基辛格規則”，這條規則限定未來的大學生在撰寫本科畢業論文時，長度不得超過基辛格論文長度的1/3。由於本科學習成績優異，基辛格被免試推薦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1952年，他獲得碩士學位，195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基辛格的博士論文題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該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維也納體係的建立與維持，實際上是對歐洲古典均勢學說的評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為現實主義學派中第一流學者的聲譽。由於傑出的學術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獎。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曾擔任一門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教學；他還組織了國際問題研究班，並創辦了一份名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願望卻被哈佛大學粗暴地拒絕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鄉紐約，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協會研究小組的研究主任，負責起草帶有結論性的研究報告，並準備出版專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有限戰爭的理論，從而使基辛格在學術界和對外政策研究領域一炮而紅。同年，哈佛大學決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講師等級。1957-1969年，基辛格曆任哈佛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與此同時，他還在校外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國際問題中心成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蘭德公司顧問等兼職。
在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基辛格擔任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顧問，但是後來尼克鬆卻戰勝了洛克菲勒，獲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最終贏得了大選。在競選中，基辛格曾經把尼克鬆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尼克鬆卻不計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決定聘請基辛格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成為發現基辛格的第三個伯樂。1969年1月，基辛格離開了哈佛校園，到華盛頓走馬上任，實現了由文人戰略家到政策製定人的轉變。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鬆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到1975年。1973-1977年，他兼任美國國務卿，獲得了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在任期間，基辛格信奉均勢外交，積極推動尼克鬆政府與中國改善關係，對蘇聯推行“緩和”戰略，從而構築一個以均勢為基礎的穩定的世界和平結構。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他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的緩和也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1月，福特總統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勳章，並稱讚他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壇，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為哈佛校長博克婉拒。後來，他受聘擔任了喬治城大學教授，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阿彭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1982年，基辛格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谘詢公司，他本人擔任董事長，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羅夫特擔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離開政界以後，基辛格仍在不斷地撰寫論文，發表演講和出版著作，他對裏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1983年7月，裏根總統曾任命他為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1986年，基辛格榮獲自由獎章。在1989年以後中美關係處於危機的時候，基辛格曾多次訪問中國，並呼籲保持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
二、主要外交思想
基辛格的著述很多，其成名著作是《核武器與外交政策》（1957），此外還有《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1957）、《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麻煩的夥伴關係—對大西洋聯盟的重新評價》（1965）、《美國對政策—論文三篇》（1969）、《白宮歲月》（1979）、《動亂年代》（1987）以及《外交》（1994）等。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麵：
1．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曆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這篇論文共分為四個部分：《施本格勒：曆史是直覺知識》、《托因比：曆史是經驗科學》、《康德：曆史和人的道德經驗》，最後一部分的標題是《責任感》。在這篇論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個哲學大師扯到了一塊，並向學院派提出了挑戰。論文的內容十分複雜，行文刻意求工，立論獨具慧眼。除對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進行了專門論述以外，論文還涉及到了亞裏士多德、荷馬、維吉爾、但丁、彌爾頓和斯賓諾莎的著作。從論文來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實際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論與行動自由的結合。施本格勒對基辛格影響深遠。斯坦利.霍夫曼曾經指出：“基辛格就連走路時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靈伴隨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論文具有濃厚的命定論色彩。基辛格寫道，施氏懂得“曆史事件的命定性”，並且認識到“伴隨著一種文明的興起而出現的覺醒”， 但施氏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為他“沒有理解這一點，即必然性缺乏引導作用，也沒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敗是兩個相對的屬性，隻有在回顧時才具有意義，並且永遠不會有最後定論。但是伴隨著行動所持的態度能證明一個人的性格，證明這個人賦予客觀必然性的內在的獨特見解。” “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無常的。從來就沒有一種文明是永恒的，沒有一種期望是能完全實現的。這是必然性，這是曆史的命定，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總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認識僅局限於一種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科學家與此並不相幹。”因為人的行動才是最重要的。“行動來自內心的需要，來自對環境有所了解的個人，來自對現象的獨特理解。客觀必然性永遠不能指導行動，任何活動都隻反映人的個性。理智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過去是死的，這是必然性所決定的；但是自由支配著未來。”“生命中包含著苦難和倏忽無常。誰也不能選擇自己的時代或他哪個時代的環境……對自由的體驗使我們能夠超脫過去的苦難和曆史的挫折。在這種靈性中包含著人性的本質，包含著每個人賦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獨特之處，包含著使人寧靜的自我直覺。” 從行動自由的觀點出發，基辛格主張偉人可以創造曆史。 基辛格是崇拜偉人的。在1975年12月對記者的一次談話中，他表示：“戴高樂是偉人，羅斯福是偉人，毛澤東是偉人。”他認為，偉人就是那樣的“一個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如果沒有他，就很難設想他的人民的曆史會一模一樣。” 在其他的場合，他還寫道：每當“思想意識起決定作用”的革命運動的初期過去以後，“很多事情要取決於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領導人物消失了，運動就可能崩潰或改變到無法辨認的地步。”他強調：“法國的恐怖時代由於去掉了羅伯斯庇爾這一個人而結束。”“如果列寧不搭那躺由德國開往俄國德著名列車，布爾什維克革命也許不會發生。” 基辛格的本科論文顯示，基辛格是有哲學頭腦的，他具備成為哲學家的潛質。但是，基辛格誌不在此，他渴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檢驗他的哲學。
2．均勢理論。與布熱津斯基依靠地緣政治理論起家不同，基辛格賴以起家的不二法門是他的均勢理論。這種理論在他的博士畢業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中已經清晰可見了。基辛格的博士論文並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國博士論文，甚至沒有當時哈佛博士學位論文的特色。他的興趣不在於評價梅特涅這樣的曆史人物，而在於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創設的並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維也納均勢體係。基辛格對論文題目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試圖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國際事務的研究者。但是，他沒有選擇當代的題目，卻選擇了19世紀中的某一時間段，因為他覺得19世紀初麵臨的許多問題與當代問題存在著相似性。雖然現在永遠不會重複過去，但必然同過去相似，未來也必定如此。曆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確定哪些方麵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正如基辛格在論文中寫道：“自然科學的成就通常取決於選擇一個‘決定性的’實驗；而在國際事務領域裏的政治科學的成就則取決於選擇一個‘決定性的’時期。我選擇了1812年到1822年這一時期作為我的論題，坦白地說，一部分原因是這一時期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同我們當代的問題很類似的。但我決不強調這種類似。” 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可說是借古諷今，實際是一本研究如何結束戰爭、締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據對維也納體係的研究，基辛格認為，和平並非一國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當地考慮並執行政策所帶來的額外報償。和平也不是國際體係的首要目標，國際體係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穩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開頭寫道：“在那些回顧起來似乎最為和平的時代，人們最不必費勁去尋求和平。而在人們似乎無休止地尋找和平的那些時代，看來最無法取得安寧。當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把和平—其概念為避免戰爭—作為首要目標的時候，國際體係就處在國際社會中那個最霸道的成員的擺布之下。而每當國際秩序認識到即使為了和平也不能犧牲某些原則的情況時，至少還可以設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礎上得穩定。” 但是，問題在於，穩定的國際體係如何才能實現？基辛格提出，穩定有賴於“一種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賴於“有關各種切實可行的安排的性質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許的目標與方法”的國際協議。他寫道：“穩定的局麵通常不是從謀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統爾產生的。這裏所指的‘正統’，不應該於公正混同起來。它隻是意味著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質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夠容許的目標於方法上的以種國際協議。它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強國都能接受國際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沒有一個國家對它感到如此不滿，象凡爾賽和約以後的德國那樣。” 據此，基辛格把國際秩序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際秩序和革命的國際秩序。他還把那些承認某一特定國際秩序為合法並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分歧的國家稱為“合法國家”，相反則稱之為“革命國家”。在19世紀初，拿破侖的法國就是這樣的“革命國家”，這還不禁使人聯想起20世紀中後期的蘇聯是否也是“革命國家。”基辛格指出：任何國際秩序中，隻要其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談判便無法進行；外交家也許會進行會談，但是達成有意義的協議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而當一個國際體係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又很強大的話，通常的結果是出現軍備競賽或者戰爭。 換言之，基辛格認為，與革命國家達成妥協是不可能的，隻有用武力對付他們。至於在戰勝之後如何對待“革命國家”，基辛格讚賞梅特涅和卡斯爾雷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的做法，認為他們擺脫了對法國進行“懲罰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寫道：“量度卡斯爾雷成為一位政治家的一個標準就在於十五個月之前，他是拿破侖不共戴天的敵人，現在則以一個倡導一種充滿協調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現了。” 他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擴張所造成的“動亂”中獲得“穩定”，“主要由於兩個偉大人為的工作結果。”他們就是“以談判促成國際和解的英國大臣卡斯爾雷，和使這種和解正統化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 在其論文中，基辛格還從均勢理論的角度批評了美國人的“道義外交”觀念，認為“島嶼強國”一般總是不願承認“戰爭可能由於內在的原因而產生”，他們寧願相信是“壞人惡念”引起的。一個“沒有滿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國”這種概念是非常投合島國的心理狀態的。這種概念給那種把戰爭轉變為“十字軍式的討伐”，以便懲罰首先挑起戰爭邪惡勢力的行為提供了決定性的解釋。 島嶼強國的這種情況，一方麵是由於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麵也與其國內結構和國內政治相關。上述兩種情況導致了島嶼強國與大陸強國的不同政策目標，以及對均勢的不同看法。總之，基辛格強調，梅特涅和卡斯爾雷的努力，給予了歐洲一種穩定的國際體係，並為和平得以維係一個世紀之久創造了條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認識到了歐洲為享受好處也付出了代價，特別是維也納體係的終結是以空前殘酷和具有無比破壞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告終的。
3．有限戰爭理論。所謂有限戰爭是與全麵戰爭相對的一種戰爭樣式，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會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圖達到的目的之間建立一種關係。有限戰爭代表一種影響敵人的意誌而不是摧毀它的企圖，也就是使我們打算強加於敵人的條件比繼續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達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敵人全部殲滅。”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通常被認為是當代美國核戰略與有限戰爭的代表作之一。在該書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發展和美國核壟斷地位的喪失，已使美國戰後政策麵臨要麽進行全麵戰爭要麽束手無策的可怕的窘境。因為“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剝奪了全麵戰爭勝利的曆史上的意義。甚至於比對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壞的一方，可能也無法保留足夠的力量使對方屈服。”“今後的全麵戰爭的結局，隻能是交戰國的兩敗俱傷。” 因此，“全麵戰爭已不再是執行政策的一個有意義的工具，” 有限戰爭才是核時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認為，有限戰爭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類包括二等國家之間的戰爭，如以色列與埃及的戰爭等；第二類是西方大國或蘇聯同實力小得多的國家之間，在不受外力幹涉下的戰爭；第三類是始於一個大國與一個小國之間，但可能擴大的戰爭；最後一類是大國之間爆發的戰爭，這是危險性最大的有限戰爭。有限戰爭理論不是大規模報複戰略的簡單的替代品，它不能從純粹軍事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應該主要從政治的意義上來理解。“有限戰爭的結果決不單單決定於軍事方麵的考慮；它代表著一種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協調起來的本領。完全摧毀敵人作戰能力的企圖會破壞心理均勢，而這種均勢的存在卻可以使保持有限戰爭不擴大對雙方均為有利。” 有限戰爭的本質在於威懾。基辛格認為，“威懾就是設法向對方提出危險性，這種危險將使對方認為於其所要獲得德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對方不致采取某種行動途徑。” 威懾力量包括軍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誌，二者缺一不可；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這兩種因素，即物質因素與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麵戰爭為主要威懾方法會妨礙這種平衡。“當敵人向你挑戰時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種威懾力量就已經不再成為威懾力量了”。“核時代的基本戰略問題就是如何在威懾政策和當威懾政策失敗而從事戰爭時的戰略之間建立一種關係。……最適宜的戰略是一種能以最小的代價達到其目的的戰略。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動方針的有利之點結合起來，也就是達到最大限度的威懾的目的，但同時卻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險。” 基辛格的有限戰爭理論提出了對核時代外交戰略的獨到見解，很快得到了美國朝野的重視。《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曾被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為必讀參考書，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冊，對50-60年代的美國戰略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肯尼迪上台後采用的所謂“靈活反應”戰略，實際上是基辛格有限戰爭理論的翻版。
4．關於未來世界新秩序的構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也隨之結束，世界進入了新舊格局的轉換時期。於是，世界將向何處去，就成為國際間關注的熱點問題。作為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戰略理論家之一，基辛格寶刀未老，以其獨特的戰略眼光和深刻的曆史洞察力向人們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國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該書洋洋70萬言，共分31章，論述了從黎塞留到裏根時期約300餘年的以大國關係為背景的外交戰略問題，並對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獨到看法，是一部有關西方外交理論與實踐的經典之作。有人說，讀這本書可以獲得讀4本書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國際關係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國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學的理論著作，也是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及國際政治現實的力作。基辛格立足於均勢理論，對未來世紀的世界新秩序進行了謹慎的預測。他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麵愈來愈分散；一方麵愈來愈全球化。在國與國的關係上，這個新秩序會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係，較不象冷戰時期嚴格劃分的兩大陣營。彼時至少會有六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許許多多中小型國家；與此同時，國際關係已首次全球化了。” 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擔憂的是，這些強國均缺乏駕馭多極均勢的經驗，尤其是美國人在曆史上對均勢存在偏見。對美國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軒輊的國家之間，協調不同的價值觀與迥然不同的曆史經驗，將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與上一世紀的孤立或冷戰時期的霸主地位都會完全不同。因此，基辛格在回顧歐美特別是歐洲均勢史的基礎上，給美國領導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強調，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成為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有能力在全世界進行幹涉。可是，權力變得越來越分散，而且軍力有關的問題也消失了。冷戰勝利使得美國進入一個非常類似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國家體製的世界，也麵臨美國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質疑的實際狀況。“冷戰結束，製造出觀察家稱之為“單極世界”或“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但是，美國實質上並沒有比冷戰開始時更能單方麵獨斷全麵問題。美國比10年前更占優勢，可是夠諷刺的是，權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國能夠運用來改造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實際也減弱了。 其次，基辛格認為，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的未來的世界新秩序應建立在某種均衡的觀念之上，而這是美國向來難以接受的觀念。事實上，美國受惠均勢良多，但卻排斥均勢觀念。基辛格指出：均勢體係雖不能避免危機甚或戰爭，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則在於使一國宰製他國的能力及發生衝突的規模受到限製。它所追求的是穩定緩和，甚於和平。均勢依其自身含義，無法讓國際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感到滿意。它最能發揮功效的情形，是在對其不滿的程度尚未超過受害一方已忍無可忍而力圖推翻國際秩序的極限之時。 應該說，基辛格勾畫的21世紀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勢力均衡基礎上的多極世界，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對冷戰後奉行“單極戰略”的美國政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但是，基辛格的計劃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麵批評美國領導人總是把自身的理想視為當然，很少認清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麽離經叛道，多麽令人寢食難安；但另一方麵，他又強調借由共同的價值觀可以增強勢力均衡。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 基辛格對俄羅斯的看法也存在著偏頗。他一方麵歡迎俄羅斯的轉向，另一方麵，他仍認為俄羅斯是一個“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國，它仍舊是美國的戰略威脅，無論俄羅斯奉行什麽樣的意識形態都是一樣。
三、簡單評價
基辛格是一個在美國國內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在1973年以前，它曾被美國媒體吹捧為“外交戰略家”、“獨腳智囊團”和“超級國務卿”等，認為他是一個善於“用筷子吃魚子醬”的“縱橫捭闔的能手。”後來，由於“水門事件”等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對基辛格的負麵評價一度又占了上風，有人把他稱為現代的梅特涅或俾斯麥，而這並非對他的褒揚。基辛格還曾被人指責為美國曆來掌權者種“最危險的人物”，說他的外交是“踩鋼絲表演，”“象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一樣徒勞。基辛格的前同事、尼克鬆政府助理國防部長納特在1975年，曾撰文批評基辛格，抨擊他的對蘇聯實行“緩和”的政策。納特把基辛格上台前後的對外政策思想進行了比較，認為基辛格在對蘇政策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上“拋棄了他先前的信念，”“作為政府官員的基辛格，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作為學者的基辛格對他自己的緩和政策批評得更嚴厲的人了” 納特的批評應該說是有根據的。在《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中，基辛格強硬地表示，“現代武器的極端殘酷，使人們一想到戰爭便發生厭惡之感；但是，不願冒任何危險的做法，無異於給蘇維埃統治者一張空白支票。”在該書中，他還提出了打“有限核戰爭”的觀點。 後來，他改變了看法，主張開始時使用常規武器。 但是，1973年擔任國務卿以後，基辛格提出：“緩和是當務之急。在一個籠罩著核毀滅危險陰影的世界裏，除了謀求緩和緊張局勢之外，沒有別的合理的辦法。” 1979年在基辛格離開政府兩年之後，他對自己的“緩和”政策也不再堅持了。基辛格表示：“我們決不應受緩和的蒙蔽，而感到高枕無憂，放鬆防務努力，並且不願意考慮在地理政治上的後果，否則緩和就會變成綏靖。” 美國另一位著名的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對基辛格也嘖有煩言。他聲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基辛格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成就。他說，基辛格以其華而不實的工作作風取代了對美蘇衝突的現實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 其實，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隻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基辛格雖然以均勢理論起家，但他沒有忽視地緣政治問題。例如在《大外交》中，他指出，“就地緣政治而言，美國是歐亞大陸海岸外的一座島嶼而已，歐亞大陸的資源與人口都遠遠超過美國。不論冷戰存在與否，單一一個大國主宰歐亞大陸兩大範圍之一（歐洲或亞洲），都會對美國構成戰略意義上的危險。因為這樣的組成會在經濟勝過美國，最後在軍事上也淩駕美國之上。即使這個主宰的大國開明，也必須抵製此一危險；因為一旦這個大國改變意向，美國將會發現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經大減、也逐漸沒有能力影響事件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80年代以後，基辛格的價值終於被重新發現。裏根總統在1983年任命他為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裏根在準備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晤時，也曾向他請教。現在美國人已能心平氣和地評價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了。《外交博士基辛格》一書的作者舒爾茨辛格寫道：正像迪安.艾奇遜設計了冷戰早期的美國外交政策結構一樣，基辛格創造了一種越南戰爭後的外交框架，而且還陷入外交政策官員所麵臨的環境變化之中。“亨利.基辛格是自冷戰初期以來最出色、最值得稱道的美國外交家。”“基辛格現實的外交成就尚無人能出其右者。”“基辛格認識到了美國實力的範圍與限度。”“在說服美國人認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擁有利益的性質方麵，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時間裏獲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沒有幾個人，在他之後還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們認為，基辛格在西方外交思想上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麵：首先他證明了均勢理論可以運用於核時代，可以用來解決核時代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他論證了19世紀與20世紀的相似性；在《大外交》中，他又論證了19世紀與21世紀的相似性。基辛格的論證擊破了那種認為在核時代國際關係已發生根本變化的觀點，相反他強調了曆史將繼續發揮作用，均勢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辛格在1972年曾經宣稱：自從1969年以來，美國政府“已把承認現實作為美國政策的出發點。本政府的政策的特點有時被說成是以傳統的均勢原則為基礎的。如果說這個說法意味著深信安全需要一定程度的均勢，那麽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辛格提出了“有限戰爭”理論和核威懾的思想，為處於困境中的美國核戰略找到了出路。肯尼迪政府的“靈活反應戰略”、卡特政府的“抵消戰略”都是這種理論的具體體現。第三，基辛格強調了外交政策、國內結構與領導素質的關聯，認為，對以一項政策的決定性考驗，要看它能否取得國內的支持。這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使政策在政府機構內部得到確立的問題，這要看政府機構是否合理；其次是使政策與國家的經驗協調一致，而這是一個曆史發展問題。“政治家就猶如古典劇中的英雄，他預見了未來，但無法證明其是否‘真實’。各民族隻能從經驗中學習；等到它們‘領悟’時，要采取行動已為時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須是教育家；他必須填補本國人民的經驗和自己的預見之間、本國的傳統和其未來之間的鴻溝。”
當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和前後不一等問題，但是，他關於在均勢基礎上建立有效的、持久的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的觀念卻是始終一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