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an Hass 競爭性相互依賴時代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

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https://www.amazon.ca/Stronger-Adapting-Americas-Competitive-Interdependence/dp/0300251254 

by Ryan Hass (Author) March 9 2021

An examination of how America can strengthen its approach to China by building on its existing advantages

“This book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United States can renew its advantages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Ambassador Susan E. Rice,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yan Hass has provided an indispensable and timely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our critical path forward with China.”—Jon M. Huntsman,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and Russia

Ryan Hass charts a path forward in America's relationship and rivalry with China, a path rooted in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America already possesses. Hass argues that while competition will remain the defining trait of the relationship, both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be impacted—for good or ill—by their capacity to coordinate on common challenges that neither can solve on its own, such as pandemic diseas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Hass makes the ca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greater success in outpacing China economically and outshining it in questions of governance if it focuses more on improving its condition at home than on trying to impede Chinese initiatives. He argues that the task at hand is not to stand in China's way and, in the process, turn a rising power into an enemy but to renew America's advantages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何瑞恩：競爭性相互依賴時代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

作者：何瑞恩   來源：同濟戰略派  

何瑞恩(Ryan Hass)，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現為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高級研究員和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的聯合主任，兼任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保羅中國中心的非常駐研究員。2013-2017 年，何瑞恩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中國事務主任，在此之前曾在美國駐華、駐韓和駐蒙大使館擔任外交官。在15年的外交任期內，何瑞恩曾經獲得多項卓越榮譽和功勳榮譽獎。與此同時，他在2021年出版了新著《更強：競爭性相互依賴時代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

競爭性相互依賴時代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

今時的美中關係正處於1979年建交以來的最大轉折點。美中兩國都對目前的關係狀態感到不滿，並且試圖改變雙邊關係以及兩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廣泛而持續的對華政策導向是尋求實現合作與競爭的融合——其重點是充分利用合作並管控競爭以防止衝突升級——但這一路線卻讓現在的許多美國人感到不滿。伴隨著新冠疫情所奪走的生命與經濟機會所產生的憤怒，這種不滿情緒也變得更為強烈。可以說，美中關係已經開始被那些誇張的言辭、激烈的對抗和強烈的不信任感所定義。在這個層麵上，特朗普等人已經讓許多美國人相信：現在的美中關係是有缺陷的，因為它不僅對中國有利，而且還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可以說，美國國內不斷升溫的“中國熱”具有現實性的影響。美國政府不僅將美中就共同威脅進行協調的能力排除在考量之外，而且日益加劇的敵對情緒也在激起美國政府遏製中國崛起的緊迫感。美國對中國發起了全麵的單邊關稅，引發了中國政府可預見的對等回應。即便在撰寫本書時我們已經看到了貿易戰暫時不會走向新的升級，但是兩國在解決貿易關係緊張的結構性根源問題上，仍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與此同時，兩國都在努力收縮自己的弱點，也在努力削弱對方的比較優勢。技術競爭正在穩步加劇，美國收緊了向中國公司銷售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製，而中國則試圖在製定全球標準方麵取得優勢。

然而，美國削弱中國的努力正在傷害自己。兩年的貿易戰迫使美國財政部花費了280億美元用於農業補貼，以抵消美國農業的部分損失。相比之下，這一數字是美國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救助汽車行業所付出花費的兩倍。不過，美國的財政成本卻不僅僅是280億美元——中國很可能已經不再是美國農民可靠的農產品出口市場。除了農業，福特和蘋果等美國大公司也認為中美貿易爭端對其利潤產生了重大打擊。自美中貿易戰開始以來，波音公司還沒有向中國出售過一架飛機。然而，這些公司隻是其中的部分案例：在標準普爾500指數所覆蓋的公司當中，平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公司利潤來自於中國。美國主要的半導體和芯片製造商警告說，如果它們無法再從對華銷售中獲得收入，就不得不開始削減自己的研發預算。一些美國高科技公司部分考慮到對衝這些風險，已經開始將自身的研發外包，以避免觸發出口管製法規關於原產地要求的微量標準(這將會削弱它們未來向中國銷售產品的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便是特朗普也會抱怨說：美國國防部為了應對中國而提出的增加預算的要求，已經擠占了政府用於國內優先事項(例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應當說，美國在單方麵向中國施壓待變的反路上拖得越久，美國就越會耗盡自己的力量源泉。事實上，沒有任何國家願意為了追隨美國，而對中國采取全方位對抗的姿態。這種做法不僅在中國問題上拉開了美國與其盟友夥伴的距離，而且還導致美國和中國越來越忽視合作層麵，越來越強化對抗領域，從而削弱了共同應對緊張局勢的能力。即便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這種全人類的共同威脅通常會迫使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並在製定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方麵共同發揮領導作用)，兩國仍然無法就此達成共識。如果美中兩國不能這樣行事，那無疑將對其國際形象和國民利益造成持久性的傷害。簡而言之，美國正在推行一種失敗的戰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戰略將使美國更加孤立於自己的朋友，並且在影響中國的選擇方麵更加無能為力。

本書旨在為美國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應對中國崛起指明道路。我的論點基於這樣一種判斷：如何應對作為近乎匹敵的競爭者的中國崛起，是美國外交政策近幾十年來最直接的考驗。我們需要詳細探討美國及其盟友夥伴所麵臨的政策選擇，並且不要在權衡選擇的過程中“做假賬”。應該用何種目標與假設指導美國的政策?中國對美國以及世界的雄心是什麽?中美之間以及兩國和世界其它地區之間的權力分配是什麽?美國的領先企業是否能夠在創新領域超越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中美衝突的風險有多大?美國與其他大國關係的戰略目標是什麽?麵對來自於中國的日益激烈的競爭，美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自身利益?

美國和中國權力互動的長期結構性變化並非一種暫時現象，而是將持續存在的新型競爭特征。美國和中國在財富、權力和聲望方麵領先於其他任何國家，這一差距在未來幾年還可能會繼續擴大。與此同時，中美之間的競爭也還在持續加劇。

即便如此，在外交領域中並沒有“牛頓定律”來決定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競爭必然會導致衝突。事實上，美國和中國都有強烈的動機來避免衝突——因為這將對兩國乃至世界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為了理解美中關係的本質，我提出了競爭性相互依賴的概念。即便競爭是其主要特征，但擺脫相互依賴的代價仍然是高昂的。美中兩國都無法以可接受的成本或風險將意願強加給對方，但兩國卻都有各自的偏好和優先事項，這使得它們在根本性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些問題包括：社會穩定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以及國際體係中的權力分配等。鑒於這些互動領域以及中國的變化，應對美中關係的舊政策已經無法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世界地位的挑戰提供答案。

本書將就如下目標提供實用的建議：美國如何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以最好的方式更新其戰略，從而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本書還試圖正確衡量中國對美國利益構成的挑戰規模，我敦促決策者對冷戰時期的前國防部長詹姆斯·史萊辛格所描述的“十英尺綜合征”保持警惕——美國據此說服自己：蘇聯是擁有大規模力量和壓倒性智慧的高大對手。在這個層麵上，誇大中國的實力會引起焦慮，焦慮會產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會導致過度反應，而過度反應則會產生破壞美國自身競爭力的錯誤決策。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引起的。2000年的美國經濟規模幾乎是中國的十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美國的經濟規模仍然是中國的五倍多;但是，現在美國的經濟規模卻隻能超越中國約35%而已。

美國對中國實力增長的焦慮並不是嶄新的現象：考慮到“斯普特尼克”人造衛星發射前後、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擴張主義、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時期的歐佩克石油問題等曆史節點，美國至少正在經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第六次“衰退恐懼”周期。與過去所經曆的一樣，美國國內有一股強烈的聲音正在警告美國自身存在的弱點以及中國奪取全球地位的雄心。然而，塞繆爾·亨廷頓1988年的觀點在今天卻仍然適用：“衰落論者反映的是美國的心理，而非美國的實力。”

美國不需要也不應該試圖阻撓中國，並將其轉化為自身的敵人。相反的，美國應當基於可觀的資源和優勢的信心來處理對華關係。可以說，這種信心可以使美國能夠對中國采取穩定而積極的戰略——這一戰略應當實現能力與意願的匹配，並且具備目標的明確性和手段的連續性。美國戰略的目標應當是：引導中國的崛起更加雄心勃勃，而不是讓中國變得咄咄逼人。通過專注於美國自身的進步，其目標應當是在經濟創新和為本國國民提供更好的治理方麵超越中國。美國的根本利益是：維護其安全承諾的可信度、保護亞洲的開放通道、維護以規則和規範為基礎的動態國際秩序以及預防大國衝突。同時，敦促中國在應對全球挑戰中承擔更大的責任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對於美國的世界地位而言，全球領先的美國公司可以獲準進入中國市場仍然至關重要。為了持久性的發揮戰略的作用，相關路徑還需要為美國公司的股東和工人帶來好處。

即便是考慮到美國當前的境遇、新冠疫情的全球影響以及中國的崛起，上述戰略目標仍然可以實現。同時，這些目標的實現還將確保美國在國際體係中保持強大的領導地位、具有充滿活力的經濟以及能夠進入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地區。

在這本書中，我闡述了為什麽這些目標可以指導美國的政策，以及美國應當如何最為有效地追求這些目標。我認為，美國與中國相比擁有顯著的比較優勢，這應該讓美國更有信心專注於培養自身的實力來源，而非以防禦的姿態試圖削弱中國的進步——美國不能選擇中國所走的道路，美國隻能控製自己所做的選擇。

在考察中國的戰略目標時，我認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渴望將中國恢複到自我認知的曆史地位，即亞洲地區的第一強國和世界舞台的中心角色。我認為，盡管中國的雄心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存在緊張關係，但是中國實現其目標的能力卻並非命中注定的。為了限製中國的對外影響，美國需要加強與誌同道合的朋友之間的協調。但最重要的是，美國需要重新發現：如何通過自己的榜樣力量來激勵他人。

我在書中介紹了競爭性相互依賴的概念，並將其作為理解美中關係性質的框架。事實上，美中兩國政府同時接受這一框架，將有助於限製競爭並減少對彼此切身利益的直接挑戰——這不是出於單純的友好，而是基於清醒的認識，即中美雙方需要在激烈競爭的狀態下保持共存的能力。

在考察美中技術與經濟競爭的性質時，我觀察到美國正在重複一種曆史模式，即會對他者的國家導向模式下的技術創新能力深感不安。在這個層麵上，我解釋了為什麽隻有中國才能讓中國自己放慢腳步，也隻有美國才能決定美國自己的未來。可以說，美國越早發現並解決阻礙其進步的國內缺陷，就能越快降低對中國進步的擔憂，並轉而專注於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中國在軍事能力上的快速進步及其在周邊海域的軍事行動，終結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美中兩國都陷入了日益加劇的安全困境——為了解決這一困境並且避免陷入衝突，美中雙方都需要剝離和管控最有可能引發衝突的競爭領域。兩國不應尋求難以捉摸的一攬子大交易，而是要致力於尋求切實可行的漸進方式來解決具體問題：例如，從冷戰時期美蘇降低核戰爭風險的曆史中汲取靈感。與此同時，美國還需要加強其威懾中國“製造麻煩”的能力，進一步完善其對中國的軍事態勢，以及更新“整體防禦”的概念。

我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應再努力重建所謂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即美國在世界各個地區充當中央權力的掮客)，而是應當追求有利於國家利益的權力均衡。假如美國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麽除了俄羅斯之外的其它大國自然會以和美國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為指導，來同美國政府協調應對中國所帶來的具體挑戰。美國政府應當抵製要求歐盟、印度和日本聯合對抗中國的衝動，並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耐心地讓這種協調機製在不同的問題領域中逐步發展。

在考慮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應對新的權力分配背景(美國已經不再是每個地區的超越性力量)時，我認為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必須抵製將“大國競爭”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組織原則的誘惑。可以說，二元化的“善惡”區分可能會給美國帶來資源分配不當的戰略成本，並在中國問題上深化與其盟友的分歧，從而加劇美中之間的敵意——這些行動成本將掩蓋預期的戰略收益。相比之下，為了吸引國內外對旨在超越中國的進取型戰略的支持，美國需要製定一個充滿自信的戰略設計——它不僅能夠對中國產生威懾，而且能夠邀請中國為應對全球挑戰做出更大的貢獻。應當說，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將主要取決於它自己的抉擇和行動，而這恰恰就是美國必須集中注意力的地方。

將本書所有章節聯係在一起的主線是：美國仍然是美中關係中更為強大的一方，隻要它能夠培育其比較優勢的來源，那麽這種優勢還將會繼續延續下去。美國越能保持對其國內社會和治理模式的信心，就越能將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如何放慢中國的腳步，而是要加強自身的發展。為了與中國更為有效的競爭，美國領導人應當專注於培養更大的國家凝聚力、恢複美國的國際威望、維護其曆史上無與倫比的同盟網絡——這些是中國沒有也無法奪走的美國競爭力的關鍵。

有些人可能會反駁說，中國構成了可怕的威脅，其雄心與美國的利益如此背道而馳，以至於美國必須在占據物質優勢的當下就破壞中國的崛起。還有人會爭辯說，中國通過其潛在的敵意以及對美國的根本性不公引起了美國的仇視。還有一些人可能會認為中國的行動需要美國做出憤怒的回應。另外有不少的美國人提出，應當將中國作為治愈美國分裂的外部威脅，就像冷戰時期借用蘇聯來平息黨派紛爭那樣。

我對其中的諸多論點深表同情。但我也同意，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對美國的世界地位構成了最有力的挑戰。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我與中國領導人密切接觸，並且充分意識到兩國緊張的競爭性質。同時，我也反對那些關於美國的妥協可以平息中國的雄心的論點。

即便如此，憤怒對於管理大國間關係仍然是一種無效的情緒。美國和中國等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太可能會有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或者某一方的壓倒性勝利。事實上，美國的成功是由以下要素來衡量的：是否能夠避免危機?是否可以朝著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取向發展?應當說，那些所謂的美國可以通過施壓來迫使中國投降的假設，源於對美國有限影響力的無知以及對中國動機(即避免被美國擺布的屈辱)故意的無視——在美國的明顯壓力麵前，任何中國領導人都不會選擇屈服。

相反的，美國需要對如何維護與拓展中美共同利益保持清醒的認識。中國在財富、聲望和權力方麵獲得的越多，美國就越有必要與其他盟友夥伴進行協調，從而影響中國認識和追求其國家利益的方式。應當說，美國因為影響中國而吸引國際支持的能力，將取決於美國一貫表現出的堅定和自信。美國政府必須表明：它的行動基於與夥伴之間共同利益的認知，而美國將會推行一種超越執政黨更迭的長期戰略。反過來，要證明這種路徑具有持久性，美國還需要製定相關的戰略來客觀反映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重視度和容忍度——對於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中國根本就不是主要的焦點或擔憂。盡管美國公眾對中國表現出了廣泛而愈發強烈的不滿，但是大多數美國人並不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也不支持美國為了對抗中國而承受重大的損失。

總而言之，我寫撰寫本書的目標很簡單，它不是黨派性的作品——我想要破解的挑戰遠遠大於特朗普政府本身。本書旨在解決一些更為棘手的問題，即隨著中國在國際體係中不斷鞏固其第二大強國(以及最接近美國的競爭對手)的地位，美國如何才能最為有效地確保自身的國家利益。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引發一場關於美國如何才能最為有效地應對中國崛起的良性辯論，從而清醒地思考美國應當通過哪些努力來對中國予以回應。盡管我已經提出了美國如何調整其對華戰略的建議，但是看到他人改進這些建議更能讓我感到開心。在這個層麵上，有效應對中國崛起將是幾代美國人的挑戰——它不是一個能夠給出簡單或絕對答案的問題，但其中總有一些想法會比其他的更有效果。

應當說，即便中國的國家實力大增，但美國依然比中國更加強大。所以，現在的美國必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好。

文章來源：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2021

【編譯】王昱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