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烏克蘭國內變 難民體麵 沒逃難樣

戰火之下，烏克蘭內部起了哪些變化？

發布：2023年02月21日 11:02來源：全球報姐

十年前，烏克蘭的最高拉達（議會）可能還是世界上打架打得最多的議會之一。

2010年12月，圍繞著時任總理季莫申科的爭議，幾十名不同黨派的議員在最高拉達上大打出手，場麵之混亂令人記憶猶新，以至於有烏克蘭網民後來找到這則網絡視頻懷舊，並在下方留言說：“（那時候）簡直是傳奇年代，現在太少見了！”

同樣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14年時，烏軍麵對俄軍對克裏米亞的進攻，幾乎毫不反抗就倉皇交出整個半島。長期以來，烏克蘭給外界留下的都是“失敗國家”的印象。

未曾想，俄烏戰事爆發後，烏克蘭非但沒有一擊即潰，反而展現出一副“軍事強國”的形象，能在一些地段抵擋住俄軍主力的攻擊，還能反擊奪回多座城市。

當地時間2月20日，戰事將滿一周年之際，美國總統拜登(專題)對烏克蘭進行了事先沒有宣布的訪問，表示繼續擴大對烏克蘭的軍援。這讓外界將目光再度投向烏克蘭。

烏克蘭究竟發生了什麽？以“素人”身份、代表著反建製力量的總統澤連斯基在2019年上台後推動的改革，在戰爭中又走向何方？

如今走在街頭，不再擔心被索賄

烏克蘭在軍事方麵的改變，早在俄烏戰事爆發前就開始了。但值得關注的還有一件事：過去十年來，從警察，到司法，再到行政效率方麵，烏克蘭開啟了不少改革，多多少少改變了原先典型的後蘇聯式社會麵貌。正是這些改革，在當下構成了戰爭中社會韌性的一部分。

如今，當被問到如何評價2004年“橙色革命”以來的曆任領導人時，烏克蘭人會將他們挨個數落一番：

尤先科（2005-2010年擔任總統）對俄羅斯過於軟弱，對內也沒什麽政績；季莫申科（2005-2010年兩度出任總理）是富商、機會主義者，沒有自己的立場，對國家不負責任；亞努科維奇（2010-2014年擔任總統）一開始比季莫申科顯得更務實，但很快就把國家的關鍵位置交給了自己的頓巴斯幫派成員；波羅申科（2014-2019年擔任總統）算是有些想法，但過於“見錢眼開”……

然而，擁有精英背景、現居基輔的烏克蘭人亞曆山大（Oleksandr）向《鳳凰周刊》表示，人們低估了波羅申科時代一係列改革措施的實際效果。在他看來，波羅申科至少成就了兩件對烏克蘭社會至關重要的改革：警察改革和司法改革。

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年間，烏克蘭地方工業多由寡頭巨富控製，他們之下又有層層被庇護著的地方幫派，使得當時社會上人人都要同幫派打交道。

2015年波羅申科當選總統後，大手一揮引入“外援”——他在基輔大學的老同學、格魯吉亞前總統薩卡什維利，以及多名格魯吉亞官員。波羅申科想借鑒同作為後蘇聯國家的格魯吉亞的改革經驗，更新烏克蘭的行政、司法和國家機器。

年輕人認為，警察改革是波羅申科“唯一做成的好事”。波羅申科最終還是和其他寡頭政客一樣，陷入腐敗和唯利是圖的循環中。

這也是事實。2016年，薩卡什維利不客氣地指責波羅申科參與並包庇腐敗，激怒了後者，兩人隨後分道揚鑣。包括警察改革在內的製度改革力度也由於觸碰到更多人的利益而顯得虎頭蛇尾。

盡管如此，亞曆山大仍舊認為，波羅申科為澤連斯基留下了些許正麵的政治遺產。除卻警察改革，其利用司法改革部分清洗了腐敗的司法係統，提高了烏克蘭的司法獨立性，不再由議會任命法官，從而脫離了最高拉達的政治惡鬥。“至少，如今走在烏克蘭街頭，不那麽擔心被警察索賄了。”

到了2019年澤連斯基上台，除了繼續推動反腐和製度改革，也努力推動數字化改革。澤連斯基希望借助更年輕的官員和新的政務係統，繞過傳統官僚和寡頭們，達到更直接、更透明和更少腐敗的施政效果。

澤連斯基借戰爭加速去寡頭化

2019年5月，當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攜自己的“人民公仆黨”，以黑馬姿態當選烏克蘭總統時，許多人懷疑他隻是烏克蘭著名寡頭科洛莫伊斯基的傀儡。

究其原因，澤連斯基的電視喜劇成名之作《人民公仆》，是由科洛莫伊斯基擁有的電視台製作和放映的。幾乎所有人都在盯著澤連斯基和科洛莫伊斯基，認為他們之間“有事情”。

但三年過去，很少有人再相信這一論點了。就在2022年年底，澤連斯基政府查處了科洛莫伊斯基的一係列財產，並在2023年初清查了他的住宅。與之類似，多名烏克蘭寡頭的財富和權力地位在戰時急劇收縮，一些人背負官司乃至流亡國外。

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如此變化恐怕難以發生。然而，隨著戰事爆發，烏克蘭政府獲得了比平時更多的緊急權力。與此同時，戰爭使得蘇聯解體後一直左右烏克蘭政局的寡頭們的財富急劇縮水。

根據《福布斯》烏克蘭版的統計，截至2022年11月，曾經的烏克蘭首富、頓涅茨克礦工足球隊老板艾哈邁托夫的財富從137億美元縮水到43億美元，蒸發了三分之二；科洛莫伊斯基的財富從18億美元降至10億美元；同樣作為寡頭的前總統波羅申科，財富從16億美元降至7億美元。這讓寡頭們難以獲得像此前那般的社會資源以介入政治。

變化的確在發生，但這並不意味著過往的積弊就能快速清除，更不必然意味著一旦戰爭結束，烏克蘭就能迎來一個更好的社會。

一係列社會改革亟待推動

行政和司法的改革隻是烏克蘭社會變革中的一部分。同樣重要且困難的，是整個後蘇聯空間的社會變革。某種程度上，這種變革將為戰爭陰霾中的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能量。女性地位便是其中之一。

戰爭爆發後，烏克蘭女性大量報名參軍。據官方統計，戰前烏軍中女兵比例約為20%，如今估計更高。女性的加入，為烏軍提供了更多人力和社會資源。但與此同時，烏克蘭社會對女性權益的支持不足是一個固有問題，想讓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更多作用，烏克蘭社會必須做出轉變。

“烏克蘭一些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就應該在家裏照顧孩子，以至於一些母親去參軍的孩子會遭到欺淩。”總部位於基輔的女性退伍軍人組織“烏克蘭女性老兵運動”（Ukrainian Women Veteran Movement）負責人卡捷琳娜（KaterynaPriymak）向《鳳凰周刊》介紹說，“之前，女性就算參加前線戰鬥，檔案中也隻能寫成後勤部門。”

卡捷琳娜在2014年以來的頓巴斯戰爭中擔任醫療兵，退伍之後，她和同伴們致力於改善軍中女性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於是開設了這間負責倡導和服務的機構。

烏克蘭社會之前沒考慮到女性入伍問題，因此女兵的權益需要向政府和立法機關爭取。卡捷琳娜舉例說，烏克蘭的退伍軍人管理法對女性退伍軍人的保護是不夠的，無論是心理谘詢、健康康複，還是就業安排等方麵，都是將服務對象預設為男性。因此，她們做了很多工作爭取立法和相關程序的改善。

又比如，直到近期，烏軍才開始在後勤上為女兵配備製服。此前多年，女兵要麽是穿上男性製服，要麽隻能由非營利機構提供女兵使用的製服和其他用品。

“女性要付出更多，才能說服男性，我們能夠勝任同樣的任務。”卡捷琳娜說，“在軍中，男人可以有情緒、可以崩潰，但女性不行。我們必須更加自我克製。我們隻能做得比男性更出色，才能讓男性看見我們的專業性。”這意味著，軍中女性要花費更多力氣，才能爭取到較為平等的待遇。

學者達爾登（Jessica Darden）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烏軍對於女性在戰場上的存在，依然不夠有意識。“軍方的政策製定者需要女性負擔很多功能，比如作為祖國的象征，並在男性征兵基礎縮小的時候補位。然而，軍方領導人常常認為加入部隊的女性影響了部隊的均一性，並認為她們會讓部隊在戰場分心。”

近年來，性別不平等問題在烏克蘭有所改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9年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II），烏克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要好於大部分東歐和前蘇聯國家，但相比波羅的海國家和西歐國家仍有明顯差距。

華人近距離接觸烏克蘭難民:幹淨體麵 沒有逃難的樣子

2023年2月23日  綜合新聞

在前往拉脫維亞的路上，華人黃先生路遇一群過境的烏克蘭難民。“很幹淨、體麵”，是難民留給他的第一印象。

俄烏戰火下，約600萬烏克蘭難民前往其他西方國家，據《經濟學人》報道，他們中大約三分之二受過高等教育。衝突的一年後，許多難民仍然被困在兩個世界之間，他們不願在陌生的土地上思考未來，但又無法返回家園。語言、就業和融入異國生活，或許是這群難民最大的挑戰。

41歲的烏克蘭難民瑪爾澤娜（圖片來源：24新聞台）

德國華人：烏克蘭難民的樣子和想象不同

在德國法蘭克福生活的黃先生有一次和烏克蘭難民同行的經曆，去年4月，他在複活節假期前往東歐旅行。從愛沙尼亞前往拉脫維亞的路上，他乘坐的大巴通過兩國邊境，警察在檢查護照時用英文提問：“請烏克蘭公民舉手。”沒想到，基本全車人都舉手了。

黃先生在大巴上遇到的難民（受訪者供圖）

黃先生回憶，當時他驚訝不已，“因為上車以後看到的這些乘客穿著都很體麵、幹淨，一點不像逃難的樣子。”隨後他留意到，旁邊坐著一對烏克蘭夫婦帶著一個20歲左右的男孩，男孩一直在玩手機，手機上顯示的有點像俄語西裏爾字母，那位女士披著一個大頭巾，似乎是烏克蘭的傳統服飾。

“我擔心交談會打擾他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本來想給他們100歐元，但又有點擔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黃先生表示，隨後一些烏克蘭難民在拉脫維亞首都裏加下車，這些難民攜帶的行李很多，據他了解，有的難民直接在這裏安頓，但有的會繼續前往西歐。

黃先生表示，在德國柏林、法蘭克福等大城市，烏克蘭難民從東歐搭乘火車過來後，就會從中央車站分流到各個接收點。他還了解到，許多逃往西歐的烏克蘭難民都是中產階級，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跟西歐人可以銜接，尤其是許多學習計算機等理工科的烏克蘭難民，可以填補德國當地崗位的空缺。因此，德國也有不少難民後續可以獲得工作簽證。

居住在加拿大溫哥華的華人羅先生對極目新聞記者表示，自己在加拿大曾多次遇到過烏克蘭難民。加拿大政府對烏克蘭來的難民有專門的安置計劃，去年9月有一次讓他印象很深刻的經曆。

當時他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會溫尼伯旅行，原本預訂了一家酒店，“突然間收到店主發來一條短信，說由於加拿大政府要安置烏克蘭難民，酒店被緊急征用了三個月”，他隻好急忙又重新預訂了一家酒店。

羅先生收到的酒店短信截圖（受訪者供圖）

羅先生表示，雖然自己訂的酒店被取消了，但他覺得“大家都隻想生存下去，可以體諒”。他表示，自己遇到的一些烏克蘭難民有的接受了加拿大政府的就業幫助，已經重新開始生活，但有一些可能到現在都沒有工作。

一句法語也不會，41歲烏克蘭單親母親踏上法國

41歲的單親媽媽瑪爾澤娜來自烏克蘭一個擁有4萬人口的小鎮，這裏距離基輔僅3公裏。

2022年3月1日晚上，她帶著兩個女兒離開了小鎮。她仍然記得，大量人群聚集在車站前的“世界末日”景象，人們關了燈避免轟炸。

幾天後她到了波蘭，隨後又去了德國，最後於3月5日到了法國巴黎。

瑪爾澤娜從來沒有去過法國，剛到的時候一句法語也不會說。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裏，她在網上認識了一名法國人克裏斯托夫，他們戀愛了。

俄烏衝突前，克裏斯托夫曾去烏克蘭看她，她也憧憬著去巴黎，沒想到是以這樣的方式。

瑪爾澤娜和女兒們先住在克裏斯托夫的公寓裏，後來就陸續搬了幾次家，被不同的人收留。她曾以為，和平協議會很快達成，然後就能返回烏克蘭，漸漸地，她被迫改變了主意。

去年11月初，她短暫地返回烏克蘭，那裏的一切讓她難以置信，“轟炸已經摧毀了很多地方，一切都停止了，人們生活在停電中，就連做飯或洗衣服，這些最簡單的事情都成了問題。”

但對於祖國烏克蘭的消息，瑪爾澤娜從未放下過，她通過社交媒體，不斷了解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我現在聽到很多關於烏克蘭政客、寡頭甚至軍隊的腐敗醜聞，民眾曾對這些長期困擾我們國家的問題視而不見。但現在腐敗已經變得不可接受。”瑪爾澤娜擔憂地說。

據法國24新聞台2月20日報道，瑪爾澤娜現在決心在法國重建生活，她在一家醫院找到了一份夜班清潔工的工作，這讓她可以在不中斷法語課的情況下工作。

烏克蘭難民兒童

瑪爾澤娜隻是百萬烏克蘭難民中的一員。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約有600萬烏克蘭人流離失所，此外，目前在歐洲申請臨時保護的難民高達480萬，而且實際需要臨時保護的人遠不僅如此。該機構表示烏克蘭難民危機是世界上最大的危機。

難民分散在整個歐洲大陸，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去了更遠的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地。

難留下的西方，回不去的烏克蘭

對於難民的接收國來說，負擔在不斷累積。

難民的到來導致華沙等地的房租飆升，那些沒有家人或朋友的難民幾乎不可能在柏林等熱門城市找到住宿地。去年11月底，波蘭政府宣布，計劃向在波蘭住滿4個月的烏克蘭難民收取一半的食宿費用，收取費用的比例還將上升。

22歲的烏克蘭難民娜塔莉亞·盧卡舍維奇抱怨：“波蘭的生活條件不是很舒服。工資很低，房價卻太高了。我們……有時無法滿足基本需求。”

隨著壓力增大，一些德國城市拒絕接受更多難民，一位德國部長警告說，公眾情緒“有翻倒的危險”。

在新的工作、語言和生活中，所有的難民可能都在思考：是否回家，什麽時候回家？

許多技術難民最終仍未充分就業，語言是一個障礙：例如去年春天抵達波蘭的烏克蘭人中有將近一半根本不會說波蘭語。

古洛茲

35歲的古洛茲曾是基輔的一名教師，她在衝突後逃到了德國，德國在住房、醫療、語言課程和工作許可方麵提供臨時保護和幫助。但她必須努力學習德語和找工作，在德國的生活感覺就像在“月球背麵”上，“我想盡快回到烏克蘭。”

據《今日美國》2月20日報道，聯合國去年9月在43個國家的調查發現，81%的烏克蘭難民希望有一天能返回烏克蘭。

但在曠日持久的衝突影響下，烏克蘭重建國家和經濟的能力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根據國際危機組織的報告，衝突已經摧毀了烏克蘭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並導致稅收暴跌。世界銀行預測，烏克蘭不斷萎縮的經濟可能會使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28歲的米哈伊洛·齊霍夫斯基現在在烏克蘭軍隊服役，他表示，如果衝突現在結束，烏克蘭可能需要10年時間才能從戰火中重建被摧毀的房屋、企業和能源基礎設施。

“沒有人知道未來。”齊霍夫斯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