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小蜜
太陽係科普精靈
5月24日，德克薩斯州那所小學的大規模槍案死者已經達到了21，白宮宣布降半旗默哀，又是降半旗，拜登似乎養成了習慣。鏡頭裏那麽多寶媽傷心欲絕打著電話，因為自己的孩子再也不可能放學回家了……
在美國生育率持續下跌；初婚人口的平均年齡持續拉高之際；許多孩子三年級左右父母其實已經老了；而這個時候親眼目睹孩子倒在血泊；很可能這一生的希望都沒了；曾經那個奇葩的人人擁槍可預防犯罪的理論；在德州到底還好不好用；或者說如果作案的高中生買不到槍；劇情該如何發展；
是不是都值得認真研討一下呢。
當地時間5月24日，隨著小學校園的槍聲響起，警車的呼嘯，和媒體的追蹤報道，死亡的數字逐漸變高，一開始說是10人，後來說是14人，再後來報道是17人，現在拜登講話的時候，說死者是21人……這是美國5月份一係列大規模槍案中，在德克薩斯州創下的最新記錄……
槍手是18歲的西裔少年薩爾瓦多·拉莫斯
監控錄像拍到；這個反社會少年衝到校園裏；看見小孩子就立即射殺
隨後趕來的軍警將少年射殺；這和紐約對待白右槍手的態度非常不同
警方稱，該州一名18歲高中生，帶著突擊武器到一所小學大開殺戒。它現在已經不再是刑事案件，而是引發了一場政治地震。由於德州是戰場州，其左翼和右翼政客之間，立即爆發了關於槍支法和低齡暴力的激烈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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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參議員克裏斯·墨菲在烏瓦爾德鎮小學被那名持槍少年屠戮之後的3小時後，來到了參議院。提交了自己的動議……
在這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中，墨菲批評他的議員同事們，未能保證美國孩子的安全。
“我們到底在做什麽？”墨菲問：“我們在幹什麽？我們幹了什麽？就在那槍手走進一家雜貨店，槍殺了一群非裔美國顧客幾天後，我們手上又多了一樁沙鉤慘案！”
“我們作為議員在做什麽？這幾天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比過去一年中的還要多。我們的孩子每次踏進教室，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會成為下一個被射殺的目標。請問我們在做什麽？”
“你，還有你們，為什麽花這麽多時間競選美國參議員的職務？”墨菲繼續說道，“你為什麽要為得到這份工作而煩惱，為什麽要把自己置於一個權威的位置？如果你的答案是，隨著我們的孩子們亡命奔逃，屠殺卻依然在增加，我們什麽都不做——那我們在這裏做什麽？如果不是為了解決這樣一個現實的問題，你為什麽坐在這裏？”
墨菲在家鄉紐敦一所學校發生過大規模槍擊案，當時有26人被殺，多數是小孩子。一個月前，他拚了老命當選參議院議員。墨菲聲稱自己經曆過那種痛，所以一直是國會中支持禁槍的積極的聲音之一。
他雙手合十，說道：“我來到聯邦這一層就任，就是為了乞討，我真的想跪下來，和我的同事們一起乞討：在這裏，希望找到一條前進的路。希望我們合作，找到一種方法，來通過法律，減少孩子們無辜被殺的可能性。我知道，我的共和黨同事們不會同意我支持的一切，但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我們可以達成協議。”
其實墨菲可以演得再真切一點；他原本有機會在雙手合十時真的跪下
他的話音剛落，德克薩斯州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就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傑西卡·迪恩：所謂限製性槍支法，不會起任何作用。
克魯茲是個典型的共和黨白右，他立即做節目反駁了自己的左派同事…
克魯茲去年最出名的媒體形象是；他在美國疫情全麵失控時；帶全家飛去墨西哥旅遊
克魯茲說：“不可避免地，當有這樣的凶手出現時，你會看到政客們試圖將其政治化，你會看到民主黨人和媒體上的許多人，他們的直接解決辦法是試圖限製守法公民的憲法權利。”
據報道，這位共和黨大佬計劃於周五與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伯特和前總統唐納德·川普一起出席全國步槍協會會議。
美國全國步槍協會是個武器生產商組織；它存在的意義是鼓勵政客帶貨賣槍；在利益關聯的情況下保護和推廣持槍文化。
與民主黨人相反，克魯茲建議，美國可以通過增加“更多的執法資源來阻止暴力犯罪分子。通過增加軍警類就業，來阻止此類屠殺孩子的邪惡行為……“就能遏製大規模謀殺”
對此，代表亞利桑那州的國會議員、伊拉克戰爭退伍軍人魯本·加列戈回擊道：“我想說得再清楚點，去你嗎的泰德·克魯茲，你這個該死的嬰兒殺手！”
不愧是軍人 上來就破口大罵
議員們爭吵不休的同時，這個校園槍案又因為凶手的族裔、背景而陷入更多漩渦……
當地時間周二中午左右，18歲的薩爾瓦多衝入一所小學見人就殺，神奇的是，在他進入烏瓦爾德羅布小學之前，他用手槍和步槍射殺了他的祖母。後來人們發現，他射殺的目標並不全是白人孩子…
德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表示，由於薩爾瓦多在實施恐怖襲擊後死亡，被執法人員射殺了，所以犯罪動機是查不出來了。
為了足夠政治正確； 德克薩斯人民選了個殘疾人當州長
官員表示，除了21人被發現死亡外，還有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因為受了槍傷並被送往當地醫院急救。凶手攜帶的武器至少有手槍和步槍，看上去他是想要殺害現場所有人……
不過，和警方對待紐約極右槍手的態度不同，警方並沒有長時間勸解、警告和等待，而是直接清空了彈夾把薩爾瓦多擊斃了。畢竟，他不是白人，不需要規勸和“教導”……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蘭蘭的老公、龜丞相米奇·麥康奈爾周二晚上發文表示，他“對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針對無辜學童的令人作嘔的暴力事件感到震驚和心碎”。
他後來補充道：“整個國家都在為孩子、家人、教師、工作人員以及現場的急救人員祈禱。”（建製派的傳統就是，遇到問題啥也不做，直接點根蠟燭開始祈禱）
喬拜登總統下令在5月28日前白宮降半旗，向遇難者致敬。他於周二晚些時候就槍擊事件向記者發表講話。
拜登表態後，民主黨人很快開始指責共和黨及其在槍支問題上的立場。
國會議員埃裏克·斯瓦爾維爾在推特上寫道：“我希望我能看著我的3個小孩長大，並承諾我會永遠保護他們。但那是個謊言。”
“美國把最危險的人武裝到了牙齒，讓每個孩子都很容易在班上被槍殺。這不是政策缺陷。這是共和黨的設計。”
紐約市市長埃裏克·亞當斯將這起致命的校園槍擊事件歸咎於“美國的毒槍文化”，他引用了最近周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Q線地鐵裏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事實上因為死者是高盛集團主管，這個隨機殺人的結論可能是謊言），以及，10天前在紐約布法羅超市發生的對黑人購物者的瘋狂掃射。
但是，亞當斯市長卻無法解釋，為何他英明領導下的紐約，哪怕嚴令禁槍，涉槍凶殺案還是在大幅攀升……而且，殺害高盛主管的那個黑命貴，有現場監控視頻的情況下，竟然可以全身而退，至今杳無音信。
這之後，紐約的州長也出來講話了，州長凱西·霍丘說：美國人民應該擁有權利自由地去公共場所，而不用擔心被槍殺。
她說：“你應該…有信心能去學校、教堂和雜貨店，而不必擔心，你會因此而無法再回到家。”
她補充道：“現在是結束這些不必要悲劇的時候了。”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則表示，他將於本周晚些時候在參議院就《國內恐怖主義預防法案》發起一場投票，以打擊美國的國內恐怖主義。他向過道對麵的同事們發出挑戰，要求他們投票支持民主黨提出的禁槍法案。
為了更好地分化瓦解共和黨，他這般寫道：“我們將看看參議院共和黨人是支持我們，還是支持川寶的MAGA共和黨。”
紐約進步派眾議員亞曆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猛烈抨擊了共和黨人，聲稱“在支持槍殺在學校的兒童、雜貨店裏的老人、殺害信仰之家的禮拜者、槍殺施暴幸存者或在擁擠場所的槍殺任何人的法律的同時，共和黨不存在“支持生命”的權利。”
克雷格·納森在科羅拉多州科倫拜恩高中槍擊案中幸存下來，20年後的今天，他表示，美國猖獗的槍支暴力，似乎“看不到盡頭”。因為，政客們背後的金主不允許。
他說：“我的大兒子剛剛完成了大學第一年的學業。這是在美國，很幸運。我們似乎永遠都不願意麵對的大規模槍支暴力，正穩定地發生著，一切都看不到盡頭。這是我的同齡人，在1999年4月最糟糕的那天，無法想象到的現實。”
大衛·霍格是佛羅裏達州帕克蘭高中槍擊案的幸存者，該槍擊案於川寶統治美國的第二年造成17位孩子的死亡，他呼籲立即采取“兩黨行動”。
他說：“我們需要做點什麽。我們知道我們在哪些方麵存在分歧，我們需要專注於我們能做的事情，即使很小，也要去做。”……“我們不需要更多的辯論、思考和祈禱。我們需要兩黨合作（阻止槍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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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通脹、高失業率和供應鏈斷裂之外，美國的社會問題，還有人口的急速老化。晚婚化少子化傾向雖然沒有德國和日本那樣絕望，但其老齡化趨勢是超過中國的。再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美國中老年夫婦，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那種悲痛和絕望是顯而易見的。
從各大英語媒體拍攝的視頻看，滿大街痛哭的德州母親也證明了這一點。孩子上小學了，對許多人來說，半生的積累和努力看似有了些成果。
有些父母的頭發都開始花白了，卻目送孩子進了墳墓……校園槍案，幾乎是美國最獨特的一種現象。因為，哪怕是每個學校都配備了專職的校警，但他們在一心想要殺人的槍手麵前，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關於“人人擁槍就能製止犯罪”的謬論，其實根本不值得討論。因為你哪怕隻是玩過槍都該知道，一個人要朝你開槍，就那點時間“好人”是反應不過來的。恰恰相反，一些人手持了凶器、才會目露凶光，手上有了大殺器會極大鼓勵一個“普通人”作惡的欲望。
但校園槍案這個問題已經持續了大半個世紀後，為啥還是解決不了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就像共和黨議員永遠對付不了和大藥企結盟的民主黨議員一樣，民主黨人也幾乎不可能扳倒和軍火商結盟的共和黨人。這就是美國的“政治平衡”。雙方的利益鏈都很強大，往往嘴仗之後，就不了了之。
槍支，長期以來成了美國底層互害的一種利器。對於美國平民來說，他們200年來都沒有勇氣、智慧和能力去反抗統治精英，從華盛頓時代開始，農民起義就沒有一次成功過。聯邦政府的軍隊可以輕易消滅拿著槍的民兵。到了21世紀，官兵和民間的差異更大了，民間的槍，麵對五角大樓來說就是燒火棍，但是，用它來殺害自己的鄰居、親友和同學，卻是十分輕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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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美國民間是不是完全沒有群體反抗事件了呢？答案是，還是有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14年內華達強拆案。此案由於警方粗暴作業，導致附近幾個州的數以百計農民加入到保護邦迪反抗強拆的行列。（不過最終結果很慘烈）
這案子在英語世界的曆史事件名為（The 2014 Bundy standoff），由於這是美國曆史上，基層民兵組織最後一次集體持槍對抗官府，中英文媒體都有報道。但大部分公知和白左大媒體都不說案件的後續發展，隻強調故事的前半截（數百民兵見義勇為持槍對抗美國警察，並幫可憐的牧民搶回了牛，看上去特別解氣）劇情，甚至都不解釋這背後的法律動議。
土生白人邦迪眼裏，這裏的土地就是屬於他們（或州府）的，而不是美國的。為了保護他們這群18世紀到此的居民，1934年《泰勒放牧法》也規定，公民可以在公共土地（不包括阿拉斯加）放牧，以改善放牧生活。但土地管理局成立後，一切放牧都變成了“收費許可證服務”。牧民們很不爽，但敢反抗的不多，邦迪就是其中的一個。
1998年11月3日，據稱為了“保護一種烏龜”（但民間說法是一家外資企業要來這兒建廠），美國法官Johnnie B.Rawlinson“宣判永久禁止牧民邦迪在邦克維爾區域內放牧，命令其在11月30日之前將牲畜完全移走……
邦迪覺得很生氣，因為他的祖先在這兒生活的年間，還不存在什麽土地管理局，更沒有這奇葩的巡回法庭，當時連州府都沒有，憑什麽一次又一次修改政令剝奪牧民權利？但法庭判決邦迪每天支付200.00美元的侵入賠償金。與此同時，周圍的許多土生白人農民支持邦迪。
這場糾紛一直持續到了2013年10月8日，地區法官拉裏·希克斯重申了這一判決。法院發布了另一項命令，指示邦迪遵守98年永久禁令，並修改了所欠的非法侵入損害賠償金，宣布邦迪拖欠了100萬美元的“非法放牧”賠償金。
拉裏·R·希克斯法官發布了另一項命令，該命令允許聯邦警察“保護布克維爾的土地和野生動物不受邦迪的……侵犯”，可強行“扣押並帶走”其留在該地區漫遊的任何牲畜。
事實上，二戰結束後2年，邦迪家族在邦克維爾西南部買下了160英畝的農場，邦迪本人聲稱他繼承了土地上的“優先放牧權”，因為他的外祖母從1877年開始，就在這一帶山穀放牛。（英美法係是判例法，所以“尊重傳統”是個很好的理由）周圍的農牧民都覺得他有道理，是聯邦政府沒有理，於是，開始輪流持槍保護邦迪。
2014年5月2日，邦迪及其家人向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方提起訴訟，指控聯邦特工犯下了強拆罪行，包括非法封鎖道路、騷擾攝影師、使用攻擊犬、用武器對準牧民和武力威脅他人。
在2014年6月3日的一次廣播節目中，克萊文·邦迪與克拉克縣警長的幾位候選人交流。他沒有支持任何警長候選人，卻表示，他不希望任何“向聯邦屈服”的人擔任本地的警長。“你成為一個和事佬，就會站在美國土地管理局一邊。”邦迪獲得當地警方“同情”後，支持邦迪趕來助威的牧民更多了。
4月下旬，內華達州眾議員史蒂文·霍斯福德聯係了克拉克縣警長道格·吉列斯皮。說他接到了投訴指稱，同情邦迪的民兵們在道路沿線長期存在，他們設立檢查站，讓公民證明其居住，並在教堂、學校和其他社區建築周圍建立武裝據點。實際上是對抗聯邦執法。
這個過程中，但凡是警方擄走邦迪的牛，都會被白人民兵搶回來，由於人數處於劣勢，聯邦警方一直不敢開槍。
拉斯維加斯K-TV電視台報道稱，武裝民兵封鎖了一條縣道，試圖阻止同情白宮的新聞工作人員通過。電視台還報道說，“一些人在我們的新聞車周圍傾倒了不明液體，而另一些人則進行了身體檢查。”
2014年4月18日，約1500名邦迪支持者參加了一場慶祝活動，他們吃了邦迪牛肉，讀了牛仔詩，並佩戴了“國內恐怖分子”的標簽，引用了內華達州參議員哈裏·裏德的評論。邦迪表示，他將繼續舉行每日新聞發布會…
2014年6月8日，武裝民兵在持槍和警方對峙的過程中，出現了槍擊事件。各方各執一詞，但既然出現了死傷，這事兒就鬧大了。
2017年，為邦迪搶回牛的那群人受審了，亞利桑那州的白人民兵格雷戈裏·伯萊森、聯邦調查局（FBI）的有償線人，他被逮捕後，被判襲擊和威脅聯邦官員罪、協助敲詐勒索罪、妨礙司法公正以及多項持槍指控。
這位“見義勇為”民兵麵臨57年的強製性最低刑期。當時民兵在牧場周圍設置的路障；但並沒有成功阻止特警闖入
愛達荷州活動家托德·恩格爾被判妨礙司法公正和幫助敲詐勒索“州際旅行”罪。在審判中，他不請律師，而被判長達30年的聯邦監禁。
7月26日的判決中，伯爾森因在亞利桑那州招募其他民兵加入對峙，而被判68年有期徒刑。
7月27日，恩格爾與克萊文、阿蒙和瑞安·邦迪一起被判刑，另外兩人的審判因律師緣故被拖延至歲末。
2018年8月9日，裏克·洛維廉和史蒂文·斯圖爾特在華盛頓特區的法院為邦迪家人提起了6000萬美元的反訴，控訴政府作惡。被告是拉斯維加斯三位檢察官，以及當時的FBI局長詹姆斯·科米、前土地管理局局長科恩澤以及FBI和BLM機構本身。10月31日，瑞安·邦迪本人反訴了美國司法部長塞申斯、前司法部長霍爾德和林奇、聯邦調查局局長和土地管理局局長。但這類曠日持久的起訴很難扳倒聯邦一級高官。
雖然，2020年，川寶最後一年企圖幫助這些白人民兵，但直到拜登上台後的第二年，這一係列迷案的訴訟依然沒有真正的結局。那些“見義勇為”幫邦迪奪回牛的白人民兵，後來大都因為支持“川寶”，成了“國內恐怖分子”…
此案要算作美國民間最後一次聚集性對抗聯邦建製派的努力了。之後，唯一的一次反抗便是2021年的1-6事件，但事件中沒人敢拿槍對抗國會山。所以，2014的邦迪牧牛事件算是曆史上最後一次武裝對峙是可以結論的。邦迪失去了他的牧場、牛群，並失去了放牧的權利，一家幾口人被逮捕，幫助他的民兵領袖幾乎都被逮捕、判刑。畢竟，靠一腔熱血和手中的槍，是無法對抗美軍的。
在美國曆史上…從來沒有一次普通人拿起槍反抗公權力成功的。希望最大是建國初的謝斯起義。謝斯本人不但是華盛頓總統的親密戰友、獨立戰爭英雄，而且有指揮經驗，也很懂得利用宣傳收買民心。當年他揭穿華盛頓成功獨立後，不但不減稅，反而加稅到了過去的十倍以上，再加上地方苛捐雜稅導致農民活不下去，瞬間贏得了基層的信任和同情，這種背景下起兵，都未能成功對抗美軍。之後的每一次反抗，都充分說明了華盛頓的強大和民間擁槍的無助。但是，然而，哪怕無數史實打臉，一些人還在吹捧說人人擁槍可以防止作惡，這就……屬於別有用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