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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旦唐世平 自戀不會有國際話語權

(2022-10-14 05:39:50) 下一個

1... 複旦教授唐世平:過分“自戀”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2/10/14/2535966.html

2.... 生物男指點江山:匪夷所思的跨界
https://www.ustcif.org.cn/default.php/content/1845?

3... 做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研究——唐世平教授的學術探索
https://sirpa.fudan.edu.cn/info/1079/3676.htm

1... 複旦教授唐世平:過分“自戀”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2/10/14/2535966.html

博雅亭  11 2021-11-29 20:47

作者簡介:唐世平,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教授
 
在我看來,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甚至近代曆史中是極其不健康的。
 
中國公眾和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因為不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也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
 
因此,我們應該少一點中國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01古代中國曆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
 
中國曆史,特別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曆史,其實是非常乏味的:它隻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變法之外,基本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至少,遠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後的世界曆史對我們更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於中國曆史,還會讓我們從上到下都潛移默化地陶醉於中國曆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權謀術。
某種程度上,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曆史的核心主線。對一個人的自我境界來說,最大的滿足可能確實是贏得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太有快感了。但是,這種對個人的自我實現,恰恰是對社會和國家的最大傷害。
 
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從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來特別強調集體的表麵之下,絕大部分個人都是"破壞性"的個人主義者:我們都希望別人遵守我們為他們定的規矩,但是,我們自己都不想遵守規矩,特別是別人訂的規矩——有權力的人尤其如此。這一點在中國曆史和當下中國官場的各種亂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02太沉迷於中國曆史導致閉目塞聽
 
太過沉迷於中國曆史並認定中國過於獨特,還很容易讓我們閉目塞聽、固步自封。
 
許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曆史上,曾經有過幾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輝煌成就的王朝或國家絕不是隻有中國一個,而是多達幾十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間的崛起和擴張不比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迅速崛起和擴張遜色。
 
而英國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間從歐洲的邊陲崛起,並作為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國屹立不倒長達兩個多世紀,就更是讓人生畏。
 
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後的崛起固然可以大書特書,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過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
 
但是,在這些曾經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曆程的國家中,最後隻有三十個左右的國家真正成為了全麵的現代化國家。許多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曆程的國家最後都沉淪了。現代化就像一個孤島,而在試圖遊向這個孤島的過程中,失敗是多數,成功是少數。
 
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國家要麽還在原地踏步,要麽困在漩渦中,甚至已經沉沒。這些國家的慘痛教訓是絕對不能再失去一次實現全麵現代化的機會的中國必須吸取的。
 
太過迷戀中國自己的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曲折經曆,中國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
 
這樣的結果是,在追求一個全麵現代化的中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的道路上,我們還在無謂地重複支付一些其他國家已經支付過的高昂學費,還在繼續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彎路甚至歧路。
 
03  過分"自戀"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當下中國的政界和學界,都在大談中國如何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爭奪話語權"。但是,"爭奪話語權"和僅僅是"發出中國的聲音"有很大不同。
 
中國可以發出聲音,但如果沒有接受你聲音的受眾,你隻是在麵對曠野呼喊,最多隻有回音,卻沒人應聲。"爭奪話語權"更不是自己對自己喊"我要話語權"的口號:那樣隻是自娛自樂,自欺欺人。
 
中國要想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有"話語權",就不能隻關心和談論自己的話題,而是必須關心並且討論別人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一定的"話語權":無論別人一開始聽不聽得進去我們的見解。
 
要想能夠有水平地討論別人的問題,那我們首先就必須先去了解別人。隻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礎上,並進而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識,包括對世界問題的診斷和藥方,從而能夠對他人的福利有所促進,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而這種診斷和藥方顯然不能建立在主觀臆斷上,而是建立在對世界的紮實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礎上。
 
04怎麽辦?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科學知識科普都迫切需要轉向。在科普上,削減中國曆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的分量。與此同時,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
 
少點中國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近現代史。缺少對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而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曆史已經使得我們的許多知識精英和領導人都懶得了解世界,也沒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別是現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減中國曆史,尤其是對中國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許多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幾乎毫無現實意義,隻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與此同時,大大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有比較的社會科學研究。隻有比較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吸取別人的經驗和教訓,少走些彎路和歧路。
 
2.... 生物男指點江山:匪夷所思的跨界
 
 
 

唐世平的跨界經曆“匪夷所思”:他大學學地質,作為生物男曾研究癌症,卻轉身指點江山,成為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學者。部分社科學者滿足中文期刊混飯吃,他卻專注於英文著書立說,成為中國最具國際影響的國際關係學者之一。他三次申請“長江學者”名落孫山。原科大生物係教授崔濤稱“他的變化讓我震撼。唐世平是科大人中另一類成功的典範!”

第一次聽到“唐世平”這個名字,是在2008年他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被引進到複旦大學的時候。最近半年,我與世平教授的私交多了起來。一是因為我們都是習慣於在辦公室做研究的緣故。這位不喜歡社交和公共活動的學者,從早到晚都是在複旦文科大樓八樓那間普通的辦公室度過的。二是因為我們共同關心的話題以及性情相投的原因。讀書研究勞累之餘,我們便相聚大樓一隅,互相點上一根香煙,暢談學術與人生,一個鮮活而富有內涵的“唐世平”才出現在我麵前。

世平的教育背景有點撲朔迷離。他在國內的中國地質大學和和中國科技大學分別取得了古生物學的學士學位和分子生物學的碩士學位,然後又在美國Wayne State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先後取得了分子生物及遺傳學博士學位和國際關係(亞洲研究)碩士學位。

世平的工作履曆更是讓人覺得有點匪夷所思。去美國留學前,他在深圳維科生物工程公司做過研究組長。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在Sidney Kimmel癌症中心做過博士後研究。回國後,他在中國社科院從事國際關係研究,其間還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外貿廳掛職擔任過廳長助理一職。他似乎有許多種職業選擇,那他為什麽會最終選擇多少有些枯燥的學術研究呢?

如此種種疑問,等我們仔細研讀過世平豐碩的學術成果之後,頓時得到澄清。他的研究大致包括四個領域:國際政治、政治理論、社會科學哲學、製度經濟學。令人驚訝的的是,他在每一個領域都取得了令學界同行尊重的成果。

世平的英文專著《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防禦性現實主義》(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Pal-grave-Macmillan,March2010),第一次對防禦性現實主義作出了一個係統的闡述。

他的論文“國際政治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o Jervis),在國際政治頂級雜誌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歐洲國際關係雜誌)上發表。這篇文章以“社會進化範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對國際體係從公元前1044/6到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演變提出了一個社會進化的宏觀解釋。通過考察古代中國體係和神聖羅馬帝國後的歐洲體係,文章提出人類社會已經從一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即一個國家不擴張就會被吞並的時代)”進化到了一個“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世界(即一個國家不需要也不能擴張就能夠獲得安全的世界)”。這一基於“社會進化範式”的理論解釋不僅能夠解釋國際政治的係統演變,還解決了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辯論,即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之間的辯論。這一理論解釋也對國家在如今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世界”如何尋求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世平是在這一國際政治學科中的頂級雜誌發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國學者。

在政治理論/社會科學哲學領域,世平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進行了大手筆和大跨度的研究。他的論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範式》已經在社會科學哲學領域的頂級雜誌《社會科學哲學雜誌》發表。文章闡述了社會科學中的11個基礎範式。並且指出這些基礎範式就像是手電筒,各自能夠照亮社會的一個部分,而隻有將這些基礎範式綜合運用才能夠相對完整地理解人類社會。這一成果是中國學者對社會科學哲學作出的突破性貢獻。該文的中文版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國外社會科學》上。

而世平的第二部英文專著《製度變遷的廣義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最近剛被著名的Routledge/Taylor&Francis出版社接收,將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這一本橫跨政治學、社會學、製度經濟學、政治哲學的著作將為製度變遷這一整個社會科學中的核心問題構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廣義理論。

他發表的成果已經證明了他在國際學術界中的地位。不僅如此,他在《中國社會科學》、《戰略與管理》、《新華文摘》等雜誌上發表的成果,也是他在國內學術界之影響力的佐證。到目前為止,世平乃成為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第一位在《中國社會科學》(中文版)發表過兩篇以上論文的學者。

從世平撲朔迷離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曆來看,他的研究肯定是與他大跨度的學科融合有關係的。正是基於這樣難得一見的學科融合優勢,他的論文在話題引導方麵,顯得獨樹一幟。

他計劃在2010年完成他的第三部英文專著《國際政治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他說,該書將提出一個全新的社會科學範式—社會進化範式,並對國際政治的大曆史和大理論提出一個全新的社會進化論詮釋。該書將運用社會進化範式來回答這樣一個近乎科學哲學的問題:為什麽目前不同的國際政治大理論之間的爭論是不可解的?

世平最近幾年的大多數成果都是用英文寫成的。這其中的唯一原因是他認為中國學者應該為世界提供更多具有普世意義的知識。他不止一次告訴我,中國學者應該為世界提供更多的知識貢獻。隻有這樣,中國的崛起才會有一個“知識崛起”的維度,從而才有可能是完整的且能夠持續的崛起。但是,他始終相信知識必然也是要能夠為祖國所用的。因此,在未來的幾年裏,他將物色合適的翻譯者逐步將其著述翻譯成中文,從而能夠為我國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製定提供知識參考。而從世平過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得到的眾多獎勵我們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關懷政策並且有一定政策影響的學者,隻是他更希望自己的政策設計是基於深刻的研究而不是從腦袋裏拍出來的。

我在與世平的交往中,每每都為他深厚的社會關懷、開闊而深邃的思想、純淨的學術追求和真誠的謙遜氣質所折服。他認為自己並無過人的天資,隻是比許多人都努力和幸運而已。他甚至坦承他花了好長時間才發現自己是適合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他常常和我們學院的許多教師聊天,並從他們那裏吸取知識營養。

在年齡上,世平是我的兄長;在學術上,世平是我的老師,更是我奮鬥的航標。透過他略顯斑白的發跡,我能傾聽到他學術脈搏的跳動;透過他訥言敏行的氣質,我能感受到他學術追求的噴灑。世平加盟複旦,我真為自己與這樣一位優秀的學者成為同事、朋友而自豪。複旦的崛起,靠的就是能夠推動知識增長、影響國際學術界的學者;中國學術的成長,靠的就是擁有至高學術追求、以知識貢獻服務於中國國家建設和民族複興的學者。世平就是這樣的學者。

唐世平校友簡介

唐世平(858碩),1985年中國地質大學地質係古生物學學士;1988年中國科大生物係分子生物學碩士;1995年Wayne State University分子生物與遺傳學博士。1999年再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國際關係(亞洲研究)碩士學位。現為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為複旦特聘教授、校聘關鍵崗位一檔教授。

令人不解的是,唐世平連續三次申請“長江學者”落榜。這位帶著典型科大性格的學者隨即向教育部申訴,並在個人網站與新浪博客公布申請“長江學者”的匯報PPT,供公眾與學界評價。

文章來源:原文刊登於《複旦》第836期,網絡來源為複旦新聞文化網。作者劉建軍(複旦大學政治學教授,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本文標題與導語均為編輯所加。

唐世平:多關心別人,中國才有話語權

唐世平 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當下中國的政界和學界,都大談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爭奪話語權”。這顯然比隻談“和國際接軌”有了進步:如果人家的“軌道”不斷在變,你永遠都接不上。因此,“爭奪話語權”至關重要:如果你有一定話語權,就有可能影響“軌道”,從而不需要一切都追在別人後麵去“接軌”。

但是,“爭奪話語權”和僅僅是“發出中國的聲音”有很大不同。中國可以發出聲音,但如果沒有接受你聲音的受眾,你隻是在麵對曠野呼喊,最多隻有回音,卻沒人應聲。“爭奪話語權”不是自己對自己喊口號,否則別人最多會笑我們癡人說夢、自欺欺人。

中國要“爭奪話語權”,其最首要和核心問題是破除“自我中心主義”:我們不能隻關心和談論自己的話題,而必須關心並且公開討論別人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一定的“話語權”:無論別人一開始聽不聽得進去我們的見解。

關心並公開討論別人的問題,不是幹涉別人的內政,而是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識,包括對世界問題的診斷和藥方,從而促進他人的福利。但這種診斷和藥方不能建立在主觀臆斷上,比如概而論之地武斷判定“世界需要中國藥方”,而是建立在紮實的研究基礎上。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的歐洲問題專家、經濟學家及相關機構能夠在歐元區成立時就指出,歐元區有可能爆發目前這樣的債務和金融危機,甚至指出哪些國家將不得不麵對過度消費和負債所帶來的惡果,並在當地媒體上發表意見,那歐洲精英們對今天中國的聲音會是什麽樣的態度?可惜歐元區成立時,我們要麽在替“歐元區”和“歐洲一體化”唱讚歌,要麽隻關心歐元對中國和美國霸權的影響,而當歐元區麵臨危機時,我們隻是“事後諸葛亮”。

再試想一下,如果中國為數眾多的美國問題專家、經濟學家及相關機構能夠在2008年危機之前就看到美國房地產泡沫以及更深層次的問題,並且看到中國購買美國房地產次優金融衍生品的風險,那美國精英們對今天中國的聲音會是怎樣的態度?可惜在大部分時間裏,我們更多地認為美國金融體係是最安全、最完善的。

因此,要想有一定的話語權,中國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駐外新聞機構,甚至政府機構不能再繼續隻關心中國關心的問題,而必須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加深入和細致地了解。近期來看,中國的研究型大學、研究機構和研究資助必須強調國際聲音:在頂級大學和研究機構,必須明確將能夠用外文發表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論文和評論納入評價體係。中國的研究型大學、研究機構和研究資助,也必須逐漸向那些能夠切實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傾斜。相應地,中國的留學基金也應向那些切實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和學者傾斜。出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必須轉變思想:他們不能隻是到國外去學習一套方法再來研究中國。

中國需要更多關心普世問題、提供普世知識、解決具體問題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號、自欺欺人的所謂學者。

唐世平:尋求國際關係理論突破――將中國作為一個支點

社會科學研究者在確立一個真實的社會事實後,總是問一個為什麽的問題。而對這個為什麽的問題,社會科學的回答方式是:什麽樣的因素加上什麽樣的機製,經曆了大致什麽樣的過程導致了一個特定的(發生了的或沒有發生的)社會事實(這一點和自然科學也是一樣的)。因此,社會科學理論總是試圖解釋經驗和事件背後的東西。一個大致可以成立的理論至少滿足以下條件:其解釋對象是一個真實的事實,邏輯上自洽(consistent);其各個不同部分形成一個整體(coherent),有一定的事實支持。而一個好的理論,除了上述基本要求之外,還應該滿足以下條件:有驅動因素(factors)的因果機製(causal mechanism);相對其他理論,有更強大的解釋力而且更加簡約。一般而言,一個好的理論包括幾個部分:歸納、推導、因素、因果機製以及過程。因此,描述一個事實不是理論,這是曆史。嚴格意義上來說,對一些事實進行歸納也不是理論,隻是發展理論的第一步。 

  國際關係理論不是外交政策  

  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不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應該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歸納和總結。一個理論至少要對中國的一些具體外交政策和行為以及這些政策和行為的結果(即成敗得失)進行科學的邏輯的解釋。也就是說,理論可以用來理解政策及其後果(甚至有時候可以指導一些具體的政策),但是,總結經驗教訓不是理論,至少不是好的理論。

  好的理論研究是要解釋政策及其後果背後的東西,從而也能夠更好地總結外交實踐中的經驗教訓。理論研究能夠為中國外交提供的東西至少可以有三個方麵:第一,向外交的實踐者提供不能在實際經驗中獲得的因果因素和機製;第二,提供分析外交政策和行為的分析框架(包括政策評估框架)或者工具;第三,提供一些供決策者選擇的基於理論研究的備選政策和行為。  

  中國不能作為唯一數據點  

  將中國作為一個支點來發展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從三個層次去理解:其一,中國作為我們的生長環境,曆史記憶和成長經曆深刻影響我們的理解,甚至是潛意識的。這一點是肯定的。其二,中國的現實需求(包括外交需要)作為我們提出理論問題的出發點。以中國的現實需求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出發點是可取的,但是,這隻是一個而不是唯一的出發點。而且,從理論角度看,中國外交所需要的東西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理論問題,至少不見得是永遠如此。其三,中國的曆史事實(和經驗,包括外交經驗)是我們的一部分經驗基礎。中國的曆史可以為研究者提供豐富的經驗基礎。但是,如果走向極端,即將中國的曆史事實作為唯一的經驗基礎,就會犯將“中國作為一個支點”和“中國作為一個數據點”混淆起來的錯誤。

  對於科學研究來說,數據點肯定是越多越好。起碼說明掌握的實際客觀事實越多,就越不容易犯簡單歸納的錯誤,而這一錯誤很容易最後走向“循環論證”。而且,“將中國作為一個唯一的數據點”(也許加上一點美國、歐洲)是偷懶的標誌。理論研究需要“放寬曆史的視界”。中國的曆史事實隻是經驗基礎的一部分,或者說僅僅是一個數據點。

  有比較才是科學

  社會科學中最核心的方法是比較,而且是“有空白對照”的比較(controlled comparison),正如沒有“有空白對照”的實驗就不會有嚴格意義上的自然科學一樣,沒有比較(或者實驗),就不可能有嚴格意義上的(實證)社會科學。這一方法論上的共同點使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科學,盡管它們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也意味著,除了利用一個案例來證偽某一個假說的嚐試,任何單一案例的討論都不是好的社會科學。

  正因為如此,要發展理論,並且要實現理論突破,追求理論的普遍性就更是不可或缺。如果隻是從一個事實中發展出一個(所謂的)“理論”,而不用類似(但不同的)事實來對其進行檢驗和比較,這樣的“理論”很容易陷入循環解釋和論證,根本談不上有所謂的理論突破。中國已經有了一些(也許不多)國際關係理論,這點是肯定的。當然,這些不同理論的解釋力量則需要時間和知識共同體的檢驗。如果有朝一日發展出真正的 “中國學派”,那麽中國的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必須要有衝擊國際刊物的勇氣和能力,否則,“中國學派”隻能停留在自娛自樂的水平上。

  (作者單位: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本文係新創基金會《中國科大手機報》(2013年10月6日) 內容

3... 做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研究——唐世平教授的學術探索

https://sirpa.fudan.edu.cn/info/1079/3676.htm

發表於:做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研究——唐世平教授的學術探索
2020年05月18日

唐世平教授是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國務學院“陳樹渠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作為當代中國具有國際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他在國際政治、比較政治與政治理論、製度經濟學、社會科學哲學、計算社會科學領域做出了廣泛豐碩的成果。

不在中國

唐世平教授的學術之路頗為傳奇。他1967年生於湖南一個叫臥果水的小村莊,小時候就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夢想。14歲考取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地質係(地層古生物學專業),18歲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係研究生,28歲在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獲得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博士。30歲他從零開始,選擇攻讀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國際關係碩士。32歲成為中國社科院“特殊引進人才”。之後十年先後在中國社科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從事研究和執教,期間還在寧夏自治區掛職過當時的外經貿廳廳長助理。。2009年,42歲的他被複旦大學聘為教授,44歲成為國務學院“陳樹渠講席教授”,45歲成為複旦大學特聘教授,49歲成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2020年是唐世平教授在複旦的第十一年,過去十年恰恰是他學術生涯中作品不斷問世、學術影響不斷攀升的“黃金十年”。今年3月他的新作《論社會演化》(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一書在勞特裏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這已是他十年內出版的第四部英文專著。他前三本英文專著分別是《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2010)、《製度變遷的一種廣義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2011)和《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3)。這些作品均是其多年心血之作。他的專著得到阿查亞(Amitav Acharya)、布讚(Barry Buzan)、Robert Jervis、卡讚斯坦(Peter Katzenstein), 勒博(Richard Ned Lebow), 馬赫尼(James Mahoney), 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等國際知名學者的推崇。《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一書於2015年獲得國際研究協會(ISA)的“年度最佳著作”獎,他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和亞洲學者。2019年,該書被翻譯為韓文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完成第四本英文專著(書稿)的他定下了下一個十年目標:再寫四本英文專著!目前他正在完成他的第五部英文專著《經濟發展的製度基礎》和多篇論文。他甚至還在重新撿起他最初的夢想之一:地球上的生命(第一個細胞)起源研究。

唐世平教授為擴大中國學者的國際學術影響做出了開創性貢獻。除了英文學術專著這樣的“大部頭”,他還在一流英文學術刊物發表了大量論文,並且他往往是在此類刊物發表論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這些刊物涵蓋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社會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哲學等不同領域,包括《歐洲國際關係雜誌》《國際問題研究評論》《社會科學哲學》《國際關係評論》《安全研究》《社會學理論》《世界政治》等。他2009年發表在《安全研究》的《安全困境:一種概念分析》一文成為了該期刊有史以來下載量最高的文章之一,並入選歐美院校國際關係專業課程的必讀文獻,英文引用也超過200次。唐世平教授的國際學術影響已不再局限國際關係學科,並擴展到比較政治和區域研究等領域。有國外學者借鑒他的“安全困境”理論來研究非洲南蘇丹的衝突問題,並將成果發表在非洲研究旗艦刊物《非洲事務》雜誌上。目前,唐世平教授在英文總引用次數已超過1600次,其中單引超過100次的有5篇,單引超過50的有10篇。由於卓越的國際學術影響和貢獻,唐世平教授成為了英文刊物如《國際研究季刊》《安全研究》和《中國國際政治雜誌》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刊物的編委會成員;他還是《世界政治》《國際問題研究評論》等十多家高水平英文刊物的匿名審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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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國際化的學術研究與發表,唐世平教授還在努力為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化水平上下求索。

首先,多年來他連續不斷在國內刊物發表高水平研究論文。目前,唐世平教授已在中文社會科學的旗艦刊物《中國社會科學》發表論文4篇,在國際關係權威刊物《世界經濟與政治》發表論文15篇;其次,他與複旦和全國同仁一起努力提升著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水平。他是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界最早呼籲提升國內研究方法水平的學者之一。他在國內相關院校率先開設的《研究設計》課程至今已八年。他為推動形成研究方法課程體係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他對定性定量方法、因果機製的討論特別是對案例選擇方法的係列文章已經對青年學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再次,唐世平教授還是優良學術共同體的積極推動者。他多次參加美國國際研究協會(ISA)國際學術對話,努力爭取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學者的國際學術話語權。他也積極推動並參與國內學術共同體建設,尤其側重對中青年學者與青年學子的提點與培養。他與多位國內高校的中青年學者發起旨在推動學術交流的團體“五角場學派”,組織數次比較政治研討會,交流論文與前沿學術。他也多次在課程和學術會議期間發起提升博士論文寫作的討論會,受到了全國高校學子的歡迎。

最後, 唐老師在計算社會科學上的探索也是獨樹一幟。他是我國最早從事計算社會科學探索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他和他的複旦大學“複雜決策分析中心”的團隊做出了多項開創新的工作,其中包括曾經引起轟動的完全不依賴民意調查而是基於計算機模擬的選舉結果(得票率)的精準預測。

唐世平教授專注學術,悉心指導學生,是眾多青年學子的榜樣。一年365天中的350天都可能在辦公室見到他(唐老師還因此被學生和同事稱為“文科樓最後一盞燈”)。作為一名有全球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他的影響不局限在他的學生和複旦,而是遍及全國乃至更廣闊的世界。對許多社會科學青年學子而言,他是學術標杆和燈塔。他鼓勵青年學子要有超越中國的視野,鼓勵他們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社會科學問題。過去五年,唐老師指導的學生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權威和重要刊物《政治學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當代亞太》《經濟社會體製比較》等發表論文10餘篇。其中對案例選擇方法和重釋現代化的係列文章已產生積極學術反響(這些文章通常在他指導下合作完成)。他指導的博士生也成為了複旦大學“學術之星”之一。

唐老師始終認為好的社會科學家著書立說不是為了湊文章,而是因為他們想回答重要的問題且堅信自己可以解答這些問題的至少某些部分。他專注思考國家興衰、戰爭與和平、社會演化這種宏大而深刻的問題。對唐老師而言,每一個研究議題後麵都有深厚的社會關懷。如通過探索第一波現代化的經驗,可為當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在成長為具有世界影響的社會科學家額道路上,唐老師同樣心懷感恩,關心中國社會發展。從2017年開始,他每年將長江學者的部分津貼和講課講座“外快”捐出來設立了以他外婆名字命名的“普英獎學金”,用來獎勵和鼓勵邊遠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優秀初高中學生。到目前為止,“普英獎學金”已經資助了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貧困優秀學生超過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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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師對所有對他有重要、直接或間接的人生和學術影響的前輩都滿懷真誠的感激。對這些前輩的理解和感謝大多都收錄在他的《眾人皆吾師》一書中。

唐老師的人生,正如他最喜歡的兩句唐詩:“劍動三軍氣,衣飄萬裏塵”。唐老師在他的傳奇之路上還在繼續風雨兼程,追求他心目中“群山之巔,隻有風聲”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折騰,無人生”。在他學術“折騰”的身後,唐世平老師已留下一束熠熠生輝的學術之光。他相信站在牛頓、愛因斯坦、達爾文和艾利亞斯這樣的科學巨擘肩膀上,我們可以努力“思無涯”。中國現在(及未來)有越來越多朝氣蓬勃的青年學子,他們將站在唐老師們的“肩膀上”奮勇向前,努力登上國際學術舞台的中心,貢獻出世界性的知識。到了那一天,一定會有人記起文科樓的那盞燈,以及,唐老師曾經對青年學子的勉勵:

“我的努力確實是想告訴我們,中國其實完全可以產生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隻要我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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