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麽是亞洲,什麽是世界,什麽是中國?
本文節選自《到後台看曆史卸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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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內疫情的久不停息,不僅讓人心憂,讓人哀傷,還總讓人看不透雲遮霧掩的真相。說到“真相”,不由得就想到,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曆史係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的觀點,“曆史學者肩上的責任,仍然是在尋找‘真相、真相、真相’。”
然而,現實的真相總是被政治遮掩,曆史的真相也常常被需要所偽裝。曆史如何更開放地切近公眾?葛兆光教授認為,曆史本身就是兩麵。一方麵它告訴我們過去發生的真實故事,提醒後人謹記教訓,但另一方麵也常常會粉墨登場,演經過權利粉飾過的肥皂劇。正因為曆史存在兩麵,葛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作品《到後台看曆史卸妝》裏提出,“有良心的曆史學者不僅應當講述真實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後台,去探看卸了妝的曆史”。
根據葛兆光教授《寫在前麵的話》,全書包含五部分內容:對於傳統“回潮”的反思(第一輯),對於曆史研究的思考(第二輯),對於邊緣曆史的觀感(第三輯),對於普林斯頓講學生活的隨感(第四輯),對於今天中國思想、學術和人文教育的一些感慨(第五輯),以及一篇寫家世的《福州黃巷葛家》,和一篇韓國學者對葛兆光的采訪,讓讀者知道作者的來曆,以及對其學術與思想有所了解(附錄)。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葛兆光教授接受韓國學者閔丙禧教授的訪談。一窺思想家近二十年關心的兩大主軸之一“中國”為中心的學術問題。
我·思想史·以及中國
——韓國閔丙禧教授與葛兆光教授的訪談
閔丙禧(Byounghee Min,以下簡稱“閔”),大學畢業於韓國國立首爾大學,2007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首爾弘益大學曆史教育科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與東亞思想史。
葛兆光(以下簡稱“葛”),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曆史係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國思想史》兩卷本(1998,2000;韓文本,2013;英文本,2014,2018)、《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十世紀》(1995,2007)、《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2011;韓文本,2013;英文本,2017;日文本,2019)等。
▍閔:葛兆光教授您好,很高興通過訪談向您請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除了中國史以外,還從東亞史與全球史的視角來進行研究。在這些領域,您已經有很大的成就,拓寬了新的視野,很幸運能夠借助這次訪談的機會,來聆聽您的想法。
“中國”
▍閔:最近您從新的角度來重新研究我們以前視為當然的對象即“中國”,在您的著作裏,“中國”是疆域或種族不斷變遷、不固定的實體,不過,盡管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王朝變遷,可是在文化上仍然有著堅實穩固的認同,所以可以說,這些文化都認同 “中國”。盡管不能簡單地說,不過我們還是想知道您對“中國”的“文化認同”有何看法?
又,您認為十七世紀以前存在著以漢、唐、宋模式為基礎的中國文化模式,也就是現在稱為“東亞”的區域具有一體感,似乎存在一個文化共同體,不過,17世紀以後這樣的一體感卻在斷裂之後分道揚鑣了。因此,您主張中、韓、日的觀念世界中,並不存在“東亞”或“中華”這樣的概念。不過,我認為十七世紀以後韓國與日本不是否定“中華”觀念本身,而是不承認滿族支配的清朝代表中華。令人疑惑的是,這就不是不承認普遍的“中華”文化觀念,而是不承認現存的“政治的實體”。您認為十七世紀以後在東亞、中國對“中華”觀念的認識,有沒有根本變化?
▍葛:我之所以強調十七世紀中葉,漢唐以來逐漸形成的東亞文化認同逐漸崩潰,其實目的是針對中國國內一種不自覺的觀念,就是始終把東亞文化看成是漢唐時代奠定的“中華文化圈”、“漢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其實,自從蒙元時代刺激了日本、朝鮮和中國獨立的文化意識之後,各國都出現了“自我中心主義”。正如內藤湖南說的,元寇事件之後,日本就萌生了文化獨立的意識,開始發掘和重建“神道”,開始塑造“神國”意識;即使是引入中國的朱子之學,也正如丸山真男所說,從朱子學,到古學,再到國學,其實就是一個不斷蛻皮重生,使得日本文化、思想和學術逐漸擺脫中國而獨立的過程;朝鮮雖然表麵看上去和中國一樣,崇尚來自中國的朱子之學,但是,朝鮮對朱子之學既有自己的發揮和創造,又有把它推到絕對化真理的趨向,貫徹和尊奉,比中國還極端,因此形成正統的意識和自負的心理。你看李朝出使中國的各種記錄,就可以知道。所以,這也是一種“文化比賽”。所以在比賽裏麵,日本、朝鮮和中國都覺得自己是“中華”,別人是“蠻夷”,本身就已經以國家為立場劃開了彼此界限,並不是漢唐時代形成的單向的、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了。
當然,十七世紀中葉明清易代,正如日本人說的“華夷變態”,正好給了朝鮮、日本一個借題發揮的契機。這就是,一方麵把文化和種族聯係起來,說中國已經淪為“蠻夷”,雖然政治上還是天朝上國,但是因為是滿人統治,所以文明已經變成野蠻,一方麵又把政治承認、貿易交流和文化認同互相區分開來,盡管李氏朝鮮還承認朝貢體係,承認你清朝是宗主國大皇帝,日本鎖國時代還是要開放長崎,和中國通商,但是,在文化上都開始批評中國。應該說,十七世紀中葉就是這樣一個契機,中國內部王朝的變化,引起了外部文化認同的根本變化,這一點在韓國保存的燕行錄、通信使錄、日本保存的唐船資料、唐通事會所日錄等文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葛兆光教授
▍閔:在某種層麵上,您對“中國”的看法好像是跟“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類似的“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在民族-國家形成與膨脹過程中,因為中國曆史的軌跡頗為特殊,用西方的理論與框架不能完全說明,我也同意您的這一看法。不過按照您的思路,領土或疆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與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實情況,都好像歸結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自我的認同與正當性的邏輯。有的批評“美國例外論”的危險性在“中國例外論” 的邏輯中會再次展開,您對這批評有什麽看法?也想聽聽為克服這樣的危險性應該擁有怎樣的視角。
▍葛:其實,您也許沒有注意到,我並不讚成中國“例外論”或者“特殊論”,恰恰相反,我是想指出,中國應當怎樣從自己的特殊曆史中走出來,建設現代國民國家,融入到現代國際共同的規則和秩序之中。我同意,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現代中國還是要像Joseph Levenson說的那樣“從天下到萬國”,或者像徐中約說的那樣,要從“朝貢體係”到“條約體係”,隻有這樣,才能完成中國國家形態的“現代轉型”。
但是,曆史已經過去,不能憑邏輯想象,你也看到中國的國家轉型相當艱難,它有曆史遺留下來的帝國傳統,也有現實刺激下的民族自尊,因而從晚清到民國,一方麵是“從天下到萬國”(成為現代國民國家),但一方麵又“納四裔入中華”(保存大一統的帝國);一方麵在國際壓力下,要建立現代國家製度,一方麵在外敵環伺之下,又要捍衛傳統疆域、族群和國家。所以,正像我在《宅茲中國》裏麵說的,中國是在傳統的“天下帝國”意識中,有著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又保存了“天下帝國”的想象。
中國的現代國家是從傳統天下帝國中蛻變出來的,但是現代國家卻依然殘存著傳統天下帝國意識。為什麽現代中國會是傳統帝國和現代國家混合在一起的特別形態?這就必須從秦漢以來中國特別的曆史說起了。我寫《宅茲中國》《何為中國》《曆史中國的內與外》三本書來討論“中國”,實際上目的就是要通過曆史,說明這種非常特別的國家形態與國家意識,是怎樣從曆史延續下來的,它在族群、疆域、文化上的複雜性,怎樣造成了傳統向近代轉型的困難。
這是“中國特殊論”嗎?如果說“中國特殊”,隻是說“中國”的曆史很特殊,說明中國這種曆史的特殊性,並不是同意現在的中國,特殊到不必遵循現代國際準則和現代世界秩序。你如果看看我最近出版的《曆史中國的內與外》,看看我前年寫的《對“天下”的想象》一文,就知道我對“中國特殊論”和“天下主義”的批評了。
▍閔:最近曆史學界比較注重全球視野的曆史研究,超越國別史的視野是曆史研究的大潮流,不過您還是強調國別史視野曆史研究也仍然必要。我想知道您對於以比國家小的區域單位、中國、亞洲、超越國別史的區域以及全球史(世界)這樣不同的單位為對象的曆史研究怎麽看,他們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處理研究?
▍葛:我完全讚同超越國境的全球史、區域史的研究,我自己也在試圖做一點區域史比如東亞史的研究。但是,同時我又非常擔心在滾滾而來的全球史和區域史潮流中,曆史學家忽略了“國家”在形塑政治、文化、思想上的重要性。特別是東亞國家,“國家”的力量太大,東亞和歐洲不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我曾經在一篇論文裏麵說到:
第一,東亞缺乏一個可以超越“國家”和“皇權”的普遍宗教(如基督教),作為東亞內部各國互相溝通與認同的平台或媒介;
第二,在日本、朝鮮與中國之間,並無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族群遷徙和政權交錯,所以國家之間疆界、民族、文化界限大體穩定與清晰,那些影響政治、形塑文化、構成認同的重大曆史事件,基本上是由“國家”或“王朝”主導的;
第三,十九世紀之前,這一區域缺乏一個超越國家與民族,可以彼此聲氣相通、聯成一體的知識群體(士人),彼此的國家立場相當強烈;
第四,雖然在曆史上,中國曾經居於宗主國和大皇帝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對於周邊諸國並無全麵支配的力量,近世以來,各自在漸漸建立思想傳統的主體性(如日本的“國學”、朝鮮的“朱子學”),又在漸漸強化語言的獨立性(諺文或假名),更在漸漸構造曆史的獨立性(神代史、萬世一係與檀君傳說)。
因此,東亞很難簡單地成為超越國家的“共同體”。因此,作為曆史研究的“單位”,區域史很重要,國別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政治史領域。
但是我也要說,我希望把國別史研究,放在更大的背景,比如全球的、東亞的背景下研究。我之所以在複旦大學開設“東亞史研究方法”的課程,之所以推動“亞洲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史”計劃,都是希望國別史能夠超越國境,放在更大的語境中。其實,全球史、區域史、國別史,為什麽一定非此即彼?強調全球史,或者強調國別史,為什麽要互相衝突?同樣,比國家小的“地方”史研究,我也並不反對,像美國的宋史研究者就很重視地方,包括您的老師Peter Bol教授,他對婺州的研究就非常精彩。但是,我始終強調古代中國自從秦漢以後,國家對地方的統合能力很強,每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雖然有它的特別之處,但是仍然受製於整體的國家,無論是行政管理、商品流通、銷售市場、宗教網絡,它都不可能是孤立於整個全國或其他地方的,所以,應當把“地方”放在“國家”背景下來看,你才知道中國的“地方”與“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不能把某個地方“抽離”出來,作為一個孤立的曆史單位。比如,近年來很多學者用近代英國和明清江南進行比較,我覺得就有一點兒疑問,為什麽?因為這是否會忽略,明清江南作為“中國”的“地方”,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與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英國是不一樣的?
▍閔:最近您出版了《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劄記》一書,在“從周邊看中國”視角上關注韓國的資料,一邊跟韓國學界交往,一邊進行獨立研究,您認為韓國學界的中國研究有什麽特點,與歐美的中國研究有什麽區別?不是在“從周邊看中國”視角上了解韓國或日本,而是通過了解韓國史、日本史本身來了解中國,這有什麽好處?
▍葛:必須坦率承認,由於我不懂韓文(中國曆史學界懂韓文的學者很少,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不敢討論韓國的中國研究。但是,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收集和整理朝鮮時代的燕行使文獻和通信使文獻,深切地感到應當多了解韓國學術界,正如燕行使文獻和通信使文獻提供了看中國的“異域之眼”一樣,我覺得如果了解韓國學術界,用韓國學者的立場和眼光來看中國,肯定能讓我們看到我們未必注意到的中國曆史與文化的現象。
其實,除了韓國的中國學家之外,我也很希望與韓國曆史、韓國思想史、韓國宗教史的學者多多交流。說一點我的經驗吧。我曾經在京都大學(1998)和東京大學(2015)擔任過客座教授,在日本,除了與日本的中國學家討論,我也常常和研究日本思想史、日本宗教史甚至日本史的學者交流,從他們那裏,也獲得很多啟發,產生很多共鳴。為什麽呢?因為大家都是研究“本國史”的,研究本國史的問題意識、關注重心、敘述方式,都有很一致的地方,就連書寫本國曆史的時候,所受到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壓力,也往往大同小異。我舉一個例子,比如編寫曆史教科書,怎樣通過曆史敘述強化本國的國家認同?怎樣通過曆史敘述捍衛自己國家的尊嚴?怎樣在曆史資料的解讀上采取對本國最有利的角度?這些都是曆史學家會共同麵對的政治壓力,怎樣才能擺脫這些意識形態和國家立場的糾纏?其實,在這一點上大家都會有共同感受,在交流中大家也許可以互相理解。
▍閔:現在,對全球化的反抗帶來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東亞的民族主義的情緒。曆史的政治化好像引發了曆史戰爭的現象,這一情況在東亞地區相當嚴峻,對此您有什麽看法?您認為作為曆史學者如何回應這些現象。
▍葛:曆史學家應當是清除民族主義狹隘偏見的重要一環。因為曆史學家才會告訴你,如果回到曆史裏麵看,國家的疆域是不斷移動的,族群也是常常變動和融合的,國族認同有時候是一種群體的情緒,有時候是一種想象,就像Harold Isaacs那本書前麵,白魯恂(Lucian Pye)說的那樣,“認同有時候能建立一個族群,有時候也能撕裂一個族群”,隻有回到曆史裏麵去,你才會知道固執的國族主義立場是怎樣產生的。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我們才能夠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公民”。因此,曆史學的責任很大,好的曆史學家和壞的曆史學家,在這方麵的作用完全不同,套用白魯恂(Lucian Pye)的話說,“曆史學家有時能夠瓦解偏狹的國族主義,曆史學家有時也能刺激出偏狹的國族主義”。
最近我一直說,曆史學家是診斷病源的醫生,當然他不是動手術開藥方的醫生。但是,如果能夠告訴人們,偏狹的國族主義和狂妄的天下主義是怎樣來的,也可以作為一劑讓人清醒的藥。所以我可以坦率地告訴您,我之所以在這些年討論“中國”,討論中國的“內”和“外”,涉及疆域、族群、宗教、國家和認同等等問題,其實就是為了針對四個問題:
第一,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傳統帝國還是一個現代國家?或者是一個混融了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的特殊國家,還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體?
第二,這個“中國”是應當成為現代國家融入現代國際秩序,還是另起爐灶回歸帝國時代,通過“天下”想象重建“新朝貢體製”?
第三,曆史上的“中國”,其疆域是如何變化和成型的?應當按照現代中國領土來回溯曆史,還是應當根據曆史中國疆域來書寫曆史?為什麽中國與周邊國家總是有領土、領海的問題?
第四,曆史上認同“中國”的族群與現在包含在“中國”中的各個民族,是怎樣被整合在一起的?它們可以被看做是一個“中華民族”嗎?如果是一個,那麽它會被中國境內所有族群接受和認同嗎?
您可以看到,這就是當下重新討論“中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