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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隻有真實的曆史，才能提供真實的經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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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功秦 來源：蕭功秦論評
作者按：我在《文史哲》創刊七十周年紀念會上，以“在文明互鑒中煥發真正的文化自信”的標題，作了十五分鍾的主旨發言，此後，我對發言稿作了進一步充實擴展，增加了一些曆史資料，寫成這篇文章。
隻有真實的曆史，才能提供真實的經驗智慧。而隻有善於從曆史中獲得經驗智慧的民族，才會真正成熟，並擁有美好的未來。
01 近代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如何影響中國的命運
眾所周知，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從地理上看，我們先祖生活的區域，處於遠離地中海的亞洲東部，當希臘、羅馬、巴比倫，埃及這些古代文明，如同環繞地中海這個“大池塘”的青蛙，發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響時，我們夏商周時代的古人，卻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在我們古老的典籍中，也從來沒有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的文字記錄，我們的文明具有很強的原創力，但它是在缺乏與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長歲月中，在相對孤立的狀態下，發育、生長、並成熟起來的。
由此產生的華夏古文明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的先人缺乏文明交流的意識，我們的文化總是持續地、由內向外地傳播的，有位法國學者形象地把華夏文明比喻成不斷向外發光的“陽光文化”(Sunlight Culture)，而不是被動吸收先進文明光澤而成長起來的“月光文化”(Moonlight Culture)。久而久之，我們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並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與觀念。
所謂的“天下秩序”， 就是一種在中國與異邦之間的“上尊下卑”的等級秩序，天下以華夏(古代中國)為文明中心，以四周異族“蠻夷”為邊緣。與這種秩序相對的，就是“朝貢體係”。周邊民族不斷向中原王朝進貢，以表達謙卑者的敬意，中原王朝也慷慨地以更為豐厚的禮物作為回報，以顯示對這種敬意的肯定與回報。千百年來，世世代代處於“天下秩序”這個金字塔頂端的中國人，持續地接受著輸誠向化的“蠻夷”異邦的忠順。
自秦漢以來二千多年的中國古人，是沒有歐洲人通行的國際觀念的。國際不同於“天下”，國際秩序是以承認獨立國家之間的多元並列為前提的。你如果問一位明朝皇帝，您是那一個國家的君主?他一定會聽不懂，他會說，我是天下共主，怎麽是哪個國家的君主?
中國文明的相對獨立性，孤立性，由內向外的單向傳播文明的方式，天下觀念與朝貢體製，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國皇帝、士紳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實際上是一種封閉性的“文化自信”。
1793年與1816年，英國兩次派使團來華，請求擴大與清朝的通商事宜，乾隆皇帝與嘉慶皇帝，都因對方在覲見時，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而僅願意按對本國君主的禮節，行脫帽鞠躬禮，這就使中國皇帝大為惱怒，把這些不知禮數的夷狄異邦的使者驅逐了出去。
這些通過非洲好望角，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遠道而來的英國使節們所提出的通商請求，也予以嚴詞拒絕。這兩位皇帝所下的聖旨，同樣充滿了文化優越意識，乾隆說，“天朝無所不有，原不籍與外邦以通有無”。嘉慶下旨稱，“爾國離天朝太遠了，以後爾等也不必前來，隻要爾等把本國老百姓管好，讓百姓和睦安泰，朕作為天子，也就予以嘉許，朕對爾國也就放心了。”
不但中國皇帝如此，中國的士大夫與百姓也有同樣的文化心態，多年以後，桐城派名士方東樹，還以鄙夷的口吻，來回顧當年西方使節不肯在中國皇帝麵前下跪的無知唐突行為，他寫道：“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進貢，皇心喜其遠夷之效順，愛而畜之，降以恩寵，而奸夷誌滿意溢，不思答報，而潛滋其驕悛”。
這種文化優越感是如此強烈，以致於鴉片戰爭經曆了失敗，但大清時代的中國人仍然沒有改變這種文化定見。我們都知道的魏源的《海國圖誌》，是在近代最早介紹海外知識的，然而，這部書在發行後的三十年裏，隻賣掉1.3萬冊，而此書不久後傳到日本，卻在一年時間裏，賣掉了30萬冊，盡管大清帝國當時的國土比日本大11倍，人口比日本多7倍。
由於這種封閉狀態下的文化自信與文化優越感，使中國的皇帝到臣民，都對外部世界的知識極度缺乏，由此造成的文化誤判與戰略誤判，又進一步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02 從“通州人質事件”看文明衝突
這裏可以講一件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很少知道，但卻極為重要，極具思想啟示的史實。
1860年秋，英法聯軍從天津打到北京附近，並在通州與大清欽差大臣進行談判，雙方本來已經談妥，英法聯軍一萬八千人的大軍將駐留於通州附近，不再進入北京城，隻由聯軍代表進入北京，並在京城內與清廷正式簽訂《天津條約》及其附款後，離京經天津回國。
然而，在通州談判中，英法聯軍談判代表巴夏禮提出，要求按國際禮法，由聯軍總司令額爾金覲見鹹豐皇帝，並當麵交換國書，此外，還提出由英法聯軍中的1000名身穿猩紅色禮服的儀仗隊(其中還包括背著碩大銅喇叭與軍鼓的樂隊)，隨同英法聯軍代表入城，參加簽約儀式。
英法聯軍為什麽提出這樣的要求?他們是想以這一舉動，以 “威斯特伐裏亞體係”的國際秩序，來挑戰中國的“天下秩序”。他們要向中國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歐洲大邦，決非中國人心目中的“蠻夷”，以此來宣揚勝利者的國威。
根據英法聯軍當事人後來出版的回憶錄，法國人與英國人在這個問題的細節上還是有分歧的，法國人認為，派100名或150名儀仗隊入城足矣。但英國人堅持要派1000人。在英國人看來，非如此，不足以讓中國皇帝與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後還是由英國方麵說了算，因為聯軍總指揮是英國的前加拿大總督額爾金伯爵。欽差大臣怡親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轉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禮，而隻行洋夷之間通行的覲見禮! 這被鹹豐皇帝視為是奇恥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則立即被鹹豐皇帝理解為這是洋人要重演當年項羽殺劉邦的“鴻門宴”故伎，他斥責談判大臣，怒稱“爾等怎麽連洋人這種三十六計的鬼計都還看不明白?”
這位29歲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於1860年9月14日，向怡親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麵的全部談判人員，9月18日，英法談判代表與衛士共39人成為清廷的人質。
為了要回人質，暴怒的額爾金揚言威脅：三天內，如果負責交涉的恭親王不交出全部人質，立即攻城，並將把整個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燒掉。三天到時，千鈞一發之際，恭親王派人把巴夏禮在獄中寫的信送到了額爾金手中，巴夏禮在信中說，恭親王是明白人，要額爾金冷靜。這才使額爾金沒有立即攻城並放火燒北京。
此後，鹹豐終於同意放回人質，然而，此後不多久，恭親王從熱河行宮的太監得知，皇帝又改變了主意，還是決定下聖旨要殺掉所有的人質。恭親王決定提前放人。在正式聖旨到達前的一小時，恭親王把獄中所有還活著的人質，與盛放已死人質遺體的棺柩，全部移交給英法聯軍，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個人質的命運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後當場被清軍將領勝保斬首示眾，18人在以後一個月裏死於獄中。清廷被迫交還了另外19個人質，都在大獄中受到殘酷虐待，有的傷口上還生滿了蛆，有的還發了終生精神病。(關於這一人質事件的史料的出處，可參閱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270-273頁、以及《圓明園叢書》內的巴夏禮、額爾金與英法聯軍當事人等多種回憶錄。)
為了實行報複，英法聯軍決定在鹹豐居住的皇宮與圓明園兩者中，燒掉其中一個。用《額爾金日記》中的話來說，他的這個決定是“對中國皇帝個人進行的懲罰”。“讓皇帝因失去心愛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額爾金之所以沒有選擇燒皇宮，他認為當時皇宮裏還住著恭親王，燒了皇宮，就找不到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代表了。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的故宮才得以幸免於難。
英軍最後選擇了火燒圓明園。遠在北京城，人們都可以看到從圓明園發出的如黑色鬥蓬般的巨大濃煙。(順便一提的是，法國人對此表示反對，法軍也沒有參加這一行動)，從此以後，“火燒圓明園事件”也成為中國人百年悲情的曆史符號。
這確實是一場殘暴的悲劇性的文明衝突，以強淩弱的英法聯軍侵入中國，並在中國火燒圓明園，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們世代永遠不會忘記的。
但我們也可以從這一文明衝突事件的惡性互動中看到，沉醉於天下自我中心這個夢幻中的大清皇帝，對外部世界，對於國際觀念，對於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係”，完全一無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斬殺人質，也是因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觀念中，犯上作亂的夷狄，是可以當作不開化的土匪，予以任意處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門前來斬首一樣。
鹹豐皇帝想像中的“鴻門宴”的文化誤判，與斬殺英法人質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態不斷惡化的內部原因之一。這也是人類曆史上決策者固化的傳統觀念，如何影響其決策的典型例子。絕大部分中國人都知道“火燒圓明園”事件，卻至今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情的具體原委。事實上，隻有真實的曆史才能提供真實的教訓。
這裏附帶補充一下，英法聯軍方麵提出這個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條件下，處於長期封閉環境中的中國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國在此事件以後十幾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沒有重提要求以“國際禮”覲見中國皇帝的要求。
事實上，逃到熱河的鹹豐皇帝，在英法聯軍撤出北京後，仍然遲遲不肯回北京，他對北京恭親王提出的解釋是，他擔心聯軍又會從天津殺個“回馬槍”，再殺回北京，並要求按歐洲禮覲見他(在他看來，這就是對他的羞辱)。
由於他遲遲不回，幾個月以後死於熱河，才讓慈禧有機會在熱河發動政變，成了統治中國長達54年的女主。統治者的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禮，居然改變了整個中國後來的命運。
03 士紳是如何曲解西方挑戰的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1860年代，除了少數洋務派精英，極少有中國人醒悟過來，並清醒地認識已經變化了的世界。隻要看看1860年前後朝廷大臣們給皇帝的奏折，讀讀那些如夢囈般的荒唐無稽的應對“英法蠻夷”的方略獻策，人們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國各階層普遍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是如何影響了中國人在關鍵時刻的曆史選擇。
從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三十年裏，大清帝國在西方挑戰中不斷陷入屈辱與失敗，先後簽訂了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並讓俄國趁機奪取了160萬平方公裏土地，直到了中法戰爭失敗，中國士大夫精英中才普遍產生隱隱的群體焦慮感。當時中國人心中的問題是，中國是天朝上國，為什麽洋人會不斷侵淩中國，並且總是得手，中國總是屈辱挫折，中國何以自處?
於是在社會上流行起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泛教化論”的言說與思潮，士紳中盛行的這種“泛教化論”思潮，現在的中國人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但當時連乾嘉學派大師、翰林院名流俞樾，也是鼓吹這一思潮的中堅人物。
—— 根據這種“泛教化論”的解釋，洋人借船堅炮利來華，乃是因為，上天憐憫這些不開化的洋人，所以讓他們發明了舟車，器械、算學與天文，從而可以不遠萬裏，來到中國，接受“堯舜之道”，此後洋人在禮樂教化的熏陶下，將成為天下中心的中華文明的歸順者。
—— 他們信心滿滿地預言，不出一百年，全球九萬裏，將會一道同風，天下一家，中國的聖教光澤，從此開始遍布全世界。(注：“泛教化論”的相關內容，可參閱作者的《儒家文化困境》一書)
這種封閉狀態下的“文化自信”的奇葩論說，讓當代人覺得如同夢囈般不可思議。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麽當時中國社會上具有最高知識文化水平的、被稱為“士林華選”的高智商人士，竟然會群起信奉這種背離常識的低劣荒唐觀念?
其實，社會心理學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一文化現象，那就是，當人們無法割舍與放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且一旦放棄，就會極為痛苦，又無法解釋冰冷嚴酷的現實時，就會以曲解的方式，想像出某種理由，來維護傳統觀念的神聖性，以避免心理痛苦，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與平衡。
原來阿Q的“精神勝利法”，早在 阿Q出生以前的大清帝國的高層人士中，早就盛行起來了。
可以說，在存在著群體性文化焦慮，而這種焦慮又不足以取代中國人頑強的文化優越感的情況下，中國士紳中盛行起來的“泛教化論”，是近代中國人通過心理防禦機製，來挽救已經受到挫折的文化優越感的新的努力。
到了1900年，中國陷入了庚子事變的災難，被極端保守派利用的義民們，他們堅信天神已經下凡，北京街頭，人們紛紛傳說，玉皇大帝、關公爺已經從天降臨，來助中國來“扶清滅洋”了，18-19世紀之交的這些人們，超越了曲解作用，直接通過心理幻覺來維護天下秩序，這都是沿著“泛教化論”的心理防禦的邏輯衍生出來的。
封閉狀態下的極端自信，一變而為華夏大地上狂熱的非理性排外運動，並引發八國聯軍入侵的民族災難，失敗後的清廷不得不同意分39年支付入侵者九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以此來換取八國聯軍撤出中國。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感，從此達到了最頂端。
04 顛複性的逆轉：群體性的文化自卑成為國人的潛意識
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經曆的這場巨大災難，最終摧毀了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優越感，非理性的保守排外主義也從此壽終正寢。
此後，清廷為了挽救自己的統治危機，不得不進行清末新政與籌備立憲，而中國人的文化心態也隨之發生了顛覆性的逆轉：此後相當一個時期內，近代中國人的極度的文化優越感，被一種群體性的文化自卑心理所取代。
1906年以後的北京，讓來訪的日本人大為吃驚，他們在達貴顯貴的客廳裏，受到時尚的西洋餅幹的招待，坐的是西洋沙發，中國主人用西洋的握手禮，代替了傳統的鞠躬禮向客人致意，中國的精英們對一切來自西方的新事物，引為時尚，且趨之若鶩。
1906年，慈禧太後垂問應召來京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中國要不要實行西方式的立憲”?這位曾經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享譽全國的封疆大員，卻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立憲越快越好，連去國外考察都是不必要的，考察也隻是走馬觀花，西洋的好製度拿過來用就可以了。還考察什麽?”
一種在西方發展了數百年，成為西方民族的經驗生活的一部分的、需要複雜的社會文化條件支持，才能起功效的歐洲君主立憲體製，在張之洞眼中，居然連考察都是沒有必要的。凡是西方的東西，都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拿來就可以用的。
這種社會風氣到了這樣的地步，曾經從德國考察回國的吏部侍郎於式枚認為，考慮到中國的國情，西方立憲製，中國至少要籌備二十年以後，推行起來才有效。於是立即在全國千夫所指，人人喊打。此人也在當時士林中“臭名”遠揚。
此後幾年，從日本歸國的梁啟超也感歎，自己對西學其實也隻是略知一些皮毛，然而回到國內，卻被全國大眾視為精通西學的頭等大師，到處被奉為上賓，受到鮮花掌聲的歡迎，聽眾對他說的話，聽得如癡如醉。這讓他內心頗為難堪。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中國，維持殘存的文化優越感，被屢戰屢敗的現實最終衝擊得粉碎之後，中國便陷入了最嚴重的文化自卑危機。
05 從文化優越到文化自虐
眾所周知，在發端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全盤的反傳統主義思潮是這一運動的突出特點，傳統文化被視為國粹，陳獨秀宣稱“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製度之遺。”
這種激進的全盤傳統主義的強烈程度，吳稚暉、錢玄同等人的著述中表現得更為典型，吳稚暉喊出“把線裝書扔到茅坑裏去”。
錢玄同甚至極端到提出要“廢除漢字”，在他看來，“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初學童子則終身受害不可救藥。”
他還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與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在他看來，為廢孔學而廢漢文之後，可用世界語取而代之。激進的青年們認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臭味。
毫無疑問，這種全盤性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是人類文化史上前所未有，體現了激進知識分子對本國文化的近乎自虐的嚴厲批判。
我們可以曆數一下中國人的心態變化：從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算起，中國人從極度的文化優越感，經由“泛教化論”心理防禦，一變而為庚子事變時代極端保守主義的惡性膨脹。
世紀之交，再一變而為群體性的文化自卑。又一變而為1915年後新一代青年人在咒斥祖先創造的文明的過程中，似乎產生一種強烈的心理快感。從極度的文化自信，到極度的文化自虐，中國人的文化心態可以說是鍾擺效應，一波三折。
這就是近代二百年中國人的精神心態曆程。人類曆史上一種從未中斷過的古老文明，一個具有強烈文明優越意識的民族，在二十世紀初期，卻產生人類曆史上最劇烈、最激進的、全盤性的自我否定浪潮。這確實是人類文化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極端反傳統主義心態與思維方式，是如此頑強，以至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大動蕩時代，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它又以特殊的變異方式，體現於群體性的狂熱的、全麵打倒傳統文化的“破四舊“的非理性行動之中。
曆史證明，這種激進反傳統主義造成嚴重的後果，就是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以及它對於民族凝聚力的消解作用。人類曆史上一個有史以來從未間斷過的偉大文明，卻在二十世紀來臨時，陷入了史無前例的自虐式的文化批判運動，可以說是一種“曆史因果報應”。
在這裏，讓我們回顧一下各國的曆史經驗是有益的。在二十世紀曆史上，幾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都曾不約而同地訴之於本民族的古老傳統，來強化這個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凝聚力與認同感。
日本明治維新是如此，“複興傳統的土耳其”為號召的土耳其是如此，以“印加帝國”作為民族精神源頭的秘魯也是如此。
然而，中國的知識界主流，卻選擇了與傳統文化決裂來喚起民眾，來啟動本國的現代化運動，可以說，這是人類精神史上非常奇特的吊詭景象。
嚴複是近代以來最深刻的思想家，他指出，當人們把舊價值完全拋棄，“方其洶洶，往往俱去”，“設其(傳統)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
嚴複的思想的深刻性在於，當一個民族把自己的文化全盤否定以後，就會如同把千百年來保護這個民族的生態防護林帶全盤砍去一樣。失去生態林防護的人們，那怕是引入外來的好種子，也會因水土流失，土質劣化，使外來文化因子也因“無枝可棲”，無法有效地吸附於受體之上，而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用嚴複的話來說，那就是“斯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為固”，其精義如此。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嚴複認為，一個民族的進步與富強，必須是“新”與“舊”的結合，他說“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統新故以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隻有這樣的闊視遠想，中國才能日臻富強。
06 在文明互鑒中煥發真正的文化自信
經曆了百年的民族苦難與浩劫，到了1978年以後，中國人在痛定思痛以後，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把握了全球化發展的曆史機遇，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在短短的40年間，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從此，中國通過文明互鑒，充分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優秀科技、經濟、與文化成果，與世界各國一起，共享全球分工與文化互動的巨大利益。
改革開放以前，封閉的中國還有這樣的事：貴州兩個強勞動力一天的工分值，還不如一個老母雞生的蛋。(當時，一個蛋要一角一分錢，而一個強勞力隻有五分錢。)這種現象並非個別，北京郊區的某大隊當年曾自稱為“冰棒大隊”，因為那裏的一個強勞動力的一天的工分值，還不夠買一根冰棒。
而如今，中國的GDP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的人均GDP，從1978年人均三百美元，到近年來的一萬美元。
從孔夫子至今的中國已經經曆了八十代人，而在我們這一代的三十年時間裏，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國的國運，近二百年來，從來沒有像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這樣好過。
中國人從極端保守，到極端反傳統，通過改革開放，重新找到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曆史已經證明，中華文明所具有獨特的價值與魅力、鮮活的生命力，這些優點必須在與其他文明相互學習與取長補短的過程中，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中國二百年的曆史表明，一個拒絕文化交流的民族，是無法有真正的文化自信的。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須在文明互鑒中，在堅實的現代化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
07 當今社會的“文化返祖現象”
暴風驟雨般的反傳統大潮過後，中國本土的文化自信正在高調重建。這固然令人振奮，但其間也不乏值得警惕之處。
這是因為，人類文化的進步，尤其是價值理念與思維方式的進步，其實是相當緩慢的。一個民族在長期曆史中形成的文化觀念，往往具有強大的曆史慣性。傳統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長期以來，已經積澱為人們的無意識與潛意識，在國家重新強大起來以後，會重新被激活，從“假死”狀態，一變而為真實狀態，並在某些人群中惡性膨脹。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現象”。
在這裏，可以例舉一個例子，2017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湖南某博導教授寫的《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該書作者居然聲稱，經過他的研究，古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統統都是由中國移民創造的。該作者還公然宣稱，德國人與法國人的祖先都是由古代中國的人演化而來，連英語與英國人都發源於大湘西的英山，連日本人，韓國人，東南亞人，也都是來源於此地。作者由此還斷言，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發源於中國。
我原以為這種違反基本曆史常識的虛妄大話，是個別人的夢囈，不會有人相信，沒有料想到的是，它居然能寫成書出版，還受到相當多的人歡迎，有人聲稱，“這種觀點可以提高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有推薦者還讚賞該書說，“華夏先進了一萬年，落後了一百五十年”。
二百年前的“天下中心觀”居然再次躍然紙上，這表明，天下中心論的文化觀念再次被激活，並迎合了社會上廣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08 警惕虛驕的民族主義
近年來，一種以“厲害國”為標誌的虛驕民族主義思潮，再次在社會上盛行起來。為什麽國力強大起來以後，反而會出現虛驕的民族主義的回潮與膨脹?
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解釋，由於中國人百年來受列強欺侮。強烈的悲情一直憋著一股氣，已經積壓了一百多年了。於是有人認為，現在中國崛起了，中國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表達我們百年來壓抑的情感了。在相當一部分國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產生把長期壓抑的屈辱感，通過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宣泄的群體心理。
其實，這種情緒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國經濟剛進入起飛階段時，就已經在中國民間出現了，1996年與2009年先後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就代表了這種高調民族主義思潮的登台亮相。它們鼓吹中國要在世界上“持劍經商”，它們提出，“我們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資源，經濟上進行管理，政治上進行指導，我們要領導這個世界”，“未來的資源分配：誰厲害誰說了算”。
這些高調派把“和諧社會”，“和平共處”，均看作是“書生之談”與“誤國之論”。在他們看來，人類不是和諧相處的“命運共同體”，而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
這些書中強調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馬基維雅裏主義，為達到自以為“崇高”的目標，可以采取不擇手段一切辦法。
《中國不高興》在短時期內發行了數百萬冊，受到相當一部分青年讀者的熱烈讚同。曆史悲情所具有的情感性與激情性，像一把幹柴，很容易在國人中被煽動起來。
如何看待這一文化現象?這就如同一個進入發育期的16歲的孩子，剛長了點肌肉，自己覺得就是個大人，總要在村裏比試比試，顯示一下自己肌肉的力量，在這個孩子的心智上，欠缺與人交往的成熟智慧，謀求讓村裏人承認的意願，遠強於對切身利益的真實考量。
09 警惕虛驕文化心理、極左思潮與極端民族主義三結合
如果說，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虛驕文化心理，與大國民族主義已經有了結合的趨勢，那麽，當下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與民族虛驕心理相結合的同時，又會滲雜著另一種因素，那就是，十年大動蕩時代的極左思潮，在雌伏多年以後，又在民間的某些人中再次活躍起來。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極左思潮在我們民族的理性層麵受到嚴肅的批判，但它的深層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仍然死而不僵，時時會頑強地表現出來。
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不久前，當印度發生嚴重疫情，每天有數十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每天都有數萬計的家庭因失去親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國國內，卻有人興災樂禍地把印度人焚屍燒火的照片，與中國火箭上升時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鮮明對比。
這理所當然地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的批評與譴責。連發布者本人也認了錯，撤下了相片。然而，卻有一位複旦大學的網紅教授，卻出來刻薄地諷刺，說那些對該相片事件進行批評譴責的人，都是虛情假義的“聖母婊”。
該教授對印度疫情苦難中的普通人民，表現得如此無情冷酷，這種人性泯滅，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他的冷酷極端言論，卻仍然能得到為數眾多的網民的點讚與支持。這一切到底是什麽原因?隻要我們理解極左思潮的潛在影響力就明白了。
從極左思潮的“階級論”，向極端民族主義轉變，其實是輕而易舉的。因為前後這兩者的共同點是，都是在道德上的自我優越感的支配下，不把對方看作人，所以可以任意碾壓。
從十年動蕩中國的“H衛兵”、造反派對“階級敵人”的“格殺勿論”，到當今民間的”戰狼”網紅的“雖遠必誅”，其實，也隻有一步之遙。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是高度同構的。這就是為什麽當下中國，出現了那麽多不講人性的、冷血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原因。
為什麽中國年輕一代的學者中，居然出現這種奇葩的民族主義者?為什麽他們還會受到“巨嬰”般的青年網民的熱烈歡迎?
其實很容易理解，老一輩的中國人經曆過十年動蕩的衝擊和反思，形成一種“災難後”的人性啟蒙，而某些年輕一輩的學者，從來沒有吃過這種苦，他們既沒有受到過學校人文教育的啟蒙，又缺乏老一輩的"災難啟蒙"。
他們會在自以為的“國力強大”想像中，忘乎所以。極端民族主義的貌似"政治正確"，又讓他們暴得大名，左右逢源，名利雙收，如此隻賺不賠的生意何樂不為?
在民粹浪潮中，做個萬人喝彩的網紅“英雄”很容易，但要擺脫掌聲與利祿的吸引，用良心說活，保持理性與冷靜，始終以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為重，而不是像當年的鹹豐皇帝那樣，在敵強我弱、兵臨城下的危局中，仍然置社稷命運於不顧，貪圖一時的快感。要做到這些，那就需要人文修養、理性與冷靜，需要智慧，需要從曆史中獲得真知的知識底蕰。
“天下中心”的文化心理、極左思潮的潛意識，與虛驕民族主義，這三者一旦彼此相結合起來，其力度之大，對於我們民族將是災難性的。
更嚴重的是，在數字時代，這種三結合，會讓中國人在未來十年，有陷入民粹化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災難的危險。
這裏要強調的是，這種民族主義會由於網絡虛擬空間環境，而如虎添翼。
這是網絡世界的特點所決定的，網絡會把同質信息不斷地進一步疊加起來，網絡使用者的信息會不斷反複固化，形成受原有觀念層層包裹的“同溫層效應”，網絡精英會自以為受到“正義”的支持者的最廣泛支持，他們生活於自己的“信息繭房”中，他們生活在自己製造的“觀念果殼”裏，卻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網絡時代的民粹主義，其嚴重後果更甚於廣場民粹主義，它會讓人類的常識理性在公共空間被迫邊緣化。
一方麵，是民間的自鳴得意的網絡“戰狼”，另一方麵，是從來沒有受到過人文教育洗禮的、在“信息繭房”中長大的“巨嬰”們。
這兩者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他們彼此呼應，前者以虛驕的大言高論，來滿足後者對人生意義感的虛幻追求。
後者對前者提供的源源不斷的輿論支持。使前者暴得大名，享受虛榮與掌聲。
前者越來越得意忘形，後者則越來越如癡如醉。雙方彼此唱和，相互強化，試圖以此來影響社會輿論與決策者，這對一個民族的未來是非常危險的。
在這一方麵，要吸取日本與德國這些西方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當一個曾經因自己曆史而自豪的大國，後來受到曆史上的屈辱，再後來又在短時期內強大起來，這樣的國家，是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的。
其實，這種情況不僅僅限於後發展國家，美國的教訓也同樣值得一提，美國小布什在911事件後，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當年在聯合國大會上，一小瓶洗衣白粉，被美國主戰精英說成是實據，卻得到美國社會民意的壓倒性支持。這也可以說明，社會上的非理性情緒，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對人們的曆史選擇產生巨大的影響。
10 “毋大而肆，毋眾而囂，毋富而驕”：從傳統中汲取智慧
必須承認，從“天下秩序”中脫胎而來的中國人，在與開放的世界打交道過程中，是先天地缺乏曆史經驗的，我們必須謙虛冷靜地意識到，我們民族身上的消極性的東西，對於我們判斷與選擇會形成幹擾。
所幸的是，較之秦至清末大一統時代的“天下秩序”理念，大一統之前的“國際秩序”理念，卻有助於防範與抑製虛驕的民族主義。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類似於各國平等競爭的“類國際”秩序的時代。那時的先人還不曾受到秦漢帝國大一統以後的“天下秩序”夜郎自大的觀念的支配，人們反而能夠更清醒的意識到，諸國林立的環境中自己的客觀處境。例如，中山國的王陵遺址中發現的，在鍾鼎文中銘刻的一則國王給對太子的臨終遺言，就具有高度的經驗智慧：
“毋大而肆，毋眾而囂，毋富而驕。”
這種古典“中國理念”，如果能被我們汲取，就能豐富我們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集體經驗。讓我們從古人的經驗教訓中吸取智慧，克服高調、激昂、亢奮、虛驕的民族主義，在文明互鑒中，走向成熟。
在我們民族陷於困境與危機中時，我們不能沉湎於悲情民族主義，用感情代替理性。當我們民族走向強盛時，我們也不能受虛驕心態的支配。
更何況，我們並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我們的人口麵臨老化，我們國家創新能力不足，我們的出生率不高，人口紅利並不如原先想像的可以永遠享受。我們的產能過剩，對外投資需要更友好的國際環境。我們還有諸多問題需要冷靜麵對。要居安思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才是明智的選擇。
一個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在文化心態上，應該是雍容大度、坦然從容的。一個成熟的民族的真正自信，表現為理性內斂，因為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也有足夠的氣度與胸襟，來迎接全球化過程中的任何挑戰。
尊重常識，尊重多元，理性中道，寬厚包容，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善意對待鄰居與世界，走出盲目自信的誤區。
如果我們不能從曆史中獲得教訓，我們注定會重犯曆史上的錯誤。要在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們這個民族才有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