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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忙到今年，外媒說“中國威脅論”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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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鑫誠】
2018年剛剛到來，2017年的餘波尚未平息，西方媒體早已開啟了新一波對中國的輿論攻勢。
首先是在全球外交政策領域地位卓著的《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在2017年11月16日刊發評論文章“銳實力的意義：威權國家如何投射影響力”（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指責中國和俄羅斯利用文化和傳播手段，創造對自身意識形態及國際形象有利的輿論氛圍，同時削弱西方民主製度的威信。
作者克裏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傑西卡•路德維希（Jessica Ludwig）首先區分了“銳實力”（Sharp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的不同，在他們看來，西方人被自己熟悉的概念限製了想象力，看待中國和俄羅斯的時候總還是依賴“軟實力”的框架，而中俄兩國的手段不是“軟實力”，恰恰是借此概念為掩護，利用民主製度的開放和西方人的認知慣性，從而以“銳實力”不斷擴張國際輿論影響力。
12月的《經濟學人》雜誌則直接在封麵主打“銳實力”，稱其為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Sharp Power: 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這篇文章同樣強調“銳實力”和“軟實力”的不同，稱“軟實力”是利用文化和價值的吸引力來增加國家實力，而“銳實力”是指“專製政權”脅迫、操縱外國人的觀點。
2017年最後一期《經濟學人》封麵
各種“power”的身世之謎
說到底，這套關於各種實力（power）的理論，還是必須從美國學者，有“軟實力之父”之稱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說起。“軟實力”自1990年代提出以來可謂一炮而紅，其影響力遠超美國的範圍，中國顯然也長期重視軟實力建設。
奈在其理論中將國際政治分為三個麵向，分別是軍事實力層麵；經濟實力層麵；以及權力已經廣泛分散、重新分配的第三層麵，也就是文化、價值觀等“軟實力”的範疇。在2004年出版的《軟實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奈完整闡釋了他的理論。當時正值小布什悍然發動飽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不久，奈對這種明顯偏重“硬實力”的對外政策頗有微詞。他很有針對性地指出“許多政治領袖仍然完全隻關注傳統的軍事手段，他們是三層賽局中的單向選手”。
顯然，“軟實力”理論是奈為當時的美國提出的，旨在因應新時代背景下國際政治“三層賽局”的戰略理念。在他看來，光靠軍事力量已經很難維持美國的全球地位，長遠來看，“軟實力”有助於美國贏得未來。
奈在書中還進一步發展了同年由美國學者蘇姍妮·諾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事務》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提出將強調脅迫和收買的“硬實力”與強調說服和吸引的“軟實力”相結合，兼具二者優點於一身的整體性戰略，此即後來得到希拉裏等人力推的“巧實力戰略”。
可以說，“巧實力”的概念和近期外媒熱炒的“銳實力”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重合，隻是說法客氣了很多。
更值得玩味的是，前述外媒使用“sharp power”這個概念時援引的一般是近期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報告，那份報告稱中俄兩國以分化、幹擾與操縱，而非吸引和說服，來塑造全球輿論和認知。然而，“sharp power”以前可不是這個意思。
同樣在2004年，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資深學者沃爾特·米德（Walter R. Mead）在他的書中提出了“四種力量”，分別是“sharp power”，“sticky power”，“sweet power”和“hegemonic power”，前三種力量分別對應軍事（地緣政治）、經濟（地緣經濟）及軟實力，三種力量形成合力，就可形成維護美國霸權的“支配力”（hegemonic power）。事實上，米德的理論和奈的“國際政治三層賽局”有明顯的呼應（二人都長期作為CFR會員），而他提出的“銳實力”（sharp power）反而更接近奈的“硬實力”（hard power），指向軍事及地緣政治力量。
無論如何，這套各種“power”的理論，基本都是美國學者創造，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外交戰略服務的。而為國家戰略提供理論支撐、創造話語體係、主導國際關係議程設定，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智庫的看家本領，可謂公開的秘密。
由此觀之，這次的“銳實力”炒作更像是針對目前國際形勢的“舊瓶裝新酒”，隻是把十幾年前智庫學者對“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建議改頭換麵，用以提醒西方各國“提防中國”。所以，“銳實力”並不是什麽一夕而成的概念，背後反映著深刻的國際政治變遷。
中國到處“購買”影響力？
相比最近的“銳實力”，美國智庫和媒體更常用的一個概念是更中性的、相對於“地緣政治”（Geopolitics）而言的“地緣經濟”（Geoeconomics）。
外交關係協會（CFR）甚至在2002年設立了地緣經濟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旨在結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外交政策研究。這一中心自成立以後，在CFR曆年中國研究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以CFR在2015年出版的一篇重要中國研究報告（協會特別報告72號：《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為例，報告將“地緣經濟”解釋為“使用經濟工具來實現地緣政治目標”，並稱中國為世界領先的地緣經濟實踐者（the leading practitioner of geoeconomics）。在報告作者看來，中國正在積極利用經濟的力量對亞洲乃至全球施加政治影響，而美國卻還未能認真應對。
在這種視角之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海外的投資和援助，乃至近期的“銳實力”爭議中涉及的資助美國智庫、大學，無疑都會被視為通過經濟手段達成政治目的的行為。
現在，從不少外媒關於中國的相關文章也能看到這一概念的痕跡。近期《太平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標題就用了簡單粗暴的“購買影響力”（buy influence）說法，作者聲稱中國正在通過對“不自由國家”的慷慨援助來排擠美國的軟實力。
《大西洋月刊》文章稱中國用經濟手段增加影響並削弱民主體製
CFR在12月中也發表文章，直指中國對美國傳統盟友的“滲透”。研究員庫蘭斯基（Joshua Kurlantzick）指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近年來在經濟來越來越依賴中國，在他看來，中國正在通過經濟和文化戰略，越來越大膽地對澳洲施加影響，甚至震動該地區的國內政治。
近期澳總理特恩布爾聲稱中國“幹涉”澳內政的風波便以此為背景。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在2016-2017的年報中向議會報告，他們相信和北京方麵有密切聯係的商人們持續為該國兩大黨提供資金，並在國內推動親中的觀點。他們認為這種“外國政府在本國的影響力擴張，已經構成對澳大利亞主權和國家機構完整，乃至公民權利的威脅。”這一係列言論也已經對其他西方國家造成影響，掀起一波反中國“滲透”的輿論浪潮。
不過，澳大利亞的劇情很快發生反轉。特恩布爾很快受到來自本國企業及選民的壓力。澳大利亞商人擔心澳大利亞會因為總理的“反華言論”受到中國人的抵製，從而損害中澳經濟關係。而後特恩布爾自己也承認，在一個關鍵悉尼選區的選民們已經對不斷惡化的中澳關係感到擔憂，這使其及執政黨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種種壓力之下，才有後來特恩布爾在電視節目中提及自己的孫女會用中文叫“爺爺”的橋段，以此否認自己“反華”，向中國示好。
劇情顯然不是一麵倒的簡單，正如指出“中國滲透”的庫蘭斯基自己也在文章中提到，據民調，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好感度不斷提升，新西蘭人甚至希望選擇中國而非美、英來發展更密切的雙邊關係。當地民眾對中國在“軟實力”方麵的這些努力更多持友好、積極的態度。
顯然，由於在軍事和經濟上分別倚重美中兩國，使得這些熱衷於發展對華貿易的美國盟國，其內部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出現了意見分裂，不止官方在對華立場上搖擺不定，而官方和民間的觀感也存在一定落差。不過，兩國關係好壞，當事國民眾自有感受，美國人總不能替澳洲人表態吧？
中國並未挑戰世界經濟秩序
話說回來，中國真的已經如西方媒體焦慮的那樣“神通廣大”，試圖“買下全世界”了嗎？
布魯金斯學會近期的兩篇報告無心插柳地提供了一些令人冷靜的結論。首先是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杜大偉（David Dollar）研究了中國過去幾年來對全球基礎設施發展的金融支持，他有點意外地發現，作為世界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者，中國對外提供的貸款沒有體現明顯的地緣偏好，且近幾年反而並不向“一帶一路”覆蓋地區傾斜。基於研究，杜大偉指出中國的發展貸款分配更多是“需求驅動型”而非“供給驅動型”，也就是說，更多取決於哪些國家希望向中國借款，而非中國精心規劃要針對哪些國家有的放矢。
報告的最後，杜大偉總結到，證據表明，中國正在越來越多地學習和融入國際規範，很難說中國的開發性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有意挑戰現存世界經濟秩序。他甚至樂觀地期待，中國的努力以及與既有體係的良性競爭，可以為舊體係帶來積極的改變，畢竟，在他看來，西方不能預設現存的體係是完美的。
同時，在“全球經濟和發展”項目的最新報告中，兩位研究員主要基於聯合國及OECD的數據，梳理了世界主要國家對53個主流國際組織在過去幾年內的資金投入狀況。研究發現，美國的年度撥款總額高居榜首，並且是其中24個組織的“頭號金主”。緊隨其後的是英、日、德、法等發達國家。相比之下，中國的撥款總額位列全球第14位，且並未在任一組織的預算中占最大份額。基於研究結果可見，在主要國際組織中具有廣泛及深遠影響力的，仍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而中國雖然正在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卻還遠未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力。
2014-2016年全球主要國家對53個重要國際多邊機構的總投入
權力轉移時代的深層焦慮
上述兩篇報告本身就是對“中國威脅”的一針鎮靜劑。事實上，正如統計數據中看到的，目前中國運用經濟力量對其他國家進行發展援助，或借由國際機製擴張全球影響力的能力，和“老司機”美國比起來，可能恰恰不是太強，而是不夠。
所以，對中國“地緣經濟手段”及“銳實力”的指控如出一轍，都更像是因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而被誇大了。
以美國智庫的中國研究為例，就連外交關係協會這種長期被視為主張對華友好的“紅隊”，其曆年研究報告和文章中也反映越來越多中美關係的悲觀一麵。其早期中國研究報告中體現明顯的“整合”（integrate）中國、合作主義的立場。而近幾年，隨著中美實力不斷接近國關理論中的所謂“均勢”（parity），“製衡”（balance）中國的呼聲漸起。2015年出版的協會特別報告72號《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正是這一對華立場變化的標誌性體現。這份由小布什時期國安顧問布萊克維爾（Robert D.Blackwill）主筆的報告，指責過去美國“整合中國”的戰略放任了中國的崛起，認為中國在現有國際體係下的相對成長速度超過美國，因而美國必須把更多精力放在“製衡”而非“整合”中國，奪回競爭優勢。
的確，後發優勢之下的成長速度，似乎讓中國的經濟力量超過美國變成時間問題，各種機構都熱衷預測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點。在這種“權力轉移”的背景下，美國國內對於被中國超越的焦慮很難從根本上消除，強硬派自然獲得更大市場。
IMF基於實際購買力（PPP）標準繪製的世界主要國家全球GDP占比排名
另一方麵，特朗普對“人權”、“民主”等美國傳統價值的漠不關心，進一步加劇了建製派的焦慮。正如沃克和路德維希在《外交雜誌》文章中所說，比起北京和俄羅斯，美國和其他發達民主政體似乎已經從“理念之爭”中撤退。西方智庫和媒體也早已對全球性的“民主衰退”痛心疾首。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表明，雖然全球民主對代議製及直接民主仍有廣泛支持度，但已有相當數量民眾對“非民主製度”——包括專家、強人或軍政府治國持開放態度
正如他們的許多同行一樣，沃克和路德維希也在文章的結尾力勸民主國家應該對自己的傳統價值和原則采取更堅定而自信的姿態，以回應中俄等國的“意識形態攻勢”。
但看起來，至少對於2018年，他們仍有大概率將持續失望。在CFR一年一度的全球衝突預測報告中，美國自己也被劃入2018年爆發衝突可能性及危害最大的地區。對此，主持該項目的斯塔爾斯（Paul Stares）又狠狠地黑了特朗普一把。他表示，“過去我們（做這個研究的時候）隻需把美國單獨放在一邊，然後思考世界上最大的不可預測性、不安全感的來源，而現在，我們需要把美國自己考慮進來，考慮到大家對我們這位總統的評價……”
《大西洋月刊》在評論這份報告的時候也引用了斯塔爾斯的一句狠話：“美國現在是全世界最不可預測的行為者，這已經造成了深遠的不安”。
CFR繪製的2018全球衝突地圖，紅色表示程度最高
在這件事上，連印媒都加入了黑特朗普的隊伍。《印度斯坦時報》網站12月19日發表文章稱，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旗幟，執意徹底撕裂世界多邊秩序。造成美國及其迷惘不安的盟友麵臨著若幹不斷升級的危機，世界可能重新陷入毀滅性衝突之中。
《印度斯坦時報》評論截圖
看來，“新年新氣象”很難帶走建製派對特朗普的無可奈何，而特朗普對民主價值的冷淡可能持續加劇西方智庫、媒體對中國獲得“製度之爭”優勢的焦慮。可以預見，隻要中國保持成長，這些關於中國威脅、滲透的言論仍會長期存在，作為一種東西方權力、理念博弈的表征。好消息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經濟體係已經高度整合，中美之間也存在巨大的互賴，總體穩定的雙邊關係符合彼此的共同利益。
因此，西方對中國的不同觀點和立場、對中國的善意和敵意仍會長期競爭、並存。
要說我們可以從諸如“銳實力”這種輿論風波中學到什麽的話，可能正是要建立自己的話語體係，增強今後在國際上發起論述及對話的能力。中國的對外宣傳和國家形象建構，可能不是因為做得太好才引起西方指控，恰恰是因為做得不夠細膩和精巧，以至於在麵對外媒的攻勢、國際的誤解時處於被動。
而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曆史中習慣了操盤世界秩序的西方國家，恐怕才是“銳實力”真正的資深玩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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