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8年底，隨著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爾德在英格蘭的被調查和被囚禁，英格蘭朝廷內外一場以她為中心而展開的政治較量也迅速明朗化，並在次年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
這場政治較量的起點是瑪麗女王10月份在約克調查會期間提出的和諾福克公爵的婚姻計劃。到1568年11月12月調查被移交到倫敦時，諾福克-瑪麗聯姻計劃的談判已通過二人的代表用加密信件和私人信使方式緊鑼密鼓地進行。
代表瑪麗的是蘇格蘭的若斯主教、史學家約翰·萊斯利（Bishop of Ross John Leslie，此時已被瑪麗任命為自己的顧問和機要秘書），加上護送瑪麗乘小船逃離蘇格蘭的第四代赫裏斯男爵約翰·麥克斯韋爾（John Maxwell, 4th Baron Herries），他們需要一位有權勢的英格蘭貴族保證或至少照顧瑪麗在英格蘭的權益，諾福克公爵是他們的最佳人選。
代表諾福克公爵的是他的前嶽丈第12代阿倫代爾伯爵亨利·菲茨阿蘭（Henry Fitzalan, 12th Earl of Arundel）和第一代彭布魯克伯爵威廉·休伯特（William Herbert, 1st Earl of Pembroke），我們在九日女王篇中提到過這兩位，和諾福克公爵一樣都是伊麗莎白前任英格蘭的瑪麗一世支持者，換言之：羅馬天主教徒和教皇支持者。[1]
到1569年初，伊麗莎白的樞密院中已明確劃分出爭鋒相對的兩派，支持或瑪麗-諾福克聯姻。支持的樞密院成員除了上麵提到的阿倫代爾伯爵和彭布魯克伯爵之外，還有第三代薩塞克斯伯爵托馬斯·拉德克裏夫（Thomas Radclyffe, 3rd Earl of Sussex），他是諾福克公爵的表兄（第二代諾福克公爵的外孫）。加上諾福克公爵本人，他們代表的是英格蘭南方最有權勢的天主教貴族聯盟。
他們的目的很明確。1，解除對瑪麗的囚禁，恢複瑪麗的蘇格蘭君主和英格蘭王位繼承人地位；2，削弱伊麗莎白最信任的大臣國務卿兼樞密院秘書長塞西爾的權利範圍，停止英格蘭對法蘭西和低地國家新教力量的支持；3，如果瑪麗和諾福克婚後再能有個孩子，那麽他/她就是比詹姆士六世更接近王位也更合適的繼承人，之後如能將英格蘭帶回羅馬教廷那就是紅利。
但這些目標正是以塞西爾為首的樞密院新教成員一直以來都在全力避免的，和伊麗莎白女王的教改方針和國家政策更是背道而馳。
在這場政治危機中，還有一位牆頭草中間派，那就是女王摯愛萊斯特伯爵羅伯特·達德利。
1568年10月瑪麗-諾福克聯姻計劃剛開始萌芽時，達德利站在諾福克的貴族派這邊，理由是他妒忌伊麗莎白女王對塞西爾的無條件信任。如果能扳倒塞西爾，自己就有可能出任更高的官位，而且他的另一個小算盤是如果瑪麗與諾福克結婚，伊麗莎白就會被迫重新考慮她自己的婚姻，說不定他就有機會再次說服伊麗莎白嫁給他。
於是他利用自己和女王的特殊關係在伊麗莎白耳邊吹風，說塞西爾的國內國際政策誤國，離間了英格蘭與法蘭西、西班牙的關係。結果遭到伊麗莎白的斥責，說她不僅完全信任塞西爾，還特別指出達德利懷疑塞西爾的判斷就等於是懷疑她這個女王的判斷。
到1569年1月，瑪麗與諾福克公爵之間秘密往來的消息傳到伊麗莎白女王那裏，伊麗莎白在第一時間將諾福克叫進懷特宮。諾福克公爵矢口否認，並向女王申訴，說指控他與“這個身敗名裂的蕩婦殺人犯”聯姻等於是指控他密謀奪取“陛下您頭上的王冠”。這一點，伊麗莎白何須他提醒。
之後伊麗莎白給瑪麗秘密修書一封，“那些並非真正愛你的人假借你的手下向你表達他們對你的愛。但是，不要對你自己太過自信，也不要被他們蒙蔽雙眼，更不要以為我和你一樣眼瞎。如果你是個明智之人，我的話到此為止。”
諾福克和瑪麗非但沒有停止來往，反而將這場聯姻計劃變成了一場政變預謀。
諾福克和他的天主教貴族支持者們將火力集中到扳倒塞西爾，他們知道塞西爾不僅是在英格蘭恢複天主教的最大阻力，也是瑪麗-諾福克聯姻計劃的最大反對者。
諾福克開始抱怨伊麗莎白女王對臣子們親疏有別，試圖說服女王塞西爾越權行事，建議解除塞西爾的職務，並威脅如果女王和塞西爾將他們其中任何一位送入倫敦塔，其他人會一起跟著去。諾福克和瑪麗之間的秘密通訊越來越頻繁，語氣也越來越親密。作為聯姻條件之一，瑪麗要求諾福克承諾保護自己，諾福克也做出了承諾，因而將自己在這場危險關係中越陷越深。
到1569年夏季，諾福克和瑪麗之間的秘密往來仍然持續。瑪麗的特使在倫敦與諾福克秘密會麵時，特使轉達了瑪麗對事態遲遲沒有進展的抱怨，並詢問諾福克的立場有沒有轉變。諾福克回答已經有足夠多的“朋友”支持他，諾福克所說的“朋友”是支持瑪麗的英格蘭北方天主教貴族。
諾福克不知道的是，他的秘書和瑪麗私人秘書之間的信件被塞西爾截獲並上交給伊麗莎白。塞西爾同時提審了若斯主教約翰·萊斯利，萊斯利不僅承認了聯姻計劃的確屬實，還提供了信息傳遞和雙方會麵的細節。
1569年9月伊麗莎白再次詔諾福克進宮問話，10月份諾福克公爵被送進倫敦塔關押，上麵提到的阿倫代爾、彭布魯克和薩塞克斯三位伯爵也被審查，但未加定罪。
而此時萊斯特伯爵達德利已經將自己從諾福克的這場預謀中摘出來，轉而支持塞西爾，故而未受到任何處分。
到此，這場密謀扶持瑪麗上位的陰謀貌似被壓下去了，但到11月份英格蘭北方卻發生了支持瑪麗的武裝叛亂。
這是伊麗莎白登基後的第一場叛亂，而且是在北方。亨利八世在位時的1536年北方“恩典巡禮”（Pilgrimage of Grace）暴亂[2]距今33年，那場暴亂的原因隻是宗教改革問題，沒有繼承人爭議，更沒有瑪麗·斯圖爾德這個天主教象征性人物，故此伊麗莎白著實陷入緊張狀態，一旦北方天主教貴族叛亂成功，自己將性命不保，至少也會被終身囚禁在倫敦塔，到那時她和瑪麗·斯圖爾德的各自處境就會180度大反轉。
伊麗莎白和塞西爾不知道的是，諾福克在進倫敦塔之前已經和北方天主教貴族聯絡，北方兩位最主要支持者是第七代諾森伯蘭伯爵托馬斯·帕西（Thomas Percy, 7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和第六代威斯摩蘭伯爵查爾斯·奈維爾（Charles Neville, 6th Earl of Westmorland），後者是諾福克公爵的親妹夫。
第七代諾森伯蘭伯爵托馬斯·帕西
The Northern Rebellion of 1569 - The Tudor Society
1569年11月初，這兩位伯爵召集了大約700人在達倫郡（County Durham）的布蘭瑟佩斯城堡（Brancepeth Castle）以護教名義起兵造反，11月中旬進入達倫市時隊伍壯大到4500人左右。在達倫大教堂，他們拆掉了新教聖餐桌，撕碎英語聖經和《公禱書》，並要求恢複拉丁語彌撒禮。
兩天後，叛軍穿上十字軍東征樣式的盔甲，舉著基督五道傷口（five wounds of Christ）旗幡，到達北約克郡的裏彭（Ripon）。33年前的“恩典巡禮”叛亂舉的也是耶穌基督五道傷口旗幡，而諾森伯蘭伯爵的父親就是在那次叛亂之後被亨利八世斬首。
在裏彭大教堂，傳統拉丁語彌撒禮之後，兩位伯爵向教眾宣告女王“邪惡的”樞密院已經摧毀了英格蘭“神的真宗教”並讓王國陷入混亂。11月28日，兩位伯爵再次發出公告，這次不談宗教了，直接挑戰伊麗莎白的王位繼承權。
然而，北方貴族紳士和平民不僅沒有加入他們的叛亂，反而支持伊麗莎白女王，比如第二代坎布蘭伯爵亨利·克利夫德（Henry Clifford, 2nd Earl of Cumberland），無論如何勸說都不願意加入叛軍。
英格蘭南方的貴族們大多數也都支持他們的女王。伊麗莎白派自己的母族表兄第一代亨斯敦男爵亨利·凱裏（Henry Carey, 1st Baron Hunsdon，瑪麗·波琳的兒子）赴約克平叛，同時派軍隊到英格蘭西部鎮守，以防西部同時出現叛亂。瑪麗·斯圖爾德被轉移到防守更嚴的考文垂，防止叛軍與她接觸。
無奈兩位伯爵的叛軍不堪一擊，他們不僅沒看到預料中的民間支持，也沒看到希望之中的西班牙或法蘭西支持。西班牙大使雖然口頭承諾援助，但實際上一點實事沒做，而法蘭西此時正陷於宗教戰爭之中，哪裏還能顧及英格蘭的事情。
伊麗莎白在叛亂開始時就預見“兩位伯爵血統古老但軍隊很弱”，叛軍們的南下計劃根本無法完成，最南到達西約克郡，之後就開始潰散，很多士兵逃跑，兩位伯爵隻能往北回撤。雙方隻在1570年2月打了一場遭遇戰，亨斯敦男爵大勝。1569年的北方起義（Rising of the North）就這樣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領頭的兩位伯爵逃到蘇格蘭，之後諾森伯蘭伯爵被蘇格蘭以2000英鎊賣給了英格蘭，威斯摩蘭伯爵則逃到西班牙所屬荷蘭尋求菲利普二世的庇護。
這是英格蘭曆史上最後一次由貴族軍閥發起的傳統模式反叛。在中世紀，像帕西家族和奈維爾家族這樣的門閥，都是他們自己領地上的統治者，在自己領地內的權力遠遠超過君主的權力，但1569年他們卻無法在自己的領地內成功領兵造反。
與1536年的亨利八世時代不同，北方天主教，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到伊麗莎白時代都不再願意為宗教而公開與王室為敵，女王和塞西爾所擔心的大規模民間起義並未發生，王國子民對伊麗莎白的支持得到證實，這次叛亂之後，天主教成為叛國和造反的關聯詞。“北方起義”的失敗，反映出的是英格蘭民族身份的重大曆史轉變，也是英格蘭新教被民間接受和認可的指征。
在北方起義被擊敗後，對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國際威望的挑戰卻開始了。
1570年2月25日，教皇庇護五世（Pope Pius V）發布名為《至高統治》（Regnans in Excelsis）的教宗詔書，宣布伊麗莎白為異端，罪孽的仆從，由教廷廢黜其王位，同時命令英格蘭天主教徒不得服從伊麗莎白。伊麗莎白女王現在成了天主教徒的合法刺殺目標，任何天主教徒，如果成功刺殺伊麗莎白，是在幫助她早日重返正途。
教皇的這道詔書， 是歐洲中世紀羅馬教廷抵抗新教改革的最後一搏，也是羅馬教廷最後一次試圖通過開除教籍來推翻一位執政君主。表麵上看來是羅馬教廷贏了這一局，但實際上它給英格蘭天主教帶來的傷害更大。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