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子

（1）

    這次寒假回鄉探親，為的是老家一直在說拆遷。我想著那一個村子就要消失，想著八三年父母花了積蓄又四方舉債蓋起來的四間大瓦房就要被夷為平地，想著以後那我兒時生活玩耍過的村莊和田野將隻能看見一條高速公路如巨蛇般蜿蜒而過，就莫名地焦慮和心慌，因此趕著春節檔子回去看看。回去了，自少不了拜訪親朋村鄰。不想，在三叔家遇到了多年不見的二虎子。

    我們老家的人以前給孩子取名字沒太多講究，就地取材，因此按屬相取的多，再加個前綴“大”或者“小”之類，而弟弟妹妹的名字更加馬虎，往往是老大的名字改一下就用上了。所以我小時候叫“大憨兒”，弟弟則叫“二憨兒”。有個女同學叫“小美”，她的妹妹就叫“二美子”。因此呢，可想而知，二虎子有個哥哥就叫“大虎子”。

    他們兩人的本名倒是不同流俗的，哥哥叫“李大清”，弟弟叫“李大白”。他們的父親是個下放到我們村的上海知青，肚子裏原本有幾兩墨水，因此取了個不像我們那時農村孩子流行的“愛國”、“建軍”之類染滿時代色彩的名字。農村娃子認識幾個字之後，自然是沒少拿他們弟兄倆個的名字開玩笑，哥哥有複辟的罪名，弟弟有不知天高地厚、敢跟李白比大小的荒唐。

    大家還特別喜歡拿“大白”開玩笑，因為二虎子天生皮膚白皙，不像我們其他農村孩子一個個黑黝黝的，大約因為他母親年輕時候生得標致而他父親又是上海知青、皮膚也不黑的緣故。我記得小時我們開玩笑叫他“李真白”，也說過他白得“像個大姑娘”之類的話。我後來多讀了幾年書，每每看到“當浮一大白”之類的話，總是會想起二虎子來，偶爾也會疑惑他父親李望京給他取名“李大白”是不是還有別的含義在裏頭。

    二虎子跟我同歲，都是兔年生的人。我們兩家父母是朋友，我們兒時又是同學，似乎很自然地就有些親戚意義上的走動，比如誰家過生日，另外一家都會出份子，雖然我們兩家並沒有親戚關係。當然，我後來也隱隱約約聽說，我的父親和二虎子的媽年輕時候似乎有些情感上的糾葛，但因為輩分不同，老一輩人不同意，兩人也就分別嫁娶了。這種事情，我一直也沒專門問過。父親在世時，母親倒是零言碎語地說起過，仿佛是要提醒父親一些舊日所犯錯誤的樣子，卻也往往隻是點到為止。父親去世之後，母親倒選擇性忘記他的是是非非，隻念叨他的好了。

    初三的下午，村子裏人無事，早早吃了飯，就準備打麻將了。我在堂妹家吃的午飯。他們收拾了桌子，鋪上桌布，壘好麻將牌，堂妹婿就電話裏催人快過來玩。我本袖手旁觀，見人來了，少不得打招呼，遞上回國飛機上買的三五牌香煙一根，聊上幾句。

    二虎子進來的時候，我們都一愣。他先是不太敢認我，也沒聽說我回來，驚訝道：“大憨兒從美國回來過年啦？！”堂妹婿小宏和三叔替我先應了，又遞煙給二虎子吃。我也忙掏了一棵煙給他。二虎子便把先前收的煙夾在耳朵上，拿了我的三五煙，對著手掌心顛了幾顛，然後借了小宏的火點著，猛吸了一口，咳了幾聲，幾乎咳出眼淚來，又笑道：“外煙味道衝！你什麽時候走？得空到我家吃頓飯。”

    大家寒暄了幾句，他們也就忙著理牌。我吃驚地發現二虎子打牌時候戴上了一副眼鏡，讓我想起他一直戴眼鏡的父親。二虎子顯然也是打牌高手，麻將牌在他手裏翻轉自如。他每每抓了牌，並不急著翻過來，而是閉了眼睛，用手指搓摸麻將牌的花式紋路，然後眼白一翻，睜開眼來，隔著鏡片驗證自己猜測的牌點對不對。從他得意的臉色來看，他大多數時候自然是猜對的。二虎子右手食指和中指相鄰一側，因被香煙長期熏烤而發黃。他右手小指留了很長的指甲，不時掏一下耳朵，眯著眼看看有無耳屎，再一口氣吹掉。他贏牌時得意大笑，露出一口黃黑的牙齒。

    我看了大半個小時，也就百無聊賴，便拉了望牌的三叔到外麵，給他點了枝煙，問他：“二虎子什麽時候放出來的？現在做什麽？”

    三叔閉了閉眼，吸了口煙，又昂頭一笑，道：“你好幾年沒回來，不知道情況。他早就回來了，那個案子，狗日的女方也說不清楚，二虎子白白關了幾年……”

（2）

 

    二虎子的案子，是大概十年前他犯的強奸案。那一年我還在讀研究生，寒假在家就聽村裏人沸沸揚揚地討論這件事情。說的是村子西頭姚得富家的二兒子姚小羊從外麵帶了一個媳婦回來。大過年的，二虎子和小羊他們一起打麻將吃飯，不免醉了，哪知二虎子偷偷兒地進了小羊家，上了小羊的床和小羊的女人。二虎子的媽劉巧雲說，根本不是強奸，小羊媳婦看上他兒子白淨標致而已，跟他眉來眼去的。二虎子著了道兒，沒想到被小羊媽看見，於是小羊媳婦反咬一口，說是被強奸了。

    那年夏天我在家。一天中午家裏人正在吃飯，忽然聽到房後道路上急促的腳步聲和叫罵聲，後來才曉得是二虎子家的幾個親戚追趕赤腳奔逃的小羊媳婦，要趁小羊不在家，狠狠地打她一頓。那時，二虎子的案子已經基本判定，牢是坐定了。不想，幾個月之後，小羊在南京打工時，因為偷公家的電纜被抓住，也被判了五年。大家不免要罵小羊的這個媳婦是個掃帚星之類，禍害了二虎子，也禍害了自家男人。

    讀大學和研究生時，我每年寒暑假回來，總還能跟得上村子裏人事的變遷。出了國，回去的次數少，每次也最多在老家呆上一兩天，在叔叔姑姑家各吃一頓飯罷了。村子裏的青壯年也多出門打工，平常回來不容易見著。我對村子裏的人事也就漸漸不再知悉了，而我記憶裏的二虎子，總不免還是那個白白淨淨的少年孩子。

     我閑著無事，午後太陽還有點溫度，風也不大，因此就信步往房舍前的麥田裏走去。立了春的天氣略有和暖跡象，腳下的土地也不那麽僵硬，田野裏還可見這裏一團那裏一灘的雪跡。地裏的麥苗，雖然矮小，卻青綠喜人，似乎正努力生長著。我一時想，他們要經曆一個春天和夏天，才能成熟收割。如果麥苗有知，四五個月後，它們金黃燦爛的一片，不過是等待著收割，不知道會不會有所感慨？

       走了一節田埂，倒又想起關於二虎子的兩三件事情來。印象最深的還是七歲那年的一件小事。大虎子過九歲生日，不是大生日。我父親在供銷社上班，二虎子他爸在漁場上班，因此二虎子母親也沒請別人，就是我們兩家母親和四個孩子。

    中午做飯時候，二虎子媽發現家裏鹽罐子空了，就差使二虎子和我兩個去大隊部的小賣店去買一斤鹽。其時正值嚴冬，河麵上還結著冰。我們兩個小家夥興衝衝地提著竹籃子去了。買完鹽，我們沿著小賣店門口的池塘往回走。沒走幾步，二虎子就叫起來：“大憨兒，你看，那裏有一條魚凍住了！”

    可不是，一條我們當地人常見愛吃的所謂草魚，半大不小的，不知怎麽被凍在冰中，看它小嘴巴一張一合的樣子好像還沒死，半截在水下的尾巴甚至時不時擺動一下。

    二虎子和我好奇心起，就從塘邊找了小木棍，開始搗弄那條魚身邊的冰，妄圖把那條魚帶回家。我們折騰了半天，那條魚似乎也感受到有人要幫助它，當然也許是預感到有人要吃它，冰上的頭部和水中的尾部更為焦急地甩動和搖擺，頭部甚至碰出幾點血星來。

    就在我們快成功的時候，一個比我們大些的孩子走過來。他先問我們幹什麽呢，然後一下子就明白我們在幹什麽了。他是附近袁莊袁四海家的兒子袁抗美。抗美一時就笑道：“我來幫你們吧。”他人高胳膊長，伸出雙手去，一手抓住魚，一手握成拳頭砸冰，輕而易舉就把那條魚攥在了手中。

    二虎子和我這時候想起被放在一邊的盛鹽的籃子，就又把籃子挎在胳膊上，然後等著袁抗美把魚給我們。

    袁抗美看了一眼手裏忽然跳動了一下的草魚，笑道：“你們看啊，這條魚還沒死 呢。如果給你們放在籃子裏帶回家，說不定半路就蹦出來了。你們是要把它帶回家養起來的吧？不是要吃它吧？這魚不足一斤重，沒什麽肉，又還活著。你們看這樣好不好？我把這條魚帶回家，我家有個魚缸。你們家沒有魚缸吧？我給你們把魚養著。等到養大了，再還給你們好不好？”

    二虎子和我聽得麵麵相覷，覺得不對勁，又說不出不同意的話來。二虎子最後說：“那你說話算話呀。天暖了，我叫我爸來拿魚。”

    袁抗美嘿嘿笑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認識你爸，他是上海知青，戴副眼鏡，對吧？他又在漁場上班，最懂魚了。你們趕快回去吧。你媽媽炒菜還等著用鹽呢。”

 

（3）

 

    少年時代發生過很多事情，也遇見過很多朋友，可是這麽一件小事卻一直永遠烙在我的腦海裏。有時我甚至想不明白一條半死不活的魚怎麽會無巧不巧地就凍在冰裏，又被我們遇上，而袁抗美偏偏又路過那裏……

    回到家的時候，我們自然和母親們說起這件事情，他們笑我們呆，二虎子爸在漁場上班，每年年底都會送我們家兩條特別大的草魚或者鯉魚，對我們所說的小魚自然也不會放在心上，因此這件小事也就沒有下文了。

      隻是隔了很多年之後，我念念於茲的，大概是那份難得的少年純真吧，那樣的呆傻，但是又那樣的純真，而二虎子和我那時候是站在同一條戰壕裏的朋友。但是，上初中後情勢就發生了變化，我們也漸行漸遠，並最終很少再有交集。

    我從小學開始就是有名的好學生，二虎子呢，有他父母的聰明勁兒，但是對學習並不上心。自然，在學校裏我們也並不是走得最近的朋友。

    初中時正值八十年代末，蘇北農村這種地方也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的力量，人心思動，各種新景象層出不窮。當時一個潮流就是女的開始燙頭發，男的則喜歡把頭發留長。二虎子媽大概是我們村子裏比較早的燙頭發的一個女子，大虎子和二虎子也喜歡留著半長頭發招搖過校。大虎子結實，二虎子長得纖瘦，留長了頭發，更給大家添了笑話的藉口。

    當然留長發也有留長發的好處，就是可以顯得很瀟灑，走路的時候，時不時地甩一下落在前額的長發，在那個時代有著無與倫比的英俊風範在裏頭。我記得二虎子那時候喜歡穿白襯衫，也不知哪裏買來藍得發白的牛仔褲，配著他的一頭中長頭發，在十來歲少年的眼裏，確實是意氣風發的樣子。

    那時候我們有《中學生守則》，而守則裏有一條就是“女生不燙發，男生不留長發”。當班裏留長發的男生有五六個時，我們的班主任胡大胖子終於在金校長的指示下，開始動手。某一天，教語文的胡大胖子帶了一把剪刀到教室，稍作訓示後，就說：“既然你們的爸爸媽媽不能幫你們把頭發剪短，那隻好由我們來代勞了。”

    班級裏一陣哄笑伴隨著幾聲哀嚎。胡大胖子拿著剪刀四處走動，最終停在個頭較小的二虎子跟前。 二虎子坐在位置上，雙手抱頭，嚎叫道：“胡先生，你不能剪我的頭發。我的頭發不長。”

    胡大胖子伸手捋起幾綹他的劉海，一邊比劃，一邊冷笑道：“還不長？是啊，如果你是個女生，是不長。可惜你不是女生呀。”

    班裏的男生哄堂大笑，女生則多是捂著嘴吃吃地笑。二虎子“謔”地站起來，乞求道：“胡先生，如果你動手剪我的頭發，我就和你不共戴天。”

    胡大胖子又氣又笑，道：“你還懂得用成語呀？你曉得這成語是什麽意思嗎？我看你和你的頭發應該不共戴天才對。對不起，我們已經給你們足夠長的時間。今天殺雞給猴看，你的頭發，我剪也得剪、不剪也得剪了！”

    說時遲那時快，胡大胖子已經剪下了一大綹二虎子的劉海。胡大胖子準備剪第二下，卻不料二虎子雙手揮舞著護住頭部，又哭又罵道：“我日你媽的胡大胖子！你敢在老子頭上動手，我跟你沒完！”說著，二虎子就開始揮拳攻擊胡大胖子的腹部。

    胡大胖子沒想到會被攻擊，手中有剪刀又不敢造次，往後一個趔趄，惱羞成怒地罵道：“不得了了！你敢打老師了！你是吃了豹子膽了。我要告訴校長，告訴你家長。你是不想上學了吧？！還從沒見過這麽不講理的學生！”

    二虎子雙眼通紅，滿臉是淚，著急慌忙抓扯了自己的黃書包，也不要桌麵上的書，吼道：“不上就不上！老子還不稀罕呢。看你教的都是什麽呀！書教不好，來剪學生頭發！”

    說話間，二虎子已經撤退到教室前門口。胡大胖子還要追他，二虎子已經出了門，隻留下“嘭”的一聲關門的聲音。

    就那樣，二虎子離開了學校，再也沒有回來。我後來有一次看露天電影的時候看見他，跟當時我們認為的一些社會上的小流氓在一起，穿著奇裝異服，抽煙，說笑。我就記得他那夜穿了一條特別特別細的牛仔褲，月色裏看他的兩條腿就像兩根細棍子一樣。

（4）

 

    那年月，還有頂職一說，就是父親的職位最終可以讓兒子來頂替。我不知道二虎子有沒有去頂他父親的職位，想來不大可能，一個他哥哥初中畢業也走上社會，二個他父親那時也不過四十歲出頭，遠沒到退休的時候。

     不過那是人心活絡的時代。聽說二虎子曾經去上海打工，依靠他家在上海的親戚。後來又聽說他在上海的大飯店裏找到了一個職位，就是幫著大廚配菜，據說是很輕鬆的活，而且也掙錢。

     在麥田埂上漫步的時候，我想那時候很有錢的概念大概也就是一個月兩三百人民幣吧？九十年代中，我在大學一年的夥食費也不過每個月三四十塊錢而已。相比而言，兩三百是不錯的工資了。那時，村子裏的童年小夥伴們大多走上了打工的道路，留在老家的也開始拜師學習木匠、漆匠、泥瓦匠之類的活計，隻有我是百無一用的讀書郎。為了這個，父親沒少說我，尤其是在我讀完本科又要讀研究生、讀完研究生又要申請出國的時候。

     在外麵逛累了，我就又去三叔家看他們打牌。二虎子麵前票幣稀少，看樣子隻輸不贏。他鏡片後的雙眼發紅，一張臉在日光燈底下照著，越發慘白。他拿起茶杯，發現沒水了，叫嚷起來：“小宏小宏，你這個東家怎麽做的？到你們家打牌，水也沒人添，煙也沒人敬，回頭還要不要我們這一份錢呢！這還大新年裏呢！”

    一旁的三叔忙道：“二老板，不急不急。開水就在爐子上燒著呢，一會兒就好。好煙我們沒有，你就吃一根我這個粗煙吧！”

    一時他們幾個就抽煙、喝水、洗牌地熱鬧起來。黃昏在家時，二虎子的母親劉巧雲過來。她如今六十多歲的老人，臉上添了些皺紋，但膚色依然白皙，說話也依然輕聲慢語，不像村子裏其他婦人。

    我母親也從外麵回來了，忙著給劉巧雲抓了一大把花生瓜子放在她圍兜袋子裏。劉巧雲客氣道：“憨兒他媽，你給我這麽多幹嗎呢？家裏也有。”母親笑道：“你的是你的。我知道你跟我一樣，不吃煙，再不吃點瓜子，大新年裏吃什麽呢？”

    劉巧雲因見我一旁站著，笑道：“憨兒也胖了！怎麽這次又是一個人回來？還沒選好對象呢？”我一時尷尬，不知如何解釋。

    母親在一旁感歎道：“兒大不由娘啊。眼看著四十歲了，也不著急再找個人結婚，還說人家美國大城市的人都不結婚不生孩子呢！”母親又突然放低了聲調，問道：“巧雲，二虎子媳婦還有了？”

    劉巧雲揚了手，捂住嘴，悄悄地跟母親說：“她三十多歲了，不容易懷了。二虎子一來家就打麻將，他媳婦跟我們說話也不通，就在房裏看電視……”她們越說聲音越小，我卻依然可以聽見。

    “……他媳婦夜裏偷跑過一回。這個焦尾巴的，還有心思打麻將。我要趕快叫他家去。這大白天的，我還能幫著看著。到了夜裏，烏漆鴉黑的，她要是一骨碌爬起來跑了，我怎麽追得上找得回來？四十歲的人了，還不曉得好歹呢。”

    母親勸道：“唉，沒養孩子都是孩子。戀玩呢！”

    她們竊竊了半天，最後又笑起來。劉巧雲大聲道：“我磕頭燒香就等那一天呢。我們換城裏三套房子，我們老夫妻倆一套，兩個兒子一人一套。狗日的二虎子，給他買了媳婦，換了房子，我也不管他了。是福是禍，自己過吧。我死了，眼也可以閉得緊登登的了！”

    母親道：“哎呀，大新年的，不作興說這種話。要銀錢自掙，養兒要親生，到最後還是自己兒子好。看他們生個一男半女的，還不是好好一家人。你就等著享福吧！”

    劉巧雲自嘲道：“享他福？下輩子吧。不說了，天都黑了。我喊這個焦尾巴的家去吃飯了。”

    天色確實急遽地黑了下來。鄉村的暮色，總是和城裏不一樣。如今因為自來水和煤氣的普及，即使在鄉村也很少看到白色的炊煙了。可是四周裏，仍然有一層淡淡薄薄的霧氣浮動著，包圍著這個行將消失的、叫“辛莊”的行政村落。

    我信步往房屋南麵的田野裏走了幾步，妄圖把那霧氣看得更清楚一些，卻不料那種霧氣有著“草色遙看近卻無”一樣的特質，走近了，又似乎什麽都沒有了。

    回頭一看，我們家屹立了二十餘年的房屋也正隱沒在沉沉暮色之中。那時候，母親拉亮了堂屋昏黃的電燈。她看見在田野裏的我的影子，我也看見她在堂屋裏的影子，那影子有溫暖的特質和光暈，一如過去幾十年裏給我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