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殺中國人

蔣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殺中國人






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而日本小鬼子在中華民國的北方東北地區剿殺中國人。南北呼應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華民國和如今的加沙地區有何區別？

一部分從東逃出來的人如是說：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 爹娘啊 》  什麽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而大部分留在東北地區的《俺們》怎麽樣？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東北期間，日本的“關東軍”三個字極具恐怖色彩以及惡魔味道。《九一八事變》時自日本侵略者占領旅順港口之後，就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白山黑水，大好河山，慘遭淩虐。是日本列強侵華以及犯下反人類罪的鐵證，其野蠻與殘忍的程度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強奪鄰邦，殘害人命者，竟然如此得意忘形，肆無忌憚，善良而弱小的無辜民族，卻反倒陷入這樣的困境？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濫殺無辜、發動慘無人道的恐怖大屠殺。恐怖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常用的、侵害人權的殘忍手段。1894年11月，日軍侵占旅順後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日軍不分軍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時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承認，“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在這場大屠殺中，中國百姓遇難人數多達6萬，旅順城裏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國有刊物評論稱，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著野蠻筋骨的怪獸。1919年3月，日本軍警屠殺參加反抗殖民統治“三一獨立運動”的朝鮮民眾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軍侵入山東濟南大肆殺戮多達千餘人，製造了“濟南慘案”。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村大肆屠殺3000餘名無辜民眾。在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軍在山西省天鎮縣、靈丘縣、朔縣、寧武縣和太原市血腥屠殺平民約2.17萬人。類似的恐怖大屠殺慘案貫穿日本侵略戰爭的全過程，是日軍侵犯人權的普遍暴行。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侵略戰爭所做的鋪墊、所有圍繞戰爭而展開的陰謀詭計以及隨後悍然發動的戰爭，其最終目的隻能是無恥的掠奪。《日軍5個月內掠走200億》

遼寧省檔案館保存有一份1931年11月24日北陵公園的損失報告：“北陵別墅內有物品、花木、梅花鹿50餘隻，於日前均經日本官兵用數輛汽車運載一空。刻仍有日人入園收拾零碎，不敢阻止。”不止東北邊防長官公署、東三省兵工廠、航空處、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等去處被洗劫一空，即公共遊樂場所、一般商號、手工作坊及平民百姓皆不能幸免。據不完全統計，隻在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成立期間，短短5個月，遼寧地區所遭受之經濟損失，以當時現大洋價格計，即達200億元以上。

說到旅順“萬忠墓”，非常感慨並糾結於一件事，即同胞死難，為什麽並未警醒國人，而令無辜同胞“枉死”，以至於43年之後，再次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甲午戰敗，中國割地賠款，而知其事者或僅限於掀起“公車上書”事件的那些書生，為什麽不能敵愾同仇？國家貧弱，苦難頻仍，今日的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王珍仁副館長說，愛國主義教育一定要落到實處，長抓不懈，萬不能因今日之富強而忘記曾經苦難的曆史。

日本發動軍國主義戰爭，在侵略和殖民中國及亞洲各國期間，人體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性奴隸政策、殺戮無辜、任意逮捕與濫施酷刑等侵犯人權暴行觸目驚心。尤其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常以所謂“事變”為借口，規避國際戰爭法規，蓄意大規模屠殺中國等亞洲各國軍民，製造了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

侵華日軍公然實施恐怖的毒氣戰、細菌戰和活體試驗，導致大量軍民傷亡。毒氣戰早在19世紀末就被國際社會所禁止，但侵華日軍組建毒氣戰實戰部隊，頻繁在中國使用毒氣戰。侵華日軍在其《日中戰爭化學戰例集》中詳細記錄了從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進行的56例毒氣戰戰例。如，1940年2月，日軍向山西翼城縣儀門村發射毒氣彈，致使村民500餘人中毒。1942年5月，日軍在河北定縣北疃村對躲入地道的民眾釋放毒氣，導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時，侵華日軍悍然進行罪惡的細菌戰和殘忍的活體試驗。美國曆史學者哈裏斯在《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對華占領期間，事實上把滿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細菌戰和化學戰的實驗室”。日軍第1855細菌作戰部隊於1938年至1944年間在華北地區進行細菌戰70餘次，致使中國軍民染病死亡達數十萬人。日軍慘無人道地用中國平民和戰俘進行毒氣戰試驗及訓練。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本部的實驗室裏進行大量的細菌感染、凍傷和壓力試驗等活體試驗。日本戰犯川島清在1949年蘇聯伯力審判中供認，從1941年到戰爭結束，日軍“731部隊每年用於活體實驗的人數為400至600人”。

日軍推行罪惡的“慰安婦”製度，強奸和性奴役犯罪極為凶殘。從軍“慰安婦”的設置是二戰時日本政府及其軍隊為完成侵略亞洲的戰爭而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製度。被誘騙和強迫的“慰安婦”來自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荷蘭等國家和地區。

日本政府和軍部參與了“慰安婦”從征集、管理到“慰安所”運作的全過程。直接推行“慰安婦”製度的是日軍軍部，保存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有關檔案可以證明。《陸支密大日記》是記載日本陸軍省和中國派遣部隊之間的機要文書。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號《關於軍隊慰安所從業婦募集之件》中顯示：“慰安婦”“募集工作由派遣軍統一領導，選用適當的人負責”。日軍征集“慰安婦”主要途徑是使用暴力強行擄掠侵略當地婦女，或設下各種圈套加以誘騙，淪為日軍性奴隸的婦女超過20萬人。日本侵華戰爭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殘暴，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隊有組織的集體犯罪，也是日本的國家犯罪。

日軍強擄中國等亞洲各國勞工和奴役戰俘，導致大量人員悲慘傷亡。日本侵略戰爭期間，把戰俘和強擄平民送進礦山、鐵路、軍事工程做苦工，這些人在集中營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軍強迫十幾萬東南亞人和6萬多名盟軍戰俘修建泰緬鐵路，其中，10萬名東南亞勞工和1萬名戰俘因日軍虐待及過度勞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軍共強征、役使中國勞工總數約1500餘萬人，其中高達29%的勞工因惡劣的生活條件、超強度勞動和惡性工傷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礦、鐵礦等行業，日本占領當局實行野蠻的以人換煤鐵的“人肉開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達55%，中國多地發現被殘酷奴役和秘密屠殺而造成的“萬人坑”。

日本還押解戰俘及亞洲國家平民到日本國內及占領區從事繁重勞動。1939年至1944年， 擄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島等地的朝鮮半島勞工多達656137人。根據日本東條內閣於1942年11月做出的《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從中國各地擄掠勞工169批，共41758人。這些勞工在日本國內各企業和憲兵警察的統治下受盡折磨和摧殘，許多人被虐待虐殺。“花岡慘案”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典型案例。

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麵侵華戰爭中，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日本侵華期間，僅東北地區就有不下200萬勞工被折磨致死。華工被迫害致死後，被扔進山溝和亂石坑。已發現的萬人坑就有80多處，埋有勞工屍骨70多萬具。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餘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餘萬人，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到3500萬人以上。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死傷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

而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

而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

日本入侵東北時，蔣介石一麵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麵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軍官訓練團，並著手製定“圍剿”計劃，加緊進行“圍剿”準備。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糾集100萬兵力對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蘇區。蔣介石親任“剿總"司令，兵分四路壓向中央蘇區。其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作為此次“圍剿”中央蘇區的主力。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今新幹）、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作為北路軍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今撫州）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臨川（今撫州）附近。

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麵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戰。

1930年至1932年6月，國民政府四次對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根據地中央蘇區“圍剿”。1933年初，日軍加緊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同年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中央蘇區及其周邊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決定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

蔣介石圍剿井崗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蔣介石的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

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介石的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

[yongbing1993]

《西安事變》活捉蔣介石的張楊







張學良時任西北剿共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稱少帥。

楊虎城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共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要求蔣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1935年秋，正值日本關東軍入侵中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時，蔣介石將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入中國西北部去剿共，張學良的東北軍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共匪總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延安之紅軍。蔣介石再次推薦張學良到“剿共”第一線，並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介石之總司令職務。到了西北後，張學良統轄軍隊除調到陝甘近20萬東北軍外，還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的軍隊有3萬人，寧夏馬鴻逵部有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萬餘人。將近30萬人來延安地區圍剿屠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

1935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紅二十五軍在勞山伏擊南下之東北軍，殲滅王以哲之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一〇師2個團和師部，師長何立中戰死。張學良指揮東北軍會同陝、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又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師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團長高福源）。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

1935年11月13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稱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12月，張學良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係，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國共產黨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學良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杜和宋慶齡有聯係，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窯堡同中央聯係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說，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學良那裏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學良要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學良。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了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學良的曆史、為人處事之特點。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學良。1月初，張學良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張學良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2月26日，張學良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張學良回來談。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複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複正常通商關係。三、恢複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采購人員安全之責。四、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

3月2日，張學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學良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讚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麵合作；接著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張學良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

一、為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

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

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

雙方商定：

一、和蘇聯聯係，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係，由張學良給以名義掩護。

最後，張學良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麵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學良：“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學良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

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11月27日，張學良給蔣一份“請纓抗敵書”，遭到蔣拒絕。

1933年5月，楊虎城和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誌平（中共秘密黨員）到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麵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親筆信到西安與楊商談合作；中旬，楊和汪談話，雙方確定聯合抗日之原則；下旬，北方局派負責人王世英到西安，與楊反複商談後，達成合作抗日協議。

當時的張學良，正為陝北“剿共”失利，受到蔣介石的斥責而大為苦惱。後來，他到上海探望進步人士杜重遠，傾吐了心中的苦悶。杜建議張與楊合作，並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等同誌正在研究紅軍東渡黃河抗日的軍事部署，李克農回來報告張學良希望與中共接觸、楊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張的消息。

毛主席決定派人與楊虎城聯係。張、楊回到西安後，中共上海地下黨通過杜重遠和李杜介紹丁力到張學良處。這時，楊虎城也秘密會見了毛主席派來的人，並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信。

蔣介石安插西北“剿總”的特務一直注意張、楊的活動，密報南京。

東北軍高福源團長被我俘虜後，深受共產黨抗日救國偉大方針的感召，表示要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一天，張學良接到東北軍王以哲軍長的電話報告，中共派李克農與張學良見麵。張學良去洛陽王以哲軍部會見了李克農。事後，李克農向毛主席等領導匯報了張學良要求見中央領導的意見。毛主席決定派周恩來在延安與張進一步會談。

“延安會談”達成共產黨與東北軍停火的協議，張學良還表示要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黨特務抓了張學良的趙副官，想弄清張飛往延安的內幕，但趙副官被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執法隊搭救脫身。張學良為這事怒火中燒，下令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丁力建議張給南京發電報，了卻此事。張、楊於此事中以誠相見，終於攜起手來。南京蔣介石接到張學良關於抄西安省黨部請求“處分”的電報，被迫表示“不予追究”。

1935年10月22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從洛陽轉抵西安，下榻臨潼的華清池。張、楊主動求見，以探虛實。楊已察覺蔣來意不善。當蔣約張個別見麵時，蔣譴責張學良辜負了他的器重。張則不斷苦諫，被蔣拒絕，蔣嚴令張、楊全力“剿共”，否則將采取斷然措施。此時，西安上萬學生衝出中山門前來臨潼請願，蔣命令憲兵團對學生“格殺勿論”。一場血腥的屠殺即將發生。張學良趕到，力勸學生保持鎮靜，並保證以實際行動，答應學生的請求。

12月12日，張、楊被迫對蔣實行“兵諫”，在西安、臨潼兩地同時進行。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活捉了蔣介石。

張、楊互祝成功並決定一方麵以“八項主張”通電全國，一方麵邀請共產黨來西安共商解決事變。蔣被活捉的消息傳到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與日本大使密談後，以“拯救委座”為名，準備轟炸西安。宋美齡堅決反對，並戳穿了何企圖取代蔣的陰謀。中共中央接受張、楊的邀請，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飛抵西安。周恩來對張、楊全麵闡述了中共關於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方針，又親自麵見蔣介石，不僅向他分析了中國國難當關頭的局麵，並且揭露了何應欽的滅蔣野心，蔣才不得不考慮何去何從。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氏兄妹的三方麵會談中，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但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軍官得知張、楊同意在蔣不履行簽字手續的情況下放蔣回南京，寫了“抗議書”，表示誓死反對。張學良看到“抗議書”後，匆匆親自送蔣回南京，當周恩來獲知這一消息趕到機場時，飛機已離開地麵，周恩來對此深感遺憾。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的華清池發動“兵諫”，扣押了正在度假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以迫使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後蔣介石被帶到西安軟禁，直到1936年12月25日被釋放。

事變經過：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在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並且在西安逮捕了多位國民黨軍政要員。

目的：張學良、楊虎城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被俘》：活捉蔣介石。蔣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史稱《西安事變》。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勸說，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進行談判。

結果：在周恩來等人的斡旋和各界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最終同意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張學良將軍送蔣介石前往南京。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事件影響：西安事變的影響深遠，它促進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最終聯合抗日。

1935年8月1日，紅軍在長征途中，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國民黨執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中國東北四省後又繼續侵略華北，中國麵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1935年7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方針，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於8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公布，通稱《八一宣言》。

宣言的主要內容有：

①分析了“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內政治形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及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痛斥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②指出中華民族正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號召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③提出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治主張是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提出十條方針作為國防政府的施政綱領。

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國報》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產國際通訊》上刊登了此宣言，傳入國內後，在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八一宣言》的發表，標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線基本形成。在實踐上，它獲得全國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在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巨大政治影響，有力地鼓舞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yongbing1993]

哪國月亮更園些？哪國有臭蟲？







《反共的華人》開口閉口總是控訴中國的或是中國人的，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讚美洋人來或美化西洋國家來，什麽多是好。

看今天中國的資本主義和美西方的資本主義相比較，哪國的“月亮“更園些？哪國的人有“臭蟲“？

加拿大的“臭蟲“：《2023年加拿大床虱（Bed Bugs）最嚴重城市排行榜》據報道，安省多個城市躋身加拿大床虱最嚴重的前10名。2022年排名第一的是多倫多，其次是溫哥華--與2021年相比，排名從第三位躍升。

美國的“臭蟲“：《美國床虱（Bed Bugs）最嚴重城市排行榜2023》Bed Bugs中文叫臭蟲、床虱或木虱，是美國最常見的蟲害問題之一，據說1/5的美國人都曾經有過被臭蟲咬又或者聽說過身邊人被臭蟲咬的經曆。

《2023年全美臭蟲問題最嚴重的50個城市》Orkin是美國的專業害蟲防治服務商，根據該公司公布，在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之間在各個城市地區進行清理臭蟲服務的統計（包括住宅和企業服務），風城芝加哥連續三年成為臭蟲最嚴重城市榜首，緊隨其後是紐約和費城。


《外國也有》

作者：魯迅

符靈

1933年10月19日 撲空

本作品收錄於《準風月談》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注 1]；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注 2]；狄昆希[注 3]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注 4]賭得發昏。斯惠夫德[注 5]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注 6]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注 7]……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假使世界上隻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

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外國也有》〔1〕

符靈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2〕；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3〕；狄昆希〔4〕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5〕賭得發昏。斯惠夫德〔6〕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7〕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8〕

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9〕，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底·與·馬·基·頓·乎〔10〕？——

·外·國·也·有·的！十月十九日。


〔1〕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

〔2〕　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1869—1948）　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號，發起“不合作運動”，領導印度人民反抗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政府。

〔3〕　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　據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報》載：德國國社黨衝鋒隊隊員毆傷美國醫生慕爾比希，希特勒出於外交需要，即派員赴美使館道歉，並下令禁止衝鋒隊毆打外僑。

〔4〕　狄·昆希（Ｔ．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1785—1859）　英國散文家。曾服食鴉片；著有《一個吃鴉片的英國人的懺悔》，於一八二二年出版

〔5〕　陀思妥夫斯基（_．Ｍ．`GQRGXYQJS，1821—1881）　通譯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等。在他夫人的回憶錄中曾談到他賭博的事，並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信中的話說：

“那個使我痛苦了十年的下流的幻想……消失了。我以前老是夢想贏錢，夢想得很厲害，很熱烈，……賭博將我全身縛住了。……但是現在我要想到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夜夜夢想著賭博的結果了。”

〔6〕　斯惠夫德（Ｊ．Ｓｗｉｆｔ，1667—1745）　通譯斯威夫特，英國作家。著有《格列佛遊記》等。魯迅這裏所說，似係另一英國作家、《魯濱孫飄流記》的著者笛福（Ｄ．Ｄｅｆｏｅ，約1660—1731）之誤。一七○三年笛福曾為了一本諷刺教會的小冊子《懲治不從國教者的捷徑》，被英國政府逮捕，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被罰在鬧市帶枷示眾三天。

〔7〕　林白（Ｃ．Ａ．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1902—1974）　美國飛行家，一九二七年五月首次駕機橫渡大西洋，完成由紐約到巴黎的不著陸飛行，獲空軍預備隊上校銜。一九三二年三月，他的兒子在紐約被綁匪綁去。

〔8〕　折衝樽俎　語出《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原指諸侯在會盟的宴席上製勝對方，後泛指外交談判。

〔9〕　哥侖布（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約1451—1506）　意大利探險家，美洲大陸的發現者。愛迪生，參看本卷第15頁注〔4〕。

〔10〕　迦勒底（Ｃｈａｌｄａｅａ）　古代西亞經濟繁盛的奴隸製國家，又稱新巴比倫王國。公元前六二六年建立，前五三八年為波斯人所滅。馬基頓（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通譯馬其頓，古代巴爾幹半島中部的奴隸製軍事強國，約形成於公元前六世紀，前二世紀被羅馬帝國吞並。

[yongbing1993]

是誰反抗蔣介石和日軍圍剿屠殺








在中華民國南方的井崗山地區，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新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五次反抗蔣介石國民黨的圍剿屠殺。史稱《五次反圍剿》鬥爭。前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指揮的。第四次是朱德周恩來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王明指揮的，後失敗了。

在中華民國北方的東北地區，是中國抗日聯軍在反抗日軍的入侵。這不在本博文中詳述。

詳述毛澤東是如何指揮前三次反圍剿的？

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後，毛澤東在上海國民黨部任職時的工資都沒來得及領，就奉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中央受命去農村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毛澤東隻身先是回家與妻兒告別，後又隻身去接管南昌起義失敗後的一支殘兵敗將隊伍。稍作整頓後宣告：願者留下，不想當兵即可回家。不殺逃兵，如要離開留下槍支，發給路費。決定今後不攻城市，隻許上山下鄉留在山溝。最後決是投奔井崗山。

毛澤東初上井岡山，不過千餘人，朱、毛會師後才擴大到萬餘人。這時已經經曆了湘贛敵人的多次“圍剿”。在最初三年裏，他們度過了紅軍曆史上最困難的時期。當紅軍發展到三萬人時，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也隨之到來了。

第一次大“圍剿”的敵軍是十萬人，第二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二十萬人，第三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三十萬人，第四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五十萬人。

除了第五次“圍剿”因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而失敗以外，前四次反“圍剿”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敵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陣洶洶而來，恨不得一口吞滅紅軍、吞滅蘇區，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打得損兵折將、狼狽奔逃，以致敵軍官兵一聽進入蘇區就談虎色變。試想，反動派以舉國之力卻無法擊滅彈丸之地，以裝備完善的幾十萬大軍卻無法對付連子彈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紅軍，這究竟是一個什麽問題呢？中國工農紅軍究竟是采取了什麽奇妙的戰術才能得以四次都克敵製勝呢？最重要的是：有毛澤東領導。這是有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被證實的。

在第一次反“圍剿”前的動員大會上，毛澤東曾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這就是毛澤東戰略指導思想的高度概括。

紅軍聞名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是毛澤東為中國工農紅軍在遊擊戰爭中的戰法，並最終為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反圍剿》中取勝。據說最早出現在1928年的1月，當時還隻有“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個字，是毛澤東在遂川城主持召開前委和萬安縣委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來的，以後就逐漸完備起來。等到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到三萬之眾，為了迎接更艱巨的任務，中國工農紅軍已進入從遊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

毛澤東的那個《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後半句話，就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運動戰的方針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向中央蘇區接連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圍剿”。前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是周恩來、朱德指揮的。這四次反“圍剿”都是以運動戰的方式，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術取得圓滿勝利的，在中國工農紅軍的曆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這種戰術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誘敵深入。為什麽要誘敵深入呢？原因有三：

一是把敵人放到根據地內部來打，是為了得到根據地優越的群眾條件。

二是疲憊敵人，並使我方兵力集中。

三是在運動過程中發現敵人的弱點。

這種戰術的第二個要點是各個擊破。敵人“圍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進合擊，將我主力壓縮至中心地區聚而殲之。這種戰術自然來勢洶洶，而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在誘敵深入中首先選擇其中的一路，集中優勢兵力予以殲滅，然後逐次擊破其他。至於首先選擇的那一路，或者是敵人的弱點，或者是足以影響全局的要害，則視情況而定。當然，開始實行這種戰術，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誘敵深入，從表麵上看，就會喪失土地，也會使根據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僅指揮員想不通，人民群眾也有很大顧慮。但是當根據地軍民嚐到勝利的甜頭，這一切顧慮也就煙消雲散了。

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三次反“圍剿”戰爭，以便從中領會他對上述戰術的運用之妙。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是1930年10月蔣閻馮軍閥混戰初告結束，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組織的，並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圍剿”軍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率領十萬大軍向我江西蘇區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

而中國工農紅軍的兵力隻有三萬多人。當時敵軍的分布是：最西頭是羅霖的第77師在吉安，最東是劉和鼎的56師，兩端相距八百裏。其間分兩大路：敵之右路軍為張輝瓚的18師、譚道源的50師和公秉藩的28師共三個師；敵之左路軍是朱紹良指揮的毛炳文的第8師和許克祥的第24師兩個師。紅軍在羅坊會議上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部隊第一步東移贛江，到達樟樹、撫州地區，使進攻袁水流域的敵人撲空；接著我軍又向邊沿區東固、 南龔、 龍岡、 小移動，使到達樟樹、撫州地區的敵軍第二次撲空。經過這二次撲空，敵軍已經現出疲憊，紅軍反攻的條件漸趨成熟。

毛澤東考慮到，在三處敵軍中，張、譚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將其首先擊破，敵人整個的“圍剿”計劃也就打破了。於是決定首先在小 設伏。但是連等兩天兩夜敵人都沒有來。紅軍中頗有怨言。而毛澤東為了“慎重初戰”，仍然“持重待機”。這時，張輝瓚由東固進至南龔，有東進之勢。毛澤東遂令我軍主力轉移到黃陂以西之君埠一帶秘密集結。當天黃昏張輝瓚率部到達距君埠二十裏的龍岡。龍岡與君埠部有個黃竹嶺，敵軍東進必須仰攻此山。於是毛澤東決定在此處擺設戰場，準備殲滅該敵。我軍總部的指揮所就設在黃竹嶺後麵的小別山上，毛澤東、朱德就在這裏指揮戰鬥。次日拂曉，在晨霧迷漫中，張輝瓚率部東進，在登山時受到我軍的迎頭痛擊。戰至下午三時，我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從龍岡北麵的高山上跑步衝下山來，敵軍全線崩潰。等到毛澤東從黃竹山上下來時，前麵已紛紛喊道：“捉住張輝瓚啦！”毛澤東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詞：“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正是描寫當時景象的。這一仗打得漂亮、幹脆、徹底，張輝瓚的師部和兩個旅全部被消滅，生俘九千餘人，無一人一馬漏網。在龍岡大坪上，有人把捆綁著的張輝瓚帶到毛澤東麵前，這位“圍剿”軍總指揮，穿著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裝，向毛澤東鞠躬敬禮，口稱“潤之先生”，說了些別後欽慕敬仰的話。龍岡首戰告捷，嚇得譚道源驚慌失措，連忙向東逃竄。我軍又乘勢猛擊，於東韶將譚師殲滅數千。兩仗共俘敵萬餘。毛、許兩師則在我軍圍攻東韶時倉皇北逃。敵人來勢洶洶的第一次大“圍剿”，就這樣被粉碎了。

這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敵人的第二次大“圍剿”又開始了。這次的總兵力是二十萬人，而且采取的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正像毛澤東詞中講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使人麻煩的還不僅是敵情嚴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線的“四中全會”代表團來到了蘇區。他們看到形勢如此嚴重，就提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主張，甚至要紅軍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據地。

毛澤東在會議上嚴厲批判了這種逃跑主義的方針，對方爭論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擴大會上，多數高級幹部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才把逃跑的聲浪壓下去了。緊接著毛澤東就引導大家分析討論首先破哪一路敵人為適宜。有人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理由是它隻有兩個師孤立駐在興國；有人主張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因為朱紹良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

毛澤東則指出，蔣蔡的十九路軍是這次“圍剿”軍中最強的，且已完成防禦工事，事實上我軍等於攻堅，如一時打不下來，北麵的敵人一齊壓下來，我們就難於粉碎這次“圍剿”。如果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就得向西掃，西麵是贛江，下一步無發展餘地。鑒於這兩種方案的缺點，毛澤東明確提出應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以先打王金鈺的第五路軍為好。他認為第五路軍雖有五個師之多，但多係雜牌，各懷鬼胎，而且都是從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氣低落，便於擊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

戰役開始後，紅軍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從4月20日開始後移，向龍岡地區集中。隨後又移至東固一帶隱蔽集結。三四萬人擠在一個狹小地帶，三麵都有敵人，被稱為“鑽牛角”。紅軍忐忑不安地在這裏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閑言碎語，但毛澤東拒絕了一切快打的建議，絲毫不為所動。終於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鈺、公秉藩的兩個師分別向東固前進。從15日起，我軍也分別前移，迂回包圍敵人。毛澤東從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雲山，與朱德一起指揮戰鬥。至中午時分，就從上次反“圍剿”繳獲的收報機裏聽到了公秉藩、王金鈺兩個師的呼救聲。不久，呼救聲聽不見了，想來戰鬥已經結束，毛澤東這才從容下山。他後來寫的《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說的：“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就是當時戰場景象的寫真。

這次反“圍剿”首戰告捷，殲公秉藩的28師全部和47師一個旅的大部，繳槍五千餘支。紅軍乘勝向東橫掃過去，又接著殲滅了47師一個旅的殘部和43師一部，繳槍四千餘支。從5月16日開始到30日結束，十五天中，我軍從江西贛江邊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寧，橫掃七百裏，打了五個勝仗，繳槍二萬餘支，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大“圍剿”。正如《漁家傲》的詞裏所描述的：“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那麽這首詞裏講的“有人泣”指的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指的蔣介石。但是，這決不是藝術誇張，因為這時蔣介石在南昌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上，在大罵部屬無能時，不禁痛哭失聲，確確實實地哭了！

敵人第二次“圍剿”慘敗之後，僅僅隔了一個月，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圍剿”的規模更大，敵軍的總兵力為三十萬人。與以前不同的是，前兩次“圍剿”軍全是雜牌軍，這次卻動用了蔣的嫡係十萬之眾，而且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顧問也到了南昌。而在這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表現得更加純熟，更加精彩。

鑒於敵情的嚴重和準備上需要時間，毛澤東毅然決定，紅軍主力向贛南後部集中。酷暑七月，來了一個千裏回師，把部隊集結於興國東南的銀坑地區。其目的是誘敵南進，以便插向敵人後方，尋機殲敵。當我軍轉至高興圩、老營盤(興國西北)一帶企圖出擊富田時，發現富田係敵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圍殲，毛澤東即下令乘夜東移蓮塘(興國東北)。這次轉移的驚險之處是在南北敵軍40華裏的空隙間穿插而過。我軍到達蓮塘後，發現北麵之敵為上官雲相的殘部47師和54師，這是敵軍中比較弱的一路。毛澤東當即決定對該敵發起攻擊。僅兩小時即殲敵一個旅，並將旅長譚子鈞擊斃。接著乘勝攻擊良村，又殲敵54師一個旅，擊斃旅長張鑾。上官雲相和郝夢齡兩位師長落荒而逃。於此，遂將此次“圍剿”的第三縱隊大部殲滅。這時毛澤東估計到敵必調兵東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時機把敵人大部吸引到東麵呢？這樣紅軍到西麵攻打敵人的薄弱之處也就更為方便了。於是又在東麵的黃陂殲滅了毛炳文的第8師。這樣一來，果然西麵的各路敵人都紛紛東移。毛澤東幹脆來一個“示形於東”，命令一個師一路揚旗吹號向東開去。而我軍主力則在敵軍密集的縫隙中穿插而西，連夜進至興國的白石、楓邊山溝裏隱蔽休息。這是第三次反“圍剿”中極為精彩又驚險的一幕。待敵發覺上當，調頭西向尋找我軍主力時，我軍已休整了半個月。敵疲勞萬狀，不得不狼狽撤退。我軍又乘勢追擊，在高興圩、老營盤等處殲敵一個多旅，在方石嶺殲韓德勤師的六個團以及蔣鼎文師的一部。蔣介石親自指揮的這次“圍剿”也就被粉碎了。

從以上三次反“圍剿”，我們已可看出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一個概貌。可以說，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標誌著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形成。這種戰略戰術，既不是從中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也不是從外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而完全是基於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從具體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富有特色的創造。

其中最核心的是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思想。運動戰是調動敵人、造成敵人錯覺的手段，而殲滅戰是其目的。

毛澤東經常強調：“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事實證明，這是毛澤東戰術中最厲害的戰術。為什麽要采取殲滅戰呢？因為第一，隻有殲滅戰才能給敵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從根本上削弱其戰鬥力；第二，隻有殲滅戰才能從對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補給，借以加強我方的力量，達到愈戰愈強的目的。而為了殲滅敵人，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圍戰術。

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戰略戰術，在中國長期革命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紅軍的特長。它不僅在紅軍弱小時期成為粉碎敵人“圍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來越成為我軍克敵製勝最重要的軍事法寶。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毛澤東思想的深入貫徹，運動戰、殲滅戰的戰略戰術發揮得越來越精彩，運用得越來越豐富了。紅軍的許多將帥都已成為運用運動戰、殲滅戰的能手，在全國戰場上演出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以西北戰場為例，彭德懷指揮下的部隊，最初也不過三萬人左右，而胡宗南的進攻部隊卻是三十多萬人。但紅軍一個殲滅戰連接一個殲滅戰，不到兩年時間，狂妄一時的胡宗南便屁滾尿流地逃出陝北。全國其他戰場也莫不如此。當時按毛澤東的標準，擊潰戰是不算數的，隻以殲滅敵人多少個旅來填寫賬單。我軍就是這樣以一百二十萬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數百萬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取得了徹底勝利。毛澤東就其軍事成就說，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即在世界範圍內也堪稱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獨創的充滿智慧的戰略戰術，將永遠是中國人民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