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漢奸。
轉發《別費心給漢奸“翻案”了，看看他們在抗戰中的嘴臉吧！》
【導讀】評價一個曆史人物，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背景，不能碎片化曆史。一個人在曆史關鍵時刻、巨大考驗之前如何選擇，最為重要。曆史中的大是大非要看清，不能忘了，在祖國、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漢奸們為個人的蠅頭小利不惜賣國求榮、殘害同胞的無恥行徑，是醜史。
看看，漢奸的嘴臉
80年了！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麵抗戰自此展開。經8年浴血奮戰，中國取得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回首那段曆史，多少麵孔應該被銘記？呐喊衝鋒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壯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視死如歸的烈士……他們都是民族的英雄。
但有一類人的麵孔，深藏曆史陰暗處，也不應該忘記，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漢奸。
汪精衛愛哭。1943年，在“滿洲國”的偽都長春，他大哭了一場。
這一年，他作為偽國民政府的首腦，到長春去慶祝“滿洲國”成立十周年，並與“康德皇帝”溥儀進行會麵。當然，這是日本人導演的一出醜劇，兩個著名的傀儡，湊一起了。
雖然是傀儡，卻也有一肚子小心思。這兩人為了會見的禮儀，再三交涉，爭論不休：溥儀自居為“皇帝”，堅持以舊製禮儀相見，汪精衛想：那不成朝拜了嗎？不行，堅持一定要以兩國元首禮儀相見。最後在日本人的斡旋下，雙方商定采用西禮，同意汪精衛入宮和溥儀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但汪精衛被擺了一道。當他走進偽滿洲國皇宮，商定好的場景變了：溥儀立上方，讓汪精衛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後，邊上侍衛官高呼“一鞠躬”。
事已至此，汪精衛猝不及防，勉強行禮，三鞠躬畢而溥儀不答，汪精衛等禮畢，溥儀始與握手。可以想象，汪精衛當時恨不能練成鐵砂掌，把溥儀那隻瘦手捏個粉碎。
回到寓所，汪精衛痛哭不已——曆史就是這般吊詭，當年，汪精衛還是英俊少年時，曾試圖暗殺溥儀的父親載灃。事敗之後，他在獄中寫下絕命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全國稱頌。如今少年已變中年，英氣不複，情懷何在？他的曾經高傲的頭顱，如今卻不得不如此卑微地低下。人生如此，不哭哪行？但眼淚，又如何能洗刷掉他的失落與哀怨？
王克敏漢奸可悲之處就在於此，雖然一舉一動都如提線木偶般被操縱，卻仍然企圖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演技，努力擠出滿臉油彩之下的表情。
抗戰時期，有良知的中國人，瞧不起漢奸，而漢奸，也互相瞧不起。漢奸之間的傾軋，無處不在。汪精衛與另一個傀儡政權首腦王克敏矛盾重重，竟然起源於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衛麵前擺老資格，不把他放在眼裏。
他甚至還以“過來人”身份教訓汪精衛：“你應當向我請教，跟日本人處事，應虛與委蛇。”汪精衛那個恨啊，為此想方設法處處抬梁鴻誌、壓王克敏，讓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連聲歎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大漢奸如此，小漢奸也如此。上海淪陷後，日本人籠絡了一批流氓當漢奸，最有名的是常玉清，一字不識，無惡不作。淞滬抗戰期間，常玉清配合日軍，帶著一堆徒弟，隱藏在戰事激烈的閘北，負責燃放信號彈，供給日軍作為攻擊目標。
這種信號彈在夜間紅紅綠綠，直射天空，令國軍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脅，苦於這班小漢奸，東流西竄，不知從何查起，一時也真奈何他們不得。自然，他成了日本人的紅人。某一天，他唆使徒弟，在浴室裏用斧頭砍死了另一個漢奸餘大雄。
餘大雄精通日語，成為漢奸文人後，混得風生水起，常玉清生氣了，他是個文盲，感覺自己無法在日本人麵前跟餘大雄競爭，利益嚴重受損，於是動了殺機。流氓，也不喜歡有文化的流氓。漢奸，也無法容忍比自己能幹的漢奸。
漢奸，形形色色。有三教九流，也有名門正派；有販夫走卒，也有高官大將；有一字不識的流氓，也有飽讀詩書的文人。他們是意誌薄弱又被欲望驅使的一類人。
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8月間，蔣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一次機密會議，決定采用“以快製快”“製勝先機”的對策，搶在日軍行動之前，選擇長江下遊江麵最窄的江陰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軍艦艇和兩岸炮火將長江航路截斷。這樣就可以將長江中上遊九江、武漢、宜昌一帶的70艘日軍艦船和日海軍陸戰隊圍而殲之。
高度機密，卻旋即泄露，翌日，在長江中上遊沿線各港口及江麵正在行駛或停泊的日軍船隻全部升火飛速駛向長江下遊，衝過江陰要塞。而在重慶、武漢、南京一帶的日本僑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與活動，隨日船撤離。許多人甚至丟下了貴重的物品而不顧，有的連擺上桌的飯菜也沒來得及動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
事後查明，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是泄密者，他被判處死刑，公開處決，同案犯是槍決，獨獨他被斬首，可見他的危害之烈與時人對他的憤恨之深。黃浚是當年一個著名的才子，4歲識字，7歲能詩，詩、詞、書法文章俱佳，可謂才名滿天下，梅蘭芳的拿手戲《天女散花》，就是由黃浚創作的。他當漢奸，是為了錢。
當年的上海名醫陳存仁著有一本《抗戰時代生活史》，寫的是上海淪陷後，作者目睹的真實場景：殘暴的日軍，無恥的漢奸，悲苦的民眾，反抗的勇士……
作者因為名醫的身份，與上海灘各色人馬都有些交往，包括一些漢奸，書中寫了大大小小的漢奸，從“名人”禇民誼、傅筱庵、李士群到一些小漢奸，非常翔實，讓後人得窺當年的魍魎魑魅之麵目。
他們為什麽要當漢奸？這是陳存仁在思考的問題。在書中，他記載了自己與一個淪為漢奸的老朋友的對話：
這個漢奸說：“隻為了要吃飯，為了要活命，什麽事都要做一下。老朋友，請你不要取笑。”陳存仁說：“做這種事並不是單為吃飯活命，老實說，總有一個野心，想靠此發一筆大財，所以才肯落水。”
他說：“真是給你一語道破，但是時勢轉變，老兄也該跟著潮流走，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陳說：“對!對!做這種事情的都是聰明分子，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學。”
他聽了我這句話便說：“你的話是講得透了，但是歸根結底，一個人總想發財，所以才走上這條路。”我說：“一個人有了財，還要有勢，有了勢可以滿足一切欲念，現在歸附到這一個圈子裏，是最能倚財仗勢、作威作福的。”
陳存仁寫道：“這些對白雖很簡單，卻可以代表當時所有漢奸的心理。”
漢奸石友三有句名言：“做過漢奸，孫子王八蛋再要做漢奸!”這是漢奸的困境：正因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因此也得不到異族的信任，隻是用一用的工具，不順手，就扔掉。
汪精衛做了抗戰期間最大的漢奸後，一到南京就組織自己的軍隊，他一直耿耿於懷沒有自己的軍隊，現在終於當老大了，得有自己的武裝。但他忘記了，是日本人讓他當這個“老大”的。
《抗戰時代生活史》記載道：汪偽政權的“和平救國軍”，用的是“拖尾巴的國旗”，國民政府舊旗之上，加上一條長三角形的黃帶，帶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字，“有一隊是南京偽府直接訓練的，就駐在南京太平門外，天天豎著這麵有黃辮子的旗，耀武揚威。
一天，防守南京的日本軍人，把這批偽軍包圍起來，用機槍掃射，所有偽軍死得幹幹淨淨，於是又由偽府外交部去交涉。日本軍人推說是新到的日軍所為，他們的任務是肅清國民黨，所以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就開槍掃射。日軍且固執得很，說是以後再用這種旗幟，發生任何事情概不負責。”
日本人喜歡漢奸，又隨時提防著漢奸，許多漢奸，都是做大之後，被日本人暗殺的。比如七十六號魔頭李士群，為日本人幹盡壞事，但因為飛揚跋扈，日本人擔心控製不住，就利用一次家宴的機會，將其毒殺。
李士群死了之後，日軍擔心引起連鎖反應，粗暴地壓製輿論，捏造李的老婆葉吉卿與人通奸並謀殺親夫的事實，以此為借口警告葉吉卿閉嘴。”汪精衛知道內情，卻哪敢說，甚至還向日本人表示：“傳聞日本憲兵隊岡村與李士群之死有關，這是外界的謠言，我們沒有必要去理會它。”他隻是在背後與心腹感歎：“日本人竟會這樣不講信義的!”
此時說“信義”二字，何等可笑？
《抗戰時代生活史》有一個章節叫作“日人養豬，待肥而宰”，其中寫道：“日本人對一般漢奸的態度，起初是扶助他們，讓他們盡管撈，撈到了相當程度，他們便想出一個辦法，或是令其內訌，或是令其遭受攻擊，一旦時機成熟，日本人就用一個更毒的方法，將其逮捕或暗殺，漢奸們撈到的錢財，結果多數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這本書上還寫了一個小漢奸的故事：蔡釣徒，《社會夜報》主辦人，這張報紙總是信口開河，上海人叫它“野雞報”。蔡釣徒平素喜歡搞些敲詐，還敲詐過陳存仁，他的外號叫“殺頭的”。
上海淪陷後，他投靠了日本人，領到很大一筆津貼，成為日本人的宣傳工具。但是此人搞笑的是：用兩麵手法，出兩個版本的報紙，在租界上見到的報紙是紅標題罵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報紙同樣也用紅色標題，卻是大捧日軍，每天著人送往虹口邀功。
但有一次，他忘記給日本人送報紙了，日本人就到租界買了幾份，一看大標題，竟然是大罵日本人在某處奸淫擄掠，罵得有聲有色，日本當局大為震怒。翌日，蔡釣徒派人補送昨天的報紙，日本方麵的人拿來一看，與他們買到的報紙，頭條新聞記載恰恰相反。
日本人當時不露聲色，引誘蔡釣徒到虹口，拳打腳踢，使其全身受傷，在他極度疲乏時，車拉到江灣體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個極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斷氣之後，把他的頭割了下來……陳存仁歎道：別人叫蔡釣徒為“殺頭的”，竟被言中。
“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這是電影《地道戰》裏的一句經典台詞。據統計，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後的局部抗戰中，漢奸也多如過江之鯽，難怪楊靖宇殉國前，一邊開槍一邊怒罵：怎麽到處都是漢奸!事實上，楊靖宇之犧牲，就是漢奸出賣造成的。
試想想，如果沒有漢奸，或者如果沒有那麽多漢奸，抗戰還會打得那麽艱難嗎？“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方對中國軍隊的動態了如指掌，例如，中方下達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尚未到達二人手中，卻已出現在日軍桌上，結果佟麟閣、趙登禹二位將軍遭伏擊殉國。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他參加了29軍軍事會議，然後泄露給日本人。
漢奸總有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潘毓桂被逮捕後接受審判，振振有詞：與日軍合作，可免生靈塗炭，將華北變為沒有軍閥、政治開明的地方，為整個中國的開化建立楷模。讓29軍中的反日力量盡快失敗，以免“戰事蔓延、禍及生民”，“所謂賣國，實為愛國”。汪精衛也為自己的叛國行為辯解：乃是曲線救國，“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今天某些人熱衷於給漢奸“正名”“翻案”，或說，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暫時的低眉折腰也許不失為良策”；或說，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如果在做漢奸與死亡之間做選擇，當然做漢奸更符合“人性”。此等謬論，令人瞠目。
評價一個曆史人物，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背景，不能碎片化曆史，一個人在曆史關鍵時刻、巨大考驗之前如何選擇，最為重要。按照某些人的說法，選擇做漢奸，固然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權，但是，卻是剝奪了更多同胞的生命權，因為，漢奸效力的，是侵略者。不能忘了，大曆史中的大是大非。
汪精衛投敵後，是保存了國家元氣還是摧毀了國家元氣？曆史真相是：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當了漢奸，極大動搖了抗日軍民的決心，一些投機政客和軍人望風投降，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多達20餘人，並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
汪日簽署了“基本關係密約”以及“汪日滿共同宣言”，參加談判的陶希聖事後披露說：日本提出的條件所包括的地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包含的事物，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於西北，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製”。這是愛國，還是要把國家徹底毀滅？
1945年，抗戰勝利後，大同圖書公司出版了《漢奸醜史》；1999年，複旦大學又出版了一套《不應忘記的曆史》，分為《衛國血史》、《淪陷痛史》和《漢奸醜史》三種，編者寫道：揭露那些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大小漢奸敗類，在祖國、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卻為個人的蠅頭小利不惜賣國求榮、殘害同胞的無恥行徑。
是的，醜史，就是醜史。
漢奸是曆史中的一個毒瘤，麵目可憎，但我們不得不正視、研究、警惕。
我們還應記住這樣一位中國人：1940年5月16日下午4時左右，他“身中七彈”，戰死在棗宜會戰襄河東岸南瓜店，時年49歲，為“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的第一人。在此之前3年，盧溝橋事變後，29軍撤出北平，他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當了市長，全國輿論都直指他為“華北頭號漢奸”，罵他是“張邦昌之後”。
後來他從北平脫身，再入行伍，與老部下見麵時，隻說了一句話：“今日回軍，就是要帶著大家去找死路，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麽地方!”此後每役抱求死之心，棗宜會戰，他作為集團軍的總司令，職責是運籌帷幄，指揮前線的將士戰鬥，而不是憑著血氣之勇衝鋒陷陣。但他還是渡河去了前線，渡河前給同僚的信裏說：“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他是張自忠。
曆史上有迫不及待當漢奸的敗類，也有像張自忠這樣以死來洗清“漢奸”汙名的英雄。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關山遠）
在中共建黨領袖陳獨秀和國民黨武漢政府領導汪精衛發出《汪精衛 陳獨秀聯合宣言》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一周後，在國民黨南京政府軍事主官蔣介石帶著軍隊在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間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史稱《四一二大屠殺》。
蔣介石國民黨新右派發動的武裝政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在北伐戰爭順利發展，工農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右派集團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準備背叛革命。
蔣介石派員到各國領事館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係，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係。江浙財閥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著曆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麵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巨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著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係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麵。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大意為：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國民黨中央的一些老領導人會動搖和妥協，應從下麵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這份文件被汪精衛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手中得到。國民黨高層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麵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國民黨、共產黨同誌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並且還正在那裏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是時更非常必要。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隻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 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無產階級獨裁製，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同樣階級[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至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麽無產階級獨裁。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黨]員群眾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多數同誌，凡是了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衝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在共產黨方麵，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讚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亦讚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國共兩黨同誌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製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誌果能開誠合作，如弟兄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至為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汪精衛 陳獨秀
中共建黨領袖陳獨秀和國民黨武漢政府領導發出聯合宣言一周後，在國民黨南京政府軍事主官蔣介石帶著軍隊在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間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國民黨新右派發動的武裝政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在北伐戰爭順利發展，工農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右派集團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準備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白崇禧才率軍進入上海並占領有利地區進行戒備，蔣介石隨後到上海，於4月初約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等10餘人，舉行反共秘密會議，決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黨”，後又與汪精衛密謀，準備進行反革命政變。在這危急時刻，由於共產國際對蔣、汪抱有幻想，陳獨秀和汪精衛5日發表《聯合宣言》，為蔣介石叛變辟謠，使中共和革命群眾對行將發生的突然事變，缺乏應有準備。11日晚，蔣介石密令：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當晚，蔣指使杜月笙誘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汪壽華。12日淩晨，被蔣介石收買的青幫武裝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駐各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襲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隨後，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借口調解“工人內訌”，強行解除2 000名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3日上午，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舉行有10萬工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後整隊遊行，當隊伍行至寶山路時，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屠殺，群眾死百餘人，傷無數。此後，蔣介石繼續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這次反革命政變是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蔣介石派員到各國領事館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係，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係。江浙財閥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著曆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麵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巨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著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蔣介石定下“整頓國民政府內部”的決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王柏齡、楊虎、陳群等軍官將他們編成隊伍。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沒有完全受他控製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解決，而調集其嫡係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汪精衛於4月1日從國外回到上海。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複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因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蔣介石發布總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蔣介石發出“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密令，上海的形勢驟變。
4月12日淩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出。從1時到5時，先後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占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餘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萬人。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三、撫恤死難烈士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六、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會後，群眾冒雨遊行，赴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遊行隊伍長達1公裏，行至寶山路三德裏附近時，埋伏在裏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向群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係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係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麵。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大意為：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國民黨中央的一些老領導人會動搖和妥協，應從下麵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這份文件被汪精衛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手中得到。國民黨高層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麵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衛政權下屬的一些反動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Roy)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共產黨對武漢政權的掌控，並處分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武力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後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8月1日共產黨以“南昌起義”進行全麵攤牌。武漢國民黨右派在8月開始清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全麵破裂。蔣介石通過此事成為了被國民黨內右派的多數派支持，成了最高領袖，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
四·一二事件對國民黨的組織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四·一二事件使共產黨的發展嚴重受挫。共產黨認為，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失敗。四·一二事件之後，共產黨內堅持和國民黨妥協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等人被認為右傾投降主義被撤職。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奪取中國政權的道路開始了組建共產黨軍隊，開展武裝革命，直到奪取中國的政權。
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說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多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在”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下不斷吸取教訓的。如今的美國像過去一樣，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慣例，必須對美國”聽其言觀其行”。必須吸取中國共產黨曆史上被”說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害慘的教訓。
【胡耀邦是怎樣搞亂西藏新疆的？- 鄧力群 】
作者：鄧力群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
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
另外，本來陰法唐（時任西藏第一書記）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
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
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
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
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
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
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
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胡耀邦反對安全生產，80年代初提出所謂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於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後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導致最近20多年來，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時，原煤炭部部長韓英（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堅決反對這一決定，並找胡當麵提過意見，但一切都沒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麵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2]，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裏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占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
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
【胡耀邦是怎樣搞亂西藏新疆的？- 鄧力群 】
作者：鄧力群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
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
另外，本來陰法唐（時任西藏第一書記）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
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
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
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
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
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
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
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胡耀邦反對安全生產，80年代初提出所謂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於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後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導致最近20多年來，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時，原煤炭部部長韓英（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堅決反對這一決定，並找胡當麵提過意見，但一切都沒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麵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2]，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裏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占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
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
轉載《揭秘美軍最大生化武器基地黑曆史 竟接手731部隊成果》
作者：渣渣刀&鍬鐵刀
時間：2020年5月21日
網址：https://mil.sina.cn/gjjq/2020-05-21/detail-iircuyvi4238569.d.html
5月2日，中國媒體向美國政客提出的十個問題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德特裏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軍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關閉後不久便出現了一連串肺炎或類似肺炎病例。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H1N1流感爆發；2019年10月，美國多個機構組織了一次代號為‘Event201’的流行病演習；12月，武漢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現症狀；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點爆發。這些事件是否有內在關聯？
這些問題已經夠某些口無遮攔的美國政客回答一陣子，但關於德特裏克堡，他們需要解釋的可能遠不止這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戰爭勝利時，遠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卻在暗中謀劃著什麽。
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隻科研隊伍前去日本執行秘密任務，帶隊者為時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康普頓，而他要去見的人正是前731部隊的創始人、頭目，“惡魔醫生”石井四郎。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是舊日本帝國陸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的稱號，在石井四郎的領導下在侵華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了包括細菌實驗、活體解剖、毒氣實驗等一係列毫無人道突破底線的人體實驗，據731部隊要員供認，至少有3000人在這裏被殘害。
但一些研究者認為受害者至少達上萬名。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731部隊在中國浙江、湖南以及山東、廣東等地實施大規模慘絕人寰的細菌戰，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內的十幾名731部隊主要成員卻無一受到起訴，這不免讓人心生疑竇。
作為戰勝國的美國在二戰一結束便千裏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麽算盤？
據美國國家檔案館文獻記載，早在二戰結束前，美軍便已獲悉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事實，並在1945年到1947年期間，前後五次派遣科研隊伍調查並嚐試用各種渠道得知相關實驗“成果”。
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細菌專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審訊了“731部隊”的主要成員內藤良一、金子順一和增田知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關731部隊的研究報告（《桑德斯報告》）。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390/18/24/02）。
1945年10月3日，由杜魯門總統親自指派的卡爾·康普頓回到美國並向其匯報和提交了一份六頁的情況匯總。該份報告現存於杜魯門博物館。
1946年5月31日阿爾沃·湯普森赴東京對石井四郎及25名親信進行詢問，並完成了《關於日本生物戰研究的報告》，提交了對21種細菌戰劑、4種細菌攻擊方式的研究報告以及10張細菌炸彈圖紙。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270/09/07/04）。
1947年4月德特裏克堡的諾伯特·費爾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調查，並在6月29日發回的《日本生物武器新信息匯總》裏稱“目前在德特裏克堡研究的實驗日本人已經做過，並且還有許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細菌、線蟲對滿洲以及西伯利亞地區穀物和蔬菜的影響。”“報告還沒有在德特裏克堡研究，但是在初步瀏覽後可以確信裏麵包含了很多有趣且有價值的信息。”
據稱此份報道長達60頁，包括對炭疽、鼠疫、傷寒、甲乙型副傷寒、痢疾、霍亂、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彈實驗、噴灑實驗、穩定性等方麵的研究成果。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290/03/19/02）。
1947年10月29日起，德特裏克堡的埃德溫·希爾博士開始了對於731部隊的主要成員的麵談共76次，內容包括植物、動物、人體實驗、各類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戰爭中的運用。
在12月12日提交《埃德溫·希爾報告》並在報告中極力為石井請願免罪。麵談實錄和材料全部收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而日本慶應義塾經濟學會1991年發表的論文中，也十分明確地提到了桑德斯、湯姆森、費爾以及希爾四人前往日本調研的經曆，以及他們在麵談後留下
石井四郎和其他731部隊主要成員把研究成果拱手讓人，是科學家的無私還是背後另有隱情？
對於科學家來說，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石井四郎怎麽忍心就這麽把自己培育多年的孩子拱手送給美國？這不禁讓人聯想，莫非美國和石井及其部下做了什麽交易？
這個懷疑在不少一手二手文獻中得到了驗證。
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1980年發表的《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一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6日被派往東京的美國生物武器專家發給華盛頓的一封電報：“石井表示如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上司和手下可以不以戰爭罪被起訴，那麽他願意詳細描述實驗內容。”
同年7月1日，愛德華·韋特爾博士寫給美國國務·陸軍·海軍調整委員會（SWNCC）的備忘錄中也提到 “（石井及其同事）願意提供從人體實驗和動物實驗解剖獲得的8000張玻片…任何’戰爭罪’審判都將向所有國家完全披露此些數據，因此，為了維護美國國防和國家安全，應避免（審判）發生。” 韋特爾甚至直接表明“日本生物武器數據對美國的重要性遠遠比（石井及其同事）被起訴更有價值。”
最有說服力的證據莫過於日本記者青木富貴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部隊揭秘》中提到的石井與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秘密的口頭協議。
青木富貴子寫道自己在美國國立檔案館裏看到了“鐮倉協議”，其中包括 “秘密調查報告僅限於希爾博士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中的美國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約20名研究人員範圍之內” 和“日本研究人員將受到絕對保護，免於追究戰爭罪責” 在內的等九條協議。
然而美國不止幫石井及其同事逃脫了戰爭罪的審判，不少史學家懷疑德特裏克堡雇傭了石井為美國研究生物武器。
1995年3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名為《731部隊的罪行》的文章中寫道 “美國希望得到日本的生物武器數據以供其用於軍事。（這些數據） 不僅讓731部隊的負責人免於戰爭罪的審判，並且給他們發起了美國的工資。”
英國衛報在2005年5月10日刊登的劍橋大學講師理查德·德雷頓的《空白的道德支票》中也寫道“曾在滿洲進行人體實驗的日本石井四郎後被美國雇為生物武器顧問。”
如果說這些指控僅僅是史學家的猜測，那麽1947年7月22日由時任美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威洛比將軍秘密發送到華盛頓的電報就是實錘。
威洛比在電報中寫道 “我必須要指出這是明智地使用MID機密資金的途徑 （也是此資金的主要用途） …… 倘若我們不能留住這些人，丟失臉麵或是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將破壞迄今為止已成功發展的關係。”
於是在仔細考量了731部隊的實驗成果數據對“美國國防和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後，SWNCC的赫伯特將軍在8月27日的備忘錄裏寫道對最終立場文件的一些更改建議， 包括以下內容：“目前的數據…看來不足以構成維持針對石井和其同事的戰爭罪行指控。” 該份備忘錄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250/68/05/03）。
最終1946-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由於某大國的操控、掩護，在中國犯下的嚴重細菌戰罪行的石井四郎以及所有731部隊參與者因“證據不足”無一被提起訴訟。
德特裏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官方名稱是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在傳染病的研究和防治領域有著極大的影響。然而近些年來，德特裏克堡卻因其他原因頻頻登上頭條。
根據1989年美國雷斯頓埃博拉事件紀實作品《血疫》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特裏克堡的存在。而這本書在2019年被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改編成為了影視作品。
2001年的炭疽熱襲擊，德特裏克微生物學家布魯斯·埃文斯（Bruce E。 Ivins）取出炭疽孢子並用信寄出，導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就在2008年，當聯邦調查局發現他的可疑之處並將逮捕埃文斯時，這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卻選擇自殺。
2011年到2016年，周邊的居民請願關閉德特裏克堡，請願人寫道“德特裏克堡的武器滲入地下，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影響了成千上萬人，讓我的家人，朋友和鄰居得了罕見的癌症。它已奪走了2500多個生命。”研究人員在德特裏克堡附近發現的泄漏的橙劑、炭疽、武器化肉毒杆菌中毒和放射性碳十四。
有趣的是，上述這些大多數都曾在石井及其同事的731部隊研究過。上文提到的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的《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一文中對此也有詳細敘述：“顯然，在德特裏克堡的研究者從日本同行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 有研究者稱 （得到的報告） 是’無價之寶’。美國後來研發的生物武器與日本已開發的武器極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後來，羽毛炸彈成為美國生物武器庫中的基本配置。”
而在越南戰爭中投入實戰的橙劑，根據曾幫助美國農業部整理橙劑相關文獻的學者阿爾文·楊（Alvin L。 Young）所著的《橙劑的曆史、用途、特性及環境歸宿》一書記載，研發、測試所謂“戰術除草劑”（包括橙劑在內）的牽頭機構即德特裏克堡的化學武器研究實驗室。
而這本書當中，也留下了很多關於德特裏克堡在“戰術除草劑”研究中的圖片和文獻資料。
的確，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數據庫的記錄中可以看到，在1946年到1949年期間，近60份731部隊相關采訪和研究都是在德特裏克堡進行的。這些美國從“惡魔醫生”石井手裏獲取的研究成果，輾轉來到德特裏克堡並再次“大放異彩”。
2019年7月到8月，德特裏克堡內部報告了兩次泄漏，在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在現場檢查和評估之後，停止了該實驗室的研究項目。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少數政客不斷地指控這個來源還沒有調查清楚的病毒是中國的實驗室中製造出來的。盡管他們言之鑿鑿、信誓旦旦，甚至指控的表述前後不一。但證據就像他們口中的象牙一樣虛無縹緲。
相反，德特裏克堡給了我們太多未知和不確定。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個坐落於“空氣香甜”馬裏蘭州的基地，接手了對中國人民有著最大傷害的731部隊的“研究成果”，用來做什麽，我們不得而知。而其病毒曾經泄漏的“實戰經驗”，更讓人不寒而栗。因為這裏保存了比新冠病毒更讓人擔憂的，危險性更強的其他病毒。
寫在最後：美國掩蓋石井等人的戰爭罪，德特裏克堡接手731部隊，在這個國家重要政客都可以毫無根據的隨意造謠的時代，即使真相為真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也許就如英國病毒學家阿拉斯泰爾·海博士在2004年《自然》雜誌裏寫道的一樣：“遺憾的是，很少有在這一領域研究的中國學者有權限瀏覽相關的檔案。”
又名：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