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工人們鐵飯碗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工人們鐵飯碗

 

 

工人們端著鐵飯碗能不懂感恩中國共產黨，感恩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幾千年的舊中國又或是走資派的特色中國自有工人從來就沒有《端著鐵飯碗》的。唯有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所有的《工人端著鐵飯碗》。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強迫使幾千萬的《工人下崗》。是走資派鄧小平們砸碎了《工人們鐵飯碗》。這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及其他們的後代子孫豈能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厚重。走資派中國特色時代《富士康工人》形成的反差視而不見嗎？走資派時代的新生的資本家高喊著《996是工人的福報》時，十幾億中國人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厚重嗎？

毛澤東時代的工廠就是工人自己開的。否則怎麽叫“鐵飯碗“。前三十年沒有資本家養工人，這幾千萬的工人怎麽活過來的？而且這幾千萬的工人都活得很有尊嚴。這幾千萬的工人都活得很開心，不擔心失業，享受各種免費的社會福利。而被走資派強迫下崗時後如何？如今工人如何？靠資本家養活後如何？毛澤東時代工人能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走資派特色中國是資本主義，先富的是哪些人？窮苦人群有多少？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幾代人付出的代價，累結的資源拋開後不說，也就是說讓走資派鄧小平在民國的基礎上，或在非州的某一國的基礎上能行嗎？而且在所有紅利資源吃完後，現代的年輕人都有機會先富嗎？而造成社會道德的敗壞一切向錢看及醜陋文化的泛濫，恐怕幾代人都糾不過來。毛澤東時代幾千萬下崗工人能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本主義上台。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如果這樣的共產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掛著羊頭賣狗肉，那麽人民就要自發組織起來，以武裝的革命堅決打倒假共產黨！推翻其在中國的罪惡統治！並全部、幹淨、徹底地消滅一切附著在這個奸偽集團上的官僚買辦漢奸勢力！”

當看到工人們的優秀者被選為人民代表，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當看到毛主席跟工人代表們在一起的時候，當看到工人們大步邁進工廠上班的時候，早九晚五八小時工作製。當從廣播電台、報刊書籍上，聽到和讀到工人們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時候，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階級：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們，怎能不懂《解放》的意義。

可是，可曾想過：舊社會民國時代中國工人過的是什麽日子嗎？是怎樣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嗎？舊社會民國時代是罪惡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一切剝削階級，象一條條毒蛇一樣，纏在勞動人民身上，吸取血汗。

舊中國民國時代的資本家，最大的要算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為頭兒的官僚買辦資本家。他們霸占和控製著舊社會絕大部分的產業和財富，掌握著舊社會的“印把子”。對外，跟帝國主義強盜結成一夥，出賣祖國，直接為帝國主義效勞；對內，勾結封建勢力，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這些官僚買辦資本家，是全國人民的死敵。

另外，在舊社會民國時代還有一些民族資本家。他們跟官僚買辦資本家比起來，要算是中、小資本家了。這些資本家同樣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工人。除了國內這些大大小小的資本家以外，還有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插進手來，幹著罪惡的勾當。舊中國民國時代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各個帝國主義強盜，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強盜，為了進行侵略的需要，通過好些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的土地上，霸占良田沃土、河山資源，開工廠和礦山，辦銀行和商店，瘋狂地掠奪中國財富，殘酷地蹂躪我國人民。

解放前民國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就是在這些大大小小、國內國外的資本家開的工廠、礦山、銀行和商店裏邊，受它們非人的剝削和壓迫。資產階級跟一切剝削階級一樣，都是貪得無厭的豺狼，靠殘酷地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發財致富；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少數人發財剝削財，多數人貧困破產的道路，這是一條血淋淋的道路。

大家知道，在舊社會，工人跟資本家，就象農民跟地主那樣，一個地下，一個天上，過著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工人長年累月地起早摸黑，風裏雨裏，沒明沒亮地幹活，到頭來卻吃不飽，穿不暖，受盡剝削和壓迫；資本家呢，成年不勞動，卻過著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的生活，家當越來越大。資本家是占有工廠、機器、原料和貨幣這樣一些東西作資本。

資本家壓根兒不勞動，肩不挑，手不提，怎麽說得上“勤”？他們成天花天酒地，過著腐化生活，又怎麽說得上“儉”？資本家跟“勤”“儉”這兩個字，根本挨不上邊，怎麽有可能靠“勤儉積攢”起家呢。俗話說，“人無橫財不富”。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資本家剝削起家的老底兒。資本家沒有一個是不靠剝削起家的，他們手裏的資本，來曆都是見不得人的。

中國最初的許多大資本家多一半是官僚地主，他們的資本是在當官和做地主的時候，依靠搜刮民財、貪汙盜竊和進行封建剝削積累起來的。舊社會裏當官的，十之八九貪汙。隨便舉個例子，解放前重慶有個資本家叫鮮伯良，他早先在一個軍閥手下的軍醫處作事。兩年多貪汙了一萬多塊錢。他用貪汙來的錢，到一家銀行入了夥，當上這家銀行的副經理。不久，他又用損人利己的手段，接連吞並了兩個麵粉廠，成了重慶市的“麵粉大王”。

這樣的例子，在舊社會多得很。至於那些大官僚，就更不用提了。比方北京自來水公司的前身——京師自來水廠，就是一個叫周學熙的官僚辦的。他的父親在廣州當過大官，他本人也在清朝當過大官，還在袁世凱政府當過財政總長，貪汙盜竊了不少錢財。他用這些貪汙盜竊來的錢，先後投資和創辦了十五個工礦企業，成了當時華北數一數二的大資本家。

舊中國的官僚，多數又是地主。他們把田地租給農民，收取很高的地租，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封建剝削。然後把這些剝削來的地租變成資本，開辦工廠、商店什麽的。上海有個姓聶的資本家，就是湖南省的一個大地主，他父親還是個大官僚。他家光在湖南省洞庭湖邊上就有五萬多畝田地。租佃他家田地的有兩千多戶，兩萬多人，一百三十六個姓。農民租種聶家的田地，受著十分殘酷的剝削。地租一般都是產量的一半。聶家從農民身上，每年光稻穀就要剝削六萬多石，棉花每年要剝削一萬五千多斤。為了賣這些糧食，一九二一年，他家用兩萬塊錢作本錢，在長沙開了個“協豐糧棧”，成了湖南一家大糧食店的老板。在上海，聶家也有好幾個紗廠。有名的“恒豐紗廠”，就是他父親用貪汙得來的公款開辦的。象這樣一類由官僚地主，搖身一變而成為資本家的，在舊中國是非常多的。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用武力侵入中國以後，它們國內的一些資本家，就跟一窩蜂似的，擁到我國來，霸占我們祖國的土地資源，立銀行，開礦山，設商店和辦工廠，拚命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帝國主義強盜進行這些侵略活動，需要找些沒有骨氣的中國人，給他們當狗腿子，這些狗腿子就是“買辦”。舊社會不少資本家，就是依靠給帝國主義當買辦，掠奪中國人民起家的。

解放前，號稱中國“火柴大王”的資本家劉鴻生，年輕時候在英國人辦的開灤煤礦（在河北省境內）當買辦，專門給英國資本家做推銷煤炭的工作。當時，有些地方，沒有燒煤的習慣，英國資本家從開灤煤礦掠奪到的煤賣不出去，生意並不好。劉鴻生想方設法到處奔跑作宣傳。這才給開灤出產的煤，打開了銷路。劉鴻生給英國資本家推銷煤炭，按照合同，每推銷一噸，外國資本家給他七錢銀子作傭錢。他每年能撈到四五萬兩銀子的傭錢。

還有一年，開灤生產出來的煤沒有船運，劉鴻生又用買辦身分，到處租輪船，把開灤的煤從北方運到上海。光這一次，劉鴻生就賺了八十萬兩銀子。劉鴻生就是這樣，通過買辦道路，變成資本家的。在他一生中，先後開辦了幾十個企業。可是，劉鴻生的這些起家資本，隻不過是他從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大量財富當中分到的一小部分，隻不過是帝國主義啃吃中國這塊肥肉嘴唇邊上流下的一點點油水罷了。
投機倒把，損人利己，是資本家的特性。在舊社會靠投機倒把，損人利己，騙取民財起家的資本家，是很多的。

重慶市有家桐君閣熟藥廠，就是靠販賣毒品、製造假藥起家的。那是一九○○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吸鴉片煙，許多抽鴉片煙的人，都想方設法戒煙。這時候，巴縣有個叫許建東的商人，見有機可投，就東拚西湊地籌集了幾個錢，做起戒煙丸的生意來。他挑著一副貨郎擔到處竄。他製的戒煙丸全是騙人的假貨。這種丸子就是用鴉片和大黃做的，外麵滾上薄薄的一層煤炭粉。因為這種丸子本身就是鴉片，所以吃下去可以止癮，加上他把這藥丸說得比仙丹還靈，很多人都上了當，爭相購買，許建東從中騙了大批的錢。

許建東欺騙人成功了，決心大幹起來。聯合他的哥們兄弟，在重慶辦了一個藥廠，大量生產這種假藥，還往外省推銷。又開了兩處“香室”，表麵上賣敬神的香蠟，暗地裏推銷戒煙丸。就這樣，他得到了不少暴利。不幾年，就成了重慶赫赫有名的大富翁。

巧取豪奪 霸占民財。還有些資本家是靠直接搶奪和霸占勞動人民的財富起家的。廣西僮族自治區恭城縣東北麵，有一個栗木礦區，一九三三年以前，這兒本是幾座無主的小山。當地農民發現這些山腳下有礦苗，平日裏沒事就隨便撿點，拿到集市上去賣。這事傳開以後，栗木鎮上的一些士紳、地頭蛇、賭棍都紅了眼。內中有個叫張明德的流氓，平日裏在鎮上擺測字攤子，專門給人算命測字，欺騙人民，榨取銀錢。他見有發財的機會，就請了幾桌酒，把當地不三不四的家夥都請了來，說：“現在有個生財之道，隻要大家各湊很少一點錢，用不了一年，兄弟一定百倍奉還。這個買賣比你們放印子錢、開當鋪、搞賭場都強，它撈得多，轉得快。”當時大家就湊了三千塊錢。

張明德拿了這三千塊錢，先送一筆給當地的關卡，又拿一筆錢到縣裏，賄賂了縣警察局，又給了縣長張毅夫三百多塊，由縣太爺當後台老板。這麽一來，張明德有了反動政府作靠山，腰板硬了起來。一九三三年，這家夥空著兩手，來到產礦區，掛了一塊“富源礦業開發公司”的招牌。開初，這塊招牌是空的，既沒有廠房，又沒有機器，也沒有工人。公司除了一間不大的鋪麵以外，隻有一把稱礦砂的大秤。張明德想要霸占礦區，壟斷開采，還沒有那麽大本錢。隻好依靠當地農民替自己開采。他強行規定，農民撿來的礦石，隻準賣給他的“公司”。本來農民過去拿到集鎮上去賣，一百斤可以賣六七十塊錢，他隻給十五塊。他用這樣低的價錢從農民手裏買進礦石，一轉手賣給別的地方，就是三百塊一百斤。他這樣搞了兩年，從農民頭上剝削到了大量錢財。這時候，壟斷開采有了本錢，他就公開霸占了這個礦場。

那是一九三七年，鄰近礦場有幾個縣，遇上了荒年，成千上萬的受災農民，離鄉背井，四處逃荒。栗木鎮上逃來不少災民。張明德一看，送上門的一批勞動力，正是很好的剝削對象。於是他的“公司”就在礦區量劃地皮建廠了，把礦石最多的兩座山霸占了，還在四周修了炮樓、圍牆和鐵門，招來當地的一些流氓、賭棍做工頭和礦警。再也不準當地農民去撿礦石了。打這以後，這塊勞動人民的寶藏，就變為這個資本家的私產了。

解放前，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就更加明目張膽，用強盜的辦法掠奪起家。天津市第四棉紗廠的廠址，早先是一大片農民的菜園子，有一百多戶農民住在這兒。二十八年前，日本東棉洋行的資本家，跟國民黨反動派秘密勾結，用武力趕走了當地的農民，毀了他們的房子，霸占了五百來畝園子地，蓋起了紗廠。然後又強迫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進廠做工。你看，資本家的起家是多麽血淋淋的啊！

這些資本家的起家曆史，說明了一個道理：資本家最初的資本，來路都是不正當的。不是當官僚、地主刮地皮來的，就是當帝國主義的幫凶走狗掠奪人民來的；再不，就是放高利貸、投機倒把、詐騙、弄虛作假來的；還有不少是霸占勞動人民的財富來的。一句話，都是剝削和掠奪來的。在資本家剝削起家的過程中，坑害了無數勞動人民。千百萬人在資本家起家的過程中，失掉了土地、房屋和親人，千百萬人在資本家起家的過程中，遭受到饑餓和死亡。資本家起家的曆史，是一部血腥的曆史。

[yongbing1993]

沒有共產黨哪會有八小時工作製







沒有共產黨哪會有八小時工作製？準確地講：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時代製定勞動法並實踐執行，中國哪會有八小時工作製。走資派特色政府後，沒有中國共產黨了，勞動法還在，哪會有八小時工作製？而是以996代替了。

就是在世界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官方的八小時工作製也是從共產黨號召工人階級罷工抗議爭取得到後，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一直維持到現如今。許多國家仍保持著八小時工作製。

1917年前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的第四天即正式宣布法令，實施八小時工作製。 191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Adamson Act，規定在跨州經營的鐵路業實施八小時工作製，超時工作要支付額外加班費。其背景是美國麵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市場需求旺盛，工會要求不得超長工時。這是美國第一次有聯邦法律幹涉私企的工時製度。這遭到了雇主對該法案的抵製，並聯合起訴該法案違憲。 1917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該法案合憲。 193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規定每周44小時工作（1940年改為40小時），加班工資為1.5倍，最低工資標準25?每小時，最低就業年齡以反對童工（18歲以下不能從事危險工種，16歲以下不能在學校授課時間從事工作）。該法案適用於跨州經營的行業的70萬名雇員。

世界上各國的8小時工作製確定的曆史：在亞洲伊朗是1918年，在日本推出8小時工作日的第一家公司是神戶的現為川崎造船公司。工作人員在1919年9月的薪資談判期間提出的要求是每天工作8小時。在公司抵製要求後，9月18日工人開始放慢運動。經過十天的工業行動，公司總裁同意9月27日的8小時薪資和薪資成長，從10月起生效。

1921年，在全國各地感受到這項行動的影響，並激發了川崎和三菱造船廠的進一步工業行動。在1947年4月通過勞工標準法之前，這個8小時工作日並沒有成為日本法律。該法第32（1）條規定每周工作40小時，第（2）款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不包括休息時間。在印度尼西亞，關於就業的第13號法律規定了關於工作時間的第一項政策。法律規定，工人應每天工作7小時，每周工作6天，或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5天，不包括休息時間。

歐洲的比利時於1924年9月9日推出了8小時工作日。芬蘭這個8小時工作日於1907年首次推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8小時工作製在所有工作部門的技術上逐漸擴展。如果工作日超過10小時，工人從前兩個小時收到150％的工資，200％的工資。在法國製定了8小時工作日，以避免失業和減少共產黨支持。法國在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撰寫過程中給予了強而有力的支持。德國1884年，第一家引進8小時工作日的德國公司是德固賽。在1918年的德國革命期間，這個8小時的日子被簽署成為法律。

在匈牙利，根據革命理事會的法令，於1919年4月14日實施了8小時工作日。在波蘭於1918年11月23日引入了8小時工作日。在葡萄牙，1919年發生了大規模罷工，並得到了當時最大的工會組織全國工人聯盟的支持。工人們實現了重要目標，包括八小時工作日的曆史性勝利。在俄羅斯即前蘇聯，這個8小時工作日是在1917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後四天，由蘇維埃政府頒布的一項法令引入的。

在西班牙，1873年工人罷工8小時，之後無政府主義者大肆鼓動。 1919年，在加泰隆尼亞的巴塞隆納，經過44天的總罷工，超過10萬名參與者實際上削弱了加泰隆尼亞經濟，政府透過給予所有罷工工人的要求，包括每天工作8小時，工會認可以及重新雇用解雇工人。

全世界大部分工人在20世紀早期和中期才享受到8小時工作製。 8小時工作製旗幟下麵來盤點各大資本主義國家實行8小時工作製的時間：英國1889年，倫敦的煤氣工人們喊出縮短工時，延長生命的口號，他們也成為第一批實行8小時工作製的英國工人。法國1919年，為了降低失業率，法國總理喬治.克萊蒙梭頒布了8小時工作製的法律。德國1884年，德固賽公司成為第一家實施8小時工作製的德國企業。 1918年，德國將8小時工作製寫入法律中。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頒布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法令。比利時1924年9月9日，比利時宣布實施8小時工作製。 8小時工作製芬蘭1907年，芬蘭開始實施8小時工作製，而且超過正常工作時間還可以獲得加班工資。

歐洲的其他國家波蘭、匈牙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紛紛在1910~1920期間實施了8小時工作製。爭取8小時工作製的美國是在1864年，芝加哥工人就提出了8小時工作製的目標。 4年後，1868年，國會通過了8小時工作製的法案，但全美許多地方仍然沒有實施。經過數十年不斷的抗爭，1898年，美國采礦工人才實施8小時工作製。 1905年，印刷工人開始每天隻工作8小時。 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帶頭在汽車業實施8小時工作製，並增加薪資。 1916年，鐵路工人也獲得了8小時工作製的權利。

墨西哥1917年，正值墨西哥大革命期間，墨西哥政府將8小時工作製寫入憲法。日本第一個實施8小時工作製的企業是神戶的川崎造船廠。 1919年10月，經過工人的抗爭，總裁鬆方幸次郎宣布實施8小時工作製，並增加薪資。但直到1947年，日本才將8小時工作製寫入法律中。

澳洲盡管1916年就通過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法案，但沒有在全國實施。直到1948年1月，英聯邦仲裁法院才批準了在全國執行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5天的法律。紐西蘭1857年9月，奧克蘭的建築工人開始實施8小時工作製。但數十年間，隻有部分行業的工人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

烏拉圭是第一個在全國實施8小時工作製的國家。 1915年11月17日，烏拉圭政府宣布執行每天8小時工作製。隨後，秘魯在1919年5月，智利在1924年9月也分別開始實施8小時工作製。更多精彩內容，歡迎搜尋並追蹤微信公眾號「史海挖掘者」。

八小時工作製是對勞動時間的倡導，主張勞工每日工作時間應不超過八小時。這項製度最早由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於1817年8月提出。後來由於歐美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不斷加劇，最終北美的工人率先實行並走上街頭抗議，提倡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爆發了史上最大的罷工，也正是以倡議八小時工作製為目標進行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八小時工作製普遍被列為被列為法律條令，但實際上由於利益的驅使，這一令也被一些企業視為一紙空文（996工作製）。

在日本1947年通過的労働基準法，規定全國實施八小時勞動製。 工時規管或稱標準工時，指世界各地政府透過立法對工作時間定立最高工時、或超時工作限製，製訂法例而訂立特定雇員的工作時數，可按每日、每周、每季或每年而定。如雇員需要超時工作，雇主需要依法例規定之超時補薪比例來支付該勞工超時工作的薪金。一般來說，各國對每周正常工時訂為介乎40-44小時不等，每小時的超時補薪金額不得低於基本時薪的1.5倍。個別國家地區政府設立雇員每日、每周、每季或每年的工作時數上限，稱為“最高工時”，雇員的工時不得多於最高工時；各國的一周最高工時由40至60小時不等。

韓國進行工時規管是由2004年7月1日開始分階段推行。首階段適用於超過1,000 名員工的工作場所。根據就業及勞動部，由2010年12月21日起，聘用5名或以上員工的工作場所，雇員每星期的工時規限於40小時。逾時工作薪金為平日工資的150%（在首3年推行工時規管的時候，逾時工作薪金為一般工資的125%）。至於最高工時，引入規管工時的首三年為每周56小時(一周工時為40+一周允許超時工作16小時)，之後為每星期52小時（一周工時為40小時 + 一周允許超時工作12小時)。

日本厚生勞動省製定雇員工時為一天8小時，一周40小時（特定工作場所則為一周44小時）。 超時工作上限如下：一周15小時；兩周27小時；4周43小時；一個月45小時；2個月81小時；3個月120小時；1年360小時。每小時的逾時工作薪金不得低於正常水準的125%。如一個月內工時較法定上限多60小時或以上，逾時工作工資不得低於1.5倍（中小企則為1.25倍）。

澳洲依據全國雇傭標準自2010年1月1日起，除 「合理超時」外，澳洲全職員工的每周最高工時為38小時，非全職員工的每周最高工時則為以下兩項較少者：38小時為員工每周一般工作時數。

歐盟成員法國規管雇員的一周工時為35小時。一周內總逾時工作的首8小時的逾時工作薪金為正常水準的125%，之後每小時的逾時工作薪金為正常水準的150%。除基於集體談判的情況下可延長至每天12小時外，每周及每天的最高工時分別為48小時及10小時。

希臘的一周標準工時為40小時。每小時的逾時工作薪金為正常水準的125%。每天最高工時則為每日12小時、4個月內平均每周48小時。在2011年希臘的全職員工每周實際工時為全歐盟最高，為每周43.7小時，而歐盟的平均值則為41.6小時。

基於歐盟訂立的工時指示法下的規定，許多歐盟國家均采用了一周48小時或以下的最高工時。英國、德國、愛爾蘭、丹麥等國家隻設立最高工時而沒有設立標準工時水準。其中德國、英國和愛爾蘭的最高工時為每周48小時（在英國，雇員可自願地與雇主簽訂書麵協議超過有關限額。

此外，英國16-17歲的勞工的最高工時為每天8小時或每周40小時）；以四星期之每周平均值來計算，丹麥每周的最高工時為48小時。 在比利時，依照《勞工法》及《新工作製度法》，在沒有集體協議所定立的較低時數外，正常工時為一天8小時（如勞工一星期工作少於5.5天則為每天9小時）及平均一星期38小時。如實際每星期工作多於40小時必需按不低於正常水平的150%(星期一至六)及200%(星期日或公眾假期)去支付逾時工作薪金，同時需要給予補假以確保在參照期內（一般為3個月）平均每周工時不超過38小時。在參照期內的任何時間，超時工作不得多於65小時。

在加拿大聯邦政府的法規下，標準工時為每日8小時及每周40小時；最高工時為48小時。逾時工作薪金為正常水準的150%。

一般社會輿論指出，工時過長會影響身體健康、家庭關係及個人社交。工時規管的目的包括促進雇員的作息平衡、保障勞工的合理權益。

[yongbing1993]

農村人民公社中的社員家庭副業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三）

第五章

社員家庭副業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它附屬於集體所有製經濟和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它們的助手。在積極辦好集體經濟，不妨礙集體經濟的發展，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應該允許和鼓勵社員利用剩餘時間和假日，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會產品，增加社員收入，活躍農村市場。

四十、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以下的家庭副業生產：

（一）耕種由集體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產隊耕地麵積的百分之五到七，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還可以根據群眾需要和原有習慣，分配給社員適當數量的自留山，由社員經營。自留山劃定以後，也長期不變。

（二）飼養豬、羊、兔、雞、鴨、鵝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飼養母豬和大牲畜，為了發展養豬業，以便給集體經濟提供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可以按照本隊土地的情況，經過社員討論，撥給社員適當數量的飼料地。這種飼料地，應該盡可能利用現有的閑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經過生產隊社員大會討論和公社或者生產大隊批準，在統一規劃下，可以開墾零星荒地。開墾的荒地一般可以相當於自留地的數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點，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也可以略多一點。

開荒絕對不許破壞水土保持，破壞山林，破壞草原，破壞水利工程，妨礙交通。

社員的自留地、飼料地和開荒地合在一起的數量，根據各個地方土地的不同情況，有多有少，在一般情況下，可以占生產隊耕地麵積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過百分之十五。

（四）進行編織、縫紉、刺繡等家庭手工業生產。

（五）從事采集、漁獵、養蠶、養蜂等副業生產。

（六）經營由集體分配的自留果樹和竹木。在屋前屋後或者在生產隊指定的其他地方種植果樹、桑樹和竹木。這些東西永遠歸社員所有。

社員經營家庭副業，使用集體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產資料的時候，都要付給集體以適當的代價。

四十一、社員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在完成同國家訂立的定購合同以後，除了國家有特殊限製的以外，其餘的產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員的自留地和開荒地生產的農產品，不算在集體分配的產量和集體分配的口糧以內，國家不征收農業稅，不計統購。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級管理委員會，對於社員經營家庭副業，應該給以必要的指導和幫助，不要亂加幹涉。同時，又要教育社員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積極參加和關心集體生產，不損害公共利益，不棄農經商，不投機倒把。

對於生活困難的社員，生產隊應該在家庭副業方麵，例如養豬、編織等，注意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增加收入。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級組織、供銷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和國家指定的國營企業；可以根據社員自願和公私兩利的原則，分別采取加工、定貨、代購原料、代銷產品、收購產品和公有私養等適當的方式，幫助社員家庭副業生產的發展，並且使家庭副業和集體經濟或者國營經濟聯係起來。

第六章

社員

四十四、人民公社社員，在社內享有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麵一切應該享受的權利。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對於社員的一切權利，都必須尊重和保障。

在那些有幾個不同民族成分的公社，不同民族的社員應該互相尊重民族習慣，友愛合作。

要保障社員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車、縫紉機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要保障社員自有的農具、工具等生產資料，保障社員自有的牲畜，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尋根據農業生產的習慣，按照農忙農閑的情況，安排勞動時間，實行放假製度，實行勞逸結合。

要關心社員的身體健康，保護社員勞動中的安全。對於因公負傷的社員，應該給予適當的補貼。對於因公死亡的社員的家屬，應該給予適當的撫恤。對於女社員的生理特點，對於參加勞動的少年的身體發育，要加以照顧。女社員在產假期間，生活有困難的，應該酌量給以補貼。

對於社、隊的生產、分配、生活福利、財務開支等方麵，社員有提出建議、參加討論和表決、進行批評和監督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對於社、隊幹部違法亂紀行為，社員有向任何上級控告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許刁難、阻礙和打擊報複。

四十五、社員的房屋，永遠歸社員所有。

社員有買賣或者租賃房屋的權利。社員出租或者出賣房屋，可以經過中間人評議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價，由買賣或者租賃的雙方訂立契約。

任何單位、任何人，都不準強迫社員搬家。不得社員本人同意，不付給合理的租金或代價，任何機關、團體和單位，都不能占用社員的房屋。如果因為建設或者其他的需要，必須征用社員的房屋，應該嚴格執行國務院有關征用民房的規定，給以補償，並且對遷移戶作妥善的安置。

國家和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應該在人力、物力等方麵，對於社員修建住宅，給以可能的幫助。社員新建房屋的地點，要由生產隊統一規劃，盡可能不占用耕地。

四十六、人民公社社員都應該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在公社內必須履行自己一切應盡的義務，每一個社員都要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執行社員代表大會和社員大會的決議。

每一個社員，都必須愛護集體，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同損害集體經濟和破壞勞動紀律的現象作鬥爭。

每一個社員必須完成應該做的基本勞動日，完成規定的交售肥料的任務。

每一個社員都要愛護國家和社、隊的公共財產，積極地保護這些財產不受損害。

人民公社社員，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封建勢力複辟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

第七章

幹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必須厲行精簡，盡可能地鹹少脫離生產和半脫離生產的幹部，盡可能地減少對幹部的補貼工分。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幹部補貼工分多少，必須經過社員大會或者社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經過上級批準，不能由幹部擅自規定。

公社一級的幹部，人數多少，應該根據公社的規模大小和精簡的原則，嚴格控製在國家規定的編製數目以內，隻許減少，不許超過。

生產大隊的幹部人數多少，應該根據生產大隊的規模大小和精簡的原則，由生產大隊社員代表大會討論提出，經過公社管理委員會批準，報告縣人民委員會（縣人民政府）備案。生產大隊的幹部都不能完全脫離生產，隻能半脫離生產，或者不脫離生產。

生產隊幹部的人數多少，應該根據生產隊的規模大小和精簡的原則，由社員大會討論決定，人數也不能多。生產隊的幹部都不脫離生產。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級的幹部，都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都應該是誠誠懇懇的人民勤務員。要關心群眾生活，處處為群眾打算。要和群眾同甘共苦，反對特殊化，不許貪汙私分，不許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各級的幹部，要正確地理解國家利益和群眾利益的一致性，把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正確地結合起來。在執行上級指示的時候，如果確實有困難，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報請上級處理。

人民公社各級的幹部，都必須認真執行“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是：（一）認真執行黨中央的政策和國家的法令，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二）實行民主集中製。（三）如實反映情況。

八項注意是：（一）關心群眾生活。（二）參加集體勞動。（三）以平等的態度對人。（四）工作要同群眾商量，辦事要公道。（五）同群眾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七）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八）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提高政治水平。

四十九、人民公社各級的幹部，都必須堅持民主作用，反對強迫命令。必須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正確領導，反對放任自流。不許壓製民主，不許打擊報複。要平等地和群眾討論問題，使有各種不同意見的人都能暢所欲言；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社員，隻許采用商量的辦法，不許采用強製的辦法對待，不許亂扣帽子。嚴禁打人罵人和變相體罰，嚴禁用“不發口糧”、亂扣工分和不派農活的辦法處罰社員。

五十、人民公社各級的幹部，都必須學習經營管理和生產知識，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並且要同社員一起參加勞動。

公社一級的幹部，應該按照不同的工作情況，分別在生產隊，參加一定天數的集體勞動，最少的全年不能少於六十天。勞動還要保證一定的質量。

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都要以一個普通社員的身份積極地參加勞動，同社員一樣評工記分。每一個生產大隊的幹部，最好都要固定在一個生產隊參加勞動。生產大隊幹部參加集體勞動的天數，最少的全年不能少於一百二十天。

為了不使生產隊的幹部因公誤工減少收入，應該根據各人擔負的工作情況，經過社員討論決定，分別給以定額補貼或者誤工補貼。生產隊幹部的補貼工分，一般地應該控製在生產隊工分總數的百分之一以內。

生產大隊半脫離生產幹部的生活補貼，可以有兩種辦法，或者由國家財政開支，或者由生產隊補貼他們一定數量的工分。在那些采取後一種辦法的地方，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的補貼工分，合計起來，可以略高於生產隊工分總數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過百分之二。

縣和縣以上各部門召集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開會，除了負擔夥食費和旅費以外，還應該發給他們適當的津貼，生產隊不再給他們記工分。

五十一、人民公社各級工作人員的任免和獎懲，都必須按照規定的手續辦事，不許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凡是不合規定手續的，一律無效。

第八章

人民公社各級監察組織

五十二、生產隊監察委員會或者監察員、生產大隊監察委員會，都受公社監察委員會的領導。公社監察委員會，受縣人民委員會的領導。

人民公社各級監察組織的工作，中央監察機關可以直接過問。

五十三、人民公社各級監察組織的職權是：

（一）檢查管理委員會的幹部是不是違反國家的政策、法令，是不是違反本工作條例的規定和社員代表大會、社員大會的決議；

（二）檢查幹部有沒有侵犯社員的公民權利和社員權利，有沒有其他違法亂紀的行為；

（三）檢查本級和下級管理委員會、企業、集體福利事實的現金和實物的收支帳目；檢查財務收支是不是正當，是不是違反財務製度；

（四）檢查徇私舞弊、鋪張浪費、多吃多占、貪汙盜竊和破壞公共財產的行為；

（五）受理社員的控告、檢舉和申訴；

（六）可以參加本級和下級的管理委員會的會議；

（七）向本級和下級的管理委員會或者別的組織和人員提出質問，受質問的單位和人員必須負責及時答複；

（八）在必要的時候，組織專人進行檢查和調查，一切有關的單位和人員都有義務提供材料。

對於性質嚴重的問題，人民公社各級監察組織應該向上級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一直到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檢舉。

人民公社各級監察組織，在工作中遇到阻礙和抗拒的時候，有權報請上級處理，一直報請中央監察機關處理。

五十四、人民公社各級管理委員會的幹部、擔任會計、出納、保管的人員和社、隊的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都不能當監察委員和監察員。

第九章

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

五十五、人民公社根據規模的大小和黨員的多少，設立黨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或者支部委員會。生產大隊，根據規模的大小和黨員的多少，設立總支部委員會或者支部委員會。在人民公社內的黨委員會、總支部、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的基層組織，是農村工作的領導核心。

五十六、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必須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加強對人民公杜各級和各部門工作的領導。但是，不應該包辦代替各級管理委員會的工作。社、隊的業務工作，應該由管理委員會處理。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要把教育和訓練幹部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特別要注意教育和訓練生產隊的幹部。

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應該定期討論和研究各級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管理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對於生產、群眾生活、執行國家政策法令、執行國家計劃和其他方麵的重要問題，一般地應該在黨內進行充分醞釀，並且同社員和非黨幹部共同研究，然後再把黨組織的意見提交社員代表大會、社員大會、管理委員會或者監察委員會討論，通過以後，保證執行。

五十七、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必須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通過各種形式，分別向黨員、團員和群眾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進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教育，集體主義的教育，工農聯盟的教育和時事政策的教育，從思想上和政治上鞏固人民公社。

在黨員、團員中間，要經常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和黨章、團章的教育。

要教育黨員、團員和幹部，經常關心群眾生產中和生活中的困難問題，反映群眾的意見。

要教育黨員、團員和幹部，正確地執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依靠老貧農和下中農，鞏固地聯合其他中農。要加強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

五十八、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必須領導好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婦女代表會議的工作，使他們真正發揮黨聯係群眾的紐帶作用。

人民公杜中的黨組織，必須加強對民兵工作的領導，切實保證民兵武裝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老貧農、下中農積極分子手中。

五十九、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應該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加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克服黨的工作無人負責和組織生活渙散的現象，充分發揮黨支部的堡壘作用和黨員的模範作用。

要定期召開黨的小組會和支部大會，加強黨員對黨的政策的學習和黨章的學習，檢查黨員在群眾中間的工作，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公社黨委員會和他下麵的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都要按照黨章的規定定期選舉。在選舉中，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還要注意聽取非黨群眾的意見。

吸收黨員和處分黨員，都必須嚴格遵守黨章規定的手續。

公社黨委員會要做好黨員的審查工作，嚴密和純潔黨的組織，嚴防壞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混入黨內。

六十、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必須嚴格遵守民主集中製，實行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開會討論，不能由書記個人決定。在討論中間，要使到會的人都能夠充分發表意見；在決定問題的時候，要認真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集體決定。黨委集體決定以後，各有關黨組織和人員必須認真負責，分頭去辦。

[yongbing1993]

沒有共產黨能有文盲農民掃盲嗎








中華民國時期，受教育體製影響，說直白的就是想讀書上學是要化錢的。有錢就能去讀書上學。以及連年動蕩的社會局勢，教育普及長期得不到落實或是根本沒有想普及, 因為教育是市場化的, 是需要付錢的 , 搞教育的是私有化的, 有的是想賺錢的。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5.5億人口中有超過4億人口是文盲，文盲率高達約80%。其中絕大多數是工農，婦女文盲又是工農文盲中的大多數。例如1949年上海市（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郊外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為文盲。在貧農、下中農家中找不到識字的人。如黃渡地區沈家浜村1949年前有24戶人家，其中有19戶三代都沒進過學校，各家連一支鉛筆也沒有，寫封信都要去四裏地以外的鎮上求人代寫。當時全中國的小學僅有28.9萬所，在校學生僅2368萬人。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解放區也都開展了掃盲工作。當時，解放區每到冬季農閑時節，便組織農民讀書、識字。這種學習隻在冬季進行，故稱“冬學”。各地冬學水平不一，組織形式、教材、師資不同，許多冬學還存在重視政治教育、輕視文化教育的情況。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製定的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要求，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識字運動委員會”，專門負責領導農民、工人、幹部的掃盲教育。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提出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必須向工農開門，建設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區的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中的某些有用的經驗，借助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還提出自1951年起開展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並且頒布了《關於開展一九四九年冬學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學運動應當在全國農村中普遍試行。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開幕詞中指出，工農教育應以識字教育為主。中央、各大行政區教育部門、婦聯的工作人員，及工人、農民業餘學校的模範教師和學員共400多人與會。會上討論了工農教育的實施方針、領導關係等問題，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實現“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各方麵配合”的原則，著重以工農幹部、積極分子為主要教育對象，分別以文化教育、政策時事教育為主要教育內容。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當時在會議第七天，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會議現場，毛澤東還與到會的學習模範握手並合影。

1951年年底，全國各地都開辦起識字班。據統計，1951年僅工廠工人就有170多萬人參加了識字班。1950年代，歌曲《夫妻識字》伴隨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識字班傳唱一時，歌詞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麽放光明。什麽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某部文化教育指導員祁建華在部隊開展文化教育的過程中發明了“速成識字法”，分三步進行教學：（1）學會注音符號和拚音；（2）突擊識字，要求會讀並初步會講；（3）學習語文課本，開展閱讀、寫字、寫話活動。在實踐中，該法一般隻需半個月便能識字1500個以上。應用該法，1952年3月，西南軍區在全軍率先消滅了文盲。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一文，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用“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迅速脫盲的事跡。

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了“速成識字法”座談會。1952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發了獎狀。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工人、農民當中推進“速成識字法”，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該政策出台後，通過宣傳和動員，工人、農民大規模報名進識字班。全國各地迅速辦起“速成識字法”實驗班。重慶紡織工人速成識字實驗班經過21天脫產學習，學員從每人平均識400多字提高至2000多字。北京東郊的高碑店農民實驗班，26個學員經164小時學習，認識了1638個字，初步有了寫信能力。1952年，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掃盲中取得較大成效。根據中國東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25.8萬人。其中大部分人經150小時到200小時的學習，學會1500個至2000個單字，並且能閱讀通俗讀物和寫簡單文章。

掃盲運動剛開始時，學校是臨時的，老師是業餘的，教材沒有統一規定，各地紛紛出版各種“識字課本”。這些“識字課本”有的麵向工人，有的麵向農民，還有的麵向城市家庭婦女。根據麵向群體不同，課本內容也不同。“識字課本”大體由課文、生字、課後練習三部分組成。擁護中國共產黨、愛祖國、反封建、愛崗敬業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課本中的必要內容。

學習中開展了各種類型的識字比賽。1952年8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慶祝建軍25周年運動會上，甚至設置了“識字賽跑”（在地上寫完規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測驗”的項目。農村識字比賽更為常見，有的學員在家裏的牆上、門上、勞動工具上都寫著字，學員爭當識字“積極分子”。

掃盲運動在全國大規模推行，但在推行過程中，一些地方不顧實際、急功冒進。“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中也出現了過於急躁、學習成果不能穩固的現象。1952年結束後，全國真正掃除文盲人口僅55.04萬人。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的大區文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應當按計劃辦事，掃盲是長期複雜的任務，需要十多年或更長時間完成，要求各地繼續糾正1952年秋後掃盲工作中出現的冒進傾向。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為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設立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兼黨組書記楚圖南，副主任委員李昌、林漢達、祁建華）。針對無統一掃盲標準等引發的問題，1953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根據幹部、工人、農民這幾種不同的掃盲對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識字方麵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同時還規定了統一的掃盲標準及脫盲考試規章製度，即“幹部和工人，一般可訂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訂為能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的便條、收據；城市勞動人民一般訂為能識1500個常用字，讀、寫標準參照工人、農民的標準。”“根據群眾要求，縣掃盲工作委員會或教育科可給考試及格者發掃盲畢業證書。”“掃除文盲的畢業考試，由各掃盲基層領導機構或專職幹部、教師主持……考試內容：可分為識字、閱讀、寫作三項”。此後，掃盲運動開始穩步發展。

1955年，各地掃盲熱情降溫，而文盲數量仍很大，許多脫盲者因未及時鞏固而複盲。1955年深秋，毛澤東在頤和園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討論如何把掃盲與農業合作化結合起來，胡耀邦推薦了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創辦記工學習班的材料。毛澤東看過後，將這篇材料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寫下800多字按語：“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範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各級青年團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

毛澤東對《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的按語很快隨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傳達到了全國。全國各省、市、縣乃至村都各自編寫了結合當地情況的新掃盲教材。根據統計，1957年掃除農民和居民文盲人口600多萬，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掃盲教育發展的最高峰。

大躍進時期，掃盲工作也落入浮誇風、高指標當中。1958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上提出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1958年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當時全國14歲至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便仍有1.5億，如果按此前8年的平均掃盲速度，即便一年掃盲300萬，也需50年才能掃完，如要在5年內掃除這些文盲，必須每年掃盲3000萬到4000萬人。掃盲很快形成了群眾運動高潮，各地虛報浮誇十分嚴重。根據當時的報道，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此後這場“掃盲躍進”才有所降溫。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農村掃盲工作跌入低穀。且這時的掃盲中的政治教育比例已比較重。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也對國民文化素質進行了全麵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從1949年到1964年共有1億多人脫盲。

改革開放後教育又市場化私有化了, 讀書上學又要化錢了。有的人還以搞教育辦學校當上了土豪資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