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為什麽國軍戰死多投降多
抗戰中為什麽國軍戰死多投降多?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軍隊號稱幾百萬國軍,有美式德式蘇式等精良武器。從軍隊數量到武器裝備比日軍差不了多少,然而日軍在短時間內占領大半個中國,說明啥?是人腦都明白這段曆史。
有趣的是例舉一大堆《國軍》死亡人數,來說明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多麽重要,打敗了日本侵略軍?先不說這死亡人數的準確性,就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有多少《國軍》向日本投降當了偽軍的?這抗戰期間的日本《偽軍》都是登記在冊的,要向日本領狗糧的。
《維基百科》稱:偽軍是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侵華日軍占領區由中國人組成的協助日軍進行軍事活動的偽軍。不同時期各地的偽軍名號各不相同,較為著名的有“皇協軍”、“保安隊”、“警備隊”等稱呼,常與侵華日軍合稱“日偽軍”。偽軍主要指汪精衛的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軍和滿洲國軍,兵力總共約118.6萬人,超過在華日軍的數量。一部分偽軍駐紮在城市,負責占領區政權的維護;絕大部分的偽軍則被調往華北地區進行“掃蕩”或者“治安強化作戰”,其中不少偽軍參與了在華北地區對平民的大屠殺活動。
《政府軍》《國軍》《治安軍》這是有中華民國政府編製的。
《兵力總共約118.6萬人》
還有不少自願的被動的《投降軍》《帶路黨》《叛徒》等國軍人員有多少?各地方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當翻釋的,帶路的,向導,撿舉揭發《共產黨》的對日本有功人士有多少?
還剩下《國軍》去剿滅共產黨的。保衛蔣總桶遷都去重慶的。當然留守南京的《國軍》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
真正抗日的在民眾: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偉大力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句名言自誕生演變並確定以來,不僅中國人民軍隊的官兵《個個要牢記》,就連中國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為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製定的鐵的紀律準則。
加強紀律是為了什麽?歸根結底是為了人民、造福人民。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靠嚴明紀律,靠模範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為什麽人服務的問題是關係軍隊性質和發展方向。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始終同人民站在一起,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從一開始就建立了嚴明的群眾紀律,軍之所至,秋毫無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影響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官兵《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軍隊精神風範的偉大象征,深深紮根於曆史,深深紮根於中國人民,必將帶著既往的輝煌和榮譽,應該在新的曆史時期煥發出亮麗耀眼的思想光芒。
極其重視加強革命紀律,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舊式軍隊和資本軍隊雇傭軍隊的顯著標誌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展廳裏,陳列著一幅寫著紅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包袱皮。由於年月已久,白布已經泛黃,但上麵的字跡依然清晰可辨。這是一件很有紀念價值的文物,因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正是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前身。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自建軍之始,就極其重視加強革命紀律,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舊式軍隊和資本軍隊雇傭軍隊的顯著標誌。
1927年,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就要求部隊紅軍官兵對待人民群眾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罵人。
據《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大事紀實》記載:“1927年10月23日,工農革命軍在毛澤東的率領下抵達荊竹山,王佐派偵探隊長朱持柳前往迎接。由於戰士們長途跋涉,饑餓難忍,刨了老百姓的紅薯吃,違反了群眾紀律。毛澤東得知情況後,於次日在荊竹山雷打石上召開大會。要求部隊官兵嚴格遵守群眾紀律,和山上的王佐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同時提出了人民軍隊最早的三項紀律。”
這裏提到的“三項紀律”分別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1929年以後,毛澤東又將“三項紀律”中的“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後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
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項注意”,分別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後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
這就是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形成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初期版本。“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逐步成為人民軍隊紀律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明確遵循。
“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
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多年,其內容各地各軍略有出入”,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發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對其內容作了統一規定,要求各地各軍“即以此為準,深入教育,嚴格執行”,同時也指出“至於其他應當注意事項,各地各軍最高首長,可根據具體情況,規定若幹項目,以命令施行之”。
這份新修訂頒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文內容為:
三大紀律:(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為了搞好這次修訂,中央向黨內廣泛征求意見,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這次修改充分考慮到部隊官兵的思想實際,吸收了當時各地現行規定中的合理內容,並提高一步形成了沿用至今的經典版本。這一新頒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簡單明了、生動貼切,短短幾十個字,卻切實管用,使人易懂好記,其“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給解放軍嚴整軍風紀提供了統一的內容規定。
自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正式確定下來。新中國成立後,1960年9月,在整理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這份訓令被收錄,其影響就更加廣泛深入了。《毛澤東選集》中特別評價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以及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係、團結人民群眾和確立人民軍隊對待俘虜的正確政策,都起了偉大的作用”。
群眾稱讚《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長期教育熏陶下的人民軍隊,對敵鬥爭英勇堅決,無往而不勝,對群眾則始終展現出作為人民子弟兵的立場本色、精神風範和嚴明紀律,在不同曆史時期都湧現出許許多多感人至深的人物與事跡。
早在紅軍時期,古田會議就提出要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樹立人民軍隊紀律嚴明的威武之師形象。革命初期,靠著堅定的理想和鐵的紀律,紅軍和人民群眾形成了血肉相連的魚水之情,堅持了下來,不斷發展壯大。
在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裏長征途中,由於有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不懈的紀律教育檢查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切實可行的紀律原則,紅軍在長征途中顯現出革命軍隊的優良作風和傑出風範,紀律極為嚴明。廣大紅軍指戰員鬥爭環境惡劣,生活艱苦異常,時常忍饑挨餓,但他們始終對群眾秋毫無犯,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群眾稱讚“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1935年2月,紅軍長征途經四川古藺縣境時,朱德向毛澤東講起兩件紅軍遵守紀律的事例,一個是紅軍路過該地桔林時秋毫無犯,另一個是紅軍戰士挖了群眾蘿卜後塞進銅元為酬金。毛澤東聽後很高興,他說:“宋史言,嶽飛軍‘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拆屋’。我們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是這樣,到了總司令的四川家鄉也是這樣。”毛澤東看得非常清楚:這樣的軍隊才是真正有希望的軍隊。對這一點,人民群眾看得也非常清楚。
當時有不少窮苦的少數民族青年積極參加紅軍,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們親眼目睹了紅軍和舊軍隊紀律的截然不同,並且由此認定紅軍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世襲羌族土司安登榜的故事就是這樣的。當時紅四方麵軍在西渡嘉陵江後,執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而當安登榜在遭到國民黨追捕走投無路時,恰遇剛剛進入羌族地區的紅軍。安登榜看見紅軍紀律嚴明,尊重少數民族,提倡“回番漢各民族平等”,和國民黨“漢官”完全不同,便率領隨從毅然參加紅軍,並利用他的身份和影響在羌族地區為紅軍做了大量工作。後來,紅軍戰士安登榜在長征路上為各民族的解放英勇捐軀。
這樣的故事在長征時還有很多。
“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
“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靠著堅定的理想和鐵的紀律,我們黨和紅軍號召起千千萬萬的窮苦百姓,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去爭取革命鬥爭的最終勝利。廣為流傳的解放戰爭時期“錦州蘋果”的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1948年11月8日,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負責人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報告裏,詳細匯報了所屬部隊的紀律執行情況:部隊對執行戰場及城市紀律進步較以前突出。義縣、興城、錦州、沈陽等城,都沒有侵犯私人工商業及城市人民的利益。一切工廠、公共機關(錦州受炮火摧毀)保護比較完整。在興城解決戰鬥後,縣政府隻少了一把修理電話的鐵鉗,並由部隊立即清理交還。某地主之大批蘋果,戰士一個未動。地方同誌接收後,以五千元一斤發賣給部隊。俘虜人員所攜之私人財物,全部沒有動。俘虜高級軍官身邊所匿藏之黃金、現洋、金元券,均未予以沒收。此點亦為錦州高級俘虜官所稱讚。
報告特別提到的某地有“大批蘋果,戰士一個未動”,指的就是遼沈戰役期間發生的“錦州蘋果”的故事。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回憶到聽說這件事後的心情,他說: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裏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裏頭出來的。
不僅是在錦州,攻入天津時,解放軍戰士隻吃自備幹糧,多數人連鹹菜也吃不上,對群眾所送飯菜一概謝絕。廣大群眾深受感動,有的熱淚盈眶,連聲說:解放軍好!共產黨好!毛主席好!這些都顯示出人民軍隊的紀律風範。
《解放軍露宿上海街頭》,早上市民們醒來,開門即看到這一感人場景
還有一個感人的故事發生在剛剛解放的上海。當時解放軍打進上海後,模範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了不驚擾市民,在蒙蒙細雨中,部隊悄然無聲地睡在潮濕的路邊上。早上市民們醒來,開門看到這一感人的場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對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由衷讚佩。人民解放軍用嚴明的紀律感動了無數上海市民,並深深震撼著這座舊中國的大城市。
時居上海的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裏記下了這感人的一幕,他說: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
近半個世紀後的1993年,榮毅仁仍然難以忘記這件事帶給他內心的衝擊,他回憶說:解放上海的炮聲初停,無數解放軍戰士日日夜夜風餐露宿在馬路上,堅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的心。
就連當時在上海的國外報紙也報道說:中共軍隊軍紀優良,行止有節,雖然有許多大廈是打開著,可以用來做軍營,而中共軍隊仍睡在人行道上。
這些隻是體現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代表人民軍隊形象千千萬萬事例中的幾個具體事例。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這就是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長期教育熏陶的人民軍隊,這樣的軍隊無敵於天下。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至今已走過九十多年的光輝曆程,其偉大的曆史作用,就是作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突出強調並切實解決了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問題,從而為我黨我軍緊密聯係人民群眾,築起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長城,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和製度基礎。
1970年4月3日,毛澤東在審閱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文章《列寧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文時,刪去了文 中“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 段”,“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麵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誌就是當代列寧 ”等詞句,並指出:“關於我的話,刪去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些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 是沒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誌研究一下。”
毛澤東:“關於我的話,刪去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些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誌研究一下。”
8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尖銳地批評了陳伯達的“天才論”。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在南巡中,多次講到:“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 的書,到1919年才讀到馬列主義,怎麽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我圈了幾次嘛。”“天才是靠一個黨”,“天才是群眾路線 ,集體智慧”。“什麽'頂峰'啦,'一句話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一 句就是一句,怎麽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
毛澤東:“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 的書,到1919年才讀到馬列主義,怎麽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我圈了幾次嘛。”
毛澤東:“天才是靠一個黨”,“天才是群眾路線 ,集體智慧”。“什麽'頂峰'啦,'一句話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一 句就是一句,怎麽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
《對中央《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批語》
對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建議〔1〕的批語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周總理:
不要這樣做。
毛 澤 東
十月廿七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1〕指北京市第二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送請政府建議中央考慮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的提案。
《沈陽市政府關於鑄毛澤東銅像給新聞攝影局公函上的批語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日)
鑄銅像〔1〕影響不好,故不應鑄。
毛 澤 東
五月廿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1〕指沈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定在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一事。沈陽市人民政府為此致函中央新聞攝影局,請求代攝毛澤東全身八寸站像四幅。毛澤東在來函中“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寫:“這是可以,的”;在“鑄毛主席銅像”旁批寫:“隻有諷刺意義”。
《對中央《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1〕的批語》
(一九六九年六月)
照辦。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釋
〔1〕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發出的這個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宣傳毛主席形象、宣傳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上,有些時候,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追求形式和浮誇浪費的問題。為此,特提出如下改進意見:
一、各級領導要積極引導群眾,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講究實效。
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今後,塑造毛主席像,必須嚴格按此指示執行。
三、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製作毛主席像章。
四、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
五、各種物品及包裝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語錄也要得當;禁止在瓷器上印製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階級內容的,不要亂貼濫用;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築,如有,應作適當處理。
七、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活動。
《關於製止建造毛澤東塑像等問題的批語 》〔1〕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十三日)
一
林彪、恩來〔2〕及文革小組各同誌:
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製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製止。
毛 澤 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根據手稿刊印)
二
此事也請製止。
三
照辦。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 釋
〔1〕 本篇一是對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處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編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第二八○期上刊載的《全國各地群眾正在積極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寫的批語。本篇二是對這期簡報上刊登的一則簡訊寫的批語。這則簡訊說:北京礦業學院某群眾組織過去曾在北京印售未經公開發表的毛主席講話,受到有關方麵的製止。但是,他們最近又收集了毛主席的許多沒有公開發表的講話材料,派人赴長沙編印。希望中央製止。本篇三是對周恩來七月十三日送審的中共中央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指示稿的批語。中央指示稿將毛澤東七月五日的批語(即本篇一)轉發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隻能由中央統一規劃,在適當時機、適當地點建造”。“現在某些群眾組織那種匆匆忙忙的做法,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會造成政治上的損失”。“希望你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製止”。“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準,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出現這種事情,也請你們加以製止”。當日,中共中央即下發了這個指示。
《對總參、總政關於執行林彪〔1〕指示建造毛澤東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2〕的批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退林彪同誌。
此件不發。中央已有指示〔3〕。
毛 澤 東
七月十二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1〕 林彪,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2〕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的這個通知稿寫道:林副主席於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經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要求。我們部隊也應當這樣搞”。“凡有代表性的大軍事機關,其駐地有大院、有廣場的地方”,“都可以搞”。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應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執行。七月十日,林彪將通知稿轉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麵寫了這個批語。
《對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等的批語》〔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誌:
(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隻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隻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
(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隻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三)黨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壽,應通知全國重申此種禁令。
(四)湖南的集會應另擇日期。
(五)我們不要題字。
(六)會議名稱,可同意湖南建議,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點請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為盼。
毛 澤 東
十二月十七日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釋
〔1〕 這個批語寫在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關於慶祝毛澤東塑像落成、韶山鐵路通車問題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並報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報告中說,經過一年的努力奮鬥,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鐵路這兩項工程即將竣工,廣大群眾要求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壽辰這天舉行隆重的通車典禮。“為了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省革籌小組經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隆重慶祝活動”。特請示以下三個問題:(一)請“毛主席為‘韶山車站'(或‘韶山站')題字”,“請林副主席和周總理為毛主席塑像落成題詞,並請中央、中央文革、中央軍委派人來韶山參加慶祝活動”。(二)關於大會名稱,有兩種意見。(1)“大會名稱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鐵路通車典禮大會。”(2)“大會名稱為慶祝偉大領袖毛主席七十四壽辰大會。會上舉行塑像落成及通車典禮。”“我們考慮,為了尊重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不祝壽的教導,認為第一種意見為好。”(三)“在這一天,韶山舉行約五萬人的慶祝大會,同時在長沙、株洲、湘潭等車站組織慶祝活動。我們除組織省報和有關宣傳部門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外,希望新影能派人來攝製新聞紀錄片。”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的批語和湖南省革籌小組的報告。
為什麽要讚《謠言反共是死路:不要學》?
是因為:被事實證明了的。當年蔣介石國民黨造了很多謠言來反對共產黨,如《共產共妻》等,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敗,還勝利了,成立了新中國。而擁有幾百萬《國軍》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逃亡到幾個海島上去了。《謠言反共是死路:不要學XXX等》對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子孫們來講,是教訓。可就是不吸收這個《謠言反共是死路》的偉大教訓。反共隊伍中蔣介石是世界級別的偉大教訓。
為什麽要讚《謠言反共是死路:不要學》?
是因為:說出此言的博主吸收了這個偉大教訓。這在蔣介石之後的反共隊伍中,是具有人腦清醒認識的少數人。《謠言反共是死路:不要學法輪功和李沐陽的謠言反共戰術》。博主的論據是《青島路虎女後台沒有任何中央委員及其以上級別的高官背景,根本與彭麗媛和王滬寧無任何直接和間接關係!》。
至於習近平政權是不是還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所執行的路線?當然名稱還是延用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還是走資派特色政權?不在這兒爭論。至於彭麗媛和王滬寧是不是還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也不在這兒爭論。就算作是反共大業吧。在這個反共大業中一個地方上的事都要由習近平,彭麗媛和王滬寧等大人物來負責嗎?這是在這個反共大業中的一種形式的謠言。無限上綱任意誇大一切不好的都怪在《共產黨》這個框裏。
還有就是《三億退黨》《語摘器官》等無中生有的謠言。
傷痕文學猖狂了幾十年,從小說,文藝,電視,電影,演講等,又或是官方的文件,官網,電視節目,文藝節日中控訴共產黨,毛澤東,社會主義,大躍進,文革等無限地憑道聽途說,任意想象,添油加醋地編造謊言製造謠言來《反共》。其中有一個特點就是:XXX磚家叫獸被紅衛兵批鬥得多麽滲,一把血一把淚地往外流。
“XXX磚家叫獸被紅衛兵批鬥得多麽滲,一把血一把淚地往外流。“的描述是摸糊的。沒有真憑實據。而且當時的博主是個六O後出身的,在上幼兒園。
博主:“我當時所上的幼兒園是整托製周一去周六走,那是一家昂貴條件優越和與外界幾乎隔離的兒童樂園,每周老師都會帶著這些小孩到鋪滿白色瓷磚的浴室洗澡,還會帶者這些小孩走路到一個小朋友的家裏看電視,當這些小孩坐在客廳的地毯上時,就會有圍著白色小圍裙的人給這些小客人送來糖果,這家的主人就是大資本家王光英,也是壞蛋!“
但就是這樣一位博主,博文開頭:“我這代人的成長是用血淚、荒唐和愚昧調製成的乳汁灌養起來的,出生後挨餓上學時停課畢業了下鄉回城後從零再次搏鬥。“
請問:能上《我當時所上的幼兒園是整托製周一去周六走,那是一家昂貴條件優越和與外界幾乎隔離的兒童樂園》式的幼兒園的幼兒,在《出生後挨餓》了嗎?
文革中是《幼兒》,《上學時停課》了嗎?六O後出生的《畢業了下鄉》了嗎?沒有下鄉何來《回城後》?又何從《從零再次搏鬥》?
而真正的是《六O後出生的》這代人,享受到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的所有福利,而且都是免費的,上小學初中高中免費,隨父母住國家分配的住房。《六O後出生的》這代人高中畢業正逢恢複高考,考上大學的上大學一切免費之外,還發十幾元零化錢,那時的十幾元可不家現如今那樣不值錢。大學畢業後還延用了毛澤東時代的國家統一分配工作的政策。《六O後出生的》這代人正好完正享受著社會轉型時的一切福利和優待。很多還享受公費公派留學,留學後定居移民國外享受幸福的私人生活。有的還被反聘回中國當外國磚家,兩邊撈錢發財先富。即使《從零再次搏鬥》,也是為自己的名利和自家先富。
這樣的人生經曆還要控訴什麽呢?比比如今的現代年輕人,如何?
當然,博主控訴的是:“在那個是非顛倒神人共憤的年代,無論是紅五類黑五類和牛鬼蛇神,所品味的所走過的所蒙受的隻是痛與更痛,很多傑出和善良的人們在羞辱和痛苦的雙重折磨下,為自己的生命親手畫下了句號!早年的記憶已經斷續和模糊了,那就從我不完整的記憶開始吧!“===一個幼兒,對《文革》的記憶有什麽?以上這段垃圾文字有多少是謠言?
然而,就是這堆拉圾引來不少蒼蠅。
該博主:“我和很多小朋友站在幼兒園牆邊的煤堆上,隔牆看著一座小洋樓的雨水泄水管上綁著一位頭發被剃光的婦人,戴著紅袖章的哥哥姐姐們叫喊著向她掄起了木棍和皮帶,血在她的嘴角流淌著,她閉著眼睛高傲地仰著頭,小朋友們也撿起煤塊丟向了她。“===不說這一段中的內容真與假,就從地理位置上的描述就是假:《一座小洋樓》與《一家昂貴條件優越和與外界幾乎隔離的兒童樂園》有沒有相隔一定的距離?《幼兒》能用《也撿起煤塊丟向了她》?
博主在評論中加重語氣:“很多時候我會在夢中重遊那個可怕的年代,我真的不想回憶但也絕不會忘記!我祈求蒼天再也不要讓個令人發指的惡行再次回卷那塊曾養育了我們的土地,太可怕!太殘忍了!當人失去了理性被愚昧衝昏了頭腦,比蛇蠍更惡毒比虎狼更可怕!“
更誇張地在評論中說:“我親眼看到的紅衛兵用暖水瓶把熱水澆到了那位高傲不屈婦人頭上,也沒能讓她低下頭而慘叫,我不知道有多少知道在那塊土地上曾經上演過如此慘絕人寰的景象!這段我沒有寫進文章,希望給那塊土地上的革命小將留下一點點的遮羞布,這太醜陋!“
在博文中沒說:“我親眼看到的紅衛兵用暖水瓶把熱水澆到了那位高傲不屈婦人頭上,也沒能讓她低下頭而慘叫“===有點常識的人會相信嗎?《紅衛兵》《用暖水瓶把熱水》《澆到了那位高傲不屈婦人頭上,也沒能讓她低下頭而慘叫》?《熱水》《澆到頭上》沒有生理反應嗎?這是一個個案?還是有多少?這個婦人為何如此被批鬥?這個或這幾個《紅衛兵》為何這樣做?前因後果都沒有說清。這樣的例子還要中央領導來負責嗎?美國最近的校園槍擊案凶手未成年人,殺死受傷多人,要美國總統負責嗎?
蒼蠅們就是相信:“曾經上演過如此慘絕人寰的景象!這段我能想象出愚昧造就的邪惡手段。但從電視劇裏看到的家暴也十分殘忍,類似於這位婦人的苦難(大概發生在20多年前的鄉鎮。。。),被謊言,歧視,誇張,仇恨和野獸般的暴躁匯聚成吐沫加棍棒編織的大網,死死的纏絞著那些不願屈服的靈魂。“《大概發生》。而《家暴》哪個國家沒有?用這樣的《謊言,歧視,誇張,仇恨和野獸般的暴躁匯聚成吐沫加棍棒編織的大網,死死的纏絞著》那些在文革中的事和人是別有用心。是誤導年輕人,是製造矛盾,是製造恐怖。
一群蒼蠅在歡呼:“當年那些把暖水瓶裏的熱水澆到老婦人頭顱上的紅衛兵小將,現在他們就是中國的當權者,他們內心沒有一絲懺悔,更不會反思毛太祖的邪惡和醜陋,而且這些目前當權的。“
有的蒼蠅在呼應:“您說得太好了,這些禽獸毫無懺悔之意想把毛的餘孽代代相傳,踐踏人民殘害百姓,現在有點臭錢了開始禍害世界了。“
《當年那些把暖水瓶裏的熱水澆到老婦人頭顱上的紅衛兵小將》===一九六六年是《紅衛兵小將》的人還有在習近平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嗎?
《現在他們就是中國的當權者》===習近平一九五二年生。據說習近平沒有當過《紅衛兵小將》。
《他們內心沒有一絲懺悔,更不會反思毛太祖的邪惡和醜陋,而且這些目前當權的。》===走資派會聽《毛澤東的話》嗎?
以上這一段中充分暴露了這群蒼蠅的《謊言,歧視,誇張,仇恨和野獸般的暴躁匯聚成吐沫加棍棒編織的大網,死死的纏絞著》那些在文革中的事和人是別有用心。
特別聲明:別自作多情對號入座。不針對任何人。如有類同,純屬巧合。網上的反共帖子多如沙子。隻是不吐不快,個人看法而己。
1959年,在毛澤東的倡議下,新中國以紀念國慶10周年的名義,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進行了特赦。
當年12月4日,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等人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證”,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同時 1959年新中國頒布第一個特赦令 釋放反革命罪犯12000名 。
周恩來在會見特赦戰犯談話時問:“你們下一步的誌向是什麽?” 這個問題,讓這些身經百戰、叱吒風雲的將軍們楞了一下。僅僅在一周前,他們還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進行勞動改造。如今,他們就要麵對人生中的又一選擇了。當然,經過10年改造,他們己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們此時此刻最大的心願,就是要解甲歸田,過上與世無爭的生活。 杜聿明帶過機械化部隊,他的動手能力極強,會做木工活,會修理卡車,所以他表示要做一名木工。邱行湘才52歲,在這批國軍將領中算是較為年輕的,他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力氣大,能當一名搬運工。而楊伯濤是農民出身,他說要回家種田。聽了杜聿明等人的話,周恩來微笑著說:“你們的誌向很好,但別忘了你們都是曆史的見證人,有義務和責任把自己的經曆寫出來以示後人,曆史有正麵和背麵,它不光為勝利者擁有,沒有背麵也就沒有正麵。”
杜聿明對周恩來的話感到摸不著頭腦。周恩來繼續說下去,打算在全國和各省市政協機關設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杜聿明等人以文史專員的身份,進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果然,1961年舊曆春節,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宣布了任命書,任命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強、鄭庭笈、楊伯濤7人,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正式參加國家機構的工作。他們每月工資100元,困難時期四口之家能夠維持,專員有分配的公房,並和高幹享受同等保健。邱行湘等人則為地方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
此後,隨著戰犯的分批特赦,文史專員也逐批增加,溥傑、範漢傑、羅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時、康澤、方靖、黃維、文強、趙子立等人先後成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杜聿明等人都是某些重大曆史事件的親曆者,他們很快據進入文史專員的角色。三個月後,杜聿明就寫出了洋洋灑灑的2萬多字的《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在江蘇省政協文史辦公室上班的邱行湘也揮筆而就《洛陽戰役蔣軍就殲實》。而溥儀則在60年代初出版了《我的前半生》,這本書問世半個世紀以來,印刷21次,累計印數186.3萬餘冊。沈醉所著《軍統內幕》,一經麵世即引起熱烈的社會反響,成為家喻戶曉的暢銷讀物。
不可否認,這些文史專員所撰寫或審訂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訂正了大量重要史實,一些被長期塵封的曆史真相因為他們才得以重見天日,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就如著名曆史學家胡繩所言:“他們所敘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細節。有些資料可以視為某一領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新中國成立以來,共產黨實行過7次特赦,分別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對確認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進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戰犯。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除第一次特赦對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戰犯,其餘六次均為戰爭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為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後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如範漢傑、李仙洲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時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30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52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
何謂善良不怨怨相報!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恩恩怨怨何時了。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自建立的第一天開始就被中國國民黨不停地追殺, 第一次開會就被迫從上海市區被追殺而逃到上海的效外。 近百年來兩黨在抗日時期被迫曾有合作過, 但大多數時期中國國民黨一直在追殺中國共產黨人, 以及追殺那些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人士和他們的親人! 就是在短暫合作期間也不放過任何可利用的殺機進行暗殺共黨共匪, 不但追殺還一直咒罵共產黨是共產共妻, 共匪土匪窮八路土八路........。
是的! 那些窮八路土八路等人士, 他們是《吃著草根樹皮還不忘消滅日本鬼子》, 他們是《吃的是小米扛的是土槍大刀在打鬼子》的一群中國人。 而中國國民黨的各級達官貴人高級軍官們花天酒地在大把地撈錢玩女人, 美式裝備的蔣家軍一退再退失了上海扔了首都南京逃到了重慶, 失了中國是小事不消滅中國共產黨是大事是國民黨的份內事, 而老百姓的被屠殺被驅趕四處逃難可以不管, 中國國民黨的官員們以及家屬們都安排好交通工具, 安排到安全地帶躲過日本人的燒殺搶奪。
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更是化重金買殺手進行不斷持續地追殺, 不但對共產黨員本人追殺, 就是對這些共產黨員的家屬也不放過, 一有發現立即殺死! 例如毛澤東的人頭值500大洋以上, 毛澤東的妻子弟妹等好幾位親人被國民黨殺害, 就連毛澤東的祖墳也被挖過幾次, 至今也隻作簡易的修複。 還有更多的中共的領袖們以及他們的家屬們被殺害, 有的甚至是滿門抄斬滲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 更有無法計數的千千萬萬共產黨員以及他們的親人們, 還有萬萬千千的親共幫助過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名人和普普通通的各式各樣同情幫助過共產黨的人們被國民黨害死! 人人皆知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共黨及親共人士"是國民黨的政策, 軍統中統等等各種特務組織到處都是, 這就是民國的"盛世時代”!
可能是遺傳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的互相爭權奪利, 相互殘殺的基因的緣由, 國民黨如此作惡多端。最後還是被共產黨帶領低層人民推翻了, 而有些國民黨的遣老遣少們仍不服氣, 一直在罵罵嘰嘰無中生有造謠汙篾顛倒黑白以點蓋麵惡毒地攻擊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 這些人假裝看不到新中國的不斷強大, 不斷在進步, 新中國的不斷成長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看得到的。但有些人就是假裝看不到就是要反對要抹黑要共產黨下台。 這些人是不厚道的, 也是不善良的, 是惡的! 大多數的老百姓是懂善惡之分的。
相比較共產黨及共產黨的領袖們就善良多了。 這在近百年的中國近代史中己被證實了的。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蔣介石命令殺了毛澤東五位親人, 幾次挖了毛澤東老家的祖墳之後,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浙江奉化蔣介石的老家時, 毛澤東在百忙中專門電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官兵, 不許損壞蔣介石老家的所有物品保留保存原樣! 絕對不可去挖蔣介石家的祖墳一事, 足可說明善惡之分了! 而善良的人要有何等的胸懷和思想境界, 用老百姓的理解, 這就是善良, 這就是做人要做一個善良的人, 決不做怨怨相報的惡人。真正要徹底改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部分醜惡文化, 是一件十萬份痛苦艱難的事情, 在這方麵從過去近百年的近現代史中可以體會到, 共產黨人比國民黨人做得好, 尤其是共產黨人在毛澤東帶頭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更能說明這一點!
有人會說, 共產黨也殺人。是的! 共產黨在被不斷追殺到無路可走了, 就要反抗的, 顯然也會殺惡霸強盜的。長征不就是逃跑嗎, 爬雪山過草地吃樹皮草根到最後人員所剩無幾, 共產黨逃到窮山溝裏也不放過還要進行五次圍剿, 幾十萬到近百萬的兵力去圍剿幾萬紅軍,......... ! 如不反抗自衛就全消滅了! 共產黨在老百姓的幫助下存活了下來, 建立了新中國! 逃到台灣島上的蔣介石父子還不死心, 讓潛伏在大陸的幾百萬國民黨特務搞破壞, 殺人放火下毒暴炸......無惡不作, 要不要反一下, 這就有了"三反” "五反"....,要不要殺一些罪大惡極的, 不殺, 老百姓怕。 同時因新中國沒有高炮部隊, 蔣氏父子常常派飛機到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區轟炸, 炸發電廠炸飲水庫.......這些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啊, 要不要反擊啊! 善與惡在這時不是如此地分明, 卻偏偏為什麽有些人就是假裝看不見!
有人總是抹黑毛澤東。真是有眼無珠! 毛澤東一生不跨搶, 從沒有聽說過有人被他所殺或是他命殺手去喑殺誰。年青時受到高級知識分子喜歡, 以致將女兒許配給他。他的周圍有大批的那個時代的精英留學人士, 有反他的, 有看不起他的, 有為難他的.....但最後都歸順於他, 為什麽? 因為他不怨怨相報, 他不計較個人恩怨, 隻要你為老百姓做好事這是底線。新中國成立之初, 有多少大小知識分子不顧個人安危來到北京共商建國大事, 國民黨中的許多高官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血, 但放下武器投降了起義了照樣在新中國建設中擁有一個席位。而那些說三道四的個別人的家裏, 地被分了家產被分了或是被定右派了被定反革命了.......就怨東怒西能怒到毛澤東頭上嗎。 毛澤東沒有多吃多占任何人的, 毛澤東可能還沒有這個能力管到某人或某家應該定為右派劃成地主資本家吧!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物負責製定政策, 下麵執行的人在某人或某家的事上判斷錯了, 那是個別執行層麵的事, 拿某人某家的一些錯判, 來全盤否定一項政策一個運動能說是善良之舉嗎!?
善惡標準自在人間! 還要由誰來定嗎?中國共產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下建立了新中國, 而中國國民黨逃到幾個小島上去了。這就是善惡之分, 還要由誰來定嗎?特赦戰犯國民黨高級將軍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當然是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員,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幹部。走資派特色政府稱:官員。毛澤東時代稱:幹部。
廣大黨員幹部群眾應該都非常熟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很多人都能脫口唱出“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黨的曆史上曾專門製定了一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個紀律要求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開始全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麵臨嚴重的自然災害,群眾生活困難,而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卻存在“強迫命令”“瞎指揮”“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風的情況下製定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群關係仍然像革命戰爭年代一樣保持十分親密的關係,廣大黨員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作風樸素,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
但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現一些地方黨員幹部中出現了腐化作風和不良習氣,少數領導幹部不關心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耍權威,搞特權,嚴重破壞了黨群關係。
在1960年12月6日周恩來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給各地的指示稿中,對一些地方存在的問題作出了嚴肅指示。指示稿中說:“貴州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的極其嚴重的不可容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想象。……中央要求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省委好好檢查和糾正這方麵問題……。其他各地、各單位也要檢查存在著的或多或少甚至極少的類似情況,堅決糾正、徹底解決。”1960年12月上旬毛澤東在審閱以上指示稿後,批示:“照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頁)
基於這樣的曆史背景,中共中央於1960年11月頒發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對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生活特殊化風”進行了嚴肅批評並要求進行徹底整改。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時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並提出:“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同上,第479頁)由此可見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對各地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解決問題的迫切性的高度重視。
於是,196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期間,鑒於幾年來幹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作風不純的情況,毛澤東要求胡喬木仿照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製訂一個適用於黨政幹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特別指示,關於紅軍部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內容,適用於現有的條件,可以借鑒。根據上述要求,胡喬木開始著手起草相關的文稿。
1961年1月8日胡喬木就擬定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報告寫道:“關於全國黨政幹部中適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類似的規定和憲法、刑法草案、黨章等,並與許多同誌交換了意見。”(《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隨報告呈送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草稿。
胡喬木所擬稿中的三大紀律是:(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八項注意是:(一)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二)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三)保護人民財產,侵占損害人民財產要賠償;(四)保護公共財產,貪汙盜竊假公濟私要賠償;(五)用人要經過組織,不許任用私人;(六)對人要講公道,不許陷害好人包庇壞人;(七)對上級要講實話,不許假報成績隱瞞缺點;(八)對下級要講民主,不許壓製批評壓製上告。(同上,第519頁)
1月9日毛澤東審閱胡喬木起草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稿。他對草稿不太滿意。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寫得簡單明了,使人容易記住,同時避免起反作用。於是,他自己又改了一下。並就此批示:“印發各組討論,提出修改意見。(一)是否目前就頒發?……(二)太複雜,不如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簡單明了,使人難記。有幾條執行起來,可能起反麵作用。以上兩項,請予討論。”(《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
1961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中央書記等開會,討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稿。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修改稿。在修改稿中,三大紀律是:(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實行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是:(一)同勞動;(二)同食堂;(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了東西要還;(六)東西壞了要賠;(七)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八)工作要同群眾商量。
對於修改稿,毛澤東談了詳細的修改意見,並結合黨員領導幹部的現實情況逐條進行了解釋。他說,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工作中主觀主義很多,要整主觀主義。三大紀律第二條,提高政治水平。現在許多同誌不懂得什麽是等價交換、價值法則、按勞分配,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大集體與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應當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論水平,要使他們懂得這些原則。三大紀律第三條,草稿寫的是: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這樣寫,可能起反麵作用。正麵提出問題好。現在改為:實行民主集中製。什麽時候都不允許破壞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中第三條到第六條,即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了東西要還、東西壞了要賠,是用的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裏麵的幾條。說話和氣,是從正麵說的。當然不能打人。原先寫的是: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這樣寫容易產生副作用,不要從反麵說,還是從正麵提出好。八項注意第四條是買賣公平。買賣公平包括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係,買賣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買賣公平,就要等價交換。第五條借東西要還,第六條損壞了東西要賠,主要講的是不能平調。第七條,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樣從反麵說好不好?要強調調查研究。第八條是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原先寫反對瞎指揮,恐怕有副作用,又會發生不指揮,還是從正麵寫好。
毛澤東抓住了當時幹部作風中存在的要害問題。通過修改,更為簡單明了,讓人看了就能留下印象,更容易在全黨範圍內開展宣傳。毛澤東提出,題目《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區別於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頁)通過討論,形成了第一次修正稿。
經反複討論修改後,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向全黨公布。三大紀律: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一,同勞動同食堂;二,待人和氣;三,辦事公道;四,買賣公平;五,如實反映情況;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八,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針對20世紀60年代前後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製定的,對於確保黨中央決策的貫徹落實,約束黨員幹部行為規範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糾正了當時在黨員幹部中存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風氣,為確保黨員幹部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黨員幹部隊伍的先進性、純潔性,融洽黨群關係,團結廣大人民戰勝當時麵臨的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在當時對於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今天推進全麵從嚴治黨、改進黨的作風,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改革開放以後,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動我國實現了從落後到趕上時代發展的曆史性跨越。堅持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守。民主集中製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堅持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製,對於嚴肅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推進全麵從嚴治黨員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60年代,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頭深入基層,同老百姓一同吃飯、一同勞動,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典範。領導幹部深入基層,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對於了解民意、解決社會矛盾、融洽幹群關係、提升基層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待人和氣。胸懷天下、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毛澤東曾指出,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辦事公道。“公生威,廉生明”。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也是領導幹部人格魅力的重要體現。領導幹部作為發展的排頭兵,他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認識和維護關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關係到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公平正義值得每一位領導幹部以實際行動維護。尤其在選人用人環節上,必須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幹部有全身謀事之心而無側身謀人之虞”。
買賣公平。買賣公平在當時指的是黨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要公平,不能強買強賣。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係,買賣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買賣公平,就是要等價交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頁)
實反映情況。如實向黨和政府反映情況,是對領導幹部起碼的紀律要求,也是每一個領導幹部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如實反映情況是黨員幹部“嚴明黨紀”的重要表現。我們黨曆經百年而風華正茂,就在於共產黨人始終堅守信念,對黨忠誠。1962年7月6日陳雲就當時農業恢複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本來有的同誌好心地要他別講,但陳雲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頁)因此他如實反映了情況,並談了自己的想法,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忠誠、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質。
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能力是黨員幹部的首要能力,也是檢驗黨員幹部能否擔當重任的標尺,加強黨的政治建設,關鍵在於提高領導幹部的政治能力。
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從革命年代軍隊中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政幹部“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再到新時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都充分體現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黨與人民群眾始終血肉相連。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條是毛澤東特意加上的,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個論斷。他特別有針對性地強調:“要強調調查研究。現在調查之風不盛行了,對很多事情發言權有了,言也發了,就是沒有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