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總結《十條教授法》啟示

毛澤東總結《十條教授法》啟示

 

 

 

有著長期教育經驗的毛澤東十分注重《教學方法》。早在瑞金紅色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毛澤東在緊張的軍事鬥爭中，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隊士兵教育工作者概括出了富有啟迪性的《教學方法》。

這就是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決議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條教授法》。

《十條教授法》詳細內容如下：

一，啟發式（廢止注入式）；

二，由近及遠；

三，由淺入深；

四，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解俗）；

五，說話要明白；

六，說話要有趣味；

七，以姿勢助說話；

八，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

九。要提綱；

十，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這《十條教授法》是毛澤東在多年教育實踐（創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安源煤礦工人夜校、農民夜校、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紅軍大學等均為免費教育）的基礎上總結提煉出來的，至今仍有啟發意義，若沒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根本不可能提煉出這樣的方法。

由於創辦過不少學校，毛澤東也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理念。

對於每一所學校，毛澤東看重的是校長和教員。

1936年，毛澤東在紅軍大學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說：“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

1939年5月，毛澤東在《抗大三周年紀念》中進一步指出：“抗大的革命與進步，是因為它的職員教員與課程是革命的進步的，又因為它的學生是革命的進步的，沒有這兩方麵的革命性進步性，抗大決不能成為全國與全世界稱讚的抗大。”

1943年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毛澤東亦這樣說：“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

毛澤東的這些觀點，都是興辦學校的寶貴遺產。

毛澤東為強化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內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1929年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蘊含精深哲理、富有實踐意義的《十條教授法》，即啟發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要提綱，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十條教授法》的提出備受歡迎，使紅四軍全軍“政治課”具有了易於推廣的實用方法，迅速掀起了教學相長的學習熱潮，極大地提升了紅四軍的整體政治素養。

直到今天，《十條教授法》依然具有時代價值，學習它有利於形成推動教員聯係實際教學、學員聯係實際真學的機製，對新時代黨校教學工作又或是各類大學中學小學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十條教授法》激發學員思考的靈感。

注重啟發學員思考，反對填鴨式教學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教學理念和實踐方法。

綜合分析《十條教授法》，啟發式是其靈魂和根本，這也是毛澤東為什麽把《啟發式》放在第一條的原因所在。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在強調《啟發式》的同時，還明確標明要《廢止注入式》，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注入式》教學方法的堅決的不認可堅決地反對堅決地否定。

歸根結底，《啟發式教學》就是要突出並確立學員的主體地位，讓學員在學習過程中有認識、有思考、有收獲。

從投身革命之初，毛澤東一直秉持著這一核心理念，並身體力行進行實踐和示範。

早在1921年，毛澤東在《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時就鞭辟入裏地指出，舊式教育弊端的總根，在使學生立於被動，其導致的後果非常地嚴重的：《消磨個性，滅掉性靈》。

1941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又明確地指出：“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采取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

毛澤東《啟發式教學》的目的是激發學員自身的思考，其基本做法就是《由近及遠》和《由淺入深》。這種做法既尊重了學員不同認知水平的客觀事實，也遵循了學員認識提升的客觀規律。

《由近及遠》和《由淺入深》都要求從學員熟悉的環境出發，從學員已經掌握的知識層次和體係出發，使深奧的道理具體化、形象化、淺顯化。

毛澤東在講著名的《實踐論》時，為了形象闡明“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這一論點，毛澤東通俗地講道，這就像“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親口嚐嚐梨子滋味”的說法，立刻引發了學員的思考，直接明白了注重實踐的重要性。

毛澤東在講《矛盾論》時，談到“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一深奧論點時，為了便於學員理解，毛澤東通俗地講道，這就好比“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化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

“梨子的滋味”和“雞蛋變小雞”都是學員已經熟知的“近”和“淺”，“變革的實踐”和“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都是學員受啟發後真正理解的“遠”和“深”。

毛澤東在授課中，隻要牢牢圍繞《啟發式》這一核心理念，靈活運用《由近及遠》和《由淺入深》的具體做法，激發學員積極思考，不管多麽晦澀難懂的道理都會被學員輕鬆理解並深刻掌握。

《十條教授法》是要營造學員愛聽的氛圍。

語言是課堂的精靈，再深邃的道理，再精美的板書，再豐富的講義，一旦離開了生動的語言都將黯然失色。

在《十條教授法》中，對於課堂語言，毛澤東提出了《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四點明確而又實用的要求。

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不管是麵向學員還是麵向社會大眾，毛澤東的講話總是備受推崇並被廣為傳頌，原因就在於毛澤東善於運用大家熟悉的話語透徹地講明深奧的道理。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碰到雇農要講雇農話、碰到中農要講中農話、碰到商人要講商人話、碰到工人要講工人話，不能講一大篇”。其用意就是要把話說得明白一些，通俗一些，要用群眾的語言解答群眾的疑問，而不是“背天書”一樣高深莫測地胡講一通，最後講的人和聽的人都不知所雲，無所適從。

毛澤東還善於借用姿勢巧妙宣講。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上課，談到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宏大命題時，毛澤東在黑板上畫出一座寶塔，說：你們看，最下層是塔基，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壓在他們上麵的一層，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人數不多。再上一層是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人數更少。更高一層是軍閥。塔頂是帝國主義。

正當學員們憤恨於被剝削階級殘酷壓迫而感到無力抗爭時，毛澤東做了一個翻塔頂的手勢，學員頓時領悟了隻要大家團結起來就能把塔頂推翻，就能翻身做主人，徹底消除窮苦百姓身上的沉重壓迫。

這些深奧的問題，隻要經毛澤東一講，就能讓學員理解和掌握，這就是毛澤東講課的語言魅力所在，也是《十條教授法》中關於語言要求的精妙所在。

《十條教授法》提升學員吸收的質效。

講課不是一講了之，聽課更不是一聽了之，講課的要旨在於必須讓學員有收獲。真正讓學員全麵吸收課堂的講授知識，必然要有學員自身的參與。

一堂好課，不應該隻是講授者一人的自說自話，而是要有學員的暢所欲言。

《十條教授法》從確保學員聽課必須有所收獲的根本目標出發，提出了《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要提綱》《幹部班要用討論式》三個具體的要求。

課前精心準備提綱，課中組織相應討論，課後及時複習，這是毛澤東摸索出來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課程設計規範動作，是確保學員學有所得環環相扣的有機整體。

毛澤東在講課和作報告時，通常隻帶一份簡明扼要的提綱，而這份看似簡單的提綱卻飽含毛澤東大量的心血。

有一次毛澤東到陝北公學講課，為了講好這堂課，即使在日理萬機的緊張情況下毛澤東也擠出充足的時間，精心準備提綱。

後來毛澤東曾風趣地說：我花三天四夜時間，準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

這看似“折本”的一堂課，講課內容整理出來就是充滿真理味道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之所以有這樣的成果，和提綱的精心準備是分不開的。

為了讓學員透徹理解、深刻吸收，毛澤東格外注重引發和參與學員討論。

1937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開設了長達110多學時的“唯物辯證論”的課程，而這些課時中，有一半都是學員討論課，每次上課都是上午毛澤東先講，下午再認真參加學員討論。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過去在抗大講課的時候，隻講30分鍾，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後提出問題，教員解答。

大量的討論和對應解答，能夠真正使學員明晰講課的內容，並與自身實際工作結合起來，也能讓授課者了解學員的所思所想，有利於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

而《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是溫故而知新的一個過程，更是強化學員吸收講授內容的補充手段。

通過不斷複習之前的講授內容，讓學員持續加深認識，不斷指導工作和實踐，實現了一堂課《時時新鮮》《處處精準》《年年可用》的長期效果，使學員真正學有所思、學有所悟、學以致用。

[yongbing1993]

科技發展讓美國監聽管控全世界







美國前防務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曝光了代號“棱鏡”的美國秘密監聽項目。其《監聽對象》不僅包括《美國民眾》，也包括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政要和百姓》。

美國國家安全局2009年對122名外國領導人實施監聽，建有一個專門存放外國領導人信息的數據庫，其中關於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報告就有300份。監聽名單從“A”開始，按名字首字母順序排列，第一位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阿卜杜拉·巴達維，默克爾排在“A”區第9位，名單上最後一位是時任烏克蘭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

美國的《長臂管轄》是對世界各國的實體和個人濫施“域外管轄”的蠻橫司法實踐。《長臂管轄權》在美國確立後，隨著《科技的發展》逐漸擴張到合同、侵權、商業、家庭、網絡等領域。美國法院率先將長臂管轄權延伸到《互聯網》案件中，並且在Cybersell案中創造性發展了互聯網案件中的《長臂管轄權》，即把《網址》分成互動型網址與被動型網址，並對互動型網址行使《長臂管轄權》。

《長臂管轄》原則是經濟及《科技發展》的結果之一，這種靈活的規則容易適應複雜的社會情況。與此同時，美國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美國向國外擴張長臂管轄權提供了後盾。長臂管轄權可以更有效地保護美國的利益，特別是在霸權武力強大之中這種保護最明顯。

美國應停止《非法單邊製裁》和《霸權長臂管轄》，切實履行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責任。美國《霸權長臂管轄》是美國霸權政府以綜合實力和金融霸權為後盾，根據本國法律，對他國實體和個人濫施《霸權長臂管轄》的蠻橫司法實踐。科技發展讓美國監聽管控全世界。

截至2021財年，美國已生效的製裁措施累計達9400多項。美國“長臂管轄”已涉及中國、俄羅斯、伊朗、敘利亞、朝鮮、古巴、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美國曆屆政府濫用經濟脅迫手段，將製裁作為解決外交問題的首選，非但起不到效果，還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分析估計，在伊朗疫情最嚴重時期，美國的製裁影響可能導致了多達1.3萬人死亡。

美國霸權為維持經濟和科技領先地位，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製措施，人為幹擾正常經貿往來，破壞全球產供鏈穩定，同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背道而馳。美國霸權濫用長臂管轄權，門檻不斷降低，力度空前加大，打擊對象範圍不斷擴大，損害了世界各國家之主權平等原則，侵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扭曲了正常國際貿易秩序，極大地損害了各國企業的利益。“美國應停止非法單邊製裁和《長臂管轄》，切實履行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責任。

《“棱鏡門》十周年：美國“監聽癮”越來越重。

（國際觀察）“棱鏡門”十周年：美國“監聽癮”越來越重

記者：朱瑞卿

2013年6月5日，英國《衛報》率先通過美國前防務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曝光了代號“棱鏡”的美國秘密監聽項目。其監聽對象不僅包括美國民眾，也包括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政要和百姓。

十年過去了，遭到美國政府通緝的斯諾登如今居住在俄羅斯，已獲得俄國籍。“棱鏡門”事件引發全球對美國大規模監聽活動的強烈譴責，但美國並未悔改，十年來仍不斷曝出各種監聽他國的醜聞，其中不少受害國家還是美國的盟友。這些事件反複證明，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不擇手段，是不折不扣的“監聽帝國”。

驚天醜聞

德國《明鏡》周刊援引斯諾登提供的文件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2009年對122名外國領導人實施監聽，建有一個專門存放外國領導人信息的數據庫，其中關於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報告就有300份。監聽名單從“A”開始，按名字首字母順序排列，第一位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阿卜杜拉·巴達維，默克爾排在“A”區第9位，名單上最後一位是時任烏克蘭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

2013年7月12日，新聞工作者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打開網頁瀏覽斯諾登的訊息。新華社記者薑克紅攝

斯諾登提供給《衛報》的一份文件顯示，美方設於英國北約克郡的一處情報分支機構在2009年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監聽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與俄國內的衛星通話。這次監聽的時間是在梅德韋傑夫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後數小時，兩人在會談中剛剛就建立互信達成共識。

“棱鏡門”事件令美方十分尷尬和惱火，斯諾登因此被美國政府以間諜罪、盜竊罪和未經授權泄露國防及情報信息等罪名通緝。2019年，美國政府還起訴斯諾登，指控他出版的回憶錄未經政府審查，違反了保密協議，要求沒收其出書和參加公共活動獲得的收入。斯諾登在社交媒體上嘲諷：“很難想象還有比美國政府的一紙訴狀更能證明這本書內容真實性的方式了。”

監聽成癮

“間諜行為是一項已經嵌入美國曆史、根深蒂固的習慣。”美國《時代》周刊一篇文章這樣評論。

美國並未從“棱鏡門”事件中汲取教訓，“監聽癮”反而越來越嚴重，不斷踐踏別國主權，侵犯互聯網用戶隱私，嚴重危害國際網絡安全。2015年“維基揭秘”網站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曾對多位法國總統進行長時間竊聽；2021年丹麥媒體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丹麥國防情報局接入當地網絡，在2012年至2014年間竊聽德國、法國、挪威、瑞典等國政要的短信和電話通話；今年4月，一批美軍秘密文件出現在社交媒體上，內容涉及美國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以及韓國、以色列、烏克蘭等盟友的竊聽行動，再次暴露美國監聽行動範圍之廣。

如今，美國的對外監聽行為已走向“製度化”。美國政府打著“國家安全”和“反恐”名義，通過《涉外情報監視法》等立法，不斷擴大安全機關權限，對他國進行監聽。美國《涉外情報監視法》702條款將於今年年底到期，該條款允許美國情報機構在未經法院許可的情況下對“外國目標”實施監聽，搜集其電話、短信及互聯網通信內容。最近，美國政府正敦促國會延長該條款有效期，白宮方麵甚至直接將該條款稱為美國的“寶貴工具”，宣稱延長該條款有效期是本屆美國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

“沒有可避難之地，沒有可安息之所，美國政府不會接受任何地方處於其監控視野之外。”美國記者巴頓·格爾曼在《美國黑鏡》一書中如此揭露。

霸權工具

多年來，美國聲稱維護聯合國作用，卻在聯合國掀起“監聽風暴”；自詡自由、民主的所謂“捍衛者”，卻利用先進技術構建“監聽帝國”；標榜維護信息安全，卻在全球布下“信息安全陷阱”。這些自相矛盾的舉動充分表明，美方在網絡空間實施雙重標準，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自身霸權和私利。

2013年10月2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塊反監控的大型標語牌豎立在國會大廈前。新華社記者方喆攝

厄瓜多爾拉丁美洲新聞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隨著霸權開始衰落，美國為維持自身地位而變得更加暴力和危險。這時，美國的各種幹預活動變本加厲，斯諾登披露的大規模監聽活動就是其中之一。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紮·卡萊諾埃認為，包括監聽在內的網絡戰是美國“混合戰爭”的工具之一，與經濟製裁、恐怖活動、心理戰以及軍事行動一樣，都是其用來幹涉其他國家、達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手段。

西班牙《國家報》刊文指出，世界上有許多地圖，如地理地圖、人口地圖、經濟地圖、軍事地圖及政治地圖，這些地圖可以提供各類信息，但都無法像美國的“監聽地圖”那樣呈現出關於霸權的赤裸裸現實。（參與記者：趙冰、宋盈）

《美國真的放棄互聯網控製權了嗎？》

新聞分析：美國真的放棄互聯網控製權了嗎？

記者：林小春

當您通過手機、筆記本或台式電腦連上互聯網時，也許不會感到有什麽不同。但在互聯網幾十年發展史中，這一天可能具有特殊意義。

就在這一天，美國政府終於將互聯網域名管理權移交“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ＩＣＡＮＮ），從而結束對這一互聯網核心資源近２０年的單邊壟斷。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美國真的放棄了互聯網控製權了嗎？

事實上，這次“交權”並非美國政府心甘情願，而是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下的一點點讓步。同時，美國政府也不是隨便“交權”，而是設置了嚴格的前提條件，即交給“全球互聯網多利益攸關社群”，並設立了複雜的製衡係統，以保證自己在形式的“交權”後仍擁有隱形的控製權。

總部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ＩＣＡＮＮ成立於１９９８年，根據與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電信和信息局合約，它承擔全球互聯網域名係統管理、互聯網協議（ＩＰ）地址分配、協議參數配置以及根服務器係統管理等職能，而國家電信和信息局對這個機構如何運行具有最終決定權。

自ＩＣＡＮＮ成立之初，美國政府就承諾未來會交出互聯網域名係統管理權，但一直“雷聲大雨點小”。直到２０１３年，“斯諾登事件”曝光美國情報機構大範圍監控互聯網後，為了平息國際社會的憤怒，美國才於２０１４年３月宣布加速移交進程。

美國南加州大學互聯網研究專家洪宇說，美國政府在互聯網頂級域名分配上一直保持單邊主義的壟斷性控製，構成單極的地緣政治和軍事威懾力，所以在世界範圍內不得人心。“斯諾登事件”戳穿了美國自稱的“開放互聯網守護者”假象，嚴重削弱了它在互聯網外交政策上的道德基礎。

同時，互聯網已由一項前沿技術轉變為全球性的基礎設施，逐步受到世界各國法律的規範。在此形勢下，如果還在最基礎的互聯網資源層麵堅持一國特權，沒有太大意義，反而讓美國政府陷於被動。這些都是導致美國最終決定“交權”的重要因素。

正如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近日在一份背景聲明中所承認，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在互聯網域名係統管理中的角色“一直是讓外國政府不滿的一個源頭”，一些國家因此呼籲由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或新設立一個政府間機構來接管域名係統管理權，“如果美國政府不完成這一權力的移交，各國以多邊政府運行方式取代多利益攸關模式的呼聲隻會越來越高”。

應該說，在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交出對ＩＣＡＮＮ的控製權後，表麵上美國對域名管理的行政幹預能力確實大幅削弱，但美國已充分利用最後一段時間的權力，為ＩＣＡＮＮ今後的演變埋下伏筆，“多利益攸關模式”就是關鍵。

所謂“多利益攸關模式”，是指包括學界、民間組織、行業組織乃至政府等在內的多元參與。但是，為了避免交權後被其他政府或某個第三方控製或者“惡意接管”，在移交條件中，政府及政府間組織被限定為政策製定顧問的角色。超過１６０個國家的政府整體作為一個谘詢委員會參與進來，必須在委員會內部達成共識之後方能發布政策建議。

因此，ＩＣＡＮＮ獨立接管互聯網域名管理權後更可能走向“私有化”，而非多邊政府運行。這並不符合世界其他國家的主張。

曾撰寫多本全球互聯網治理專著的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米爾頓·米勒認為，這種互聯網治理模式是一個“重要創新”。他對新華社記者說：“這標誌著網絡空間的國家主權走向人民主權。”但他也承認，還需等這種模式開始運行後才能知道是否實際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巨頭在“多利益攸關模式”中將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國將通過比其他國家強大得多的企業、硬件和軟件技術、人才等優勢繼續保持影響力。

洪宇認為，雖然“全球互聯網多利益攸關社群”原則上支持多元參與，但實際上互聯網企業將擁有極大影響力，所以這次移交獲得了亞馬遜、穀歌、思科、微軟和臉書等巨頭支持，而這些都是美國企業。另外，最具商業價值的域名資產，如頂級域名中最大的“．ｃｏｍ”、排名第五的“．ｎｅｔ”都在美國企業威瑞信手裏，不會隨著此次交權而改變，“域名產業的政治經濟格局暫時沒有變”。

此外，對今後的互聯網管理，美國法律的控製也仍然存在。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局長勞倫斯·施特裏克林曾表示，ＩＣＡＮＮ會“一直並將繼續受到（美國）反壟斷法的製約”。交權方案也明確指出，這個機構的總部仍位於加州，必須遵守當地法律。

顯然，在互聯網域名管理權轉移的過程中，其適用法律是一個討論焦點。米勒指出，美國政府尤其是執法與行政機關對ＩＣＡＮＮ的影響確實在減小，但美國法律將繼續影響這一機構。他進一步解釋說，ＩＣＡＮＮ是一個國際機構，所以一旦有行為被認為製造或增加壟斷，將不僅可能受美國反壟斷法律調查，在中國或歐洲也同樣可能接受反壟斷法律調查。

從長遠看，ＩＣＡＮＮ未來是否有可能在美國之外如瑞士建一個平行機構，以提升其國際化合法性，目前仍不得而知。

[yongbing1993]

馬克思論《北美內戰》一八六一






卡·馬克思：《北美內戰》1861年10月20日於倫敦。摘錄部分內容：

數月以來，倫敦新聞界的主要周刊和日報對美國內戰一直重複著同樣的一支調子。它們一方麵誣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時又惴惴不安地防備別人懷疑它們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實上它們是在不斷地寫著兩篇文章，一篇文章攻擊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為自己攻擊北部作辨護。

辯解的論點主要是：北部與南部之間的戰爭是一個關稅戰爭；進一步說，這場戰爭是無原則的，它沒有觸及奴隸製度問題，事實上問題隻牽涉到北部的主權欲；最後，即使正義是在北部一方，難道想借武力壓服800萬盎格魯撒克遜人不是很狂妄嗎？南部的脫離難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擺脫與黑奴製的關係，並且使北部及其2000萬居民和廣大的土地獲得迄今夢想不到的更高程度的發展嗎？因此，難道北部不應該把脫離運動當作一樁喜事來歡迎，倒應該用流血而無效的內戰來鎮壓脫離運動嗎？

北部與南部之間的戰爭——第一條辯詞這樣說——僅僅是一個關稅戰爭，是保護關稅製度與自由貿易製度之間的戰爭，而英國自然是站在自由貿易一邊的。奴隸主是應當享有奴隸勞動的全部果實呢，還是這些果實應當被北部的保護關稅主義者騙走一部分？據說，這就是這次戰爭所爭的問題。

在美國無疑每一個人都知道，1846—1861年間實行的是自由貿易製的稅則，眾議員摩裏耳的保護關稅製的稅則隻是在1861年叛亂爆發以後才在國會通過。所以脫離運動並不是因為國會通過了摩裏耳稅則才發生的，充其量不過是因為脫離運動已經發生，國會才通過摩裏耳稅則。當南卡羅來納州於1832年第一次發動脫離運動的時候，1828年的保護關稅製的稅則確實曾經被用來作為借口，但也僅僅是作為一個借口而已，這一點人們從傑克遜將軍的聲明中已經知道了。可是這一次，舊的借口事實上並未被重複。在蒙哥馬利的脫離派國會中，都完全避而不談稅則問題，因為最有勢力的南部幾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納州的植糖業是完全依靠保護關稅政策的。

美國的戰爭無非是一個用武力來維持聯邦的戰爭。北方佬不能下定決心從自己的國旗上取消十五顆星。他們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當然，如果這次戰爭是為了廢除奴隸製度而進行的，那就又當別論了！但是，奴隸製度問題，是與這次戰爭毫無關係的。

這次戰爭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發動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幾個月一直平靜地聽任脫離派奪取聯邦的堡壘、兵工廠、造船廠、海關、信貸機關、船隻和武器儲備，侮辱聯邦的旗幟，俘擄聯邦的軍隊。

最後，脫離派決定大動幹戈以迫使政府放棄其消極態度，並且僅僅為了這個緣故，才動手炮擊查理斯頓附近的薩姆特爾堡壘。4月11日（1861年），他們的博雷加德將軍在和薩姆特爾堡壘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會談中獲悉，該堡壘隻備有3天的給養，3天後必將不戰而降。

為了防止他們不戰而降，脫離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曉便開始炮擊，幾小時之內即將該堡壘攻陷。關於這件事的電訊一傳到脫離派召開國會的地方蒙哥馬利，陸軍部部長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義公開宣稱：“沒有人能夠說今天開始的戰爭將在何處結束。”

同時他預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國旗就將飄揚在華盛頓的古老的國會大廈的圓頂上，而在短時期內大約也會飄揚在波士頓的凡尼耳會堂上。”

隻是到這個時候，才出現林肯征集75000人來保衛聯邦的文告。炮擊薩姆特爾堡壘截斷了唯一可能的依照憲法途徑的出路，即召開一個美國人民的全國代表大會，像林肯在就職演說中所提出的那樣。

對林肯來說，這時隻剩下這樣的選擇：或者是逃出華盛頓，撤離馬裏蘭、德拉韋兩州，並且放棄肯塔基、密蘇裏、弗吉尼亞等州，或者是用戰爭來回答戰爭。
　　
關於美國內戰的原則問題，已經由南部在破壞和平時發布的戰爭口號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總統斯蒂文斯在脫離派的國會上宣稱，在蒙哥馬利新近製造出來的憲法與華盛頓、傑弗遜的憲法的主要區別在於：現在奴隸製度第一次被承認為本身就是一個福音的製度和整個國家建築的基礎；而革命的前輩，那些被十八世紀的偏見所愚弄的人們，卻把奴隸製度看做是一種從英國輸入並將逐漸消滅的罪惡。南部的另一個魁首斯普臘特則大叫：“對我們來說，這是建立一個偉大的奴隸製共和國（a　great　slave　republic）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北部拔出刀劍隻不過是為了保衛聯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稱奴隸製度的繼續存在與聯邦的繼續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嗎？
　　
正如炮擊薩姆特爾堡壘發出了戰爭開始的信號一樣，北部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勝利，林肯當選為總統，成了實行脫離的信號。

林肯於1860年11月6日當選。1860年11月8日，南卡羅來納州發出的電訊就說：“這裏已認為脫離是既成事實”；11月10日，喬治亞州立法議會就忙於搞脫離計劃；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議會決定召開特別會議來考慮脫離問題。

但是，林肯的勝利本身隻不過是民主黨陣營分裂的結果。在競選期間，北部民主黨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黨人投的則是布雷金裏季的票，由於民主黨選票的這種分散，共和黨才獲得了勝利。
那末，為什麽共和黨在北部占了優勢呢？另一方麵，在民主黨內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行動一致的南北兩部分為什麽發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過與北部民主黨人的聯盟逐漸篡奪統治聯邦的權力，他們的這種權力在布坎南任總統時期達到了最高峰。

1787年的末屆大陸會議和1789—1790年根據憲法召開的第一屆國會，曾經通過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國領地上實行奴隸製度。（大家知道，領地一詞是美國版圖內居民尚未達到根據憲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數的墾殖區的名稱。）

所謂密蘇裏妥協案（1820年）——密蘇裏作為蓄奴州加入美國就是這個妥協案所產生的結果，——曾禁止在緯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蘇裏州以西的每一個領地上實行奴隸製度。

根據這個妥協案，實行奴隸製度的區域推進了幾個經度，而另一方麵，限製奴隸製度將來再擴展的地理界限看來已經十分明確地規定下來了。

這個地理上的防線在1854年又被所謂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這個法案的倡始者就是當時的北部民主黨領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國會兩院所通過的這個法案廢除了密蘇裏妥協案，置奴隸製與自由於同一地位，規定聯邦政府對兩者一視同仁，由人民即墾殖者的多數來決定某一領地是否實行奴隸製度。

這樣，在美國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隸製度不得在領地內擴張的一切地理限製和法律限製。

由於這個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領地的新墨西哥（其麵積大於紐約州4倍）便變成了一個蓄奴的領地，因而蓄奴地區便從墨西哥共和國邊境擴展到北緯38度。

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個奴隸製的法典，這個法典的野蠻性可以與得克薩斯和亞拉巴馬的法典相比。

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約10萬居民中，奴隸還不到50人。因此，

南部隻要派遣若幹冒險家攜帶少數奴隸越過邊界，然後借華盛頓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辦人之助，擊鼓召開一個冒牌的人民代表會議，就可以把奴隸製度以及奴隸主的統治強加於這個領地了。
　　
但是，這個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領地還是行不通的，於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個步驟，即從國會轉而訴諸美國最高法院。

這個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屬於南部，所以它很久以來就是奴隸主的百依百順的工具。

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脫案件中決定，每個美國公民都有權攜帶憲法所承認的任何財產進入任何領地。

憲法承認奴隸為財產，並且規定聯邦政府必須保護這種財產。

因此，根據憲法，奴隸主就可以強迫他們的奴隸在各領地內勞動，每個奴隸主也就可以違反墾殖者多數的意誌，把奴隸製度帶到一直是自由的領地中去。

各領地的立法議會被剝奪了禁止奴隸製度的權利，而國會就同聯邦政府一起，被賦予保護奴隸製度的先鋒的義務了。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一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

布坎南事實上是靠了發布奧斯坦德宣言才弄到總統一職的，這個宣言宣布，用購買辦法或用武力奪取古巴，是國家政策的偉大任務。

在他執政時期，墨西哥北部已經被美國土地投機分子所瓜分，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發出信號便襲擊契瓦沃、科阿韋拉和索諾拉。

海上走私者對中美各國不斷進行的海盜式的遠征，同樣是由華盛頓白宮指揮的。

聯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開放奴隸買賣，就同這種公開以征服新領地來擴展奴隸製度和奴隸主的統治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

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國參議院中宣稱：去年一年，自非洲運來的奴隸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隸買賣為法律所準許的時期還多。去年輸入的奴隸的數目已達15000人。
　　
向國外武裝擴展奴隸製度已經成為國家政策的直言不諱的目的；聯邦事實上已成了統治南部的30萬奴隸主的奴隸。

一係列的妥協導致了這種結果，而這些妥協是南部依靠它與北部民主黨人的聯盟而達到的。

在這個聯盟麵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隸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嚐試，一直都遭到失敗。最後，才到來了一個轉折點。
　　
取消了奴隸製度的地理界限並將新領地是否實行奴隸製度的問題交由墾殖者多數決定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一經通過，奴隸主的武裝特使，密蘇裏和阿肯色的邊境暴徒，就一手執長獵刀，一手執連發手槍，進襲堪薩斯，並且以前所未聞的暴行企圖把墾殖者從他們定居的領地上趕走。

這些盜匪式的襲擊受到了華盛頓中央政府的支持。於是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應。在整個北部，特別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協會，以人、武器和金錢支援堪薩斯。

就從這個支援協會中產生了共和黨，所以共和黨實起源於保衛堪薩斯的鬥爭。

在借武力使堪薩斯變為蓄奴領地的企圖失敗以後，南部便企圖借政治陰謀來達到這個目的。

特別是，布坎南政府盡一切力量企圖強迫堪薩斯接受一個奴隸製的憲法，作為一個蓄奴州加入美國諸州的行列。於是開始了新的鬥爭，這一次主要是在華盛頓國會內進行的。

甚至北部民主黨的首腦斯蒂·阿·道格拉斯，這時（1857—1858年）也起來堅決反對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

因為，強製實施奴隸製憲法是與1854年的內布拉斯加法案所規定的墾殖者主權的原則相抵觸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諾斯州的參議員，如果他承認南部有權借武力或者借國會的法案來奪取北部所墾殖的領地，他自然就會失去自己的全部影響。

所以，正像保衛堪薩斯的鬥爭產生了共和黨一樣，它同時也引起了民主黨本身內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黨在1856年發表了它的第一個總統競選綱領。雖然它的候選人約翰·弗裏芒特沒有獲得勝利，而他所獲得的大量選票則確鑿地證明了這個政黨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西北部的迅速發展。在他們為競選總統而舉行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860年5月17日）上，共和黨人重新提出了1856年的綱領，僅僅作了幾點補充。

這個綱領的主要內容如下：不再讓給奴隸製度一寸新的領地；在國外的掠奪政策必須終止；遣責奴隸買賣的重新開放；最後，必須頒布關於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勵自由墾殖。
　　
這個綱領的最重要之點是不再讓給奴隸製度一寸新的領地；反過來說，就是奴隸製度要永遠限製在它已經合法存在的各州的範圍內。這樣一來，奴隸製度就被限製住了。然而，不斷擴張領土，不斷擴展奴隸製度到舊有界限之外，卻是聯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規律。

由此可見，整個過程過去和現在都是以奴隸製問題為基礎的。這裏的意思還不是說，現有的蓄奴州內部的奴隸是否應當解放，而是說，北部的2000萬自由居民是否應當繼續屈從於30萬奴隸主的寡頭統治；共和國的各個巨大領地是應當成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還是應當成為培植奴隸製的地方；最後，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擴展奴隸製度是否應當成為聯邦的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創辦幹部院校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創造了黃土地上 的辦學奇跡。戰爭年代創辦幹部院校五十餘所。

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麵取得的成績非常出色，可以說創造了黃土地上的辦學奇跡。毛澤東為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全黨，非常注重幹部的思想理論教育，同時也注重其文化知識教育。在陝甘寧邊區這片經濟落後、文化貧瘠的土地上，抗日戰爭時期興辦的幹部院校多達50餘所，主要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前身是中國抗日紅軍大學）、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延安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延安自然科學學院、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中央研究院等；屬於邊區政府領導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黨校、邊區行政學院、邊區農業學校、邊區職業學校、邊區紡織學校、新文字幹部學校、邊區警校等中高級幹部學校等。

延安時期的社會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樣出色。陝甘寧邊區成立以前，邊區範圍內的150萬人口中識字人口約占1%，文盲約占99%；舊的小學不過120所，沒有一所中學，貧困農民的子女多無條件讀書，適齡兒童失學率非常高。

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邊區小學的數量1945年達到1377所，學生數量增至34004人。同時，邊區小學的教學質量也不斷提高。在發展正規教育的同時，邊區還加強了識字教育，組織形式是民眾學校、冬學、小先生製、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於掃除文盲，提高群眾的文化知識。可以說，邊區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是中國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觀。

由於處於嚴酷的戰爭環境，延安時期的教育帶有戰時特點。毛澤東對教育的目的、目標規定得更為清楚：一切為著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八條《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毛澤東還闡明了整個民族的抗戰教育政策。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論及“實行抗戰教育政策”時提出：“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全民族要實行如下各項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訂學製，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製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

第二，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幹部。

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後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

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後代。”

在實行抗戰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對於具體怎樣辦好根據地的學校、學校的任務和課程設置等，毛澤東都有考慮與說明。

1939年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三要點：

“（一）把知識青年訓練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或同情者，把他們訓練成為八路軍的幹部”。

“（二）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環，課目不宜過多，階級教育、黨的教育與工作必須大大加強。”

“（三）教育知識青年的原則是：

1.教育他們掌握馬列主義，克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2.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對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

3.教育他們決心深入下層實際工作，反對輕視實際工作經驗；

4.教育他們接近工農，決心為工農服務，反對看不起工農的意識。”

辦學校、傳授知識離不開知識分子，故毛澤東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工作。毛澤東對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評價很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這一時期，毛澤東幹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點是更加重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必須較係統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並能運用於中國的革命實踐；其學習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組或組、學習小組或組。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毛澤東還說：“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

延安時期是民主革命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教育事業大發展的時期。各類學校的教育相當規範，學製、課程設置也很有特色。毛澤東曆來主張學製靈活、反對課程過繁，而戰時學習要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使之精簡，學以致用。然而，各類學校的課程設置相當齊備，盡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軍政大學以培養軍事、政治領導幹部為目的。馬列學院開設的課程主要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聯共（布）黨史、中國革命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國近代史、黨的建設等。此外，還有時事政策報告和講座。其特點是注重理論研究與學習。魯迅藝術學院，專修課是各係根據專業需要設立，選修課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學作為綜合性大學下設行政學院、自然科學院、魯迅文藝學院（1944年7月並入）和醫藥係，行政學院和魯迅文藝學院學製2年，自然科學院學製3年，醫藥係學製l至2年。

其課程設置最為齊全，有共同課與專業課兩種。共同課占總課時的20％—30％，專業課占70％—80％。

全校的共同課有邊區建設、中國革命史、革命人生觀、時事教育。

行政學院的共同課為邊區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學院的行政係行政專業的課有社會政策、幹部工作、鄉政權工作、群眾工作；

行政係警政專業的課程有警政業務、社會常識。

司法係的課程有邊區法令、判例研究、司法業務、法學概論、社會政策、現行法律研究。

教育係的課程有邊區文化教育概況、小學教育、中等教育、社會教育、教材研究、現代中國教育思想研究。

財經係的共同課有邊區經濟概況、會計審計與統計，經建專業的課程有農業、工業、合作問題、交通運輸；財政專業的課程有財經業務、稅收業務、銀行業務、貿易業務。

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的共同課有數學、物理學、普通化學、繪圖、外國語，各個係如機工係、化工係、農業係的課程都較齊全。

延安大學醫藥係的課程各專業有側重。

醫生班設有解剖學、細菌學、病理學、診斷學、生理學、藥物學、中藥學。

司藥班設有藥物學、中藥學、簡易藥物學、醫療常識、保育常識、衛生常識、簡易婦科學。

助產班設有助產學、生理解剖大意、簡易藥物學、治療常識、保育常識、衛生常識、簡易婦科學。

護士班設有生理解剖大意、細菌學大意、簡易藥物學、理化常識。

中醫班設有藥物學、診斷學、治療學、生理衛生學、消毒學。

獸醫班設有畜牧概論、中國獸醫學、藥物學、診斷學、普通病、傳染病、免疫學。

1941年秋還增設俄文係。

延安大學的學科這樣齊全，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大學不能比的，它是共產黨領導下創立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而農村學校的課程設置更是以實用為主。毛澤東在《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提出的要求是，“我們還要編一些書，搞一些關於生產知識等方麵的書，作為教材。學生要學會打算盤，學會寫信，學會記賬，學會寫路條”。

從延安時期的教育成績來看，其學製、課程設置符合實際，符合教育的規律，各院校辦學更符合現代大學的教育規律。

在當代，按照實踐的發展和實際開設急需專業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