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私》《公》即階級鬥爭

人性中《私》《公》即階級鬥爭

 

 

 

拿人性中的《私》是人皆有之為借口，大興《私》的言行為“合法合利“化，這是中國走資派四十多年中以“改革開放“的核心價值，激發人皆有之的《私》，使之發揮至絕對精致，如“讓少數人先富“，“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學校裏培養“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等等，一切價值觀道德觀都以“自私“，“自我“，“自家“為首，為先。以至於人人都以”自私自利“為核心價值觀。造成今日之中國社會之亂象。

人性中的《私》和《公》之間的鬥爭即《階級鬥爭》。一講到《階級鬥爭》，有人總是誤導說是“窮人“和“富人“，因而有點錢的“富人“就十二萬份地抗拒《階級鬥爭》。其實《階級鬥爭》泛指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富人參加共產黨的有之。窮人掌握權力後反共產黨的不少。同一個人中一段時間信仰共產黨，另一段時間為活命可以背叛共產黨的。例如老走資派參加《長征》時會想“讓少數人先富“嗎？新走賢派將軍部長入黨宣示時，想到用軍隊的高級機密出賣給美國嗎？同一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內心存在《私》和《公》之間的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文革》中為啥要鬥私批修？！

要問什麽是萬惡之源，有人說，金錢不是，金錢隻是被《私》字利用的掩護工具。私字才是萬惡之源。

私字鬧得人心倒了，私有鬧得人心散了! 那麽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私有化觀念，就像毒蛇，緊緊纏裹著人心。

前三十年沒有妓女吸毒的, 難道沒有人想吸毒嫖妓女的! ....... 那時代三反五反文革.....貪腐的官員就少......這就是大環境對個人的關係和影響!

對道德的“傳遞性”如......是人性的生理反映, 是觀察到的一種現象! 在這兒沒有說是對的是提倡的更沒有講是什麽理論! 請看清楚了並且看懂了理解了再發聲行嗎?! 所舉的例子 "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氣，回家就可以揍婆娘？ “難道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嗎? 不是常有人勸說別把”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氣”帶回家不就是一種製止嗎! 還弄個什麽"雞生蛋，蛋生雞”顯得不簡單有學問? 好笑不!

然而，情何以堪，一個有著政治終極追求的中國共產黨，由改革開放後在”貓論” ”先富論” ”摸石頭論”......謊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會道德大滑坡！

想其初，不正是中國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饑不擇食時得到的一杯羹，衝著未來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後一個兒子，用最後一顆糧，用小推車，去換取一個新國家嗎。

首先搞清楚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曆史事實再來發聲! 籠通地指責是說不通的! 有人總是口口聲聲喊著民主, 民主不就是人民作主! 那麽就去仔細觀察研究各個時期各個國家的政府的所作作為是否民主了再來指責吼罵也不晚!

什麽是人民？人民，就是組織起來的群眾。

共產黨將群眾組織起來，群眾就變成了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後來，有人將人民去組織化，人民又還原成了群眾。當人民還原成了群眾，共和國也就變成了民國。民國之民，一盤散沙，任人淩辱；民國之國，一塊豆腐，任人宰割。毋庸質疑，利益集團怕人民，帝國主義怕人民，他們一定會變著花樣將人民還原成群眾。

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誌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誌。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4]，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隻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製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今天，重溫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哲理思想，對毛澤東不論是站在朋友、對手還是敵人的立場上，不論你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評論功過是非，都無法推翻超凡脫俗的“為人民服務”的哲理思想，也無法推翻毛澤東曆史偉人的地位，因為，毛澤東不但創造了一個新時代，而且修正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之道改革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將長久地影響著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統治者。而且，超凡脫俗的“為人民服務”的哲理思想，既是前無古人，同時後來者也將難以突破！

在今日的為官之道上，盡管不少的為官者不要說沒有毛澤東超凡脫俗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就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之道都做不到，反而高高在上地享受“先天下之樂而樂”。由此可見，近年來官場的招聘會出現眾多趨之若騖者究竟為了啥？這就更值得全社會深思了。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一名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悼會上發表了一篇重要講演《為人民服務》。從那以後，“為人民服務”不但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這五個文字不但包含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超凡”為民思想，而且去掉了“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享受”思想影子。由此可見，“為人民服務”就是超凡脫俗的為官之道思想，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終是父母，官員始終是公仆！幾千年高高在上的帝王號令天下賤民的思想理念從此被毛澤東終結在了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也同時把毛澤東推向了超凡脫俗的曆史偉人的位置上。

真正共產黨的為官之道“為人民服務”就是超凡脫俗的為官之道思想，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終是父母，官員始終是公仆！

為人民服務徹底走了。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卻如火如荼。

共產黨的初心變了，把為人民服務變成為人民幣服務了。

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樣兩段話：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們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一九八○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 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 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製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直到工礦企業和生產隊等基層單位，都要發動群眾，經過充分討論，製訂自己的計劃，爭取提前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從這兩段話中，你看到了什麽？難道不是萬眾一心、所向無敵嗎？？有了這一點，還有什麽奇跡不可以創造呢？有了這一點，就足夠了！

為人民服務：

“人民”就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群眾。

為人民服務的出發點，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階級鬥爭，去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去密切聯係群眾，去促成工農群眾的大團結，從而突出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
工農群眾有了社會地位，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這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於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萬眾歸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奮、希望無限、社會和諧。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眾所周知，自從這個事實上的毫不動搖地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特色理論問世以來，不僅從未有過它明確而嚴格的概念，並且，在事實上還有著這樣的強製措施：要不管黑貓白貓的、不問姓公姓私的、不問姓社姓資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錢看的、一把手說了算的、不換思想就換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有了如此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出發點，就理所當然的會伴隨著這樣的過程：千方百計地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階級鬥爭，千方百計地去 麻痹人們的階級覺悟，千方百計地去利用和縱容“名人”、“精英”們為所欲為 ，千方百計地去限製工農群眾的大團結，千方百計地把工農群眾變成了弱勢群體。

至此，工農群眾哪裏還會有事實上的政治地位？而工農群眾一旦失去了事實上的政治地位，哪裏還會得到事實上的服務和利益？所能夠有的，隻能是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而已。

於是，便自然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兩極分化、官民對立、離心離德、民怨沸騰、治安混亂、外敵入侵。

[yongbing1993]

《亦兵亦學亦工》三線建設學生







讀到一篇論文《亦兵亦學亦工 —襄渝鐵路學兵連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藝雯 2 劉 凡【轉載】 來自：《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隻重要力量，這些學兵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 16-26 歲。經陝西省革委會動員，西安、鹹陽等城市和地區 1969、1970 年兩屆初中應屆畢業生和部分社會青年 25 000餘人，到襄渝鐵路陝西段參與建設，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煉，工程結束後，這批學兵由陝西省相關部門統一安排了工作。這些學兵既是民兵又不同於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於知青，亦兵亦學亦工的複雜身份使他們的三線生活既艱苦又難忘，饑餓、危險、死亡與革命榮譽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調。

近年來，關於三線鐵路網的規劃、布局、建設、影響等問題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研究，但對於鐵路工程參與群體的研究較少。尤其是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這一群體，尚未有深入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現。盡管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群特殊的知識青年仍未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文學工作者及原學兵連成員以襄渝鐵路學兵連為曆史原型，創作了不少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⑤ 。這些親曆者的記錄，為學兵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記憶資料，為襄渝鐵路學兵連的曆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擬對襄渝鐵路學兵連組織動員、編製待遇、工地生活和學兵記憶做一探析，以便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學兵們在三線建設中所麵臨的困窘以及他們克服困難、艱苦奮鬥的精神。

襄渝鐵路東起襄樊，西至重慶，全長915.6公裏，是連接三線重點地區四川省、陝西省與我國中部地區的交通大動脈，在鐵路交通網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鐵路共分三段：東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稱陝西段，包括胡家營至達縣部分（含陝西省和四川東部部分地區）。西段於1968年4月開工，東段於1969 年3月開工，中段於1970年3月開工。至1970年二季度，鐵道兵部隊已先後調動23.6萬兵力進入襄渝鐵路工程施工，但勞動力仍然有缺口 。經國務院批準，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別動員30萬和14萬民兵支援，然而，陝西省由於陽安鐵路及寶雞峽、馮家山、王瑤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鐵路建設的人力嚴重不足。

1970年，陝西段開始動工並急需青壯年勞力時，恰逢1969屆和1970屆初中生剛畢業，尚未上山下鄉。時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的李瑞山提議讓這批學生以“勞動鍛煉”的形式參與支援三線鐵路建設，陝西省革委會通過了從這兩屆學生中選調部分人員參與襄渝鐵路陝西段建設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負責領導襄渝鐵路陝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陝西省建設指揮部成立，經陝西省革委會、陝西省軍區和鐵道兵東段指揮部共同研究決定，“從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屆中學畢業生中選調十六周歲以上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的學生一萬名（女學生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由鐵道兵部隊帶領，並配一定數量地方幹部，參加施工，爭取八月份上齊。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3]3 。隨著襄渝鐵路陝西段修建工程展開，勞動力需求持續擴大，陝西省革委會決定，除1970年動員約 10000名學生赴三線支援外，1971年再次選調15000名學生參與襄渝鐵路陝西段工程建設 。陝西省2107指揮部將其命名為“學生民兵”，在建設工地上，學生民兵連，被簡稱為“學生連”或“學兵連”，學生民兵連隊退場後，政府和社會上稱之為“三線學生連”或“三線學兵連” 。

學兵的動員工作由陝西省革委會總負責，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辦公室直接領導，並由鐵道兵協助完成。其動員範圍為“陝西省內家居城鎮吃商品糧的1969屆、1970屆中學畢業生，社會青年和應下鄉而未下鄉的‘前三屆’畢業生”。此外，鹹陽地區要求原分配到各軍隊農場的初中畢業學生和中央、省屬駐地縣的廠礦企業單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麵向學生的動員工作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令學生及家長理解支援三線建設的意義：第一、認清形勢，加強戰備；第二、修建襄渝鐵路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決策之一；第三、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是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極好機會。“

知識青年參加修建襄渝鐵路工程是在解放軍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親身受到解放軍的教育和培養”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指示是“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這裏的宣傳動員則強調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顯然是對毛澤東指示精神的進一步引申，將參與襄渝鐵路建設作為知識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個途徑，可以說，學生參加鐵路建設其實是知識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觀的另一種方式，與上山下鄉殊途同歸。

除精神動員之外，三線建設政治動員還有另外兩個特色，即製度動員和物質動員[9] 。製度動員具有強製性，而物質動員則是通過為被動員者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或給出承諾來完成。對於青年學生和家長而言，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前途問題。對此，動員單位進行了引導，並給出了承諾。據學兵劉某某回憶，動員條件中，對他們來講最有吸引力的一條就是：支援襄渝鐵路的這兩屆學生，不必參與上山下鄉，“去三線就屬於分配工作”“鐵路工程完工後也會重新安排工作”。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相關文件明確指出：“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這讓學生和家長消除了顧慮，不必再上山下鄉，就可走上工作崗位，何樂而不為。

另外，動員工作中鐵道兵部隊的軍代表直接表明，“我們這次招去的學兵除了不帶領章、帽徽，什麽都和當兵的一樣”。這使學生有了一種加入學兵，就等於成為軍人的感覺。有學兵稱“做夢都想當女兵”，參與襄渝鐵路的修建工程，當上一名“不穿軍裝的女兵”同樣也是一件很“神氣”的事。

通過講形勢、樹理想、許前途等方式的宣傳動員，絕大多數青年學生對參與三線建設表現相當踴躍，參與修建鐵路的意願強烈。最終，有25809名1969屆、1970屆初中畢業生，分兩批送往秦巴山區的施工地參與襄渝鐵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學兵的糧食、戶籍關係到達駐地後全部轉入襄渝鐵路修建指揮部。按照有關規定，學兵參與襄渝鐵路工程時的糧食均由駐地供應，每人每月45斤；工資為每人每月28元，按月發放；商品供應和棉花供應均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對待；學兵每月工資的28元中，需要上繳15元作為每月夥食費，可供自己開銷的有 13元。

而同樣被抽調修建襄渝鐵路陝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資則是每人每月38元，技術工人44元。據襄渝鐵路的民兵回憶，“民兵每個月六七八三個標準，吃飯不交錢。同時，部隊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給地方，是民兵所在生產隊的每月工分錢”。除了作為工分計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個月8元的零花錢。

由此可見，盡管學兵被稱為“學生民兵連”，是民兵的一種類型，但其待遇，與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計與學兵參加築路工作的性質有關。進行學兵動員時，已經強調學兵到襄渝鐵路，是作為上山下鄉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為了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陝西省革委會等機構在考慮學兵的工資待遇時，主要從接受鍛煉和教育出發，能夠維持生活即可。

經過陝西省革委會等機構精心組織和護送，25809名學兵分批、分次來到位於紫陽、安康、旬陽、白河境內的施工地，141個學生連隊在全長近300公裏的襄渝鐵路陝西段上鋪開，與鐵道兵戰士和民兵一起，參與了鐵路修建的所有工種和環節，並成為橋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軍。

根據檔案資料記載，在工地上，鐵道兵官兵對學兵很照顧，並積極教育，“對學生絕不能簡單的當作勞動力來使用，而是一切著眼於用毛澤東思想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每個連隊派兩名軍代表，“有的還把軍代表派到排、班，對學生連的組織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軍一樣，對知識青年從政治上關心，勞動上幫助，生活上照顧，真正做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耐心細致的育”。

在鐵道兵指戰員的教育和幫助下，學兵們培養了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優良作風。“不僅學會了砍柴做飯，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並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導，用自己的雙手在高山峻嶺上披荊斬棘，開出平地，搭起帳篷，蓋起營房，種上蔬菜，養起豬羊”。

在參與襄渝鐵路建設四個月時，就已湧現出不少先進集體和個人，據某部隊統計，在該部隊參加三線建設的3000多名知識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評為五好戰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獎，評出16個四好排，評出40多個四好班，80%以上的知識青年都寫了入團申請書，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團。因而，

1971年2月，陝西省相關機構認為組織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很有必要，同時認為這是知識青年改造世界觀、實現革命化的重要途徑。

與上山下鄉、需要“紮根農村”的知識青年相比，參與襄渝鐵路修建的學兵，從1973年3月開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陝西省建設指揮部分兩批完成了學兵的分配工作。實際參與分配的學兵為24742名，其中69屆9668名（包括選幹524人），70屆15074名（包括選幹461人）。學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當年的勞動計劃執行，按部門分：分配國防工辦係統2934名，中央其他單位4380名，省屬單位11193名，地、市單位5860名，省軍區及駐陝部隊3267名；按地區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寶雞市4352名，銅川市622名，鹹陽地區、渭南地區2863名，商洛地區175名，安康地區103名[13]5 。據袁培力等人考證，“漢中地區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線學生”。至此，陝西省相關部門兌現了動員時安排這些學兵工作的承諾。

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連”成為那個時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民兵，又與普通民兵有所不同，與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調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學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實行按月發放”。根據“農忙少上、農閑多上”的原則，民兵由各地區組織，民兵有輪換回家參與農活的機製，而學兵連探親假都沒有；當然，民兵與學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結束後，民兵繼續回鄉務農，學兵則統一分配工作，所以他們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時，學兵被組織送往襄渝鐵路工地參與建設，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種形式，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他們既是知青，又不同於普通知青。

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希望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將知識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同時接受思想和世界觀的改造。陝西省在組織動員學生參與鐵路建設時，進一步引申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意義，從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發展為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將組織學生參加鐵路建設以彌補勞動力不足的行為，升華為組織學生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積極進行思想和世界觀改造的行為，從而與黨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識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點可以是農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知青。但他們與普通知青最大的區別在於安排工作的承諾，“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這是普通知青所沒有的，當普通知青被要求紮根農村幹革命時，他們在鐵路建設工地上隻幹了兩年多，就統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薦上學、招工、招幹的機會，但這麽大規模的統一安排，絕無可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亦兵亦學亦工的學生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16-25歲。他們在鐵路工地上得到了鍛煉，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很多學兵認為，正是因為他們曆經了鐵路建設艱苦工作的鍛煉，才塑造成了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軍人品格”。學兵們艱苦奮鬥的曆史，可以進一步弘揚“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於創新”的三線建設精神，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和理解前輩的奮鬥及意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