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又炸作《中華民國憲法》

國民黨又炸作《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民國35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民國36年1月1日國民政府令公布。民國36年12月25日施行。實為1946年。

1946年12月25日是何年代？1946年12月25日時的中華民國現狀如何？1946年12月25日中國人有多少認可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即便有少數中國人製訂並了解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又有多長時間在全中國實施過？中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使用過《中華民國憲法》嗎？又有多少中國人認可過？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逃亡台灣成為流亡政府之後，統治過大陸一天嗎？蔣介石國民黨流亡政府在台灣的所作所為跟中國大陸十幾億的中國人有關係嗎？己經滅亡的蔣介石國民黨流亡政府搞曆史虛務主義，不斷地炸作《中華民國憲法》來忽悠年輕人意欲何為？

中華民國己在一九四九年滅亡，還何談什麽《中華民國憲法》？即便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是不合法的，世界組織和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承認。

就是國民黨的祖宗孫中山知道了也是不高興的，孫先生的中華民國是這樣的：《中華民國》的疆域，自1912年創立之初繼承大清國土，以中國大陸為疆域的核心。這是孫先生遺願中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己被國民黨的不孝之孫敗光了，台灣流亡的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孝孫子們還有臉稱《中華民國》？更不要臉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孝孫子們還到處忽悠炒作《中華民國憲法》。

至少賴清德說了句真話。《台灣未參與《中華民國憲法》製憲》

轉發新聞：《賴清德拋出新論：台灣未參與《中華民國憲法》製憲》

文章來源: BBC中文網 於 2025-07-04 

“1946年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是沒有派員參加的。”——台灣總統賴清德近日一句話，引發激烈的朝野論戰，也被外界解讀為強化台灣主體性的政治訊號。

在野黨質疑賴清德的說法背離曆史事實，試圖把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曆史臍帶”切斷。

《中華民國憲法》有複雜的曆史背景，製定於1946年的中國大陸，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這部憲法也隨之在台灣繼續施行至今，曆經七次修憲逐步本土化。

多名學者對BBC中文分析，台灣代表曾參與製憲是“沒有什麽好爭執的”曆史事實，但賴清德的“口誤”也引發新一波關於憲法代表性的爭論，讓社會重新檢視這部憲法與台灣當前政治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

“團結十講”為何引爆朝野論戰？

在大罷免倒數階段之際，台灣總統賴清德推出“團結十講”闡述理念與國政方向。

但他在6月29日的第三講以“憲政體製”為主題，提及“台灣當年未參與製憲”引發爭議，在野陣營批評為“以團結之名，行挑動對立之實”。

這樣的對立來自賴清德所屬的民進黨長期主張台灣主體性，而主要在野黨國民黨則強調中華民國的曆史延續性。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發布新聞稿指，賴總統言論違背史實，質疑“連google的能力都沒有嗎”，甚至指控賴故意說謊、“假造中華民國1949年前未實質統治台灣”。

國民黨政治人物趙少康與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聯合召開記者會，出示國史館史料與照片反駁賴清德。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則強調，其祖父連震東正是當年18名台灣製憲代表之一，批評賴清德“把自己的夢境和真實曆史混淆在一起”，試圖切斷中華民國與台灣的“曆史臍帶”。

多名國民黨立委也加入抨擊，王鴻薇指賴清德篡改曆史、對《中華民國憲法》全麵宣戰。台北市長蔣萬安亦回應，“台灣人不應忘記前輩貢獻，總統更不應抹煞中華民國曆史”。

麵對批評聲浪不斷，總統府澄清，賴清德的原意是指“當年台灣派出的製憲代表並非由台灣人民普選產生”，且對憲法條文討論並無實質決定權，真正以台灣為修憲主體，是透過後續七次修憲與民主化逐步確立的。

賴清德隨後在“團結十講”第四講時重申，《中華民國憲法》雖是在中國大陸時期製定，但曆經七次修憲，已完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民主共識。

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思瑤則表示，當年參與製憲的18名台灣人隻是“被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台灣的“實質參與”及民意。

台灣究竟有沒有參與製憲？

“台灣確實有派代表參與，這點其實沒有什麽好爭執的。”台灣東吳大學法律係教授胡博硯對BBC中文說。

根據台灣國史館史料，1946年中國國民黨宣布舉行製憲國民大會，共產黨、民主同盟拒絕出席。當時台灣由省參議會間接選舉產生18名代表，他們從台灣赴南京出席製憲會議。

製憲國民大會，為當時國民政府用來召集各省代表討論並通過憲法的機構。來自台灣的18人在全中國1700多位代表中，約占1%。

胡博硯教授指出，討論代表性多寡的意義不大，美國或德國在製定憲法時都有遇到類似問題。 他認為，關鍵是這部1947年的憲法當初設想的是“整個中華民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並非以台灣本土地位為基礎產生，因而與今日台灣的連結“先天就是缺乏的”。

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蘇彥圖則以法理地位說明，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隻是作為盟軍代表占領台灣，在國際法上並未取得台灣主權，因此台灣參與製憲國大就成了有爭論之處。

台灣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係助理教授陳俐甫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若僅以“有代表列名”就認定台灣充分參與製憲，反而可能落入中共長期的“敘事陷阱”。

他指出，中共當年拒絕參與製憲國大，另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至今仍在全國人大與政協中設有所謂“台灣代表”，但這些代表亦從未經過台灣民意授權。

賴清德拋出這段曆史有何意圖？

賴清德此時在“團結十講”中提出這段曆史，外界關注是否隱含政治意圖。

法律學者胡博硯認為，“團結十講”本是執政者對內凝聚支持的政策論述，與國慶、就職演說程度有別，賴清德是否試圖藉此確立台灣主體地位，目前仍有待觀察。

中研院的蘇彥圖則認為，賴清德的說法僅是一次“口誤”，並非刻意改寫曆史，而是未能在有限時間內交代複雜的曆史背景。

他同時指出，當前台灣社會對於“台灣作為憲法主體”這個概念，已存在相當高度的政治共識，如果真要深入討論憲政議題，更應該將焦點放在如何因應當前憲政運作的新挑戰，以及探索憲政改革的各種可能性。

製憲曆史：從“五五憲草”到七次修憲

賴清德的“台灣未參與製憲”一說，再次打開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憲法正當性爭論。

《中華民國憲法》可追溯至1936年，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為推動憲政，公布了《憲法草案》，因於5月5日發布，後被稱為“五五憲草”。

但製憲進程因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而中斷，直到1946年1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製憲國民大會，依“五五憲草”為基礎增修、討論與表決，製定出《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正式施行。

這部憲法最初的適用範圍涵蓋整個中國大陸，1949年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憲法的適用範圍逐漸縮限至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在冷戰對峙與反共的時代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維持憲政，但也讓許多憲法中明訂的民主程序形同虛設，長期處於戒嚴下，憲法如同“裝飾品”。

台灣真理大學的陳俐甫教授指出，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與軍事體製相結合，未真正落實代議製度，直到1990年代，隨著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麵改選與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台灣才逐步完成憲法本土化。

[yongbing1993]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還能維持多久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還能維持多久？

目前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內部矛盾: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中生產資料私有製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提出的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即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生產過程是社會化的，這會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和社會不穩定。?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利潤最大化與社會福利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可能導致對環境、勞工權益和社會福利的忽視，從而引發社會問題。?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容易出現周期性危機，例如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等，這些危機可能對社會穩定和資本主義製度本身構成威脅。?

資本主義雖然有一定的自我調整能力。例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引入了不同程度的國家幹預，例如社會福利製度、宏觀調控等，以緩解社會矛盾和應對經濟危機。?然而效果如何？

雖然技術創新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從而推動經濟增長。?但又能改變根本性的結構矛盾和對外侵略擴張嗎？

目前存在的政治製度的不確定性、選出的領導無能和不負責任自私自利、引發的社會不穩定、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都會對資本主義的命運產生影響。?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替代方案，如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也在不斷發展和演變，它們的實踐和影響也值得關注。?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未來是動態的，它將繼續演變和發展，其具體走向何方？還有待子孫後代體驗實踐，有待繼續觀察。?

轉發新聞：《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它”或許是民主黨最後的希望》

文章來源: 日新說Copernicium 於 2025-07-04

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它”或許是民主黨最後的希望

民主黨的未來之路

「民主黨中道派」的道路已經失敗了。 七個月前，哈裏斯的競選口號「我們不會重返過去」敗給了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意味著當下對於美國的民主黨以及自由主義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關口。而曼達尼的成功，或許是一抹希望的微明。一如英國雜誌《新政治家》上的一篇社論中所談到的：

（曼達尼）證明了，特朗普對政治魅力的壟斷並非牢不可破。反建製政治已不再是MAGA右翼的特權。

阻止特朗普在下一個任期勝利的，不會是「我們不會重返過去」這樣讓人喪氣的話語；而應當是曼達尼式的「經濟民粹主義」道路。 即對於「財富再分配的勇氣」、「連貫的平等主義政策」以及與特朗普針鋒相對的「一個新世界的許諾」。簡而言之，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

一．渴望變革：民粹主義時代的政治邏輯

特朗普的第二次上台，早已標誌著中道政治年代的結束，我們來到了一個政治民粹主義的時代。這無疑一係列的喧嘩與騷動，一些朋友可能會覺得，民粹主義者與鼓動家是一切的元凶，良治的破壞者。但是究其本源，民粹主義隻是一種症狀，而不是病因。它是合法性危機的標誌；它反映了「民主的製度」之下，民眾對於這個製度的不滿。當下的美國乃至於整個西方世界，中產階級與底層皆有理由感到失望與迷茫。畢竟，近五十年以來，多數人的收入隻增不減；而數十年來技術進步創造的財富，多半被前十分之一的所截留。

而這樣一個世界之中，多數人渴望改變——不論是真正的可行的改變；還是改變的幻覺。

因此，一個民粹主義的時代注定是一個極化的年代。而這在美國的兩黨製體係之中，這一「極化」趨勢體現為共和黨的右轉與民主黨的左轉。這一方麵當然源自於「民粹主義」這一政治策略本身：民粹主義要求「劃分敵我」。但與此同時，這也是源自於當下的現實，首先，美國社會之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共同利益」在迅速的萎縮——特別是廣大的工薪階層與富人之間。這兩個群體之間最根本的利益衝突，正體現在特朗普的《一個大而美的法案》上：這一法案在削減數百萬普通人的醫療補助之同時，慷慨地給予富人數百億美元的減稅。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觀察者，皆會對於這一《“劫貧濟富”法案》感到由衷的憤慨。

但是在憤慨之餘，我們更要去思考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或許馬斯克、紮克伯格之流對於特朗普的支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美國眾多的普通工薪階層——即注定會在右翼政策之中飽受打擊的百分之九十——又為何有一多半支持了的特朗普呢？

簡單地得出「這些民眾被欺騙了」、「這些人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不夠的。恐怕這不隻是一種與特朗普一樣的「精英式的傲慢」；更是對於「尋找破局之路」的主動放棄。正如當年在1930年代投票給希特勒的中產階級一樣，多數人很清楚自己的困境：或許讓一個法西斯組織摧毀憲法是一杯苦酒，但當下的生活無論如何是絕望的；而當那個奧地利人承諾著「讓德國再次偉大」之時；守舊的政治家連一個完整的方案都提不出來。

因此，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簡單明了的：因為在一個多數人渴望改變的年代，特朗普至少給出了「改變的幻覺」，而民主黨的守舊派連「幻覺」都不願意給。那麽進一步來講，「破局之路」也就顯而易見了：自由主義者應當給出「切實的改變」。

這個切實的改變是什麽？一個有更多參與民主、更公正的社會分配的新世界？一個新政自由主義重新回歸的美國？還是一如吉登斯與艾裏克·賴特口中所說的「真實的烏托邦」？我們等到第三個部分再談，這裏不妨先回答一個潛在的質疑：民粹主義時代背景之下，「真誠的變革方案」真的會有人買賬嗎？

曼達尼·佐蘭在紐約市民主黨初選中的成功證明了這一點：會的。民眾的眼光是雪亮的，每一個普通人在咽下「改變之幻覺」的同時，皆在等待著等待著「真正的改變」。

二．「連貫的平等主義政策」與民主的奇跡

曼達尼在紐約市的成功是一個民主的奇跡。一個競選資金上不及對方三分之一分；不曾獲得民主黨內部任何經營支持；不過三十餘歲的草根政客，靠著一個真誠的許諾、完整的改革方案以及深入社區基層的宣傳，完成了這場「大衛與哥利亞」的戰鬥。這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右翼民粹主義需要眾多富人雄厚資金之背書的時候；一種左翼民粹主義的策略並不需要這一切。它需要的隻是一種簡單的政治策略：「政策議題化」。

「政治議程」（agenda）對於任何政治製度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美國著名的民主理論研究者羅伯特·達爾也曾經提出：「對於議程的民主控製」是民主的一個必要的環節。而歸根結底，當前美國乃至於許多西方國家民主製度的危機，同樣也是源自於「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政治精英對於「政治議程」的壓抑。而當一些對於一般選民至關重要的「政治議題」，係統性地排除出了政治探討的空間時，不安、憤懣以及「民主已經破產」的實感，就是自然的後果了。

而自從裏根乃至於日後的克林頓以來，美國政治之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禁用議題」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曼達尼·佐蘭勝利的根本原因，即是「財富的再分配」重新變成一個政治議題。

當然有一些朋友或許會說：自奧巴馬以來每一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皆會談到「打擊巨富」、「提高最低工資」、以及其他的「經濟正義話語」。甚至民主黨的進步派——諸如桑德斯與AOC——同樣也是以「經濟平等主義」的話語起家。但當這些零碎的政策無法構成變革的潮流與實感；甚至最終隻是由於空泛的話語「安慰劑」。這些「議程」也就會純粹退化成「修辭」，最終再也無法取信於人。

而相較於這些前輩不連貫的「經濟平等議程」，曼達尼·佐蘭的一係列承諾是連貫、具體且勇敢的：

市政府擁有的雜貨店。

食品價格失控。幾乎有9成的紐約人表示，食品雜貨的成本上漲速度超過了他們的收入。隻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在結賬時才不會感到壓力。

作為市長，Zohran將創建一個由城市擁有的雜貨店網絡，專注於保持低價，而不是盈利。由於無需支付租金或財產稅，他們將減少開支，並將節省的成本轉嫁給購物者。他們將以批發價格購買和銷售，集中倉儲和分銷，並與當地社區合作，就產品和采購進行合作。鑒於紐約市已經花費數百萬美元來補貼私營雜貨店運營商，我們應該將公共資金重新投向一個真正的“公共選擇”。

為紐約人設計和提供的住房。

我們需要更多的經濟適用房。但幾十年來，紐約市幾乎完全依靠改變分區法規來吸引私人開發——其結果常常未能達到宏偉承諾。而且建造出來的住房往往對於最需要它的工薪階層而言價格不菲。

作為市長，佐蘭將利用我們的公共資金，三倍增加該市永久性負擔得起的、工會建造的、租金穩定的住房產量——在未來10年內建造20萬套新單位。任何100%負擔得起的開發項目都將得到快速推進：不再有無謂的延誤。佐蘭還將充實我們市的住房機構人員，以便我們真正完成這項工作。

為了我們需要的額外住房，Zohran將啟動一個全麵的紐約市規劃，以創造一個關於可負擔性、公平性和增長的整體願景。這項規劃將使紐約市能夠解決種族歧視性分區的遺留問題，增加交通樞紐附近的密度，結束建造停車場的要求，並且積極主動地規劃我們的未來。

對大公司和最富有的紐約人征稅

佐蘭有一個計劃通過市政府擁有的雜貨店、普遍的兒童保育服務以及其他大膽的提案來降低生活成本，且他也確切知道如何為此買單。佐蘭的收入計劃將會提高公司稅率至與新澤西州的11.5%相匹配，從而帶來50億美元的收入。他還將對紐約最富有的1%的居民——那些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征收2%的統一稅率（目前無論你賺5萬美元還是5000萬美元，城市所得稅率基本相同）。佐蘭還將實施常識性的采購改革，結束無競標合同，增聘更多稅務審計員，並嚴厲打擊從腐敗房東那裏收取罰款，以籌集額外的10億美元。

而正是因為敢於給出這些「連貫的承諾」，曼達尼得以勝出。民主黨中道派也時常承諾「福利」，但這些政客卻不常說明：真正的經濟正義隻可能源自於「財富的再分配」甚至是一個更加公正的經濟製度；而不是當前特朗普式的「赤字擴張」。一係列零碎的承諾——比如最低工資上漲一美元——隻會給人一種「明天可能會稍微好一點，但總體沒兩樣」的模糊感覺；而一係列連貫且合理的承諾，可以讓紐約市民憧憬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更加平等、一個讓真正的工薪階層享受到「自由」的世界，或者如同昔日盧武鉉與文在寅的競選口號一樣：「人」生活的世界。

而「提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並實現它」正是「改變」的真正意義；更是一個在日益貧困與混亂的民粹主義時代之中，民眾真正渴望的東西。

三．自由主義的烏托邦

事實上，當前自由主義者在西方的節節敗退，是因為它還沒有適應這個新的世界。這一時代的主題，不再是「保衛與推廣民主製度」；而是在一個民主已經陷入危機的世界之中「重建民主」。

而今站在中道政治的廢墟上，回望裏根以來的美國史，我們會發現：四十年以來的曆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富豪階級」不會安於一個穩定的社會現狀——今天的保守派人把矛頭對準工會；明天就會更進一步得寸進尺，向政府施壓以求更多的稅收優惠。而近五年來的曆史，則證明了另一個事實：「富豪階級」對於民主沒有任何興趣——馬斯克與彼得·蒂利之流此前對於民主製度的尊重，不過是出於忌憚；而今的「富豪階級」，已經將「摧毀民主」視為自己的己任了。

事實上，這是一個無比諷刺的事情：麵對自己所創造的混亂，居然是右翼先提出了一個「新世界的承諾」。唐納德·特朗普的「美國再次偉大論」是一個虛假的烏托邦。這個精明的政客將一個封建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美國，包裝成了美國工薪階層的新希望。這就是特朗普與背後的富豪階層所給出的「改變的幻覺」。而麵對這個「虛假的烏托邦」，自由主義者必得給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這不論在策略上、還是在實質上，這皆是美國、西方乃至全世界自由主義者最後的出路。

首先，策略上來講，當廣大的民眾渴望改變的時候，「老調重彈」是沒有意義的；同一個保守主義者一樣強調「沒有特朗普的世界」總歸好過特朗普，隻會顯得越發無能而虛偽。而另外一種更加可怕的對策：即不給出任何新的希望之同時，直接用行政手段與軍事手段與右翼對抗——且不論當前美國的民主黨是一個在野黨——隻會讓自己變成敵人的樣子，親手葬送民主製度。因此，民主的敵人拿起「變革」的武器之時，民主的保衛者也必須拿起「變革」的武器。

而更重要的是在實質上。許多自由主義者已經忘了，自由主義曾是一種「烏托邦」。不論是在宗主國殖民之下的美國、或是王權之下的法蘭西；抑或是軍事政權之下的韓國，自由主義者皆是要靠對於「新世界」的憧憬，戰鬥之中創造一個民主而公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