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子理論》與《鄧小平理論》

《瘋子理論》與《鄧小平理論》

 

 

 

美帝國政府獨裁者的《瘋子理論》，可能與之匹配的是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鄧小平理論》。

《瘋子理論》在轉發新聞中講到。

主要說和《瘋子理論》相似的走資派的《鄧小平理論》：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完全背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原則，走資派鄧小平的大量言論和行動都是和馬列毛對著幹的，都是反對馬列毛的理論的。

剝掉竊國大盜、亂世奸雄走資派鄧小平畫皮：“改革開放”40多年了，回頭看看新中國走過的曆程，中國的工人農民親身感受到那個所謂“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已經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和低層人民設計進了資本主義的圈套之中，在既得利益階級對走資派歌功頌德的時候，一些被設計進圈套而正在遭受資本主義剝削壓榨之苦的善良的工人農民的子孫後代們，至今還在迷茫、自得其樂。徹底剝掉走資派鄧小平的畫皮，是一切正義善良的知識分子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這不僅關係共產黨和中國以及底層千家萬戶的命運，也同每一個中國的工人農民及他們的子孫後代生死攸關。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在全國掀起了摘帽高潮，將全部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對確實改造好的敵對分子，經過人民討論，縣人大批準，摘掉帽子是應該的，但是決不能一風吹。
      
這樣一風吹的結果，使無產階級專政失去了專政對象。更嚴重的是他們還把國內外資產階級、右派等當成朋友、主人、當成神來敬，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甚至顛倒敵我關係，把敵人當作朋友，把朋友當作敵人，顛倒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實際是取消了階級鬥爭，也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反過來對工農大眾實行壟斷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

走資派鄧小平允許和鼓勵軍隊經商賺錢的政策，給解放軍革命化造成了極大幹擾，給解放軍的戰鬥力造成了極大削弱，走資派鄧小平顛覆了軍隊時時刻刻備戰不懈，一切為了打贏戰爭的軍事思想，讓軍人做商人，把軍事訓練場當商場，把軍艦、飛機等軍用器械用於各種走私物品，使軍官和戰士一心向錢看，渙散了對敵情的關注，渙散了軍心，培養了軍人投機取巧，唯利是圖，大長了解放軍的貪腐之風。

不管黑白，捉老鼠就行。模石頭過河，不準爭論，打左燈往右轉，當麵一套背後一套，說話不算數，滿口謠言謊言，機會主義，投機分子，不可預測性，會改變主意，會自相矛盾，行事反複無常。等。

轉發新聞：《特朗普利用“瘋子理論”改變世界 對敵友同樣有效嗎？》

文章來源: BBC中文網 於 2025-07-06 
 
上月，當被問及是否計劃與以色列聯手打擊伊朗時，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我可能會這麽做，也可能不會。沒人知道我會怎麽做。”

他讓外界以為自己同意了為期兩周的停火，以便伊朗恢複談判。但隨後他還是發動了轟炸。

這種模式正在浮現：特朗普最可預測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預測性。他會改變主意，會自相矛盾，行事反複無常。

“特朗普建立了一個高度集中的決策體係，至少在外交政策領域，可以說是自尼克鬆以來最集中的。”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彼得·特魯博維茨（Peter Trubowitz）表示。

“這讓政策決策更依賴於特朗普本人的性格、偏好和脾氣。”

特朗普將此化為政治工具；他把自己的不可預測性變成了一項關鍵的戰略與政治資產。他把不可預測性提升到係統性的“學說”地位。而如今，他帶進白宮的這一性格特質正主導著外交和安全政策。

而這正在改變世界格局。

政治學者稱之為“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即一位世界領導人試圖說服對手相信他在氣質上什麽都做得出來，以此逼迫對方讓步。若運用得當，這可成為一種脅迫手段；特朗普相信它正在產生回報，讓美國的盟友按照他的意願行事。

但這種方法對敵人也能奏效嗎？它的缺陷是否在於，這並非旨在蒙騙對手的障眼法，而是基於早已確立並有明確文獻記載的性格特征，結果反而使他的行為更容易被預測？

攻擊、侮辱和擁抱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擁抱俄羅斯總統普京，同時攻擊美國盟友。他侮辱加拿大，稱其應該成為美國第51個州。

他表示準備考慮動用武力吞並格陵蘭——美國盟友丹麥的自治領土。他還表示美國應重新掌控巴拿馬運河的所有權和控製權。

北約憲章第5條承諾每個成員國都要保衛其他盟國。特朗普讓美國對此承諾產生疑問。“我認為第5條已經命懸一線。”英國前國防大臣本·華萊士宣稱。

英國保守黨的總檢察長多米尼克·格裏夫表示：“目前，跨大西洋聯盟已經終結。”

一係列泄露的短信顯示，特朗普的白宮對歐洲盟友抱持蔑視文化。“我完全認同你對歐洲搭便車者的厭惡，”美國國防部長皮特·黑格塞斯在和同僚的交談中表示，並補充道：“可悲。”

今年早些時候，特朗普的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表示，美國將不再是歐洲安全的擔保者。

這似乎把跨大西洋聯盟80年的篇章翻了過去。“特朗普所做的，是對美國國際承諾的可信度提出了嚴重質疑。”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彼得·特魯博維茨說。

“這些歐洲國家與美國在安全、經濟或其他事務上的任何共識，現在都可能在瞬間麵臨重新談判。”

“在我看來，特朗普身邊的大多數人都認為不可預測性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使得唐納德·特朗普能夠最大化利用美國的影響力…… 這是他從房地產談判中學到的經驗之一。”

特朗普的這一做法取得了回報。就在四個月前，基爾·斯塔默爵士在下議院表示，英國將把國防和安全支出從GDP的2.3%提高到2.5%。

而在上個月的北約峰會上，這一比例已大幅增加到5%，聯盟所有其他成員國紛紛效仿。

不可預測性的可預測性

特朗普並非首位運用“不可預測性學說”的美國總統。196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試圖結束越南戰爭，卻發現北越敵人難以對付。

“有一次尼克鬆對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說：‘你應該告訴北越談判代表尼克鬆瘋了，你不知道他會做什麽，所以最好在局勢變得真正瘋狂之前達成協議，’”聖母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邁克爾·德施（Michael Desch）說，“這就是所謂的‘瘋子理論’。”

倫敦大學學院政治學教授朱莉·諾爾曼（Julie Norman）認同現在確實存在一種“不可預測性學說”。

她辯稱：“每天都很難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而這一直是特朗普的做法。”

特朗普成功利用自己善變的聲譽改變了跨大西洋的防務關係。而顯然，為了討好特朗普，一些歐洲領導人阿諛奉承。

上個月在海牙舉行的北約峰會便是一場諂媚的示愛。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早前曾發簡訊給特朗普總統（或“親愛的唐納德”），此訊息被特朗普公開泄露。

“祝賀並感謝您在伊朗問題上果斷行動，這真是非同凡響。”他寫道。

在即將宣布所有北約成員同意將國防支出提高到GDP的5%時，他繼續表示：“您將完成幾十年來任何總統能未能做到的壯舉。”

安東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擔任新聞發言人，他表示：“呂特先生，他是在試圖讓您難堪。他現在真的坐在空軍一號上嘲笑您。”

而這或許正是特朗普“不可預測性學說”核心的弱點：他們的行動可能基於特朗普渴求讚美的假設，或者說他偏好短期勝利，而非漫長複雜的過程。

如果情況如此，且他們的假設正確，那麽特朗普就難以運用障眼法來迷惑對手——相反，他有那些人早已熟知並被充分記錄的性格特質。

對魅力和威脅不敏感的對手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種“不可預測性學說”或“瘋子理論”是否能在對手身上奏效。

曾在橢圓形辦公室遭特朗普與萬斯斥責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後來同意授予美國有利可圖的烏克蘭礦產開采權。

另一方麵，俄羅斯總統普京顯然對特朗普的魅力與威脅都毫無動搖。上周四，通話結束後，特朗普表示對普京不願結束對烏戰爭感到“失望”。

那麽伊朗呢？特朗普曾向其支持者承諾，他將結束美國在中東卷入的“無盡戰爭”。他決定襲擊伊朗的核設施，或許是其第二任期迄今最難以捉摸的政策選擇。問題在於，這是否會達到預期效果。

前英國外相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認為，結果恰恰相反：“這將使伊朗更有可能尋求獲取核武器，而非相反。”

德什教授也讚同此觀點。“我認為伊朗現在極有可能決定追求核武器，”他說，“所以如果他們暫時潛伏，竭盡全力完成完整燃料循環並進行一次（核）試驗，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我認為薩達姆·侯賽因和卡紮菲的教訓並未被其他麵臨美國及潛在政權更迭威脅的獨裁者遺忘……所以伊朗人將迫切感受到對最終威懾力量的需求，他們會把薩達姆和卡紮菲作為負麵範例，而把朝鮮的金正恩視為正麵範例。”

根據南佛羅裏達大學政治學教授、《伊朗的崛起與中東美伊競爭》一書作者莫森·米拉尼的說法，其中一種可能的情況是伊斯蘭共和國體製的鞏固。

他說：“1980年，當薩達姆?侯賽因攻擊伊朗時，他的目的是要摧毀伊斯蘭共和國。結果卻適得其反。”“以色列和美國也是這麽估算的……他們認為隻要除掉核心領導人，伊朗就會迅速投降，或整個體製就會崩潰。”

在談判中失去信任？

往前看，不可預測性或許對敵人無效，但目前尚不清楚它在盟友間所帶來的近期轉變能否持續。

雖然有可能，但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憑衝動驅使的。而且人們可能擔心，美國會被視為不可靠的談判方。

“如果人們不信任美國、不確定美國在談判中是否會信守承諾，在防務和安全問題上是否會站在他們一邊，就不會想和美國做生意，”諾曼教授辯稱，“所以，我認為，許多MAGA世界追求的孤立主義最終會適得其反。”

德國總理弗裏德裏希·梅爾茨就曾表示，歐洲現在需要在行動上獨立於美國。

“總理這番話的重要性在於，它承認了美國戰略重心正在轉變，”特魯博維茨教授說，“美國不會回到特朗普上任前的狀態。”

“所以，歐洲將必須在行動上更具自主性。”

這將要求歐洲各國大幅發展國防工業，獲得目前僅美國擁有的裝備和能力，德什教授指出。例如，歐洲人擁有一些先進的全球情報能力，但其中大部分依賴美國提供。

“如果歐洲必須單打獨鬥，還需要大幅提升其獨立的武器生產能力，”他繼續說，“人力也是一大問題。西歐必須參考波蘭的人力水平，才能了解他們所需的兵力規模。”

這一切都將需要多年時間來建設。

那麽，歐洲人真的因為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而被嚇得做出自冷戰結束以來對西方安全架構最具戲劇性的改變嗎？

“這確實有一定影響，”特魯博維茨教授表示，“但更根本的是，特朗普打開了某種瓶口……美國政治已經改變，優先事項也變了。對MAGA聯盟來說，中國比俄羅斯是更大的問題。但這對歐洲人來說或許並非如此。”

而根據米拉尼教授的說法，特朗普正試圖鞏固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

“他沒可能改變二戰後建立的那套秩序。他想在該秩序中鞏固美國的地位，因為中國正在挑戰美國在該秩序中的地位。”

但這一切意味著，美國與歐洲在防務和安全上的迫切需求正在背道而馳。

歐洲盟國或許對於通過恭維與實際政策調整能夠讓特朗普大致保持合作感到滿意；畢竟他在最近的北約峰會上重申了對第五條的承諾。然而，不可預測性意味著這一承諾並非萬無一失——他們似乎也已經接受，不能再自滿地依賴美國履行其對歐洲防務的曆史承諾。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不可預測性學說”既源於有意的策略選擇，也源於特朗普極為真實的性格特質，它至少在某些方麵確實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