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
重讀《毛澤東論教育革命》，這是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雖然是文化革命時的語錄，但是對今天的教育仍然有著強烈的時代感！偉人的境界就是你做不到的，也想不了那麽遠的事兒。有心於教育的師者，不妨好好的從中“溫故知新”，這也是文革期間一係列學校教學改革的前奏。
毛澤東：“我早就說過，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
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毛主席說：“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不都是進士和翰林。蒲鬆齡是一個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還不是舉人。就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主席還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偏題，出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出考題，向同學公布，讓同學自己看書，自己研究，看書去作。例如對《紅樓夢》出二十道題，有的學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可以給一百分。 另外有些學生二十道題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隻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
走資派特色政府現行的教育製度。是貧富分化的推手，又是階級特權的延續，更是社會上功利主義的體現
在任何學校裏，最重要的是課程的思想政治方向，這完全由教學人員來決定。——列寧
文革中《紅旗》雜誌上一篇名為《請看蘇修的新玩意》的文章：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當下走資派特色政府現行的教育製度，比那時要嚴重的多：當時的「私人授課業」，隻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而當下卻更甚，是為了一切學生——或者說，“應試”——而設立的。
當時每小時價格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的工資，而當下呢？
沒有具體地考察過，但也有一些資料可以一用（這些資料都來自於身邊的人）：當下於“補課“上所用的錢，甚至有超過一萬元每月的。而一個中下層勞動者每月僅可得一千五到兩千元。
教師職業（此處專指教職工的工資）不過三四千元，這已經不是1.5倍關係了。
當然也有價格不那麽高的（或許要感謝什麽“供需關係”、“看不見的手”）每月每科也有八九百元（根據教師和學生們的評價這還算低的），且少有僅僅補習一兩門課程的，如此算下來，當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了，可以說：“教育改革、‘雙減’政策不是已經在整治這些問題了麽？”
這話倒是沒錯，但它僅僅是對窮人生效了嗎？
收費低的教育機構不見了，而富人們可以聘請家教。
在職的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不允許校外補課了。沒關係，富人們可以聘請專門這樣不到學校裏任職的人。而窮人們卻隻能依靠自己的孩子“再努努力”了。並且，別忘了：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
《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風險。》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法律。》
再看看所謂“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與“就近入學”和師資力量不均衡之間的矛盾。當然了，這主要來自於義務教育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然而它真的被落實了嗎？
由於“就近入學”，師資力量強大的學校附近往往會形成“學區房”經濟。而誰才能買得起這些「學區房」呢？自然是富人們。
普羅大眾想要把自己的子女送進這些學校可就要大費周章了。
並且，諷刺的是，隨著對“貪汙腐敗”的嚴查嚴打，這種差異也愈加明顯：根據資料（別問我怎麽知道的），“托關係”進入我所在的這所學校，需約3-5萬元；而「嚴查嚴打」後，這種途徑就消失了，之前三五萬能買到的學習機會，現在買不到了，隻能花費幾十萬去購買「學區房」。“幾萬對幾十萬，優勢在我！”
以及，當下的家長們、孩子們是抱著怎樣的觀念麵對龐大的空中樓閣般的教育體係的呢？
再引一大段《請看蘇修的新玩意》（並且也讓聯盟成員認識到我們應持怎樣的態度）：“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
……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
“……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而走資派特色政府現行的教育製度當下，一張大學文憑也隻能撈到一個好一點的工作了，也無怪乎廣大人民群眾對此見怪不怪了。那我們對此應該怎麽辦呢？怎麽應對這些上層建築呢？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紅旗》雜誌指的很明白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是要招來反對的。
在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製度下，《文革》沒有來。《文革》也不會來。《文革》是在工農兵取得政權後，要求執政的《共產黨》人繼讀革命，繼讀要求執政的《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根本與《文革》扯不上半點關係。在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製度下的高壓維穩監接之下，連“學生運動、群眾運動“也不會發生，何談《文革》發生。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的頭頭們維穩都來不及，還會讓《文革》發生。鼓吹《文革》來了，發生《文革》，發生學生運動、群眾運動的外國是《文革》。都是些不懂《文革》的馬戶又鳥們。
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製度下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文革》被醜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顛倒黑白地忽悠洗腦之下，滿世界的人都把謊言當”真理”了。《文革》被醜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顛倒黑白的總設計師是走資派鄧小平。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要這樣做？《文革》批鬥走資派，鄧小平是第二號走資派。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己死。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耍兩麵派，當麵說“永不翻案“，篡權上台後立即翻案，不翻案不否《文革》，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執政不合法。《文革》中的法律文件中白紙黑字，己告知全世界人走資派鄧小平己被開除了。所以走資派鄧小平要否定《文革》。
走資派鄧小平要否定《文革》篡權上台，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以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推行一係列的修正主義路線，讓糜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到處泛濫，使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受到嚴重的腐蝕和毒害。各種社會弊病叢生，社會麵貌日益腐朽，令人惡心的毒瘡已經化膿，並散發出一股難聞的屍臭。貪汙盜竊，已成了社會的特征。掌握國家機器、壟斷整個社會財富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進行各種掠奪活動，官盜一體。
社會道德敗壞，暗娼、妓女增多，賣淫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
投機倒把活動猖獗，黑市、自由市場異常“繁榮”。
文化教育領域，更是烏煙瘴氣。隨著等級製度的擴大與階級分化的加劇，種種醜聞紛至遝來。濫用職權，營私舞弊、勒索受賄風行全國。
許多人為了追求學位和名利，剽竊抄襲、買賣學位和文憑的現象極為普遍，造假文憑、“生產假學者和冒牌科學博士的工廠”、辦假大學的“企業”，應有盡有。
離婚問題越來越嚴重，家庭關係極不穩定。
在走資派集團複辟資本主義罪惡路線和資產階級特權階層荒淫糜爛生活方式的毒害下，青少年犯罪現象也日益嚴重。有相當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所謂“反盜竊”、“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隻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
轉載《1975年人民日報：蘇聯社會弊病叢生》
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以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推行一係列的修正主義路線，讓糜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到處泛濫，使蘇聯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受到嚴重的腐蝕和毒害。
今日之蘇聯，各種社會弊病叢生，社會麵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惡心的毒瘡已經化膿，並散發出一股難聞的屍臭。”貪汙盜竊，已成了今天蘇聯社會的特征。掌握國家機器、壟斷整個社會財富的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進行各種掠奪活動，官盜一體。
蘇聯報刊承認，從中央到地方，從農村到城市，從機關到學校，“許多領導人和黨組織的負責人”，“靠損害人民的利益而輕易謀取暴利”。有些人還“親自領導貪汙盜竊集團”，不少人在很短時期內就成為“百萬富豪”。“這類事實並不罕見”，“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蘇修一黨中央委員盜用公款五十多萬盧布，約合一個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資，為自己建造了一所異常宏偉的住宅；在格魯吉亞的工、商、文教衛生各界，貪汙盜竊也層出不窮，以共和國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為首的許多領導人”勾結在一起，進行特大規模的盜竊活動，中央合作社財政局長本人也是盜竊犯的“同謀者”，亞美尼亞郵電部管理局局長利用各種手段，貪汙十二萬多盧布。
在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扶植和庇護下，許多把持企業、農莊、商店和文教部門領導權的人更是上行下效，無所不為。據蘇聯報刊報道，第比利斯合成製品廠的頭目利用職權，一次就盜竊一百一十萬盧布；蘇呼米煙草公司的領導人盜竊的財富達數百萬盧布。
在蘇聯各地，投機倒把活動猖獗，黑市、自由市場異常“繁榮”。據報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買賣的商品有美國香煙、口香糖、牛仔褲、外幣和麻醉品。此外，機床、起重機、發電機和火車頭等生產資料，也都進入自由市場。在這種土壤上一批批投機商、暴發戶不斷地孳生出來。他們通過貪汙盜竊或者向外國旅遊者買來商品，然後高價出售，大發橫財。例如，阿塞拜疆社會贍養部生產企業管理局局長，勾結該局所屬企業的領導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賣金幣、首飾，大作美元、英鎊的黑市買賣。在他家存放的黃金和珠寶重達三十二公斤，幾年內獲利達二十八萬多盧布。
在文化教育領域，更是烏煙瘴氣。隨著蘇聯國內等級製度的擴大與階級分化的加劇，種種醜聞紛至遝來。濫用職權，營私舞弊、勒索受賄風行全國。許多人為了追求學位和名利，剽竊抄襲、買賣學位和文憑的現象極為普遍，造假文憑、“生產假學者和冒牌科學博士的工廠”、辦假大學的“企業”，應有盡有。據蘇聯報刊透露，一個叫戈爾巴琴科的人，利用偽造資曆、舞弊行賄等手法，騙取了蘇聯國立雅庫特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學位，當上了教授，並成立了一個學位答辯委員會。
在蘇聯，社會道德敗壞，暗娼、妓女增多，賣淫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據西方報刊報道，蘇聯內務部一個官員曾透露，在列寧格勒一次注冊登記的娼妓就有一萬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和敖德薩等大中城市以及療養地，都設有酒巴間、夜總會和半公開的妓院。由於娼妓越來越多，性病也隨之擴大和蔓延。據法國一家雜誌援引蘇聯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賣淫這個“資本主義的膿瘡”已經在蘇聯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蘇聯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廣場、共青團廣場、白俄羅斯車站和農展館附近的飯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動。其中一些人“有警察為後台”，受到警察的保護和支持。
蘇修上台二十年來，蘇聯的離婚問題越來越嚴重，家庭關係極不穩定。這也是蘇聯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據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蘇聯的離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離婚的夫婦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結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結婚不到一年。蘇聯已成為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國家。
酗酒成災，已成為蘇修無法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據報道，全國酒精產量劇增，超過人口增長率的兩倍。私人釀酒現象也在逐年增多。據統計，蘇聯平均每人每年飲酒量相當於美國的兩倍。全國每年僅飲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億盧布，每年有六、七百萬人進入“醒酒所”。工人群眾由於對蘇修統治強烈不滿，常因滿腹怨氣無處發泄而“借酒澆愁”。象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製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種必然現象”。例如，烏拉爾一工廠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進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廠，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檢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時酒意未醒，無法上班。青少年和婦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許多青少年和婦女經常沉醉街頭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場合鬧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販毒的現象也日趨嚴重。據報道，在蘇聯南部和中亞地區吸毒現象比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學生公開對來訪的西方記者說，他們吸食麻醉品。格魯吉亞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恥現象引起人們的嚴重不安”。《社會主義工業報》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薩克有一個出售嗎啡的集團。這個集團的主犯通過奇姆肯特市化學製藥廠搞到大批嗎啡，分成小包，運到各地出售。另據報道，莫斯科一家製造麥角酸的工廠，有一批科學家私自製造麻醉劑；在高加索有的單位製造海洛英；在中亞地區還種植鴉片。正如西方報刊指出的那樣：“毒品已愈來愈深地進入蘇聯社會”。
在蘇修叛徒集團複辟資本主義罪惡路線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荒淫糜爛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蘇聯青少年犯罪現象也日益嚴重。有相當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蘇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認，最近幾年青少年“犯罪相當多”。集體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蘇聯《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裏，“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
《青年共產黨人》也透露，在薩拉托夫州巴拉紹夫市有一個青年集團，長期作案，“相互發誓，以血為盟”，進行搶劫、盜竊和凶殺。在哈爾科夫，有一個青少年犯罪集團，結夥殺人，搶劫商店，半夜闖入住宅，胡作非為。卡拉幹達市一群學生在看了凶殺電影後，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個晚上就連續七次作案。
在今日蘇聯這些社會弊病的惡性發展，是赫魯曉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團背叛十月革命的事業、在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也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現。隨著社會帝國主義一天天的糜爛腐敗，這些弊病將更加廣為蔓延。蘇修當局對此十分不安。
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認蘇聯的種種“社會弊病”嚴重，並聲稱要“同它們作鬥爭”。近年來，蘇修當局還裝模作樣地作出了些諸如關於加強同酗酒作“鬥爭”的決議，製定什麽反酗酒措施，頒布什麽“勞動教養”條例，炮製什麽禁止暗娼、限製性病、反對嗜毒的法令等等，顯示一番同不良現象作“鬥爭”的姿態。然而，這隻不過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賊喊捉賊的騙人把戲。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蘇修叛徒集團就是一夥“盜竊國家本身”的大盜賊，龐大的蘇修官僚機構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營。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搞得如此烏煙瘴氣，讓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東西自由泛濫的罪魁禍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團自己，他們是最大的教唆犯。
隻要蘇修的反動統治繼續存在，所謂“反盜竊”、“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隻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蘇修叛徒集團的倒行逆施，蘇聯人民是不會長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人民必將行動起來，把毒害他們的所有汙泥濁水連同蘇聯的反動統治一起掃進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團這夥竊國大盜和教唆犯也終將“落網歸案”，受到蘇聯人民的無情審判。
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
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
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
走資派鄧小平們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上大學改變命》，大學裏培養“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立即變現的貯錢匣”。
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轉載《1975年人民日報：蘇聯社會弊病叢生》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載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報》)1975年《紅旗》
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
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裏學得知識，製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
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
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毛澤東: 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１〕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
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裏學得知識，製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二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的談話節錄。
關於辦好學校問題的意見〔１〕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辦教育也要看幹部。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要看學校的校長和黨委究竟是怎麽樣，他們的政治水平如何來決定。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 這是毛澤東接見以教育部長貢特·塞拉為首的幾內亞教育代表團和幾內亞總檢察長法迪亞拉及夫人時談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