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否！！！
據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劃分。再來對《複辟》的理解是，《複辟》就是倒退。
例如，毛澤東時代己進入《社會主義》，再行《資本主義》，這叫《複辟》。而己是《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這不叫《複辟》，而是叫《前行》。
《毛澤東時代》己成過去式。隻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範本。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有某些《社會主義》方麵的內容被采用。但這不是《社會主義》。
《走資派時代》自稱：《特色社會主義》。也有稱《特色資本主為》。走資派們自己都不承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特征：消滅了私有化製度，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沒有資本家和流浪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要求共產黨員及幹部必須“繼續革命“，還不可多吃多占，隻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習近平願意嗎？毛澤東鄧小平都沒有將皇宮整修一下住進去。習近平就住進去了，在川普來訪時《秀》了一下，當然在川普大富豪麵前《秀》了一下，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
人類社會是在進步。不是說，讚美過去的社會中某些《好》的人事，就要“回到過去”。例如說，原始社會的《人》很自由，沒有貧富差距，就一定要“回到不穿衣服“的時代。
文革中的《複辟》是特指回到私有化的製度：
《中華民國》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毛澤東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否！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複辟》了《中華民國》的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複辟》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一說到《複辟》，有人就嘰諷：就“回到那個時代去“。
又有人強詞奪理：誰想回到那個落後貧窮時代去。
文革中說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特指中國人民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
如果說，要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就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政府是代表資本家地主階級利益的。
《中國民國》時代就己經存在著“少數人先富“的社會存在。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鄧小平等一邦青年就應該一直堅持參加國民黨，為什麽要離開蔣介石國民黨，又削尖腦袋鑽到共產黨隊伍中來呢？不知道共產黨的信仰是什麽嗎？
鄧小平等一邦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跟著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很積極投入的，打倒蔣介石國民黨也有鄧小平等一邦人的功勞。
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等一邦人保證《永不翻案》，積極認錯檢討，反複寫信給毛澤東，華國鋒保證《永不翻案》，希望出來工作。
然而，篡權，翻案，讓自己先富起來了。
如果堅持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如果讓《文革》存在，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毛澤東在文革中反複強調的《複辟》就是這個意思。要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走資派們的《複辟》資本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麽。
如今的中國走資派習近平時代，是資本主義社會。走資派習近平本人也不會而且也不想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體係中，自從產生馬克思主義運動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一些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婦女節，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低價住房等。難道能說是《複辟》社會主義嗎？人類社會的存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一直由人類中的少數權貴資本家地主掌握執政權。而大多數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生活在低層。共運曆史並不長，是新生的社會製度，還一直被強大的資本勢力所打壓剿殺，根本無立是之地。所以《複辟》資本主義是如今中國社會的現實。
年輕人不懂不要緊。但不要跟著走資派忽悠誤導年青人。
今天，大陸走資派的經濟發展，是踩在《毛澤東時代》幾億工人農民打下的基礎上得來的。沒有這些工農業基礎，讓鄧小平在四九年建國時能行嗎？讓鄧小平在印度搞行嗎？
說《毛澤東時代》這個不好那個不行，又窮。新中國創業初期到毛澤東逝世，進步了多少？裝作看不見。隻挑一些不好的說。
假如《毛澤東時代》不被鄧小平篡權，再給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對者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隻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來30年後的社會主義強國《新中國》。多少國家會來朝聖。
而走資派經營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國還能撐多久？又有什麽可供世界或人類仰望？是廁所改造嗎？但廁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開四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在掌權。
走資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歡迎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來大陸。
四十多年來《無官不貪不腐》，不就是這些《還鄉團》。
近代中國的《三個不同的時代》：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
毛澤東共產黨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
是誰欺騙了人民? 是鄧小平。從1979年至今，也經過了40多年的實踐。鄧小平正式掌握政權十年，垂簾聽政八年，之後，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也進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來是將近三分之一世紀。它的成果是什麽？今天中國的勞動者，都有切身的體會。能再承認鄧小平理論的後果會給中國帶來什麽？！
曆史又一次雄辯的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指導，用它來指導我們的鬥爭，就無往而不勝，離開了它，革命事業必然遭到巨大的損失。從今天現實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最反動、最沒落、最腐朽、最沒有出息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於世界各國的曆史、地理、政治、社會動態的了解程度，讓許多外國人士感到驚訝。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訪，驚歎於毛澤東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覽群書之稱，看來是有根據的。他讓我看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著作的譯本”。“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知識與高度智慧的結合，他的話對我充滿著魅力。他一次也沒到過國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來那樣能說外語。可是，他對外國的製度和風俗習慣卻很有興趣”。“毛澤東好幾次和我講到他對外國有趣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從以前的西歐小說和曆史書上得來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提到“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問到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
1973年，毛澤東接見過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據惠特拉姆事後回憶：“我們的談話範圍涉及曆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使他感到高興。聽到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從中可能得到某種刺激，不論我的看法多麽錯誤。他的智慧和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澤東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預見性以及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所具備的豐富的國際情況知識儲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知識儲備又與他自青少年時代起，即關注世界、心憂天下，始終學而不厭地、主動地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在毛澤東身上，真正體現了中國那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毛澤東這種關注世界、心憂天下的情懷，早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即已養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原則。這是人民解放軍處理官兵關係、軍隊與人民群眾關係和對敵鬥爭的基本準則。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體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一個根本標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政治基礎。長期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發揮了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強大威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堅持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對於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做好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勝利完成各項任務，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官兵一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處理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的準則。主要內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幹部愛護士兵，士兵尊重幹部，團結互助，同甘共苦，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建立自覺的紀律。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軍隊本質的體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標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農村人民公社的《社隊工廠》被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竊取占為個人私有並改名為為《鄉鎮企業》。而農村人民公社的《社隊工廠》是集體所有製。而《鄉鎮企業》是私有化的企業，資本家擁有，雇用工人。
走資派右派們常常會拿“鄉鎮企業“說明改革開放後政策的成功。成功的“鄉鎮企業“在廣大內陸農村幷不普遍。實際上，在“文革”期間，中國農村大隊及公社一級的《社隊工廠》已有一定的規模，但走資派一刀切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社隊工廠》這些企業像人民公社裏的集體農業機械廠一樣被廢棄、被私人鯨吞。
像作者家鄉所在大隊在“文革”期間建起了塑料袋廠和肥皂廠，購置了用於運輸和農耕的拖拉機，但現在一家企業也沒有。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與這之前所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
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來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從薄一波的回憶文集中可知，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從來就沒想過鄉鎮企業這回事，中國農民的巨大創造力豐富了改革的思路。當然，中央政府毫不猶豫地將其訓入自己的政績，似乎鄉鎮企業隻有到了改革開放才出現一般。
毛澤東時期的《社隊企業》，為農民帶來了最初的工業化概念，也為社隊裏集體化的社員們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為毛澤東時代農村學校的建設、衛生事業的發展、農業機械的采購提供了資金，也促進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城鎮化發展。
但當今日的人們談論“文革”的所謂劣跡時，從來沒有人去注意發生在新中國廣大農村人民公社裏的，這一具有革命性的進步。
雖然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統計資料裏，難以或根本就查不到有關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大量的準確數據。但以筆者家鄉的當時發展狀況，筆者可以肯定，農村生產大隊、人民公社及縣級的工業，在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時已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使得從來沒見過工廠什麽樣的中國農民，近距離地感受了工業的運作。
至於較發達地區的江浙一帶的地方工業規模，將更為可觀，這為後來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作了多年的技術和人才上的準備。
沒有當時的《社隊企業》的基礎，後來的鄉鎮企業和一些私人企業的崛起將是不可想象的。
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業家（資本家)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以汽車萬向節為主導產品，並銷往海內外。
但是，魯冠球的萬向節工業的起點在哪裏呢？
在1969年當地成立的《寧圍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
當時作為打鐵匠的魯冠球和幾位農民，以農村人民公社投資的4千元資金（在當時這可不是小數目，那時一台25馬力中型拖拉機連同拖鬥和耕犁的價格不到4000元，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低於50元。到八十年代中，“萬元戶”還是巨富）成立這個廠，生產拖拉機用的萬向節。
如果沒有這個廠，魯冠球個人絕對沒有能力拿出最初的這筆資金，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當時的他也難以設計出生產萬向節的構思，這超越他當時的眼界。
再者，在農村人民公社的這個工廠裏，每個社員個人抱著純樸的心態工作，沒有獎金，大家在為集體做事。
如果一開始就讓魯冠球自己搞到大筆錢去辦廠，員工是否還會不計酬勞的奉獻呢？
可以說，這個原始的工廠給了魯冠球一個機會，讓他了解工業的運作和萬向節工業的市場特點。
如果沒有這個廠，今日的萬向集團根本就不會出現，也沒人知道魯冠球是誰？
在中國像魯冠球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曹德旺、許家印。
因此，當今日的魯冠球曹德旺等私人企業家資本家、都是個人創業成功的鄉鎮企業，和關心中國工業發展的人們在謳歌這些資本家在改革開放中的偉大時，最好不要忘記毛澤東時代的基礎性和全域性的貢獻，對“文革”期間中國的實際發展，應該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
魯冠球們和今日鄉鎮企業發達地區，實際上是毛澤東時期公有經濟發展的直接受惠者。他們在取得一定成就後有責任回饋社會。
走資派在改革開放後進行的一係列基層行政區劃的改革，隻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義搞私有化。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告別了舊有的鄉鎮和自然村的基層政權體係，確立了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黨政體係。固然，這一體係的確立，是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產物。
但到了後來，它本身已經沒有了成立初期的嬌枉必先過正的做法，實際上和人民公社化前的鄉鎮政體已沒有太大的區別。而改革開放後，它和現在的鄉鎮政體係已具有同樣的職責和性亂雖掛了個“左”帽子，並不影響改革的進行。
但後來基於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一切“左”的內容，人民公社黨政體係也隨之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鄉鎮黨政體係（按五十年代初的鄉鎮區劃，有的稱鄉，有的叫鎮）。這項改革所造成的嚴重問題被中國學者和政府部門完全忽略。
真是悲哀，涉及中國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經常被社會學家和政府忽略。真不明白養那幫人幹什麽。養一群雞還會下個蛋；可他們如果下“蛋”的話，經常是些“臭蛋”。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必要二次下鄉。讓他們通過計算機網絡可以了解城市，但無法了解農村基層。
第一個問題是工商業的巨大損失和集體經濟的流失。
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隊企業》。由於農村人民公社改鄉鎮在行政區劃上發生變化，隨之帶來產業歸屬的問題，伴隨著人員的流動（因原來的企業領導和技術人員是幹部編製），大量企業被關閉。
這類企業對於發達地區來說，或被私人承包，或發展壯大，對當地經濟造成的不良後果較小。但對於廣大內陸地區來說，這類企業則是當地工業化僅有的火種。一旦這些火種熄滅，對當地有限的工業資源幾乎是徹底地斷送。今天廣大內陸地區的就業不振，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與此難脫幹係。
第二個嚴重的問題是基層黨政人員總編製的膨脹。
農村人民公社改鄉鎮，基本是恢複解放初期或民國時代原有的鄉鎮行政區劃，因此，這一改革導致鄉鎮政權單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後來有些太小的鄉鎮進行了合並，但筆者家鄉所在的山東菏澤地區所有縣的鄉鎮數量仍比原來的人民公社多。這為今日龐大的基層黨政編製埋下了伏筆。這是中國農民負擔過重和教育經費缺乏的主要負擔來源。
第三是資金和土地上的浪費。
在這種分家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設，耗資巨大（不少鄉鎮是以大集鎮為鄉鎮公所，但原來這裏沒有辦公室和家餾院，必須全部建新的）。而後來的合幷又導致原來建設的房屋閑置，土地浪費，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見，在毛澤東後時代基於走資派右派對毛澤東的否定，進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為。量是令人痛心的。
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毛澤東的國企和央企是為毛澤東本人極其利益集團服務的，這個說法簡直是大錯特錯，毛澤東時代工人每天上班8小時，現在每天加班十幾個小時的都有，有多少職員羨慕8小時工作製。
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工人都是8小時工作製。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有分配房子，幼兒有托兒所照看，醫療方麵工人可以免費治病，在工作閑暇時工人可以自由休息（除了不能離開工作崗位）。
廠長書記不能隨意扣你工資不能隨意開除你。
可是現在的走資派持色社會你愛幹就不幹就拉倒。
毛澤東時代工人還有特殊的法律《鞍鋼憲法》，工人可以和老板提意見。
但是昔日毛澤東時代的主人公地位不見了。
國企改製以後有多少工人下崗。
工作十幾個小時卻隻拿到2，3千，法官跟你說這是按生產要素的正常分配。
私人資本家老板呢吃喝玩樂。
但如今普通打工仔連套房子都買不起。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待遇真的不能抹黑。
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一個婦女呂玉蘭留給世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事跡和那不滅的革命精神。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英雄業績，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她的經曆，是一個農民年輕女性在重重困境和挑戰中，自我積極地把生命的全部熱情和青春的力量，獻給了新中國進步事業，極其生動的詮釋了毛澤東時代的勞動模範所達到世界人類真善美的最高高度，正是有了像呂玉蘭這樣的人，毛澤東時代才更加豐富和多彩。她走了，給人們留下毛澤東時代一筆豐富的政治遺產和物質遺產，她頭上裹著的白毛巾和樸實真誠的農民式微笑化為永恒。成為曆史不可磨滅的紅色記憶。
一個《農民》，呂玉蘭是新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帶著十幾個姑娘改造村裏的荒沙地。1958年入黨; 1960年任本村黨支部書記;她和陳永貴、王進喜一樣，憑艱苦創業，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三八紅旗手。作為工農兵的代表進入“紅色政權”，擔任公社書記、縣委書記，1969年她在村裏廣播中聽到自己當選為“九大”代表，之後擔任了河北省委書記。這是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不拿工資，在村生產隊記工分)，曾是黨的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還作為青年、農民的代表出訪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她和那個時代的模範陳永貴、吳桂賢、郭鳳蓮等人的命運一樣，失落在春天的故事裏，她由省委書記降至正定縣委副書記。但她能上能下，任勞任怨，住的是縣委一間破舊的機關平房，吃的是從大食堂排隊買的飯。這期間，與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誌在工作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3年3月31日，53歲的呂玉蘭因病離世。這位11次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全國勞動模範，化作清風而去。
什麽是英雄，英雄這個名詞是文學分析與心理學常用的概念。民眾對英雄的詮釋是那些傑出的、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從古至今，時勢造英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個時代對英雄的解釋不同，在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毛澤東時代，是工農兵英雄輩出的時代，呂玉蘭從農民中脫穎而出，是我們那一代人學習的英雄。
呂玉蘭當年寫的那篇《十個為什麽?》今天讀來，仍然振耳發憒，摘抄幾句，溫故而知新。摘抄如下：
我傻不傻呢?我不會損公肥私，不會投機取巧，不會打自己的小算盤，要說這就是“傻”。我就算“傻”。
腦子裏“公”字掛帥，就是共產主義頭腦。
送來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場送掉了，禮沒有白送的，送禮的人想的是送一個，得十個，受禮的人是沒有不上當的。階級敵人慣愛來這一套，我們要加倍警惕。
我常想雷鋒說的這句話：我活著就是為了讓多數人活得更美好。這話對，讓絕大多數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
參加勞動不能忘，艱苦樸素最高尚，全心全意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樁。
無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革命不是做買賣……
這是呂玉蘭的立言，按照中國人古來立功、立德、立言的標準，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呂玉蘭做到了，立了一個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如女又是農民的家國天下之大功。
呂玉蘭立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之大德。
呂玉蘭立了《十個為什麽?》之大言。呂玉蘭雖不是理論家，但她講的自己在實踐中得出的經驗勝過許多理論家的洋洋萬言，多少的演講和文章如大風刮過，痕亦無痕，人們不知所雲。
而呂玉蘭的《十個為什麽?》做為紅色經典發表58年後仍被人們清晰地記住，我們今天還在討論它在新時代的含意，足見其立言的價值。
呂玉蘭，她與山西的陳永貴，河北的王國藩、耿長鎖，山東的李田英等農民帶頭人，積極地探索新中國農業發展之路，率領群眾戰天鬥地，誓把山河重安排，他們在基層、田間、工廠、地頭、炕頭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嘮嗑,把共產主義理想的種子埋進群眾心田生根開花結果。今日嚐來，這是沒轉基因的精神食糧讓人回味無窮。
今天重讀呂玉蘭的《十個為什麽?》，為今天互聯網上不絕於耳的千萬個為什麽有著醒腦開竅的現實意義。為找到《十個為什麽?》的全文，要在走資派特式政府的官方媒體的網站上都己搜不到，隻有在烏有之鄉，昆侖策、民族複興等紅色網站上找到的，是呂玉蘭愛人江山在一篇文章中一字不漏地列出來，所幸這一燦爛星火依然閃爍。
江山最近發表的《毛澤東思想哺育呂玉蘭茁壯成長》一文，讀者無不為之感動。《十個為什麽?》，在洗盡鉛華之後，留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依然鮮活。呂玉蘭所代表的是不摻半點假的真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是純紅色文化中一種超越時空的力量。
所有的時代都需要英雄，不同時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換了人間，40多年來，再也沒有出現呂玉蘭、陳永貴這樣的勞動本色的榜樣。
看這些冒出來的“領跑時代傑出黨員”、“全國勞動模範”、“改革先鋒”們應運而生，紛紛登場，他們大多住的是豪宅、坐的是豪車，上下車有人給開門，還有專給拎包的，辦公室有人打掃衛生端茶倒水，下雨有人打傘，前呼後擁，美女如雲，花天酒地。這是資本家的榜樣。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資本家的榜樣發作起來有時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最近很火的一段視頻講道：“今日之中國，縱欲洶洶，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民風，各施其能，各謀其利，紛爭付之於法律，前途交給了偶然，當然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這個民族伴隨著重功利、輕道義，這個民族將內不能安，外不能立。一個民族，不可能以誰擁有的貨幣，作為這個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如今走資派時代的信任危機，並不是三年疫情造成的，而是四十多年的曆史遺留下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如今想當好人也會被社會一次又一次地“毒打”，當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消耗了，未來的中華民族該何去何從呢?”
真正的英雄應該是普適於所有的時代，可當今走資派特色政府所樹立的標杆大多立不住，如許加印被捧上天後還是摔下來了。另一個柳傳誌已被千夫所指口誅筆伐。
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各行各業立樹立的大大小小的典型雖然都是大資本家頭麵人物，卻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典型那麽的受大多數人的尊重，那麽的讓大多數人能口服心服。有的甚至反遭唾罵，群眾渴望的時代英難不是皮帶哥、教父、馬爸爸。這些人不配英雄模範的稱號，因為他們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而是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資本老爺官老爺。他們把曾是國家主人的工人和農民變成他們的雇用勞動力。用住房、醫療、教育等各種巧立名目的改革，侵吞國有資產，榨取老百姓血汗錢。製做彈衣炮彈腐蝕幹部，用離岸的高招把不義之財一筆筆地轉移到國外。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目標被就這樣被他們給顛複了! 這些造改革開放時勢的“英雄”們，造成了中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給大多數人民造出太多的痛苦和災難。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模範，很長時間沒有見到呂玉蘭、陳永貴、雷鋒、焦裕祿式的英雄了，人們越來越懷念他們，懷念那個革命熔爐火最紅，人人爭做英雄的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需要如呂玉蘭、陳永貴、雷鋒、焦裕祿式的英雄。隻有資產階級才需要教父、馬爸爸式的“英雄“。
陳永貴在臨終前歎道：“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 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呂玉蘭沒留下遺言，無聲勝有聲。我采訪過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的郭鳳蓮，他們對陳永貴、呂玉蘭念念不忘的深情，讓我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好幹部的影子。我一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打交道最多的是石油工人和冀中的農民，我們老百姓深感今天的時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需要呂玉蘭這樣不脫離群眾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謀幸福生活的真英雄。
《前無古人又後無來者的幾個農民》。
清明節，在呂玉蘭的忌日走進呂玉蘭紀念館，猶回到心靈漂泊已久的精神家園。
清明節，祭電影《英雄兒女》王芳原型之一解秀梅。
清明節，祭“為大多數人謀幸福”慷慨就義的李大釗。
清明節，祭高喊“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的抗日女英雄趙一曼。
清明節，祭“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的江姐。
清明節，祭當年幾千萬中華兒女熱血豪雨曆經九死一生的苦難如此的壯烈。
清明節，祭陳永貴、呂玉蘭等英雄模範。
在為爭取中國的和平年代竟如此不易，如此的艱辛之下，這些走到群眾前麵的共產黨人，十分明確自己所為何事，所為何人。目的就是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翻身解放和謀取幸福。所以，人民群眾把他們看作屬於自己的代表，他們無愧於帶動群眾創造曆史的人民的英雄。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風吹浪打淘出真假英雄，假英雄泥沙俱下，真英雄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裏流。呂玉蘭逝世三十多年後，人們更清楚地認識了這位毛澤東時代的真英雄，千秋青史垂功業，萬代玉蘭留芳名。呂玉蘭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玉蘭一樣的美麗，玉蘭花在初春還沒長綠葉時就最早開花，最先花落。給人們與梅同致之感歎!雖然短暫，但已把足壓群芳的極致美麗獻給了人間。
東留善固為擁有呂玉蘭這樣一個慷慨悲歌的共產主義女英雄是何其的榮耀，她曾高舉起手中的共產主義火炬，燃得十分光明燦爛，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時代抓壯丁。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國內外權威人士估算：國軍中被抓壯丁後的二十多年中，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在中華民國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1937年至1945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陳誠。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
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①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405萬人；
②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製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
④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
⑤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製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遺棄不明下落的，下同）=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部隊正常減員數=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417萬人-32萬人=384萬人。
∵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422萬人-252萬人=170萬人。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1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1405萬人的57%。
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糊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1937年至1945年實征1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1937年至1945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後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隻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xxii]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8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將達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就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188萬人，其主要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著文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係部隊第7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隻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複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裏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裏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麵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546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而幾千年以來曆朝曆代地主資本家屠殺打工人是任意的。蔣介石國民黨為什麽要對毛澤東共產黨大屠殺呢? 因為毛澤東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當年蔣介石被張楊抓起來時, 毛澤東主張放蔣, 但工農紅軍官兵不答應。毛澤東說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殺害了, 要說個人恩怨早就想殺蔣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麵前要以民族利益為重。而蔣介石呢?
《安慶慘案》1927年3月20日，蔣介石在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達安徽省會安慶。其時，安徽軍閥利用青紅幫頭子組織禦用的“安徽省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派人組織的工會組織籌備處發生對抗。3月23日，蔣介石禦用“安徽省總工會”經嚴密籌備，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大會。會後，他們組織暴徒衝進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安徽省總工會籌備處、安慶市總工會籌備處、安徽省農協籌備處等省市機關團體，砸碎門窗，搶劫搗毀用具，打傷多人，暴徒們還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當時在安慶力勸蔣介石派兵保護安慶國民黨省市黨部的郭沫若，於3月31日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當時的郭沫若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委員、政治教官、著名學者。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軍隊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前的郭沫若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後來號稱蔣介石五虎上將的陳誠、劉峙、衛立煌等人還是營連級軍官，見了郭主任是要大老遠的打敬禮的，排長張靈甫恐怕連給郭主任敬禮的資格都沒有。蔣介石也是極力拉攏郭沫若的。蔣介石每次接見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郭沫若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為中將。蔣介石的一係列舉動意味著什麽，除了傻瓜，都清楚什麽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蔣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並一再表示：“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還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卻不為所動，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隻能做做文章、搞搞宣傳。”蔣介石依然不肯放鬆，“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後來得知，一係列大屠殺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真相大白以後，郭沫若決心擺脫蔣介石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不顧個人安危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於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就的，聲討蔣介石反動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1927年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現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1927年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讚賢被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後，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遊街，說他們就是共產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樣。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並不知真相，後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麵目已徹底暴露。在此情況下，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製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的血腥罪行，撕下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這篇文章寫在“四·一二”政變以前，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郭沫若個人來說，這篇在革命的黑暗時代公開討伐蔣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標誌，更代表了郭“旗幟鮮明”的革命態度。
《贛州慘案》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製造的慘案之一。1927年初，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其親信倪弼到江西贛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打擊革命力量，1月26日到會贛州總工會，下令通緝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6日又將陳讚賢槍殺。陳遇害後，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追悼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事件。12日下午，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他們的行為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實行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又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它是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定義，但在國民黨的文件和曆史敘事中被稱為“清黨”。所謂“清黨”，是既清除共產黨，也清除國民黨左派。根據台灣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書中記載名錄及次序 附通緝名單：鮑羅廷 陳獨秀 譚平山 林祖涵 於樹德 吳玉章 楊匏安 惲代英 毛澤東 許郠魂 夏曦 韓麟符 董用威 鄧穎超 羅亦農 高語罕 江 浩 劉芬 鄧中夏 許白昊 林育南 李漢俊 羅章龍 李碩勳 李囯瑄 李國珍 王基永 易禮容 戴曉雲 郭 亮 譚影竹 熊亨瀚 李榮植 李立三 劉少奇 淩炳 羅馭雄 範鴻勂 範鴻勳 張國燾 趙 幹 蔡和森 方誌敏 彭述之 王景雲 李伯雲 汪壽華 侯紹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統 張泰來 林 鈞 何 洛 張曙時 高爾柏 高爾鬆 王守謙 林劍臣 朱義權 劉端周 金澤宏 史鵬展 劉榮簡 丁曉先 蘇兆徵 陳其璦 周恩來 彭 湃 羅綺園 馮菊坡 彭漢垣 阮嘯仙 譚植棠 楊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華 楊賢江 潘楓塗 門啟衷 丁濟美 楊之華 餘澤宏 熊 耀 潘穀公 徐 琛 蕭楚女 漆樹芬 高統勳 楊眉山 王貫三 汪誌青 徐白民 黃 胤 唐公憲 胡淺因 宋敬卿 黃司葵 趙世炎 劉清揚 夏秀峯 何孟雄 於國禎 江少懷 郭沫若 韓寳華 查人偉 於方舟 查猛濟 宋雲肜 鄭惻塵 黃俠生 劉爾崧 李花白 陸沉 李汨之 王 鯤 許廣武 華 翀 王鬆壽 邱學訓 宓維琮 馬東林 裘 英 梁子光 陳 東 孫炳文 王平 顧順章 章鬱菴 王根英 徐 偉 王承緯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亞章 龍大道 錢介盟 耿 舟 李春濤 鮑慧僧 黎樾庭 宛希儼 彭澤湘 楊石魂 張餘生 陳 良 孔偉虎 林 錚 趙濟猛 張德鍾 李俠公 嚴紹彭 王若飛 謝強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張秋人 劉一清 孫靖華 周邦彩 金家濟 林平海 孫道濟 莊勁秋 戴國鵬 蘇眉如 何葆楨 陳國詠 王競天 楊闇公 劉伯承 李筮乘 陳達三 季外方 季達方 陳誌益 張國思 劉季良 羅貢華 鄧希禹 徐 謙 鄧演達 彭澤民 詹大悲 柳亞子章伯鈞
被撤銷通緝的8人名單：鄧懋修 謝 晉 郭壽華 光明甫 陳啟修 鄧劼剛 江仕祥 梁治文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1927年6月，陳獨秀之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恒豐裏104號召開的中共秘密會議場所被捕。中共黨魁陳獨秀的兒子、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關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監獄。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監獄，時年29歲，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陳延年的死狀十分慘烈——被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還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借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大批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隨即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並解往龍華司令部。上海區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在此次政變不久後英勇犧牲。
國民黨梧州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共產黨員鍾雲、陳漫遠，共青團員李素秋、蘇小芬，還有革命群眾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國民黨當局再次捕捉100多名進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間，國民黨當局殺害了鍾雲、李素秋等45人。據統計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黨”行動期間被捕的廣西進步青年人數眾多，涉及麵廣。在南寧、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監禁，兩千多人被殺。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廣州共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包括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在內的200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或者失蹤。據說當時廣州城內在大街上凡是發現工人學生打扮的，不論分說就地殺死。在蔣介石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三天，作為蔣反共大屠殺核心成員的李濟深在廣州也開展了大屠殺行動，史稱“四一五大屠殺”。廣東的“清黨”大屠殺重點和特點是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的名義轉發總司令部通令，稱共產黨為“少數奸徒，意存破壞”，要學生“不可受人挑撥”，對黨國大事不可“妄有發言以及越軌行動”。宣布戒嚴期內，不許開會，令軍校各級黨部停開黨員大會和小組會。“從嚴審查，如發現校中尚有共產黨員，嚴為剔除。”自此，軍校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或被殺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個事變，逮捕之共產分子，共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中的《官兵是不平等》的。
近年來，作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先後采訪230名曆史親曆者，內有135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22人、士兵99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等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勳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於接送壯丁的長官肆意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3分鍾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鬥作風”。克扣下來的餘糧，則相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在雲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月深秋季節，“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裏，全無被蓋，隻是用些稻草鋪點蓋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1948年冬，雲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000人，送到重慶時，隻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勳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係，在任期內貪汙舞弊，並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雲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餘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禦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後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後，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還原最真實的曆史: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老百姓親眼目睹：
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xvi]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xviii]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1937年至1945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陳誠。
孫中山棄醫從政終身為《革命前行》：三民主義，即民主、民權、民生。敗後改為新三民主義，即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又失敗。難！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的麵貌從此煥然一新。但也是萬裏長征，用命和血換來新中國。難！
1840年，急於向外擴張的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曆史的發展從此發生重大轉折。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麵對劫難，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奮起抗爭，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進行了一場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中的進步青年奮起反抗，仁人誌士奔走呐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
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但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1917年俄國爆發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事件。十月革命不僅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而且推動中國人民去關心、去研究這個革命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著主要作用。1919年，他將《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為“馬克思研究專號”，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等有過不同經曆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先後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逐步進入廣泛傳播的階段。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攔，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示威遊行。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從6月5日起，上海六七萬工人為聲援學生先後舉行罷工。工人罷工推動了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隨後，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擴展到了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迫於人民群眾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協、讓步，五四運動的直接鬥爭目標得以實現。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它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舉行。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由於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舉行。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就遭反對。一直反到今天。從50多名黨員至今日有多少共產黨員了？反共分子能反了共產黨嗎？厚顏無恥!厚顏無恥對馬列主義說三道四。不知天高地厚妄議毛澤東。不知天高地厚到處胡言亂語。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但進入近代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呈現在世界麵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
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和尊嚴，中國人民挺起脊梁，奮起抗爭，這其中，戰死沙場者有之，慷慨赴死者有之，蹈海酬國者有之，顛沛流離上下求索者有之。可是，鬥爭一次又一次失敗了，無數誌士仁人隻能為此抱終天之恨。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曆史新征程”。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偉大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毛澤東的肉體不能萬歲。毛澤東思想能萬歲。毛澤東名字能萬歲。毛澤東的話能萬歲！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複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複學習，反複運用。在報紙上，要經常結合實際，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大家學習和運用。幾年來廣大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證明帶著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為了幫助廣大群眾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選編了這本《毛主席語錄》。各單位在組織學習的時候，應當結合形勢、任務、群眾的思想情況和工作情況，選學有關的內容。
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主席語錄》的大量出版，對廣大群眾掌握毛澤東思想，推動我國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個同誌認真地、刻苦地學習，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2014年的時候，歌手韋唯參加了《我是歌手》第二期。在這個節目裏，她選了一首《太陽最紅毛澤東最親》，結果輿論一片大嘩。是的你沒看錯，輿論一片大嘩。媒體驚詫，驚問韋唯怎麽能選這樣的歌唱?韋唯為什麽唱紅歌?有些媒體則不懷好意，字裏行間夾帶嘲諷。韋唯自己則在一次訪談中退避式地為自己辯解，說自己那個年代，懷有崇敬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說她沒想到2014年那個時代懷有崇敬是不妥的。
這就是2002-2015年我們麵臨的網絡情況。這首歌唱的不好聽嗎?我個人覺得不錯，甚至比原版可能還契合時代風味。韋唯女生男相，霸氣豪邁，獨有韻味。她唱《亞洲雄風》，我覺得沒有第二個人唱得出來那個山風海嘯，屹立東方的氣勢。當然有人不喜歡這種風格也是很自然的。問題是媒體並不討論音樂和審美，他們隻是想反對毛澤東這三個字。所以你說網絡輿論這種東西是怎麽回事?媒體的風往哪裏刮就哪邊倒，我是曆來都很警惕他們的。
他老人家希望的中國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有大智慧，人人都清醒，獨立，看懂了問題並且共同解決問題。這就是Marx說的，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人民自己醒悟起來，自己保衛自己，那才是他老人家想要的東西。
但是，《革命前行》比《複辟倒退》難。要想飛躍更是困難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也是很難的。實際上地心引力是永遠存在，向下掉落永遠比向上攀登容易，因此人間永遠有寧願躺在地下的人，不肯站起來的人。如何讓人自覺站起並且攀登，是非常費腦筋的事情。最可怕的是，還有許多人胡說八道，把躺在淤泥裏說是“自由”。
用別夢依稀笑逝川 ，“思想越嚴控，道德越放開，利用的就是一般人很容易將之混起來看，把自由降低成一種近乎感官的感覺，便可輕而易舉地操縱人的思想。”、“他們想象的自由，一直都是一種屎尿屁的自由，括約肌不受限製的自由。你幹什麽都是可以的，寶貝，像牲口一樣都是你的自由。”
是的，向下墮落的自由不叫自由，那是地心引力給的，不是你自己的東西。隻有克服地心引力了，你才談得上自由。躺在牙床上吞雲吐霧吸福壽膏不是自由，像爛泥一灘不是自由。所以為什麽文藝界的人黃、賭、毒，總是和他們的屎尿屁一樣，和他們嘴裏的“自由”聯係在一起呢? 人一旦沾上了他們的東西，就會向下沉淪直至毀滅。
對於老百姓，曆來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把老百姓視為 “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群氓”，是應該“治於人”的“勞力者”，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下裏巴人”，是“難養”的“小人”。雖然他們中有的也總結出了 “民為邦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經驗，有的也能夠有畏民之心、撫民之舉，但是歸根結底，老百姓隻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統治對象，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是代表上天來管理老百姓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才是曆史的主宰。
毛主席的人民觀，推翻了幾千年的曆史觀，指出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的真理。
毛主席的人民觀，不但肯定了人民創造曆史的作用，而且確定了人民要做社會主人的使命。
毛主席的人民觀，充分地強調了“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的基本道理，他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已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此，他在革命過程中始終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和人民群眾始終保持密切的聯係。
毛主席的人民觀，貫穿在政權建設的根本問題是：他認為，新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政府是代表人民來執掌政權。他要求政府，“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誡全黨同誌“應該使每個同誌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的人民觀，還體現在保衛人民政權的理論中。他明確地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隻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這種人民觀，他心中時刻裝著人民，想著人民，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這種人民觀的偉大，中國人民的站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不可動搖就是靠的這種人民觀，正是這種人民觀深入人心、深入黨心的表現。
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歸根到底就是：一切為了人民。這個觀點是檢驗幹部的試金石。 實行這個觀點的幹部，就是好幹部；不實行這個觀點的，就不配當幹部；違背這個觀點的，就一定是壞幹部。這個觀點也是考驗一個政黨的分水嶺。執行這個觀點的 就是革命黨，反對這個觀點的就是反革命黨。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辦事，一切都好辦，否則什麽都不好辦。所以說，毛主席的人民觀是天下第一 觀。誰堅持了這一觀，天下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