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蔣介石國民黨《抓壯丁》的事實
蔣介石國民黨《抓壯丁》的事實曆史事實是，當年國民黨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蔣介石的親信是怎樣報告的，當年美國駐華文武官員是怎麽記述的，再聽一聽當年壯丁的哭訴，看一看大陸《還鄉團》成員流沙河家鄉《金堂縣誌》上的記載及金堂縣兵役官員的交代，讀一讀西方的史學家的評說，最後找一找，在他們當中有沒有不“誹謗舊社會”的!
軍政部長追問：近千萬壯丁哪去了？
據抗戰時期曾任四川省達梁師管區司令官的周開勳先生著文記載，國民黨政府於1939年頒布新兵役法後，組建了龐大的兵役機構，各省均設立了軍管區司令部，其下設若幹師管區司令部，再下又設若幹團管區司令部，以專司壯丁征調和新兵訓練。
1943年夏天，時任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共計170多名，到重慶複興關中訓團開會。會議期間，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報告中稱：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征出的壯丁將近1 200萬人，其中四川征出220萬人，河南、湖南兩省各征出約150萬人，其餘各省征出一百萬或幾十萬不等，甘肅、寧夏因為人口少僅各征出十多萬人。
程澤潤報告4年期間總共征出1 200萬壯丁，本來是作為兵役機構成績來宣揚的，不料，當場受到何應欽的置疑：全國軍隊包括警察在內也不過700萬人，而征出的新兵數卻比此數大得多。至於傷亡，根據各戰鬥部隊報告，綜合起來也沒超過240萬人。你們征了1 200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麽原因?
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軍事會議。會議製定的“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側重於整訓部隊，恢複和培養戰鬥力”。中國軍隊242個師、40個旅(特種兵在外)的整訓內容，“主要是加強教育訓練與改定部隊編製兩大方麵”。就是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國民黨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任務。
如此，何應欽的“壯丁賬”若繼續算下去，能讓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這4年中，將近1 000萬的抗戰壯丁神秘地失蹤了。
各級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麵對何應欽的責問，這幫專司征兵的司令官們叫苦不迭：“征兵困難”，“逃兵太多”。
這話不假。據抗日戰爭時期曾在四川榮威師管區任職的張登上先生著文記載，“所謂送壯丁的部隊，實際上如押解犯人的軍警。由於大多數的壯丁都是被強迫、陷害、欺騙來的，在押送途中，他們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繩一個一個地串聯捆綁著，而送壯丁的官兵則是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如臨大敵似地在隊列的前後左右，虎視眈眈地押著進行。”
即便如此，被抓壯丁還是逃亡不斷，甚至還有集體“烘營”(就是全數逃跑而不傷人)的。如1944年5月間，“四川省大竹縣所接收到的新兵約一排，竟奪了守衛者的槍支，集體烘營”。
據抗戰期間曾任兵役機關骨幹幕僚和團管區司令數年的萬金裕先生回憶：四川在1939年征兵實施“適齡壯丁抽簽”時，因當時征兵舞弊多，壯丁受虐待致病、致死嚴重等問題，曾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發生過“規模很大的民變”。1941年夏，四川的廣漢、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變”。
可笑的是，大量壯丁經常性的逃亡，甚至給個別據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帶來“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據周開勳回憶，“巴東偽縣政府曾專派一自衛隊，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來的逃兵，最多時每天要抓幾十個人，算來一個月即可抓數百名之多。這樣，巴東偽縣政府即可在本縣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時間反而又最快。”
抓來的壯丁補入部隊後，依然逃亡不斷。就連何應欽也在這次會議上承認：“根據派到各師的點驗委員會報告，照每個師的編製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隻有八九千人，甚至隻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關係。”
各級長官難言之隱：“層層吃缺貪汙”。
說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應欽說是部隊長官“管理教育不善”，“帶不好兵”。這話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實際上，國民黨軍隊普遍缺額還有一個司空見慣但大家都不願意說破的問題，就是各級帶兵長官“層層吃缺貪汙”。
所謂“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額”，就是虛報、冒領並貪汙部隊空缺人員的兵餉、糧代金和武器裝備。“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隊的兵員按編製編滿，在向上級申報領取各項經費時，所報的兵員數多於實際兵員數，其空缺的兵餉、糧代金和被裝則為帶兵長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裝備軍官也敢貪汙。貪汙之後，拿去倒賣或送人，並安排在作戰之後上報損失予以銷賬。
據原國民黨將領郭汝瑰回憶，1941年10月他接任暫編第5師師長時，發現前任師長戴季韜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是大米，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六千多斤。這些大米賣成錢，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
仍據周開勳先生回憶，一些地方征兵官員也“吃空”，他們在分配兵額時，有意增加名額，如在原定每鄉鎮分配的150名壯丁基礎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戶出錢。在當時，每個壯丁名額可以敲詐“一二百半開(花錢)”。如果沒有錢，則要求被敲詐人家“以騾馬代兵”，如雲南麗江縣政府就曾交給團管區四五匹騾馬。
壯丁被拉後，即送往體格檢查所檢查身體。這時，有錢人家的壯丁隻要賄賂體格檢查所三五十塊錢，就能作為身體有病不合格，而準予緩征。
兵役官員受了賄，順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來的兵役名額，自然就要轉移到窮人頭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錢買丁，窮人則千方百計躲避抓丁。對此，保長、甲長們也有辦法，白天抓不到壯丁，就在晚上派鄉丁去家裏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壯丁的父母關起來，逼迫壯丁“自願”當兵;本鄉壯丁實在湊不夠數，就帶著鄉丁上路亂拉商客，錢、物沒收，人充壯丁，“形如匪盜”。
有的兵役官員還專門豢養一批“兵油子”。據《宜賓縣誌》記載：
民國33年7月6日，縣交給七十六軍二十四師七十團的86名新兵，全係收買的兵痞流氓。這些人以充作壯丁為生計，每次得買身價1 500至50 000元(法幣)，先領一部分，其餘暫存鄉保長處，每10 000元生息1 000元，待逃回之後，即取領本息。鄉保長平時把他們供養起來，其“安家費”、“供養費”，一律向民眾攤派，承辦者從中漁利。
據我采訪到的情況，在一些地區，保長、甲長一旦完不成壯丁“征集”任務，保長、甲長本人則被抓去充數，毫不留情。如雲南省宜良縣古城鎮北大營村的甲長陸正清，自己親自把剛抓來的壯丁送到鄉公所，因為壯丁名額不夠，就被鄉長當場喝令鄉丁捆了起來，一並送進了壯丁營。又如國民黨第184師山炮營2連士兵金學義，當兵前是保長，因為同樣理由，也被強行充了數，送進了部隊。
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來，筆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 先後采訪近200名曆史親曆者，內有116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19人、士兵83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勳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於接送壯丁的長官肆意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3分鍾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鬥作風”。克扣下來的餘糧，則相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在雲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月深秋季節，“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裏，全無被蓋，隻是用些稻草鋪點蓋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1948年冬，雲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 000人，送到重慶時，隻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勳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係，在任期內貪汙舞弊，並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雲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餘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禦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後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後，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兵役視察真相：“傳令嘉獎”抓壯丁。
亂抓壯丁的現象就更普遍了，就連專司兵役的司令官們也承認：“拉捆壯丁現象各省都有。”
這話，在張登上先生《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中，能得到一個極富有諷刺意味的佐證：
全國第二次兵役會議後，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針對“各管區辦理兵役的基層幹部積弊甚深的問題”，“決心建立全國性的兵役視察網”，於1941年4月和11月，“遴選‘兵役幹部訓練班’優秀學員120人，重新在‘兵役調查班’施以專業的視察技術訓練，學習結業後分別派駐各師管區擔任駐區視察員”。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榮威師管區來了一位派頭不小的兵役視察大員，行禮如儀後，開始訓話：“本視察員奉命代表軍政部前來視察，一切有關違犯兵役法令的問題，都要嚴肅處理。言出法隨，決不姑寬!爾等全體士兵有苦訴苦，有冤鳴冤，切勿疑懼不前，因循自誤……”
話聲未落，掌聲驟起，被抽查的該師管區新兵第5中隊的新兵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場統計，全連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訴說起來聲淚俱下。“大部分壯丁均是攔路邀劫強拉而來;有一些是地方上的鄉鎮保甲貪汙受賄，大搞移花接木欺騙來的;有一些則是因為得罪了‘地頭蛇’被陷害來的”。這當中，“竟有兩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強拉來充作中簽的壯丁;還有一個出差來自外地的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亦被拉來充了數”。“剩下少數幾個沒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賣自己，替紳糧富戶子弟頂名的中簽壯丁，即所謂‘誌願’來的”。
不僅如此，“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騙或頂名來的壯丁們隨身所有衣物錢糧、生產工具和備賣商品都先後被剝奪光了”。
麵對“最高領袖”派來的“青天大老爺”，壯丁們祈望撥雲見日，豈知，這又是一場騙局。
不僅如此，這個榮威師管區和榮縣縣政府，後來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傳令嘉獎”。
“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轉發《施一公：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
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 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 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 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施一公（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湖大學校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院長）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 70%至 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 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 62次，血壓 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 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駁毛澤東時代是“普遍貧窮”說
所謂“吃不飽飯”、“普遍貧困” 、“挨餓”之類，完全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來的，把隻在“三年困難時期”才有的事情推論到整個“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時代，從生產力發展上說，正是中國動員大量資源投入工業、科技建設，獨立自主地實現工業化的時代。有人存心積慮地否定那個時代，所抓住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所謂的“吃不飽飯”丶“挨餓”、“普遍貧窮” 。怨婦似的裝腔作勢，真是煞有介事！如此醜化老一代勞動創業者、抹黑新中國的曆史，令人不齒！
這裏首先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新中國初的貧窮是如何產生的？是農業集體化道路造成的嗎？絕不是。
曆史清楚地告訴人們，它是舊中國近百年的封建製度、殖民地曆史，即帝國主義侵略和“三座大山”的壓迫所造成的。所謂“東亞病夫”的稱號早就聞名於世。連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都承認：中國曆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貧困，成為廣大老百姓起來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放前中國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75%以上，文盲占95%以上。農民吃糠咽菜、逃荒要飯、甚至賣兒鬻女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現家。這種沉重的曆史積墊，在任何社會裏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決！
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創業、治窮的曆史。從“一窮二白”基礎上開始，經過了近30年的建設，就己經成為一個具有比較雄厚物質基礎的工業國家，從而屹立於世界。它決不是一個“窮”字所能概括的。
究竟什麽是真正的貧窮？比如一個家庭，全家省吃儉用，集一切財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辦了車馬、生產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貧窮嗎？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創建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建設積累了那樣多的物質基礎和家產，創造了那樣多的尖端工業和科技成就，那叫貧窮嗎？就隻說毛澤東時代創建的核武庫、“兩彈一星”、核潛艇等技術係統就值多少財富？還有當時建造的一係例大型工業基地、水利工程，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等，將相當於多少經濟實力？據有人推算，中國在1949—1979年三十年間的基本建設總投入（資金和勞動力價值）若按目前的價格指數計算就達3636萬億元 ，這麽大的價值都作為固定資產存在著。這相當於2007年GDP（24.66萬億元）的147倍。這難道不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嗎？如果老一代建設者當時不搞那些建設和積累、統統吃光分淨，無疑能改善生活，但還有國家的強大和後來發展的基礎嗎！
在當時“備戰備荒”的形勢下，國家每年的生產積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在毛主席逝世時, 即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國庫裏的黃金儲備達1280萬盎司。全國糧庫充滿，存糧5000多億斤。(1978至1980年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還有500多萬噸棉花, 20多億美元。 1974年，陳雲向李先念建議，購進了600噸黃金等。這些實物就相當於現在幾萬億。那麽多的積累和財富在當時決沒有任何揮霍、浪費，它最終還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新的領導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給全國60%多的職工增加了工資。還用大量外匯進口糧食和成套輕工設備，1978年一次就引進22個大型化工和鋼鐵項目，使用外匯超過1950—1977年引進使用外匯的總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價格，並逐步放開了生活品供應，大量增加對農業的補償和支援等。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鄉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人們清楚地看出，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創業者們“革命加拚命”生產而又“勒緊褲腰帶”生活所留下的積累，而決非來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飽食公共資產後，卻翻過來指責毛澤東時代“發展緩慢”、“沒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徑 ！
有些人所謂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窮”或許隻是指生活方麵的，但那也隻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及其六十年代初才有過的現象，而決不能概括整個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狀況。
事實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後黨中央更加重視農業發展，號召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改土造田等，從而根本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條件，人民生活也逐漸好轉起來。突出的變化體現在糧食產量上，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一直是持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僅1965年至1979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3212萬噸，14年間增長了71%，年均增長率達3.5% 。連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 “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六、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評價盡管是低調的，但這裏仍然使人們知道：糧食產量在十幾年間一直保持穩定、大幅度增長，無一年滑坡，這在迄今中國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奇跡！在人口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1975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307.9公斤，1979年升至342公斤。當年全國豬牛羊肉總產量是1062.4萬噸，人均10.89公斤。按照國際上劃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標準，當時中國的人均主食數量已大大超過貧困和饑餓階段，從總體上達到溫飽。說明從此中國的糧食安全、吃飯問題曆史地得到解決。
據國際組織關於世界各國人均食品消費量統計所提供的數據，1979年中國人均實際消費的糧食、豬肉數量分別是185公斤、10公斤，而當時居於亞洲富國行列的日本這兩項消費數量分別是126公斤、13公斤，韓國分別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賓分別是122公斤、7公斤等。從這種比較中明顯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國在基本食品消費量上已與日、韓兩國相差不大，（差別在生活質量上）在亞洲處於前列；而明顯高出當時的印度（人均糧食消費153公斤）等國。
鄧小平在1982年講：“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他這裏所講的顯然是農村改革之前的狀況。新中國僅以三十年的時間, 就在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裏“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這種成就在全世界來說也是少有的。
眾說周知，自七十年代我國雜交水稻、玉米、小麥等農作物新品種已經普遍推廣，畝產都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以上。水稻畝產達到1000斤以上，玉米、小麥畝產達到了四五百斤（季），全國糧食並不短缺。生產隊除分配社員口糧外，在毛主席當時“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下，集體都有庫存蓄備。不說集體的分配，就隻說社員每戶自留地上的產品也夠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哪有什麽“吃不飽飯”問題！對於困難地區的社隊，國家每年的救濟糧、救濟款、救濟布等發放量也都很大，大家都在集體中，哪有看著有人挨餓、受凍而無人管的事情！至今有人關於七十年代中國還有“挨餓”現象的說法根本是沒有事實的！
事實是，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進入工業社會之後，從總體上說也告別了生活貧困，大多數人到達了溫飽。如裏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下去，其實離共同富裕就不遠了。在工業化實現之後再反哺農業、擴大消費品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這本是工業化國家的普遍發展規律。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有些條件好的農村社隊就己經開始向富裕水平發展了。
例如，江蘇省華西大隊，在1978年糧食畝產就達到2720斤。工業和副業產值達100多萬元，占到全大隊總產值的78% 。每個工業勞動力每年創造產值5100多元。就己經踏進共同富裕的門坎。（《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4日《江蘇省江陰縣華西大隊調查》。）
又如河南省的劉莊村，在七十年代就發展起大隊機械廠、食品加工廠、造紙廠、澱粉廠等企業。到1977年，其工副業收入占年收入總量的比重就上升到64.4％ 。到1980年，劉莊已擁有造紙、食品、機械、化工等13個工廠，工副業產值就占生產總值的80％ ，第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經占到全村勞動力的三分之二。全大隊總收入達到300多萬元，人均年收入超過2000元，成為中原第一個小康村。其實，在七十年代後期，全國各地初步實現脫貧至富的社隊並不少。
當然從總體上實現了溫飽，並不意味沒有了貧困人口。由於各地區、各社隊之間發展不平衡，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按照七十年代末的標準，當時全國貧困人口約有2.5億。而70%的人口基本上實現了溫飽。雖然農村生活質量較差，都是以吃粗糧為主。但卻消除了挨餓受凍現象。對於廣大貧下中農說這已是很大知足了。——應該知道，常年中吃白麵細糧的生活即使舊社會的地主富農家庭也從未有實現過。——尤其是到了在七十年代，城鄉群眾生活就已經是一個供應保證、衣食無憂的景象了。所缺乏的隻不過是當時隻有富裕家庭才有的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之類的東西了。就連當時來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在報道中也盛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驚奇的。”（英、馬克斯韋爾《中國怎樣解決了糧食問題》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文件中更把中國稱著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榜樣。當時，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根本沒有所謂中國“吃不飽飯”“普遍貧困”這個概念。所謂“吃不飽飯”、“普遍貧困” 、“挨餓”之類，完全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來的，把隻在“三年困難時期”才有的事情推論到整個“六七十年代”。暴露了翻案派抹黑、否定毛澤東時代，企圖變天複辟的意圖。
揭開撤銷人民公社“懸案”，這裏給出最中肯的答案！
人民公社好不好，人民最有發言權！
今天還給新時代人民一個真正的人民公社真相！
農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從群眾中產生的一種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也是黨中央集體決議建立的。這種體製在新中國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經過了各個時期的風雨考驗，既適應了大搞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60、70年代，又適應了改革開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國農業落後生產條件的大規模改造，初步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等曆史任務，支持了社會主義農村20多年的創業發展，成為牢固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基礎，數億人民群眾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時間內沒有任何人曾提出過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這種體製將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與中國農村的社會實際恰當結合，堪稱是社會主義史上的一次寶貴而偉大的創造。
然而，這種組織形式卻在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之後的1983年被平白無故地取消了。為什麽走資派特色政府撤銷人民公社?對這個問題至今看不到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有過權威性的綜合說明，稱得上是一個曆史的懸案!
是因為體製上有問題，或者沒有優越性嗎？
不是。眾所周知，這種體製經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並無什麽不適應。尤其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還專門發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等。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80年代初，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都出現新的發展局麵，人民公社製度更加穩定和完善，進一步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撤銷農村人民公社，是因為公社的組織機構不適應、效率不高、行政腐敗嗎?
不是。農村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行政管理組織，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其實是與當時農村工作的實際需要相適應的，是實事求是的。它機構精簡、人員少、效率高、幹群關係密切。公社機關吃財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隻相當於目前鄉鎮的十分之一還不到。而且公社幹部一律參加勞動，沒有吃吃喝喝、跑關係等腐敗風氣，基本上是一種統一、精簡、高效和勤政廉潔的組織機構。而正是在社改鄉之後，鄉鎮機構迅速膨脹，親屬、關係的人員大量進入，辦事效率低下、腐敗叢生，幹群關係逐步走向惡化。
是因為農民群眾對公社體製不喜歡、不接受嗎？
不是。幾十年來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已經成為廣大農民熟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成為一種常規和習慣。當時沒有任何農村幹部和社員發出要求改變公社組織形式的聲音。直到改革以後的80年代初，黨中央都一再強調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文件中明確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農村集體經濟在多數地方已經得到鞏固，農業集體化方向已為廣大農民接受。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農業的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
在中國的條件下，不能設想可以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可以實現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可以使農村根本擺脫貧困和達到共同富裕。因此，毫無疑問，農業集體化的方向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43、544頁)至少到1982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講話和黨報黨刊上對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讚揚的。例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z陽在當年4月一次《關於我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內形勢》的談話中就說：“這幾年農村形勢很好，主要是因為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國農村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農民組織起來，都成為人民公社的社員，這條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60頁)又如，1982年第二期《紅旗》雜誌在一篇《依靠集體經濟建設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過典型調查材料，說明了當時人民公社經濟和社隊工、副業的迅速發展，盛讚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等等。
然而，時隔幾個月，到1983年1月，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央就下達了關於撤銷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麵還說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要“穩定不變”，而後麵就決定撤銷，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變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這時，也沒有任何文件說明公社體製有什麽問題，它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什麽不適應。
1983年1月，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央下達了一個《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體製改革”、實行“政社分設”的問題，即：公社和生產大隊的行政管理職能單獨設立，變成基層政權組織，分別改為“鄉”、“村”。原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集體經濟其名稱、規模和管理機構的設置由群眾民主決定。但在實際上，在各級黨政的緊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變。到1984年“社改鄉”的任務即在全國基本完成。這一發展了25年、並由憲法規定的公社體製，隻依一紙“通知”就被全部廢除。
按照中央當時的一種說法，無論是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還是實行“政社分設”，都屬於管理形式的變化，都不改變集體經濟的根本製度。直到多年後的今天，許多農民群眾仍然把“鄉”稱作公社、把“村”稱作大隊，“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稱作“社員”。他們不願考慮二者之間的實質性區別。
很長期間主流媒體一直宣稱：自從撤銷人民公社之後才帶來農業的大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事實是，自從上世紀60年代初的調整之後到整個70年代，中國農業就一直是持續發展的。尤其是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產量一直保持著穩定增長的勢頭，從未出現過波動。這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是給予明確肯定的。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資料，僅從1965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13年的時間內增長了56.7%，年均增幅達3.5%，尤其是1975年以後這種增長更出現加快的趨勢。以1978年為例，就比1977年增長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長了9%。我們說，糧食產量在十幾年時間內一直保持穩定增長，沒有出現一年滑坡的現象，這是迄今中國曆史上，包括改革開放時期所從未有過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當時中國從總體上告別了貧困，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就連D1982年也說：“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D文選》、第二卷第405頁)而這種穩定、快速的發展正是在被稱為“一大二公”、“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時期實現的。
無疑，在1978年後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國農業出現了新的發展局麵，群眾生活進一步改善。這種發展其實正是70年代農業發展的繼續，完全是在人民公社體製下實現的，它與實行“分田到戶”並不相幹。相反由於“分田到戶”拆散了集體資產、水利設施和大型生產工具，從集體的大片耕地劃分成個體小塊承包地致使大型機械設備無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實現農業現代機械化成為泡影，造成生產手段不斷降低，因此生產後勁很快消失。事實上這種增長到1984年就達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現了糧食產量下降的局麵，此後就進入長期徘徊狀態。而這個時間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國範圍被撤銷之時。眾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銷的，而從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時間裏，全國糧食產量隻增加了2338萬噸，
即由40732萬噸增至43070萬噸，年均增長率隻有0.4%。增長速度才隻是人民公社時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僅670斤，這比1979年還低，全國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2600多元。而這種情況恰恰發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銷之後。
不僅糧食生產增長速度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1985-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僅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農村安全狀況和社會風氣日益惡化，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降低，社會不公現象大量出現，鄉鎮政府機構膨脹、人員十數倍地增加，鄉村幹部腐敗風氣盛行等，大量社會問題都是在農村改製之後產生的。誰能說出自從人民公社被撤銷後農村究竟出現了哪些經濟、社會全麵發展、人與人關係和諧的新景象?
相反人們看到，當初有少數對“分田到戶”持懷疑態度、頂著不辦而一直堅持走集體道路的大隊，如河南省的劉莊、南街村，江蘇省的華西村，天津市的大邱莊，北京市的韓河村、竇店村，河北省的周家莊公社、半壁店，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連市的後石村，廣東省的崖口大隊、容桂鎮，浙江省的藤頭村、望海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寶山村，江西省進順村、花園坪村，山東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區嘎措鄉人民公社等，全國大約有3000多個這樣的集體，它們的經濟發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進入共同富裕的先進行列。與大多數農村不同的是，他們那裏沒有貧窮、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大量社會矛盾，集體福利和保障健全，無一不是當地的最發達、和諧的社區。實踐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謂“集體道路不能使農民富裕”的謊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廣大農民群眾拋棄的，而是被走資派鄧小平們利用行政手段強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長官意誌、以言代法的體現。在其背後顯然是有一種Z治上的圖謀!
抗美援朝戰爭基本戰況。戰爭的進程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略反攻階段（運動戰）。第二階段，是戰略相持階段（陣地戰）。
戰略反攻階段（運動戰）。這一階段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到1951年6月10日結束。解放軍的作戰方針是“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的陣地戰、遊擊戰相結合”。作戰的性質，基本上屬於戰略反攻性質，其特點是：戰役規模的夜間作戰和很少有戰役間隙的連續作戰。一共打了5仗，即5個戰役。這5次戰役，雖然比解放戰爭時期在作戰規模上要小，但基本上都屬於戰略性質的戰役。因為每個戰役都關乎著整個戰爭的全局，決定著戰爭進程。這5次戰役的特點和簡要經過是：
第一次戰役，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至11月5日結束，共12天。這次作戰的特點是，敵我雙方在運動中由遭遇進入交戰。我之基本意圖為穩定局勢，站住腳跟，掩護朝鮮人民軍北撤整頓，為爾後作戰創造條件。誌願軍參戰部隊共6個軍18個師，敵方參戰部隊為4個軍10個師另1個旅1個團。敵我兵力為1∶1.2（敵海空軍未計在內）。10月19日，誌願軍在緊急情況下入朝，原準備搶占龜城、泰川、球場洞、德川、寧遠、五老裏一線，組織防禦。後因敵人已越過誌願軍預定組織防禦的地區，並繼續分兵冒進，誌願軍即采取了在運動中殲敵的作戰方針，利用敵未估計到誌願軍參戰這一戰略上的突然性和敵分兵冒進的弱點，以一部兵力（第42軍之第125師）於東線黃草嶺地區進行防禦，阻敵前進。同時集中主力（第38、第39、第40軍、第50、第66軍和第42軍之第125師）於西線之宣川、龜城、博川、雲山、溫井、熙川等地區，在運動中將敵各個殲滅。此役於10月25日打響，誌願軍實施大膽的戰役迂回，配合正麵主力堅決勇猛地進攻，取得了戰場上的主動權，贏得了初戰勝利，殲敵1.55萬餘人。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敵妄圖於“感恩節”（11月23日）以前吞並朝鮮、結束戰爭的計劃。
第二次戰役，從1950年11月6日開始，至12月24日結束，共29天。這次作戰的特點是，誘敵深入、正麵突擊與戰役迂回相結合。第一次戰役後，敵雖遭誌願軍沉重打擊，仍錯誤地判斷誌願軍兵力不大，輕視誌願軍力量，發動了所謂“聖誕節”（12月25日）攻勢，妄圖占領整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此，誌願軍決定采取故意示弱、誘敵深入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方針，爭取將戰線推進到平壤、元山地區。在戰役布勢上，誌願軍以剛入朝之第9兵團（轄第20、第26、第27軍）於東線長津湖地區爭取在運動中殲敵一部；同時，集中主力於西線博川、價川、德川、寧遠地區，向敵實施反突擊。根據第一次戰役的教訓，西線采取雙層戰役迂回，以兩個軍（第38、第42軍）從敵翼側薄弱部（德川、寧遠地區）突破，向敵縱深猛插，斷敵退路，主力四個軍（第39、第40、第50、第66軍）由正麵配合，實施戰術上的分割合圍，各個殲滅敵人。東線采取分割包圍的戰法。西線和東線參戰部隊在缺乏冬裝的情況下，冒著零下40度的嚴寒氣溫，艱苦戰鬥，戰勝了敵人，殲敵3.6萬餘人，收複了三八線以北除襄陽以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全部領土，迫敵於“三八線”以南轉入防禦，基本上扭轉了戰局。
第三次戰役，從1950年12月31日開始，至1951年1月8日結束，共8天。這次作戰的特點是，主要從政治上考慮必須打過三八線，中朝部隊向預有防禦準備之敵發起進攻。戰役企圖為粉碎敵人利用三八線既設陣地進行的防禦，不給敵以喘息機會。中朝兩軍以5個軍（第38、第39、第40、第50軍和人民第1軍團）於西線向東豆川、漢城實施主要突擊；以4個軍（第42軍、第66軍和人民軍第2、第5軍團）分別向濟寧裏、加平、春川方向和自隱裏、洪川方向實施突擊。作戰中，經短促炮火準備後即全線發起進攻，突破敵防禦後，迅速投入第二梯隊，向敵縱深實施穿插迂回，切斷敵人退路。全線進至“三七線”附近時，即停止了追擊，轉入積極防禦作戰。此役，是誌願軍入朝後首次大規模向預有防禦準備之敵的進攻。誌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並肩連續作戰7晝夜，殲敵1.9萬餘人，向前推進80至110公裏。
第四次戰役，從1951年1月25日開始，至4月21日結束，曆時87天。這次作戰的特點是，一翼進行堅守防禦，從側翼實施反突擊和作頑強的機動防禦作戰。在三次戰役中，敵遭中朝部隊連續打擊，損失慘重，被迫退至“三七線”，將兵力集中後稍事整頓，即趁誌願軍轉入休整之際，向北發起進攻。誌願軍因連續進行了3次戰役，減員甚大，極度疲勞，部隊未得到休整和必要補充，又值嚴寒季節，工事構築不易，糧食缺乏，且運輸線延長，補給十分困難，在戰役第一階段，以3個軍（第38、第50軍和人民軍第1軍團）在西線漢江南北地區進行堅守防禦，箝製敵主要進攻集團；在東線橫城地區誘敵深入，集中主力6個軍（第39、第40、第42、第66軍和人民軍第3、第5軍團）實施反突擊。東線反突擊取得了勝利，但進攻砥平裏受挫，未能打破敵全線進攻。戰役第二階段，誌願軍全線轉為機動防禦，節節阻擊敵人。經過艱苦奮戰，製止了敵人的進攻，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此役共殲敵7.8萬餘人，敵每天前進不到1.5公裏，誌願軍贏得了掩護戰略預備隊集結的時間。
第五次戰役，從1951年4月22日開始，至6月10日結束，共50天。這次作戰的特點是，為粉碎敵軍登陸計劃，提前發起進攻戰役。參戰部隊共15個軍，即除使用原有的誌願軍第9兵團和第39、第40軍，人民軍第1、第2、第3、第5軍團外，還投入了剛入朝的2個兵團6個軍（即第3兵團的第12、第15、第60軍，第19兵團的第63、第64、第65軍）。戰役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以一部分兵力突破敵防禦後，直向戰役縱深發展進攻，割裂敵整個防禦體係，集中主力對預期殲滅之敵實施兩翼迂回，配合正麵突擊，分割包圍，各個殲滅敵人。戰役共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解放軍集中3個兵團12個軍（內人民軍一個軍團）於西線實施主要突擊，經7天激戰，推進50餘公裏，殲敵2.3萬餘人，造成東線之敵翼側暴露，迫敵主力退至春川、漢城地區組織防禦。第二階段，敵為破壞誌願軍的進攻，繼續北犯，誌願軍迅速調整部署，轉移主力，以第3、第9兵團和人民軍金雄集團向東線之敵實施主要突擊。首先集中主力一部割裂美軍和南朝鮮軍的聯係，殲滅縣裏地區之敵，爾後向縱深發展。以第19兵團在西線箝製美軍主力，積極配合行動。此階段殲滅南朝鮮軍第3師、第9師大部，將第5師、第7師擊潰。第三階段，實行戰略轉移。敵及時以戰役預備隊堵塞了缺口，形成東西相連的防禦體係。解放軍經連續作戰，糧彈基本用完，繼續進攻亦有困難，決定停止進攻，以一部兵力進行機動防禦，掩護主力轉移休整。轉移中，誌願軍第180師遭受了嚴重損失。此役共殲敵8.2萬餘人，消耗與繳獲了敵大量物資裝備，鍛煉了剛入朝參戰的部隊。
通過上述運動戰五次戰役作戰的重大收獲，主要有兩點：一是殲敵23萬餘人，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了三八線，並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二是迫使敵軍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並接受了停戰談判。
戰略相持階段（陣地戰階段）。這個階段從1951年6月11日開始直到停戰。為什麽出現了這樣一個階段呢？這是敵我力量消長的結果，是戰爭形勢的發展所決定的。朝鮮戰爭進行到1951年6月，敵我雙方經過5次戰役的較量，力量綜合對比已趨於均勢（敵44萬，我80萬，1∶1.8）。美國已被迫承認單純依靠軍事手段難以解決朝鮮問題，而戰爭的持久又對其全球戰略不利，因此采取了兩手策略，除了加強其作戰活動外，提出了停戰談判。從我方來說，雖然已取得了很大勝利，但從曆次戰役中可以看出：“敵人不被大部殲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殲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當時，軍委指示“至少要準備兩年”。其次，從曆次戰役中還可以看出：由於諸多條件的限製，“軍隊實行戰略和戰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師，甚至一次整團，都難以達到殲滅任務”。如要達到這樣的任務，在誌願軍來說，還需要有個由打小殲滅戰到打大殲滅戰的過程。戰爭的持久性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麵，形勢的發展，亦可看出，隻有軍事鬥爭沒有政治鬥爭的配合也是不行的。所以，在五次戰役後，黨中央和毛主席便明確地提出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這一總的戰爭指導方針，以及“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戰略方針，在作戰指導上還提出了由小殲滅戰，逐漸向打大殲滅戰過渡“零敲牛皮糖”的方針，在力量使用上提出了“輪番作戰”的方針。就這樣，由於敵我力量對比的均勢，再加上停戰談判（7月10日開始）這個因素，戰爭就形成了相持局麵。
這個階段，作戰的主要特點是：第一，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交織進行，打談結合，以打促談；第二，戰線相對穩定，沒有運動戰時期那樣大的進退，敵我雙方的作戰行動大多是局部性質，而且都是以陣地作依托；第三，在長期對峙中，敵我雙方都為奪取主動，想方設法打破對方防禦。敵人耍盡了招數（除了原子彈，所有現代化武器都用上了，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如什麽“絞殺戰”、“細菌戰”等），誌願軍也動用了相當力量，采取了許多措施，無論在技術上或戰術上都有不少新的創造（如“地下長城”、“鋼鐵運輸線”等）。第四，隨著戰爭的發展軍隊技術裝備逐漸得到改善，軍隊愈戰愈強，日益主動。
抗美援朝戰爭的深遠影響及偉大曆史意義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場具有國際性的局部戰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最為典型的一場戰爭。
危局與決策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生在朝鮮國內政治鬥爭中朝鮮內戰的繼續，是因為國際上以美蘇兩種政治勢力鬥爭的必然結果。而且，這種鬥爭還帶有國際間戰爭的性質。朝鮮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是關於南北朝鮮統一的問題、也是統一於誰的問題。這種鬥爭從朝鮮解放那天起便開始了，而且還緊緊地同國際間的政治鬥爭相聯係著。
朝鮮南北局麵的形成。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為了在朝鮮受降，美蘇商定以“三八線”為蘇美兩軍占領區域的分界線，蘇軍進入北半部，美軍進入南半部。
這條線把朝鮮完正的一個國家被美蘇兩大霸主國人為的分割成了南北兩部分，並逐漸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政治體製”。兩種勢力就圍繞著國家的獨立、統一開展了尖銳鬥爭。
開始，雙方都在謀求和平政治解決，但是，達不成協議，也不可能達成協議。如同今日之台灣和大陸。也達不成和平協議，也不可能達成和平協議，更達不成和平統一的結果。
以後，美國便采取了暫時維持分裂現狀，以待時機進行武裝統一的政策。1948年8月15日，美國扶植南朝鮮李承晚上台，成立了大韓民國政府。接著，9月9日朝鮮北半部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並且雙方都建立了自己的軍隊。
這樣，朝鮮局勢便由此正式發展成為兩種社會製度的對抗。南朝鮮（韓國）政府成立不久，李承晚就公開打出了“北進統一”的旗號，叫嚷“南北分割必須用戰爭來解決”。於是，積極地進行戰爭準備，並不斷地進行武裝挑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反對美國和李承晚集團的戰爭政策。但是，麵對李承晚集團不斷武裝挑釁和全麵戰爭的威脅，也做了充分準備。由於雙方經常發生武裝衝突，終於於1950年6月25日全麵爆發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是朝鮮的統一問題，爆發的過程是，武裝對峙、武裝衝突，並由小到大，逐漸升級，最後發展到全麵戰爭。
然而，朝鮮戰爭爆發時，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是國內戰爭。
美國出兵幹涉之後，朝鮮戰爭由國內戰爭轉化為以反對外來幹涉、反對外來侵略為主的戰爭。
戰爭爆發的第2天，即6月26日，美國就以其空軍開始進行武裝幹涉了，並以其第七艦隊侵占新中國的領土台灣。
6月30日，美國派出了地麵部隊。
戰爭第7天之後（7月2日）美國步兵第24師加入作戰。
7月7日，又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組成侵朝“聯合國軍”的決議，隨後是美25師、美騎兵第1師、美第2師、美海軍陸戰隊第1師、美第7師及英軍第27旅、菲律賓的部隊投入戰爭。
到9月中旬，美、英等十七國侵朝軍隊共達10萬多人。
這樣，朝鮮戰爭一下便發展成為以反對外來幹涉、外來侵略為主的戰爭。也就在這時，戰爭打成了僵局，相持在洛東江地區。
美國武裝幹涉朝鮮戰爭之後，中共中央及時地分析了世界戰略格局，認為朝鮮戰爭趨於複雜化，遠遠超出了南北朝鮮之間的範圍，已成為國際鬥爭的焦點，至少是形成東方鬥爭的焦點。
對戰局的發展作了兩種可能的估計：一是速決，即朝鮮人民很快取得勝利；二是持久，即美國不會輕易認輸，必將進行反撲，擴大侵略戰爭的規模。
據此中共中央認為：中國人民不能不有所準備。
為防患於未然，在朝鮮軍隊戰鬥發展順利，美國侵略軍節節敗退之際，於7月7日和10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兩次軍委會議，討論了保衛東北邊防問題，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
立即從廣東、廣西、湖南、河南、黑龍江等地，抽調第13兵團之第38、第39、第40軍和第42軍、炮兵第1、第2、第8師和一個高射炮兵團、一個工兵團、一個運輸兵（汽車）團，共25萬餘人，於7月底至8月初，集結於鴨綠江北岸一帶，準備保衛新中國東北地區安全和在必要時援助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者。
8月下旬，中央軍委根據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的建議，又決定將上海地區的第9兵團和西北地區的第19兵團，分別調到津浦、隴海兩鐵路沿線，以策應東北邊防軍。9月上旬，中央軍委為加強東北邊防軍的力量，又決定將湖北荊沙的第50軍編入東北邊防軍序列，集結於吉林西南遼源地區。
9月中旬，朝鮮戰局發生急劇變化。美國不甘心最初的失敗，於9月15日集中美軍7．5萬餘人，在260餘艘艦艇，500餘架飛機配合下，在朝鮮仁川登陸。
9月27日攻占漢城，29日進抵“三八線”。
10月1日和7日，南朝鮮軍和美軍先後越過“三八線”，兵分東、中、西三路，瘋狂地向朝中邊境進犯。
同時，美軍飛機更加頻繁地轟炸東北邊境地區的城鎮和鄉村，公然將戰火燒到新中國東北大門口。
中國的國防安全已受到了嚴重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麽辦？具體說，要不要起而抗美援朝？要不要出兵參戰？就非常嚴肅地擺在了中國人民麵前。
根據上述嚴重形勢，及毛澤東收到北朝鮮勞動黨和政府出兵援助的請求。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席主持下，連續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出兵參戰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從全球戰略格局的高度分析世界形勢。認為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力量最強的國家，擁有第一流的現代化技術裝備的軍隊，它想稱霸世界，企圖以武力撲滅朝鮮人民革命力量，進而威脅和侵略中國。
而中國革命勝利剛剛一年，長期戰爭創傷尚未恢複，財政經濟狀況相當困難，整個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亟待進行，軍隊裝備相當落後。
同時國民黨殘餘部隊和土匪還在新解放區為患。
要與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進行戰爭較量，存在著許多困難。
新中國麵臨的戰略形勢十分嚴峻。
在這重大的危急關頭怎麽辦？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朝鮮是我們的友好鄰邦，不僅與東北相連接，有利害關係的問題，而且關乎整個東方和世界反帝鬥爭和人民解放事業的重大問題。
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狂，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新中國在東北主要工業基地也將直接處於侵略威脅之下，國家就不可能安安穩穩地進行和平建設。
從朝鮮人民利益和中華民族當前和長遠利益的需要，新中國盡管有很多困難，國內建設暫時要受到損失。
但是，新中國決不能坐視不管。
中央審慎地權衡利弊，從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立即將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中國人民誌願軍，開赴朝鮮，同朝鮮人民一道，抗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侵略。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事實證明，黨中央和毛澤東對當時世界戰略格局的深刻分析和對朝鮮戰局的戰略預見，及其采取的應變措施和果斷出兵參戰的戰略決策，是非常英明正確的。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是影響遠東及世界格局的輝煌勝利。
抗美援朝戰爭的幾點基本情況。
①，戰爭的起止時間，抗美援朝戰爭於1950年10月25日開始，至1953年7月27日停戰止，共打了兩年零九個月。如果加上朝鮮人民軍獨立作戰的時間，則為三年零三十三天。
②，作戰地區：北起鴨綠江，南至“三七線”，以後轉到“三八線”附近。
③，作戰兵力：對方是以美國為首的打著聯合國旗號的侵略軍，共16個國家的軍隊。
除了美國以外，還有它的15個仆從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荷蘭、菲律賓、泰國、土耳其、新西蘭、澳大利亞、比利時、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盧森堡、希臘、南非聯邦，通稱16國，還沒有把南朝鮮算為一個國家。如算在內，即為17個。
另外，還有5個派有醫療隊的國家，即丹麥、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這些國家的軍隊，都有著現代化的技術裝備，特別是美國，除了有現代化技術裝備的陸、海、空軍以外，手裏還握有原子彈。
對方在朝鮮戰場上的最大兵力達111萬餘人，其中美軍54萬餘人，南朝鮮軍51萬餘人，仆從國軍隊4.8萬餘人。
美國侵朝兵力占它全部陸軍的1/3、空軍的1/5、海軍的近半數；我方參戰為，中國、蘇聯（出動了一些空軍）、北朝鮮軍，在朝鮮戰場上的最大兵力180餘萬人，其中誌願軍134萬人，朝鮮人民軍45萬人。
中國人民誌願軍先後入朝的部隊共有：步兵27個軍、空軍12個師、炮兵15個師、?鐵道兵10個師、坦克3個師、公安軍2個師、工兵14個團。先後入朝部隊占全軍陸軍的70%、空軍的41%、炮兵的73%、防空軍的60%、坦克兵的30%、工兵的57%、公安軍的11%、鐵道兵的100%。
在戰爭期間敵我雙方陸續投入到戰場上的總兵力：敵我雙方均已達300多萬人。敵我總兵力對比為1∶1.4，地麵部隊則為1∶1.7，我優於敵人。
④，作戰的武器裝備，中國人民誌願軍則遠遠劣於敵人，對方戰爭開始時（1950年10月），有飛機785架、艦艇106艘、坦克886輛、火炮10388門，對方最多坦克達1543輛，最多火炮達19530門，最多艦艇達310艘（其中美軍210艘，南朝鮮軍67艘，仆從國33艘），最多飛機達2082架（其中美軍1823架，南朝鮮軍146架，仆從國軍113架）。
抗美援朝戰爭中，對方共出動飛機104萬架次，平均每天出動800架次，最多一天出動達2400架次。中國人民誌願軍方沒有海軍，戰爭開始時也沒有坦克和空軍，隻有火炮3510門。
後期中國人民誌願軍方第一線和二線飛機最多達1043架（其中誌願軍366架，朝鮮人民軍397架，蘇軍280架），火炮最多19702門（其中誌願軍14986門，朝鮮人民軍4716門），坦克最多達792輛（其中誌願軍430輛，朝鮮人民軍362輛）。
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先進武器裝備。16個國家的軍隊、現代化的技術裝備，這樣的作戰對象，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曆史數據表明解決吃飯問題主要歸功於前30年
中國糧食產量前後三十年的對比
中國糧食產量，前後30年對比：
――――――――――――――――――――――――
糧食總產 人口 人均 總產增加率 人均增加率 總產年均增長率
（億噸） （億人） （公斤） （倍） （倍）
1949 1.13 5.4 209
1979 3.35 9.75 344 1.965 0.646 3.7%
2009 5.31 13.35 398 0.585 0.16 1.7%
―――――――――――――――――――――――
以上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
可以看到，前30年糧食總量增加了近2倍，後30年僅增加了不到60%。前30年糧食增加倍數是後30年3倍多，人均增加倍數是後30年4倍以上。 從糧食總產年均增長率來看，前30年年均增長3.7%，後三十年，年均增長僅1.7%，不到前30年一半。
也有人說，這些數據本身就有問題。可是資改派們就是依據此數據來說事的，說前30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後30年解決了吃飯問題。我依據他們的數據說明，他們的結論是錯誤的，結論正好和他們所說相反。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主要歸功於前30年。
在資改派們的宣傳努力下，一般人普遍認為，中國在30年前還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吃飯問題主要依靠改革開放。人們當時還沒有吃飽飯。從科學角度來看，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從人均攝入的熱量來看，人們還沒有達到吃飽的標準（約2900大卡/日），參見下表。但是，從很低水平到達到吃飽標準，是經過長期努力達到的，這個努力，主要歸功於前30年。關於這個問題，楊鬆林先生有過精辟的論述（見《對“聯產承包責任製解決中國吃飽問題”的探討》）
解放後曆年糧食油料產量及折合人均日可攝入熱量
年份 人口（萬） 糧食[1]
（萬噸） 油料[2]
（萬噸） 人日均熱量
（大卡）
1949 54167 11318 256 1906
1952 57482 16390 419 2287
1970 82992 23995 377 2253
1975 90859 28452 452 2475
1980 98705 32056 769 2648
1981 100072 32502 1021 2719
1982 101541 35450 1182 2880
1985 104532 37911 1578 2900
1990 114333 44620 1613 3327
2003 129227 43070 2811 3081
雖然小崗村是在1978年12月開始實行包產到戶，但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是在1982年，1981年全國大部分地區還是人民公社製度。如果以1985年攝入2900大卡熱量為“感覺吃飽”的標準，那麽在人民公社時期的1981年，已經接近這個標準。之所以花了30年，才達到接近吃飽的水平，主要原因之一是解放初期本身糧食產量低，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口大量增長，前30年，人口增長80%，後30年，人口增長38%。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是戰爭經濟，儲備大量糧食，防止戰爭。
走資派鄧小平在1982年說：“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 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馬克塞爾頓曾指出：“1977年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 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英國學者 在論述中國改革開放時說，中國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創造的良好的農業績效可以利用。”（《馬克思的複仇》）
現在食物豐富，一方麵，經過30年，我們的人均糧食增長率僅是前30年四分之一，但是，畢竟又增加了16%，在接近吃飽飯的時候，再增加一點，當然給人的感覺是現在吃飽了。另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進口糧食和油料，2009年進口食物占消費總量之比，按照重量計算占10%，按熱量計算，占20%以上，因為主要進口食用油，大豆等高熱量食品，如2009年進口大豆4225萬噸，食用油818萬噸。而在前30年最多進口2%。還是以高價大米出口換更多低價小麥和玉米等糧食。
解決糧食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進行大量基礎建設。毛澤東時代，製定農業八字憲法，包括了農業生產的八個主要方麵，
土：改良土壤，例如，大寨用大量秸稈增加土壤有機質。格田整方，平整土地，方便機械化耕作，筆者讀書時還參加過此項勞動。開墾荒地，增加耕地麵積。毛澤東時代，在這方麵的貢獻可參閱《孟凡貴（蘇拉密）：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No.2007-02），包括將華北江淮平原大量鹽堿地改造為良田，大量增加水澆地，增加高產水稻種植麵積。
肥：增加肥料來源和肥料生產，改進施肥方法。一方麵，發展沼氣發酵，生產有機肥料，另一方麵，增加化肥生產。七十年代初，幾乎每個縣都建化肥廠，生產氮肥和磷肥。改進施肥方法，包括測量了解各地土壤狀況，試驗不同作物生長與施肥方法的關係。筆者就曾經在家鄉磷肥廠工作，收集過本縣編輯的土壤情況，列出了詳細的土壤分布圖（很厚一本正規印刷的書）。
水：新修水利設施，包括水庫，灌渠等，當時全國建成大小水庫八萬座、塘壩無數，人工河道、田間路、溝渠、防護林網形成，極大地增強了灌溉能力和防災抗災能力，保證了農業的穩產高產。對比2010年雲南，前一個月，媒體還在報道是百年未遇的旱災，後一個月又報道發大水，政府官員的解釋是，水利建設投入不足。實際是，很多老的水利設施都年久失修， 新建的設施，主要是特大工程，如三峽水庫，目的是發電，南水北調，主要提供北方城市用水（不可能用在農業，每噸水的成本都超過一元），與糧食生產基本沒有關係。
種：發展優良品種。全國每個省都建有農科院，每個縣都有育種站，發展了著名的雜交稻等優良品種。到了特別是年代，都成市場經濟，袁隆平都要想法找資金支持育種研究。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現在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資改派們也知道繼續下去，會非常危險，想改變這種趨勢，製定糧食自給率95%目標（參見1996 年10 月24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但是，糧食自給率卻不斷下降，現在已經低於80%了，根本問題是相信市場，讓農民們自生自滅，與此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大力補貼農民，保證農業生產。此外，還補貼生產副食品出口掙美元欠條，於是國內需要的糧食和油料生產不足，而農產品出口年年增長，很多出口農產品，如大蒜，果汁等都成了遙遙領先的世界第一。資改派們不知問題所在，病急亂投醫，現在要大力引進轉基因種子，誰也無法保證其安全性，等於埋下了亡族滅種的導火索。
另外還有四個方麵是密、保、工、管，就不一一分析了。附我國灌溉麵積、化肥用量、機耕麵積發展變化情況。可以看到，私有化分田到戶以後，灌溉麵積和機械化等都有所下降。
時間 灌溉（萬公頃） 其中機灌（萬公頃） 化肥用量（萬噸） 機耕（萬公頃）
1952 1995.9 31.7 7.8 13.6
1957 2733.9 120.2 37.2 263.6
1965 3305.5 809.3 194.2 1557.9
1980 4488.8 2531.5 1269.4 4099.0
1985 4403.6 2462.9 1775.8 3444.2
（出自《中國統計年鑒》）
1、毛主席時代白手起家建立了幾十萬家國營中央地方企業。幾百萬家社辦集體企業。
2、新中國隻用了20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200年的工業化裏程。
3、中華民族之前遭受了100年戰爭創傷，但毛主席隻用了20年的時間，就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
4、毛主席時代的新中國，工業世界第六，軍事世界第三，政治世界第一！
5、建立了84000座水庫，3億畝梯田，210萬眼水井，17萬公裏梯壩！（毛主席，當代的大禹！）
6、寶成鐵路、成渝鐵路、蘭新鐵路、成昆鐵路、貴昆鐵路、湘黔鐵路、焦枝鐵路、坦讚國際鐵路等等鐵路的建成。
7、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由1949年解放前的35歲，增長到毛主席時代的65歲以上。
8、舊社會嬰兒出生的死亡率為20%，而新中國嬰兒死亡率僅為4%。
9、蔣介石敗逃台灣前中國隻有人口5.4億，而到毛主席時代，中國人口增長到了8億。
10、毛主席去世時，國庫裏有夠八億老百姓吃三年的戰略儲備糧5000億斤。
11、毛主席時代，億萬工人居然沒有一個下崗。
12、毛主席時代，億萬老工人居然基本都能看得起病。
13、毛主席時代，億萬工人子女居然基本都能上得起學。
14、毛主席時代，億萬退休工人居然都能養得起老。
15、毛主席《論十大關係》這篇經濟戰略雄文，直至今日無人能出其右！
16、革命戰爭年代，蔣介石幾次圍剿封鎖井岡山、經濟封鎖期間，山上的紅軍沒有餓死，還“紅米飯，南瓜湯”地唱得歡。
17、日軍推行“囚籠政策”、“鐵壁合圍”、進行“大掃蕩”、進行“三光”、經濟封鎖期間，陝北的紅軍居然巋然不動。
18、日軍掃蕩期間，邊區的軍隊、機關和學校居然自己解決了經費問題。
19、日軍掃蕩期間，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居然建成了“陝北的好江南”。
20、革命戰爭年代，我黨的幾次土改均取得了成功。
21、上海解放初期，金融風波和“兩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風波輕易化解。
22、億萬群眾不跟著有錢有勢的蔣介石走，卻非要鐵了心地跟著白手起家的毛主席向前奔！
23、老蔣退到台灣後，居然要以毛主席為師(學毛主席搞土改，終於在小島上站住了腳)。
24、新中國成立才七年，我國就結束了不能製造噴氣式飛機的曆史。
25、新中國成立才七年，我國就結束了不能製造汽車的曆史。
26、新中國成立才八年，武漢長江大橋就建成了。
27、新中國成立才九年，中科院電子數字計算機就試製成功了。
28、毛主席時代我國的計算機技術，與美國技術相差最短的時候，隻有4年！
29、新中國成立才十年，首都十大建築就竣工了，工期隻用了一年，一直到現在都用的好好的！
30、新中國成立才十年，我國就結束了內蒙古無有鋼鐵的曆史，形成了鞍、武、包三大鋼鐵基地鼎足而立的新布局。
31、新中國成立才十年，立體電影試放成功。
32、新中國成立才十年，洛陽第一拖拉機廠就舉行了落成典禮，我國農機工業進入了新的階段。
33、新中國成立才十一年，大慶石油會戰就宣布成功，一舉摘掉了我國貧油的帽子！
34、新中國成立才十三年，上海江南造船廠萬噸水壓機製造成功。當時世界上隻有美、英、德、捷克能製造這種機械，我國迅速地趕了上去。
35、新中國成立才十七年，中國石油就做到了基本自給。
36、1974年，秈型雜交水稻培育成功。
37、文革時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每年都要開幕，有時一年還要召開二次！
38、1971年，中國第一台集成電路數控機床誕生了。
39、1971年，全國建成1800多座水泥廠。
40、1971年，收音機產量相當於1965年的4倍。
41、1972年，中國第一輛載重300噸的大平板車問世。
42、1972年，中國從國外引進化肥、化纖成套設備8套，以後又提出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43、1972年，春季廣交會開幕，與中國發展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50多個！
44、1973年，西藏軍區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區大規模種植冬小麥豐收（這是西藏曆史上農業發展的重要變革）。
45、1973年，中國航空線已達到80多條，連接全國70多個城市，與100多個外國航空公司建立了業務往來。
46、1973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09.76億美元（要知道：那可是當時的幣值呀！）(1974、1975、1976的年份對外貿易總額更大！）。
47、1974年，中國冬小麥產區推廣優良品種，占全國小麥播種麵積的80%以上。
48，1973年至1974年，毛主席利用國際貨幣動蕩時機，適時購進了600噸黃金！
49、1975年，景山發電廠首次應用電子計算機控製發電。
50、1976年，郵電部門發展傳真通訊技術。
新中國接手時，國庫裏的金銀美金、能搬的機械設備、技術骨幹都運去台灣。不能搬的機械設備全破壞炸壞。還潛伏幾百萬蔣軍特務在大陸搞破壞。大陸成戰亂後的廢城，貪窮落後文盲的農村。一窮二白不為過。又要抗美援朝。清掃全國的垃圾，肅清蔣特務、黑社會、吸毒者販毒者妓院妓女等。又要掃盲，恢複一切生產的工廠，政府機關以及所有學校，和商業營運及幾億人的日常正常生活。又要搞建設生產等等千頭萬緒的事要做。還要防台美時不時來轟炸等等。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的開國又多難嗎？這不是政黨輪換有個交接。而是一切從頭開始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建國。立國。開國。
而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僅僅三十年的時間取得了以上的成績。再來四十年的發展建沒，新中國又將如何？
走資派改革開放後，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值得吹牛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是以緣色生產和不損害空氣、水質、土地和不透支子孫後代利益，以及有計劃不盲目不浪費不過剩為原則的經濟建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