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隻有同工農兵結合才能成事

學生隻有同工農兵結合才能成事

 

 

 

馬克思曾說過：“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五四運動至今一百多年了，這場運動雖然過去了一百多年了，但其影響還時時顯現於現實的政治博弈中間，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爭取對它的解讀權。

五四運動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批青年學生作為運動先鋒的參與。青年學生運動隻有同工農兵結合才能成事。

舊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農民，農民孩子平均八九歲開始幹活，十四五歲就要結婚生子，然後在封閉的農村環境下度過自己的一生，魯迅筆下的閏土就是舊中國農民的典型代表。

清末十年新政過程中，政府大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由此產生了近代的學生群體，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骨幹力量就是以留日學生為主的知識分子。

清政府為了自救而培養的學生，最終成為了自己的掘墓人中的一員，這就是曆史無情的辯證法。辛亥革命後，毛周一代90後青年，就讀新式學堂的就更多了，他們成為了以反帝愛國為旗幟的五四運動的先鋒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

在一二九運動中，麵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學生們爆發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1939年，毛主席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講話《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講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可以說都基本來自於五四和一二九兩代進步學生。一代代進步學生們前赴後繼，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以上所說的學生不僅包括大學生，還包括中學生，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就有郭明秋這樣的中學生，甚至有的人說一二九運動是中學生領導了大學生。學生在現代社會的特殊作用，體現在他們是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

1925年，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把“中學生”列為小資產階級的五個知識階層之一，與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並列。後來，1939年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此有一個解釋，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

從毛主席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一點，劃分階級要以生產關係為基礎，但也要綜合考慮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毛主席講到了家庭出身和生活條件，比如很多學生的收入來自家庭，可以說是一種二次分配，所以不能單純地說學生是哪個階級的，但在舊中國，如果能上中學、大學，普遍應該來自富農或小商人家庭及以上，說他們是小資產階級是從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角度上看的。

接下來，毛主席講到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數十年來，中國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知識分子群和青年學生群。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並為其服務而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業和失學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這裏講到了在社會階級結構中，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的青年學生也受著剝削壓迫，因此是一支革命的隊伍。

第三，毛主席講到了他們在辛亥革命後曆次政治運動中發揮的作用：“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顯明的例證。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緊接著，毛主席講到了知識分子的缺點和解決辦法：“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隻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毛主席的這段話具有何等的現實意義！學生在現行教育製度下是專門讀書的，所以社會上一般把學生叫做“讀書的”，當下90後一代人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已達15年，他們人生最美好的時候都是在校園裏度過的，不用擔心基本生活的他們有對國家命運的思考，有對個人前途的彷徨迷茫，有困惑焦慮，有對黑暗與不公的不滿，就是毛主席說的“富於政治感覺”。

但是因為脫離社會，不從事生產，所以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思想空虛體現在很多時候無所事事，耽於幻想，心態消極，性格軟弱，行動動搖體現在從“左”跳到右，從盲動主義到取消主義，等等。學生具有雙重特點，一方麵是具有樸素的社會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麵是毛主席說的“缺乏徹底性，帶有投機性”，“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

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隻有在長期的群眾工作中才能克服，事實也是這樣。毛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願意並且實行與工農民眾的結合，是徹底改造自身的方式，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種結合怎麽理解呢？我認為，不能理解成隻有直接做工做農，甚至變成工人農民，才能叫結合，那樣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李大釗、魯迅可以說都沒有“結合”過。這種結合應該理解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要在思想感情上徹底完全地站在工農立場上，在行動上支持群眾的正義鬥爭，並且與群眾一道為改變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狀況而奮鬥。結合的方式千萬種，隻要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工農群眾的隊伍，改造自我，在改造自我的進程中促進他們的團結與進步，都是可能的結合方式。

恩格斯在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調查時說的：“我願意在你們的住宅中看到你們，觀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親眼看看你們為反抗你們的壓迫者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我是這樣做了。我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閑時間幾乎都用來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對此我感到高興和驕傲。”

恩格斯通過觀察和研究的方式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喚醒了麻木的人們，鼓舞了無產階級的鬥誌，這就是他的一種結合方式。毛主席小時候做過農活，但那並不意味著他與農民結合在一起了，因為那個時候的毛主席隻是對農民同情憐憫，並沒有在立場感情上完全站在貧苦農民這邊。1927年初，毛主席在湖南鄉下考察農民運動的時候，雖然沒怎麽直接幹農活，卻為農民運動的正當性大聲疾呼，創作宏文，可以說是與農民結合在一起了。

最後，學生的未來是什麽呢？那就是最終要消滅建立在階級社會基礎上的脫離勞動的學生階層。毛主席晚年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這一構想：“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說的意思是，學生不應該專門讀書，讀死書，死讀書，要縮短教育年限，要把學生轉變成勞動者的一部分，這是消滅腦體差別進而消滅階級的一個重要方麵。換言之，在消滅階級的人類曆史過程中，學生這個脫離勞動、專門讀書的特殊的社會群體會隨著腦體差別的消失而消失。教育將與生產勞動結合在一起，小學高年級就開始半工半讀，帶有壓迫性質的考試製度也將取消，人類自由而全麵的發展就將從學校開始實現。那個時候的學校將不是統治階級進行規訓的場所，而是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部分。

1967年，針對當時的形勢，毛主席借點評五四人物表達了對年輕人的期待，他說：“五四運動的右翼是胡適，後來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運動的陳獨秀也成了反革命。當時的李大釗，寫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頭工作，後來成為革命的左派。還有魯迅，當時他重視社會調查，獨立思考，後來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從曆史當中吸取教訓，不做曇花一現的人物，要埋頭工作，善於思考，密切聯係群眾。中國曆次的革命及我們親身經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問題的人，不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曆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願同誌們多想問題，少出風頭。

[yongbing1993]

《縮短學製》被走資派複辟至今





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１〕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毛澤東

學製可以縮短。

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以上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期間的教育改革。

以下是走資派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教育。

有學者說：“建議小學教育縮短到5年，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範圍。”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的這一提議引發熱烈討論。賀丹之所以建議縮短基礎教育年限，主要是為了 緩解學業與生育的矛盾。

目前，中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延長，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00的7.6年提高到2015年的9.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從1978年恢複高考時的85.6萬擴張到2019年的3031.5萬。

畢業難、就業難、特大城市的落戶難等因素影響下，傳統的“成家立業”已經轉變為“先立業後成家”，女性結婚年齡不斷推遲。

賀丹認為，婚姻推遲不僅給女性帶來高齡生育風險，不利於母嬰健康，不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同時，還會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

事實上，過去十年來，一直有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縮短學製的建議，每次都引發輿論關注。在當前的教育環境下，縮短學製究竟是否可行？我們來聽一聽專家們怎麽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去年1月接受專訪時就曾表示，當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中國若要從根本上解決考試社會的內卷，必須盡快對教育製度進行係統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製義務教育。

全國人大代表張紅偉於2021年兩會上也建議，“推行十年義務教育，小學學製縮短為5年，初中3年，高中縮短為2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接受采訪時稱，社會輿論支持縮短學製主要基於兩點，一是基礎教育應試化，“初二就上完初三的課，高二上完高三的課，部分輿論認為可以通過壓縮學製，減輕學生負擔，快速出人才。二是中國進入老齡化和少子化社會，縮短學製可以應對勞動力短缺。”

事實上，對於這一建議，早在2016年， 教育部在對相關提案的答複函中就曾明確表示， “目前縮短學製尚缺乏成熟的、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研究成果為依據，缺乏國際上主要國家變革為參照，改革時機還不夠成熟。”

教育部表示，學製變化受當時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影響極為明顯，當強調發展速度、快出人才，或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時，一般會有縮短學製的要求；當強調教育質量、增加教育內容，或社會就業壓力較大時，一般會有延長學製的要求。

“製定中小學學製最應強調的首要因素是必須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認知規律，但卻往往被忽視。”教育部在上述答複函中稱。

從全世界範圍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學學製基本為12年左右。如美國、日本、法國、印度為12年製，德國、英國為13年製，俄羅斯為11年製。

教育部表示，中小學學製涉及課程設計、課程標準、教材編寫、與高等教育知識體係銜接、教師編製、人口變動以及勞動用工等多方麵法律法規和政策製度的調整，需要全麵的科學研究和論證。

此外， 中小學教育周期需要相對穩定的製度環境，學製改革要謹慎而行。從曆史經驗看，每次學製變動都必然引起中小學校布局調整、校舍建設、教師隊伍結構調整等係統變動，對學校管理和教學秩序帶來較大衝擊。

“關於縮短學製的討論，我們研究院內部也做過大量研究。”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我們，當前實行的633學製：即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最早於1922年建立。當時蔡元培、胡適、陶興之等人做過大量調研，並對比日本、德國、美國的學製，基於對未成年人發展階段性的深入研究而確定的。

“兒童生理發育和成長發展的階段性認知，是決定當前學製的主要因素，婚育等最多隻能作為考慮因素之一。”在儲朝暉看來，“即使更改了學製，生育問題也難以一時半會解決。”

儲朝暉認為，義務教育是國家規定的帶有強製性的教育，其有設置的課程標準。此外還涉及到對義務教育概念的理解，它是包括義務教育法在內的一整個體係，所以考慮問題不能過於簡單。

教育部2022年數據顯示，在實現全麵普及的基礎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4%，“剩下4.5%的孩子，在學校難以找到歸屬感，不適應才離開的。”儲朝暉表示，如果將高中也納入義務教育，可能就造成更多的不適。

熊丙奇也認為，如果基礎教育的應試化傾向不變，縮短學製隻會導致學生的負擔加重，提供給學生的基礎教育更不完整，基礎教育不能隻是學科知識教育，而要德智體美勞“五育並舉”，做到“五育並舉”，不可能用九年就給學生打下堅實的人生發展基礎。

“如果不能推進社會轉向能力社會，哪怕縮短學製，也不可能讓人才快速進入社會。”熊丙奇稱，為了獲得更高學曆，高中畢業後，學生還會複讀，讀完本科後會考研。隻有建立能力社會，才會遏製學曆高消費。防止為追求高學曆而產生的教育浪費和人才浪費。

[yongbing1993]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新農村建設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新農村建設的實踐是成功的。農村人民公社的思想價值觀念、組織與動員製度、工農互動、知識與科技下鄉的政策機製所構成的價值合理性工具和技術合理性工具的有效係統，描述了毛澤東“鄉村型的城市”。按照這個模式發展，就能逐步消除城市與農村的差別，實現毛澤東解決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宏偉藍圖。

美國著名的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描述了這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內涵，其主要代表為：核能、航天科學、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農業革命。(參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第7版P426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發動的工業化的第三次高潮對接了世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國工業化第三次高潮的經典作品為：“兩彈一星”、(核能、航天科學)人工結晶合成胰島素(基因工程)、計算機(信息革命)、雜交高粱和雜交玉米及雜交水稻(新農業革命)，另外，激光技術也在世界前例。完全可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自主創新的向高科技進軍的時代。

1966年1月27日全國工交工作會議和全國工交政治工作會議通過了《1966年工業交通工作綱要》，正式提出“大慶式企業”概念，並指涉六項具體方針，即是：

a、學軍。

b、學大慶。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爭取有20%或者更多一些企業成為大慶式企業。

c、多快好省地發展生產。力爭有更多的產品在質量和品種方麵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d、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抓好產品設計革命，建立和加強科學和實驗工作。

e、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特別是地方工業應把為農業服務放在第一位，積極發展地方的鋼鐵廠、煤廠、電站、機械廠、化肥廠等“五小企業”。試行以廠帶社、廠社結合。發展科技服務社，定期下鄉，為農服務。

f、積極支援國防，保證國家重點建設。

毛澤東時代抓工業的同時，抓好 《農業學大寨——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的新農村》

經過多年的探索，毛澤東已積累了一套建設農村的方案：

農村：

a、走集體經濟道路，並用“人民公社”使集體經濟製度化。

人民公社是黨在農村組織與動員農民的製度工具。

人民公社也來源於它的反題：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沒有解決中國農民的富裕問題，因此，隻有走進集體經濟。

b、城鄉結合農業：

1、人民公社化，與工業化相適應。

2、機械化。

3、辦工業。

農民即社員：

a、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

b、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c、教育農民。

這三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五十年代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的內涵。大寨精神描述了這個方向。

(1)大寨精神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遠大的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心;敢於藐視困難，敢於同困難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實幹、苦幹的優良作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優良作風，嚴格要求自己、以整體利益為重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向全國發出了學大寨的號召：“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麵坡的地方。

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綜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連成了2900塊，並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隊進行了這麽多的農業建設，農業生產發展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係，他們隻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年就歸還了。從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000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來在報告中對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資料來源《農業學大寨始末》)

(2)、《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這個《修正草案》於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通過，對原草案作了八點修改和補充。

一、確定生產隊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

二、人民公社的規模為一鄉一社，長期不變。

三、人民公社的組織結構，可以是公社和大隊兩級，也可以是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

四、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必須厲行精簡，減少對幹部的補貼工分。

五、公社、生產大隊在今後若幹年內，一般不辦企業。

六、社員的自留地一般占生產隊耕地的5—7%，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

七、國家征收農業稅和統購糧食的數量，應在適當水平上在一定時期中穩定下來。

八、國家應根據等價交換的原則，逐步地規定工農業產品的合理比價。

注意其中的兩個“長期不變”的意義。這兩個長期不變，毛澤東一直沒有改動。人民公社探索中出現的極左思潮已被清除。

1971年8月12日至9月19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林業工作會議提出：

從1972年起，用五年或稍長一點時間，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隻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計劃地種起樹來”的要求;用5年、10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實現“在自然條件許可和人力能夠經營的範圍內，綠化荒地荒山。”

鼓勵社員在宅旁、屋前、屋後或生產隊指定的其他地方種樹，自種自有。所謂“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指責在這裏是站不住腳的。主流精英在評價人民公社時，隻講人民公社創建時出現的問題，不講《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後的公社，這顯然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在學大寨運動中，農村人民公社進一步發揮著它的巨大作用。

農村人民公社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為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增長提供了製度保障。

在農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勞動力剩餘的情況下，僅在現有的農田資源上談不上調動農民積極性有多大的意義。農民積極性的調動主要顯現在如下幾個方向上，而這些事業最好的選擇就是依托人民公社。

農村人民公社實現了對農民的組織與動員，把農民團結在黨強國富民的目標上，形成了生產力的巨大力量。

毛澤東：“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福利事業。”(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yongbing1993]

毛澤東農村人民公社的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農村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具體製度安排，是把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統一於農村基層社會組織之中。

1958年，當一些農村在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中自發合並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時，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此寄予承載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厚望：幾十年之後，我國的鄉村將有許多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對於公社的設想：“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在毛澤東看來，“農場”隻意味著一種純農組織，而人民公社要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俱全。農村人民公社凝結著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承載了毛澤東深遠的期望，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在它存續的二十餘年當中，支援了工業化建設，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發展了農業生產，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了廣大農村對醫療衛生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麵的基本需求。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戰略設想與戰術實現之間的配置等問題，毛澤東在推廣農村人民公社時所賦予它的價值訴求沒能充分顯現出來，但卻為今天的農村發展道路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

走資派鄧小平將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利益聯結機製消失後的這些年來，農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塊承包，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小生產單位，責任到戶，形成了碎片狀的“井田”或“西瓜田”，農戶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一方麵，由於生產單位小，每家每戶獨立核算，生產分配完全自主並各自為政，從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同一地區相互分立的農戶在生產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質同構，因而在出售農產品時常常相互競爭，這就加劇了利益的衝突。並且，單個農戶在購買生產資料時，交易成本高，還因勢單力薄的弱談判地位常常受中間商的欺詐和盤剝。這些既是農戶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也加劇這種碎片化程度。

由於農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導致了當下一係列的“三農”問題。其中最突出是農村公共設施失於維護和公共事業建設難的問題。

以水利為例，賀雪峰對其家鄉湖北荊門5個村的調查材料顯示：

自1958年開始，曆時8年，調集4縣10萬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庫，最高可以灌溉200萬畝以上農田，5個村的幾乎所有農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現在該水庫灌溉能力不足百萬畝，這5個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漳河水了。”

另外還有一個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萬畝農田的新賀泵站，曾經為其中4個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長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毀，可灌溉耕地不足千畝。

水利是一項隻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在農民利益分立的情況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設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劇”而無人問津。

每一塊農田對水的渴望並不能自然帶來建設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龐大水利工程設施，也因與利益碎片化的農戶組織生產之方式有衝突而得不到維護，即水利的維護和興建失去了組織支撐。

水利設施建設如此，其他公共事業（如村莊道路、供電、初級教育、初級醫療等）也類似。山林也同樣存在因劃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於保護甚至毀林開荒等問題。

農戶利益碎片化已成為當下農民增收的製約瓶頸。無論是購買生產資料還是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個體農民並不具有市場的溢價能力與籌碼，極大地製約了農民勞動成果價值的實現。

同時，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更無力與資本抗衡。

最為明顯的是單個農戶與投資者的信息極度不對稱，無法判斷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難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

林地的經營權流轉情況更不容樂觀。例如廣東某縣山地使用權的流轉期限為30年，第一個十年，每畝山地農民得到6元，第二個十年得8元，第三個十年得10元。

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專業種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畝僅為1-2元。再者，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的體製性條件已不存在，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開發的產業幾乎成為不可能。

當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的純農勞作無法滿足基本生計的時候，隻能離鄉背井進城打工尋找出路，這實際上是許多農民拋地並惡性循環的起點。

由農戶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種種問題，彰顯了組織起來構建人民公社的必要和迫切。然而，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瓦解後，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負麵影響被誇大，使得不少人“談社色變”。

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問題，成為當今不少農村破敗不堪的一個重要原因。

實際上，農業的發展飛躍，就是人民公社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製為主體。

[yongbing1993]

走資派開槍後學生夢想爭名奪利







《六四》鄧小平是開槍鎮壓學生運動的。 《六四》期間鄧小平是軍委會主席。 調動軍隊沒有軍委主席的同意能行嗎? 鄧小平反覆警告說如果北京市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不迅速平息的話，意味著中國將冒著經曆另外一次內戰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風險，而他的意見亦 得到其他中國共產黨黨內元老的支持。 《不迅速平息》，《又是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在之後演講中稱呼因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們為《烈士》，並且指出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以及國家，希望能進一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為什麽要開槍鎮壓? 一, 中國將冒著經曆另外一次內戰的風險! 二，中國將冒著經曆另外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風險! 三, 六四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以及國家!

走資派鄧小平開槍鎮壓後的中國各大學的學生都忙著為自己的夢想都去爭名奪利了。難怪四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學生們都成為了《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隻管自己《爭名奪利》無關他人死活，更不關心國家如何，有奶便是“娘“。

尤其是《文革》被搞亂了，走資派鄧小平複辟了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後。如今走資派特色社會的事實是道德淪喪，信用崩潰，價值觀念嚴重背離，就是掩蓋10年文革曆史的結果。真實的文革被掩蓋，人民創造的曆史，被纂改。

為了走資派鄧小平翻案的政治目的，犧牲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奮鬥和抗爭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世界各國的建交如下：亞 洲11個國家。非 洲21個國家。歐 洲11個國家。美 洲15個國家。1973年2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雙方商定，各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

1976年四五事件之前，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但還不希望把鄧小平當成劉少奇、林彪那樣當成對抗性的政敵打倒，毛澤東說：“他（指鄧）還是 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 ，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 ，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問題的本質已經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了，而是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9年《六四》鄧小平是在《鎮壓學生運動》。 所以鄧小平的問題的本質已經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了，而是已經變成對抗性的矛盾即敵我鬥爭了。 走資派鄧小平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員了。 走資派鄧小平也不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 走資派鄧小平對內《鎮壓學生運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完全複辟資本主義了。

走資派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不滿，糾集了一批大中小走資派和右派分子和支持走資派的人以借口「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借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篡黨奪權陰謀的活動。 群眾，給毛澤東製造麻煩，轟支持毛澤東的四人幫下台，毛澤樂還活著，走資派鄧小平就迫不及待地進行篡黨奪權陰謀的活動。 支持者的發難。

這是走資派鄧小平們為反革命資本主義複辟製造輿論”。目的是以“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幕後策劃人”和“謠言製造者” 是走資派鄧小平的謠言公司。

看來這次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革》期間：在政治上製定了75憲法。人類曆史上第一次通過憲法確定了人民群眾的四大言論自由，罷工自由。來自基層的工人農民解放軍首次直接進入權力機構，營業員可以做人大副委員長，農民紡紗女工可以當副總理，在珍寶島戰鬥中立功的普通解放軍指戰員可以火箭直升到大軍區副職。這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一個官民平等的時代，大量幹部不脫產或者半脫產，這也使得文革期間的行政費用得到壓縮，可以將資金用在教育醫療和軍工科研開發上。

經濟金融增長迅猛。1966到1976年，即使按照GDP計算，中國經濟增長率69年70年是建國至今GDP增長最高速的兩年。中國還以黃金最低價35美元/盎司買入400噸黃金，收益率達到40倍！至毛澤東逝世的76年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軍事科技突飛猛進。氫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等大殺器都是在文革期間開發成功。66年發射成功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第一枚中程地地導彈。氫彈原理爆炸試驗成功。67年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成功，比法國還領先。70年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75年連續發射3顆人造衛星。74年第一艘魚雷核潛艇航行試驗成功完成。75年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

外交成就空前絕後。文革10年和中國建交國家總數是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10年都達不到的水平，占到中國至今建交國家總數的三分之一強。除此之外，中國出兵32萬抗美援越，打下美軍戰機1000餘架。結果美國尼克鬆反倒乖乖跑到毛澤東臥室求和，中美中日關係破冰均在文革期間完成。

人民教育事業發展迅猛。文革10年中學數量增長10.3倍，中小學學生數量空前絕後，大量知識青年以及城鎮重點中學的老師紛紛來到公社大隊教書育人。工農兵學員製度令基層工農兵都能上大學。與此同時，文革期間還編製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教材，如赤腳醫生手冊，成為聯合國推薦書籍，被翻譯成五十多種語言，至今仍為不可替代的經典之作。

人民衛生事業大躍進。文革期間中國實現農村合作醫療普及，幾乎從零擴充到全國農村93%，數以百萬的赤腳醫生下鄉，一百萬多的白衣天使從城市以及軍隊組成專家醫療隊巡回下鄉，文革10年的人均預期壽命全球排名從160位猛增到85位。而文革後這一排名反而下滑10位。

農業也取得輝煌成就。毛澤東時代大興水利；引進化纖生產線，使得大量棉田得以用來種糧；引進化肥生產線為中國農業穩產高產奠定技術基礎；開發成功高產水稻，為農業豐收奠定基礎。也正因為有了水利化肥和高產稻種，才使得中國能夠在1978年時糧食產量躍居世界第二，棉花產量世界第三。

科學技術大發展。文革期間開發成功青蒿素。三結合使得工人迸發出極大創造力，技術創新更是層出不窮。73年研製成功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

工業也是取得巨大成就。三線建設共建成124個機械工業大項目，湖北二汽，陝西汽車，四川汽車，東方電機，東方汽輪，東方鍋爐，還有一大批重型機械廠在三線建成。50年代中國還是農業國，到了1978年鋼產量已經超越英法意，名列全球第四；從貧油國變成基本自給自足的世界第八大產油國。原煤產量世界第三，發電量世界第七。

所謂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純屬造謠。72年後毛澤東周恩來批準“四三計劃”，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26個大項目，其中包括前麵提到的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還包括武鋼一米七軋機，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1套彩色顯象管成套生產技術以及透明壓 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

曆史書上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說他們把中國經濟搞到“崩潰”邊沿。很讓人困惑：四人幫當初根本就不分管經濟，憑幾篇文章就將中國的經濟衝擊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革期間中國的經濟形勢事實是：

1966年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貴昆鐵路比原計劃提前9個月接軌。第一批“紅旗”高級轎車出廠。製成第一批1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

1967年中國石油產品品種和數量自給自足，勘、采、煉技術登上世界高峰。中國第一台載重150噸中型平板車造成。春季廣交會開幕。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成昆鐵路建成通車。全國夏糧豐收，比去年增長一成。中國第一台100噸礦山鐵路自翻車研製成功。中國援助讚比亞政府10一無息貸款修建坦讚鐵路。中國第一台晶體管大型數字計算機研製成功。中國第一台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研製成功。廣交會開幕。中國最大的無線電望遠鏡安裝調試成功。

1968年中國第一艘萬噸巨輪“東風”號建成。《人民日報》發表《“自由市場”是殺人不見血的屠刀》中國特大型軸承製成。根治淮北平原澇災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開工。中國夏糧豐收。中國早稻豐收。中國研製成第一批液壓傳動內燃機車。萬噸遠洋巨輪“高陽”號下水。富春江大型水電站建成發電。中國成功進行一次新的氫彈試驗。

1970年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廠。農村中小型水電站裝機容量相當於過去的20年的兩倍。大型現代化露天煤礦――新疆哈密礦務局露天煤礦投產。葛洲壩一期工程開工。

1971年中國輕工業形成比較完整的體係。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開展工業學大慶。第一艘兩萬噸貨輪“長風”號下水。追加基本建設投資51億。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新華社報道，全國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廠。西部地區進行了一次新的核試驗。新華社報道，全國年度水利建設50億立方米，增加農田3000萬畝。

1972年從國外引進化肥、化纖成套設備8套，以後又提出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即四、三方案)。解放軍落實五七指示，發展農副業生產，許多部隊做到肉菜自給。毛澤東會見尼克鬆，雙方同意互相發展貿易。新華社報道，我國電子工業進一步發展，1971年收音機產量相當於1965年的4倍。從聯邦德國、日本進口 一米 七軋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領有設備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40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安家落戶。湘黔鐵路通車。中國第一輛載重300噸的大平板車問世。

1973年人民日報發表新年獻詞，農業奪取好收成，工業生產上升。國家計委提出進口43億美元國外設備的方案。新華社報道，1972年是解放以來電力發電站裝機最多的一年。

1974年為在本世紀內實現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用幾個五年計劃時間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的戰略思想，國家計委提出《關於擬定長遠計劃的報告》。國務院要求跟抓計劃用糧、節約用糧、嚴格控製糧食銷量等四點要求。國務院提出在今後三五年內，從國外進口一批大型化學肥料、化學纖維和連續式鋼板軋機等設備。國務院批示防止沿海水水域汙染。新華社報道，勝利油田去年創年鑽井進尺 150105米 的全國石油鑽井最高紀錄。新華社報道，我國農村掀起農田基本建設新高潮。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建成。中國西南交通幹線成昆鐵路建成。地熱發電站在河北懷淶建成。中國第一艘二萬五千噸級的浮船塢“黃山號”建成。第三十五屆廣交會開幕，規模為曆屆之最。

1975年周恩來提出，本世紀末，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新華社報道，四川省開發天然氣取得新成就。新華社報道，我國紅麻、黃麻實現自給自足。降低半導體收音機零售價格。景山發電廠首次應用電子計算機控製10萬千瓦燃煤氣輪發電機組成功。中國最大的水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建成。高能加速器研製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第一次發現古生界地層油田。國務院界定出口黃金，引進銅、鋁、橡膠、滌綸等原料。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建成。

1976年又一艘萬噸級浮船塢“華山號”研製成功。大型火力發電廠――萊蕪電廠投入生產。郵電部門發展傳真通訊技術。廣交會開幕。京滬杭載波電纜投產。6011米 超深井打成。從事海洋地質調查工作的人數比1965年增加7.5倍，調查工作發展到黃海、東海和南海。有點職工建成全國微波通信幹線。第一座現代化10萬噸深水油港大連新港建成。上海黃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鐵路雙層鐵軌建成通車。人工培植的小黑麥在我國西南、西北、華北推廣。滇藏公路建成通車。新華社報道，全國夏糧總產量創曆史新水平。沿海鐵路幹線津滬複線工程提前接軌。唐山地震。北京至山海關鐵路修複。第一艘五萬噸級遠洋油輪“西湖號”在大連下水。現代化化纖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建成。新華社報道，全國80%以上的縣建立水泥廠，產量比1965年增長4.1倍。江南9省已探明的某談儲量比文革前增長了2倍。高速大型通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逝世。

[yongbing1993]

文革如何對待支持《學生運動》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學生運動代表時的講話》

時間：1967年9月16日。文革進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時至十七日淩晨一時，周恩來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接見了北京大專院校天派代表，並作了重要講話。

參加接見的還有戚本禹、姚文元、葉群、吳法憲、傅崇碧、李鍾奇等首長。江青同誌主持會議。領大家學毛主席語錄第一頁第一段、第3頁第三段、第224頁第二段、第229頁第二段。

江青同誌說：小將們，今天開會。小將們，你們不是老將，是小將。現在請總理給我們講話。

周恩來：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專院校紅代會、各學校一些代表來會談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現在分成兩派：一個叫天派，一個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後台可能有我一個(伯達：陳伯達。康生：我是地派的後台)，對我是個新聞。有個很好的經驗教訓，我們喜歡坐飛機，一個經驗，坐飛機從地上到天上，最後還要到地上。

我希望號稱天派的回到地上來。天派對形勢有個錯誤估計，任務是從形勢來，我有一次看過清華《井岡山》小報，對形勢估計很壞，說要跟毛主席上山打遊擊，毛主席是少數了，是悲觀的，到處傳聞。

最近又比如，七·二O後，在天安門上支持八·五大字報，我同謝富治也遇到幾位。韓、蒯等幾位同誌，是第三次革命大串連階段，北京學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這樣，全國掀起那麽大的批判高潮，還開了百萬人的大會，形勢大好，大聯合，大批判。為什麽還要出去搞串連？我們否定了這種看法。

盡管這樣說，可是許多同學回去還是這樣估計，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我和兩方代表都談話，批判了這種形勢估計。清華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達：北航也不少)因為聽外麵來電話，叫他們回來，就是不理。(江青：清華出去五千揪軍內一小撮。今天出的報紙專門反對我，蒯大富到今天還反對我。蒯大富來了沒有？你站起來，我今天批評你，嚴肅批評你，你要作檢討。今天是批評，不是打倒你)

武漢“三鋼”“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樣的錯誤，也是悲觀。“現在是反動的資本主義複辟前夜”“全國都要複辟”，這樣估計，任務怎麽提？“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奪誰的權？奪毛主席的權，戰爭解決什麽問題？就是奪我們軍隊了！所以揪黨內一小撮到軍內一小撮，宣傳上犯了錯誤。我們犯了錯誤，我們要負責。八月中也還這樣估計，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錯誤口號，肅清這個口號的影響。

我們向大專院校談過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談過，但始終我們的話不靈。北京一派形勢悲觀，還在傳布揪軍內一小撮，和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所認識大好形勢背道而馳。武漢反革命事件後，引起了各地的注意，這個教訓，引起各地軍隊認識自己錯誤，馬上承認，改正了。

解決各省市這方麵的問題，比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這個時期得到解決，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為我們的領袖是毛主席，是無產階級，軍隊是毛主席領導的，聽毛主席話的，是林副統帥親自指揮，一聲號召，馬上解決。

武漢也是如此。中央一聲令下，馬上解決。事情是毛主席說的“三相信”，北航同學也參加的，了解嘛，沒有什麽了不起，武漢陳再道、鍾漢華這樣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決了。

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過了三個半月，革命總是深入了，向廣度深度發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會、革籌、軍管會，總之把革命推向前進了。在這樣的年頭裏，我們要求把革命、兩條路線鬥爭、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更深入推廣，爭取勝利，鞏固勝利，抱著無限信心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大專院校不相信我們的話，主觀臆斷，主觀主義，錯誤估計形勢，“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馳。前幾天，江青九月五日講話，放了錄音，講了三個問題。

在這三個問題上你們的做法剛好相反。第一個確信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在這個時候是主要鞏固領導中心。《文匯報》十四日社論，領導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正因為有這個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伯達和我談了“五一六”陰謀反革命，破壞黨中央。

姚文元文章發表，最後一段突出性質，突出一小撮壞頭頭蒙蔽群眾，揭發出來就行了，要認真對待，但不能擴大化。他們是從“左”的方麵動搖黨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圖挑撥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關係，矛頭好象對準我個人，其實同樣對準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戰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天天一起戰鬥。這樣一個戰鬥關係，統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是鑽什麽空子？從右、極左鑽空子，到處傳布，不利於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利於鞏固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動搖不了，他要幹擾我們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講“五一六”問題。幾個根本觀點要說清楚。

一、隻是少數，不要擴大化。當然要揪後台、黑手，不要到群眾中去抓一大片，揭發一大批。他們隻是靠造謠，他們沒有多少人，沒有什麽了不起。這種組織揭發後不要擴大化。在群眾中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這一派，兩派矛盾越來越深，也揪不出來。最近對“湘江風雷”頭頭，有壞分子，一下子看成壞人很多，同意了省軍區報告，抓人多了，犯了錯誤。這是有範圍，現在是全國範圍，它(“五一六”)似乎稱八個方麵軍，名字叫方麵軍。其實隻有幾個人。“紅旗軍”全國也隻有這幾個壞頭頭，揭發後沒有多少，以後就不聽他們的造謠。

二、我們讚成你們在學校各組織清查出這樣的人，確實不要亂竄，自己弄清頭頭，和壞頭頭劃清界線。最好是本組織，不要別的組織去搞，如農大。地派“東方紅”，認清了秦化龍叛黨真憑實據，直至在揭發前，我提了意見，他們很聽我的意見，審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衛戍區，我通知了，接受下來，這樣搞很好，不但如此，還把農大“東方紅”與“五一六”有關係的弄清楚，告訴我，並分析為什麽有這種思想，這樣做就不能擴大，這樣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講話，兩派打電話回去，都把自己方麵的黑手揪出來，揪出來以後並肩遊行。

(江青：二十萬人。康生：兩派並排)

好派、炮轟派並排遊行，爭先恐後、繳槍恐怕落後，自己把壞頭頭抓了去，送到軍管會。這樣的事情應該提倡。農大走資派沒有參加你們這方麵。農機大、地派，你們應當歡迎人家調查秦化龍。如天派，北航“紅旗”也有地派，他們是合作的，這樣行動有利於黨的純潔。至於“五一六”也要有這種精神。

三、對於“五一六”，也要把頭頭揪出來，還是要搞大批判，大聯合。

不要因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體不好了。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是主觀主義，把群眾推到對立麵，挑動群眾鬥群眾。

四、批判“五一六”以極“左”形式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核心領導。我們文革有什麽矛盾？我們平常談話當然不完全一樣，各有各的風格嘛！

(康老：反映一種思想，與赫魯曉夫一樣，勾心鬥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資產階級這一套)

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五一六”從極左方麵幹擾，極左，實際上形“左”實右。我們指出“五一六”的反動性，但不能允許老保翻天，不能認為二月逆流對了，不能借此機會翻案。隻有這樣，才能鞏固毛主席核心領導。

象《文匯報》講的，從中央核心鞏固起，到地方核心鞏固，你們就要問問自己，錯誤估計以毛主席為首的核心領導，你們不知道我們內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亂想，把中央領導同誌分成這一派那一派，幹擾、動搖中央核心領導。是受壞人利用，要揭發問題、要檢討，走資派要想動搖，特務分子要想動搖，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的領導寫了，要想動搖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壞、右。你們啊！這是一種社會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動搖，要深思，電話一到，好象從中央文革得到了什麽寶貝似的。

這種做法很不好嘛！從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受資產階級影響大，形成許多派別。五四運動發展後，北大分兩派：胡適之一派、陳獨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產黨成立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正確領導，這仍然有不同意見。毛主席取得領導後，雖然有劉少奇進行幹擾，但總的方麵還是紅線。你們常常把毛主席的領導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頭砸幾個人，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

過去是北洋軍閥，可以這樣講，現在不能這樣講。不錯，有壞人，有特務，走資派，但最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這個領導，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準的文件、文章在你們中間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裏你們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時候，我們時代和你們時代不同，我們羨慕。要好好從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對，哪些不對。

另外江青同誌講了，我們要鞏固人民解放軍，因為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人民解放軍是支柱，不僅保衛國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衛我們，就是要保衛革命小將，不使走資派，壞人傷害你們。

而你們怎麽看？在一個時期，宣傳上犯了錯誤，你們就到處亂分析，隻能亂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統帥隻能指揮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還不到。”完全是胡說，看到解放軍發展曆史，從秋收起義到解放軍，一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四個第一、四好連隊。林彪指示，解放軍做得是出色的嘛！我們怎麽能懷疑解放軍。

不錯，有壞人，青海趙永夫，內蒙王逸倫、武漢陳再道，是個別的嘛！絕大多數軍隊考驗過了。你們那麽衝擊，他們還保衛你們。看看語錄，怎麽能動搖信念。

靠戰爭解決問題，靠什麽武器解決問題，若幹青年人認識錯了，有壞人就上當了，你們得不到好處。

擁軍愛民，毛主席早就號召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軍委八條命令發展到十條，擁軍愛民，八條實質是擁軍，十條實質是愛民。

應該爭取很好的一麵，這個時代，毛主席的時代，特別重要，因為麵臨敵人。要搞走資派，要把他們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敵情觀念，敵情特點，一打內戰就忘記了。

很多地方群眾組織打內戰，現在許多領導靠邊站，應該通過大批判，達到大聯合。

北京武鬥破壞國家財產，工人農民帶著眼淚進去，帶著眼淚回來。有內因，有外因，有走資派挑撥，社會治安影響，這方麵要照顧大局，繼續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跟軍隊對立是錯誤的。

要搞好學校、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如軍訓，好好支持。偉大領袖教導，學校最好搞軍訓，實現三性，隻有軍訓才能使無組織現象轉為有組織。

軍管。有些國家最機密的地方，必須軍管，不能實行四大。機要的地方，隨便進出行嗎？如大會堂，隨便進，行嗎？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裏象強盜一樣衝進紅旗。革命小將，強盜哪有革命的。我氣壞了，要謝副總理懲罰，要無產階級專政)

[yongbing1993]

《五四運動》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青年節，談起《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不能不提到毛澤東。

毛澤東重新解釋了誰領導了五四運動，認為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分界線。包括陳獨秀和李大釗等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未認為這個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激發或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周策縱曾就讀長沙一中，是與毛澤東相差十五年的校友。他在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五四運動史》中，記述了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毛澤東，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解釋。

自3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試圖把五四運動說成是中國現代史分期上的一個分界線和該黨政治生涯的發端。它主要關心兩個問題：這個運動具有什麽樣的性質以及誰是它的領導者。

對於這些問題，早期共產黨領導人沒有給以一致的答案。那些曾在五四運動中起過作用的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已經認識到這個運動的政治意義，並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該黨的活動即是“五四”精神的發揚。但他們從未認為這個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激發或是共產黨所領導的。1919年10月12日李大釗在《國民》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對大東亞和侵略行徑，而不是仇恨日本人”的運動。他還說它不僅僅是一個愛國運動，而是（十分籠統的）“人類解放”的一部分。

1938年陳獨秀所寫的《五四運動過去了嗎？》一文，是對中共內部毛澤東等提倡的“農村蘇維埃”和“山區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其中他堅持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民主革命”。根據他的看法，這個運動應被看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一直持續到當時的“整個民主革命時期”的有關事件之一。照他的理解，“五四”時期民眾所要求的是民主和民族獨立，這些要求可羅列如下：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賣國賊。

反對舊倫理的束縛，促進思想和婦女的解放以掃除封建殘餘。

促進科學，破除迷信，推動工業建設。

反對文言文學，促進以白話文作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

促進人民權利，反對官僚政治。

在陳獨秀看來，一直到當時民眾所提出的基本上仍是這些要求，現在需要做的事是去實現它們。陳獨秀承認，五四運動的缺點是，它主要是由青年知識分子而不是工人階級發動和進行的。但他強烈反對流行的共產黨的看法，即“五四”時期已經過去。

受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概括性解釋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不同意陳獨秀對五四運動的這種看法。毛澤東實際是被這個運動所喚起而開始其政治生涯的。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抓住和利用了這場學生和新文化運動對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麵的影響。

毛澤東自1913年春到1918年夏就讀於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這個時期的開頭幾年，毛澤東除了閱讀正統的中國曆史以外，還讀了一些嚴複等人翻譯的西方著作，如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穆勒的《邏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著作及希臘、羅馬文學等。但毛澤東不久就被《新青年》所吸引而放棄了早先的理想。如我們前麵已經提到的，毛澤東在1918年9月至1919年初第一次在北京逗留期間，曾深受北京大學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

1919年3月毛澤東自上海回到長沙。在得知五四事件的消息後，毛澤東立即和長沙市的學生一起參加了支持北京“五四”學生運動的活動。這個事件無疑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由於支持和參加學生運動，使毛澤東從一個湮沒無聞的中學畢業生一舉而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毛澤東主編的延續時間不長的《湘江評論》立即受到《新潮》編輯者傅斯年的賞識，認為是與《新青年》、《建設》、《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每周評論》並列的全國最好的五六家雜誌之一，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上所發表的支持五四事件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被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羅家倫稱讚為對學生運動作了準確的解釋。毛澤東在該文中指出，五四運動是學生、商人、工人覺悟到在爭取民權和社會組織的鬥爭中必須統一起來的結果。《湘江評論》1919年8月被湖南省政府查封，之後毛澤東赴北京和上海尋求對湖南學生反軍閥運動的支持。

1920年秋，著名學者和革命家易培基開始擔任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教師隊伍中增加了許多具有自由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新教員，其中包括曾在五四運動中出過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匡互生、夏丏尊，武昌中華大學畢業生餘家菊、陳啟天、惲代英，著名作家舒新城等。毛澤東在1920年秋到1922年冬季期間任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的校長。毛澤東的主要理論即“新民主主義”，並非全是毛澤東的創造，指出這一點也許不算離題。羅家倫1919年初在《新潮》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引征韋爾（W．E．Weyl）的著作《新民主主義》（The New Democracy）時第一次把這個名詞引入中國。1922年1月28日，江亢虎用“新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作為其中國社會黨的理論。兩年後他又將該黨改名為“中國新社會民主黨”。“新民”這個詞梁啟超早先曾使用過，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四書”、“五經”中的《大學》和《書經》，但含意與毛使用的有所不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解釋還從許多其他著述者那裏得到借鑒。“新民主主義”論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從五四運動所得經驗和對之所作的解釋的影響。

1919年在長沙的毛澤東

1939年5月初，為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毛澤東曾在延安的報紙上發表過一篇題為《五四運動》的文章，文章開始寫道：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了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毛澤東對五四運動所作的這個簡要說明包含了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6個月裏所提出的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明確指出了三點：

（1）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一個新時期的起點。

（2） 民族資產階級可以而且也確實與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一個統一戰線內參加了革命。

（3） 知識分子擔當了這條革命統一戰線的領導。

毛澤東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強調：

（1） 自鴉片戰爭以來近100年的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目的是要在自19世紀中葉起取代了傳統封建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共產主義者應首先為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而鬥爭，然後把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他認為這是“曆史必由之路”。

（2） 中國革命的實現依賴於某些社會勢力，即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結成的統一戰線。

（3）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

在這篇文章發表幾天後，毛澤東在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所舉行的同樣是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群眾集會上發表了一篇講演，在這篇講演中他詳細闡述和發展了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他強調指出，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自“五四”以來，中國學生和青年在喚起民眾的活動中開始起著“先鋒隊的作用”。但這個運動後來由於一部分知識分子沒有參加喚起和組織工農的工作而失敗。

上述講演被中國共產黨官方看作是第一次表述了後來發展為“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毛澤東選集》的編輯者指出了這一點：“毛澤東同誌在（紀念“五四”集會上作的）這個講演中發展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1940年1月15日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他係統地提出了上述文章和講演中的主要論點。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分界線。舊民主主義是五四運動以前80多年的特征，而新民主主義是五四運動以後20年的特征。如毛所說，這種分界的理由是，五四運動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指導者是中國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

而“五四”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就是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無產階級成了一個有覺悟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但由於當時中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狀況，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資產階級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因而在當前的革命中有可能和無產階級實行合作。如毛所說，這即是中國資產階級與沙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後者不具有這種相對的革命性。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進一步論述說，在文化領域中五四運動也是標誌兩個曆史時期的一條分界線。“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五四”以前中國的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那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化革命也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是世界範圍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雖然毛澤東充分認識到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但看來他特別把它看作一場文化革命。如毛澤東所說，從1919到1940年中國所開展的文化革命是以一條類似於政治領域的統一戰線為基礎的，這種文化革命統一戰線分為四個時期：

（1） 從1919年五四事件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2）從1921到1927年北伐結束；

（3） 從1927到1936年（《毛選》中原文為從1927到1937年——譯者），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的一個時期；

（4） 從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到1940年。毛澤東認為，高舉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這兩麵大旗的五四運動是這場文化革命第一個時期的主要特點。“自有中國曆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

與上述把五四運動作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的論斷一起，毛澤東在同一文章中還宣稱：“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