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新中國進步快速發展的製度基礎
舊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統治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總根源，不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什麽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都無從談起。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爭取人民解放。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掃清障礙，創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直接結果就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當代中國的發展確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這也就是毛澤東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什麽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什麽樣的製度基礎。而這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了新中國的走向一定是社會主義，我們一定要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
新中國建立後，有兩個群體的心態尤其值得關注——民族工商業者和農民，他們對政策的接受、理解、認同與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我們首先來看民族工商業者的心態。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範圍內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50多個大中城市相繼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戶和商業戶分別占到私營工業戶和私營商業戶的99%和82.2%，全行業公私合營順利實現。
說完了民族工商業者，再來看農民。運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徑改造小農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個體農業是小農經濟，不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必須要將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但是，農民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決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須采取和平的方式、自願的方式。
中國農民正是因為辦合作社能夠增產受益，從而深深地體會到隻有合作化、集體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這是當時合作化運動能夠得到廣大農民支持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國農民選擇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因。
中國農村在發展穩定的氣氛中完成了從幾千年的分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曆史轉變，這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至於在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的基礎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則是需要長期探索才能解決的。
到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基本上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在中國全麵地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標誌。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一屆人大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由《共同綱領》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過渡狀態。憲法及其所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製度，成為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法律和政治保證，也從此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製度。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格局，在1954年一屆人大後，逐步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共同綱領》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得到了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經曆過無數風雨的民族問題，終於找到了一條和平、民主的解決之路。
思想文化領域，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的同時，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
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以及文化領域等多個方麵。
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本身就有內在的曆史邏輯關係。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務，就無法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可能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我們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他們是一個曆史承繼關係。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沒有後者就沒有後後者。
在《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講農民問題。《《公私合營》複仇《工人下崗》》一文講了工商業進行的改造。下麵講講：新中國進步和發展的製度基礎中，對手工業的改造。
在對農業、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同時，對手工業的改造也同步進行並順利完成。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國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深刻變革。農民、手工業者個人所有的小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國家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
在國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
與此相對應，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於零。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比重總共達到92.9%。
在工業總產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會主義國營工業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由26.9%上升到32.5%，資本主義工業則由17.1%下降到接近於零。
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由42.6%上升到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由原來小私商組成的合作化商業由0.2%上升到27.5%，私營商業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製形式，已占居絕對優勢的地位。
這種所有製結構的根本性變化，表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曆史貢獻，必須給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人剝削人的製度，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和特點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同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一起，使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得到了確立，從而實現了幾千年來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創造和奠定了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其次，作為一場涉及億萬人民的最困難最複雜的社會製度的大變革，它不但沒有造成通常難以避免的大的社會動蕩和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還促進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這段時期，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後，三大改造創造了一係列從低級到高級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利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政策，並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對於三大改造的曆史貢獻，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采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政策。
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建國後在搞社會主義方麵，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麵共產黨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共產黨采取贖買政策，一方麵把它們改造成公有製，另一方麵也沒有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
共產黨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根據自願的原則，其中大部分組織成合作社，實行集體所有製。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采用這些方式的，所以幾乎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曆史性勝利。
中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國際和國內的曆史環境下進行三大改造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不能不帶有那個年代的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總之，20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中國在五十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這兩座裏程碑。這是無可非議的。
合營企業對於企業原有的實職人員，一般應當參酌他們原來的情況量材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教育和幫助他們認真地工作，積極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爭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的知識和才能。對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專門家，隻要他們“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列寧），就應當充分加以愛護，重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正確地發揮專長，並且通過他們的生產和技術的實踐，耐心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習慣。
合營企業對於在原企業中有勞績但已喪失工作能力的實職人員，可以參照勞保條例或采用其他辦法，給以適當照顧。
有些企業在準備公私合營的時候，資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對於這種行為，應當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業合營前的資本家代理人繼續在合營企業中擔任實職的，如果擔任了私方代表，他們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由合營企業比照勞保條例的標準給以適當的物質保障，這項費用可列作合營企業的開支；如果不是擔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職工的勞保待遇。
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是意義深遠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去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話，那麽中國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中掙紮，後麵哪談今天的發展呢？沒有革命勝利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何談什麽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沒有前期毛澤東時代這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製度基礎，哪來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讓走資派去改革開放試試？去非洲國家試試？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人民麵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奮鬥。而社會主義製度的全麵確立，為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為中國以後一切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澤東的繼承者走資派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有曆史淵源的，今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是廣大底層工人農民和眾多富家子女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換來的，來之不易，所以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要倍加珍惜，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要不要繼續堅持革命？隻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更好地沿著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正確的方向前進，更好地為實現中華民族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
《失業》，尤其是《青年失業》是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無法蓋住的傷疤。據2023年統計的數據來看，走資派特色政府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青年勞動力沒有工作。也就是說在16-24歲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每五個就有一個人失業，無法為社會創造價值。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據，因為如今的中國人口總數在下降，人口老齡化日漸增加，如果這些年輕人再無法創造價值，國家發展速度會減緩並且可能在幾年後掏不出養老金。
在走資派篡權剛改革開放初期，走資派讓全國知青都開始返城，城市中沒有那麽多工作崗位提供給他們，人多崗位少，不少人為了爭一個工作想盡辦法，競爭壓力和現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家長也是求爺爺告奶奶給孩子安排工作。家裏沒有錢也沒有關係的就隻能讓孩子在家待著，一部分閑不住的人成了對社會的威脅，他們對找工作開始不抱希望，用極端的手段獲取不法利益，從此走上不歸路。
青年人都需要去工作，畢竟不工作就沒錢賺，沒錢賺就隻能餓肚子，而現在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又一次麵臨同樣的問題，青年人又找不到工作了。失業人員就代表著他們沒有固定收入，現在的社會沒錢寸步難行，所以一部分人可能會因為錢影響社會治安，失業的人實在太不好控製了，不論是他們的心態還是行為，誰也不知道他們下一步可能做出什麽樣的選擇。
一些人在找工作的時候處處碰壁，開始對整個社會不抱希望，最後在挫敗感中走向一條不歸路，現在的年輕人很容易被情緒左右，衝動、暴躁是這個時代青年的常態。身為父母的你們有沒有一種感受，就是孩子不像自己那一輩好管教了，說什麽都喜歡頂嘴，他們總有他們的道理，對於失業在家的孩子，我們總覺得人就應該出去工作，就應該為社會創造價值，但是孩子們卻不這麽想，他們隻想“躺平”。
隻要有網絡有手機和一張床，孩子就能在床上躺一天，有的時候甚至飯都不想吃，這樣的心態怎麽可能找得到工作呢，但是這一切並不全是孩子的問題，這是整個社會自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至今所導致的問題。國家在發展，物質條件得到了提升，孩子們感受不到舊社會的苦，反正在家躺著也能活的很好，在家無非就是吃爹媽一口飯，哪怕不工作也能活的挺好，隻要肚子填飽就不去思考其他了。
有句話說的好，沒感受過餓的人是不知道糧食多難得的，這些孩子習慣了嬌生慣養就不想自己努力打拚了，並且在如今的信息時代，互聯網這個“暴利”的行業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手機屏幕前動一動就能賺錢的網紅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都妄想著成為大網紅，但是一夜成名的機會和買彩票中五百萬差不多，沒有專業的團隊打造僅憑自己想要做出成績幾乎不可能，要是每個人都能輕鬆成為網紅月入百萬，中國的貧富差距就不會這麽大了。
還有部分青年在社會上摸爬滾打過幾天，感受過了資本的壓榨，他們受不了殘酷競爭的職場，沒有背景卷又卷不過，每天隻想回到“溫柔鄉”，於是一個個辭職回家，整天沉浸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逃避現實。不想努力、不想麵對生活、不想找工作，太多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了，他們足不出戶也不喜歡跟其他人交流，社會壓力把他們嚇住了，在學校接受的教育就是學習課本上的知識，沒有人告訴他們工作有多難、維持人際關係有多難。
毛澤東時代：一定要把城市知青安排好再送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係的曆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係形成之前，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的出發點之低，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精簡城市人口階段》
移民運動雖然終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壓力卻日甚一日，疏散和緊縮人口仍然是上海經濟發展所麵臨的最嚴峻問題。
1955年統計，在人口職業結構方麵，上海生產性人口所占比重僅有37.07%，而“非在業人口”竟高達62.93%。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總數首次突破了1000萬，達到1028.39萬人。
這個數字一方麵顯示了人口壓力巨大，另一方麵則突出了精簡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對於農村而言，“人多力量大”，這是勞動力增量的優勢；但對於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經濟的承受能力，卻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災難”！
減縮城市人口，背後體現的是傳統小農經濟模式與工業化建設時期城市對農產品尤其是對糧食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新中國工業化建設規模的展開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供應提出新的要求，這就影響到國家對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社會結構的改造政策的製定與實施。
因此，有組織地持續不斷地將城市新增加的人口遷往農村，向邊疆地區和內陸偏遠地區輸送精簡下來的無業居民，成為緩解城市人口壓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說：“精簡一定要堅決搞，一條是減人，一條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簡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眾運動式的政治動員，而城市與農村之間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許多人不願意去農村，因而對動員下鄉存在抵觸情緒。這表明，單純依靠政治動員和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並不能有效地解決城市人口問題。
因此國家開始更多地尋求製度方麵的支持，譬如實現糧食統銷統購政策、勞動力統包統配、戶口管理製度、糧食定量供應製度等等，以限製城鄉人口的無序流動。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製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首次在全國範圍實施戶籍管理製度，使城鄉人口無序流動受到嚴格控製，有效地減輕了城市人口的壓力。
在精簡城市人口的過程中，精簡計劃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麵國家實施嚴格的戶口管理製度，大力推進城市人口的精簡工作，但另一方麵又有不少部門單位大量招收農村青壯勞動力當新工人，致使1957年職工總數3101萬人，僅僅一年之後就增加到5194萬人，整整增加了2093萬人！這當然是“大躍進”的“輝煌戰果”之一。
農村勞動力大量湧進城市，不僅造成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了農業生產，同時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機和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當著三年自然災害即將來臨之際，打亂了精簡城市人口的步驟，也不利於應對自然災害危機。於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將精簡職工、精簡城市人口列為重點措施。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動員大批城市人口下鄉，要有很大決心。”
1956年，上海繼續執行經濟“緊縮”方針，將大批工廠、企業、學校等遷往內地，產業工人和在職人員43萬人隨之遷徙；此外就是動員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已經成為長期性工作。1957年動員城市知識青年9000人參加郊縣農業生產。
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青年兒女，誌在四方”的口號，製定五項具體措施，鼓勵知識青年積極參加外省農業建設，當年就有2萬多知識青年離開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動員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計劃在1958-1963年期間，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邊疆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支援邊疆建設的宏大計劃因為三年自然災害而中止。
在這期間，全國一共動員安置了支邊青年99.7萬人，隨遷家屬44.6萬人，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邊疆建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這個計劃雖然中斷了，但摸索了為遠距離大規模安置上百萬青年所需要的各種客觀條件和相應的政策支持，這為後來支援邊疆的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寶貴經驗。
1959年中央強調必須完成“精簡800至1000萬新招收工人”的任務。1960年，在“大躍進”餘潮的影響下，全國職工人數比上年增加694萬人，總數達到5969萬人的高峰，更使國民經濟發展雪上加霜。
1961年，中央加大了實行精簡人口政策的力度，發布《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國1.29億城鎮人口的基礎上，3年內減少2000萬以上，其中精簡職工1160萬人；1961年內要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其中職工970萬人。全國年末職工人數由1960年的5969萬人，減少到5171萬人。
1962年，中共中央確定在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其中職工850萬人；而農業勞動力則比上年增加2730萬人。農業勞動力總量的增加，有助於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
為了鞏固精簡人口的成果，國家製定了若幹相應的法規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幹規定》，並成立農墾部安置辦公室，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動員城鎮知青插場安置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農林辦《關於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議的報告》中，明確安置對象是精簡下來的、具有下鄉條件的職工和年滿18周歲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學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國營農、林、牧、漁場采取頂替、增補的方式安置……據初步匡算，3.5億元大約可以安置職工和學生40萬人左右。1962年，全國社會青年累計達200萬人。
這些城市裏的社會青年，絕大部分是未升學就業的學生和精簡下來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會青年有7萬餘人，其成分構成是：曆屆高、初中畢業生和少數不服從分配的大專畢業生共約2萬人，占總數30％；被精簡、退職或支援外地又自發跑回的3萬人，占45％；因各種原因中途輟學、退學的1.5萬人，占20％；被學校、工廠清除下來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意見的報告》。《報告》稱：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9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
到年底共精簡職工2546萬人，其中回農村的有1641萬人，占精簡職工總數的67％。《報告》總結說：大量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對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減少商品糧供應，調整城鄉關係、工農關係，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數以千萬計被精簡職工和下鄉人員，憑著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樸素感情，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分擔國家的困難，犧牲小家的利益，換來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對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經過上海與新疆方麵的協商，決定上海動員知青參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至1966年7月，三年內共動員10萬餘名上海知青西出鄉關、遠赴新疆屯墾戍邊。
其中參加兵團的97048人，僅分配到農一師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學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學生13089人，占28.83%。年齡最小的14歲，最大的38歲）；此外還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
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鄉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規模奔赴新疆、參加邊疆開發建設的熱潮影響下，全國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肅、寧夏等各地生產建設兵團，使邊疆地區建設麵貌出現了巨大變化。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在立國時的一窮二白，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政府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台灣蔣匪的轟炸破壞，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稱作《插場、插隊階段》。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並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其中第39條規定：“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七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有獲得就業的機會。除了在城市能夠就業的以外，他們的就業途徑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參加農、林、牧、漁各種生產事業和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除了城市失業人員，還包括未升學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指明了他們就業的方向。規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鄉”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條修改為第38條，內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到1960年4月，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正文有關“下鄉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動。至此，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思路以“國家發展綱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將“精簡職工和精簡城市人口”的運動與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結合在一起進行動員，但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運動的特點，使得動員城市青年下鄉的工作得以逐步推進，逐年進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鄉的方向以滬郊為主，到了1958年則以外省安置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場為主。經過數年安置實踐，到1962年，國家確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三種主要方式：插隊落戶；建立集體所有製的生產隊、農牧場；到國營農、林、牧、漁、礦插場，或創建新場等。
1962年6月，為協調城市知識青年插場，成立了副部級的農墾部安置辦公室。12月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主任譚震林統籌領導。半年以後，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組建專門辦事機構，這標誌著上山下鄉問題正式提到黨、政重要工作議程。
1963年6月，國務院召開“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會議決定：今後15年內，每年大約有100萬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參加農、林、牧、副、漁業生產；下鄉學生年齡可以由18歲放寬到16歲，條件是能夠獨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隊，其次是插場，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國營農、林、牧、漁場等。
到年底統計，自1961年以來，全國各地共動員下鄉知識青年14.87萬人，其中到國營農場的11.51萬人，占總數的77%。這些知識青年同老職工一起，在艱苦的地方擴建、新建400多個農、林、牧、漁場，蓋起42萬平方米的住房，開荒4.13萬公頃，播種3.20萬公頃，擴大育林麵積7730公頃，擴大水產養殖麵積1.03萬公頃。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國務院召開“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經驗交流會”。在會議上分別交流了成戶插隊、集體戶插隊、分散插隊，以及上海市組織跨省插隊的經驗等，就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問題進行細致的分析研討。這標誌著中央對城市青年下鄉安置方向的轉變。
隨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匯報。在會議上鄧小平說：城市知青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麽得了。
周恩來總理也發言說：我們腦子裏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就要從這裏出發。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的指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
大批城市知青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於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於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時，這樣做，也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青開辟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發布《關於落實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計劃的報告》，1964年安置人數為78.6萬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的65.4萬人，占83.2％；國營農、林、漁場安置12.8萬人，占16.4％。按插隊人數的千分之六配備4000名安置工作專職幹部等。另據《四川知青史》記載，四川省在1964年下鄉的城鎮知青37763人中，插隊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辦場和國營農場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國家將插隊定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後，每年插隊安置費標準是，南方地區每人185元，北方地區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綜合各大區的安置計劃是：1966年計劃動員下鄉67萬多人；“三五”期間計劃動員下鄉366萬人；15年內全國計劃動員下鄉1100-1200萬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
《人民日報》在1965年期間連續發表社論，強調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指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是黨的一項長期方針，決不是一項臨時措施和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今後長期要做好的一項“具有革命的戰略意義的大事情”。
知青下鄉的“革命”意義主要是：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增加農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產主義萌芽，防止產生修正主義，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統計，全國各地共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知青196.9萬人，返鄉知青達4000多萬人；這些知識青年95％以上初步穩定在農村。國家支出安置費9.87億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間，共有16.4萬人上山下鄉。具體去向以新疆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滬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艱苦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一大批知青先進集體和模範人物在全國各地相繼踴現出來，如1955年回鄉務農的呂玉蘭，1958年回鄉務農的邢燕子，1961年回鄉務農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隊落戶的侯雋等等，他們的優秀事跡通過黨報的宣傳，鼓舞了全國各地已經下鄉和尚未下鄉的知識青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決心，對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起到推動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的社論，鼓勵有誌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進人物為榜樣，投身到農業戰線“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同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在艱苦中鍛煉自己，在勞動中創造真正的幸福，成為能夠經得起風霜、挑得起重擔的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時期樹立的城市知青先進典型還有天津的王培珍、趙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錦文、張韌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親自觀看了河南省豫劇院演出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現代劇《朝陽溝》，讚揚《朝陽溝》是“近年來戲曲舞台上出現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戲”。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邊進餐，表達了偉大領袖對全國知識青年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杜編輯出版了《在廣闊的天地裏》報告文學集，文集載有邢燕子、宋喜明、劉品、王敬璋等十名先進知青的事跡。此後，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出版物大量出現。
10月1日，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反映上海知識青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生活的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激起巨大反響，而且使上山下鄉成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榮事業，在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鄉的高潮。
1966年3月，黨中央為了表彰知識青年，特意邀請200名先進知青代表參加國慶觀禮。譚震林接見這些知青代表們時說：“農業很重要，沒有農業就沒有工業。農業要現代化，你們有知識，要研究如何現代化。你們下鄉不是簡單地為農村增加幾個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術帶下去。農村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以後，中央各部委根據中央的安置規劃，紛紛製定各項法規製度和配套措施，為保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立政策體係。
前後公布的法規計有：糧食部《關於城市下鄉青年糧油供應工作的幾項規定》；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關於在高寒地區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冬裝補助問題的通知》；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製委員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機構的編製及其經費分配的通知》；財政部發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支出預算指標和預算管理的通知》；財政部、林業部發布《關於國營林場安置經費結算問題的聯合通知》；財政部、中國農業銀行《關於1965年安置經費管理的幾項規定》；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委聯合發布《關於增加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工作機構編製的通知》；中國農業銀行發布《關於監督支付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安置經費的通知》。
關於加強輿論宣傳，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糧，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動員子女上山下鄉，以及粗暴對待知識青年，歧視、打擊、汙辱知識青年，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犯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等。
從吃糧補貼、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醫藥費用補助等；從生活用具到生產資料；從近期到長遠，事無巨細，無不周到統籌，關心備至，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青年一代的關心，體現了黨和政府將上山下鄉運動作為國家長遠的發展戰略的決心，也為此後實施全國範圍的大規模上山下鄉準備了社會基礎、物質條件，以及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上山下鄉政策體係。
新中國的政策體係，歸根到底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實現社會主義製度而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法規、措施等，直接反映社會現實，規範社會行為，推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整合，服務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部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是比較特殊的，原因就在於它的本質是青年運動，而青年正是社會上最活躍、最熱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複雜、思想可塑性強的群體，這就決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既有長遠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論事的應對性，以及政治導向多於具體扶助等特點。
《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大致經曆了上述幾個階段，通過十多年艱苦曲折的社會實踐，從一般性號召到逐步形成政策體係框架，終於由單一的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逐步匯合形成農村知識青年與城鎮知識青年一起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大奇觀，帶動整個中國農村麵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有了開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社會條件、群眾基礎和實踐經驗，才有了《文革》期間動員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可行性。
毛澤東對於發展農業有自己的理解和辦法，毛澤東提出了“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
毛澤東說，農業要上去，首先要解決水和肥的問題。毛澤東認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居首要的位置，“應予以極大的注意”。
“水，就要修水庫、打井、排澇”，合理用水，“要搞水利十年規劃”。
土，即土壤改良，合理深耕以及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等。
肥，即合理施肥，主要是通過養豬獲得農家肥、有機肥。
種，即培育和推廣良種。
密，即合理密植，行距和株距不過疏也不過密。
保，即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
管，即田間管理。
工，即工具改革。
此外還有個“林”，房前屋後、公路兩旁、鐵路兩旁、渠道兩旁，都可以栽樹。同時，毛澤東十分重視和強調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提出要科學種田，依靠科技提高產量。為此，他多次號召全黨學農業知識，研究農業技術。他明確提出並反複強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他說：“用機械裝備農業，是農、林、牧三結合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因此，各種農業機械，耕作的、收割的、排灌的、加工的、運輸的等，都是必要的。
毛澤東將這些農作方法提到“憲法”的高度，足見他對農業尤其糧食生產的重視，正是在這樣的重視下，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的研究。應該說，如果一以貫之地堅持並因地製宜地采用這些措施，對當時落後條件下農業穩產高產是有效的，對於大幅度提升農業科技水平也將起到加速作用，特別是大量農業水利設施的建成，為糧食生產提供了重要保障。
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農民在農村建造新城市，以縮小城鄉差距。在農村人民公社多功能綜合發展的設計中，開辦工業企業即社隊工業，也叫社隊企業，既是題中之意，也是其發展之翼。毛澤東的設想是，通過公社工業化，就地轉移勞動力，縮小城鄉差距，從而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中國農村現代化之路。
麵對農村發展中存在的資金薄弱、技術落後、規模狹小等問題，毛澤東提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同時，公社工業化也是國家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也“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這段時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反複強調“公社要工業化”，旨在通過農村的小型工業企業，以增強整個國家的工業能力，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複輕工業部《關於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問題的報告》中確定：“人民公社和縣聯社必須貫徹執行工農商學兵結合和農林牧副漁結合，特別是工農業並舉的方針，在切實抓緊農業的同時，還要大力舉辦工業。”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廣泛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由此，農村工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到1959年，社辦工業企業發展到70多萬個，產值超過100億元，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
公社工業化決策的出發點之一是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地轉移。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難免經曆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盲目流入城市，或成為雇傭工人，或流落街頭，或死於貧困饑餓的痛苦。
在新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上，毛澤東力圖擺脫以城市現代產業的發展來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漫長而痛苦之路，以農村人民公社辦工業的方式，就地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
1955年，他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就指明：“多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勞動力向那裏找出路呢？主要地還是在農村。”毛澤東多次強調，不要擁人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他的思路，不是農民進城，而是農民“造城”。
1958年12月，由他主持起草並經他仔細斟酌修改後頒布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指出：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將“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麵轉移到工業方麵”。他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
怎麽才能使城鄉生活水平一樣甚至更好呢？“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並且認為“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為此，毛澤東建議，國家在十年內向公社投資幾十億到百多億元人民幣，幫助公社發展工業。 公社工業化的根本目的還在於發展農村經濟，縮小工農差別，最終實現城鄉共同富裕。
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與農業社不同，首要的是，人民公社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組織，也不隻是農林牧副漁五業，而是要同時舉辦工業，逐漸消除城市和鄉村的界限、農業與工業的差別。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一旦獲得政治上的統治權，就應“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
新中國成立後，正如邁斯納所說，“中國正如其他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一樣，沒有什麽社會問題比先進城市和落後農村之間存在著差別的問題更急迫了”，而“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僅是要解放群眾的生產力，而且還要使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
在毛澤東看來，發展鄉村工業、實現農村工業化，打破傳統的城市工業、農村農業分工格局和工人務工、農民務農的社會角色分工，是從根本上改變農村貧困落後麵貌和城鄉差距的有效途徑。他一再提醒，蘇聯集體農莊不辦工業，無法消滅城鄉差別。我們的農村工業化，是要“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
毛澤東說：作為社會主義的新人，應該能文能武，亦工亦農，“進廠是工人，下地是農民”，“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能種田，拿起槍杆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杆子就能寫文章。”因此，中共中央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肯定地寫明：“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製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這是一條使農民、農村擺脫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
顯然，毛澤東的思路是十分明確的：借助於人民公社舉辦工業企業，將龐大富餘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地轉移吸收，通過建造農村城鎮以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最終實現城鄉共同富裕。這充分體現出他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一種設想和價值訴求。曆史發展表明，毛澤東當時的看法是有國情依據的，也是有遠見的。
然而，由於政治運動的衝擊和複雜國際局勢的影響，又缺乏有效的運作機製，成效並沒有充分顯現出來。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不少地方便是從當年人民公社體製下簡陋的社隊企業起步，靠自身積累滾動發展，形成加工一條龍、產品係列化、一業帶著百業興的局麵，較顯著的有江蘇江陰的華西村，河南臨潁縣的南街村，河北晉州的周家莊等等。
觀察當下廣大農村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農民“進城”（而不是毛澤東所設想的就地“造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帶來了許多問題：一方麵，這些進城的農民大部分由於沒有技術而僅靠出賣苦力掙些微薄收入糊口，同時缺乏各種社會福利保障，還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影響到孩子的成長；另一方麵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多為老弱者、年齡稍長的婦女及因特殊原因不能外出打工者，農村因勞力不濟而使農耕粗放、土質劣化甚至拋荒耕地的現象已經出現，並且日益嚴重。麵對這些問題，反觀毛澤東當年的種種設想，就不難理解其深遠的價值訴求了。
《蔣介石三次派人挖毛澤東的祖墳。》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祖墳一向是每個家族最注重的東西之一，一來他顯示了中國人祖輩的敬重，二來在中國人看來，祖墳的風水影響到一個家族的氣運和傳承。凡是隻要哪一家的祖墳被別人挖了，那麽後人必然和對方不死不休。
然而在民國時期，蔣介石卻曾經三次派人挖毛澤東的祖墳。
而今被大家談論得最多的一次，是在1930年8月的那次。當年的八月份，在蔣介石的指示下，時任湖南省主席、國民黨軍隊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指派自己的副官帶領一個連的兵力，前往韶山衝，去挖毛澤東的祖墳。
毛澤東的祖父墳地所在之處為“虎歇坪”，傳聞那是一塊天王出宮，九龍朝聖的風水寶地，有著“一鉤流水一拳山，龍蟠虎踞在此間”的美譽。
毛澤東的祖父在駕鶴西去之後，曾經交代，一定要選一個吉日將自己下葬，因此毛澤東的祖父在離世八年後才下葬，時間選在了八年後的農曆八月十五。
蔣介石這次派人去挖毛澤東祖墳自然沒有成功。韶山解說員曾小琴曾表示，“民國30年，蔣介石還派人來挖毛主席的祖墳都沒挖到，給我們韶山人，很巧妙的保護起來了。”
那韶山人到底是如何保護毛澤東祖墳的呢？傳聞韶山人偷偷將毛澤東家的祖墳藏了起來，並悄悄平掉了墳頭，假若不是熟人帶領，定然找不到具體位置。
後來所證實的情況也確實如此，那個連隊雖然的的確確是挖了一座墳，但那時毛澤東的族人，地主毛俊賢的墳，而不是毛澤東的祖父毛翼臣的墳。
挖墳小隊這次雖然並沒有成功，但是隨著國民黨後來在占城上的節節敗退，蔣介石並不死心，在風水先生的慫恿下，他竟認為毛澤東家的祖墳風水並未被完全破壞，於是又一次派林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去破壞過，但是這次白崇禧也未能找到具體的位置，但是為了完成蔣介石的命令，隻得在韶山亂挖一通，然後走了。
《毛澤東保護蔣介石祖屋、祖墳。》
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裏，篤信祖先的墳墓能影響子孫的興衰。挖祖墳是一個嚴重問題，是一個人、一個家族容忍的底線。
所以，中國曆史上王朝更迭是家常便飯，甚至發生多次外族入侵，推翻漢族政權的事情。但卻幾乎沒有發生哪位繼任的皇帝挖掉前任者祖墳的事情。
不僅不挖，還要加以保護。
因為，皇帝們知道，挖祖墳會導致人心離散，產生極大民憤。而且，如果你挖了人家的祖墳，以後自己倒台了，別人也會挖你的祖墳。
那麽，毛澤東又是如何對待蔣介石的祖墳呢？
1949年5月6日，在解放軍攻近蔣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文，致電粟裕、張震等人，專門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築物。在占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
毛澤東還“請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注意保護南京的孫中山陵墓，對守陵人員給以照顧。”
進駐奉化溪口的解放軍3野21軍61師，從上到下，堅決貫徹執行這一指示。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極為掛念家鄉的祖墳。50年代中期，不少傳言說蔣家故居和祖墳已遭鏟平，蔣介石寢食難安。
後來，中共中央通過曹聚仁先生，致信蔣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向蔣介石強調，“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1957年，曹聚仁先生來到大陸，專程趕到奉化溪口，住進蔣介常住的妙高台，走訪蔣介石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還到蔣介石祖墳“慈庵”掃墓。
所到處，曹聚仁一一拍照，隨即寄赴台灣，曹聚仁稱“尊府院落庭園，整潔如舊，足證當局維護促使之至意” 。
《蔣介石多次破壞毛主席祖墳，毛主席以德報怨，派粟裕保護老蔣祖墳》從古至今，華夏民族對於自己的祖先十分推崇，當祖先去世後，子孫後代對於祖墳的選址十分看重。對於一個興旺的家族而言，祖墳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晉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大家——郭璞，他將前人對於祖宗的命運之法以及祖墳的選址等各種學問總結起來，形成了一部專門研究祖墳的巨著——《葬經》。
《葬經》根據科學的知識為世人講述了祖墳的重要性：不同的祖墳風水能造就不同的家族運勢和不同的人生命運。“莫說生來命數奇、地元一得天生移”，祖墳風水佳，其子孫人丁興旺，榮華富足。反之，有破局的祖墳風水，必主其家族衰微、敗退、窮困、絕嗣等。保護好祖墳，體現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千年傳承，同時表達了華夏民族對於祖宗的永久敬佩和緬懷。
蔣介石挖毛主席祖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於挖人家祖墳的行為，千百年來一直被世人所不齒。在革命的過程中，蔣介石就幹出這樣人神共憤的事情，他多次派特務破壞毛主席的祖墳，蔣介石一度天真的認為，破壞掉毛主席的祖墳，就能影響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紅軍的發展氣數也會很快走到盡頭。不得不說，老蔣這種天真的行為，最終隻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紅軍長征時期，蔣介石可以說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紅軍先後經曆了一敗瑞金、二敗湘江，生存地位可以稱得上是岌岌可危。毛主席等領導人審時度勢，最終決定帶領紅軍進行戰略轉移。
在紅軍轉移的過程中，蔣介石多次對工農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在毛主席的傑出領導下，工農紅軍經過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最終保存了工農紅軍的有生力量，使中國的革命轉危為安，在敵我力量嚴重懸殊的情況下，老蔣圍剿紅軍的願望徹底破滅。
解放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依靠巨大的軍事優勢，派手下大將胡宗南對延安和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同樣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彭總率領第一野戰軍最終消滅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隨後，經過遼沈、平津以及淮海戰役，徹底將國民黨趕出台灣。曆史的事實再一次證明：蔣介石多次派特務挖毛主席祖墳的行為，最終隻能自取其辱。
吉人自有天相，何鍵初次破壞毛主席祖墳被戲耍。隨著晚清政府被推翻，中國進入了黑暗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為了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孫中山與共產黨進行合作，決定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蔣介石等人陰謀發動政變，大量共產黨人以及革命黨人被屠殺，最終導致大革命失敗。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圍繞下，毛澤東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共產黨沒有自己的軍隊，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革命人士隻能任由他們殺害。隨後，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
由於國民黨反動勢力強大，毛澤東分析全國的形勢後，決定在湘贛邊界繼續開展革命工作，1927年9月，毛澤東和盧德銘等革命同誌繼續發展革命隊伍，最終在湘贛邊界領導了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失敗後，兩人帶領革命隊伍一起來到了井岡山，隨後同朱德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勝利會師。
馬日事件後，湖南軍閥何鍵對沒有殺掉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當他得知毛澤東率領隊伍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消息更是讓他氣得暴跳如雷。為了消滅毛澤東以及他手下的革命武裝，徹底摧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何鍵找來了自己的幕僚蕭某和龔澍，他和二人一起商量殲滅紅軍的對策。
蕭某和龔澍認為，毛澤東僅一介書生，怎麽可能懂得帶兵打仗，這一定是他們毛家的祖墳在保佑。精通風水的蕭某隨後向何鍵仔細分析了毛澤東祖墳的風水。
毛澤東祖墳位於韶山西麵的滴水洞附近的虎歇坪，這個地方三麵環山，被龍頭山、牛形山和書堂山包圍，據《韶山毛氏族譜》載：一鈞流水一拳山，虎踞龍盤在此間。滴水洞灌木叢生，茂林修竹，密茂蔥鬱，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毛澤東的祖祖輩輩，曾在這裏勞作和生活。他的祖父毛翼臣和毛德臣十分喜歡這個有山有水的地方，隨後兩人專門請風水先生查看，這裏是千年難遇的一塊寶地，在這裏長眠，家族後人可以掌握中國的命運。兩個人隻喜歡與世無爭的生活，對於風水先生的言論一笑置之。
十分迷信的何鍵聽完蕭某的分析後，覺得毛澤東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定是他的祖先在保佑，隻要破壞了毛澤東的祖墳，那麽一切事情都能夠迎刃而解。
隨後，何鍵暗中派湘潭縣長王英兆毀壞毛澤東的祖墳，為了保護好祖先的墳墓，毛氏族人和附近的韶山民眾聯合起來，他們一方麵利用滴水洞的地理優勢，在山水相間的地方故布疑陣，他們在山上放炮竹，擺出平日圍攻野豬的陣勢，另一方麵，將毛澤東祖墳的表麵推平，然後蓋上厚厚的草皮，將祖墳的墓碑隱藏好，最後在祖墳附近做好特殊的標記。這樣，毛氏家族的祖墳被完好地隱藏起來。
當王英兆帶著保安團來到虎歇坪時，迎接他們的是一頓劈裏啪啦的炮竹聲，保安團以為附近有遊擊隊，他們被這些炮竹聲嚇破了膽，為了給何鍵交差，王英兆帶著剩下的保安團，他們在虎歇坪附近隨便挖了幾下，然後回去向何鍵複命。
毫不知情的何鍵以為毛澤東的祖墳被挖，這次他可以高枕無憂，然而，接下來的戰鬥讓他差點丟掉性命。按照上級指示，彭德懷率領紅軍進攻重兵防守的長沙，在紅軍的英勇作戰下，長沙外圍的反動軍閥被打得潰不成軍，何鍵一度以為自己要戰死長沙。經過國民黨軍隊的掩護，何鍵最終保住自己的老命，當蔣介石知道何鍵丟掉長沙後，他氣得暴跳如雷，將何鍵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隨後，蔣介石派大軍圍攻長沙，彭德懷率領紅軍撤出長沙。何鍵回到長沙後，當他聽聞毛澤東的祖墳依舊完好無損，他決心向毛澤東複仇，在叛徒的帶領下，何鍵最終抓住了毛澤東的愛妻——楊開慧。隨後，何鍵不顧國民黨內部的反對和社會輿論，將楊開慧殘忍地殺害。
二次挖掘毛主席祖墳，何鍵“酒瓶子案”計劃破產。
丟失長沙成為何鍵的一大恥辱，為了挽回自己的顏麵，在殺掉楊開慧後，何鍵決定繼續破壞毛主席的祖墳，何鍵吸取上次的教訓，決定實行“酒瓶子案”計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為了確保破壞毛主席祖墳的計劃成功，何鍵派自己的心腹——龔澍親自辦理這件事。同時要求熊士鼎積極配合龔澍，兩人聯合展開行動。
隨後龔澍派兩個特務來到韶山，要求他們表麵上辦理酒瓶子案，暗中偵查到毛主席祖墳的具體位置，然後徹底毀掉。對於這次行動，何鍵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底下人一定要將毛主席祖先的骨灰裝到酒瓶中帶回來，這樣才算完成任務。
然而，事情並沒有向蔣介石預想的方向發展，紅軍勢力越來越大，最終成功在陝北勝利會師，二萬五千裏長征勝利結束。1939年，蔣介石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毛澤東在韶山虎歇坪的祖墳依舊完好無損。蔣介石和何鍵破壞毛主席祖墳的願望再次落空。蔣介石感到自己被戲耍。除了要部下嚴懲辦事不力的何鍵外，他決定親自派人破壞毛主席的祖墳——毛翼臣的墳墓。
身在重慶的蔣介石發布了重慶密電。要求軍統親自處理此事。軍統高度重視這件事，他們派人立即聯係了身在湖南湘潭的唐錦鍾和王茂泉。中統要求兩人密切配合，暗中毀掉毛主席的祖墳。事情圓滿完成後，兩人可以得到一筆不菲的財富。
王茂泉受到了軍統指示，他立即來到了昔日同僚唐錦鍾的家，兩個人經過一番密謀後，決定雇傭當地的民工一起行動。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在1940年正月十五，趁著韶山百姓過節的時候，王茂泉和唐錦鍾帶著民工來到了虎歇坪，根據軍統的調查指示，兩人開始尋找毛翼臣的墳墓。忙活了大半天，王茂泉和唐錦鍾也無法鎖定毛翼臣的墓，無奈之下，兩個人隻好帶領民工亂挖一通，毛主席的祖墳再次逃過一劫。
蔣介石破壞毛主席祖墳，毛主席以德報怨，派粟裕保護老蔣祖墳。
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前，他帶著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祭拜自家的祖墳，蔣介石認為自己和兒子不僅是黨國的罪人，同時還是家族的罪人，他們在離開前都不能保護好自家的祖墳。蔣介石認為，在他走後，毛澤東一定會和他一樣，毀壞自家的祖墳，來報曾經的一箭之仇。蔣介石的這種想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對於蔣介石挖掘自家祖墳的事情，毛主席一再強調：“這種做法完全喪失倫理道德，會永遠地失去民心。自古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毛主席雖然十分痛恨蔣介石的行為，但是他並不想成為另一個蔣介石，他決定以德報怨，他多次指示粟裕：一定要保護好蔣介石的住宅，祖墳和其他建築，不可以肆意破壞。
得知自己的祖墳非但沒有破壞，反而在毛主席的主張下保護得十分完好，蔣介石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至少在氣度和胸懷上，我永遠比不上毛澤東。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毛的工業化建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在工業化進程中確實存在著毛的繼承人批評的“不合理”和“失調”的現象。像大躍進這樣的嚴重失誤，殃及全國，造成重大物質和人員損失。在共和國曆史上，毛時代一些失誤（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至少是在實踐中）還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毛采取的糾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對此也無能為力。
最嚴重的失誤莫過於農村生產增長緩慢，這對毛一貫強調要重視農業的思想是個諷刺。從1952年到毛時代結束，中國的工業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但農業產量年平均增長速度隻有2.3%，勉強跟上人口年均增長2%的速度——在毛時代的25年時間裏，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國工業部門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毛的政策雖然有助於減輕斯大林式工業化造成的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的工業結構。
因此，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工業麵臨著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工業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部分原因。浪費、低效、人浮於事、官僚機構膨脹、生產率低下以及腐敗等現象成為中國工業領域的頑疾。為了增加重工業投資，不惜以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擴大積累的比例。長期不重視貿易、服務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勞動階級缺乏生產積極性。雖然在毛政權的最後十年（除了多災多難的1976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0%的速度遞增，但這種增長速度卻是以忽視產品質量為代價，依靠國家不斷加大對現代工業經濟的投資維持的。
積累率（即限製消費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比例）從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達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時代，國家資金主要用於支持重工業的發展，用於發展農業的投資隻有12%，用於消費品工業發展的資金僅僅有5%。這些政策雖然有助於保持非常高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但抑製了消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術落後也加劇了工業中存在的問題。自力更生的政策限製（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國外的先進技術，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受到損害，打擊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因此，在毛政權的最後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術已經過了時的工廠得不到及時更新改良，科學家和技術力量嚴重不足。
然而，盡管有這些失誤和挫折，曆史的必然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
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繼承者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無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
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後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範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
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什麽“蝸牛速度”。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條件下、在極其弱小的工業基礎上通過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實現的，這樣的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蘇聯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國在1960年代中期就還清了這筆費用，包括利息在內）外，毛的工業化是在完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條件下進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還處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陷於孤立狀態，奉行的是神聖的“自力更生”原則。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既無外債，國內又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盡管現在談論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對中國人民來說，毛的工業革命要求他們進行艱苦的勞動和自我犧牲，正如日本和俄國工業化早期的情況。由於國家把大部分剩餘產品都用於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很低。簡單地說，國家通過剝奪它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
但是，情況決非像某些市場經濟的熱心擁護者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在毛的工業化年代沒有任何改善。誠然，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但為此付出艱辛勞動的人民群眾的收入沒有獲得相應增長。由於沒有及時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增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於迅速增長的人口，但大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流入國庫（從這裏轉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官僚機構），在毛政權的後20年時間，隻有很少部分用於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收入。
在毛時代後期，國家職工、包括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的收入有明顯增長，1957年後，占勞動人口總數75%的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麽增長。
但是，一些對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成就，很難用經濟統計的數字體現。
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時代，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學校數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
大規模的文化掃盲運動成就顯著。
建立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相對普及的醫療衛生體係。
在毛領導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紀裏，中國的人均壽命增加了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歲，這些成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最有力的證據。
偉大的英國曆史學家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曆史著作時曾警告說：“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曆史中的巨大汙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曆史以及蘇聯曆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蕩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曆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
《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曆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
隻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曆史畫麵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
《隻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曆史畫麵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
正是毛時代的汙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曆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
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麽）作為世界曆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曆史階段。
《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麽）作為世界曆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曆史階段。》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贏得全國政權後曾許諾要進行兩場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及跟隨其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在短短的時間裏，完成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遺留（實際上尚未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
1950年代初，共產黨人迅速將腐朽的、四分五裂的舊中華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億萬中國人有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社會責任感。隨著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的結束，長期停滯的土地革命劃上了句號，最終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消滅了腐朽的地主階級，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從傳統形式的經濟剝削和社會壓迫中獲得了解放。
共產黨實現了國家領土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廢除了農村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遼闊國土上蘊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質資源，現在可以用來實現落後的、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
國民黨的創建人、有“國父”之稱的孫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曾提出他的奮鬥綱領：國家統一，民族獨立，“耕者有其田”，發展現代工業。
人民共和國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孫中山為之奮鬥的目標。共產黨完成了孫中山未竟的事業，他們可以當之無愧地宣布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位最傑出人物的合法繼承人。
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長期（直到不久前）置身於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列的中國，確實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了。今天，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和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屹立於世界。
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革命的傳統模式。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進行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大陸的成員，既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是受益人。
此外，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創造有利於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非如此。城市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農村的個體農民所有製，無論在規模和存在的時間上都受到限製，這些限製是由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廢除私有財產——統治的國家強加的。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曆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現在看來為時過早）後，他們毫不遲疑地開始了第二場革命。
1953年，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剛四年之際，便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但這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物質匱乏和貧窮的條件下開始的過渡。在毛時代其後的二十多年裏，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同步進行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建設。
許多研究者認為，毛時代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追求工業現代化的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統一。毫無疑問，這是毛的目標，也是毛主義的主張。但是到最後，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遠遠勝過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就。當然，這種看法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觀點是，毛為了“意識形態的純潔”而犧牲了“現代化”發展，毛晚年為了無謂地追求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忽視了發展經濟。
然而，這種觀點不符合曆史事實，曆史記載表明，毛時代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時代。在毛之後時代對毛時代的經濟發展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其經濟發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評家們承認，在毛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增加了90倍。盡管中國的工業基礎原來就十分薄弱，由於外敵入侵和內戰的破壞，工業產量在共和國成立時不及常年的一半。
但是，從1952年（工業產量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遞增，在現代世界曆史上，與任何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上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都是驚人的。在毛時代，工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農業產值的比重從58%下降到34%。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所說：工業份額在國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長（幾乎是30%）的現象在曆史上是罕見的。在工業化進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國的工業產值的比重僅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戰後新典的工業化國家中，也許隻有台灣在這方麵的發展速度才可與中國大陸相媲美。
中國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化國家，反映在與現代化相關的產品的生產大幅度增長上——至少是在“信息社會”前。
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億噸；發電量從70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33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幾乎是零到28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加到4900萬噸。
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能夠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能夠製造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六年後，中國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毛時代，雖然仍有占人口的75%、約四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工業勞動力從1952年的300萬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萬，這一數字包括在農村小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成為社辦或隊辦工廠工人的2800萬農民。
此外，在與工業關係密切的交通與建築領域中，有2000萬工人。中國還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中國的科技人員從1949年的區區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1979年達到500萬人，其中99%是1949年後培養起來的。
毛時代還興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