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孔孟之徒製造了大量的謊言

曆代孔孟之徒製造了大量的謊言

 

《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刊載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

兩千一百多年前，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初步統一的封建國家，這就是秦始皇領導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然而，這樣一個頗有新興階級革命朝氣的王朝，在統一中國之後不久就滅亡了。

這樣一個曆史現象是怎樣發生的?

曆代的孔孟之徒，在這個問題上製造了大量的謊言。他們把秦王朝滅亡的原因，統統歸罪於秦始皇，歸罪於秦始皇的法家路線。

這全然是對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變和秦始皇法家路線的中斷

“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在我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王朝建立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複辟反複辟的激烈鬥爭。

統一以後，這種鬥爭並沒有結束。奴隸主階級複辟勢力采取種種手段，進行拚死的掙紮。他們有的在朝廷和宴會上公開跳出來鼓吹分封製，反對郡縣製;有的“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大造反革命輿論，詆毀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有的更名改姓，潛伏下來，伺機變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陣，進行卑鄙的暗殺活動。混在秦政權內部的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趙高，就是複辟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趙高本是趙國舊貴族的後代。在當時的社會大變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趙高本人也做了宦官，“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騙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這個家夥懷著滿肚子沒落奴隸主階級對新興地主階級專政的仇恨，采用韜晦之計潛伏在秦王朝內部，表麵上裝作擁護秦始皇，當上了秦始皇寵愛的小兒子胡亥的法律教師，“得幸於胡亥”，並且竊取了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的職務，篡奪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權力。秦始皇出巡的時候，他竟成為身邊隨行的幾個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東方，當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廣宗一帶)，突然死亡。趙高看見篡奪大權、改變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時機已到，立即跳出來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政變。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裏的車馬衛隊和用來傳達朝廷命令、征調軍隊的“符璽”大權，扣壓了秦始皇臨終給公子扶蘇的信件，煽動和誘騙胡亥，威脅和拉攏李斯，偽造秦始皇的遺詔，逼死太子扶蘇，禁閉並害死堅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為秦二世。

趙高用反動的孔孟之道作為發動政變的思想武器。他引證儒家經典，說什麽，曆史上有的奪權政變，“孔子著之”，“不為不忠”，“不為不孝”;今天發動政變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對胡亥說，始皇臨死前沒有分封諸子，不搞政變你就會“無尺寸之地”。他對李斯說，秦的丞相功臣沒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殺身死，而發動政 變擁立“慈仁篤厚”、“盡禮敬士”的胡亥，就會“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幾年之後，趙高如此明目張膽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謂“仁” 和“禮”，宣揚分封諸侯，這充分暴露了他複古倒退的反動儒家立場。在這個關鍵時刻，身居要職的丞相李斯，本來有可能搞掉趙高，粉碎複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卻受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本質所製約，為了維護個人的名利地位，妥協動搖，鑄成大錯。李斯在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和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方麵是有過重要貢獻的，但也犯過嚴重錯誤。他在趙高發動反革命政變這個緊要關頭，出於私心，向反革命勢力退讓、屈服，就是重大汙點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變後，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趙高手中的一個傀儡皇帝。“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趙高獨攬了大權，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展開全麵的反撲。他推行了一條“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反動政治路線。這些所謂“餘民”，所謂“賤者”、“貧者”和“遠者”，決不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而是那 些被新興地主階級的革命和專政打翻在地的沒落奴隸主貴族。這條路線，完全是孔老二、呂不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克己複禮”的反動路線的繼續。在 組織路線上，趙高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親信，網羅死黨，讓他的女婿閻樂當上了首都鹹陽令，他的弟弟趙成當上了郎中令。同時“更為法律”，篡改了以堅決鎮壓奴隸主反動勢力為重要內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執政的時候關押的罪犯放出監獄。另一方麵，則向秦始皇的法家領導集團進行血腥的階級報複。儒家搞複辟倒退，從來是殺人不眨眼的，極其殘暴狠毒的。趙高煽動秦二世“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殺害了蒙恬、蒙毅、去疾、馮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個公子、公主。牽連受害者不計其數。最後，連李斯也沒有被趙高放過，終於“腰斬鹹陽市”，並“夷三族”。對各郡縣地方官，也大規模地進行了清洗和殺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終於又殺害了秦二世，並且公然提出恢複分封製。

趙高篡權以後，還大大加重了對廣大勞動人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時候，恢複了奴隸製時代的“人殉”，“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甚至還把許多修墳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盡閉工匠臧者，無複出者”。這種慘絕人寰的殘暴行為，是曆史的倒退。他們恢複了阿房宮的修建，並征調五萬人為屯衛，“令教射狗馬禽獸”。“賦斂愈重，戍徭無已”。結果，京師的糧食草秣都嚴重不足，又從全國各地征調大量糧草入都。秦始皇的時候，為了發展封建農業經濟，對從事農業勞動的比較貧苦的農民(當時叫“閭左”)，規定的服勞役、兵役的時間是比較短的;趙高篡權後，就大規模地“發閭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負擔直接加在貧苦農民的頭上。種種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貧苦農民重新淪落為奴隸。他們還采用殘暴的刑罰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

這些情況說明，在沙丘反革命政變之後，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已經中斷，而被趙高代之以複辟的儒家路線。 趙高複辟集團雖然沒有來得及在全國範圍內改變封建的政治、經濟製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統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奴隸主複辟勢力和廣大勞動 人民的矛盾、沒落奴隸主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的矛盾。在趙高篡權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發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很快就推翻了趙 高、胡亥的反動統治。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趙高篡權是秦朝滅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駁“法家亡秦”論

秦王朝迅速滅亡到底是不是“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推行了法家路線的結果?這是曆史上儒法論爭十分激烈的一個問題。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這個題目攻擊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線。叛徒、賣國賊林彪也學著他們的腔調，寫了“論秦”三條，對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極盡誹謗誣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說：秦朝的迅速滅亡，是由於秦始皇“窮兵黷武”，“內平六國”，“北卻強胡”。林彪也攻擊秦始皇“輕啟戰端”。

毛主席指出：“曆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秦始皇所進行的戰 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關東六國的諸侯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一種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匈奴。這兩種戰爭，前者結束了封建諸侯割據的局麵，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後者反擊了北方落後的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保衛了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衛了中原廣大地區先進的封建經濟、文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兩種戰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消滅諸侯割據局麵所用的“兵”，抗擊匈奴奴隸主侵襲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內平六國”，“北卻強胡”，不但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興盛的兩個重要條件。隻有那些在社會製度上主張倒退，在侵略者麵前主張投降的儒家無恥之徒，才會對此進行喪心病狂的攻擊。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比起春秋、戰國幾百年的任何時候，戰爭都大大減少了。春秋時期的二百四十年間，僅在魯史上有記載的，列國間的戰爭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大，次數頻繁。其中很多是非正義的割據混戰，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西漢的賈誼說：“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罷〔pí 音皮〕敝。今秦南麵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⑧。這段話，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統一前後的實際情況，也是對儒家惡毒攻擊的一個駁斥。

孔孟之徒的反動宣傳說，秦王朝的迅速滅亡，是由於秦始皇“賦斂無度”。林彪也跟在他們屁股後麵，攻擊秦始皇“苛賦稅”。這是儒家反秦的老調。西漢的反動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開河，胡說什麽：秦時“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後代孔孟之徒攻擊秦始皇所引據的經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賦稅徭役，便開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嚇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個“古”，果然是那麽“輕徭薄賦”麽?完全是無恥的偽造!

在奴隸製度下，哪有什麽徭役、賦稅製度可言!那時候，千百萬奴隸戴著沉重的枷鎖被束縛在“井田”上從事艱苦的勞動，甚至被活活殺害作為“人殉”和“人犧”，他們連自己的身體都屬於奴隸主所有，和牲畜一樣，沒有做人的權利，隻是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他們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手工產品，全部屬於奴隸主。封建製代替奴隸製，是曆史上的一次大進步。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廢井田，開阡陌，實行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隸的勞動力，吸引了關東六國的很多勞動人民跑到秦國去，這就說明在秦國的封建製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隸製殘餘的關東六國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統一中國後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頒布“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從法律上承認了由奴隸逐漸變為農民的人們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秦始皇獎勵發展封建農業經濟的政策促進下，生產有所發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當然，秦朝是地主階級專政的王朝，秦朝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是殘酷的;但比之奴隸製度下奴隸的生活已經有了改善。這個曆史事實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負擔是重還是不重，還要看當時社會生產發展的水平。秦統一中國之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斷鞏固封建土地所有製，獎勵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大興水利工程，修馳道，通水路，統一幣製，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等等，這些都有利於生產的發展。秦朝人民負擔雖然不輕，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間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並未激化到大規模外部對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的生產有了發展。

秦統一前的封建諸侯割據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雖然基本上已經建立了封建製的生產關係，但是生產的發展仍然受到諸侯割據局麵的嚴重阻礙，人民的實際負擔在社會產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時候，小國除了要維持自己的軍隊、國家機關和滿足統治階級的窮奢極欲以外，還常常要向大國奉獻十分苛重的貢賦，這些負擔全部落在小國人民的頭上。即使是象戰國七雄那樣的大國，也常常征發大部分青壯年農民出征打仗，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少了，人民負擔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諸侯割據時期的這些情況來，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人民負擔，相對地說是減輕了的，又哪裏有幾十倍苛重的問題呢?在秦始皇執政時期，為了鼓勵發展農業，規定貧苦農民(即“閭左”)每年隻服勞役一個月，一生隻做“正卒”一年，“戍邊”一年。何況，秦統一後人民的負擔中，有些是為了抵禦匈奴奴隸主的侵擾。

麵對匈奴奴隸主的侵擾，是抵抗還是不抵抗?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抵抗，人民當然要有較多一些的負擔。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勢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難。為抵抗匈奴奴隸主的侵襲而動員人力物力，這怎麽能和諸侯割據混戰時期的情況相提並論呢?

[yongbing1993]

走資派維穩費多城管狼惡劣執法




走資派維穩費多城管狼惡劣惡劣執法。

走資派中國特色的執法是惡劣執法，它的具體形態之一：暴力執法。以城管對攤販最為馳名：雄糾糾，氣昂昂，追你，屁滾尿流，打你，人仰馬翻。

拆遷執法也毫不遜色：闖入民居，小女孩嚇得緊偎祖母懷抱，驚恐囁喁，“奶奶，我怕土匪”。所謂和蟹社會，是和螃蟹在一起的社會，是那些拿著棍棒警具的螃蟹橫行霸道的社會。

陷井執法，又叫做釣魚執法。以交警的交通管理最為明顯。設個陷井或圈套，誘你上鉤，罰款可也；後來者繼續上鉤，繼續罰款可也。源源不斷的財源，鼓鼓的錢包創收，歡迎歡迎！再來再來！妙哉美哉！

“睜眼閉眼”執法。公安對待賣淫的態度就是這樣。現在，暗娼已成明妓，名義上的賣淫非法，已成為實際上的賣淫“合法”。一些“雞窩”就開設在公安局的近鄰。鄧玉嬌案，讓自衛反抗者獲罪，卻放過嫖客不判罪，放過經營嫖業的單位不懲罰，放過麵對嫖業竟然瀆職的公安局不問責。

“不作為”執法。國家頒布的勞動法，規定八小時工作製，加班要有加班費，節日加班費加倍，重大節日例如春節加班費三倍。這一勞動法，被店鋪老板視為無用的廢紙，員工們仍然超時上班無加班費，政府認真過問了嗎？憲法是一個國家最高的、最大的法，憲法裏頭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條款，被走資派和資改派當作兒戲玩弄，國家執法了嗎？你說過：“你們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他們就是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你咋的；你還說過：“法大於天”，他們就是法可以玩，你咋的。現在的中國：一個失信的國家！一個缺德的政府！！一群無能治國有勁賣國、無心為民有意貪財的官吏！！！

罰款代替執法。商店違規，工商局去罰款，罰款之後，繼續違規；在這裏，罰款的目的已經不是為了糾正違規，罰款是一個可以不斷撈錢的“好貓”。工廠汙染，政府處以罰款，罰款之後，繼續汙染；在這裏，罰款的目的同樣地已經不是為了克服汙染，而是又一個可以不斷撈錢的“好貓”。

“與民為敵”執法。幹警對待群體事件的做法就是這樣。甕安事件、石首事件，簡直象戰場上的戰爭。石首“掄屍”事件，警民雙方對峙四天，警方對民方發起輪番的進攻。

第一輪：百餘名警察來到現場試圖運走屍體，雙方激烈衝突，未果。

第二輪：調來外地荊州市的兩百名武警加入增援隊伍開進現場。被2000名群眾用磚頭、啤酒瓶、椅子追打30多名警察約400多米遠，並推翻了一輛警車。

第三輪：民眾源源不斷趕來，大約4萬名市民聚集，人數達到峰值，約500多名武警和警察列隊前往，被幾千名市民用磚頭和石塊攻擊，武警們撤離，民眾追趕約一公裏，有警車被掀翻。

第四輪：約1000名武警推進，使用了高壓水柱。被噴射的民眾散開，對武警們拋擲石塊、磚頭和酒瓶。有人爬上街道兩側的樓頂，扔下石塊。很多婦女和孩子也開始參與攻擊武警，其中一些婦女邊哭邊打。武警們頂著盾牌聚在一起，躲避來自四麵八方的磚頭、石塊和酒瓶，但招致了更為密集和靠前的攻擊。一些武警無法忍受，開始逃離隊列，鋼盔跌落。越來越多的民眾聞風趕來，開始打砸防暴車和消防車的玻璃，並掀翻了一些警用車輛，武警們再度撤離。現場碎瓦、碎玻璃狼藉一片。

第五輪：武警開著消防車進入，人群將輪胎砸穿，有七八名武警受傷。1300米街道，聚集了2萬多名群眾。從外省湖南、河南調來的數千武警趕到增援，開始清場。武警們列隊向外推移群眾，他們用警棍敲擊盾牌，齊整喊出“嗬嗬”的聲音。警察太多了，數以萬計的群眾也已疲倦不堪，如同潮水徐徐退去。最後，戰爭以警方獲勝結束。（本文刪節。詳情見《石首“護屍”事件中典型情節》作者：鄧飛。）。

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封建國家、資本國家，它們的幹警都是與民為敵地執法的，這種現象很平常，不足以成為特點。

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掛牌是人民政府，指導思想說是和諧社會，而幹警執法卻是與民為敵，這就是一個很刺眼的“特點”了。

前、後30年對比，社會變了，最可怕的變，是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變成了敵對的關係。六十華誕國慶，首都商店禁賣萊刀，外地謹防人民進京上訪，調動百萬軍警“保駕”，現場隻有方陣表演，沒有民眾遊行，沒有路人觀眾，真是到了草木皆兵、全麵防民的地步。世界上，如此慶典，中國僅有。

2023年12月26日，習走資派特色政府最高層七個人假惺惺去毛澤東記念堂，關閉清空後進去拍照宣傳。為什麽怕和人民群眾一道去？也好和老百姓接觸一下，體會一下民意不好嗎？而春節前去天津顯然是安排好的，群眾演員配合不錯。

[yongbing1993]

毛主席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

　　




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同誌在病情加重的情況下，召見華國鋒等人進行重要談話。

毛澤東同誌對他們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

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我們如何理解毛主席說的“我一生幹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推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實現了對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除沒有解放的島嶼，全國實現了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的社會主義製度。

第二件事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目的在於發動群眾教育幹部，也提高人民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認識。要所有人明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僅要消滅傳統的所有製生產關係，還要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一切舊的傳統觀念、習慣實行徹底決裂。還要要建立一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服務的思想、文化、習慣、機構。防止出現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遺憾的是不僅“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更有一些人妄圖趁機撈取權力、地位，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就嚴重的幹擾、破壞了這次運動。

好在廣泛開展了群眾性的“鬥私批修”，人民對私心、修正主義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認識，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的鍛煉。

這兩件事，現在在世的人，少數經曆了建國前幹的第一件事。多數人知道第一件事是從書上和經曆過第一件事的老人口述得知。還在世的70歲往上的人經曆過第二件事，健在的也會越來越少。第二件事到底是怎麽回事？

毛主席說：“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把這第二件事的來龍去脈客觀、公正的對年輕人說明白。這才是對毛澤東同誌的理解、尊重，也是對國家、人民負責。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毛澤東同誌是清楚的。毛主席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工作，我們基本完成了。第二件事應該就是要做好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工作。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告誡全黨要繼續革命。

共產黨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生活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活生生的人，不可能不受到舊社會各種糟粕思想文化影響。

所以在井岡山、延安時期就有人腐化變質被槍斃。

建國後腐化墮落的人更多了。於是開展了“三反”與“五反”工作，對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公開審判處以死刑。

可是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思想文化覺悟的提高，肉體消滅也隻能短期解決問題。

如何落實“兩個務必”？盡管中央領導以身作則，開會喝茶都要交茶葉錢，毛主席下基層調查都交宿費、飯費。

可是黨內還是有些幹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公私不分，生活腐化，還有嫌棄原配夫人離婚另找的。

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世界56個國家和地區的無產階級政黨代表團參加了這次大會。赫魯曉夫一夥提出了一套修正主義綱領，赫魯曉夫還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麵批判和否定，由此開啟了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化”，全麵否定斯大林的局麵。

蘇共20大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以後蘇共二十二大又通過了“蘇共綱領”，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沒有必要，宣布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已經改變，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的黨”的謬論。這些錯誤的認識對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壞影響。當時蘇聯有一本小說《葉爾紹夫兄弟》，反映了當時蘇聯人民的思想狀態。蘇聯共產黨的錯誤也引發了東歐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動蕩。

蘇聯變修是曆史的必然。根源是斯大林完成了第一件事。對第二件事沒有意識到，或意識到了卻沒有做。機會主義分子就在他身邊，他不在了就搞修正主義（資本主義）。

在錯誤的政治綱領指導下。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方式的刺激、吸引下，蘇聯領導層腐化墮落問題越來越明顯。蘇聯的修正主義綱領，蘇聯高層的腐敗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必然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某些人。這也讓毛主席感到做好第二件事的迫切性。

鑒於中國共產黨內部一些人的腐化，和蘇聯修正主義泛濫對國內的影響。毛主席於1957年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於1963年提出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多數領導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涵、重典，也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教育辦法，所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矛頭向下，效果一般。

1966年，毛主席才提出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多數領導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沒有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意識，必然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理解。所以毛主席才說“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王震臨終前，他再次表達自己對毛主席徹底信服，並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時間延續，許多事情是靠時間延續，社會變化，才能得到正確認識。

共產黨隻要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革命組織。要實現共產主義革命就隻能、必須堅持“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隻是在不同的國家如何實現，要根據本國的國情找到最佳途徑。

在中國毛澤東同誌交代的：“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

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到實現這兩個“徹底決裂”的最佳途徑。

至於收回那幾個島嶼的問題，隻是一個具體問題罷了。

根本問題還是要在實現兩個“徹底決裂”上想辦法，下功夫，讓世事變化，沿著馬克思指導的方向堅定不移的走到底。

[yongbing1993]

橫渡長江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

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

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轉載《別了，司徒雷登》

作者: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係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係統看來，他隻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係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采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采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製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隻是還沒有公開宣布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係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麵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製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幹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幹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裏麵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麽不采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幹涉中國。幹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幹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幹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麽不采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裏，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誌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複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麽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製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隻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我們因此采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誌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幹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係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隻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麵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隻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麽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麽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麵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麵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yongbing1993]

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喪心病狂






至於儒家說的什麽秦始皇“殘暴”，無非是指他消滅了六國諸侯，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焚書坑儒。林彪也大罵“秦始皇焚書坑儒”，還別有用心地攻擊秦始皇“不民主”。其實，消滅六國諸侯，焚書坑儒，都是革命行動，是實現中國的統一，鞏固新興的封建製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

秦始皇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對農民當然也是實行暴力統治的。

但儒家所說的秦始皇的“殘暴”，顯然並不是指這個方麵，而是指他對奴隸主複辟勢力的鎮壓。

其實，在中國曆史上，最殘暴的是代表沒落反動階級的儒家。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卻十分毒辣凶狠。他們對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鎮壓和屠殺，手段之殘暴無所不用其極。

這幫反動家夥對革命人民哪裏有什麽民主? 在他們拚命要恢複的奴隸製度下，奴隸主對奴隸有什麽民主? 趙高這個儒，代表著沒落奴隸主勢力，他上台後，就瘋狂屠殺了大批法家革新派。

他對革命的勞動人民的鎮壓，就更加凶惡了。儒家殺人的血腥曆史事實告訴我們：複辟勢力上台，革新者就會人頭落地，廣大勞動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對於複辟勢力，隻有實行專政，實行獨裁，才能鞏固新興的社會製度，鞏固國家的統一。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

這些反革命的儒、奴隸主複辟勢力的存在，正是趙高篡權、妄圖複辟的社會基礎;也是後來乘農民起義之機大搞複辟活動的反動力量。

秦末農民大起義與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

馬克思指出：“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秦朝是地主階級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從封建製度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 級對抗性的矛盾。這是封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應該從這種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中去尋找。

秦始皇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王，在剝削、壓迫勞動人民這一點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特別是他修造阿房宮、驪山墓，濫用了民力，妨礙了生產，激起勞動人民的反對。秦始皇在位的時候，就已經有一些小規模的農民反抗鬥爭。

但是，“失在於政，不在於製”，當時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基本上還是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也正在不斷調整，大體上是相適應的，生產力有所發展。秦始皇堅持法家路線，打擊矛頭主要指向六國舊貴族，指向以儒家為代表的複辟勢力。“焚書坑儒”，鎮壓奴隸主貴族複辟勢力，是廣大農民所擁護的。當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還沒有激化到大規模外部對抗的程度。

鑽進新興地主階級政權內部的奴隸主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趙高篡權以後，中斷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逐步推行複辟倒退的儒家路線。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社會性質雖然還沒有根本的變化，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卻大大加重了。

這種奴隸主式的殘酷壓榨，使當時的社會基本矛盾激化起來，導致了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的爆發。“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曆史並沒有按照複辟勢力的代表趙高的主觀願望向後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趙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秦末農民大起義打擊了趙高操縱的正在開曆史倒車的反動政權，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同時也沉重地 打擊了奴隸主複辟勢力，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曆史的進步作出了貢獻。這在客觀上也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掃清了障礙。

趙高把持的反動政權是當時繼續推行法家路線的主要障礙，不推翻它，社會就不能繼續前進。新興地主階級革新派對於趙高的反革命行徑曾經進行了程度不同的鬥爭。

在趙高篡權之際，蒙恬、蒙毅看出了趙高是“孽臣逆亂”，上書反抗。在趙高篡權之後，李斯逐漸認清了趙高的反革命猙獰麵目，想要起來進行鬥爭，曾上書揭露趙高有“邪佚之誌，危反之行”，建議秦二世鏟除這個國家的禍害?。

他們受時代、階級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隻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運用自己掌握的軍事、 政治力量進行鬥爭，不依靠當時整個新興階級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

而且，大勢已去，悔之晚矣!結果，不但無濟於事，反而遭到複辟勢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殺害。在趙高的反動統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眾”;但卻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反對奴隸主貴族複辟的曆史任務，自然地落到了革命農民身上。農民革命的風暴一起來，趙高操縱的這個貌似強大的反動政權，就象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了。

“散處閭巷之間”的“六國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線的又一障礙。秦始皇當權的時候曾通過遷徙、收兵器、焚書坑儒等措施，對六國舊貴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防範和鎮壓。

但是，地主階級畢竟也是剝削階級，它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它對舊貴族采取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清除這些複辟勢力。

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這些以各種偽裝潛伏在各地的反動家夥乘機紛紛跳了出來，也要“造反”，有的混進農民起義隊伍，企圖借農民軍的力量實現自己的野心，“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

有的擁兵自立，割地稱王;有的妄圖用儒家的反動理論影響起義軍領袖，以改變農民鬥爭的方向。農民革命的英雄們飽嚐了諸侯割據的苦難，堅決粉碎了複辟勢力“立六國後”的陰謀。

農民起義軍的傑出領袖陳勝堅決拒絕了混進農民起義隊伍的孔丘後代孔鮒要他“興滅繼絕”的反動 說教，他說：“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毅然決然地建立了農民革命政權。

後來，由於六國舊貴族和混進農民起義隊伍的反動儒生的破壞和起義隊伍本身的某些 弱點，陳勝、吳廣起義最後是失敗了。但是，在農民大起義期間，奴隸主複辟勢力受到了農民軍的沉重打擊。原關東六國各地仍然保存著的奴隸製殘餘也被進一步掃除。儒家的反動政治路線遭到了慘重的失敗。

在秦末農民戰爭之後，又經曆了以項羽和劉邦為代表的儒法兩條路線的大搏鬥。這場大搏鬥又以 法家路線的勝利而結束。劉邦繼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在女政治家呂雉和法家蕭何、張良等協助下，為創建和鞏固中央集權的西漢封建王朝進行了多次重大的鬥爭。

劉邦、呂雉以後，文、景、武、昭、宣幾個皇帝也都是堅持法家路線的。他們經過一百多年的反複鬥爭，基本上打垮了奴隸主殘餘勢力的複辟活動，打敗了不斷侵擾的匈奴奴隸主軍事政權，捍衛了新興的封建製度和國家的統一。

秦始皇開創的封建大一統局麵，到漢武帝的時候基本上得到鞏固。正是在秦皇、漢武這個時代，我國初步形成了強大的統一的國家，這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大進步。

盡管文章寫於1974年，內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可是讀起來卻感到其中每一個字都是在寫當今中國，在寫毛主席逝世後的中國4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個具體事件每一個具體人物，都能夠從最近40多年的曆史演變中找到原型。

正是因為文章極其準確地預見到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窮人政權覆亡的全部過程——準確得似乎不是在預見而是在回顧——才會讓人讀起來如此的驚心動魄，如此的感慨萬千。之所以感慨萬千，是因為我們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後會發生什麽，包括自己會被判處死刑等每一個細節，都預先知道得清清楚楚。

文中寫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執行法家路線的所有人，後來全部被盡數處死，無一人幸免。可是，明知死到臨頭的江青卻十分平靜地端坐於寓所之中，既沒有進行任何反擊的準備，更沒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在此，我們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義者的內在悲劇：不是不能為之，而是不去為之。如同哲學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這既是中國曆史上所有變革者悲劇的共同根源，更是當代中國左派擺脫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礙，是中國左派與右派相比最大的選擇劣勢。左派受內在道德的約束，往往隻堅持選擇那些高尚手段，而對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連想都不想地便棄之不用;而右派則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在政治鬥爭中完全是不擇手段。

由於左派總是有所顧忌，右派總是不擇手段，所以吃虧的往往總是左派。大家從文章中可以看到，江青等對秦朝滅亡原因看得十分清楚：“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這的確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就在於充分運用了革命暴力，僅一天之中判決的死刑犯就超過一千四百人。英國大革命同樣是殺得反革命哀鴻遍野，革命領袖克倫威爾甚至意猶未盡地說“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峽的阻擋，我會把歐洲大陸的反革命也殺得血流成河”。所以，法國左派勝利了，英國左派也勝利了，包括對反革命進行暴力鎮壓的所有國家，左派全都獲得了勝利，成功建立了民主製度。

唯獨中國左派失敗了，不僅沒有鎮壓一個走資派，反倒遭到了走資派的全部鎮壓。連身為國母地位的江青都被判處了死刑，跟隨造反的左派會被鎮壓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據說僅河南一個省份遭到鎮壓和處分的左派就約有上百萬人。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喪心病狂。

[yongbing1993]

蔣介石：沒有人是毛澤東的對手






朝鮮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仰天長歎，對兒子蔣經國及毛人鳳等軍事將領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毛澤東的對手，盟國（美國）說我蔣介石不行，可是他們又怎樣呢，我看他們西方國家也是一群蠢豬。他們與中共毛澤東比，從哪方麵都無法相比！16個國家最精良的軍隊竟然被毛澤東打的如此狼狽，恥辱啊！

香港企業家林敏捷：毛澤東思想才是當前中國的出路。

林敏捷，香港企業家，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長。現年74歲的林敏捷是福建泉州人。1970年代中從福建老家往菲律賓為父親送殯，不料滯留香港。在香港從每日十塊錢的製衣工人，到與老鄉合夥在深圳建廠生產CK底褲等歐美名牌服裝，成為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林說：“我都這個年紀了，這樣做（自費印書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是為錢，更不是為了當官，就是因我經曆過國民黨、毛澤東和改革開放的現代，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才是當前中國的出路”。

他坦承，在港認同他這種觀點的知音多是自內地來的同齡人，不像在內地：“行街路人見到我戴毛主席襟章，都會上來同我講“毛澤東時代真的很好”。“我做過資本家，也被鄧小平的先富論迷惑過。鄧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結果呢？製造了兩極分化。哪有人富起來以後會讚成均富，隻會富的更富、窮的越窮。你看碼頭工人同李嘉誠！”

蒙哥馬利：“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戰略家是毛主席。中國人說他是太陽，我頗認同這個比喻。”　

基辛格：毛主席是來自未來世界的神靈；毛主席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僅有的哲學王；我也是追星族，我的偶像是毛澤東。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真理報》發表講話說，毛主席搞的不是“個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而他贏得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和許許多多正直善良的外國人由衷的崇拜。

葉劍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的今天和未來。

葉劍英多次含淚談到毛主席的光輝業績。他回憶自己的革命曆程，沉痛地說，我的事業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我很平庸，不過還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裏教書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傷心。……現在有人批評毛主席，把他說的一無是處。我們還是要仰仗毛主席，沒有毛主席，我們中央開會，還要在法租界、英租界開呢。沒有毛主席，長征過不去，到陝北也站不住。後來，打日本，打蔣介石，沒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的今天和未來……

原中央軍委副主席李德生臨終前談毛澤東，讓人觸痛——“我已有多次，麵對主席紀念堂，麵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我感慨萬千，隻有默默無語，心靈流血。主席操勞一生，犧牲了一切，連個正確評價都沒能得到，他被拋棄了，一個強盛黨，強盛人民，強盛國家民族的精神基礎，被無情的甩進了馬裏亞納海溝，如何不讓人心靈流血？

用常規熟理要求主席，主席的缺點太多了，他是孝子嗎？算不上啊，他沒能盡孝堂前，自從離開故裏，三十多年才重返鄉關，與父母基本絕緣，是大弟毛澤民盡了主要責任，熟話講，忠孝不能兩全，主席是為了忠而舍棄了孝，也是因為有弟弟可以幫他盡孝。

但主席的忠，是忠於誰？難道不是忠於人民嗎？難道不是忠於天下蒼生嗎？

他是好丈夫嗎？也算不上啊，他有過三個妻子，楊開慧死了，賀子珍病了，江青被判死刑了，哪個妻子是因為嫁了毛澤東，才享福的？沒有，一個都沒有。

他是好父親嗎？也算不上啊，大兒子毛岸英死了，二兒子毛岸青病了，三兒子毛岸龍丟了。大女兒李敏享福了嗎？小女兒李納享福了嗎？都沒有。幸虧留了一個唯一的根，毛新宇。

他沒有為毛家營造任何特權，他沒有留下家財萬貫，他身後毫無個人資產，講這些，他不僅比不上任何當過領袖的人，甚至連個官崽子都不如！

他到底為的是啥？究竟為的是啥？難道所有入黨宣誓過的人們，不該追問嗎？難道活著的每個中國人，不該追問嗎？難道中央委員們，不該追問嗎？難道活著的每個中國人，不該追問嗎？

就算他有千錯萬錯，他的精神難道不是人類世界獨樹一幟的寶貴財富嗎？難道是可以被官方輕易丟棄嗎？

在高高聳起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我看到了主席拉上朱老總與粟裕為紀念碑奠基填土，聽到了主席壓抑而神聖的語調：“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有多少人民英雄無聲無息的死去？被砍頭，被槍斃的，被粉身碎骨的，被毒死的，他們究竟是為什麽？難道是為了所謂中國特色？難道是為了少數特權者先富？難道是為了讓貴族再次欺壓人民？難道是為了讓窮人家的女兒再當白毛女？

那些叛黨分子啊，那些權貴啊，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啊，難道你們的政治良心，統統被狗吃了嗎？

紅旗，是江姐、孫明霞等獄中姐妹們含淚繡出來的，是烈士們的鮮血染紅的，黨旗是紅的，國旗是紅的，軍旗是紅的，團旗也是紅的，紅色，是共產黨的象征，是無產階級的象征，誰砍倒了紅旗，誰就是人民的罪人，曆史的罪人！”

朝鮮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仰天長歎，對兒子蔣經國及毛人鳳等軍事將領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毛澤東的對手，盟國（美國）說我蔣介石不行，可是他們又怎樣呢，我看他們西方國家也是一群蠢豬。他們與中共毛澤東比，從哪方麵都無法相比！16個國家最精良的軍隊竟然被毛澤東打的如此狼狽，恥辱啊！

毛澤東也是中國人的驕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裏，唯有毛澤東把我擠到這幾個小島上了。盟國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打仗是藝術！各方麵的領導都是藝術！蔣介石突然把聲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藝術！’他接著又說：‘我們要研究毛澤東！要學習毛澤東！’這就是與毛澤東鬥爭了幾十年的蔣介石對毛澤東的最後評價。”

台灣首度解密蔣介石臨終遺言：蔣介石臨死前說過：“毛先生才是偉人，我幹了一輩子壞事，愧對國人，愧對毛先生。”。蔣介石之將死，其言也善，他最後說:沒有毛先生，中華就四分五裂了，我死後，請把我靈柩朝北京擺放，我要向毛澤東請罪。

毛主席生前有很多的“對手”或者“敵人”，但是他沒有一個私敵。人們對毛澤東的深情懷念，是經過了時間的洗禮，證明無論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學識還是著作理論或對世界、中國、後人的影響，誰都無法與之相比!堪稱生前輝萬裏，身後耀千古!

晚年王光美說：文革有它的曆史必然性和複雜性，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必然會有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憑心而論，主席雖然對少奇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誌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整死。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看到王光美的談話我們真正理解了什麽叫做光明正大無私無畏，劉少奇和毛主席之間真沒有任何個人恩怨，劉隻是看問題沒有毛主席深遠。主席也並不是怕個人的所謂權利被代替，他實在是擔心勞動人民的江山有一天會變色！不能把私心雜念和小生產意識看輕了，私乃萬惡之源！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同誌的女兒——陳偉力大姐在毛澤東思想座談會上，痛斥造謠磚家精淫：我父親從沒說過“毛主席治國無能、文革有罪 ”。“這是有人惡意將李銳的話栽贓給我父親!我父親非常熱愛、崇敬毛主席，從來沒講過這樣的話!”，30多年一切妖魔化毛主席的造謠磚家精淫，必定會在前赴後繼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麵前，原形畢露!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雲，筆下有雷聲。掃滅魔焰鬼火，喚起巨龍飛舞。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舒慷慨，寫鏖戰，寄長征。天章文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白，詞婉蘇辛佳作，未有此奇雄。攜卷山上唱，流韻壯東風。

莽莽昆侖，縱世橫空。曾瞧見：井岡旌旗獵獵，延安寶塔巍巍，赤水激流滾滾？憶長征詠雪，山城破霧，氣衝血湧。講一人成敗，評百年冷熱。承馬列，領農工；驅外盜，勝內敵。喜中華建立，瘟神送走，巨蠹挖出，核能爆炸。凝心聚力，固本牢基。朗朗乾坤鐵證：毛澤東壽比星辰日月，功蓋三皇五帝。

——來自辛而安

[yongbing1993]

人權的階級性民族性以及國家性






當讀到這條新聞時：美國高官《佩洛西麵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人群時，大罵“滾回中國去”，抗議者一臉懵》。美西方如今的這些高官還懂得《人權》為何物嗎？滿腦子裝的都是反對中國人。何談人權？

當美西方這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聽信了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控訴，極力幫助發聲為他們爭取“人權“時，美西方這群高官不想一想，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這群中國人的基本人權是有的。更沒有去看在舊中國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員隻關心這些中國來的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人權“。而非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人權。

當美西方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時，關心這些被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的《人權》嗎？

當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對六百萬歐洲猶太人實施的係統性、國家支持的迫害和種族滅絕時，猶太人的《人權》在哪裏？

當以色列瘋狂到歇斯底裏要求加沙地帶北部的110萬人在24小時內離開，就要進行無差別的狂轟爛炸。本來加沙地帶200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萬人，平均每平方公裏超過1萬人人口高密度。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下達了最後通牒，通過大屠殺再來掠奪加沙的大片領土。這樣的話，3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在哪裏？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在當代國際舞台上，《人權》成了美西方對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寶”。美西方總是擺出一副世界《人權警察》的麵孔，到處指手劃腳，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無視人權》、《侵犯人權》。

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等世界其他國家的攻擊由來已久，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屈服過，而是進行了有理、有利的反擊。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如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有很多認識，其中有一些論述是相當的深刻。李大釗和陳獨秀後來成為我們黨的創始人。

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也可以說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國化的進程。

從所查到的資料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了人權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到當時在北京、廣州、上海、山東、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權》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這樣非常明確的口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根據地，製定了憲法性的文件，製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勞動法》。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進行根據地建設，頒布了一係列的《人權》條例。

應該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在中國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且做的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確立階段。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首先解決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就是要解決政權問題。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權實踐非常重要的必經階段。

《人權》概念,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都是為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政府利益服務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為普通人民和平民階級實現和保障的。

人活著的人權，成為人世間一切人的《人權》的源頭，人因而成為唯一具有自為性的真實的有《人權》者。

任何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離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成了一種虛幻的《人權》。

自古人類分化為階級之後，剝削階級和權貴階級等富人們缺少過從基礎到高級的任何《人權》需求嗎？沒有，從來沒有缺少過《人權》。

而缺少《人權》的是窮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

《人權》！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詞藻之一，也是目前聯合國的中心議題。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算得上一個流行的偉大的名詞。

審視當今世界，發現《人權》其實是一個多變的概念。人們往往從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人權》一詞作為“武器“來用。

其實，《人權》這個詞的表述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張。在《人權》概念的解釋和運用上，總是存在著某種混亂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複雜的曆史與現實根由的。

大體說來，這是由於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階級、各個派別和各個個人，在經濟利益、政治立場、文化背景、價值取向以及發展水平等方麵不盡相同。《人權》本身過於寬泛和複雜。對人權及其曆史的解釋，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宗教、倫理的諸多問題乃至整個人類曆史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人權概念在現代的過度膨脹，導致《人權》概念呈現各說各的複雜性。

當1945 年6 月26 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時，“促進和鼓勵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1 條第3 項)，僅僅是聯合國的一個宗旨，僅僅是促進和鼓勵“尊重”人權和基本人權， 連“保障”之語也沒有，更不用說上升為“ 法律”的原則。

縱觀中外人權概念，其種類之多，陳述之雜，足以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同學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基於自己的學識和認識水平, 對不同社會的時代、不同文化類型、曆史傳統、經濟製度等產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現簡繁不同的人權概念。由此還產生在觀念形態和實際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權概念。

從人權概念的起源來看，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權本身變成了人類的共同理想，《人權》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於人類的本身。通過新社會對舊社會的改造，使人類去除受私有製異化了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權、民主相聯係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諧社會主義製度。使人真正成為人權中的權利主體，才是同人權中有關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權利內涵相統一的人。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宗教中新教掌權者，利用人權取得統治地位後，將人權中正當的權利異化了，使人權成為統治階級或領導集團的特權，成為享有資本和財產的特權，原本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自覺自願的勞動也變成了異化勞動。

反映在中外人權觀念上，就是漠視人與人之間的富與窮的地位、文化、財產等差別，僅僅賦予人權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權利、自然權利或普遍權利，以平等的、無差別的“人”的表象，實質上掩蓋了人權概念中真正的本質和內涵。

在美西方等發達國家的人權概念中，都標榜人權是世界上人類與生來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剝奪的男女無差別的道德權利，實際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實例是，中國曆史上，八國聯軍侵占中國時的嚴重踐踏人權情況。1885 年法國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豎起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道的人權招牌，無不表現出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他們把人權僅僅視為“歐洲人權”或白種人的特權。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權概念理解和運用上的狂妄、野蠻和異化性。這種人權概念異化性, 在近現代的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侵略者和美國霸權主義者的“人權外交” 政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把人類對自己應當享有權利的同化概念變成了權利異化的概念，從而將人權概念異化了。

對人權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眾多的人權概念中，除了極少數對人權析義表述較為清晰外，尤其在簡單的人權概念裏，大多不僅在語法和邏輯上表述過於模糊性，就是在語法和邏輯基本正確的前提下, 人權概念中必備的主體、形態、客體等內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領，無法明白人權概念最起碼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權界定為“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或說人權即“人格”或資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權”，或說人權“是得到社會承認的權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體。因為人權主體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使認為人權的主體是“人作為人”或“人之所以成為人”等表述，也會引起模糊的爭議，必須要作出適當的說明。

關於人權的客體，不少人認為人權就是做人的權利，作為客體的“權利” 到底指什麽？沒有作出必要的說明。即使說明人權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社會屬性為本質的權利”，對該“權利” 的認識還是模糊的, 因為我們無法了解與人權概念有關聯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含義是什麽。

人權的具體形態，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權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倫理) 權利”， 或“應然權利”，或“基本權利”，或“應然部分和實然部分”、或“ 法律權利”等等。但沒有說明是否人權源於人的本性、尊嚴、人格、需要或者行為等。也沒有開列或至少列舉出具體的權利形態，無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較大包容性。因為人權的具體形態是人權概念中的重要問題，由此可看到給出人權定義的學者，對人權理論了解的多寡、深淺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見的智識。在這一問題上, 不同學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論。

目前歐美西方各國實施的“人權外交” 政策來看，美國在全球謀求霸權地位和獲取自身利益，聯合西方強勢方的各國推行人權的雙重標準。

從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國際人權狀況報告，矛頭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存在的“人權問題”，實行其所謂“人道主義”，幹涉處於弱勢方的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和內政。如美國攻擊中國存在著壓製勞工權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勞改營、出口勞改產品、執行強製性墮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謀殺、失蹤、迫害政治犯等嚴重人權問題。

中國的報刊不時披露美國的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如種族歧視、貧富不均、流浪街頭人員、虐待俘虜( 囚犯) 、用電擊手槍對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人權外交”的本質之餘，也看到這樣的事實: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方以“人權”為口實指責作為弱勢方的發展中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權問題，號稱“人權衛士” 的美國也不例外，作為強勢方的國家、政府、有權有勢有錢階層者不時對處於弱勢方的勞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實施人權侵犯，從這些意義上講，最需要人權保護的是弱勢方。因此，人權的本質是保護弱勢方的權利。

從近、現代人權的發展史看出，發達的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侵略他人和實行殖民統治時，比如1840 年的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占、瓜分中國, 他們從來不講人權。

二次大戰之後，雖然有了國際《人權》標準，但美西方歐美列強以“人道主義幹涉”為借口，經常對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國家進行軍事幹涉，確立了世界性規模的殖民地體製。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打著“人權外交”旗號，實行人權的雙重標準，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國利益，特別是2003 年3 月20 日發動侵略伊拉克，還爆出震驚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關塔那監獄存在嚴重侵犯囚犯人權問題。

由此看出，美西方發達國家和霸權政治構成對世界《人權》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權》實現的重要阻礙的國際條件。21 世紀應當對強國的《人權》主張進行批判性檢討，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向霸權政權和強國抗爭和訴求《人權》實現的條件。

從世界各國來看，包括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內的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量貧困人民、下崗職工、生活無著落的乞討人員、男女性別歧視、貧富兩極分化、地區差別、社會保障的普及程度問題、冤假錯案難以伸張、官場腐敗、行政權力侵犯普通公民權利、特權泛濫成災、缺乏有效民主體製、口號監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個國家對人權實現的承諾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作為評價各國在什麽程度上具體和實現了廣大人民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個人權利的有效基準，也就是作為檢驗各國政府對人權實現履行其何種程度義務的條件。

因此，國際人權兩公約在“前言”中都規定：“各國負有義務, 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權宣言》中要求：“各成員國業經誓願與聯合國同心協力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行”。這是各國承擔實現《人權》的義務。

由此看來，作為人權主體的弱勢者( 平民百姓、弱勢群體、弱國小國和處於劣勢的民族) 是人權實現的決定性條件， 各個國家、執政者、聯合國和社會( 包括國際社會) 是人權實現的重要條件。這些條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類的人權的保障才能最終實現。

然而，《人權》在口頭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現實社會中一直是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色列有狂轟爛炸的人權》《加沙人隻有逃跑積死亡的權利》。《強權國入侵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