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同

道德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同

 

 

 

中國古人提倡仁愛，是以仁愛為形態的道德行為。在社會的層麵，與仁愛相關的道德行為更多地表現為對他人的同情、關懷。泛而言之就是要個人做到：樂善好施、利人助人、尊老愛幼，等等，便可視為體現仁愛的道德行為。

這一類行為無疑也包含個人的某種行善努力以及身心的付出，但從利害關係上看，仁愛行為的特點在於不涉及對捐者個人的重大影響或劇烈的衝突變化，即自身不受傷害為原則，或從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捐建希望學校、救助受災群眾等善行中，捐者盡管在身心、經濟等方麵也需要出力，但這種出力或付出並不對捐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經濟狀況產生根本的影響。從而，在捐者個人行為的選擇和落實過程中，無需麵臨重大或劇烈的思想衝突。就是說：“我們有義務對所有人提供我們能夠提供的、所付出犧牲或努力相對較小的服務”。這裏所說的“付出犧牲或努力相對較小”，與不涉及利害關係方麵的劇烈衝突或對抗具有相通性即萬萬不可傷到捐助者或幫助者或救助者自身的生命和利益。

在個人逃生和救助他人的不同選擇背後，個人總是麵臨著利與害的重大衝突：維護自我的生命，還是履行對他人的道德責任？救助他人其特點在於通過助人利人、先公後私、敬老慈幼等善舉，展現對人的正麵價值關切。

從家庭之中的盡孝，到社會之中的尊長，從一旦他人需要，便伸出援助之手，到發生災情時，立即以不同方式踴躍救災，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為善的行為。與仁愛形態的行為一樣，為善通常也不涉及重大或劇烈的利害衝突：盡管為善的行為亦需個人作出多方麵的付出，但其生命存在或其他根本利益，並不因此而受到實質的影響。

相對於此，止惡以製止他人行惡或作惡為特點，它以否定的方式，顯現了行為的道德性質。一般而言，為善過程以使人受益為指向，因此很少會感受到來自作用對象的阻力。然而，止惡旨在製止作惡者的惡行，其行為與作惡者的目的、利益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在危害他人的目的難以實現或不正當的利益受到觸犯的情況下，作惡者常常視止惡者為其實施惡行的障礙，必欲以不同方式，包括極端凶殘的手段消除這種障礙，由此，止惡者容易受到各種形式的傷害，其生命也可能麵臨威脅。從製止偷盜或搶劫，到製止暴力傷人或殺人，止惡者往往為此付出各種代價，甚而失去生命，通常所說的見義勇為，便屬於這一類行為。以利害關係上的重大或劇烈衝突為背景，止惡的自我犧牲性質從一個方麵突顯了克己和舍己行為的道德性質。

這裏可以對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一主張後來被概括為親親互隱和大義滅親這兩種行為作一考察。就直接的含義而言，親親互隱意味著基於親情，對親人的過失或劣行加以掩飾或隱匿。關於其中所涉及的法律意義，往往存在著不同理解，對此，這裏可以暫時懸而不議。從道德層麵看，這一類行為蘊含著對親情以及親情關係中相關對象的關切和肯定，其中更多地體現了親情關係中的為善趨向。與之相對，大義滅親雖然也涉及親情關係，但它更多地從對抗、衝突的層麵展現了行為的道德性質。如果說，親親互隱可以視為仁愛或為善行為在親情關係中的體現，那麽，大義滅親則更多地表現為止惡之行在親情關係中的引申。後者常常麵臨內在情感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可以看作是行為者所涉利害衝突的獨特形態，作為道德領域的具體行為，大義滅親總是需要應對更多衝突。

為善止惡主要關乎行為主體與他人的互動，就行為者自身而言，問題則涉及擴善或充善與去惡或控惡的關係。這裏所說的擴善或充善，主要與自我相關。這一過程主要便表現為自我德性的涵養和提升。德性的升華既表現為人格境界的轉化，也體現或落實於日常的道德行為。比較而言，去惡或控惡主要展現為負麵或有害之行的戒除或摒棄，吸毒、嗜賭等等，便屬於需要加以戒除的負麵之行。相對於偷盜、搶劫等惡行，上述有害之行更多地體現於行為者自身，所謂去惡或控惡，也不同於製止外在的惡行，而更多地與抑製自身的有害之行相關。

作為道德行為的仁愛或為善以助人利人、實現正麵價值意義為取向，這一過程固然並不影響行為者的根本利益，從而有別於犧牲自身利益意義上的見義勇為，但在成人之美、合人之需的行善過程中，也需要克服自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等精神取向：在他人需要幫助時，盡管助人也許隻是舉手之勞，並不會對行為者帶來嚴重的損害，但相關的個體也可以采取視而不見或袖手旁觀的態度。唯有克服了這一類道德冷漠和道德麻木，以仁愛或為善為特點的行為才可能發生。

與之相反而相成，見義勇為、止惡固然需要應對利害關係上的重大衝突，行為者甚至可能犧牲自己，然而，在舍己而行的過程中，對他人或社會的關切以及與人為善的意向，往往也滲入其中。

事實上，仁愛與見義勇為的區分，主要以倫理學上分析地說為前提，從現實的道德形態看，二者同時呈現交錯融合的一麵。以孝行而言，一方麵，孝表現為對父母的敬重、關切，其中體現了廣義的仁愛精神；另一方麵，孝不同於自發、本能的行為，需要克服個體的自利趨向，並付出多方麵的努力，後者包含著克己的見義勇為內在要求。在這裏，仁愛與見義勇為彼此關聯，構成了道德行為的相關方麵。

進而言之，在道德行為的實際展開中，仁愛之維與克己的麵向往往相互過渡和轉換，其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日常交往中，尊老敬老體現了重要的道德關切，與之相關，在老人遇到困難時施以援手，看到老人不慎倒地而加以攙扶，便實際地體現了以上關切，這一類行為同時內含仁愛為善的性質。

然而，在社會風氣呈現不良趨向時，常常會出現如下現象：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在受人之助後，不僅不予感謝，反而借機誣陷，以謀取不義的賠償。因此，在攙扶倒地老人可能被訛詐為肇事者的特定條件下，本來是仁愛性的行為，便同時具有了克己的性質：麵對可能的誣陷，伸出援助之手同時需要具有在利益上自我犧牲的道德勇氣。

與之相近的是另一種救助人的行為形式。生活中可能出現如下情景：某一個體在夏日的小河邊散步，突然看到有兒童落水，便立即下水相救。如果這條小河水流平緩而水淺，其深僅及成人之胸，而該個體遊水技能又很好，那麽，他的救人之舉便屬於仁愛或為善的行為，因為在此背景下，河水雖然會危及兒童的生命，但對成人並不構成威脅，行為者也相應地無需麵臨生與死的衝突和選擇。

然而，在山洪暴發、洪水洶湧而來之時，發現有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掙紮，情況便發生了重要變化：此時若下水救助，救人者本身很可能被洪水衝走，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依然躍入水中，那麽，這種救助行為已具有另一重性質：相對於河邊救人的仁愛之舉，麵對洪水的威脅和生死的考驗毅然救人，無疑應列入見義勇為之域。

在此，同為下水救人，前者以仁愛、為善為內在特點，後者則呈現克己與舍己的形態，而當同一個體不僅能夠河邊救人，而且勇於在洪水中施救之時，從仁愛之舉向克己行為的轉換便成為現實的過程。

當然，就其蘊含的相異取向而言，仁愛和克己無疑體現了道德行為的不同規定或維度。以仁愛、為善、關懷為表現形態，道德行為主要展現了內在的人道品格：將人視為仁愛、關懷的對象，其前提是肯定凡人皆有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更多地突顯了道德的崇高性。這一意義上的克己以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為前提。所謂克己，首先表現為克服或揚棄人自身存在的這種限度。此所謂有限，既表現為人的生命綿延的非恒久性，也在於人的存在規定的限度性。

從生命延續看，人固有一死，作為行為者的個體，終將走向生命的終點，人的這種有限性，既規定了個體存在的一次性和不可重複性、不可替代性，也賦予生命存在以獨特的價值內涵，在麵臨生死抉擇的重大時刻，這種價值內涵進一步以嚴峻的形式突顯出來。舍己救人、舍生取義等行為的道德意義，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加以理解：它在表現為對個體生命自我舍棄的同時，也使個體的存在超越自身限度而獲得了永恒或不朽的意義，而道德的崇高性則由此得到了具體的展現。

人的有限性同時也體現於行為者自身規定的獨特性和限度性：作為具體的個體，行為者既有其特定的需要和滿足這種需要的欲求，也有自身特定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價值需求和價值追求的獨特性不僅表現為價值追求的差異性，而且也從一個角度折射了個體存在的限度性：每一個體都具有屬於他的價值需求和價值追求。

當個體的這種需要、欲求、價值取向在一定的情景中與助人、救災、止惡等行為選擇發生衝突時，克己便在將他人或公共之利放在更為優先地位的同時，又通過抑製個體特定的價值需求或價值追求而使自身行為不再受這種需要和欲求的限定，由此克服了個體在價值層麵的限度。在這裏，克己作為道德行為的具體形態所內含的崇高性，也從另一個方麵得到了體現。

可以看到，道德行為具有人道性與崇高性雙重品格，在以仁愛為取向的行為與表現為克己的行為中，道德行為的以上二重品格得到了具體的展現。仁愛和克己在分別體現道德行為的人道性與崇高性的同時，又彼此關聯，後者進一步表明了人道之維與崇高之維在道德行為中的相關性。

人類的道德理想是曆史發展的產物和現實社會關係的反映。在原始社會裏，道德意識中並沒有自覺表達的道德理想。

從奴隸製時代開始，由於實際的道德和應有的道德狀況經常處於矛盾狀態，道德理想便作為一種自覺表達的願望包含在一定社會或階級的道德意識中。

各個時代、各個階級的道德理想都同當時社會的現實需要或現實矛盾密切相關，它往往既是一定社會或階級激勵人們在道德品質和社會道德關係方麵所追求的目標，又是一定社會或階級反對異已勢力和現存不合理現象的手段。

它以當時社會或階級的基本道德要求為其內容。道德理想能不能成為人們熱忱向往和執著追求的目標，能不能激勵人們改善個人道德品質和現實道德關係，最終要看它是否正確反映了現實社會關係發展的趨勢，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

曆史上的道德理想從其階級屬性上看，主要有兩種對立的基本類型:一種是剝削階級的道德理想，如中國古代儒家關於“聖人”和“天下大同”，道家關於“真人”和“無為而治”，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至善”或“幸福”的人和自由、平等、博愛等社會的道德理想。這一類型的道德理想，雖然也對當時的人們起著程度不同的感召和激勵作用，其中有的還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其總的傾向是粉飾剝削者的人格特征，漠視和掩蓋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和道德衝突。

與此相對立的是反映勞動人民要求和願望的道德理想，如中國古代墨家關於“兼愛”、“非攻”、“尚賢”，農民起義中的“均貧富、等貴賤”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領袖洪秀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以及19世紀初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熱愛勞動、積極進取、彼此友愛、關心社會公共利益等道德理想。這一類型的道德理想著重於鞭撻剝削者的偽善，憧憬人與人之間絕對平等，但卻往往帶有空想的性質。

共產主義道德理想以忠誠共產主義事業、自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等作為根本內容。它批判繼承曆史上所有進步道德理想中的積極因素，正確概括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深刻反映當代社會關係發展的必然趨勢，有著堅實的實踐基礎和成為現實的客觀可能性。共產主義道德理想對於增強人們履行各種道德義務的責任感，提高人們道德品質修養的自覺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鼓舞作用。

[yongbing1993]

造謠說謊巔倒黑白何來道德可言








走資派右派對毛澤東時代造謠說謊巔倒黑白何來道德可言，這是當今中國被搞得最混亂，製造謠言最多，髒水汙水潑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包括所謂回到毛澤東時代，都是被妖魔化最嚴重的問題。中國走資派右派最無恥下流的地方，就是把回歸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汙蔑為是要回到過去時代。由於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汽車取代了自行車，高速列車取代了蒸汽機車，電視機取代了礦石收音機，平板電腦取代了圓珠筆等，社會不可能也沒有人主張要回到以前那個時代。隻有中國這些人類曆史上最下流最髒髒的極右人渣，才能編造出如此下流的妖魔化罪名。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雖然有人強烈反對，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指責文藝複興運動是要回到古希臘的奴隸時代。這主要是由中國知識精英的下流品質決定的。中國知識精英的下三濫手段是把社會矛盾推向極端的一個重要催化劑。

雖然人類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鬥爭是永久的，但是在每個曆史階段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形式是不同的，今天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時代的向往，以及衝破一切思想枷鎖向毛澤東思想的堅決回歸，就是當今中國人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一種形式。人民大眾在理論上的弱勢，使人民大眾采取了直接跨越任何理論的天才方法，就是采用偶像化和神聖化的方法，用一個生動形象的精神符號，來概括和表達自己的意誌和願望，以及對真善美的所有追求和夢想。在西方國家，這個精神符號就是耶穌，在中國，就是毛澤東。隻是毛澤東比之耶穌更加偉大的地方，或者說中國老百姓崇拜毛澤東比之西方國家崇拜耶穌更加具有現實性的地方，在於耶穌（包括釋迦摩尼等）隻是告訴了人民存在幸福彼岸，卻沒有告訴人民怎樣到達幸福彼岸，而毛澤東不僅告訴了人民幸福彼岸在哪裏，還告訴了人民怎樣到達幸福彼岸。這就是當今中國再次掀起毛澤東熱，人民冒死崇拜毛澤東的根本原因。

說白了，人民崇拜毛澤東時代，是因為那是一個讓人民大眾十分開心的時代，是一個男人不會下崗、女人不會為娼、生病不會自殺、死後不會無處下葬的時代，是人類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勞動光榮的時代。當然，那又是一個讓帝國主義和精英集團很不開心的時代，用那些文化精英的話說就是：“那個時代太他媽的黑暗了，連玩個娘兒們都不行”。對於中國絕大多數精英來講，改革開放最大的好處，就是隨便玩娘兒們的時代到來了，如同他們所炫耀的那樣：“白天想吃啥就吃啥，晚上想×誰就×誰”。他們以此為中心所形成的種種惡行，把當今中國變成了人類曆史上最肮髒的地方，把中華民族變成了當今世界最肮髒的民族，甚至完全超過了宗教對末法時代的最極端想象。雖然中國知識精英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肮髒的地方，但是中國人民仍然是向往神聖和追求崇高的偉大人民，不甘心在肮髒腐臭的生活中走向死亡，希望用毛澤東思想把我們這個民族重新清洗幹淨，把中國大地再次變成“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聖潔地方，幹幹淨淨地去迎接東方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今天人民大眾要求回歸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回歸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代表了人民大眾最根本的利益和願望，代表了社會主義社會曆史發展的方向。概括起來就是：

一是回複社會主義的理想，重建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要讓人們生活在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社會主義大集體環境中。

二是要廢除走資派唯金錢價值觀和單純追求感官享受的低等動物的幸福標準，把人從低等生物的感官追求中解放出來，恢複生命的精神現象本質，讓幸福成為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心靈享受。

三是恢複人的主體地位，人不是權利的奴隸，也不是資本的奴隸，更不是創造GDP的工具，人是社會的主體，是經濟的主體，這裏的人，是包括每一個底層老百姓在內的人民大眾，而不僅僅是那些有本事的有權有錢的人。

四是建立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大眾政治製度，目前網絡社會已經自發地形成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眾民主潮流，讓大眾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

五是建立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學上、人人有醫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養老”的社會主義富裕製度，當今走資派特色中國的生產力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完全能夠滿足13億人的“五有生活”。當今西方發達國家所有家庭都在消費中國商品，這些商品用來滿足本國人民需要，完全富富有餘。

六是創造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環境，無論是國家中各級走資派政權，還是各大小資本家的公司集團都不是人民的上帝，所謂的精英階級更是一個道德底下的社會群體，都沒有權利為這個全體人民來製訂什麽價值，強製推行何種價值的做法，恰恰是當今世界最專製的流氓做法，當今中國唯一的選擇，就是再次建立社會主義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自由時代。

無論誰對文化大革命持有什麽態度，誰都不得不承認，在結束四十多年之後，文化大革命又回來了。文化大革命又回來了的根本標誌，就是在國內，文革再次成為人們政治生活中議論的主題。曾經怕文革的這群人還是在怕文革再回來。在國外，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升級版——大眾民主革命已經遍及全球。

包括當今中國否定文革最堅決的人都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認：文革的悲劇還會重演。那些維護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的一般右翼人士，則更是把文革掛在嘴邊，把文革當作是他們妖魔化政治對手最常用的罪名。

總之，文革複活了，在社會各個層麵各個政治集團中，全麵複活了，如同《紅色娘子軍》中所唱的那樣，“打不死的吳瓊花我還活在人間”。並且還不僅僅是在中國複活了，而且是在世界範圍內複活了，99%反對1%的大眾民主革命，就是21世紀的文化大革命。

至於文化大革命複活的原因，絕不像改革教普世派所宣稱的那樣，是對文革錯誤沒有清除幹淨的結果，是對文革餘孽沒有斬草除根的結果，是對毛澤東沒有徹底否定的結果，而是貪官汙吏、不法奸商、無良學者組成的精英鐵三角對人民大眾敲骨吸髓、肆意掠奪的結果，是全球一體化、虛擬化和網絡化發展的結果。

全球一體化發展要求形成和諧共生的統一價值觀，並形成了實行統一價值觀的世界基礎；網絡通訊要求實行四大自由為核心的大眾民主，並形成了實行大眾民主的物質條件；虛擬經濟要求社會大眾共同占有社會財富，並形成了共同占有財富的經濟形式；當今科技和經濟所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更是具備了實行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所有這一切，都與現代精英統治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要求代之以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大眾政治製度，而由精英政治製度向大眾政治製度轉變的唯一途徑，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就是當今世界文化大革命全麵複興的根本原因。文革中經常說一句話，就是文化大革命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拉開了人類曆史的嶄新篇章。現在看來，當時這個判斷極其準確，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文化大革命，那麽這個“劃時代，新篇章”，就是最為準確的概括。

文化大革命的確是是人類曆史上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包括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在內，都無法與之相比較。

一方麵，就社會變革的形式而言，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人類曆史上數千年的暴力革命時代，開辟了街頭革命的嶄新時代。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半個世紀過去了，世界各地發生過無數次社會變革和新舊製度的交替，所有這些社會變革的形式，幾乎無一不是文化大革命所創造的街頭革命（外來侵略除外）形式。這是文化大革命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最偉大的貢獻，是不斷進步的人類文明，在社會製度交替和社會革命方麵的曆史反映和偉大應用。特別是站在能夠輕而易舉毀滅整個地球的軍事技術角度來觀察，就會更加感到，街頭革命取代數千年的暴力革命，其意義簡直如同開天辟地那樣偉大。

另一方麵，就社會變革的內容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人民大眾反對精英集團的鬥爭，以往曆史上的革命都是一個精英集團代替另一個精英集團的鬥爭，包括十月革命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最終仍然是紅色精英取代白色精英的鬥爭，而文化大革命則是要廢除一切精英統治，包括紅色精英統治，以大眾政治製度取代精英統治製度，這就是毛主席繼續革命的根本含義。

正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才同時得罪了所有精英，包括紅色精英和白色精英，雖然這兩類精英之間彼此鬥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是在仇恨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卻不分彼此，完全一致。可以說，仇恨文化大革命，是當今國內外、黨內外、體製內外所有精英集團唯一沒有實質分歧的共同特征，因而這也必將成為全世界99%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共同鬥爭的唯一政治大旗。

可以說，能夠把當今世界各地大眾民主革命統一起來的政治旗幟隻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紅色大潮極端恐懼、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根本原因。

四十多年以來，中國精英階級再次掀起了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浪潮，但是此時此刻動手徹底清除“文革影響”已經晚了，已經不可能了。如果說，曆時30多年的全麵妖魔化——這種妖魔化甚至滲透到了胎教階段——都沒有能夠把“文革影響”清除幹淨的話，那麽，在當今世界文化大革命已經風起雲湧的曆史條件下，企圖逆曆史潮流而動，再次掀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99%民眾呼聲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已經根本不可能了。曆史的列車馬上就要到站，那些哭天搶地要清除“文革影響”的人，很快就要下車了。

曆史支配現實，現實詮釋曆史。今天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大眾民主革命，讓人們第一次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含義。人類社會不幸的最深刻根源，在於文化而不是製度，製度包括經濟製度在內，都不過是一定曆史階段文化的結晶，或者說是文化的沉澱形式。隻有進行最深刻領域的文化革命，才有希望從根本上改變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的社會條件。

蘇聯社會主義公有製蛻變為官僚集團占有製的悲劇，特別是七十年代末在中國經濟製度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上千萬造反派被鎮壓，數百萬造反派被投入監獄，隨後把公有製強製改變為私有製的曆史悲劇，都證明了僅僅改變生產資料所有製是遠遠不夠的，生產資料所有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而不是決定階級命運的根源。

人類社會付出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垮台和中國墮落為動物世界的沉重代價，才獲得了這個極其寶貴的曆史經驗。

所以，21世紀波及全球的大眾民主革命，沒有繼續重複以往隻是要求改變社會製度的革命悲劇，沒有再提出改變社會製度的傳統要求，而是要改變99%與1%之間的遊戲規則，改變決定這種遊戲規則的價值觀和倫理法則。

這是21世紀人民大眾反抗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新的鬥爭形式，鬥爭的焦點就是99%人民大眾的“造反有理”，還是1%精英集團的“壓迫有理”，鬥爭的層麵已不再是以往經濟製度的社會表麵，而是更深刻的文化領域。

相反，隻有包藏禍心的極端右翼勢力和主張左右合流的極“左”勢力，才把鬥爭矛頭對準社會製度，繼續用所謂製度問題忽悠人們，為美國肢解中國的戰略服務。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今天反對文革的人群已經發生了很大分化，許多人不再是反對文革本身，而是反對文化革命這種方式，反對文革方式的目的，在於主張和煽動武革方式，因為隻有武革方式才能使中國陷入大動蕩，才有機會肢解中國，甚至把中華民族徹底滅絕。

當初，中國官僚集團破壞文革的主要方式，就是挑起武鬥，把文革變成武革，造成“打倒一切”和“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借機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

隻是由於毛主席在世，他們的陰謀沒有全麵得逞，對人民群眾造反的極端仇恨沒有完全發泄出來，這才有了文革後一係列暴力鎮壓事件，以及專門針對老百姓的保安製度、特警製度、武警製度、富人司法特權製度等一係列暴力鎮壓製度。

由此也可以看出，製度不是精英作惡的根源，而是精英作惡的結果。所以，21世紀掀起的世界大眾民主革命，提出的不再是打倒製度，而是打倒精英，以99%的大眾政治取代1%的精英統治。

最後談談文革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命運的影響。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地回答這個問題，可以說，文革已經成為絞殺中國共產黨的一條政治絞索，已經成為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

本來，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拯救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20世紀末社會主義垮台大潮中幸免於難。

但如今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己經不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了，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執政權，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了。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道德








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的道德，呈現出強調集體主義、無私奉獻和階級鬥爭，塑造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理想，以及“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追求。

兩彈一星，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核潛艇等世界一流的技術都是文革時候成功的。文革後，所謂的“科學的春天”，以及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偉大的專家，教授們”竟然沒有多少世界一流的東西出來，除了抄襲，賺錢，很難找出有獨立創新的東西，真讓人遺憾。

誰在文革中創造出了這麽多世界一流的技術？顯然僅靠工人農民是不可能的，文革中從事文藝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受到了嚴重的衝擊，這是事實。但是從事自然科學尤其是尖端技術的知識分子並不是非常嚴重。

革命性創新與在創新的基礎上改良的概念。南京長江大橋的成功建造，使幾千年來的天塹變成了通途。是長江上第一座由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梁，這是當時中國曆史上最長的橋。竣工時間1968年。作為一個當時在近代曆史上受盡列強嘲笑，欺壓的中國人，為之自豪，有什麽奇怪嗎？麥克阿瑟認為中國人隻能是廚子，洗衣匠。我們以實際行動給了他一個耳光，難道不值得高興嗎？後來許多的長江大橋並沒有多少這種意義，也就不那麽引人注目了。

至於嫦娥工程，其實在第一次衛星上天後就開始了研究，並完成了動物的運載與回收試驗。所有的神州飛船設計與零部件製造的公司研究機構，無一不是文革期間或之前建立的。他們對這段曆史有著深刻的印象與表述。反而是改革開放，因為需要為經濟建設為中心讓路，有所擱置。僅僅比大飛機項目幸運沒有徹底下馬。

至於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應該是五千年來中國人的最大問題，曆史上有明確的記載。 如1960 年的大饑荒。但要看到曆史上比那次大的饑荒比比皆是，包括國民黨時代。而60年的大饑荒後來對此進行了迅速的糾正。要知道農村今天仍在使用毛澤東時代的水利工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並未進行多少水利工程的投資。

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原始積累。 當時的計劃經濟工農業剪刀差，使之成為可能。工人的收入也固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國家掙取的利潤，用於投資更多的工廠。 可以說中國現代人的祖輩父輩那幾代人是一輩子吃了幾輩子的苦，來支撐起了一個新中國有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大國的，而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是靠出賣鴉片和屠殺掠奪本地的土著民族強行獲得發展。

新中國解放初期當時農業種子技術較差，民國末期沒有高產的雜交水稻技術。尤其是農業上使用的化肥產量及其供應不足。農業每畝的單產是比較低的。毛澤東時代就從新中國成立之後，著手開始研究農業種子技術，試驗雜交水稻技術，從國外進口化肥生產廠等設備。當時大部分投資集中在重工業，以及完整的工業體係等工業建設上。

農業人民公社的體製被走資派一刀切的強行解散了之後。但是走資派派鄧小平的包產到戶的領頭羊：安徽小崗村，改革開放幾十年後一貧如洗。就充分說明走資派從五六十年代想搞包產到戶就是在搞破壞農村人民公社的農業生產，幸好有毛澤東堅持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但是無論如何毛澤東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時間內，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第六工業大國。期間經曆了幾次對外戰爭，最後到毛澤東逝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國既無一分內債也無一分外債。他們那一代人是十分了不起的。想過度否定毛澤東時代就需要有足夠的數據支持，並能合理的解釋這些數據，才能讓人信服。如今的走資派特色政府中的抄襲風盛行，短期效益，快速發財爭先富一切向錢看正在嚴重的侵蝕著中國的各行各業尤其是高等院校。十分令人擔憂。

美國華裔拿了諾貝爾獎的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 等等 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將永遠銘記在中華民旅的英雄史冊上。文革並沒有對他們造成很大的衝擊而是得到了巨大的支持，才能在文革期間取得了趕超世界一流的技術成就。如原子彈氫彈導彈的試射成功。這也恰恰證明了文革對從事自然科學，尤其是尖端技術的知識分子們受到的衝擊並不是非常嚴重的觀點。文革中受批判的知識分子本身是走資派，右派分子，反共分子，反社分子和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以及封建迷信的大師巫婆們。而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也有所謂的新生活運動的“黃金十年”，卻沒有取得如此的成就，確實值得人們深思。

錢學森等知識分子們的功勞應該歸結到整個中華民族頭上，他們包括毛澤東等第一代許多優秀共產黨員，為建立新中國犧牲的幾千萬將士以及活下來參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將士們，以及在各行各業的建設者，幾代的工人階級，幾億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亦或稱之為貪下中農們，都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英雄！

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中國自己培養的研究人員，也不是“名牌”大學畢業，卻讓整個世界為之自豪。於敏，複旦大學畢業，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核物理研究人員。氫彈理論的主要設計者。中國核物理學界泰鬥。連鄧稼先都對他異常佩服。人工合成胰島素小組，全部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科研人員。等等。

中國近代史充滿了失敗，挫折，流血，屈辱。每一個中國人都會為之痛苦！無數先輩包括孫中山先生，毛澤東等等，無不為拯救中華民族而奮鬥。雖然道路方法不同，人們都應該跨越意識形態去尊重他們，對他們所出現的失敗，挫折，失誤甚至罪惡，都應客觀基於數據進行分析。情緒化解決不了問題。英國，美國，法國等對他們的民族英雄都非常尊重，即使有些他們的英雄對其他民族來說，可能是罪犯，劊子手。但在中國卻有人對中華民旅的英雄吹毛求刺，求全責備，甚至汙蔑，汙水相向。對背叛民族的漢奸平反唱讚歌，真讓人難以理解。

一個真正愛國的人，應該像錢學森，鄧稼先他們一樣，在祖國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不要去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即使每一個人的能力達不到他們一樣，但至少每個人可以說個人為這個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屹立與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讓自己的子孫以自己的民族為自豪而不要老想著出國定居。讓世界各個民族對自己羨慕，嫉妒吧。

中國近代史起始於鴉片戰爭，因為禁止列強對國人販賣毒品被打敗，從此被迫開始了屈辱的曆史。一代一代的有誌之士為了拯救中華民族，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拚搏探索，戊戌變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成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防修反修進行文化大革命，多少代中國人在前仆後繼，救亡圖存。最終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統一成立了新中國之後，終於才讓中華民族重新盎然屹立於世界民族民族之林。

德國近代以來一直是列強，是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之一。發動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為了爭奪殖民地的劃分。一次大戰戰勝國對德國的過於苛刻的條件，為二次大戰埋下了禍根。而中國雖為戰勝國之一，卻再一次受到了屈辱，導致了五四運動。希特勒二戰中的日耳曼民族種族優秀論，以及對猶太民族的種族屠殺，瘋狂侵略掠奪其他國家，造成了他是一個惡魔的定義。請問中國近代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有過侵略，屠殺過其他國家和人民嗎？

把中國的救亡圖存史比作德國的侵略擴張史，把中國一代代的有誌之士和先烈比作希特勒。這就不僅僅是無知了，而是對他們的侮辱！侮辱自己祖先的家夥卻真是不可理喻，滑天下之大稽！俗話說：狗不嫌家貧。中國需要的是中肯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侮辱！

最後，文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運動，其起因，過程，結束都有待於專著基於事實與數據客觀詳細研究。現在匆忙下結論為時尚早尤其是許多參與者，利益相關者走資派中國特色黨尚在控製著中國的黨政軍的大局，許多關於走資派們的資料尚未公開解密。

文革前，大躍進，浮誇風，放衛星等當時的具體施政者正是走資派劉少奇與鄧小平包括周恩來，毛澤東那是已退居二線主要進行理論研究和調查黃河之害的打算。這從當時的報紙照片可以發現。當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自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無奈又返回工作。

新中國建國後，國家體製照搬蘇聯，中國共產黨內的官員在生活上許多高級別領導人迅速腐化墮落，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在沒有外部有力監督的情況下，很快就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逝世後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裏直至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權的實際情況正在驗證這一點。

在特裏爾的《毛澤東傳》曾經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自己建立的這個怪胎越來越不喜歡...，因為現實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參加的中國革命的理想有了較大的差距，而毛澤東以前共同為建立新中國浴血戰鬥的戰友們，在革命成功之後要當大官了，住大房子了，出門坐轎車了，又不願意與毛澤東一起繼續革命了，當時七十三高齡的毛澤東不惜與以前的戰友們決裂，尋找新的盟友革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戰友們的命了。當時文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支持情況可以從毛澤東臨時去世前的終結中可以看出。

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同華國鋒等人進行重要談話。

毛澤東對華國鋒及當時也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推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實現了對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除沒有解放的島嶼，全國實現了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的社會主義製度。

第二件事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的在於發動群眾教育幹部，也提高人民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認識。要所有人明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僅要消滅傳統的所有製生產關係，還要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一切舊的傳統觀念、習慣實行徹底決裂。還要要建立一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服務的思想、文化、習慣、機構。防止出現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遺憾的是不僅“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更有一些人妄圖趁機撈取權力、地位，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就嚴重的幹擾、破壞了這次運動。

好在廣泛開展了群眾性的“鬥私批修”，人民對私心、修正主義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認識，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的鍛煉。

而文革中有許多人受到了殘酷的打擊，但這下麵官員中報複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彭德懷在任國防部長時，粟裕劉伯承就挨過他的整，並且平日對人過於嚴苛，被打倒後，他的下屬曾在批鬥會上扇他的耳光，並說你也有今天啊！

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在劉的指示下主持過“四清”與“社教”運動，許多人也被殘酷打擊。這開了第一領導人夫人幹政的先例。當然像鄧穎超這樣的元老除外。蒯大富，聶元梓當時差點上吊自殺。

賀龍的夫人薛明曾在延安整風中揭發葉群是國民黨特務，整得葉群死去活來，並且後來賀龍也曾當麵指責過林彪不與其劃清界限。

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從他的敵人那邊可窺全豹之一斑：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毛永遠是為了理想戰鬥到最後一刻得戰士。尼克鬆，基辛格，田中角榮，甚至克林頓，都有過評價。

對毛澤東以及文革有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但絕不能數典忘祖汙蔑中國人民的奮鬥史。

[yongbing1993]

共產黨被認為最有紀律最有道德







一百個人中有十個人反對我們，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中，不過隻有二億七千萬人反對我們。而有二十四億三千萬人是擁護我們的，或者是不反華的，或者是暫時被敵人欺騙對我們表示懷疑的。

這後一種情況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發生的情形一樣，國民黨製造謠言，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多數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懷疑。

曾幾何時，真相大白，共產黨被人們認為最有紀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適合人民願望的路線和政策，而國民黨則是一個最壞的黨。在我們六億五千萬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過百分之十，即是說，不過六千五百萬人而已。而五億八千五百萬人則都是擁護我們的，或者是暫時懷疑的。

《關於反華問題》

作者：毛澤東

時間：1960.03.23

附件請同誌們一看，這是我國在巴基斯坦開設展覽會的一件材料。所謂大反華，究竟是一些什麽人，有多少呢？不過是一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一些國家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以上三類人，估計總共隻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過占百分之十。

假定說一百個人中有十個人反對我們，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中，不過隻有二億七千萬人反對我們。而有二十四億三千萬人是擁護我們的，或者是不反華的，或者是暫時被敵人欺騙對我們表示懷疑的。

這後一種情況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發生的情形一樣，國民黨製造謠言，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多數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懷疑。

曾幾何時，真相大白，共產黨被人們認為最有紀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適合人民願望的路線和政策，而國民黨則是一個最壞的黨。在我們六億五千萬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過百分之十，即是說，不過六千五百萬人而已。而五億八千五百萬人則都是擁護我們的，或者是暫時懷疑的。

巴基斯坦的情況，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真正反華的，不過是一小撮人。

在新德裏展覽的各國農業館，在所謂大反華空氣中展出，到中國館參觀的人民群眾達三百五十萬人之多，超過任何國家的農業館。

我勸同誌們，對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國家的反動分子、半反動分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半修正主義分子，對於所有這三類分子，要有分析。

第一，他們人數極少。

第二，他們反華，損傷不了我們一根毫毛。

第三，他們反華，可以激發我們全黨全民團結起來，樹立雄心壯誌，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西方國家。

第四，他們勢必搬起石頭打到他們自己的腳上，即是說，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麵前，暴露了他們自己的醜惡麵目。

所以他們反華，對於我們說來，是好事，不是壞事，證明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證明了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

對於他們說來，是壞事，不是好事，是他們的不祥之兆。

蔣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黴了，一九四六年全麵大進攻，隻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

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

現在的外國人反華，不過空口罵我們幾句，並沒有動手打。假如他們要動手打我們的話，也一定逃不脫蔣介石、希特勒、東條英機的結局。

請同誌們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壞人或半壞人，他們不是反華，而是擁華、親華，稱讚我們，給我們說好話，那將置我們於何地呢？我們豈不成了背叛馬列主義，背叛人民的修正主義者嗎？

還有一層，各國壞人、半壞人反華，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這個題目也不能永遠借來反華，因為他們虧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們的話，每天反下去，他們越站不住腳。

美國和我們的仇結得大一點，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華，也有間歇性。

其原因也是因為無理由地天天大反，聽眾感覺討厭，市場縮小，隻好收場，過一個時期另有新題可借，再來掀動反華。

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將來會有較大的間歇性，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麽樣。

例如說，我們全黨全民真正團結一致，我們的主要的生產項目的總產量和按人口平均的產量，接近或超過他們了，這種較大的間歇性就會到來，即是說這會迫使美國人同我們建交，並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則他們就會被孤立。

我們有蘇聯的先例可資借鑒。

在過去幾十年中，凡是反蘇的都沒有好結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裝進攻蘇聯，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希特勒的猖狂進攻，其失敗也最慘。

因此，我勸同誌們利用巴基斯坦這件材料，想一想我們的任務，想一想我們的工作，想通這個所謂大反華問題的性質和意義，作出充分的精神準備，準備著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長期地但是間歇性地反對我們。

所謂長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會有整整二十世紀的後四十年。

如果給我們四十年時間的話，那時候世界情形將起大變化，那百分之十的壞人或半壞人的多數或大多數很有可能被他們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國則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噸鋼，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糧食和飼料，多數人民有大學的文化程度，那時人們的政治覺悟水平和理論水平將提到比現在高得多，整個社會很有可能在那時候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總之，一切問題的中心在於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