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孔孟之徒製造了大量的謊言

《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刊載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

兩千一百多年前，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初步統一的封建國家，這就是秦始皇領導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然而，這樣一個頗有新興階級革命朝氣的王朝，在統一中國之後不久就滅亡了。

這樣一個曆史現象是怎樣發生的?

曆代的孔孟之徒，在這個問題上製造了大量的謊言。他們把秦王朝滅亡的原因，統統歸罪於秦始皇，歸罪於秦始皇的法家路線。

這全然是對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變和秦始皇法家路線的中斷

“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在我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王朝建立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複辟反複辟的激烈鬥爭。

統一以後，這種鬥爭並沒有結束。奴隸主階級複辟勢力采取種種手段，進行拚死的掙紮。他們有的在朝廷和宴會上公開跳出來鼓吹分封製，反對郡縣製;有的“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大造反革命輿論，詆毀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有的更名改姓，潛伏下來，伺機變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陣，進行卑鄙的暗殺活動。混在秦政權內部的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趙高，就是複辟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趙高本是趙國舊貴族的後代。在當時的社會大變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趙高本人也做了宦官，“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騙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這個家夥懷著滿肚子沒落奴隸主階級對新興地主階級專政的仇恨，采用韜晦之計潛伏在秦王朝內部，表麵上裝作擁護秦始皇，當上了秦始皇寵愛的小兒子胡亥的法律教師，“得幸於胡亥”，並且竊取了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的職務，篡奪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權力。秦始皇出巡的時候，他竟成為身邊隨行的幾個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東方，當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廣宗一帶)，突然死亡。趙高看見篡奪大權、改變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時機已到，立即跳出來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政變。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裏的車馬衛隊和用來傳達朝廷命令、征調軍隊的“符璽”大權，扣壓了秦始皇臨終給公子扶蘇的信件，煽動和誘騙胡亥，威脅和拉攏李斯，偽造秦始皇的遺詔，逼死太子扶蘇，禁閉並害死堅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為秦二世。

趙高用反動的孔孟之道作為發動政變的思想武器。他引證儒家經典，說什麽，曆史上有的奪權政變，“孔子著之”，“不為不忠”，“不為不孝”;今天發動政變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對胡亥說，始皇臨死前沒有分封諸子，不搞政變你就會“無尺寸之地”。他對李斯說，秦的丞相功臣沒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殺身死，而發動政 變擁立“慈仁篤厚”、“盡禮敬士”的胡亥，就會“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幾年之後，趙高如此明目張膽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謂“仁” 和“禮”，宣揚分封諸侯，這充分暴露了他複古倒退的反動儒家立場。在這個關鍵時刻，身居要職的丞相李斯，本來有可能搞掉趙高，粉碎複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卻受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本質所製約，為了維護個人的名利地位，妥協動搖，鑄成大錯。李斯在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和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方麵是有過重要貢獻的，但也犯過嚴重錯誤。他在趙高發動反革命政變這個緊要關頭，出於私心，向反革命勢力退讓、屈服，就是重大汙點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變後，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趙高手中的一個傀儡皇帝。“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趙高獨攬了大權，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展開全麵的反撲。他推行了一條“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反動政治路線。這些所謂“餘民”，所謂“賤者”、“貧者”和“遠者”，決不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而是那 些被新興地主階級的革命和專政打翻在地的沒落奴隸主貴族。這條路線，完全是孔老二、呂不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克己複禮”的反動路線的繼續。在 組織路線上，趙高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親信，網羅死黨，讓他的女婿閻樂當上了首都鹹陽令，他的弟弟趙成當上了郎中令。同時“更為法律”，篡改了以堅決鎮壓奴隸主反動勢力為重要內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執政的時候關押的罪犯放出監獄。另一方麵，則向秦始皇的法家領導集團進行血腥的階級報複。儒家搞複辟倒退，從來是殺人不眨眼的，極其殘暴狠毒的。趙高煽動秦二世“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殺害了蒙恬、蒙毅、去疾、馮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個公子、公主。牽連受害者不計其數。最後，連李斯也沒有被趙高放過，終於“腰斬鹹陽市”，並“夷三族”。對各郡縣地方官，也大規模地進行了清洗和殺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終於又殺害了秦二世，並且公然提出恢複分封製。

趙高篡權以後，還大大加重了對廣大勞動人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時候，恢複了奴隸製時代的“人殉”，“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甚至還把許多修墳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盡閉工匠臧者，無複出者”。這種慘絕人寰的殘暴行為，是曆史的倒退。他們恢複了阿房宮的修建，並征調五萬人為屯衛，“令教射狗馬禽獸”。“賦斂愈重，戍徭無已”。結果，京師的糧食草秣都嚴重不足，又從全國各地征調大量糧草入都。秦始皇的時候，為了發展封建農業經濟，對從事農業勞動的比較貧苦的農民(當時叫“閭左”)，規定的服勞役、兵役的時間是比較短的;趙高篡權後，就大規模地“發閭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負擔直接加在貧苦農民的頭上。種種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貧苦農民重新淪落為奴隸。他們還采用殘暴的刑罰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

這些情況說明，在沙丘反革命政變之後，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已經中斷，而被趙高代之以複辟的儒家路線。 趙高複辟集團雖然沒有來得及在全國範圍內改變封建的政治、經濟製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統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奴隸主複辟勢力和廣大勞動 人民的矛盾、沒落奴隸主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的矛盾。在趙高篡權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發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很快就推翻了趙 高、胡亥的反動統治。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趙高篡權是秦朝滅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駁“法家亡秦”論

秦王朝迅速滅亡到底是不是“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推行了法家路線的結果?這是曆史上儒法論爭十分激烈的一個問題。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這個題目攻擊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線。叛徒、賣國賊林彪也學著他們的腔調，寫了“論秦”三條，對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極盡誹謗誣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說：秦朝的迅速滅亡，是由於秦始皇“窮兵黷武”，“內平六國”，“北卻強胡”。林彪也攻擊秦始皇“輕啟戰端”。

毛主席指出：“曆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秦始皇所進行的戰 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關東六國的諸侯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一種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匈奴。這兩種戰爭，前者結束了封建諸侯割據的局麵，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後者反擊了北方落後的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保衛了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衛了中原廣大地區先進的封建經濟、文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兩種戰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消滅諸侯割據局麵所用的“兵”，抗擊匈奴奴隸主侵襲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內平六國”，“北卻強胡”，不但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興盛的兩個重要條件。隻有那些在社會製度上主張倒退，在侵略者麵前主張投降的儒家無恥之徒，才會對此進行喪心病狂的攻擊。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比起春秋、戰國幾百年的任何時候，戰爭都大大減少了。春秋時期的二百四十年間，僅在魯史上有記載的，列國間的戰爭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大，次數頻繁。其中很多是非正義的割據混戰，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西漢的賈誼說：“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罷〔pí 音皮〕敝。今秦南麵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⑧。這段話，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統一前後的實際情況，也是對儒家惡毒攻擊的一個駁斥。

孔孟之徒的反動宣傳說，秦王朝的迅速滅亡，是由於秦始皇“賦斂無度”。林彪也跟在他們屁股後麵，攻擊秦始皇“苛賦稅”。這是儒家反秦的老調。西漢的反動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開河，胡說什麽：秦時“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後代孔孟之徒攻擊秦始皇所引據的經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賦稅徭役，便開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嚇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個“古”，果然是那麽“輕徭薄賦”麽?完全是無恥的偽造!

在奴隸製度下，哪有什麽徭役、賦稅製度可言!那時候，千百萬奴隸戴著沉重的枷鎖被束縛在“井田”上從事艱苦的勞動，甚至被活活殺害作為“人殉”和“人犧”，他們連自己的身體都屬於奴隸主所有，和牲畜一樣，沒有做人的權利，隻是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他們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手工產品，全部屬於奴隸主。封建製代替奴隸製，是曆史上的一次大進步。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廢井田，開阡陌，實行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隸的勞動力，吸引了關東六國的很多勞動人民跑到秦國去，這就說明在秦國的封建製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隸製殘餘的關東六國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統一中國後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頒布“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從法律上承認了由奴隸逐漸變為農民的人們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秦始皇獎勵發展封建農業經濟的政策促進下，生產有所發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當然，秦朝是地主階級專政的王朝，秦朝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是殘酷的;但比之奴隸製度下奴隸的生活已經有了改善。這個曆史事實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負擔是重還是不重，還要看當時社會生產發展的水平。秦統一中國之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斷鞏固封建土地所有製，獎勵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大興水利工程，修馳道，通水路，統一幣製，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等等，這些都有利於生產的發展。秦朝人民負擔雖然不輕，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間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並未激化到大規模外部對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的生產有了發展。

秦統一前的封建諸侯割據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雖然基本上已經建立了封建製的生產關係，但是生產的發展仍然受到諸侯割據局麵的嚴重阻礙，人民的實際負擔在社會產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時候，小國除了要維持自己的軍隊、國家機關和滿足統治階級的窮奢極欲以外，還常常要向大國奉獻十分苛重的貢賦，這些負擔全部落在小國人民的頭上。即使是象戰國七雄那樣的大國，也常常征發大部分青壯年農民出征打仗，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少了，人民負擔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諸侯割據時期的這些情況來，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人民負擔，相對地說是減輕了的，又哪裏有幾十倍苛重的問題呢?在秦始皇執政時期，為了鼓勵發展農業，規定貧苦農民(即“閭左”)每年隻服勞役一個月，一生隻做“正卒”一年，“戍邊”一年。何況，秦統一後人民的負擔中，有些是為了抵禦匈奴奴隸主的侵擾。

麵對匈奴奴隸主的侵擾，是抵抗還是不抵抗?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抵抗，人民當然要有較多一些的負擔。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勢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難。為抵抗匈奴奴隸主的侵襲而動員人力物力，這怎麽能和諸侯割據混戰時期的情況相提並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