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

[yongbing1993]

毛主席逝世工人階級成弱勢人群





毛主席的遺願：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中國革命走了一條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先是遵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工人工作，發動工人運動，但這條道路並不順暢，由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殊性，重點工作改為發動農民和進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後回過頭再次強調依靠工人階級，高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依靠力量是誰？毫無疑問，還是工人階級。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達高潮。

走資派時代，《毛主席逝世工人階級成弱勢人群》。中國的工人階級一夜回到舊中國。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有著深刻的理論與曆史依據。》

1968年8月，《紅旗》1968年第2期發表了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毛澤東對此文加了批語並加寫的一段話：“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澤東年譜》第六卷，187頁）

這段批語有非常明確的現實針對性。

一方麵，是針對蒯大富一類富有革命激情但帶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革命知識分子來說的。1968年初，北大、清華都發生了武鬥事件，而以清華尤甚。清華武鬥中死亡18人，受傷1100人，致殘30多人，經濟損失1000萬。革命小將們將派性利益置於階級利益之上，讓毛主席十分震怒。

另一方麵，是針對明裏暗裏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那些人講的。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接見五大領袖談到，“四一四必勝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爭取他們中間群眾，包括領袖中一些人。周泉纓的主要觀點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說蒯大富隻能把權交給四一四。”“清華414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周泉纓是“四一四”的理論家，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靠不住，必須依靠他們那樣的“知識階級革命派”。

大浪淘沙，曆史會檢驗很多東西。改革開放後，四一四派的周泉纓、沈如槐、汲鵬先後加入了胡德平與鄧樸方的東湖公司與康華公司，投入“官倒”的懷抱。而據周泉纓回憶，胡德平與鄧樸方並不否定414，胡德平說，在清華414問題上，鄧樸方的觀點是與他一致的，他們都認為414在文革的那一種極度困難的曆史條件下，能夠堅決和有效對抗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周泉纓：胡德平與鄧樸方不否定清華文革414，http://blog.tianya.cn/m/post.jsp?postId=110703866）

“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這是他們的核心觀點。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坐天下，也能夠坐天下，這是原則性的問題。

而當代的人們解讀毛澤東派駐工宣隊進校，一般理解為針對蒯大富，這是不全麵的，是一葉障目。毛主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無產階級要打天下、坐天下，四一四派的人認為打天下的坐不了天下，而蒯大富一類的小資產階級以為天下是自己打的，要自己坐天下，不懂得階級的天下和個人或派別天下的區別。

隨著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句話就越講越空，至今完全不提了。

今天，中國工人有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巨大數量，有著先進的馬列毛主義的理論遺產，有著光榮的鬥爭傳統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但是，由於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處於嚴重的雇傭化、貧困化、無權化、分散化的狀態（工運前輩劉實語）。

歸根結底，是鬥爭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相背離。這毫不奇怪，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的，這是根本的規律。然而，無產階級運動的發生、發展，卻有著相對的獨立性，有著能動的品質。階級鬥爭如逆水行舟，資產階級的“水”逆曆史潮流而動，無產階級的舟須臾不可懈怠。就像近五百年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封建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都是幾十年一個輪回一樣，十月革命以後的資產階級是逆水而行，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也往往是幾十年一個輪回。如果說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某些時期，兩大階級有過短暫的“同舟共濟”期，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之後，溫情脈脈的麵紗撕去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空間。無產階級的劃舟人，如有先進理論的指導，又有階級組織的手段，則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仍能成就偉業。相反，劃舟者對資產階級的水性不熟，或路線不明，或劃舟技巧太差，就算舟已足夠強大，則仍有翻船或退行的可能。前者，如中共早期領導的工運，二三百萬的產業工人，相對四億人口的大國，可以忽略不計，卻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驚天巨浪，後者，如改革年代的工人階級，盡管有了上億的規模，有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的文革的訓練，由於對黨內資產階級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對西方資本主義有著粉色的幻想，複辟的慘劇仍然發生了。

客觀條件是需要我們下大工夫研究的，以使得我們的工作盡量符合實際，盡管有些條件不以人意誌為轉移。主觀努力是我們可以親身踐行的，主觀的努力本身就可以化為客觀條件，所謂“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馬列毛主義者從來不將主觀努力當成純粹的精神方麵。相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最理解、最重視精神的作用，毛主席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死。

毛主席說的“唯心”，就是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精神與客觀世界之間，加入了“人”這個能動的中介，絕不是資產階級庸人們所說的“唯意誌論”。將無產階級當作物質武器，馬、列、毛是一以貫之的。資產階級很“唯物”，信仰拜物教，然而他們這個“唯物”是低級的、庸俗的，他們不懂得人的運動、社會的運動、階級的運動是物質的高級運動形態。

今天，不存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政治條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不是一句空話、一句套話，是毛主席和所有共產黨人為之奮鬥不息、身體力行的一句話。也是我們今天的行動指南，否則，我們的一切奮鬥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之一，他的革命實踐活動主要是從工人運動開始的。他在長沙第一師範辦過工人夜校，他曾爭取和改組湖南勞工會，使之走上革命工會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礦，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建立了我們黨的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安源路礦支部和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他自述這段經曆時說：教過兩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他在做工人運動的這兩年期間，領導湖南地區工人罷工十次，隻失敗過一次，大部分取得了勝利。尤其是在安源，1.7萬路礦工人罷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抗戰勝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貫的高瞻遠矚在為黨的“七大”所作的結論中說：“農民運動，我們比較會搞，工人運動就比較生疏了。我們黨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再到工人運動。過去我們是從工人運動起家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比如內戰時期，抗戰時期都是搞農民運動，將來我們要再轉到搞工人運動，搞大工業，搞正規軍隊等。這就是我們的預見。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

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毛主席又發揮他偉大的預見性，在黨內很多同誌還在向往即將到來的全國勝利時，發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重要號召。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塗的同誌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塗的同誌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毛主席強調指出，我們必須批判這種糊塗思想。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麵。”

新中國成立後，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還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階級，是要階級鬥爭還是搞階級合作，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革命方向與劉少奇的資本主義傾向之爭，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文革爆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鑒於紅衛兵小將的局限性，學生、知識分子無法再將革命向前推進，毛主席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開天辟地頭一遭，工人階級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國工人走入曆史上最輝煌的時刻。

毛主席逝世後，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階級失去了他們的導師，階級力量對比頓時失衡。資本主義複辟了。工人們淪為雇傭奴隸，先是政治權利的喪失，緊接著是經濟地位的下降。工人階級慢慢回想起主席的教導，備感親切，備覺透徹。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努力克服我們自身的下意識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我們身處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有意無意間，不可避免要沾染很多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當我們要融入無產階級鬥爭的洪流時，這些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的工作，腐蝕我們的靈魂。於是我們通常自嘲我們是小資產階級，就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暫且偷安了。可是，階級鬥爭無時不刻不在發生、發展，我們能休息，鬥爭卻不會停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善於引導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特別是“左派”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是我們批評的對象，批評即是團結的手段。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有兩種發展的可能，引導的辦法不是融入其中，更不是跟隨其後。小資產階級群眾有自己的夢想，即所謂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是事實。引導的辦法，第一，是在適當的時候打碎其幻想，幻想不打碎不行，打碎得太快也不行，散布幻想更不行。第二，讓其感受工人階級的力量，讓其認識到，明君、清官、俠客都不能達到解放自己的目的，唯有依靠最有前途的階級。有破有立，方能做引導工作。

我們紀念毛主席，是因為懷念他、熱愛他，更是要踐行他的主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最深刻教誨之一，我們每一個自稱毛澤東的信徒，自稱的馬列毛主義者，如果忘卻了這個教誨，那就意味著背叛。雄關漫道真如鐵，如今邁步從頭越，工人階級勝利的曙光，我們已經看到了。主席離開我們44年了，千萬個毛澤東卻正在迅速成長，我們腳下這片沃土，不缺生長毛澤東的條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沿著主席指引的道路，我們腳踏實地前進，勝利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工會是工人自己選舉產生





1949年以後，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曆屆工會幹部都是黨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所以一旦文革中黨對社會的控製力量減弱，工人便馬上拋開工會，自己組織造反隊。但1968年以後，黨的權威重又恢複，所有的造反派組織被解散，再經過“清隊”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這樣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卻始終守住自己的組織，在整合自己內部力量方麵，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發起“康平路武鬥”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對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上海工人赤衛隊”，旋即馬上宣布歡迎赤衛隊員加入造反隊。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絕大多數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勢力在上海從此不複以組織形式對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將被擊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門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義重新聚合成組織，重又成為對抗造反派的強勁勢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顯然大大降低了對付反對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發動“砸聯司”，一舉掃除造反派內部的反對勢力。從此，以王洪文為首的 “工總司”成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1967年底， “工總司”，召開“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會”，其實就是“工總司”一家的大會，成功地將自己的組織體係全盤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總司”的名稱。而在1968年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總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稱為“上海市工代會”。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國各地那樣重起爐灶式的召開。1973年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原“工總司”的骨幹成員全部成為總工會的領導成員，各級基層也都是原來的造反派擔任工會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組織體係。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終有著可以作為依托的組織平台；而作為文革初期非常時期的群眾組織 “工總司”，演變為本應是官辦的總工會，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獲得在黨的權威恢複後的正常秩序中活動的合法資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與黨的關係。

共產黨執政後，對於工會與黨的關係有過多次爭議，每次都以試圖維護工會獨立的主體意識的工會幹部被批判調離或撤職而告終。各級工會幹部是由黨組織推派，還是由職工選舉，有過多次爭論。原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同黨的關係上的工團主義”，因為李立三反對由黨組織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選工會幹部，甚至提出“肅清委派製度”，主張工會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調離全總。李立三的後任賴若愚盡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會工作的固有本質還是使他將保護職工利益和權利作為基本任務，賴若愚同樣遭到批判和離開工會的命運。工會從此實際成為同級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必須無條件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沒有自主權。在工會幹部尤其是工會主席的任命方麵，名為由工人自己選舉，實際由黨決定。黨對工會幹部不滿隨時可以撤換；即使撤換、選舉或增補前與工會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會隻能服從。工會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勞動競賽，即動員工人多幹活，根本不敢再向黨和政府為職工爭取權益。

工會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動，1970年以後，工會活動又開始恢複。上海市總工會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裏，上海工人造反派視工會為自己的組織，不許他人幹涉過問。例如，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製定了審批局、區、縣工會的規定，提出對這一級工會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調動，必須經由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和批準。1970年左右上海機電二局和上海城建局黨委欲增加本單位工會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總工會商量，上海市總工會就公開聲稱不予承認，並要這兩個局的黨委檢討錯誤，向上海市總工會補辦手續。

上海市總工會在工會幹部的任命方麵有著較大的自主權。不但對工會幹部的任命，總工會還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幹部”的要求，進而對黨政幹部的任命也施加相當大的影響。

據文革中上海市總工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回憶，當時的市總工會主要通過這樣幾種方式施加影響：

其一是趁局、區、縣重建工會之際，由市總工會直接委派或製定人員擔任負責人；待局、區、縣黨委或革委會增補或調整領導成員時，便以工會輸送工人新幹部名義將這些人轉入黨政機構。市總工會這樣做，下麵的工會也層層仿效。許多工人造反派就是這樣先擔任工會幹部，然後再以工人幹部的名義“輸送”進黨政機構。

其二是強調黨政機構中必須充實工人幹部。市總工會認為哪一個局、區、縣的黨委或革委會裏沒有自己人，便以那裏沒有“文革中湧現的工人新幹部”為由，由市總工會派去幹部。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總工會副主任王秀珍規定：“總工會可以向各區、縣、局派幹部，不僅派工會幹部，也派黨政幹部。”主持上海市總工會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1973年前還未入黨，卻可以推薦、指派人員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組室或辦公室的核心，委派區黨委副書記，以及其他黨政成員。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義安排工人幹部。為此，王洪文一再強調工宣隊應由總工會負責管理。

其四是讓已經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會領導職務，擴大工會政治資源，提高工會辦事力度。王洪文從1967年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以後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間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秀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金祖敏、市工業交通辦公室負責人陳阿大，文革中都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市總工會規定：在組建工會領導班子時，必須將擔任黨政負責工作的工人新幹部安排工會職務，增強他們對工會的認同；凡被準備培養提拔擔任各級黨政幹部的工人新幹部必須先到工會“過渡”，即先擔任一段時間的工會幹部，培養對工會的感情，再去擔任黨政職務。靠著這樣的政治資源，工會得以在黨委中貫徹自己的主張。例如當“輸送幹部”等做法遭到黨政幹部抵製時，便由在市裏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領導的名義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靜安區、普陀區的負責人就是這樣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職的。

幹部的任命，從來由黨壟斷。這一狀況在文革中則被上海市總工會突破。總工會負責人葉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黨組織發展共產黨員和提拔幹部，要征求工會的意見。身兼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和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爭在二三年內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區、縣、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負責幹部）中占50％。上海市總工會從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擔任上海各局、區、縣以上機關（包括市委、市革委會各組、辦）領導職務 ；此外，幾次送往中央擔任領導幹部的工人幹部候選人，也都由市總工會首先提名。

雖然，“工會是幹部的學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寧提出，文革前黨的組織部門也經常從工會選拔幹部，但文革前工會的“輸送幹部”是被動的，即由黨的組織部門挑選，唯獨文革中的工會才有那麽強的自主意識，不是等待被挑選，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動輸送，甚至主動向中央和國務院輸送工人幹部。

文革前的工會依附於黨，處於黨的嚴密控製之下，工會工作必須聽命於同級黨組織。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通過以上辦法，不但形成了一個活躍於黨的係統之外的嚴密體係，而且還把勢力伸進了黨政係統，通過各級工會影響甚至控製各級黨政。這種現象是文革前所從未有過的。這種狀況，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張得以上下內外呼應。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黨的權力日益集中，黨的幹部大都兼任行政幹部的狀況使得“黨政合一”日趨嚴密。但在工會係統，工會幹部兼任黨的職務的狀況反而分割了黨的權威，削弱了黨對工會的控製。在這一意義上，尤其是在參與及影響上海各級黨政機構的政策方麵，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是1949年以後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工會在上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yongbing1993]

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後，毛澤東加寫“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毛澤東：刪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批注：“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毛澤東：“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

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

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

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毛澤東：“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

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

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

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澤東：“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

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

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修改部分

1968年8月22日，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姚文遠的文章《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姚文遠在送審報告中說：“根據您‘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寫了一篇評論，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

毛澤東當天審閱時，將文章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批示：“應確定《紅旗》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寫一篇評論。此文由你署名，在《紅旗》先發，然後由各報轉載並廣播。請向碰頭會宣讀一次，征求意見。”

對三次送審稿，毛澤東所作修改主要有：

（一）在文章第一段講到當前鬥批改的高潮處，於“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後，加寫“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二）在第二段，將完成鬥批改這個任務是一個中心環節，“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改為“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

（三）加寫第三段：“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四）對第四段，將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改為“僅僅是在工人階級這個唯一的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刪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批注：“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在這一段講舊北京市委“這個‘獨立王國’已被革命的風暴徹底摧毀了。它的階級鬥爭的曆史教訓，應為一切革命者所記取”之後，加寫一句：“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裏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

（五）改寫第五段（加寫和改寫的文字用粗體標明）：“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六）在第十段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工人階級當作‘自己’人……”這句話中的“一切”後麵，加寫“真正的而非口頭說說騙人的”。在這段話之後，加寫一段話：“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七）改寫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使工廠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八）在第十八段講“大批判和清理階級隊伍”使“黨員的政治狀況、組織狀況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後，加寫“並且吸收一批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參加黨組織，使黨增加新鮮血液”。

（九）加寫第十九段：“在工礦企業中的運動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業中，在黨、政機關中的運動，也大體是如此。”這篇文章發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yongbing1993]

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





工人們齊聲讚譽地說：“老嚴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是一個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勁，這就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本色！”

毛主席親自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嚴日升這位普普通通的煉鋼工人，以領導階級中的一個成員的姿態，勇敢地站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

在中國赫魯曉夫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他遵照毛主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教導，帶頭起來造了廠內走資派的反。

在走資派和一小撮階級敵人挑動群眾鬥群眾、妄圖破壞生產時，他和廣大革命群眾日夜守在廠裏，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產。

在全廠實現革命大聯合時，他又奔走於製氧站、食堂和各車間班組，積極宣傳和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進了全廠的革命大聯合。

《毛主席的工人，心比爐火紅》

今年二月，遼寧鋼廠一工段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中光榮誕生了！

歡慶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大會剛散，原革命群眾組織的一個負責人、老工人嚴日升懷裏揣著毛主席的書，樂嗬嗬地回到了生產崗位。他穿上工作服，拿起鋼釺，重新戰鬥在鋼花飛濺的鐵爐旁。

嚴師傅又當爐前工這件事，立刻傳遍全廠。工人們齊聲讚譽地說：“老嚴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是一個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勁，這就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本色！”

毛主席親自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嚴日升這位普普通通的煉鋼工人，以領導階級中的一個成員的姿態，勇敢地站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

在中國赫魯曉夫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他遵照毛主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教導，帶頭起來造了廠內走資派的反。

在走資派和一小撮階級敵人挑動群眾鬥群眾、妄圖破壞生產時，他和廣大革命群眾日夜守在廠裏，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產。

在全廠實現革命大聯合時，他又奔走於製氧站、食堂和各車間班組，積極宣傳和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進了全廠的革命大聯合。

今年年初，醞釀成立廠革命委員會的時候，一工段的工人們紛紛議論：“嚴師傅在文化大革命中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那裏艱苦他到那裏，那裏危險他出現在那裏，這回一定把老嚴選進革命委員會中。”

可是，嚴師傅卻絲毫沒有想到這些。他心裏想的是怎樣才能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廠革命委員會及早建立起來。臨選舉的前幾天，他所在的革命群眾組織中的一些人，聽說各派群眾組織選出對等人數的代表參加革命委員會，就想不通。

有的人跑來找嚴師傅提意見：咱們這個組織大方向一貫正確，二百多人才選一名代表，有的“戰鬥隊”隻有六個人，也選一名代表，不合理。一工段革命三結合的工作暫時頂了牛。

嚴師傅看到這種情景，心裏非常著急。這時，毛主席“革命委員會好”的教導響在他耳邊，他想，毛主席向我們揮手了，咱們工人階級就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道路往前闖。

嚴師傅站在無產階級黨性立場上，主動提議不要選自己，並且提議選老工人張師傅。他認為，張師傅是在舊社會受盡剝削、壓榨的老工人，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工廠的情況也比自己熟悉，選張師傅進入革命委員會比自己更合適。

當時，有的人想不通，嚴師傅就耐心地做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家一起逐字逐句地學習毛主席的教導：“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

嚴師傅還語重心長地和同誌們說：“我們工人階級跟著毛主席鬧革命，並不是為了弄上一官半職，搞個人的小山頭，而是為了革命，為了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爭席位、爭核心的事咱們工人階級最討厭，最反對，我們一輩子也不能幹！”工人們聽了都說嚴師傅說得對，是工人階級的心裏話。

就這樣，他所在的這個革命群眾組織的二百多名革命群眾，一致推選對方組織的負責人張師傅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一工段的革命委員會很快建立起來了。

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嚴師傅並不認為自己的責任減輕了，而是覺得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想：我們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當革委會的委員一樣要起到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要作出好樣子。

因此，他經常幫助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出主意、想辦法。張師傅在革命委員會工作積極、肯幹，獲得同誌們的好評。但是張師傅是水電焊工，對冶煉這一套不熟悉，在處理問題中有時覺得困難。嚴師傅知道後，就主動找張師傅談心。

兩人一起學習毛主席的教導，一起回憶廠內走資派迫害工人的種種罪行，兩人越說越親熱。嚴師傅說：“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應該領導一切，也能夠領導一切，你就放開手腳大膽幹吧！我們工人階級有一顆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張師傅聽了心裏熱呼呼的，勁頭更足了，工段上革命和生產一月比一月好。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每當鐵水出爐的時刻，嚴師傅總是手持鋼釺幹在最前麵，他望著奔流的鐵水，滿臉掛笑，飛濺的鋼花把他的笑臉映得更加通紅通紅。

“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嚴師傅是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千千萬萬工人中的普通一員。

沈炮宣

[yongbing1993]

文革中的教育改革是為工農兵的





毛澤東：“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我們，學校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才能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工人階級掌握了學校大權，這是一場大變革，是一個大革命。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階級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搗亂。

因此，今後的階級鬥爭會更加深刻、更加複雜。

工人階級必須管大學，也一定能管好大學。

駐上海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指戰員和紅衛兵小將座談紀要

東風浩蕩，喜訊頻傳。在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節節勝利的凱歌聲中，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又發出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剛剛進駐上海複旦大學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駐校的空軍部隊軍訓團，以及革命的紅衛兵小將，一遍又一遍地學習、領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姚文元同誌的重要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且舉行了座談。下麵是座談紀要：

工　人　階　級　必　須　管　大　學

複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常委、紅衛兵小將譚啟泰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指出了最正確的方向和道路。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我們，學校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才能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今天，毛主席親自派來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是我們複旦曆史上的轉折點。看見工人同誌來了，我們打心眼裏感到高興。我們決心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同工人、解放軍一道，徹底埋葬資產階級教育製度，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副政委唐金文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們聽了一遍又一遍，讀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和我們工人階級一個心眼啊！過去我也想進大學，也進過大學。是去讀書嗎？不是。在資產階級掌權的舊社會，我連飯都吃不上，怎麽能讀得起書呢！我過去是給那些戴眼鏡的洋學生、“少爺”撿球，掙幾個錢來維持生活。解放前，我們為什麽受苦受難？還不是因為沒有權！解放後，在中國赫魯曉夫的包庇下，一小撮壞蛋仍然控製著學校的領導大權，專我們的政。這一小撮壞家夥拚命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學校，妄圖把學校變成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前哨陣地，變成他們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的陣地。一句話，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叫我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們決不答應！我們必須把領導大學的權緊緊地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要叫大學的天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天，要讓大學的地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地，要讓大學的人變成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誓把複旦大學改造成一所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必須把被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

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老工人沈明興說：中國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散布種種反動謬論，說什麽“工人沒有知識”，“學校不同於工業部門”，等等，硬把領導學校的大權從我們手中奪去，交 給他的孝子賢孫，讓一群壞蛋專我們的政。毛主席發出最新指示，要我們工人階級“永遠領導學校”，要我們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曆史徹底顛倒過來，這是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的曆史使命，我們決不辜負毛主席的期望，一定把這個重擔挑好！

無產階級的學校，就是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隻能依靠無產階級自己來培養。關係到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教育領導大權，我們不管誰管？！難道還讓資產階級老爺們管嗎？不！絕對不能！

我們工人階級不但要管工廠、管機器，還要管學校、管教育，還要管全國、全世界，我們工人階級就是要管一切！

複旦大學學生、紅衛兵小將王世清說：我們是勞動人民出身的子弟，抱著學知識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決心，跨進了學校的大門。可是十幾年來，在學校聽到、看到、學到的東西，使我非常失望。在學校裏，找不到真正的老師，學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識。指導我們學習的是資產階級“權威老爺”，學習的是封、資、修的那一套腐朽沒落的破爛。今天工人階級跨進了複旦的大門，我心中非常激動。毛主席派來了工人階級，衝開了被資產階級統治的高等學府的深宅大院，莊嚴宣告工人階級應該領導學校，而且要永遠領導學校！從此，我們真正的老師永遠進了學校。過去我們做的是資產階級“權威老爺”的學生，今後我們要老老實實地一輩子做工人階級的小學生。

工人階級一定能管好大學

上海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副團長郭三珍說：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有了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有了一切。我們工人階級最忠於毛主席，心最紅，眼最亮。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有毛澤東思想給我們引路，我們什麽也不怕，什麽事情也難不倒我們！

當然，我知道，我們進大學後，會遇到困難，會有曲折，會有鬥爭。但是，隻要我們堅決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堅決依靠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師生員工，在解放軍戰士的支持與幫助下，我們一定能管好大學，一定能搞好教育革命。

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四連連長袁春華說：有人胡說什麽“工人沒有知識，不懂教育，管不了大學”。我說，不！大學有什麽了不起！擁有九百多萬平方公裏土地和七億人口的中國，我們工人階級都管得了，幾個大學有什麽管不了的！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和億萬勞動人民趕跑了霸占我國的外國侵略者，推翻了蔣家王朝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又摧毀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迷夢。實踐證明，真正不行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那些好擺臭架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毛主席教導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工廠就有這樣六個工人，他們都沒有進過什麽大學；可是，他們憑著一顆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紅心，在一無圖紙、二無資料、三無樣機的情況下，製造了生產上迫切需要的劃線機。當這部劃線機投入生產的時候，從外麵跑來兩名赫赫有名的所謂“權威”工程師。他們“依胡蘆畫瓢”，照著工人製造的劃線機繪製成圖，但是回去後卻一直造不出劃線機來。你看！兩個稱為“權威”的工程師，原來是兩個大草包和大飯桶！那些不相信工人能管好大學的人，咱們走著瞧吧！

空軍駐複旦大學軍訓團戰士何佩真說：工人階級心最紅，眼最亮，最仇恨一切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舊教育製度，最反對某些知識分子破壞國家財產、阻礙鬥、批、改的“打內戰”行動，最討厭言行不一的空談習氣和兩麵派作風。學校大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就能保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迅速落實，就能保證大學永遠是無產階級的天下。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指路明燈

上海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副團長郭三珍說：我們今天跨進了學校，掌握了領導大權。我們靠什麽來領導，靠什麽來完成鬥、批、改的曆史使命呢？最根本的就是靠毛澤東思想。我們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複旦後，就是要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突出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忘記狠抓兩個根本。第一要狠抓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首先要抓好自己的學習，隻有學好了，才能宣傳好。我們工人階級千帶頭、萬帶頭，首先要帶好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頭。對毛主席的每一個最新指示都要逐條逐句地認真學習，迅速貫徹落實，堅決反對“嘴上呱呱叫，行動不對號”的資產階級惡劣學風。第二要狠抓階級鬥爭不轉向。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抓不抓階級鬥爭，是工人階級能不能長期占領學校的關鍵。我們要狠狠打擊混進學校的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以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隻有這樣，工人階級在學校才能永遠紮下根，永遠領導好學校。我們還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不斷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隻要我們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永遠不忘工人階級的本色，就一定能夠在大學裏站得住，立得穩，就一定能夠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解放軍誓做工人的堅強後盾

空軍駐複旦大學軍訓團戰士鄭朝陽說：工人宣傳隊進駐大學是偉大的創舉，它標誌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時代永遠結束了，無產階級自己掌握教育大權的時代開始了。複旦大學過去是中國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重點學校，階級鬥爭一直很尖銳，很複雜。現在，工人階級掌握了學校大權，這是一場大變革，是一個大革命。“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階級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搗亂。因此，今後的階級鬥爭會更加深刻、更加複雜。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柱石。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在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長期留在學校，永遠領導學校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決站在工人階級一邊，堅決支持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一切革命行動，誓做他們的堅強後盾。我們要在實現教育革命的偉大戰鬥中，和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決不收兵！　（據新華社上海三十日電）

[yongbing1993]

刮起了一股複辟資本主義的妖風





毛主席：“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迅速傳遍鋼都，極大地鼓舞了鞍山廣大軍民。同鞍鋼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鬥爭多年的老工人錢連發，聽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心情無比激動，手捧紅色寶書，麵對著毛主席像不斷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錢連發這個一貫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的老工人，是鞍鋼第三煉鋼廠的鍛工。十年前，他看見控製鋼水流止的鋼水罐壓棒機常常控製不住鋼水，焊了鑄車、模子和運輸鐵道，一些技術“權威”眼看著卻沒辦法。一九五九年，錢連發串連了一些老工人，決心要摸一摸這個“老虎屁股”。

幾個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聽說工人們要搞技術革命，腦袋晃得象撥浪鼓一樣，壓根兒就不相信工人階級能搞出什麽名堂。

當錢連發和一些工人搞出技術革新方案時，那幾個光靠書本吃飯的技術“權威”連看都不看，就同黨內走資派串通一氣，對工人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把革新方案打入了冷宮。

一九六三年，帝、修、反掀起反華大合唱，中國赫魯曉夫和他們在各地的代理人也遙相呼應，刮起了一股複辟資本主義的妖風。

曆史的車輪不容倒轉，革命的烈火永遠不滅。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掌舵，幾隻嗡嗡叫的蒼蠅，絲毫阻擋不住工人階級前進的步伐。

就在這時候，錢連發和一些老工人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誠的無產階級感情，連續搞出四個革新方案。他們說：多煉一爐鋼，就是對帝、修、反的沉重打擊，也是對世界革命的有力支援！他們選定一個“外上塞頭”方案，報送有關部門，準備進行試驗。

被鞍鋼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捧上了天的幾個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擺出了一副資產階級老爺的架勢說：“老錢，你們的那個方案我們看了，可是我們查了二十多天資料，這個東西我們國家沒有，外國也沒有，根本不能進行試驗。”

錢連發反問道：“照你們的意思，我們得永遠跟著外國人屁股後麵爬行，不能超過他們啦？”

一個反動的技術“權威”陰險地說：“科學實驗不是開玩笑，你講講道理看？”

老錢理直氣壯地說：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隻要有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能創造一切！”

幾個反動技術“權威”被老錢說得啞口無言，灰溜溜地溜走了。

一九六五年，錢連發來到鋼鐵研究所。那個鞍鋼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望著圖紙，別有用心地說：“老錢，你是一個鍛工，搞這個東西幹什麽？”

老錢斬釘截鐵地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反動技術“權威”眨眨眼，好象不理解老錢的話，又問道：“你搞這個東西知道需要什麽材料？用什麽儀器測量？知道怎樣計算嗎？”

老錢一聽，心中的火不打一處來：“你們說的那一套，沒啥了不起的，我們都知道，但是，我們工人階級更知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為毛主席爭氣！”

大“權威”又威脅道：“我搞了幾年了，用電動機帶動都沒有成功，你的圖紙搞的還是用手開動，那能行嗎！”

老錢說：“沒有試驗，下不得斷言，反正我們有決心搞成功！”

工人階級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老錢他們在和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派激烈鬥爭中，克服重重困難，反複實驗，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績。

鋼水罐壓棒機迎著階級鬥爭的風雨就要誕生了。

聽說要試出第一爐鋼，鞍鋼那個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從大樓上晃蕩下來，遠遠地站在一旁準備看笑話。

錢連發這個有著豐富經驗的老工人，憑著一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誠的紅心，熟練地掌握著出鋼技術。

吊車剛把鋼罐吊到鋼錠模上方時，老錢轉動堵頭把手，沒費勁就把鋼罐口打開了，鋼水象一條火龍傾瀉下來，反動技術“權威”用電動機都不能打開鋼罐口的神話徹底破產了！

工人們的心象鋼花一樣盛開怒放，頓時群情振奮，歡聲雷動。革命職工的歡呼聲象炮彈一樣重重地打在一小撮反動技術“權威”的腦袋上，那個鞍鋼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象鬥敗了的公雞一樣，縮著脖子不敢吭聲了。

從小就給地主放豬扛活的錢連發，被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認為“什麽也不懂”的普通工人，在科學實驗的戰場上連打勝仗，捷報頻傳。

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高貴”人物卻在科學實驗道路上出盡洋相，連栽跟頭。正如我們偉大導師毛主席指出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鞍革新　向東兵